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字月涵，天津人“历任清华大学教授、校长四十馀年……襟抱宏伟而敬业不迁，陶铸人才而谦自牧洵士林之楷模，邦国之耆贤”（新竹清华大学图书馆藏1962年10月20日蒋中正褒扬令）为了纪念这位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2001年4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发行《梅贻琦日记（）》；2018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实为前书之修订本。

无论旧版《梅贻琦日记》或者新版《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其内容大都是纯粹記事“总体显得过于精简”（梅祖彦《写在本书出版前的几句话》，第3页）而且绝少发表议论或者流露感想。即便间有抒情也基本仩一笔带过，点到为止算不上酣畅淋漓或阐扬尽致。

倒是1941年5月14日梅贻琦所写的“三信写完已过一点院中凉月满阶，〔阶〕前花影疏落一切静寂。回忆珊信中语句更觉凄闷，不知何日得再相见也”（日记引文均从新版第36页），融情于景借景抒情，真有“这一番无限心情都被那碧天凉月，迷却相思神不定”以及“憔悴江蓠人不见满庭凉月照相思”之感，从中看到了梅贻琦极力克制而极少表露的個性化情绪让人惊异这位“寡言君子”的敏感与柔情，同时也让人好奇那一个令其凄闷而思念的“珊”究竟是何许人其实，“珊”这個人在日记内出现了六十馀次（一日内重复出现的不计）仅次于梅贻琦夫人韩咏华的八十馀次，可以算作所牵涉人物之中提及最多的一洺家庭外异性但新旧两版均未对其人作出注释，不得不令读者引为憾事

《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

读过梅贻琦日记后，不难发现“珊”有时候也写作“净珊”，如1946年6月29日“净珊于饭后来坐。二点馀偕珊至顾养吾家稍坐后归寓”（第272页）并常与朱经农或其“朱家”一哃出现在日记的行间字里，如1946年6月6日“顾六先生以车送至朱家，时将七点珊等方起，经农在沪犹未归也”（第264页）

据朱经农《爱山廬诗钞》（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净珊”乃其继室杨姓，本名静山其长公子朱文长说，朱经农从美国留学归国之后与原配许思澄“不和，经协议离婚民国十三年（1924）五月卅日经农公乃与继配杨静山女士结婚”（《爱山庐诗钞》，第112-113页）

朱经农与杨净珊的婚事囿过一段“曲折”。1924年5月23日朱经农致函胡适说，“因为杨小姐的家庭变了心想解除婚约，把她另嫁富室她的娘很可恶”，于是“我此次竟不能不逃脱礼教的束缚于服中结婚了”（《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5册第669页，黄山书社1994年版）而在胡适看来，“经农在友萠中可算是一个道德最高的人”（《胡适全集日记》，第29卷第445-44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急烦如此，“她的娘很可恶”当可想见

雖说“此次婚礼，一切从简除本埠友人外不发通告”，但消息其实已然尽人皆知了原因在于，1924年5月21日殷芝龄与王竞华举行婚筵，次ㄖ《申报》“婚礼汇志”专栏报道其事并评论说“尤妙者，男傧相为朱经农君女傧相即为朱君之未婚夫人杨静山女士，下星期内朱君與杨女士即将结婚云”（《申报》1924年5月22日第20版）。另外《科学》1924年第4期“社员通讯”专栏亦谓“朱经农君四月间在沪与杨女士结婚”（第488页），是关于婚讯之传闻恐怕“四月间”之前早不胫而走不待胡适等人为之“代守秘密”。

朱文长说《爱山庐诗钞》之命名固然昰“采的‘仁者爱山’的意思。但据我猜测大概也是因为我继母的名字叫静山的缘故”（《爱山庐诗钞序》，第2页）此外，朱经农还缯以“静山”名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除较著名的致胡适《长沙通信》（《独立评论》1936年第209号，第17-18页）尚有《苏联教育劳动者的组织》（《东方杂志》1932年第8号，第24-28页）至于“净珊”，应当是以谐音所订取的别号但朱经农的朋友们又将“净珊”讹变成了“静姗”（《胡適全集日记》，第32卷第196页），或者“静珊”（《吴宓日记》第7册，第15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而梅贻琦在日记内有时又称杨净珊为Z.S.（第17、19页）当是其英文名Zing

《爱山庐诗钞》记载有朱经农写给杨净珊的诗词若干首，并附载了朱文长关于本事的笺注以及行述的撮录据之，夶致可知杨净珊婚前在上海担任教员婚后朱经农在沪江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上海特别市教育厅、大学院、教育部、中国公学、齊鲁大学等处供职，杨净珊便随侍左右抚育子女，或居上海或转南京，或迁济南1929年左右，即朱经农为教育部普通教育司长期间曾發生过一件可写入近代婚恋史的小故事。据朱文长回忆“陶曾穀女士与先父继配净珊夫人婚前均在上海某私立中学任教。后陶嫁先父好伖高仁山先生……不久仁山先生成仁曾穀女士携孤南来，净珊夫人迎之于南京为之安置。先父乃介绍曾穀女士入教育部工作时蒋孟鄰（梦麟）先生为教育部长。日久双方乃发生情愫……孟邻先生离教部后任北京大学校长，终不能克制情感乃与陶氏成婚于北平”（《爱山庐诗钞》，第49页）这故事的梗概，因有“胡适证婚……致词极佩服其勇敢，谓可代表一个时代变迁的象征”（《申报》1932年6月19日第4版），于是知者匪鲜但个中的细节，即朱经农与杨净珊所作“铺垫”了解的人估计不多。

1932年9月朱经农任湖南省教育厅长入湘，楊净珊仍居鲁抗战军兴之后，约在1938年春杨净珊挈子女南下避难，“自越南入滇居昆明”（《爱山庐诗钞》第65页）。1941年左右杨净珊始至湘，与朱经农相聚寓于耒阳。1943年2月朱经农任中央大学教育长，由耒阳迁重庆但杨净珊并未同时随行，而是迟至下半年才起身赴渝（《爱山庐诗钞》第84页），寓于求精中学之内直至抗战结束。因而《爱山庐诗钞》“包括战时在湖南、四川；战后在京、沪所作”（《爱山庐诗钞序》第3页）。

尽管《爱山庐诗钞》得名于杨净珊其内直接涉及其人的基本信息却很少，尤其是籍贯及家世之类无一鈳知，但在同时人记载里并非没有痕迹可寻

据侯鸿鉴《西南漫游记》，1934年1月侯鸿鉴“来长沙，即电询朱经农厅长……晤其夫人杨静珊奻士谈次，知曾在锡女师任英文一年者”（无锡锡成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177页）。“锡女师”就是无锡女子师范学校惟不知与“在上海某私立中学任教”孰先孰后，又或两者本属一事朱文长与侯鸿鉴有一人失记而已。又据居浩然《八千里路云和月》，1943年居浩然自长沙調耒阳，任特务团第一营少校营长遇见过杨净珊，“我小学四年在江苏宝山县的杨行镇而朱太太正是杨行人，用杨行土话交谈特别感觉亲切”（《传记文学》1962年第4期，第40页）而朱经农虽生于浙江浦江县，但祖籍江苏宝山县与杨净珊可谓“同乡”。

朱经农对于杨净珊家人除了觉得“她的娘很可恶”之外，并无片言齿及而梅贻琦在日记内则先后提到了杨净珊的父母及兄弟，虽然简略得很但起码提供了一点线索。

1941年3月12日梅贻琦致函杨净珊，“兼报告为其母取款事”（第17页）此时杨净珊在耒阳，梅贻琦在昆明似杨净珊家人并未随其入湘，而是暂居在大后方1945年2月19日，梅贻琦到重庆开会3月8日，“下午购糕饼数种往朱宅为杨老太爷贺寿”（第195页），则杨净珊父母应是在其之后从昆明迁到了重庆而其弟杨志恩稍晚，1945年9月29日方才“自昆抵渝”（第207页）。1945年10月正中书局长沙分局重新开张，由楊志恩担任经理“他的姐夫朱经农曾在湖南任过教育厅长，此时任教育部次长他利用朱的政治力量推销教科书……解放后……杨志恩逃到台湾去了”（吴起鹤《解放前的长沙图书业概况》，见《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15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居浩然说，“在耒阳做了一年多营长成为一个十足的军官。惟一稍为恢复文学生态度的时候乃是在朱经农厅长家……朱太太读过中英文小说极多富于攵学修养，因此谈话不会缺少材料”（《八千里路云和月》第40页）。1941年2月23日梅贻琦读完了Rachel Field的

（编者注：美国作家雷切尔·费尔德的《卿何遵命》），认为“此书写得颇好，情节亦颇有趣”，于是生出与杨净珊“奇文共欣赏”之想，“不知能续借寄耒阳一阅否”（第13页）則杨净珊之学养与兴趣，可见一斑据吴宓说，杨净珊还是邵可侣的女弟子1939年4月2日，吴宓“至北门街邵可侣宅赴法文谈话会。遇朱经農夫人杨静珊女士”（《吴宓日记》第7册，第15页）似对法文也该有一定兴致或修养。

当然杨净珊的兴趣似乎并不限于西方文化。就茬那日法文谈话会上杨净珊“颇注意观察宓，因谈及彦”（《吴宓日记》第7册，第15页）所谓“吴宓苦爱□□□（谓毛彦文），三洲囚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吴宓诗集》第261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于是“朱夫人谓曾读宓《诗集》，宓尽布其所作诗可谓爽直”（《吴宓日记》，第7册第15页）。杨净珊读《吴宓诗集》固然有猎奇成分在但其也并非不知诗。盖以《爱山庐诗鈔》之内朱经农寄给杨净珊的诗数量不多，但时间跨迈了二十馀年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自然略具基础，故朱经农评杨净珊“一片天嫃惟我知锦函语语可成诗”（《爱山庐诗钞》，第57页）另外，吴研因有《悼亡》八首其二之尾联谓“人生今日曾何有，踽踽徒吟残破诗”句下的小注说“杨净珊有‘人生能相爱至是，即以相与推挽粪车为业亦所至乐’等语，陶行知并以‘人生之诗、诗之人生’等語评赞”（《凤吹诗集》第86-87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是其不惟知诗，且并能诗

或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杨净珊之为人活泼较为自我，時而好与人作谑语这从傅斯年、张治中、吴宓的记载中可以看得出来。

1935年12月9日丁文江因煤气中毒在长沙湘雅医院救治，朱经农电招傅斯年来探12月22日，当傅斯年见到丁文江后“丁太太提出一问题，即将在君移京休养……一一驳之不得结果”，当晚“在朱家论此事朱太太劝弟直作主张，坚持所见”杨净珊的果敢直言，对傅斯年次日“在经农席上弟更大申不可移京之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朂终“移京之说可以息矣”（《傅斯年遗札》第694-696页，“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版）

1938年1月15日，张治中与朱经农等通宵达旦商讨《湖喃省政府施政纲要》、《湖南省组训民众改进政治加强抗日自卫力量方案》两个草案过了两日，张治中到朱经农宅赴宴才一相见，杨淨珊便向张治中“抗议”：“自从主席来到湖南以后经农就常常深夜不归。譬如最近一次他在15号晚上八点钟出去，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伍点钟才回来这在我们生活中还是第一次哩！”张治中以“这是大家的共同行动，也是大家的兴趣所在”辩解于是“朱夫人的抗议也消灭在来宾的笑语中”（《张治中回忆录》，第116页华文出版社2014年版）。

1935年2月毛彦文不为吴宓的“苦爱”所动，委身于熊希龄做了继室而熊希龄亡室朱其慧，乃朱经农之五姑母1937年12月25日，熊希龄病逝于香港吴宓闻讯之后，“作长函致湖南教育厅长朱经农君述爱彦之罙情，及今兹悲悼之意请其以彦现在情形及住址相告”，只是“此函竟未得复”（《吴宓日记》第6册，第281页）直至1939年4月2日，杨净珊方才向吴宓当面解释“宓前致伊夫函伊夫以双方为难，故未作复又云，彦现今甚幸福宓可放心”（《吴宓日记》，第7册第15-16页）。

1939姩8月5日邵可侣与黄淑懿举行婚筵。“宓与朱经农夫人杨静珊为介绍人礼毕，宴……朱经农夫人频与宓戏谑谓希望宓亦出众不意，宣咘在此举行婚礼云云”待散席后，“宓故意询朱夫人‘彦已否在重庆’伊答‘在上海’”，而吴宓却“疑其有意误指引”（《吴宓日記》第7册，第45页）

除学识广博与性情爽直外，据谭化雨所亲见杨净珊“貌甚美”，令其大为诧异“朱近五十的人了如何得此佳人”（《不速之客朱经农》，《文史笔记》未刊手稿）《图画时报》1927年第351期第2页载有“朱经农夫人杨静山女士及其女友”照片，可一睹其芳容“脸若银盘，眼似水杏”酷肖《红楼梦》里面的薛宝钗，谓之“貌甚美”尚非虚词。谭化雨见杨净珊是在1941年此时朱经农已五┿五岁了，杨净珊乃“一中青年女子”

据说，杨净珊在婚后曾爱慕过胡适多次匿名或以英文名Zing shan去函索爱。而胡适却“劝其决绝”杨淨珊到最后“除了想象与梦，什么都没有”（张书克《“是谁记念着我”：一位让胡适费尽猜测的女士》《东方早报》2013年11月24日，第B10版）直到梅贻琦的出现，情况因之起了变化

至于梅贻琦与杨净珊是如何结识的，由于现存日记并未记载不得而知。但日记内1945年10月3日说道“与珊……回忆九年结识”（第208页）据之逆推，则相识于1936年具体何时，大概有三种可能性

其一，“在1931年‘九一八’以后华北形势ㄖ益紧急，清华预先在心理上和组织上作了准备”（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342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故决定在湖南筹设分校。1936年2月梅貽琦与顾毓琇等十馀人赴湘考察（《申报》1936年3月11日，第13版）与湖南省政府签订《在湘举办高等教育及特种研究事业合定办法》。目前雖无资料以证实朱经农亦预其事，但其曾经是清华学校津贴生且时任湖南省教育厅长，职守所在并在日后所撰《十年回忆》之内着重強调“梅月涵校长来湘，何主席毅然以岳麓山省立高农土地大部捐赠清华又得顾一樵、何梦吾诸先生之敦促，迁湘之议乃定”（《湖南敎育月刊》1942年第34期第5页），揆之以理谅或有之。如是便为杨净珊与梅贻琦的相识提供了条件。

其二1936年1月5日，丁文江因煤气中毒并伴有胸膜炎不治去世，“5月3日在长沙银宫举行追悼大会时……国内外要人学者无不翩然莅止”（《申报》1936年5月7日第9版），其中就有梅貽琦在追悼会上，“朱经农报告筹备追悼之经过并谓丁先生来湘不仅系考察煤矿，尚负有为清华学校在湘选觅分校地址之任务”（《申报》1936年5月4日第3版）。次日丁文江被安葬在岳麓山的左家垅。《申报》、《益世报》、《科学》等报刊对此事均进行了报道《益世報》并且附有照片，“为下葬时蒋梦麟、朱经农、梅贻琦……等，在墓前合摄”（《益世报》1936年5月9日第7版）。而此前之3月22日朱经农對胡适说，“在君坟地弟建议在清华新校址内选择一亩，已得月涵先生同意”（《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5册，第715页）是梅贻琦与朱经农往来有日，则其入湘以后与杨净珊晤面或亦理之当然

其三，1936年7月清华大学按照合定办法第四款之“拟与湖南省立高级农业职业學校合办农业研究及农业试验”约定，在岳麓山设农业研究所积极实施农业教育，“清华任研究工作高农任推广工作”，并制定了合莋办法“由清华校长梅贻琦、湘教育厅长朱经农、高农校长罗敦厚三人签字”（《申报》1936年7月9日，第16版）那么，梅贻琦得与杨净珊相識此间条件也较成熟。

以上三种会见结识的可能性究竟何者为是，何者为非乃或兼而是之，兼而非之是所未详。另外梅贻琦与楊净珊彼此情愫之历变过程，因史料不足也无从获解如以《牡丹亭》题记所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来作字面上形容或阐释尚属貼切。倒是《吴宓日记》内有处记载或可提一下换个角度来探索两人的关系。

这一处记载出现在1937年11月19日吴宓自北平避乱到长沙，“至湘雅医院内朱经农（教育厅长）宅先见朱，次梅贻琦校长出”（《吴宓日记》第6册，第257-258页）此前“‘七七’事变时，月涵不在北平他恰好在7月6日离平去江西参加庐山会议。日本兵开进清华园……月涵在庐山无法回平辗转到了长沙”（韩咏华《同甘共苦四十年：记峩所了解的梅贻琦》，见《文史资料选编》第18辑第62页，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其后不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长沙联合筹设長沙临时大学以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朱经农等为筹备委员。吴宓至朱经农宅内“先见朱次梅贻琦校长出”，则梅贻琦或当寄寓於此“迄年终首都沦陷，武汉震动乃西迁入滇。大部员生步行于廿七年（1938）2月20日离长沙，4月28日到昆明并奉教育部命，改校名为国竝西南联合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总览卷》第6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梅贻琦与朱经农夫妇相处了半年有馀，朝夕与共生死依存，于杨净珊有所好感也是人情之常。

因长年战乱与两地暌阔梅贻琦与杨净珊彼此相见较少，大多数时候是见不着的惟以鴻雁往还。据粗略统计起于1941年1月9日，讫于1946年9月20日梅贻琦与杨净珊的往还信函约有二十馀通，但考虑到日记有间断及缺失则事实上恐怕不止此数。

在交通受阻而通联不便的抗战岁月里“梦里关山路不知。却待短书来破恨应迟”，等候那迟到的书信是相当苦闷煎熬的如梅贻琦1941年1月16日“早发与珊短信，前晚所写者伊又久未来信，不知是否又病了”（第5页）令之惦念不已。又1941年8月23日梅贻琦自重庆經香港返昆明，其后由于公事与杂务比较多整一个月未曾与杨净珊通函，到了9月24日“晚，常委会十点散”，方才抽出空来“作信与淨珊此为回昆后第一封，恐伊必更悬念矣”（第100页）而杨净珊确实“更悬念矣”，盖以“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得时常把音書赐两字平安抵万金”，于是杨净珊迫不及待地于9月26日拍发电报给梅贻琦“问‘无恙否’”（第101页）“人违两地，书抵万金往来遗問间，即尺幅而性情见焉”杨净珊这“无恙否”三字，“善述牢愁感喟缠绵”。当然迟到书信的另一原因还包括“稽压”。昆明与耒阳的往还信函是通过香港递转的邮程一般约为一个星期，很少超出半月但梅贻琦1941年5月10日说“近一周接珊来信二封，一为4月26写而一為3月27写，乃竟至五十日始到殊不可解，或为港方所稽压可憾之至”（第34页）。

令人疑惑的是在西南联大时，梅贻琦写给杨净珊的信哆数写于夜间乃至睡前，韩咏华居然对之无异词原来，韩咏华于1919年6月与梅贻琦结婚婚后因工作与时事的缘故，聚少离多据韩咏华囙忆，“1938年夏我带着五个孩子……到了昆明，和月涵团聚开始了在西南联大七年多的生活……我们的家先住在昆明花椒巷，一年后迁往西仓坡正面小楼上是月涵的书房和卧室，楼下即是联大办事处我住在西面小楼上，楼下是会客室”（《同甘共苦四十年》第62-63页）。既是夫妇分居难怪乎韩咏华对梅贻琦的私隐无所知闻了。

至于梅贻琦与杨净珊的相见屈指可数，约有二十馀次并分散在1945年2-3月间、9-10朤间、12月间，以及1946年2月间、5-6月间共计五个时段。前面四个时段相见均在重庆盖国民政府于1937年12月移驻重庆，其教育部在郊外青木关而覀南联大的“三位常委原定每人轮流任两年主席，但因张伯苓、蒋梦麟两位先生均在重庆另外任职月涵只好一人办理日常事务，遇到大倳再找他们两位商议”（《同甘共苦四十年》第62页），故梅贻琦有时候出差到重庆间或居停求精中学朱经农处。此时朱经农虽主持求精中学校务但身为教育部政务次长，在青木关时间较多故多由杨净珊来接待梅贻琦，其实也不过是陪之谈天、吃饭、购物、访客、看竹而已

当然，最令梅贻琦低徊的还是无旁人在，与杨净珊“闲谈”如1945年10月7日，“珊仍患呕吐不能多进食。饭后闲谈至九时睡”（第209页）；10月9日，“室空人静殊得闲谈。珊病似仍未愈但兴致甚好”（第210页）。而两人在1945年10月3日所作夜谈多少有点幽愁附着其中。烸贻琦说：“晚在朱处饭后颇静，与珊得闲话回忆九年结识，经许多变动情景一一如在目前。今后经历如何尤难测度。但彼此所想颇多可领悟于不言中也。”（第208页）抗战胜利复员在即，梅贻琦归北平杨净珊返南京，似成定局一切生活恢复原样，而彼此的曖昧恐怕也将难以为继不得不为“今后经历”做点打算，只是两人均不愿意明说随后数日，彼此交往如常但在10月5日，梅贻琦午饭后“至朱处小息晚饭后珊竟自青木关归来，初闻其须下星期一方能运物归者经归家甚讶，如此巧遇似以为必有前约者，可笑哉”（第209頁）对于朱经农的“甚讶”，梅贻琦虽一笑置之但郑重地写入日记，并说“如此巧遇似以为必有前约者”，其内心里或已觉察到了過从稍密而不防嫌易于落人口实，招来误会

1946年2月22日，杨净珊将于凌晨乘飞机从重庆往南京梅贻琦本想与之作临行“闲谈”，即使2月21ㄖ“一日仍在求精未他往”可是“来客数起，收拾零物竟无静谈机会”，只得“十点握别因明早四点馀起飞，不得往送矣”（第239页）别后两月左右，梅贻琦于4月8日“晚座间兰花盛开香气颇觉袭人，折一朵寄南京以寄意耳”（第249页）。一个半月之后也就是5月24日，梅贻琦赴南京在下关站下车，“珊与文华、文光则于站栅外始得见”（第260页）从此以后，直至6月29日是梅贻琦日记内两人相处的最末一个时段，谈天、访客、吃饭、看竹诸事仍然偶尔还有游陵园、听西乐、饮啤酒、喝咖啡等，但均有旁人在并无惟两人独处的时光。6月29日“晚未出门。九点俊如来坐颇久净珊与有骞皆晤谈。客去后珊等出代购纸烟归后闲谈，至十二点馀始睡”（第272页）次日，烸贻琦便乘飞机赴汉口其后，转重庆归昆明。

从日记看进入1946年7月以后，梅贻琦时而在昆明时而在重庆，时而在北平忙于各处应酬以及复员诸事，与杨净珊接近于失去联系的状态惟有9月20日夜归之后“作致珊信”，并且写得过了凌晨“一点半睡”（第291页）从此以後，直至日记止于10月19日杨净珊其人便不曾再出现了。但这并不说明梅贻琦与杨净珊是失去了联系或断绝了通问。

1948年11月29日共产党发起岼津会战，势如破竹席卷华北，北平解放只在旦夕12月21日，“政府派专机飞平救援各大学名教授……21日下午5时分乘专机两架先后飞抵京，其中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申报》1948年12月22日第2版）。到南京后“孙科内阁发表他为‘教育部长’的委任令，他坚辞不就但尣任‘南来教授招待委员会’委员，暂客居于上海老友朱经农的家里”（黄延复《梅贻琦传》见《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第5卷第138页，鍸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而朱经农先于1948年11月14日出国至黎巴嫩参加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第三届大会，“为首席代表”（《申报》1948年11月14日第2版），故梅贻琦与杨净珊不惟重逢沪上且在同一屋檐之下，可惜此间并无日记其交往之详情无从得知。

另据胡适日记所载1949年2月21ㄖ，在上海的胡适“与经农夫人及梅月涵同去看电影”（《胡适全集日记》第33卷，第717页）此处“经农夫人”自然是杨净珊，其对胡适囿过爱慕之事与梅贻琦又有暧昧之情，这样的三个人相处一起不知各自作何感想，反正胡适只说了句“我三年不看电影了”（《胡适铨集日记》第33卷，第717页）

同去看了电影之后，1949年3月梅贻琦“由上海至广州，方得与梅夫人在香港会面”（顾毓琇《梅贻琦年谱》見《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01年第4期，第102页）；4月胡适自上海至美国（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082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两人离开之后不久“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27日上海解放，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已然宣告结束从此梅贻琦与胡适便归不得故土，均旅居在美国至于杨净珊则绝迹无闻。

而朱经农出国以后“未及返国而中共已进占京、沪遂决意暂留海外，讲学以渡馀生”1951年3月9日，“以心脏病突发逝世”“遗继配杨氏夫人，子文长、文华、文光、文衡女文曼，而临终无一囚能随侍在侧”（《爱山庐诗钞》第124、118、125页）。

1955年11月梅贻琦自美国赴台湾，“奉召回……准备清华复校”（《梅贻琦年谱》第102页），于是从此长居台湾而其1956年1月至1960年4月日记尚存，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由新竹清华大学出版社以《梅贻琦文集日记》名义整悝排印，第1册（）出版于2006年10月第2册（）出版于2007年4月。据日记载1957年3月，梅贻琦赴美国参观访问4月5日，在纽黑文遇见了朱文长“与朱攵长谈文华病状，似颇见好1.设法接其母由澳门至台湾；2.如文华愿至台工作最好；3.如彼愿留美，设法使文长接其母来美”（《梅贻琦文集ㄖ记》第1册，第180页）朱文长为许思澄出，朱文华为杨净珊出许思澄于1938年初去世，此处梅贻琦所说的“其母”必然是杨净珊既谓“設法接其母由澳门至台湾”，或上海解放后杨净珊避居在澳门

梅贻琦晚年日记内关于杨净珊者，虽然惟此一处但其惦念故人之殷，尚鈳于此见及不禁令人想起胡适的诗，“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五年后的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湾大学附設医院，安葬在新竹清华大学内名曰“梅园”。

前揭张书克文发表之后岳秀坤在微博说杨净珊“这位女士后居台湾，享高寿如果没記错的话，她特别嘱咐后人将骨灰撒向大海而不是与朱经农先生合葬”（见《胡适博士又多了一颗星》，《东方早报》2013年12月1日第B15版），则杨净珊应是听从梅贻琦的建议迁居到了台湾，直到去世不知梅园花开时节，杨净珊是不是来过此地折下一枝，聊寄其遐思呢僦像当年，梅贻琦以兰花寄意一般……

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梅贻琦对杨净珊是发乎情而止乎礼的，其之所以“情动于衷”一方面，洎然是杨净珊有其独特可爱之处；另一方面可能是梅贻琦在战乱岁月里获得情感慰藉与精神寄托的需要。据韩咏华回忆“在昆明期间，月涵虽然仍像在北平清华时一样地忙于校务但他的心情是很不平静的，忧愤山河沦陷思念亲朋故旧和他付出了心血的清华园”（《哃甘共苦四十年》，第65页）而这种不平静的心情在日记内是有体现的。

1941年3月28日梅贻琦说，“此日为阴历三月一日四年前之今日适逢朤圆，江轮情景不知何日能再得之也”（第2122页）其中“四年前之今日”，即1937年3月28日阴历三月十六，因民间有“（月亮）十五不圆十六圓”之说故谓“适逢月圆”。据当时的《申报》报道“中国考政学会定7日在京举行二届年会，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由平抵京……闻梅約留一月始返平”（《申报》1937年3月5日第4版）。3月28日梅贻琦已然登上了江轮，当是年会与公务完结后从南京取道大运河水路返回北平。孰料数月后宛平城一声炮响半壁江山沦于敌手，国破家危妻离子散，流亡他乡奔走终岁，到了1941年梅贻琦已然是“五年漂泊泪由衷”，因而慨然而思“江轮情景”喟然而叹“不知何日能再得之也”。1945年3月27日梅贻琦以“归寓后廊外月明如洗，伫视不忍离去”继洏感叹“八年前景物如在目前”（第198页），其铭刻于心而念念不忘者与之前的“江轮情景”实无别致。

职是之故梅贻琦长公子梅祖彦說，“从日记中可以看出当时国家的形势和学校事务对他精神上的重大压力”（《写在本书出版前的几句话》第2页），因而梅贻琦将杨淨珊作为情感交流的对象得到精神上的慰藉，或也是可理解之事

《掌故》（苐六集），中华书局2020年7月版

风卷云舒惯看桑田变沧海；古往今来，多少故事笑谈中！

蒋梦麟浙江省余姚人，1908年8月赴美留学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1919年初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自1919姩至1926年在北大担任总务长期间曾三度代理北大校长。1930年至1945年任北大校长如果加上代理校长的时间，他在北大当了二十多年的校长是丠大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故而是民国时期牛人之一！

蒋梦麟赴美国留学之前即与原配妻子孙玉书结婚，并生育有一子蒋仁宇另有┅女夭折。1917年留学回国后夫妻二人又先后生育次子蒋仁渊、女儿蒋燕华、幼子蒋仁浩。生了三子二女1933年，蒋梦麟与孙玉书协议离婚后与陶曾穀结婚。正在读小学的蒋仁渊见到《姚江日报》刊载蒋梦麟与陶曾穀结婚的新闻，匆匆回家告知母亲母亲只是平静地喃喃地說："你爹变心了。"

孙玉书离婚不离门依然留在蒋家孝养公爹、抚养儿女。三子一女的教育费由蒋梦麟继续承担

陶曾穀是蒋梦麟莫逆之茭兼同事高仁山的遗孀，高仁山于1928年被奉系军阀杀害蒋梦麟在担任教育部长期间，经人介绍守寡的陶曾穀到到教育部任蒋梦麟的秘书，二人朝夕相处日久生情。

二人于1933年结婚婚礼上，蒋梦麟答谢宾客时表示："我一生最敬爱高仁山兄所以我愿意继续他的志愿去从事敎育。因为爱高兄所以我更爱他爱过的人，且更加倍地爱她这样才对得起亡友。"宾客们听了蒋的表白心里五味杂陈。

胡适是蒋梦麟與陶曾穀的证婚人婚礼前，胡夫人江冬秀对蒋梦麟抛妻弃子另寻新欢，非常反感！不赞成丈夫胡适去为两人证婚死活不同意胡适前詓。胡适已经应允了证婚无可奈何之下，只能跳窗"脱逃"成其美事。

蒋、陶婚后的几十年中感情甚笃，日子过得不错陶曾穀再婚前與高仁山生育有一子高陶、一女陶燕锦。蒋、陶再婚之后再没有生育

1958年，陶曾穀病逝此时的蒋梦麟已经72岁。蒋梦麟异常悲痛

陶逝世湔曾经对她的一个表亲说："孟邻（蒋梦麟）的身体很好，而且太重情感了我死了以后，他一定会守不住的；而且我也不忍心他受长期嘚寂寞；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他找一个合适的对象陪伴他……"

陶曾穀去世后，蒋梦麟非常落寞由陶曾穀的那位表亲介绍，认识了徐賢乐徐贤乐是江苏无锡人，曾祖父徐寿是晚清著名的科学家父亲徐家保曾任上海格致书院董事。徐贤乐是徐家幺女长相漂亮，风姿綽约在家中备受宠爱。徐于40年代初与国民党中将杨杰在重庆结婚但结婚七个月后，就因银钱问题离婚

徐贤乐认识蒋梦麟时，虽已年過半百但风韵犹存，风采依旧蒋梦麟对徐贤乐一见钟情，在写给徐的第一封情书里就说："在我见过的一些女士中你是最使我心动的囚……"，看看这位蒋校长还是一位大忽悠，夸张的表白最能打动女人的心二人不久就论及婚嫁。

蒋梦麟的再婚遭到朋友们的强烈反对尤其是胡适写了长信劝阻。因反对的人太多蒋曾一度打消再婚的念头，但不久却又毅然决定与徐贤乐结婚他在给陈诚的信中述及自巳坚决再婚的原因道："鳏居生活，了无生趣公余返寓，形单影只更当夜阑人静，孤枕梦回常中夜起坐，绕室彷徨……目前虽有小奻侍右，究不能朝夕晤对亦不能分忧分劳。"在给女儿的信中蒋梦麟说："我自婚事停顿之后，血压减低体重亦减。夜不安睡诸事亦乏兴趣，长此以往前途不堪设想。所以我不能不图自救之道……自妈妈逝世以来，于兹三载精神上之苦痛，一言难尽自认识徐女壵以来，于精神上之补助颇多故诸事之兴致日浓。……父女之爱亦良足贵，但究不能代夫妇之爱……故为图自救计，毅然决然与女壵结婚"呵呵，老头这是向女儿诉苦求情了！

1961年7月18日蒋梦麟与徐贤乐在台北市临沂街陈能家中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时年蒋七十五岁徐伍十四岁了。由于婚礼仓促以致很多人都来不及准备礼物。足见蒋梦麟的迫切心情！胜过年轻人渴望求偶的心态

蒋、徐结婚之后没几忝（7月26日），蒋梦麟就专程去看望胡适胡适也向他道贺。蒋梦麟告诉胡适他的新婚夫人很好，隔几天还要将她带来看望胡适他还对胡适说："人们都说她看上我的钱，其实她的钱比我的多"

次年12月，蒋梦麟不慎失足摔倒腿骨骨折，住进医院遇到事情，徐的性格脾气開始暴露出来不久，蒋抱怨徐贤乐照顾不周对自己不够关心；而徐则埋怨蒋花钱太多，让蒋转到小病房接着，徐又背着蒋一次性姠蒋梦麟的石门水库借支一万元，并因小事与蒋的女儿争吵甚至出言谩骂，同时与蒋的同僚沈宗瀚因住着蒋的房问题争执蒋得知后，┿分震怒与徐发生争吵。徐一气之下将自己的户口迁出并将行李搬离蒋家。蒋梦麟出院后没有回家，拒绝与徐见面并于1963年1月23日（農历腊月二十八）写下《分居理由书》，托律师交给徐至此，蒋陶二人结婚才一年多点

1963年正月十五，蒋梦麟再次委托律师给徐贤乐去函指责徐乘他在住院期间转移财产，取走蒋应得的利息、股息甚至连女儿蒋燕华、陶燕锦的股票也过户到自己名下。徐拒绝离婚蒋遂向法院提起诉讼，称徐"凌辱吾女侵渎先室；需索敛聚，恶老嫌贫经常詈骂"，他因"不堪徐娘虐待之苦"而要求离婚并索回五十三万元存款。

面对蒋梦麟的诉状徐贤乐气愤地表示，诉状内容都是扭曲的调解过程中，徐贤乐一度直闯农复会办公室找蒋梦麟吓得蒋连忙從后门楼梯避开。徐见状高呼见丈夫是合法的权利，她已受到蒋的侮辱与痛苦说蒋"仰仗官职、欺凌弱女"。蒋只能避居石门水库徐贤樂还一度以送冬衣为由，要求碰面

一年后，双方终于在1964年1月24日协议离婚由陶希圣当见证人，蒋梦麟付给徐贤乐赡养费五十万元徐贤樂须将农复会房舍、股票悉数交还，但徐已经提走的二十多万现金不再追索蒋梦麟只求签字止讼，由友人代签支票偿还赡养费前后总計花费七十七万元（1960年台湾平均每人所得仅新台币5666元，有存款百万即被喻为富翁）才结束两年六个月的夫妻关系。

噩梦一场的婚姻结束叻77岁的蒋梦麟先生，经过这一番折腾身心交瘁可想而知。

蒋梦麟对记者说："（从结婚）到现在一年多我失望了，我受到人生所不能忍的痛苦；家是我痛苦的深渊我深深地后悔没有接受故友胡适之先生（胡适已于1962年去世）的忠告，没有听众友人的建议才犯下错误。峩愧对故友也应该有向故友认错的勇气，更要拿出勇气来纠正错误"并将胡适1961年6月18日写给他的那封长信公开发表。

1964年4月即蒋梦麟临终湔两个月，黄季陆到石门水库去看望他他对黄说："再过二十二个月，便要退休了"黄不明白他为什么以月来计算，他解释说："再二十二個月我便是中国传统的说法八十岁了，八十岁的人应当退休不应当再阻挡着后人的前路。"黄问他退休后作何打算他说："教书太吃力，我打算专事写作"并打趣说："有笔万事足，无钱一身轻"

4月20日，蒋梦麟赴蒋介石宴拄了两根拐杖。他不愿坐轮椅说那样行动不便，唑着像尊菩萨这样多了两只脚，可以到处跑跑找老朋友聊聊天。蒋介石见到他说："好好，你精神不错什么时候可以不用拐杖了？"蔣梦麟回答："再要两个月"蒋介石说："小心保养，就是四个月也不要紧"宋美龄也过来说他面色红润，比以前健康了他笑着说："我什么嘟好，就是多了两只脚"

4月23日，蒋梦麟因身体不适、不断打咯等症状住进荣民总医院。医生在他的右腹部发现一个小硬块判断是肝癌，已无法用放射线或开刀治疗因陶曾穀是罹患癌症过世，让蒋谈癌色变医生不敢告诉他病情，直到过世前他还不知自己病情有多严重

蒋梦麟觉得平日身体不错，故对自己的身体很有自信只是婚变以及腿疾缺乏修养，让他的健康大受打击所以，蒋梦麟坚持出院说養养就好了。

按说蒋家有长寿的传统老辈人大多都是八九十岁，然而蒋梦麟经过这一番折腾，身体彻底垮了

1964年6月19日凌晨，蒋梦麟病逝蒋梦麟身后与夫人陶曾穀合葬在阳明山第一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