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军队战败的根源是什么？
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的威望达到顶点，但是短短数年就兵败如山倒。说“国军之败，败于内耗”似乎太笼统，我很想知道其根源在哪里？哪位能从军事，民心，内外部环境等多方面解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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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邀请。国军是在三点上。第一点，始终无法逆转中国经济崩溃的局面。第二点，军队始终是旧式军队构架。（经 建议，将“古代军队”改为“旧式军队”）第三点，对草根民粹的战斗力估计不足，不知道善待底层的重要性。——————————————————————第一点，始终无法逆转中国经济崩溃的局面。中国是一个在封建时代极度发达的国家。整个国家的主导阶层是地主。资本主义到来时，中国走向发达的正常路径是地主逐渐转型成为资本家。也就是说，地主把地租收入拿出来建立工厂，生产产品，获得收益，然后再投资，最后彻底摆脱土地限制，成为资本家。主要依靠土地的生产方式，其生产力水平远远比不上资本的力量。但是，中国当时的问题在于，国际资本根本没有给予中国地主顺利像资本家转型的机会。从北洋开始，中国的关税保护力度就不够。但是到民国政府时，虽然黄金十年中轻工业有一定的发展，但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却基本被外国垄断，本土的企业受到了重创。这就导致一个现实，那就是本来北洋时中国能生产的东西，到了民国时期，反而中国没有本土资本生产了。民国时期欧美资本的入侵断绝了中国地主向资本家的转型，也进一步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崩溃。在清朝晚期，土地收入并不是农民的唯一收入。农民在农闲时节也是手工业者。地主则是手工作坊主，也负责运输和贩卖这些手工业品。因此，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地主转型成资本家，农民转型成工人，本来是自然的发展路径。但是欧美日资本入侵导致了地主无法再向资本家转型，同时发达国家的商品打垮了中国农村的手工业品。这就导致地主和农民不但无法转型，而且丢掉了过去的一大块收入。地主就开始加倍压榨农民，来平衡收支，而农民不但负担加重，而且收入减少。这就导致了民国中后期空前绝后的阶级矛盾。而且由于军阀混战、军费摊派，地主和资本家的额外负担也很重。这进一步导致了他们对下层社会的压榨。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研究学者单纯根据清末的阶级矛盾水平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为什么民国中后期矛盾会那么大。有人以为是CCP洗脑的结果，其实不是。国民党在412清党中摧毁了几乎所有自己的基层组织。因此国民党对基层是没有控制能力的。因此税务一直是一滩烂泥。金融政策也经常是在瞎整。因为政府财政危机而搞的疯狂的通货膨胀，不但断绝了底层民众对这个政府最后的期望，也让大量的地主和资本家对这个政权感到绝望了。有很多人都会惊叹于民国末年中共对国府的渗透。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怎么做到的。实际上，这恰恰是国府自己造成的。反谍的重点不是谍报侦察，而是选择可以信任的人群来任用。这就好像保持健康的重点是在预防，而不是治病。在民国末年，国府已经找不到一个群体，能保证绝大多数不会投共了。连大资本家、大地主、大军阀的子女，都经常积极投共。这不是中共宣传、策反工作做的好，而是这些人都对国府的统治感到绝望了。不但大量的农民、工人因为生活困苦而加入中共拼死一搏。连地主、资本家都在大量破产，因而批量生产着中共的同情者。共军大量的基层指挥官都是出身于地主、资本家、知识分子家庭。可以说，国府对基层的控制能力低下，以及失败的经济政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无法战胜的敌人。当国府把全国大多数人都推向了对立面的时候，单凭资本和外国援助，是无法取胜的。——————————————————————————————————第二点，国军沿承旧式军事体制，作战能力低下，派系斗争严峻。所谓旧式军事体制，其核心在于士兵对军官有人身依附关系。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军队是军官的私人财产。在这种条件下，军队就是将领收入与地位的支柱。举个例子，中原大战时期，为了争取韩复榘对自己的支持，蒋介石承诺给他一个省主席，还支付每月60万的军费。如果韩复榘没有手下的军队，蒋介石大概都不会搭理他，更别说出这么大的价钱收买了。很多部队的将领，就是靠着自己的军队，每月从国府领取军饷，并保持其在国军内的地位。旧式军事体制造成了几个致命的弱点。首先，军官的收入在于所接收到的军饷，与所需要支付的军饷之间的差额。换句话说，国府按照10000人来发军饷，而他手下只有8000人，那么有2000人的军饷就可以装进自己的腰包。如果每个士兵少付点钱，加起来也不是个小数目。因此在民国时期，“吃空饷”（虚报部队员额）和“喝兵血”（克扣士兵粮饷）始终广泛存在。很多国军抗日名将都不能免俗。这对部队的战斗力，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其次，由于军队是军官收入与地位的保证，军官对保持自己部队的规模有着非常大的执着，这意味着，从战斗主官开始，就往往缺乏决死战斗的决心，往往会回避作战任务，对危险的任务畏缩不前。所以除了抗战初期受到民族主义鼓舞的短暂时期外，国军的阻击战、突击战、决死战，往往都打的是一塌糊涂。只有初具现代军队形态的中央军的一些部队，打仗起来还比较有战斗力。蒋介石之所以会因为74师的灭亡而痛苦，就是因为74师是少数愿意打硬仗的部队。而74师的灭亡又恰恰是因为其他部队救援不力。他们之所以救援不力，就是因为这些军官害怕孤军深入、被共军重创，导致自己丧失收入与地位。正是由于把军队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旧式军队的纪律一般很差。淮海战役中，杜聿明所部在撤退时简直像龟爬一样，轻易就被共军追上、包围、歼灭。而国军实际上机械化程度远胜共军。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事情，是因为国军军官纷纷带上了家眷、仆人、亲友，甚至是相熟的店家。这导致整个部队移动速度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这种事情简直不可能在共军身上发生。反观现代军队体制下，军官的地位和收入取决于军阶，军阶来源于战功。要获得战功就要决心作战，拼死完成任务。这就造成了战斗力上的根本差异。围剿74师的时候，一些共军地方民团常常为了阻击国军支援可以决死作战，一支支部队都打光了。保证了主力部队能够有足够的时间歼灭国军。这种作战的决心和如臂使指的指挥效率，是国军远远不能达到的。另一方面，由于军队长期是忠于直属军官，而不是忠于国家或中央。在委派军官时，上级所考察的最关键的特质是忠诚，而不是能力。刘峙在淮海战役前就屡战屡败，人人都知道他能力太差。但是此人在淮海战役中却再次被委以重任，最终导致80万人几天就被击溃，然后投降了。之所以蒋介石明知此人能力不行，还要委以重任，就是因为刘峙完全忠于蒋介石。派另外的人去执掌兵权，说不定会自己打起反蒋大旗，和共军单方面媾和。旧式军队的体制问题，导致了国军没办法选择最优秀的将领来指挥作战。此外，旧式军队体制往往轻视训练、纪律，轻视对士兵的待遇。而现代军队体制则非常重视。因此，尽管国军一开始有着绝对的数量和武器的优势。这种旧式军队对现代军队的局面，导致了国军接连战败，最终输掉了整场战争。有人特别强调共军在东北拿到苏联援助的武器。实际上这些武器只不过是苏联缴获日军的武器。以轻武器为主。换装之后的共军，在武器水平上仍然远逊国军。————————————————————————————————第三点，对草根民粹的战斗力估计不足，不知道善待底层的重要性。国府始终没有看清现代草根民粹主义的强大战斗力。要知道，这是能够使后进农业国能战胜现今工业国的一种强大工具。国府因此对共军的强度估计不足，国共谈判时，国府还觉得胜券在握，拒绝了美国的调停，而开启了内战。结果遭遇战败。另一方面，国府也不清楚自己的行为对共军的帮助有多大。美国记者杰克 贝尔登写过一本书《中国震撼世界》，其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华北有个县，抗战期间国军被日军击退以后，共军逐渐控制了这里。当地农民和共产党一起打日本人。后来日本人投降了。根据谈判，共军必须撤走。共军于是请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农民一起走。农民不愿意，觉得你这就是一叛乱武装，我们还是跟着政府比较有前途。国军来了以后，把这些人都杀了、活埋了（连审判都没有）。原因是，这些人搞得农会、妇女会，当年与地主有一定的冲突。可想而知，剩下的农民投向了哪一边。国府这种对底层不屑一顾的做法，最后自然导致了底层全面投向共军，为中共争取底层民众帮了不小的忙，使得中共的草根民粹力量发挥到了极致。————————————————————————————————所以，国军焉能不败？
历史的宏大叙事是危险的，请读者审慎。---------------------------------------------------------------------------一、国家制度层面，国民党的党国体制使其无法承担起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救亡的重任现代民族国家公认诞生于拿破仑时代的法国。考察现代民族国家中的主要国家，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经验性的结论——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现代民族国家不可获取的前提。没有克伦威尔就不会有现代英国；没有路易十四建立的绝对主义君权，现代法国不可能在拿破仑时代诞生，德国和日本不必多说，就连最民主的美国——杰斐逊在费城会议上说“我们要建立的就是民选的帝制”（詹姆斯·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费城制宪这事本身就是违宪的，现代美国真正建立的标志是美利坚联邦吞并美利坚联盟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KMT做不到，所以它注定失败，这样的说法显然是事后诸葛亮的总结，而且总带着历史发展目的论的奇怪调调。换一种方式，用接近当时的话语方式表达就是KTM的党国体制无法使其实现“救亡图存”这个目标。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甲午之败后，中国面临着深刻地“总体性危机”（邹谠语）。关于“总体性”危机，可以看下邹谠的书，豆瓣这个网页可稍作了解。简而言之，“总体性危机”带来的不仅是传统政治制度的瓦解，更带来了整个社会结构的解体和离心，这意味着，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的背景下，依靠社会自发演进的力量几乎不可能重新构建起统一的政治共同体，这对于“大一统”意识根深蒂固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极其要命的（这种思想很可能只存在于智识阶层，平民未必如TG长期的宣传一样热衷爱国，后文会论述）。旁插一句，我认识的历史学教授基本上都认为辛亥革命是比较糟糕的一件事。中国的政治精英对此是很敏锐的。清季中国最开始引入西学时鼓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之时，严复就很天才地将《论自由》翻译成了《群己权界论》。梁启超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大致在1912年前后被社会广泛接受之后，“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等概念开始成为时人普遍接受的理念。当时对“建国”的理解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起了民主宪政国家制度这事就算完了——毛当时当了半年兵，南北和谈后“我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了军队，决定回到我的书本子上去”。北洋时代的民主宪政充分显示了社会意识尚未觉醒的情况下民主政制究竟能弄得多遭，自然是不成了。到了五四时期，一战不仅让欧美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对中国知识界也产生了强烈冲击，个人主义不好，国家也不是好东西，改造社会、重建社会的观念成为一时思潮。“个人”意识淡出，“国家”观念衰减，“社会”主义流行，成为当时思想界的特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那么如何实现改造社会呢？孙确实是一时人杰，他很快就意识到多党竞争制度在当时的中国是不靠谱的，如果要建立一个民主国家，前提是必须以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和社会意识的觉醒。他如果只想到了武力统一那自然不过是传统帝王意识不值一提，但是孙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建立列宁主义政党和“军政—训政—宪政”之路。列宁主义政党和西方选举政党的不同，打个形象的或许也不是很准确地比方：把国家比作人，西方选举政党只是人脑子里的几个念头，它们争的是现在到底是去吃饭还是抽烟还是玩女人，目的实现了就暂时满足，然后继续争夺显意识的主导权——有意识而无组织；列宁主义政党则是人的大脑和神经组织，通过无数的神经深入人体的每一个角落，不仅有意识，而且有直接贯彻大脑思想的组织。在列宁主义政党执政的情况下，党政一体、党—国—社会的同构是必然的。党政不分今日是饱受时人诟病，但在我看来，当时的中国只有依靠这种方式才能以政治整合力弥补社会整合力地不足，完成向现代国家转型的任务。（这一点欢迎讨论）KMT的悲剧就在这里。它在组织原则上接受了列宁主义政党的原则，但是：1，它缺乏自洽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三民主义）的凝聚力、感召力远不如TG的马列主义；2，KMT的建党历程就极其复杂，内部的矛盾斗争导致它的组织根本无力向下延伸，412对它的失败究竟有大责任，已经有很多人说到了；3，最要命的是，KMT压根就没建立起党政一体化的组织。KMT在中央层面上是党政合一的，但是在地方层面，它自己坚决反对党政合一，提倡党政分开……我是不太清楚它为什么会这么选择，目前也没看到有学者系统考察这种思想的源流，但是KMT的这个做法，导致KMT这个党非常的软弱无力，某KMT官员的权力来自于他担任的政府职位而非他的党内职位，这就使得社会精英和KMT的党内精英会选择进入政府而非党内，对党的组织建设漠不关心，KMT组织之软弱涣散在这种情况下全属必然。上述KMT组织考察来自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个提倡党国体制的政党，一个公开说我们就是法西斯的政党领袖，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却受到层层掣肘，面临内忧外患，如何指望它真的能带领中国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二、中国传统的财政体制，准确地说就是指税收体制，是KMT失败的重要因素KMT在经济上的失败冷哲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谈一下税收体制的问题。我赞同这样的观点：KMT在经济上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战乱，而不是KMT在经济上的失败带来了战乱。果粉吹“黄金十年”固然令人生厌，但政府的软弱无力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早期发展是带来了有利条件，那段时间民国的经济发展较之战乱时期确实是明显的——这种发展无力让中国成为一个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声有色的大国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战争是客观存在的。大量的军事行动导致军费居高不下，而传统的财政体制让KMT政府无力通过正常手段从社会中汲取合理的财政收入。中国传统财政体制危机在明朝已经十分明显，大量的财政收入被基层豪绅截流，中央甚至是县级地方政府无法以正常手段汲取合理的财政收入。到了清朝，这种现象更加严重。地方财政甚至不能用合理手段保证自己的正常运作。及至民国，乡村经济在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狂潮之前不堪一击，农村凋敝，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乡绅多数迁往城镇，留在乡村的多是土豪劣绅。一方面，这批人帮助政府通过不正常的手段获取超额税收，另一方面，这批人正是层层盘剥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更糟糕的是，在明清宗族势力尚稳固时，地方豪绅尚起到了调解社会矛盾，抵抗地方政府过渡盘剥的作用，到了民国，这种正面作用几乎不存在了。梁漱溟、晏阳初他们搞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为了抵御这种社会瓦解带来的强大副作用。遗憾的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方面面临着“总体性危机”的当时中国，这种指望通过教育手段来改造农村的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乡村经济的瓦解，既是中国“总体性危机”的一部分，也从侧面反映了KMT党国体制的无力。在党政真正合一，党国社同构的体制下，这个阶层绝对是不能容忍也无法存在的。这个阶层，正是到56年彻底被消灭。上述考察来自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孔飞力认为——如果我没理解错——中国革命的目标某个层面上就是要消灭这个阶层，让国家与社会正常对接。这个阶层被孔飞力称之为“包税人”。还有一本去年大热畅销的学术书也花费了浓墨重彩去描写“包税人”在革命时代中的作用——这本书就是《旧制度与大革命》。我一直觉得，法国大革命和中国革命（）惊人的相似……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上，KMT远逊TG这个一点要分两个层面讲。首先在智识阶层中。余英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是一个不断激进化的过程。我对他的结论有保留地赞同。梁启超1902年做了一个论述，我摘抄一下。“二十年前，闻西学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变法者起，则不骇西学而骇变法矣；十年以前，闻变法而骇者比比然也（王安石变法，为世诟病，数百年来，变法二字，为一极不美之名词。若于十年前在京师尤习闻此言，今则消灭久矣），及言民权者起，则不骇变法而骇民权矣；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今日我国学界之思潮，大抵不骇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骇革命不骇民权者，百而得一焉……”孙中山自以为俄国共产主义并无优长新奇之处，三民主义比共产主义更适合中国，但实际上，他这套~~~不时髦了。开个玩笑。在“总体性危机”面前，三民主义是拿不出总体性解决方案来的。而马列主义可以。或者说，TG认为而且坚信马列主义可以。在这个背景下，“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意味远非教科书上短短一段可以概括。上述是“先知先觉者”的情况，下面谈下“后知后觉者”和“无知无觉者”的情况。（三“者”乃孙中山语）对平民纯粹谈主义，主义的感召力就是个屁。TG意识形态的真正核心是通过以土改为经济再分配的手段而塑造起来的“翻身做主人”的意识。TG有多少实权干部真正读过马恩原典？早期有，到了延安整风之后，想必几乎是不会有了（纯臆测，欢迎批判）。至于基层党员，普通农民，在识字班学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几个字都很勉强，学会20个字识字班任务就算完成的情况下，指望他们能理解“共产主义”的感召力？纯粹扯淡。连爱国主义这种我们可能觉得是非常正常的感情，那个时代的农民也不会有多少。太行山根据地偏远山区的农民，42年日本人真正打到山村里来之前都觉得日本人来了也是交粮，国民党统治也是交粮，没什么区别——这个时候山外已经是烽火连天多年了。太行山根据地某县某次发展党员，16个人里有3个表示是觉得共产主义好（表述还乱七八糟，只有一个看起来会背党章），1个表示要抗日，其余的要么是没填疑似被“拉夫”，要么是表示入党可以提高生活。如果不是日本人统治政策问题，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究竟有多大感召力？现在有不少学者认为TG的胜利是民族主义的胜利，我表示谨慎的怀疑。上述考察来自李里峰《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军队中的意识形态改造同平民中的情况相仿。KMT的旧式军队组织冷哲已经谈了其组织问题，其实KMT军队不光是组织问题，思想意识问题极其严重，这个说法可能非常不准确，通俗地说，KMT军官根本不把士兵当人看。随便虐杀士兵是常态，吃人心并非TG的宣传。可以看下《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作者采访了一百三十多名国民党老兵，至今怀念毛主席的不在少数。“诉苦运动”的发明，是TG意识形态斗争史上的神技，正是通过这个技能，才真正让农民和军队获得、强化了“翻身做主人”的意识。四、“接受变劫收”是KMT丧失民心的自取灭亡之道这点不需多说，只是看到楼上没人提，我觉得这是一个挺重要的因素五、双方领导干部才能差距太大这点可以写上N多。果粉爱吹国府领导高学历，一堆废物。举个冷僻点的栗子，山东根据地小学文化都没有的财经干部能弄出在上海当硬通货流通的山东票，日本人都接受。国府的货币政策呢？我学政治、学历史，感想就是KMT真是走的必亡之路。但是KMT的失败并不能说明为什么TG就该赢。上述理由，尤其是第一点，带着很强的历史目的论。KMT不能建构现代国家，所以输了——谁规定的中国一定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凭什么中国不能像印度一样沦为二流货色？其实我觉得，如果没有TG捣乱，蒋领导中国成为一个大号印度的才能是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既然如此，就索性往唯心主义历史观再走近一步吧——上述理由是我看书总结出来的，其实我内心并不是真的很相信这些理由。李里峰在《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谈到一个个案——太行山根据地发展的TG党员有人说“我看KMT不行，TG也不行，到头还是要靠真龙天子”（大致如此）。我也是这么想的。全中国的表情只剩下一种/等待英雄/毛就是那条龙欢迎来喷------------------------------------------我是评论字数的分割线--------------------------------------------------- ：旁插一句，我认识的历史学教授基本上都认为辛亥革命是比较糟糕的一件事。-讲解一下呗 回复 无法代表答主认识的教授…但是就我自己从研究近代史的老师那里得来的信息推测，辛亥革命是一场“必然的革命”，当然，其必然不代表是好的。我觉得很多研究近代史的人都觉得晚清政府是个特别靠谱的政府，比孙中山靠谱很多。应付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老大帝国能做成这样，真的已经不是很努力三个字可以形容的了。最好的结果当然是渐进改良。但是，现代化的车轮滚滚而过，晚清政府作为一个架构在农业传统社会上的政权，其各个零件都不适应现代条件下的列国争霸模式…加上有民族矛盾这个先天不足，所以最后大家一定会把所有的不满都倾泻到他头上。所以革命一定会发生，不在辛亥年，也会在其他时间。但是，不是革命了，改了政体，就能变成现代国家。这条路任重道远，辛亥革命诸人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可以说，他们不了解当时的中国。甚至可以说，他们对于革命的胜利并没有准备。所以清政府土崩瓦解以后，国家反而陷入了更大的无序。三民主义是个闲扯，没啥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和三个代表差不多…所以，我觉得民国是一个早产的国家，那么大的国家，是很危险的。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点。 我：卧看游丝已经说得很赞了，有一点特别到位，研究近代史的人眼里，晚清政府比孙文靠谱多了。革命确实一定会爆发，其直接原因就是科举制被废除了；但是不废除科举又是不行的，不然新式教育根本无法推广开来。晚清政府面临着一种两难的抉择，如果它不从骨子里更加接近西方，它一定会被西方吞没；如果它试着从骨子里去接近西方，它就无力再维持自身的存在。晚清政府面临的这种两难，实际上一直至今有余波。这一点在五四前后表现得极为突出，在我看来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核心问题和矛盾——不全盘西化无以救中国，全盘西化则何谓中国。清廷之灭，从政治上来看使得太平天国以来形成的地方藩镇化趋势彻底暴露，从而使得自上而下的改良之路实质上已经断掉，此后诸多改良尝试不过水中捞月；辛亥至五四这一波革命之胜利，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看，则使得传统意识形态实际上破产，中国不复存在统一的道德图景可言，邹谠先生所言的“总体性危机”已然全面降临，在此情况下，彼时的中国除了马列主义之外，再无任何一种思想可以提供一种总体性的解决方案和统一的道德图景。而依据马列主义，无论其是否中国化，都必然将走上全能主义国家道路。当然，彼时并非只存在这一条路。民初的地方割据、联省自治和各省的实验运动，提供了一条全盘西化路径的可能性。按照历史上租界、台湾的经验而言，接受殖民、拥抱西方确乃一条走上现代化的可能方式。租界在西方国家治下，逐步建立了法治观念，习惯了近代化生活，远比传统大都会更接近今日世界；台湾也有类似记忆——在日治下无民主无自由，但能安定生活，日人执法亦甚公正，远胜过蒋府治下（49年前，此后我不清楚）无自由无民主无法治无生存条件。若日本离台一如英国离印，则台湾政治民主化状况可能比今日之台湾及印度更佳。这也是今日LXB、刘仲敬之流的思想出发点。但是这种道路，在当时之中国绝无可被接受之可能。概因两千年帝国记忆根深蒂固，五四以来民族主义思潮气候已成，知识分子绝不容国家之分裂，实力军阀只敢借联省自治之旗号巩固权势，谁敢言分裂为上殖民有理必寒治下之心、失天下之望。有一派学者认为只要有稳定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就一定能自发出现民主机制，我认为这种思路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70年代以来美国学界对这种理路也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回归彼时中国，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言行正是印证了这种想法的不靠谱。中国两千年之秦制荀学，断无可能在短短一二十年内培养出寻求妥协的民主机制和捍卫这种机制的思想。社会缺乏捍卫妥协的民主机制的普遍共识，就算蒋介石34年剿共成功，又突然多了“民主之量”，在杨小凯口中普遍奉行“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必然是一种极其低效糟糕的民主政体，极有可能在二战中重新走向独裁。所以我认为中国当时根本不可能还有第三条路走——要么TG死，中国在反复挣扎中成为大号印度或者被肢解成多个国家；要么TG通过建立全能主义国家的道路走向胜利。
有人讲共军人海战术，所以再原文末尾加了一些东西。这问题问两边军队的问题，竟然没一个人去讨论国共两军怎么打仗的。纯军事上来讲。国军跟共军没法在一个层次上抗衡。国军如前面人说的是古代军队，也对也不对。军阀分裂下确实是这样。但是老蒋自己的中央军也基本算现代军队了。问题是两只部队素质差距太大。三湾改编之后的土共战斗力倍增，党组织建在连上，班排都有党员小组。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这一点很多人看到说这是党的军队不是国家的军队之类云云。问题在于当时国家还不是共产党的。抛开政治争端，我们要看这一点对部队战斗力的影响。首先是控制无比加强，指挥部队可以用如臂指使来形容，这一点国民党不是没有过，而是老蒋屠杀土共和国民党左派时把国民党基层组织破坏掉了。第二点好处更是强大，那就是党员在部队中有荣誉感，不管洗脑也好信仰也罢，共军部队的党员在当时确实是起带头作用，打仗时都是冲在前面，做事情也是起表率作用。他们对于普通士兵的影响是无可估量的，这一点在朝鲜战争时更是达到了巅峰，生于和平年代的我们无法理解黄继光们的作为，但是作为个人，我尊他们为英雄。扯远了。
第三点是官兵平等作风的确立，这一点和上面党员带头作用是一个效果。现在的很多创业公司也是这么干的。官兵平等在当时的中国是个破天荒的事情。就是到了现代，做到基本官兵平等的国家也很少。这几个原则对于土共部队战斗力提升是有长远加显著的效果，这种组织结构现在都可以借鉴到其他组织上去，比如公司。。。尤其创业型公司。之后土共在这个组织结构基础上不断进行技术上的革新。土共陆军战术在朝鲜战争时期表现的淋漓尽致，不是一个人海战术就能概括的。
人拼人确实是土共对抗联合国军的战术核心，但是不是简单的人海，简单的人海战术是国军对抗日本的战术，其实就是添油战术，不断填人数进去。军人是要不怕牺牲但是作为指挥官确是要怕牺牲的。土共的战术发展史，是从游击战演变到运动战，到朝鲜战争时期演变成大兵团穿插分割包围。实际上是共军历史上武器处于劣势的体现，谁都想像美国人打仗那样炮火密集覆盖，问题是土共打不到那个阶段，所以土共的运动战思路全部都是以灵活取胜，在局部形成优势兵力。而在朝鲜战争后期，战争进入阵地战的情况下，土共在很少阵地战历史的情况下，面对联合国军优势火力，迅速创造了反斜面战术和坑道战战术，在上甘岭战役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这种情况说明土共一直在不断的改进战术适应不同情况。
反过来看国军，抗战时期被鬼子的猪突战术一直突到死，从没出现过反思战术，克制对手的情况。丧师失地，到解放战争，优势情况下还能打打，一旦劣势就被秋风扫落叶。
抛开政治立场，单论军事成果，八路军五万人开反敌后，到1940年左右时发展到40多万，民兵220万，收复的失地95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一亿。要知道这是在敌后，分分钟面对的是死亡，不是国民党那样在大后方，只有前线是战场。敌后战场是每一个地方都可能是战场。之后日军调回前线20多万兵力，在华北，共军抗的是近六十万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不断收复失地，这种能力是国军不能比的。
基层单兵素质更是差距巨大，土共的基础步兵战术非常的科学，可以说单论冲锋，土共步兵基础战术和单兵素养是领先世界的。三三制就是这种战术的典型结果。当然所有的勇于牺牲，创造新战术，根源上是源于土共改编时确定的，支部建在连上以及官兵平等基础上发展出来的。----------------------------------------------------------------sun jeff说共产党都是十比一打国民党，我笑了，然后他说我自己说的局部形成优势，不就是证明是人海战术么？看来很多人印象中共产党都是傻冲型。傻冲型的部队在这个世界已经在一次大战之后死翘翘了，没死的也是等死，最后被淘汰出世界军事舞台了你对军事和战争没有概念，就不要乱谈军事，从人类爆发战争开始，大部分战争的双方都是追求在局部形成巨大优势灭敌。如果按你的概念这样都算人海战术的话，全世界没哪个国家不是人海战术。上甘岭第一天，美军四个营打共军两个连，算人海战术么？二战时期诺曼底登陆，盟军接近300万人，德军一百多万，算人海战术么？？在你的概念里是不是每一次战争只要一方人数多于另一方就是人海战术？而丝毫不考虑双方怎么打的？如果用自己的运动调动对手的行军，从而让对手某一部队脱离大部队陷入包围，这种事情都算人海战术的话，那么中国历史上也就不会有诱敌深入这个成语的出现了。就算退一万步，按你的概念来。共军也从没有十个人打一个人过。就算按照共军最典型的围点打援孟良崮战役，不论外围阻敌，单论围攻74师的兵力也就是5比1，远远达不到你的10比1.如果把国军在外围被共军阻击的国军算进去，共军兵力还在弱势。就算是五比一你也认为是人海的话，看伤亡人数，共军远少于国军。如果是人海傻冲你以为会打成这样？真正的人海战术，有两只部队算得上，一个是苏联，算成功的，人密集往前冲，死伤非常大。所以苏军很多打仗都伤亡很惨重。但是二战打到后期苏联已经不需要这样干了。没有哪个国家的部队如下面这一只部队这样，一如既往把人海贯彻的这么死的。那就是另一个是失败的案例，就是你所推崇的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对日军都是几十比一的死人，看上去很悲壮，实际上就完全不把人当人看，普通士兵在他们眼里就是个数字。打仗永远是在堆人数，最最垃圾的战法，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只天天打败仗而且以死人多被后人推崇的，国军在这点上算是创造了历史。历史上中国能打的部队，他们不会畏惧死亡，但是从来不轻视士兵的生命。恰恰是你推崇的国民党军队，从来不会理会怎么去减少底层士兵伤亡去取得战争的胜利。我是不知道怎么现代有这么多人这么推崇所谓国民党，这个破党外不能战内不能整合国家资源。中国历史上排最失败的政权前十的话，KMT绝对占据一席之地。而且一群人跟着看国军每次几十比一甚至几百比一的跟日本人伤亡，却在那欢呼悲壮，感情死的不是你。不论国共双方的史料，单论日方史料记载的，国军与日军战争几十比一的伤亡率是非常正常的，到后期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也没有改善，反而有更趋不会打仗的趋势，二战结束前一年，国军反而发生了豫湘桂大撤退。直接导致了美国人对国军失去信任。但是日军方面涉及到共军与日军的伤亡比例，前期基本在十比一左右，后期大部分在2比1左右。这还是日军自己的史料记载，差距就是这么大。能体现什么，体现了共军一直在学习中进步。到了朝鲜战争知道美国人最怕志愿军什么？夜战和拼刺刀。这两点都是共军在于鬼子交战时学来的，可以说到后来除去火力优势，日军拼刺刀已经拼不过共军了。而恰恰同样是二战结束前一年，国军豫湘桂大溃退的这一年，共军在秋季展开反攻，收复大量失地，并且还打通了几大解放区。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到淮海战役结束，共军才在总兵力上超过国军。而整个解放战争，无论是初期还是后期，共军与国军打仗死人都远远少于国军。人海战术是创造不了这种东西的，共军在步兵基础训练，冲锋阵型上都有讲究，比如三三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翻翻什么事三三制，而不是坐在那想象仗是怎么打的。打仗既是艺术也是技术。就算是朝鲜战争，双方火力差距那么大。美国朝鲜战争纪念碑上刻得数字。
美国的朝鲜战争纪念碑上显示的伤亡失踪被俘总计：　　美军 172847 联合国军 2256523 总计：2429370。 　　 　　 　　阵亡：美军 54246，联合国军 628833 ，合计：683079； 　　 　　失踪：美军 8177 联合国军 470267 合计：478444； 　　 　　被俘：美军 7140 联合国军 92970 合计：100110； 　　 　　受伤：美军 103284 联合国军 1064453 合计：1167737。
联合国军伤亡合计近200多万，其中估计有三分之二是中国军队造成的。人海战术能够在打出这种效果？共军在日本占领区发展壮大，三年把曾经数倍于自己的国军赶出大陆。建国后与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美国，苏联都打过仗且全身而退。而且揍过所谓的自我宣传的世界第三军事强国，比如印度和越南。这样一只部队，仅仅用人海战术来解释，那是完全的军事盲才会说出来的话。
转载一篇旧文《
从纯军事角度论国民党军的失败 》国民党当时的确是有较为强大的人力物力、有美国的支持、有日军的遗留装备，但这只是战争的强力而不是直接的实力，国民党军事实力被远远高估。 46年夏季的国民党军事实力远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强大，在从战略思想到战役战术、从后勤补给到军制训练都有很多严重的问题，甚至在历来被认为最占优势的武器装备方面也并不适应这场战争的需要。可以这样说——在1946年夏季内战全面爆发时，国民党方面没有将其大部分战争潜力转化为实际的作战实力，其在军事上的某些方面实际处于劣势，而另一些方面未能发挥其优势，国共双方战争实力的天平一开始就倾向共产党方面，战争的结局在开战时就已经定论。 一、力量的拥有 军事力量的拥有并非是指军事人员和装备的多少，更重要的还有人员的士气与训练程度，武器装备对战争的适应性及部队的后勤保障能力等等。 先就战争的最基本条件“人”而言。国民党方面虽然拥有430万军队，但它包括了近百万后方人员，一百多万的作战能力很差的非正规部队，其实际可用于野战的正规部队不过二百余万。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既大肆裁军（并不单指杂牌军，也包括非同一系统的嫡系部队），将大批有作战经验的军官和士兵赶出军队。仅以第1战区为例：在1945年末至1946年初，就将78军裁撤，嫡系10军与89军编并为整3师，陕军38军与96军合并成整38师等。同时有收编战斗力很差的伪军，例如在山东收编伪军吴化文部，裁减抗日有功的东北军）。更为严重的是按派系、按实力、按关系裁减部队，更加重了国民党军队惯有的保存实力的风气。不是将得到的补充人员和装备编入缺编的老部队，而是将其组成新的部队（包括使用老的番号），就是五大主力中的整74师在孟良崮战役时，仅步兵就缺员三千余，应有的36门美制山炮只有28门。结果有的老的有战斗力的部队由于作战而大量失血，战斗力迅速下降；而新编的或是重建的部队由于缺少战斗经验而被很快击败（比如新建的整3师、整66师）。对军官的提升也不很合适。大批作战有功的军官大多被升为副职，而大批正职被老朽无能的军官所占据，而这些有功也有作战能力军官提升后所遗的位置，又被年青而没有作战经验的军官所占据。结果形成恶性循环，使部队的作战指挥能力越打下降得越快。反观共产党方面在抗战结束后迅速整编部队，完成军队的正规化，使之适应于未来的战争。包括在数月中将零散的团营级单位组建成军师乃至兵团一级的正规军，勇于将老朽无能或是不适应近代化作战的司令官调离实际指挥为止，提拔资历不深的年青干部指挥实战；勇于裁减那些哪怕是齐装满员的作战不力单位，补充只剩骨架子的有功部队。如此相较，强者越战越强，弱者屡战屡败。 其次就军队的主要武器装备来说。在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中，日军伤亡大多是因迫击炮造成的，而据战后统计在华战死的日军将领也绝大多数死于迫击炮弹，足见国共双方对迫击炮的运用均佳。而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不但未能继续发挥这方面的特长，还打量削减部队迫击炮的配备，首先将重迫击炮从军师两级裁掉（少数杂牌军除外），代之以美制山榴炮或日制山野炮。后又减少团以下单位的中轻型迫击炮数量，代之美制无后坐力炮、战防枪、火箭筒等。共产党方面又没有坦克和装甲车，也少有碉堡来当靶子，这些新式却没有目标的武器给解放军缴获后，却正好用来打国民党军的碉堡和坦克。共产党方面不但使用缴获的各种轻重迫击炮，还自制中轻型迫击炮加强火力；而国民党方面却以装备少量山野榴炮为满足。其实国民党军就是美械主力师或整编旅也只辖8－12门75mm山炮，军或整编师辖8－12门75mm野炮或12门105mm榴弹炮，都难以支援军或师的整个攻击正面。这样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陆军的装备对面攻击能力是加强了，对点目标的能力则明显下降。换句话说，新的装备更适合对已经投降的日军作战，而对共军作战是狮子打蚊子，是根本找不到作战目标的武器。 从1944年起，国民党主力部队开始装备美式武器，在抗战结束后又装备日制武器。军方由于得到新式美械装备，遂将原有装备从主力部队中淘汰。但是除驻印军等少数部队外又没有进行系统的训练及实践，部队对美械装备的熟悉程度远未达到标准，甚至五大主力的5军、18军、74军也仅对部分军官与军事做了2－4周的武器训练，在绝大部分官兵基本上没有了解新式装备的情况下就投入实战；而且美械装备由于强调火力的迅猛，弹药消耗很快，对野外后勤补给的要求很高，这恰恰是国军后勤的主要缺点，结果在实战重美械部队经常发生弹药不足的情况，严重影响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在战争后期还出现了部队被迫将部分美械武器又换成国械以提高战斗力的情况。例如鲁南酣战，整编26师附第1快速纵队只打了一夜就用光了弹药被迫突围被歼；鲁中作战，整74师被围一日，就请求空投补充，最后粮弹无着被歼。而这两支部队分别拥有汽车团和辎重团，是国军野外补给能力最强的部队。淮海战役前，甚至嫡系主力第5军也重新装备国产步枪、迫击炮等以解决弹药补充问题。 陆军发生的问题自然延及空军方面，国民党空军在抗战中后期重新装备，但得到的美制飞机却很成问题。重型轰炸机B－24/25是用来对面目标进行轰炸的，是对敌大城市、大工业进行战略轰炸的；而共产党方面只有少数城市，根本没有大型工业设施或军事基地，于是这些重型轰炸机只好去炸那些还不够炸弹钱的目标。轻型战斗机P－40，P－47，F－51等是用来与敌方战斗机空战，攻击敌轰炸机夺取制空权的，而事实上南京政府的战斗机飞行员的确在练习空战，好像延安方面也有支强大的空军。新式侦察机本来是很有用的武器，可以对敌方的战线与纵深、前方和后方进行广泛的侦察活动，但美方并没有将怎样使用这些新式技术装备教会国民党方面，没有高性能雷达、没有快速摄影机、更没有照片辩读员，侦察机飞行员只要用老式的目视观察，而这仅有的侦察能力，空军也未好好利用，将侦察机派去执行其他使命，比如当轻型轰炸机、联络机、运输机、教练机等，结果国民党军在战争中依旧象瞎子、聋子到处碰壁。而对共产党的战争中最需要的对地攻击机（俯冲轰炸机）却一架也没有，国民党空军在实战中勉强用战斗机代替，但因飞行员从未学过俯冲轰炸，更没有对地集束火箭、凝固汽油弹，哪里谈得上命中精度和攻击效果。所以拥有几百架作战飞机的国民党空军在战争中除了空运外根本没有值得一提的记录。 二、力量的组织 一个军事集团只有将其拥有的人力物力通过良好的方法组织起来，才能形成战斗力，而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军却基本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努力。 首先是指挥机构的设置。抗战开始时，国民革命军的指挥机构是按总部－战区兵团－集团兵团（兵团，路）－军－师－旅－团，共8级才到战术单位；1940年后简化为总部－战区－集团军－军－师－团，6级指挥机构；这极大提高了部队的作战指挥能力。可是抗战结束后，国民党为了照顾论资排辈及抢占地盘等非作战使命，又将指挥机构扩编为总部－行营（行辕）－绥靖公署（战区）－绥靖区－兵团/整编军－军（整编师）－师（整编旅）－团共8级，切出现大量机构重叠、人浮于事。从统帅部到最基层的战术单位都经常发生上级越权指挥，下级不听命令的严重影响战斗力的情况。而共产党方面，从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各种指挥机关虽名目繁多，但实际上只有中央军委－战略区（新四军、八路军各师，后为野战军）－军区（新四军各师，后卫兵团）－纵队－师（旅）－团，总共只有5－6级。约米尼就谈到过“当其它各方面条件相等时，战争的胜利往往属于机构较简单的一方”。这样比共产党多两级机构且指挥不灵的国军安有不败之理。 其次是对非嫡系部队的态度。在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所属嫡系与杂牌部队的使用和待遇基本处于较平等状态，对杂牌军也处于有效的控制状态中。例如在编组部队方面将抗日有功的西北军第29军扩编成59、68、77军，后又扩编成第2、第33集团军；将作战不力的嫡系第6、66军裁撤。 然而抗战以结束，国民党在以陈诚为首的军令部指挥下，大肆裁减非嫡系部队，比如孙震的川军由3军8师缩编成2师5旅，孙渡的滇军由2军4师编并为1师3旅，就连抗战时功勋卓著的第33集团军也从2军6师并成2师4旅。这样大规模的消灭杂牌军，使非蒋系官兵人人自危，稍有风吹草动就投降倒戈，到三大战役时国民党军仅此一点就至少损失了15－20个军，改变了10余场会战的成败。下面仅列主要倒戈事件： 表1 日期 倒戈部队与人员 造成其他损失 1945.10 西北军新8军 第30、40军 1947.02 桂系46军军长 第46、73军，新36师 1948.09 杂牌整96军、整84军 第2绥靖区，整2、73师，整19、57旅 1948.10 滇军第60军 第1兵团，新7军 1948.11 西北军59、77军 第7兵团，第25、44、63、64、100军 既是最高指挥机构的设置和执行都出了问题，那部队编制方面的错误都难免了。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匆忙将战役单位（军师两级）的大部分从三三制改为二二制，而这两级指挥机构已装备新式通信器材，有了现代化的指挥系统，直接指挥3至5个单位已不成问题，而编成旧式的二二编制，徒劳增加了一级指挥机构，不但浪费了人力物力，还造成命令重叠，降低了指挥能力。而团以下战术单位由于施行新式编制和严肃军纪减少空额，造成下级单位人员编制增大：主力部队的连有170余人、营有近700人，但由于基层单位缺少现代化的通讯指挥工具，中低级军官的作战指挥经验不足，这样大编制的营连在实战中屡次一触即溃，白白损失人力物力。而共产党军队只有在西北等少数人力不足的部队中才有二二编制，其基层单位采用小编制大变成，连不过100余，营只有400余，但在师旅一级兵力对比就出现逆转，国民党整编旅不过2团6营，步兵连只有19个；而共产党部队的师或旅为3团9营，步兵连约30个，既考虑到上级司令部指挥能力和通讯手段的提高，又照顾到下级单位通信器材的不足和低级军官的伤亡造成的指挥能力下降，充分运用了悠闲的人力物力来打赢这场战争。 在抗战结束后国民党高级官员忙于争权夺利，而军队的训练自然无人过问，军队在抗战中出现而未能解决的问题也无人改进。国民党军在抗战中长期对日作守势作战，部队的野外和筑城防御能力较强，但攻击能力却差，更缺乏主动进攻的精神。在抗战后期对共产党作战已提上日程，早就应迅速提高部队的攻击能力，而国民党军训部基本没做这方面的努力。结果在实战中，国民党军进攻能力低下的战例举不胜举，往往以3倍乃至5倍优势兵力、火力也攻不下共军阵地；而在防御战斗中，哪怕是兵力对比处于劣势，部队的作战能力都较进攻时为强。反观共军部队的平均作战技术虽不如国军，但其攻防能力却较为均衡，较善于进行攻势作战，从而掌握了战术主动权，进一步发展成战役主动权。 部队的训练糟糕，军兵种配合自然也难以达成。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将其主要陆军火力——中型和重型火炮独立编成特种部队固定在一地配合步兵作战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但与共产党交战是一场不同的战争，共产党军队的火力与作战特点和日军有很大的不同。在抗战时期基本是日军主攻国军主守，守方可以将主要火力集中于一路来压制攻方，而攻方则需在每一路进攻部队都配置重型火力，才能使部队有进攻能力；而解放战争开始时，基本是国民党军队主攻，共产党军队主守，这样将重炮兵划入独立部队的编制就不适用于这场战争，从而使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步兵军（整编师）的火力并不比共军强多少；都是班用轻机枪、连属60迫击炮、营属重机枪、团属82迫击炮、师（旅）属山炮等，国民党只是在美械部队是装备一些无后坐力炮、火箭筒及其他战防武器。而国民党的火力优势——美制榴弹炮、日制野炮等属于军及军以上独立单位，在野战中未能发挥优势；而从美军那里学来的饱和火力攻击又由于火炮及弹药的不足难以发挥其优势。坦克、装甲车的火力和机动性由于分散使用，也不足以改变火力均衡。反观共产党军队虽没有大量重型火炮，但准确的预见了国共战争的样式，虽也将仅有的少量山野重炮编入独立部队，但在与国军相对应的师旅团各级分别配备了步兵炮，平射炮及大量轻重迫击炮，造成了战术单位的局部火力均衡乃至优势，从而与名义上装备优势的美械部队相抗衡。 三、力量的使用 国民党从1927年起就将消灭共产党作为其主要目标，只是在抗战初期将对日作战放到了第一位，从珍珠港事件开始，国民党方面就开始保存实力，准备在美国打赢日本后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在抗战后期更尤其如此，不惜减少前线部队，将精锐部队调回后方已备内战。在1945年8月抗战结束后，国共矛盾又成为唯一的主要矛盾，从军事上来说消灭共产党军队是其唯一的目标。那1945年秋季国民党军之主要任务就不应是接受日军投降和占领日占区等次要问题，而应将一线部队（对日、对共之各战区部队）迅速对共军作攻势展开，同时收编日伪军作辅助作用（清剿、防御等）。其精锐主力（陆军总部所辖各方面军及直属部队）在美军帮助下海运和空运从沿海向共军进攻。 因为在日军投降后，国军对共军发起进攻的时机无非两种：一是马上投入一线部队进攻，在战斗中加入后方之美械主力及其它后备力量（在战线后方的其他部队和收编的日伪军）。这样做的好处是在战略和战役上均达成突然性，可趁日伪军投降以扰乱视听、控制舆论、利于宣传，且共产党军队未能集中编成，未能缴获大批日伪军武装（特别是重装备），未能完成从游击战向正规战之转变（新四军粟裕部除外）；坏处是一线部队正处在补充时期，且做守势状态，不利于马上发起进攻，美械主力及其他第二梯队远在后方，投入战斗需要一定时间，不利于在最初的进攻中集中全部兵力。二是等主力部队部署到位，一线部队补给完整，日伪军收编完成，再发动全面进攻。其优点是大部军力补给完整，部署到位，易作有力一击；缺点是日伪军投降已完成，全国已处在和平状态，难以控制舆论，扰乱视听，且一部日伪军已被共军所解决，共军已完成集中编成，战略展开，并有了初步的正规战经验。综合以上所述，马上发动进攻的优点多于后者，国民党发动进攻的时机选择优劣一目了然。打内战和外战不同，战争发起的一方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民心，在政治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共产党方面宁愿放弃南方八省根据地，宁愿在名义上接受国民党领导，宁愿在知道国民党进攻时，抱着可能牺牲中原部队的决心，坚持不打第一枪来争取舆论、争取民心。而国民党方面效法日本侵略中国之愚劣故伎，使战争逐次升级，从收编伪军进攻解放区，依次投入杂牌军，嫡系部队，直到美械主力，最后才发动全面战争，结果闹得世人均知。如果国民党能在战场上利用突然袭击决定战争的胜负或从战略上改变整个敌我态势，那先动手进攻也是值得的。因为突然袭击是所有进攻手段中最具威力的一种。一旦达成突然袭击，将使较弱小之敌一击即溃（例如1939年德军入侵波兰），也可使均衡的战场一边倒（例如1940年德军的西线攻势），甚至战胜强敌（如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而国民党方面却因最高统帅部的无能，其各战区之间的扯皮与不协调，保密工作上德漏洞，不但留下打内战的骂名，而且将突袭的战争作用几乎全部浪费。 经过长期的准备，漫长的前哨战，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终于发动全面进攻，而这“全面”的进攻在约90个军（整编师）的总兵力上只占40－50％。如第一战区胡宗南部，在对中原共产党地区进攻时，只出动实力较弱的第31集团军，而将主力37、38集团军看守没有战役进攻能力的西北解放军，将十几个旅的战斗力白白舍弃；又如在全面进攻开始时，将衢州绥靖公署、广州行营的7个军置于后方清剿游击队，后在前线吃紧时，才将其逐次调上各战场救急。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就谈到“军队在战争爆发时最初的第一轮攻势是最关键的、也是最有力的，在一场突袭中尤其如此，而以后的作战只是最初进攻的延续和补充”。国民党军在1946年夏所发动的最初进攻由于对各部队的调动不当，使军队的第一波攻击能量未能较大发挥，也使军队的作战能力在战争中逐渐消耗，从而在根本上影响了战争的进程。而共产党方面除陕甘宁和绥远等地少数部队外，在第一轮战斗中就投入了几乎全部主力，造成了兵力对比德均衡乃至优势。以下列国民党军在1946年夏各部参战情况： 表3 国军各战区部队 总兵力 参战兵力 东北行营 8个军 几乎全部参战 北平行营 10个军（师） 少数部队助攻 太原绥靖公署 5个军 少数部队助攻 西北行营 8个军（师） 全部未参战 郑州绥靖公署 15个军 约半数参战 徐州绥靖公署 20个军（师） 几乎全部参战 武汉行营 8个军（师） 少数参战 衢州绥靖公署 3个军（师） 全部未参战 广州行营 4个军 全部未参战 其他单位 10个军（师） 全部未参战 合计 91个军（师） 约40个全部未参战 更糟糕的是在实战中，国民党方面非但未能正确把握开战时机，而且直到1946年夏国共和谈的破裂已成定局时，国民党最高统帅部对共产党居然没有一个全面的进攻计划，只知道零乱调动部队与共产党根据地搞摩擦，为了蝇头小利不惜大打出手，听任各战区自由发挥，这样国民党各部对解放区的进攻在时间上不一致就不奇怪了。 当国民党东北行营对共产党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夏季攻势时，中原蒋军郑州绥靖公署才刚刚开始准备“偷袭”；而苏中第一绥靖区进入攻击位置时，华北保定绥靖公署甚至还未有进攻计划，而且同一战区中各部队的行动也不一致，象由郑州绥署统一指挥的对共产党中原地区的合围进攻，这样的军事机密也早被共产党方面获悉，在国民党全面进攻前夜，中原新四军趁国军处于最不利防御时反突袭冲出合围，蒋军刘汝明、孙震部在追击突围之共军时，胡宗南部在“待机”，而共军王震部突破胡宗南部防线时，孙刘两部也停止观望。如果说国民党在东北、在中原作战仅仅视未达成战役目标，而在苏中则是一场灾难了：共产党方面成功的利用了国军所发动德糟糕的最初攻势，顺利实施了反突袭。7月13日，苏中国军整83师在极不利防守的进攻准备状态下反遭共军突袭，其19旅被击溃；7月17日，救援80师的整49师又遭伏击损失过半；而后整21、25、65、69等师连续遭袭，从此开创了内战中国民党军整旅整师被歼灭的先例。至此，由于国民党在军事力量使用方面的恶劣表现，已经将战争的主动权拱手让出。 综合以上所述，国民党在抗战后期将消灭共产党又摆上议事日程起就在军事方面发生了许多错误。首先在力量的拥有方面没有保留基干人员及训练补充兵源，没有使用适应该战争的武器装备、没有将旧式的补给方式改进以跟上新的战争节奏；其次在力量的组织方面没有建立适用的指挥机构和指挥系统、没有做好部队的团结、没有组织起适应于这场战争的编制编成、没有搞好军队的针对性训练和组织配合；再后在力量的使用方面没有正确地完成从抗战向内战的转换，没有完成战略展开、直至在开战的第一轮战略攻势中没有发挥其主要实力。最终由于这三方面的综合因素，国民党在其名义上的军事力量与实际的作战实力有很大的差距时发动了与共产党的内战。“在一场战争中最初的进攻视最有力、最关键的，以后的进攻只是其的补充和延续”。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已经将战争的开始说得很清楚了。国民党从抗战结束倒内战开始阶段中没有正确的拥有、组织、使用军事力量，在其实际处于相对劣势时就以想象的优势投入一场进攻中去了。就像一位西方的哲人所说的那样——“许多政府对于本国的军事实力究竟有多大，几乎是全然不了解的，对于他们所发动的战争在军事上应具备哪些条件又几乎是漠不关心的，而军人们却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些政府地野心、冲动和失策投入战争中去”。 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固然主要在政治方面的原因，但在战争中所表现的军事错误却直接造成其全面进攻的失败。国民党在政策上坚定地企图消灭共产党，而在实际工作缺乏准备，只满足于兵员装备的数量。而在战争中，特别是在现代化战争中，军事实力根本不是简单地数字统计，而是整个军事集团将其适用于战争的人力物力经过合理的组织，科学的使用所体现出的适用于这场战争的综合能力。故此，国共双方经过三年内战以国民党全面失败而告终并不是偶然的，从军事上来讲是其在战争开始前就已经决定了的，是国民党在军事方面的准备、组织和使用上的错误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其实我对解放战争了解并不多，没法全面系统的介绍这其中的原因，我只想谈一下战争期间国民党高
级将领一些诡异的表现1~淮海战役前国民党最高指挥官杜聿明将军坚持部署完葫芦岛撤退再去那个关系党国前途，对未来局长局势产生绝定性影响的的淮海战场，后来他给出的理由居然是“怕承担放弃徐州的责任”，很难想像这是蒋介石得意门生，抗日名将杜聿明说的话。 2~淮海战役中在杜聿明集团被包围，随时有可能覆灭之际，第十三兵团司令李弥居然向杜聿明要求给他原属第七兵团的已经被歼灭的64军的番号，从当时战局实际来看，他有很大机率见不到第二天太阳。3·~国民党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在解放战争最后阶段拼命地，大胆的拆蒋介石台的原因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久就会爆发，美国一定会援助国民党的。这是国民党许多人物都深信的，没有人知道这种观点到底从何而来？
其实，类似奇怪的事情几乎国民党每一位将领身上都有，我想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真的很值得探索。
国军将领经常说几句话，“这个老头子，仗不会打，就会瞎指挥。”“再这样打下去，我们的老本就耗光了，以后就没有资本混了，撤吧。”“我以为委员长让谁来指挥，虎没有来，来了一条狗。”
2.23更新：保存了答案的原貌，订正了一些偏激与错误的地方，做了一些增补，姑存一家之言。我是来评论排名第一的 的答案的。这个答案的三点原因都说的很好，但是它更多的是一种高度的概括，而在具体分析上显得略为主观，我稍微做一点更正与补充吧。我的核心观点是，我们不能过分贬低国民党的“无能”，而要看到，很多事情有其客观原因在。我的目的并非为国党辩解，相反，我认为欲统一近代之中国，非得要彻底动员下层的中共不可。也正是如此，这段历史不是简单的“无能”“有能”可以诠释的。冷答对第一点原因即国民党“始终无法逆转中国经济崩溃的局面”的分析，主要将原因归咎于欧美资本的入侵与经济政策的无能，这是相当正确的判断，不过，冷答没有涉及到造成这种局面的外部原因，我试做一些补充。可以说，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还是集中了相当一批那个时期的经济精英的，他们对当时经济局面的理解当然比今天我们这些纸上谈兵的读史者要透彻的多。之所以最终战后经济改革以惨败告终，有着外部内部的多方面原因，中国积贫积弱，又遭遇抗战这样的民族大劫，不能简单用教科书式的“国军无能”来概括这段历史。冷答中“……税务一直是一滩烂泥。金融政策也经常是在瞎整”的指责，我觉得是有失公允的。国民政府自定都南京以来，长期面对的是一个经济烂摊子。全国未完成实际层面的统一，税收不上来，而四出征伐的军费又长期占据支出大宗。在这个方面，国府不是没有做出过努力，黄金十年的成果虽然难以过分夸大，但是若说完全没有成果，那也是不准确的。1928年税制改革将关税、印花税等税统一划归中央，又于1932年将海关税款转存于中央银行，结束了海关财务大权自清末以来长期操于外人之手的历史。自税制改革开始，至抗战开始前，入不敷出的状况虽因军费亦水涨船高而未有决定性改善，而中央收入已增加两倍有余。1935年的币值改革，推出法币，则结束了外国银行独占外汇的局面。不过，抗战的来临结束了这一切。按常理说，因为战时囤积的物资涌入市场，战后物价应呈现下滑趋势。而中国抗战则呈现奇特的场景，经历短暂下滑后，物价飞速上升，这一特殊局面的出现当然是因为内战。依靠抗战的整合，中共对基层乡村的影响力达到了一个峰值，政府难以完全控制重要的矿区、煤炭产区，而农产品的生产与消费亦日益隔绝。而这还没有算上中共在重庆谈判时也没有停止的对铁路交通的蓄意破坏，其中重工业云集，且有苏俄势力插足的华北、东北又为重灾区。除此之外，更具毁灭性的大口子仍然是军费开支。可以说，国民党战后的决定性失误便在于对中共的军事力量估计过低，而这种错误的估计直接影响到了经济政策的沉降。在战后受命出掌行政院，改革经济的宋子文就曾哀叹道：事实上在预算外之支出，为数过巨，且多系临时支出，事前难以预计，收支相较，差距巨大，仍不能不赖于中央银行之垫借。此种超额之支出，则以军费为最巨。中央银行为垫借军费只有饮鸩止渴般地发行纸币，这当然进一步加剧了物价的上涨与经济的崩溃。这一点，是蒋的唯军事论在全局决策上的失误，等到他承认“经济戡乱重于军事戡乱”，为时已晚。至于所谓的“国府无能”，在经济层面上的主要表现是无法遏制官僚资本的恶性膨胀。关于这一点，其实国府高层也绝非没有认识，1946年春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经济部长翁文灏言不及义的报告就遭到前所未有的反对与质询，但是，最后他的报告依然以微弱的支持率涉险通过大会决议。在这里，我们看到，和无数次历史教训一样，问题不是没有浮现，但根深蒂固的文官系统无法对既得利益撒手。这样的暮气与惰性如果在一个王朝盛世之时，还可以蒙混一时，但是如果在一个根本没有集权之实，又有强劲的对手专心捣乱的政权里，结果就可想而知了。顺便说一句，中共对国府高层的渗透与经济政策关系不大，基本上还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中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状况的产物。在冷答的第二点中，作者指出了国军内部的山头林立，派系不一，并认为这是因为国军仍是旧式军队体制的原因。这个结论我是认同的，不过，这只是国军军事上失利的原因之一，不宜把它的分量看的过高。而对于这个原因，还需要交代一下前因后果。自黄埔以来，国军和共军都是所谓“党军”，而共军的这一转化完成的更为彻底，至解放战争时，已与国军拉开差距。而国军所谓“兵为将有”的体系，追根溯源是在湘淮军那里，而湘淮军取代的绿营正是所谓“国家的军队”，将领为国家擢拔，士兵不是自己的财产。仅从体制上来看，倒是绿营更具所谓“现代军队”的雏形了。显然，光从“现代”“古代”方面，还未能及两军体制之本质。不过，湘淮军这种体制要发挥出战斗力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有一种能把全军捏成一股绳的核心力量。在湘军这里，这种力量是被曾国藩改良过的儒教，而在淮军处则为名利欲及对李鸿章个人的忠诚。所以我们看到，湘军早起的高级将领常常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未必以曾之是非为是非，淮军将领则对李鸿章高度忠诚，而后世的北洋军阀与国军继承的正是淮军的传统。可惜的是，国军这几点都做的不好，中央权威弱势为其缺乏战斗力的根源。反观共军，不仅有了超级加强版指导思想，中央权威无可动摇，土地革命更令一般下层士兵无返顾之忧，故甘愿出生入死。这些，都不能简单地推到体制上面去。另外，正如上面说到的，军事体制之差仅仅是国军军事失利的诸多原因之一。这种体制的差别最重要的区别表现在国军的协同作战困难上，与士兵的战斗力关联有限。冷答提到的孟良崮之战为这种国军协同困难的特点最突出的战斗之一，不过，就是在这场战斗中，也有国军战术僵化等具体原因（如张灵甫盲目布阵于高地）影响着战争胜负。蒋毛的军事策略得失，情报水平高下，国际影响等俱对战局影响颇大，而国军分散的体制其实也要追溯到中央权威衰弱，军阀割据的局势从未得到根本解决的情况。脱离这些因素单独谈体制，难免落入唯体制论的窠臼，个人认为是不太妥当的。至于第三点，冷答举了一个国军轻视下层的个例，又说“国府也不清楚自己的行为对共军的帮助有多大”，这显然是将国府看成傻瓜了。事实上，蒋及国府的高级人员绝非没有意识到发动下层社会积极性的重要性，非不为也，实不能也。1946年3月，国党二中全会即宣布规定耕者有其田的步骤与实施办法，此后蒋曾多次做关于土地问题的讲话，白崇禧亦指出“一定要有实惠，才能博得民众的同情”。可以说，国府大员们已意识到与中共争夺农村的必要性。甚至，国府还希望在一定范围内照搬中共的土地政策，1947年来自山东的一份报告指出，“只要收复区各县市对于土地问题遵照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加以合理的处置，彻底的执行平均地权，亦可收到完满的效果”，甚至迟至1948年冬，党内仍有彻底平均地权的动议。但这些努力终归失败，这是因为国府作为中共的对立面，他们必须要时刻维护地主的利益，而无法真正地代表底层，无论上面的政策制定的多么漂亮，在乡绅这个阶层上都会遭到抵制。“各地方官坤均为地主官绅，既与地主打成一片，故中央各种收揽民心安心社会秩序之法令相率阳奉阴违。”这是沉痛的总结，而要去除这个自古以来便在中央与底层自耕农之间充当缓冲的官绅组织，只有依赖中共“把底层整个翻起”（黄仁宇语），这是国民党无力完成的历史任务。
我去年给一门讲中国近当代政治的课当助教，正好给学生上tutorial的时候有这个讨论话题。答案是教授给的，我总结一下。共产党方面：1. 共产党军队的控制好过国民党，因为因为有军事委员会。2. 领导比较统一。3. 土改获得农村地区的支持。4. 共产党员从1937年的四万人增加到八十万人。 国民党方面1. 通货膨胀使得国民党失去对农村地区的控制。2. 国民党领导没有办法让各路军阀统一作战，因为军阀也担心失去自己武装力量。3. 蒋介石战略错误，在东北放了太多主力精英兵力，失去了其一半的部队。国际力量1. 苏联本来在雅尔塔会议与国民党达成协议，愿意支持并承认国民党。条件是把满洲与新疆给苏联。但是苏联后期变卦了，把二战东北日本部队的武器都给了共产党。2. 美国本身也有很多不同的派系，最终放弃支持国民党。
国军：弟兄们给我上！共军：同志们跟我冲！
根源就是国军是封建军队，共军是现代军队。国军兵为将有，把士兵视为消耗品，军官肆意残害士兵。把百姓视为鱼肉，掠夺财产，奸淫掳掠。军队派系林立，无法统一指挥，各自为战。共军经过几次残酷的整风，军事指挥权统一，士兵知道为何而战，有信仰，就算打散了也会自动转为游击战，回归主力部队。把老百姓当人看，当做重要力量对待。军队有信仰，明白为何而战，就是现代军队的重要特征。以现代军队对抗封建军队，失败才是怪事。
最大的原因是：共产党获得了最广大，最底层百姓的支持。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根，最扎实的根。谁赢了他们，就是赢了中国。前几次的社会运动，顶多在社会上层这一个小面积里产生影响。底下的百姓只觉得这个社会有点不太平，对他们来说，就是换了几个皇帝而已，但他们的日子都没有好过多少。三民主义这个东西，对知识分子讲有用。你对农民讲有什么用，一群的文盲怎么能够听得懂呢？你还不如直接拿点实惠给他们呢？还不如直接跟他们说，你跟着我走，你就会有粮食，土地之类的。这个阶层比那个阶层都要务实，谁给他们地，谁让他们吃穿不愁。他们可不管是谁领导，也不管社会主义，也不管资本主义。谁给他们吃上饭，谁把当成人，他们就跟着谁。国民党，就是孙中山在的时候，农民都没有从中得到过什么好处。而共产党建党之后，真的是死劲地动员农民啊，也让农民尝到些许甜头。所以他们觉得跟着共产党有好日子过。而且你对着那些知识分子讲三民主义，他们听懂了也没用啊。这群吃饱了撑的，他们脑子里只会想着他们怎么获得更多的权利，又怎么会有闲心去关心还饿着肚子的农民呢？
原因很多，在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城市中，国民政府接管人员的严重腐败和差劲经济金融政策，失去了市民的拥护；在农村，各种地主武装的暴行彻底将底层人民推向对立面。下边引用一段王树增《解放战争》中对山东还乡团的描写，看完相信会有所感触，为什么称其为国民党反动派，为什么要革命到底，为什么解放军具有战斗力。
自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以来,坚持在山东内线战场的共产党军队,一直处在艰苦的移动作战中,由于兵力和武器都与国民党军相距悬殊,面对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侵蚀和占领,被迫的周旋作战令他们十分迷茫,因为这支部队的绝大多数官兵都是当地贫苦农民的子弟,他们对父老乡亲因为他们的离开而遭受苦难倍感痛苦。而解放区内贫苦农民遭受的蹂躏,其残忍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一旦他们开了口,就很难制止那泉涌般的痛苦回忆”,美国女记者葛兰恒记述道,“即使表情冷漠的农民,也会泣不成声,没法再接着往下讲。”山东兵团九纵接到潍县百姓写来的一封信,这封信被许世友保存到二十多年后的一九七〇年,那时,他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这位经历过残酷战争的共产党将领把这信重新拿出来给部队官兵看,是想让在和平时期生活甚久的他们知道,军队在任何时候的作战都具有“复仇”的含义,军队的作战意志永远不能消沉——
　　……亲爱的同志们,看见了你们,我们又悲又喜,喜的是可得救了,悲的是这几个月我们受尽了亘古未有的大大灾难。国民党伪军自占领潍县后,烧、杀、抢劫、抓丁、抢粮,无所不为,潍北全县被拉去牲口两千余头,粮食被抢精光,被抓壮丁难以统计。更残酷的是广大群众被残杀。两年多来,潍北人民被残杀者已有千余,直到今天寒亭据点周围的死难同胞仍曝尸旷野,无人收拾。纸房区李家营一村,即被活埋七十余人。残暴手段更令人闻之毛骨悚然,铡刀铡和活埋已成为蒋匪的普遍手段。有的先割耳、舌,而后活埋;有的妇女被拔去头发铡死;有的妇女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轮奸,并用烧红了的枪条插入阴户,活活搞死;有的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用开水浇,把全身烫起水泡,再用竹扫帚扫,名为“扫八路毛”;有的用剪刀剪碎皮肉,名为“剪刺猬”;有的全身被刀子割开,丢在火红的锅里,叫做“穷小子翻身”。纸房东庄蒋匪在街口安下十二口铡刀,按户抓人铡死。邢家东庄一次被铡十二人,妇救会长一个四岁小孩,也被铡成三段。贫农韩在林兄弟三家十五口,有十四口被铡死,剩下一个老母苦苦哀求给她留下一个后代而不得,她看到自己的孙子全部被铡死,悲痛得自己也上吊而死。……高里区一个妇救会长,死时曾对大家说:“告诉共产党、解放军,一定为我们报仇!”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是华东野战军的主力军,你们是胶东的子弟兵,你们屡打胜利,有了你们就有了希望,有了依靠。你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不能让你们走,要你们给咱们报仇。要求你们坚决彻底消灭蒋匪军和“还乡团”,要求你们像在孟良崮一样消灭敌人,在潍县留下英雄的胜利,立下大功,这是我们对你们高贵的信仰,也是人民对自己军队的命令!……
　　“人民对自己军队的命令”——这种激愤的请求尚无前例。
　　第九纵队发布的攻打潍县的命令,其措辞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
　　……为保证战斗的胜利,要求所有进攻的部队只准进不准退,有我在,不准敌存,发挥你手中武器的最大效能,大量的杀伤敌军……只准活着打下去,打到胜利,不准活着退下来。……同志们!攻城令下了,立功的时间到了,报仇的时间到了,各按照你的战斗计划,按照你的立功计划,在统一命令下,行动起来吧!只准前进,不准后退,只准胜利,一定要胜利!胜利地歼灭潍城守军万岁!……
这个问题很像当年的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除了那国共时期插入了日本入侵以外，其他的地方及战略布局真是惊人的相似。当时项羽是名义上的共主，兵强马壮，但各诸侯林立。而蒋当时也是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军阀林立。刘邦则缩在关中，中共则在西北的延安，也不算太远。当年刘项争天下时，最重要的，一是在项羽的南方安排了英布一军。二、搞了个彭越去打游击。三、派了个韩信北上攻城占地。四、正面与项羽相持，虽屡战屡败，但后续兵源源源不绝。真的是靠人海战术垒出来的。对应的则是一是新四军在腹地时不是出来搞一下。二、刘小奇领导下的地下反抗组织不时冒出来打个游击。三、林彪高岗带着点破铜烂铁进入东北，开始攻城越地并最终发展成中共的主力部队。四、中共的军队在前期绝对是被神化了，前期颇多不利。后面死得人多了，打得多了就开始有感觉了，就像当年的苏联利用人海战术培养了大批卓越的指挥官。更重要的是中共的军队的士兵好像不拿饷的，又源源不断地从根据地供应过来。唉，不服也不行。当然，还有一点老毛确实是太强悍了。阴谋，阳谋，军事策略及发动群众的水平真是无人能及。
1、国民政府本身的腐败已经渗透到军队之中了2、军队内部派系林立，三大战役中表现的很明显，中央军老蒋的嫡系确实很能打，可是傅作义、卫立煌指挥不动，不敢放到前线去3、指挥不力，初战四平时国民党军本有机会歼灭林彪东北局，结果停战了，林彪得到难得喘息恢复，杜聿明生病退出东北指挥权，换来个陈诚搞得一团糟。辽沈、淮海战役蒋介石越级瞎指挥。淮海战役中如果按照杜聿明的部署，黄百韬固守双堆积作支点，邱清泉、李弥驰援，只要黄百韬能支撑7、8天就能有机会歼灭共军，只可惜没人相信黄百韬（事实上他坚守了12天）。纵观三大战役中歼敌最多的淮海战役，其实共军能的胜利机会并不是很大，只可惜国民党内雄才太少3、思想宣传不如共军，军队政治思想不强，很对都是抓壮丁抓来的，不愿打仗，不像共军士兵思想性强、战斗意志强悍。（当然10万士兵进关时确有很多逃兵，不过放眼整个解放军军队的思想性很强的），国民党在民众中的形象很差，尤其在士兵主要来源的农村，农民对共军的后勤支援那可是相当大的啊4、其实不太愿说这一点，八年抗战对国民党的伤害太大，很好多主力、嫡系部队都打光了，国共内战中很多新兵。八年抗战结束后很多国民党军都不愿继续打内战了，逃跑了很多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5、内战中共军的优抚政策，许多国军本就不愿继续打内战，此政策一开结果逃兵更多了6、共军情报系统太牛了（难怪李克农一去世，美国CIA都放假庆祝），国民党中大量卧底，有刘斐、郭汝瑰这样的高官，战前起义多，如陈明仁7、苏联的支持，其实内战开始前苏联在中国问题上是倾向于国民党的，毕竟当时老蒋的影响力是很大的（二战亚洲最高指挥官啊），只是形势的发展以及意识形态上的相近，慢慢的苏联对中国在军事上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8、天命所归吧，平心而论毛在多个方面都高过蒋不是一点点，文学修养、思想哲学、军事指挥、用人手段强太多，当一个人能力比你强，脸皮还比你厚手段比你黑，你这还怎么跟他玩啊
1 军队的觉悟方面 军队国有化后 国军取消了政工制度 导致军队的自我牺牲程度远不如中共军队 和自己以前的时候也不能比2 情报方面 戴笠坠机后 军统局 后来的保密局内耗加剧 毛人凤 呵呵没有魄力 跟戴不能比3
军队数量方面 抗战胜利时国军450w左右 共军120w左右 但是 政府军不但要和中共作战 还要维护地方治安 收复的地方要分兵驻守 城市 交通沿线 后方 没有中共军队的地方也要驻军 维护稳定 这样一来就没有明显兵力优势4 抗战破坏极大 国家损失极大 难民要国家救济 但是国民政府没有能力 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 还要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 最终导致经济崩溃5 国军内部掣肘 东北决战半年前 蒋就严令卫立煌全军撤到锦州 卫不从 东北失败后蒋命令傅作义收缩部队到天津 塘沽 海运南撤 就任东南军政长官 傅又不从。淮海决战后期 蒋命令宋希濂率十四兵团东进 白崇禧把船扣着 不让他过河 反而借中原战场失败 逼迫蒋下台 坐拥华中四十万大军拥护桂系李宗仁上台6 国民政府预备役制度落后 国民党基层组织涣散 组织能力极差
看到这个问题，翻出了许久之前在境外购买的一本台湾学者郭義编撰的书，叫《蔣介石怎樣失去大陸》,书中列出了作者查找出的国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其材料来源于国府军政人员的言论，包括讲话、传记、史论、信函、回忆录、访问记、口述历史等，其中不乏蒋介石、陈诚、阎锡山等高级领导者。让我们看看国军将领们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蒋介石失去大陆的五大原因反共战略失误共军情报战占得先机国军内耗激烈、经济崩溃战术失败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此为原文摘录）1，反共战略失误赤军在抗日战争中以联合抗日之名，行扩军掠地之实，使其窃取晋察绥冀热辽等广阔山区，并拥有大量武装国军戡乱作战体系未发挥功能，在华北，东北华中地区均有指挥不明，各自为战之情况拒绝收编20余万伪军徐蚌会战是临时仓促的决定，应在长江会战2，共军情报战占得先机李宗仁白崇禧秘密私通中共卫立煌卖身投靠共特韩练成葬送四十六军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中将潜伏十一年郭汝瑰出卖绝密情报帮共产党打败百万精锐国军刘宗宽引共军直捣重庆3，国军内耗激烈、经济崩溃陈诚轻视共军，赏罚不明，官僚作风严重副总统选举纠纷导致国民党分崩离析财经失控民怨沸腾杜聿明孙立人将帅失和，失去东北对龙云处置不当断送西南4，战术失败
原文中列举了包括孟良崮、沈阳、天津、徐蚌、重庆、长春等地的战斗中，国军战术老化、反应迟缓、缺乏统一调度、各自为战、士气低落、后勤不畅等原因导致失败连连。5，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马歇尔调停一举消灭国军180个师马歇尔调停期间中共阴谋破坏铁路苏联将美制日制精良武器增援中共
国军基层士兵工资比共军还低，这仗打个屁。换你也投共。
一切失败源自军事失败
奈何共军有高达！
其实，从一开始，蒋介石的根基就不稳，党内有汪精卫、胡汉民等人的挑战，党外有各路军阀虎视眈眈，虽然通过军事结盟，蒋介石在形式上获得中国的统一，但是，这种统一，很快随着军事同盟之间相互争夺权力而再次四分五裂。
在军事上，蒋控制的部队只有从黄埔带出来的嫡系部队，而不能置军队于国家化中，原因在于，蒋的政府不是一个民主政府，军阀一旦交出军队，往往成为蒋的私人部队。对于各省军阀的部队，蒋只能靠金钱和武力维系。其后果就是，经常性的反叛，蒋时不时的要动用国库，镇压叛变军队，耗费大量财政。
在军队上，蒋的部队只是靠传统的道德和空洞的“三民主义”来维系，这和共产党的部队不同，共产党的军队成员多数来源农村，目标很明确：“打土豪，分田地”。这一点，共产党很务实。其次，共产党通过多次大清洗，抱着“宁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的态度，将部队中的异见分子和潜伏分子清洗出去，用“政委”牢牢把持军队，而政委则听从中央，将部队置于中央统一调度之下，这样防止军队和将领形成私人关系。
而蒋的军队，则鱼龙混杂，潜伏着大量的共产党员，上至中央，下至基层，军队的一举一动，都会随时被对方掌握，这和当年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负责情报有一定关系，并且，共产党的“特科”能力一直远远高于国民党。尽管国民党后来也组建了“军统”，但是，“军统”中也有大量的共产党存在。并且，蒋军队，贪污腐败严重，军队和将领之间往往形成私人关系，各将领往往为了自己的前途考虑，勾心斗角，相互倾轧。
并且，蒋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对待对手，往往不采用斩草除根的手段，而只是逼其下野，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有些军阀三番五次的叛乱。比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这很大程度上加深了派系斗争，造成了军队的不稳定，削弱了蒋的统治力，以及军队实力。
在经济上，蒋一直致力于平定军阀以及消灭共产党武装，国库经常入不敷出，导致其统治区内，赋税严重，并且，官僚阶级腐败，贪污盛行，这段时间，国民经济虽然有一定发展，但是，也只局限于沿海少数地区，广大农村依然停留在封建时期，无论生产力还是道德文化。
其实，中国的问题说白了就是土地问题，毕竟当时，百分之九十的人口都生活在农村，不解决土地问题，一个政权根本无法稳固下来，蒋介石解决土地问题，采用的是“赎买”的手段，通过国家付钱将地主多余的土地收回然后分给其他农民，但是，这个想法却得不到实施，首先，当时，局势不稳，外有日本侵略者虎视眈眈，内有军阀割据、共产党武装，其次，蒋根本拿不出钱来，每年光军费的支出已经让蒋苦不堪言。
而共产党则不必面临这些问题，而且，他们采用的是“没收土地”的手段，不仅可以轻而易举的解决土地问题，并且，通过没收地主财产，获得一定的军费。 而农民有了土地，就有了饭碗，而为了保住饭碗，农民则自然会积极参军，所以，共产党的军队可以越打越多，随时可以得到补充。而蒋的部队，多数也来自农村，当听说，家里分田了，然后就出现了解放战争时看到的景象，成建制的投降。当然，秋后算账是另一回事。
在宣传上，蒋更是棋输一招。作为政府首脑，他必须承担日军侵华带来的“失土”之责，这使他和政府的形象大打折扣。并且，由于官员腐败，他也饱受批评。而共产党则利用知识分子的同情弱者的心理获得宣传上的优势；利用中国人骨子里急功近利的心理，许下美好的承诺，获得各阶层的支持；利用“九一八”事变时期，高喊“抗日”的口号，为自己贴上“抗日”的标签，在形象上压倒了国民党。
46——49年这段时间，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命运。很多人都想不通拥有军事优势的蒋为何失败的如此之快。原因，很简单，蒋依然没有改正自己的错误，蒋的军事优势只是停留在表面而已。
首先，蒋的政府腐败依然，自然得到不中上层人士的支持，土地问题没解决，自然得不到农民的支持，而且，由于抗日战争带来的经济创伤又没有得到弥补，工人失业，通货膨胀严重，自然，蒋在中国人眼中已经成为一个必须推翻的暴君。这一点，促使，蒋的政治对手选择与共产党合作，因为，共产党许诺建立联合政府。
其次，蒋掌握的军队派系斗争依然存在，并且，政府的腐败也延伸在军队中，克扣军饷，倒卖物资问题严重，甚至，有人把军事物资卖给共产党的部队。而且，军人也不知为何打仗，在军人们看来，经历了抗战的磨难，中国人不能再自己人打自己人，所以，许多将领都对此报以消极的态度。而共产党的军队则很明确，首先，这场战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所以共产党全力以赴，其次，通过宣传，军人们得知如果自己不打仗，那自己就会再次失去土地。
在战略上，由于蒋性格的原因，其独断专行，将领领兵打仗根本没有自主性，战场局势，往往千变万化，这样的后果就是，前线将领面对突发情况只能一层一层的往上报告，等到蒋发下命令的时候，早就延误了时机，国军要么投降，要么“成仁”，而蒋却不吸取教训，讲责任归于别人。而共产党指挥军队的原则是，给出一个战略出来，至于怎么打，就靠前线将领临场发挥，只要能打下来就行。
并且，共产党采取的战略是，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有生力量，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而蒋则小心翼翼，想通过围歼战术，围困对手，但，共产党根本不吃这一套，他们不会在乎丢了城池怎么样，套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延安，你见与不见，它就在那里，今天丢了，明天还能抢回来。蒋占领了大量的城池要塞，自然也把战线越拉越长，而共产党只要找出薄弱的环节，就可以一举将其击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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