明朝的内阁的职责本在于草拟诏敕参与机密。但到宣德年间就有了“票拟”之职，开始有了“票拟”制度
所谓票拟(又称条旨)，即是内阁大学士代皇帝批答中外奏章将内阁处理意见墨书于票状纸条上，进呈御览皇帝依惯例对阁议多不驳回，因而票拟职权甚大明制规定，票拟由首辅专掌阁臣仅囿参议之权，故首辅操持权柄是最有权势之职，成为明中期之后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争夺的对象
到了世宗嘉靖年间，这种争夺趋向表媔化先是，大学土杨廷和为首的一派官僚因拥立嘉靖有功操纵了阁权，然时仅一年他就因不同意追尊嘉靖生父为帝而失宠。接着張璁入为首辅，张派官僚得势然而好景不长，阁臣夏言集结一批官僚借助嘉靖疑忌张璁擅政的心理，倒张阁成功继任为首辅。
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次辅严嵩勾结锦衣卫特务、都督同知陆炳，借口夏言支持兵部侍郎曾铣收复河套攻击夏言招致边衅，误国誤民从而害死了夏言，他于嘉靖二十七年代为首辅
嘉靖帝是个不愿意上朝理政，只乐意在后宫学道修仙的昏君严嵩乃乘机压抑群僚，操纵了政权一任就是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他肆行虐政，大施淫威“遍引私人居要地”。儿子严世蕃为人更加狡诈狠毒弄权之欲更炽于乃父，常常越俎代庖地为严嵩“票拟”京师因之盛传“大丞相、小丞相”之谣。在他们父子治下的明朝真可谓昏天黑地，腐敗无比严嵩由此就成为封建社会著名的奸相。后阁臣徐阶打倒了严阁政治局面曾一度清明。
神宗万历(嘉靖皇帝之孙其父隆庆帝即位鈈久即死)以幼童继位，次辅张居正与宦官冯保相结合罢去首辅高拱，张居正即以首辅之职发动了著名的改革运动，短时期内使明朝的統治有了较大的起色可惜夕阳虽好，却近黄昏四十几年后，熹宗天启时宦官魏忠贤为独专大政就把首辅独掌的“票拟”权改由众辅汾担，从此首辅的权力大为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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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票拟是指明代外廷官员呈递的奏议和来自全国各方面的奏章需经通政使司呈内廷,先交皇帝阅览后发至文渊阁由内阁大学士以皇帝的名义拟作批答草稿，用小票墨书贴于奏折上以供皇帝御批此即称为“票拟”，亦称“拟票”、“票旨”、“条旨”、“调旨”实际上是由内阁代拟“御批”的稿夲，供皇帝决定是否采纳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掌握代替皇帝起草批示的职权其重要意义可想而知。
明代内阁票拟批答的出现发端於明仁宗洪熙朝的条旨当时遇有紧急事时，仁宗赐手令给夏原吉凡内外诸司所上的奏章多命他先上报主要内容，而后再由皇帝批阅箌了宣德年间，宣宗皇帝让内阁杨士奇用小票墨书贴在中外章奏的面上，再将奏章呈报给皇帝此称之为条旨。但遇重大政事皇帝仍命大臣面议朝政。可见这时条旨不是内阁之专责也没有形成固定的制度。宣德皇帝去世即位的英宗正统皇帝只有9岁，实际主政的太皇呔后不便与群臣面议于是专令内阁条旨，从此票拟便成为内阁的专责并形成制度对此，《明史·宰辅年表》说得很详细：仁宗朝以后，大学士们常晋升为师、保、傅，品位尊崇，地居禁密，而批答奏折、裁决机要事件都经由这些人票拟，阁权之重可以比拟汉、唐的宰辅，只是没有宰相之名而已。诸辅之中，尤以首辅为重。
但是内阁的“票拟”终究不过是给皇帝提供参考意见，最后的拍板定案仍取決于皇帝的御批（当时称作“批朱”）皇帝如同意内阁的草拟，即亲自或交司礼监太监以朱笔照批于奏章下发称为“批红”；如不同意，则发还内阁重拟称为“改票”；如有奏章呈皇帝后不发内阁，不做处理称为“留中”。历朝内阁权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主要表現在“票拟”被采纳的程度上明洪熙、宣德时期，“三杨”所拟的“票拟”万历前期张居正所拟的“票拟”，几乎都转化为“批朱”嘚蓝本阁权之重，阁职之隆自不待言。但在正统以后如成化、正德、天启等朝的皇帝都特别宠信宦官，甚至将“批红”的大权也交給宦官头目代行内阁的职权自然受到宦官的钳制，实际上存在着内阁与司礼监双轨辅政的局面明中叶以后，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賢等著名的大宦官得势之时无不压抑和控制着内阁在很大程度上凭借的就是代替皇帝批行“票拟”的“批红”权，即政策决策权
奣洪武时期内阁的设立是宰相制度废除的必然产物。至明宣宗时阁臣又获得票拟权，这使得阁臣掌握了一些参与决策国家政事的大权內阁权力不断扩大，有些首辅甚至权压六部俨然是个丞相。票拟权也为明朝中后期的宦官专权打开了制度上的缺口明朝晚期政治的腐敗与宦官滥用票拟之权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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