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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中篇帙最为浩繁的一部纪传体通史便是《宋史》，总共有496卷，包括本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传255卷，字数多达500多万。但是同时它也是二十四史中问题最多，后人已经或者想要重修者最多的正史之一。
《宋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于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宋史》与《辽史》、《金史》同时修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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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到相关结果11667个《钱塘遗事》作者考索
《钱塘遗事》作者小考
以地域名书，实则记载南宋历史掌故的笔记《钱塘遗事》，其作者历来著录为元代刘一清。然而，这个刘一清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长于考证的《四库》馆臣也无计可施，以一句“临安人，始末无可考”敷衍过去。
的确，与普通的文人士大夫的笔记不同，本书没有记录作者本人的经历，因此也就没有可为考索之资的“夫子自道”。对于作者刘一清，我也只能依据零星疑似的史料做些推测，以备知人论世。
一、道士刘一清
清修《雍正浙江通志》[]卷228于《嘉兴县》载：“郁秀观，《弘治嘉兴府志》：在县东二里，宋咸淳三年道士刘一清建，元至正二十七年毁。”《浙江通志》虽为清人所修，但这条史料录自明代的《弘治嘉兴府志》。方志递修，史实多渊源有自。这种递修的特点，会让我们使用晚出的方志史料时拥有几分安心。比《浙江通志》引述的《弘治嘉兴府志》更早，有明景泰年间进士张宁《方洲集》[]卷18《郁秀道观重建殿宇碑》的记载：“郁秀观，咸淳三年道士刘一清乐洞云，以居宅改创于由拳里。元至正二十六年毁于兵火，地址没入民业，漫不可复。国朝洪熙初，高士沈野云弟子顾真常仍旧额，徙建于白苎里，去一清百三十年，而继绝之人始出。”
这个刘一清身为道士，在咸淳三年(1267)，亦即元军进入临安城的九年前，曾在嘉兴县修建过道观郁秀观。刘一清生活的时代与《钱塘遗事》作者当为重合，二者为同一人的可能性并非没有。
二、教授刘一清
此外，元人刘诜《桂隐诗集》[]卷1有《送刘一清教授入京》一诗：“三月江水绿，君行适京畿。辞亲古所重，而使亲颜怡。江北多杨花，江南莺乱飞。去去事经济，归来树旌麾。”这个当老师的刘一清，在文献中也是“微茫信难求”。据元人欧阳玄《圭斋文集》[]卷10《元故隐士庐陵刘桂隐先生墓碑铭》，刘诜为江西庐陵人，生于宋咸淳四年(1268)，卒于元至正十年(1350)，墓碑铭写道：“宋之遗老钜公，若李公鹤田、肯堂、深斋三公，于先生为母党。尊行一见，即以斯文之任属之。中斋邓公、须溪刘公，于先生为乡先正。”
须溪刘公为由宋入元之著名文人刘辰翁。辰翁号须溪，溪与清意义相关，我曾怀疑刘一清是否就是刘辰翁，但从现存的刘辰翁著作中，难以寻觅出证据。此外，曾写下生祭文天祥之文的王炎午，也在其文集《吾汶藁》[]卷3有《送右卫教授刘一清北上》一文。刘诜诗题和王炎午文题中的刘一清教授，当系一人，为庐陵人。尽管王炎午称其为“乡先生”，大概也难完全排除作为作者的可能性。
《武林掌故丛编》本于《钱塘遗事》之每卷卷首，均记作者为“武陵刘一清”，与《四库提要》所云“临安人”不同。武陵当为地望，指武陵郡，大体位置在今常德一带，与临安实属风马牛。不过，此“武陵”倘若易为“庐陵”，我们的考证则会又有新的展开。因为如果
“武陵”真的是
“庐陵”之误，那么，《桂隐诗集》和《吾汶藁》提及的刘一清教授成为《钱塘遗事》作者的可能性则顿然增大。
或许有人会心生疑窦：一个江西人怎么会编纂一部以记载杭州地域为主的《钱塘遗事》呢？质疑自是有理。不过，我也拥有可以反驳这一质疑的旁证。《钱塘遗事》中引录比较多的一部书叫《古杭杂记》，为元人李有所撰。看书名便知是记载杭州地域的文献。然而，且不论作者是何方人士，至少这部《古杭杂记》的刊刻地是在江西。《四库提要》于《古杭杂记》诗集提要引录该书目录后的书坊题识云：“已上系宋朝遗事，一新绣梓，求到续集，陆续出售，与好事君子共之。”又云：“其书目又别题‘一依庐陵正本’六字，盖元时江西书贾所刊也。”[2]卷144
看来，故国之思几乎是元初弥漫于江南全域的情绪。所以，即使远离旧日的都城临安，也会有记载“宋朝遗事”的书籍出版。当然这也不完全反映书坊的政治立场，而是市场经济使然，书坊借助遗民的故国情思，出版这类书籍以谋取利益。
《古杭杂记》的刊刻地在江西，其流布范围也应当主要在江西。《钱塘遗事》的编纂者正因为容易寓目，所以才会有大量引录。我的这一考证，至少可以说明，《钱塘遗事》的编纂者或者是刊刻者也可能与《古杭杂记》一样，同是江西人。这样一来，就更难以排除上述的刘一清教授作为《钱塘遗事》作者的“嫌疑”了。
对于《钱塘遗事》作者的身份问题，最早曾经引起过清朝乾隆皇帝的关注。他在《再题刘一清钱塘遗事》一诗的注中写道：“其人始末，史传无考。书则纪南宋一代军国大政，贤奸进退，略于高、孝、光、宁，而详于理、度以后，有正史所不及者。盖似宋时曾任职官，故能谙习掌故如此。而卷端题识‘惜高宗不都建康而都于杭，士大夫湖山歌舞，视天下于度外，卒至纳土卖国’云云，则又似石隐者流，置身于局外，为庶人之议者。考其踪迹盖在仕隐间云。”[]四集卷46“其踪迹盖在仕隐间”，乾隆皇帝的考证也只是停留在推测的层面。不过，这种推测也有一定的道理。乾隆皇帝的推测可以与我的上述考证合并考量，因为江西的刘一清教授亦为宋朝遗民。
三、遗民“留一清”
从乾隆皇帝所引《钱塘遗事》书前题识的立场与情绪看，作者为宋朝遗民殆无可疑。《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归纳《钱塘遗事》的特征时说：“大抵采掇宋人说部，削其书名，而不改其书中称谓。”根据《钱塘遗事》的遗民立场以及杂采群书的特征，我倒是对《钱塘遗事》的作者有了新的推测。
我以为对这个书中题署的作者名，似大可不必凿实。《钱塘遗事》一书，跟《宋季三朝政要》、《宋史全文》等书一样，是书坊在元初追思前朝故国的修史热潮之下制造出的一个产品，而作者之名恐系出于子虚乌有的凭空编造。刘一清者，留一清白在世间之谓也。这一以谐音伪托之名，亦颇可见遗民不与新朝合作的情绪与立场。此一猜测，可视为《钱塘遗事》作者考证之第三说。
四、卷九严光大
此外，《钱塘遗事》中的第九卷作者，倒是有名有姓，可以略施考索。《钱塘遗事》卷9于日记官之下记云：“閤赞严光大，绍兴人。”按，此乃日记官执笔者严光大本人所记。同卷《祈请使行程记》于闰三月初八日载：“日记官严光大特与转武翼郎，升閤赞，添差福建路马步军副总管，福州驻扎。”閤赞当系閤门宣赞舍人的简称。
元人牟巘《陵阳集》[]卷12有《严光大先天图义序》，中云“严君养晦，心通于《易》”之语，似为入元后之事迹。又按，2010年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之北宋画家易元吉《獐猿图》，上载有严光大题诗：“猴居磐石望松臞，鹿占丰川食草腴。我亦沐猴人勿笑，入林即鹿奈无虞。”署“存存斋性初子严光大书于泉山方寸天”款，钤“方寸天”、“丙直日记馆泉山性初子”、“严光大章”印[]。印钤中“丙直日记馆”，当为隐括其经历之“丙子日记官”之意，丙子即为祈请使北上之年。于上述新发现之资料中，可以概见严光大入元后的心境，而诗作则更是吉光片羽般的宝贵遗存。
尽管线索稀少，史料匮乏，以上钩玄索隐，对于署名作者刘一清，我作出了三种推测性考证。一是嘉兴道士说，二是庐陵教授说，三是书坊托名说。呈现给读者的三种推测都存在有可能性。不过，文献难征，无法确凿，只能停留于推测阶段。对这三种推测，根据一些旁证的支持，我最为倾向庐陵教授说。而对于卷9《祈请使行程记》作者严光大，本文则根据元代文献与新发现之书画题跋，略为窥得入元后的状况与心态，并辑得诗作一首。
&“上穷碧落下黄泉”，钩玄索隐，阐幽发微，然而考证的结果，居然是没有明确的无花果。这样的考证似乎多少让人沮丧。类似的尴尬我已经是第二次遭遇了。以前考证宋人笔记《朝野类要》作者赵升的职业时，最后也是两种推测并存。这次考证《钱塘遗事》的作者，除了卷9《祈请使行程记》作者确固无疑之外，对凿凿志名的主要作者“刘一清”，却爬梳出三种可能性。无论道士说，抑或教授说，还是托名说，排他率都不适用。只能姑且以三说并存的方式呈现出来，把谜团抛给读者，也期待着新史料的发现。
无花果也是果。
[[1]](清)嵇曾筠,等.浙江通志[G]//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2]](明)张宁.方洲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3]](元)刘诜.桂隐诗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4]](元)欧阳玄.圭斋文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5]](宋)王炎午.吾汶藁[G]//四部丛刊三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6]]乾隆.御制诗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7]](清)永瑢,纪昀,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K].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8]]陵阳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9]]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网,.cn/index.php?s=Auction/view/ppcd/art.
【附记】作为《钱塘遗事校笺考原》的前言，乘桴撰有《钱塘遗事》综合考述长文，现将作者考证部分析出，稍加修改贴在这里，以飨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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