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间谍绘画那个是间谍图

木心追忆林风眠:林先生在,绘画在。
所谓无底深渊
下去,也是前程万里
一个诗文涛涛,一个书画才绝;一个涓涓通智得宜,一个岑岑一世浮沉。木心与林风眠,是师生,亦是挚友。林风眠逝世后,木心以《双重悼念——追忆林风眠》纪念这位历经坎坷的师友,全文如下。(果然·辑)
林风眠与木心
艺术家的一生,各有其创作的黄金期,或在青年,或在中年,或在老年,三者相对而论,黄金期在晏晚的艺术家,往往臻于大成境界——英锐早殁者属于才子型,彗星昙花,一时光艳,当然很可爱,毕竟可怜可惜。壮盛有为者属于健将型,功力修养就深厚得多,作品的质和量,得以像模像样占一席地,所亏欠的,在于登封而未能造极。大师型的艺术家,其创作历程辄长达半个世纪,一程又一程地蜕化风格,终于担当了人性中的最大的可能,圆融通彻,光风霁月,含笑而逝。
  所谓“灵感之作”,其宿命是:不可再得。重复一种方法,画一个题材,它的进向必然是:生——熟——烂,故画家的智能,就在于熟到饱和点时,毅然停止,“成了”,然后另觅十架,尼采对艺术家的祝福是:死亡——复活——死亡——复活……永生,那艺术家所上的十架不是七个,而是七十七个。颇多艺术家都在这个神圣的残酷的临界度上不肯或不知凝敛,顺自己的水推自己的舟,卒致覆舟。如果迁借释家的心理分析来关照上述的现象,也许应该归于:贪、惰,然则对于原本清廉勤劳的艺术家,那就更令人怅惘困惑,不知从何诠疏——个人的悲剧归罪于时代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中亦确凿有着个人自身的悲剧。
  中国大陆1949后文艺思潮一片红,而淡红、正红、深红还多着层次,对于有名望地位的老画家,虽然处于改造思绪之前列,毕竟又是拉拢团结的对象,不画工农兵而画点花卉山水可算是网开一面,只是花卉务必欣欣向荣,山水之间红旗拖拉机是少不了的。这时,在杭州艺专的展览厅中,可以看到林风眠先生的《紫藤》、《绣球花》,混杂在张革命之牙舞斗争之爪的大量木刻油画中,显得一派静气,楚楚动人。当然,我是另有感喟的:“林先生在,绘画在。”
  当时国画家,以“人民喜闻乐见”、“国际友人欣赏”、“继承民族传统”等名义,暂时还有立足之地,而所谓“洋画家”,即是早年游学欧美,受西方近代英雄的画家,就一概划为“资产阶级反动腐化没落的思想意识的传播者”,明里是给予相应的地位和工资,暗中是歧视、监督,叫做“内部控制使用”——当我蹀躞在艺专的展览厅内,站在林先生的画前,像站在窗前,清洁的空气施施然透进来,窗外是世界,是欧罗巴,是法国、自由的人的天地……那年代,西方的画集还未遭查抄没收,但已经都藏起来,要看也是偷偷地独览,一切闷在心里,知道这世界范畴的绘画、艺术、文化,依然无恙,而一天天变得远之又远了。作个比喻:西方中世纪和近代的画家们的作品,只能在印刷物上接受迷糊的感应,像馒头食品,牌子,内涵都是极好,而我渴望得到的却是新鲜果蔬,林风眠先生的画,就在这样的性质上,曾经恩惠过我。一个艺术家,与历史上的艺术家的情谊是单向的,艺术在,人已不在。与同时代的艺术家的情谊可以由单向转为双方,赏其作品,慕其为人,近之,晤之,受启迪得教会,饮其玄奥,效其风范——这就是,一个艺术家虽然有足够多的历史上的先辈可以景仰追随,模仿遵循,但也需要与同代而不同辈活着的艺术家交往,否则,就有孤独感,甚至悲惶烦躁,以致沮丧颓隳。
  1950年秋天,记得西湖白堤的群柳黄叶纷飞,那么是深秋,第一次作为林家的客人,后来知道林先生也是寂寞的,后来又知道几个年轻人常去探望他,他不致太寂寞——近玉泉了,灰色围墙,里面的院落颇宽敞,剧中一幢法国式的二层别墅,也是浅灰的,四周果木扶疏,都落叶了,说是林先生当国立杭州艺专校长时建造的,楼下正房是客厅,很大似的,四壁立满国画唱片,坐具是几个茶褐色丝绒的蒲围,空旷有点荒凉……我又想假如不荒凉倒不对了,这时我已踏上楼梯,十九世纪戈蒂叶他们去见雨果,也难免是此种心情,最好楼梯长得走不完,讲面晤一位深深崇敬的师尊,不怕问,不愁考试,只着急于怎样才能让他明悉我的真诚,我当时的感觉可以形容为“绝望”。这是首次,也是末次,林先生不会看重我,我也不会再来。
  中等身材,深褐色皮鞋,爱因斯坦也爱穿这种圆头厚底的,隐格花呢宽裤,灰米黄粗绒线高领套衫,十分疏松,脸上布满笑容,所以看不清楚,只觉得颜卢光润气色极佳,头戴法兰西小帽,也深褐。另外,一只烟斗——林风眠。
  在红旗成阵,锣鼓喧天,处处高呼万岁,满目军装蓝布人民装的中国大陆,我见到林先生,就等于证明除了红旗锣鼓军装人民装,还有别的可能的“现实”存在——他说着,笑着,瞅着板烟,那么他去过的地方我也将去,巴黎、波恩、佛罗伦斯——艺术家除了一己的抱负志愿要酬偿完成,他还得担当一份“象征性”,这是时代历史赋予的,但丁、歌德、贝多芬、达文西……他们担当的最大的“象征性”,而尚有中的、小的、乃至微型的,都得由上帝的选民来一一担当。当听到的什么“一代宗师”,实在也是含糊其词,“一代”又在哪里。如果“一代”不景气,岂非有辱宗师,我所目睹的,有以教我的某几位前辈先驱,是在于他们各有象征性,不同时不同地,他担当过大小不等的象征,使我们这种二十岁左右的艺术初征者,能够心安地走自己的艺术的路。海外人、局外人、门外人是难于理解我们当年的处境,且不说走头无门,就是日常的闷郁,已够淹霉一棵稚嫩的苗子,但既然看到了长者的人和画,人如其画画如其人,勇气信心油然而起,一切显得自然了,必然了,盎然凛然昂昂然了——环顾长方型的画室,壁面全蒙三夹板,取木质本色,近顶处有几块斜竖的磨砂玻璃,内安乳白灯泡,书桌巨大,两侧置落地长杆照射灯,纸是宣纸,颜料是水粉,在那时,以绘广告用的水粉色和合墨汁画的在宣纸上,乃是首创,兼水墨水彩之清灵,油彩粉彩之浓郁,学生们惊悦赞叹,以为是一条新径。而且老师很风趣,善于应和孩子们的傻气,不时纵声大笑,添几句即景点题的正经俏皮话,他语调轻,笑声响,这是好的。如果语响,笑轻,那就不好了。书桌下一方毡,图案是孔雀开屏,夜晚,四野肃静,但闻风吹树枝,踏在孔雀头上,据说常常画到天明。
  我们好像是五六个人,画室不小,已闹盈盈地,又吃点心了,以蓝花粗瓷大碗盛来,是汤圆抑年糕就记不真,其实我一直处于昏瞀状态中,又要看画,又要看画家,又要说话,又要品味环境,平时过的是单调枯索的日子,突然羼入颜色音响形象的游涡中,流动太快,应接不暇,既愿意这样无休无止地进行下去,又希望早些脱出氛围,由我独自走在秋风萧瑟的西湖白堤上。
  一个人的青年时期,总有几段难忘的时刻余韵终生。自从那个下午之后,我没有再去林先生家,西班牙有位文学家叫阿左林,他有一篇散文,《阿左林是古怪的》,我或许更古怪,别的同学、朋友都时常去玉泉那边的浅灰色别墅做客,来邀我同行,我说“不想去”,“为什么不去”“没什么”,“林先生说你是画家,更像是诗人”,“……”,“去吧”,“我不是画家更不是诗人”——真的从此没有去,有时途径那玉泉路边的围墙,望望里面浅灰的二层楼,下午,灰米黄疏松的粗绒线套衫,法兰西小帽,烟斗……
  一九五一年我们这几个年轻人,有的辍学,有的辞职,都从杭州转到上海了,在当时,诚是古怪行径,由于受不了那些集体主义的“规章”、“制度”,甘愿流浪谋生,以为上海不同于杭州,或者还可以容许我们闯荡。
  林先生在杭州,来信说他尚称安好,一边嚼花生糖、胡桃,一边画,画到早晨是常有的事,信写得很长,很仔细,字迹极真朴,不按中国书法碑帖的牌理,却字字有美感,苍劲姿媚自成风调,其实是一种经久淬炼的孩子气,他在信上说:
  “我像斯芬克士,坐在沙漠里,伟大的时代一个一个过去了,我依然不动。”
  林风眠先生担任国立艺专时,校风开明,学术自由,真正体现了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方针与美育主张,兼容并包,博大精深,至少曾经是一个目标,一个理想。林先生无党无派,卓然独立,九十余年如一日,这种范例在西方社会,自非罕见,而在中国大陆,却是难能可贵,唯其难能,尤为可贵,试看当年多少画家,有闲帮闲,有凶帮凶,损人利己,不利己也要损人——那么,林风眠先生真的像斯芬克士,坐在红色风暴的文化沙漠里,静看自命伟大的时代一个一个过去,他日夜作画不止,这是他的创作的黄金期的正式开始。
  似乎因为意识到有林先生在那里画画,我们暂时不画也毋庸着急,便一心去打工,医学挂图、舞台布景、临时代课,有什么做什么,市内房租贵,借宿在郊外,吃路边摊,自备胡椒粉也算是一种阔气。如果写信给林先生,怕检查,便称“妈妈,你好”,夹入许多小市民的儿女家常话,也不乏双关、暗语,反正先生大智慧,都能体会得出的,其实这些年轻人一点也不“反动”,毫无机密可言,都只为政治环境万分敏感,万一发生误会,对先生有所不利。
  好像也没有多久,不动的斯芬克士被动了,林先生在杭州艺专受排挤的现象由隐而显,由缓而剧,后来他还表演给我看,“学生见我走路,都这样,这样,把身子贴到墙边,就像我带着瘟疫病菌……”先生毕竟谙通时务世故,西湖虽好,玉泉的老家已非久安之地,再留恋,是大不智,便悄然辞职,也到上海来了——姑且举一个事例,便可明了那时光景的杭州艺专的“大好形势”——所谓“文艺为工农兵”乃是总的创作方向,而艺专是个学习机构,在技术上方法上有所借鉴与西方,实为平常正常,但是不,希腊罗马雕像一概废了,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表现主义……这些画册都禁看,实写的,文艺复兴大师的画和雕刻的印刷品可以翻翻吧,开大会时,领导人做讲话,彻底批判西方资产阶级艺术,口号:“文艺复兴滚出去!”——好了,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也要遭驱逐,我等小子早走一步还算是机灵识相的,而斯芬克士先生也算走得及时,我们心里清楚,林先生的“动”,是为了保持他的“不动”。
  林先生离杭迁沪的决策乃英明之举,从那时始,直到“文革”前夕,是他的绘画创作黄金时期的巅峰阶段,他摆脱了教务牵累,不必上班开会学习受“批判与自我批评”的折磨,久处樊笼,忽得自在,总是生机勃勃,创作欲空前旺盛。
  我还是阿左林脾气,古怪的,去拜访一次,就长时不登门,待到被迫胁:“邀你三次了。再不去林先生会生气的。”我一笑,立刻就跟着走。
  南昌路,以前属于法租界,林先生的寓所是幢法式楼房,前邻法文协会,后接法国公园,那一代的行道树,上海人叫做法国梧桐,其实是枫科,因为枝干光净,又布满法租界,想当然地定名法国梧桐了。从路对面,可以望见二楼客厅的窗,帷幔长垂,暗无灯光,过路按了门铃,林先生必是从画室转入客厅,在幔缝间俯察来者是谁,不欲接见,就阒无动静,有约,或愿晤,便亲自下楼,到小天井时已说笑称呼——这是从前法国侨民的住宅,楼梯暗暗,扶栏木质坚致,上下交接的折角处,立着一双马靴,皮质精良款式优雅,几次想知道这是谁的,后来我自己解答,是从前的屋主剩下的,放在三角小平面上很恰当,有气氛,林先生就不去动它,日久蒙尘,更古趣。
  “茶?还是酒?”
  一到画室坐定,林先生惯于这样问,我择其一,从不说一个“随便”,如果我问客人,也愿他有所指定——五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所谓“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能一坐下来就得到主人亲手倒给你的一杯莱姆或白兰地,感到分外瑰美,真是愚不可及了。酒、茶、言、笑,有时去附近的川菜馆“洁而精”共餐,最快乐的当然是看林先生的新作,一位画家,必定是一位批评家,创作的过程原系批评的过程,尤其画到中途,这位批评家岸然登场,直道最后画完,他还理所当然地逗留不去,至此,画家退开,画装框,上墙,画家成为观众之一。除了这种态度,还可另有态度:当别人看他的画时,他在旁看别人的表情(面部的、肢体的),听别人说话(无论是贬是褒是理解是误解),那时,他等于借了别人的眼光来看自己的话,凭借别人的心智来掂估自己的精神产物——林先生之喜欢我们看他的画,说他的画,大致由于上述的缘故,他叼着烟斗,双臂交叠在胸前,微微笑,时而大笑。画平摊在客厅的地毯上,我们站着,弯腰俯视,林先生立于对面,他看到自己的画是倒向的,他在看我们,我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画面,没意识到画家在借用观者的眼,甚至心,我意识到,也不多想,似乎想是不敬的,不礼貌,仅仅觉得一个画家最欢乐的时刻,大概便是这样的时刻,而这样的时刻也是轮流获得的,当我以自己的画求教于林先生,我也偷借了他的法眼,评骘了自己的作品。在画家的一生中,这样的欢乐时刻终究是嫌少不嫌多。
  他给人看画是分类的,亦可谓分等的,猜度你的倾向性,拿出你所特别喜好的,此为分类,他不愿将自己钟爱的作品给鉴赏力不够格的人看,此为分等——单论这种态度和方式,我就衷心认同,何况总有办法诱得先生将秘藏在隐僻处的灵感之作,亲自一一打开(那是指五十年代上叶,在沪地所作的画),大约一百来幅,67&67
cm,宣纸、水墨粉彩。最好的是“静物”,一只瓶、一片布,两三果子,简无可简,调子暗,色彩却变化多端,蕴藉在灰黑之中,统体素净,用色用得如此贞洁,没有在别家的画上见过,而且是大块面平涂的,肌理微妙,处处有生命悸动,形成最轻极限的戏剧性,那些被作为素材的瓶罐杯盏,都不再是实物的映象,纯粹升华这画家的观念的假托,所以画面上一味稚气拙怒,整体效应却剔透空明——每当我看到这些“静物”,想到这些个“静物”,无不心凝神释,为林先生庆贺,他得到了杰作,没有人曾经画到过那么静,而过循着这条幽径,再要画,似乎也是不可能的。
  另一类是“风景”,往往是中国江南的庭院,中间几椽平屋,周围草木扶疏。草是闲草,甚至蒿莱芜杂,本也不分科别。不择姿态,满幅信笔乱涂,这种熟练后的生涩,严谨中率性,兴高采烈,却有一种恬漠冲酥的逸乐,沁人心脾,儿童画的天真是先天之真,画家参透原来,控制笔墨,随意挥洒,是后天之真,一草一木,魅力四起,而且,中国古代画家是以墨代色的,林先生是以色代墨,笔法又完全脱出前人窠臼。这类“风景”的组合要素机位丰盈,布局是中国山水的三点透视,人形是明清服饰的侍女,有木偶、皮影趣味,大量的线是从瓷画漆画上得来的飘俏流利,于是,整体对待一幅画时,富有现代设计装饰性,那是指快乐主义享受程度上的视觉飨宴。
  其他如芦雁、猫头鹰、小鸟、鹭鸶、裸女、京剧越剧人物,风格也强烈得一望而知出于林风眠笔下,而其他的“静物”、“风景”中的杰作相较,就显得次要了。林先生受西方绘画的陶冶影响,或可列为从印象派到立体主义这一段史程有所渊源,我曾问过:为何不再超前探索,他回答:“我画我懂得的,不懂,我不画。”这当然是诚实,冲谦自牧,珍贵的美德。我在看了他的某几幅偏重形势结构的画后,又曾问过:何不索性进入“抽象”,他希望我写一篇关于现代抽象主义的论说。虽然都只是轻快的言笑,我一直是放在心上的,筹思这样的一篇文章,但时已不及——大难临头,从此没有见面的缘分了。
  一九六六年,“文革”掀起不久,便传来噩耗,林先生被拘留于上海市**局第一看守所,按沪人常识,凡重大政治犯,都是羁押在第一看守所的,这时候我们几个学生亦各有困境险境,终于先后入狱,直到运动后期,我才知道,林先生的最好最有代表的画,都毁灭了——是画家亲手毁灭了它们。
  海外人士一定会诧异,纸本的未经装裱成轴的画,等于是张薄纸,一百张一千张,也有地方可以匿藏,只有亲身经历过“文革”的受难者,才知道那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红卫兵、造反派轮番搜查抄,手段之横蛮泼辣,方法之刁钻精到,却是史无前例,墙壁凿破,地板撬开,瓦片翻身,连桌上的一盆菜也倒出来用筷子爬拨,是否有罪证混在菜里,要想保存一幅画都不可能,何况十幅百幅,海外人士虽然看过很多“文革”史料,知识分子如何关入牛棚,强迫劳动,艺术家如何受尽侮辱,精神失常,但难于想像一个画家会轮到不得不亲手毁掉自己毕生心血的结晶,这比消灭自己的肉体更其惨痛酷烈,因为“自杀”是一种选择,放弃生命万事皆休也可说得到了解脱,而当一个画家正处于成熟期,创作欲如火如荼,前景无限辉煌,突然,他的画即是他的罪,要生存,必得将画毁去——人人都是第一次遇到“文革”,中国的历史经验是秦朝的焚书坑儒,明清的文字狱,西洋的历史经验是中世纪的宗教裁判庭,二次大战德国法西斯,这些过时的平乏的常识,根本不能应付“文革”的险恶暴乱,愈想愈觉得这些画必定会致自己以死命,本来林先生在家中画,晚上画,外界不明底细,到了这个举国疯狂的时刻,破四旧,清算洋人古人,打到反动学术权威,有海外关系的,叫做“里通外国”,间谍特务,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林先生的画,单是一张,就可以罗织多种罪名,我以自身的体会,完全理解林先生当时恐惧心理的压力,全上海市到处是游行的锣鼓声,口号声,人潮汹涌,马路和街道里弄火光烟气弥漫,批斗、示众、游街、押赴刑场、各派系争权、流系之中内讧,真枪实弹、血肉横飞……在这样的时空中,再看看自己的画,如果暴露在红卫兵造反队的面前……
  画在人亡
  人画俱亡
  画亡人在
  三种可能,必须立即作出判断而定抉择,第一种其实就是第二种,人因画死,画不会留下来,所以,什么“只求画能保存,宁顾牺牲性命”,此种迂腐之见是自欺而已,当时也会蓦然记起中国古谚:“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之手”(林先生辞教授之职而退隐申江,庶几不负“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之训),唯有放弃画,减轻罪名,人才有望活下来,才符合为艺术殉道的精髓,林先生当时的决策,不外乎上述的原委,他说得简明:“只要人活着,还可以再画。”——这是明智的,大无畏的,艺术家下了最沉痛最激烈的狠心,他独自在南昌路寓所的浴室里,用火,用水,烧毁和冲走了十年十五年累积下来的杰作,在中外古今的美术史上,没有比这件故实更悲催的例子,而悲惨的事,还在后面……
  达文西、波提切利他们畏于宗教迫害,也曾烧掉过一些画,所幸是次要之作,米开朗基罗也销毁自己的作品,那是他不顾留在人世的部分草稿,也许有人会疑惑林风眠先生何以如此胆小怕事,应知在暴君暴民的淫威下,多少人由于一点诬指的“反动罪证”,或立毙,或长年折磨而死,死了,胆大又有什么用。也许又有人会感叹,不懂谋略,缺乏黠智来转移这些画,那就要请明白在当时当地,谁也不敢为谁承当“罪责”,再亲密可信托的人,在史无前例的高压下把你出卖了,妻子揭发丈夫,子女检举父母,人际关系真所谓“别人就是你的地狱”,你去过哪里,何人来过你这里,一查就整个儿兜底翻出来,况且动辄“办学习班”、“隔离审查”,与外界断绝音讯,精神崩溃而丧失思维力,刑逼口供而致躯体残废……林先生就是在这样自杀画作之后,还是被关入看守所(比监狱更坏的地方),饥饿、昏闷、酷热、严寒,一分钟也难忍受,他忍受了四年,足见林先生的意志之强,耐力之深,坚持以不死殉道,当他再回到南昌路寓所时,已近七十岁了,在寓所上,他一向是最勤劳的,画秃的毛笔成捆成堆——稍事休养后,他便奋起作画,力图追复他所失去的累累硕果。
  是命运?是年龄?是思维方式?是人情羁累?——也许都是,都不尽是,最终还得归诸于艺术自身的森严律令:凡灵感之作,留则永存,去则不返。
  以林风眠先生漫长一生的艺术劳作的全过程而论,六十岁前后可说是他个人的“壮年期”,八十、九十岁才是晚年,自从他到了香港以后,我衷心祝福他身心得以康复,优游颐养于新天地,出新作品——据可考的记载,文士史家造兵燹火灾而著作尽失的实例,不算太少,后来由本人凭记忆重写而毕功者亦历历可指,那是因为中国的文字向来是成诵成吟的,容易一字不漏地背出来,况且叙述性的记录员,资料性的搜纂,还可以有所摸索攀援,唯独绘画,非写实的画,即兴式的画,超越画家自身的正常水准的画,当时下笔若有神助,过后则鬼神不灵,无可奈何——是故劫后余生的艺术家所能再尽的努力,在于捕捉新灵感,创造新作品,反之,牵萦于对过去的杰作的悼念,总是想着“以前我是怎样的画的”——自己模仿自己,自己拷贝自己,即使做到貌合,总归落得神离,一片公式,一滩概念,模仿自己比模仿别人更不济。“灵感”是无上矜贵的,只在清新的心智湍流处,它才偶尔轻轻掠过,它从不肯停栖于僵木枯枝上,“灵感”是最难邀请的,如梵乐希所吟咏,多少个夜晚的虔诚等待,一次青春怎够用,必得期之于二度三度的青春。
  之后,我只看到过林风眠先生在一九八零年间赴法国展览的那一组画,香港制作的,它们实在不足以表示画家的原有水准。再之后,凡刊有林先生作品的杂志、画报、画集,我总有仔细流观,一次比一次散了,亸了——艺术家达到炉火纯青随心所欲的大成境界,其“心”,是自己的不可更替的“心”,如果不纯粹是自己的心,或者自己的心乏了,那么随性所欲的又是什么呢。
  《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一节:
  “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
  《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八节:
  “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
  二十四节:“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凡愿意丧失生命的,必得到生命。”
  在经上已有笺注:“生命,或作灵魂。”如果引伸为“灵感”,也就不言而喻了。善意的误解毕竟还是误解,一枝牡丹,花已谢。人们以犹在之叶论不在之花,为这样悲剧我将撼动无尽。我所曾经见过的林风眠先生的杰作,是从一九九五年至一九六五这十年中的近百幅画,其中之半数,曾被赞为:
  像花一般的香
  夜一般的深
  死一般的静
  酒一般的醉人
  这些画,保存在时光的博物馆中,愈逝愈远。
文/木心 &&画/林风眠
来源海西艺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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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喜容貌复原图,揭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个高级女间谍妹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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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妹喜容貌复原图,揭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个高级女间谍妹喜。中国古代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女人叫妹喜,又叫妺喜。这个女人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第一个高级女间谍。  她是夏王朝最后一个君主——夏桀的妃子。夏桀公元前1818年— ...
& & 妹喜容貌复原图,揭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个高级女间谍妹喜。中国古代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女人叫妹喜,又叫妺喜。这个女人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第一个高级女间谍。  她是夏王朝最后一个君主——夏桀的妃子。夏桀公元前1818年—公元前1766在位,在位时间共52年。西汉有个叫刘向的学者,写了一部叫《列女传》的书。据这本书的记载,夏桀即位后第33年的时候,有一个叫着“有施氏”的部落,得罪了夏桀,夏桀就出兵征伐“有施氏”,要杀鸡给猴看,彻底铲除这个不听话的部落,警告其他的部落。“有施氏”势单力薄,弱小无助,抵挡不住夏桀的进攻,为了避免完全毁灭的下场,保住部落,就纳贡求和。“有施氏”的首领担心夏桀不满意,除了进贡许多奇珍异宝之外,还采取美女换和平办法,投其所好,给夏桀送去一名旷世美女。这个美女有的说是部落首领的女儿,有的说是民间姑娘,有的还说原先是普通的民间美女,后来做了部落首领的干女儿。  这个美女就是妹喜。  夏桀得到妹喜,满心喜欢,非常宠爱。《列女传》上说,妹喜这个女人是“美于色”,“女子行丈夫心,佩剑带冠。”这样看来,妹喜不仅只是漂亮,而且好动、爱玩,穿着方面还喜欢武士和帅哥的装扮,完全是一个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假小子。史书记载夏桀威武高大,是一个武艺超群的人,赤手空拳可以格杀虎豹,能把铁钩象拉面条一样随意弯曲拉直。也许正是妹喜这样带有几分男儿气质的漂亮姑娘特别符合夏桀的口味,所以妹喜一下子就成了夏桀最疼爱的妃子,最心疼的宝贝疙瘩。夏桀本来就是个荒淫无道暴虐的君主,这下就更是变本加厉,除了自己一味寻欢作乐,任性胡为外,还想尽办法讨妹喜的欢心。  《列女传》和晋朝皇甫谧写的《帝王世纪》里都说:夏桀一天到晚陪着妹喜和宫女喝酒,特别喜欢让妹喜坐在自己的膝上同宫女们逗乐。妹喜这个女人不知是故意别出心裁玩花样还是生来就特别,喜欢听撕裂绢绸的声音,夏桀就叫人把库房里存放的各种精美的绢绸抱出来,一匹一匹撕裂给她听。  有一部战国时代魏国的编年体史书叫《竹书纪年》,里边这样明确记载:“后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这是说夏桀后来又派出兵马攻打一个叫“岷山”的部落,这场战争让夏桀又得到两个美女,一个叫琬,一个叫琰。& & 也许夏桀虽然高兴和妹喜这样的假小子姑娘在一起,但时间久了,也出现审美疲劳,想换一换口味,于是对新到手的琬和琰又是喜欢的不得了,朝夕相处在一起。夏桀还把这两个女人的名字分别雕刻在“苕”和“华”两块美玉上,完全沉迷在琬、琰这两个美女的怀里,抛弃了元妃妹喜。习惯了宠爱的妹喜受到冷落,打翻了醋瓶子,估计就这样对夏桀产生怨恨,想进行报复,就和一个叫伊尹的人建立联系,暗中不断交往,成了伊尹安插在夏桀身边的间谍。这也确实比较符合象妹喜这样一个“行丈夫心”的富有男人气的女子的性格和行事风格。  伊尹是后人都知道治世名臣,是位名相。他以前曾经在夏桀的宫中做过厨师,做过御膳官,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和妹喜认识。他因为看不惯夏桀王的所作所为,对夏桀也曾经多次劝说。夏桀连大臣的劝说都不听,哪里还会去在意一个厨师在说什么,也许还会责怪这个厨师多管闲事。伊尹看到进谏无效,夏桀依旧我行我素,认为自己在那里发挥不了作用,实现不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夏朝也没有前途,就早早地离开了夏国,投奔到了一个叫“商”的部落。  商的部落首领汤,早就认识伊尹,认为伊尹是千古才俊,是一位少有的能人,看到他前来效力,非常高兴,立即重用,让他做了商的宰相。商这个部落在汤和伊尹的治理下,不断强大,在其他部落里的威信越来越高,加上又有妹喜这样的高级“内线”的帮助,最终把众叛亲离的夏桀打败,夺得天下,建立了商朝。  另一部书《国语·晋语一》的说法有些不同,这本书的记载是“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妺喜女焉;妺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按照这个说法,妹喜是带着任务去到夏桀的宫中,做“特务”是事先就安排好了的,是政治阴谋,有点西施进吴国的意思。不管是预谋的计策,还是后来因妒生恨而做间谍,妹喜“高级卧底”的身份是不会变的。至于在那么原始的年代,妹喜和伊尹是如何联系,如何输送情报,书里边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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