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侵华罪行的又一物证――
“满洲国皇帝登基大典”纪念章现身丹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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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传媒网-陕西日报讯 （通讯员 周鹏华 记者 马 黎）2013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8周年，一枚刻有“满洲国皇帝登基大典”字样的纪念章，近日在秦岭深山的丹凤县商镇出现，受到众多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据收藏者商先生介绍，此章是他从一个在辽宁省当兵的藏友那里得到的。笔者看到，这枚铜质圆形纪念章直径3.5厘米，厚0.2厘米，正面图案中间刻有“帝出乎震”，上方嵌有伪满洲国国徽（兰花御纹徽选用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最喜爱的花种，日本春兰花作为国徽的核心图案。兰花为金黄色，这也是伪满洲国的御用花，1932年开始启用，1934年正式定为国徽。）左右两侧还配有日本式双凤凰图案。背面“满洲国皇帝登基纪念”字迹十分清晰。
据笔者查阅史料证实，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后，日本妄图扶植清朝废帝溥仪执政。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公然在中国土地上建立了伪满洲国，年号“康德”。日，伪满洲国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而消亡，宣告了日本军国主义导演的“国中国”闹剧的落幕。
该章在丹凤县的发现，清楚地记录了日本侵略我国东北，并谎称推行“王道乐土”，实为瓜分中国的历史见证。
目前，这枚存世达80余年的纪念章并不多见，是日军侵华罪行的又一物证，有其独特的历史研究价值。
（责任编辑：刘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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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丹凤历史（第一卷）第三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组织在丹凤
来源： 丹凤县委史志办&& 作者：
　　第三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组织在丹凤（二）
　　（1934年12月――1937年7月）　
　　第一节
　　创建以丹凤为重要组成
　　部分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一、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长征北上进入丹凤
（一）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
1934年 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了顶点。会议排斥和反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导致了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放弃。6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制定了“围剿”鄂豫皖苏区的3个月计划，妄图在7、8、9这3个月将鄂豫皖的红军“完全扑灭，永绝后患；彻底肃清，以竟全功”。在敌军的残酷“驻剿”、“追剿”下，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补充；根据地被压缩分割为几个小块，人口锐减，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根据地军民的衣食极端困难。加之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鄂豫皖苏区出现了十分严重的政治、军事局面。10月，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撤出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
长征之前，根据中共鄂豫皖省委的汇报和中央2月指示精神，派先后在中央苏区红九军团第二十二师、第十四师担任师长，当时正在红都瑞金红军大学学习的程子华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传达和组织实施中央新的指示精神。程子华奉命赴鄂豫皖根据地前，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与他进行了谈话，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和战略转移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周恩来指出：当前在鄂豫皖地区，敌人占绝对优势。敌人用碉堡、封锁线，把我根据地不断压缩并分割成几小块。敌人有“驻剿”和“追剿”部队，对我交替攻击、堵击、追击。我们的根据地缩小了。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补充，队伍也变小了。根据地出现了人力、物力严重不足的困难。这样发展下去，如果红军得不到人力、物力的补充，继续削弱，以至被消灭，那么根据地也就没有了。出路是什么呢？周副主席说：中央决定，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根据地。这样，部队能得到发展，同时也能把敌人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根据地的敌军减少了，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长期坚持，也就能够保存老根据地。关于新根据地的选择，周副主席指出：根据地要选择在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我党在那里的群众中有较大的革命影响，或者是那里的群众容易争取；要具备便于我军作战、防御的地形和较丰足的粮食及其他物质条件。参阅程子华《为党掌握武装而斗争》，见《红旗》杂志1978年第8期。
程子华辗转上海等地，于9月上旬到达中共鄂东北道委驻地卡房，见到了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郑位三。11月4日，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和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接到郑位三的来信，当即率领红二十五军于8日赶赴鄂东北道委驻地。
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第14次常委会议，讨论实行战略转移问题。会议根据中央2月指示信和6、7月军事训令的原则及程子华传达的中革军委指示精神，决定“留红二十八军及一部分地方武装和一部分干部在老苏区进行游击战争和秘密工作”，“集中大部分地方武装和一部分干部随同省委暂离开原苏区过平汉路以西为创造新苏区新根据地而斗争”。11月13日，部队进行整编。军部直辖第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全军4个团，2980余人。军长为程子华，政委为吴焕先，副军长为徐海东，政治部主任为戴季英。
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率领2900余人由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踏上了长征的征途。经过艰苦转战，先后进抵桐柏山和伏牛山区。经过考察，发现两地皆不适宜建立新的根据地。随即决定继续西进，开赴陕南山区。日，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布告明确宣布：“我们调动队伍北上，一方面去打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来帮助陕西的工农穷苦群众弄吃的，弄穿的，解除一切痛苦。”“欢迎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欢迎一切军队和我们订立抗日协定，同我们一路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扫除阻碍我们抗日的反动武装。”“希望一切人都各做各的职业，莫惊莫走，特别欢迎穷人、工人、农人和我们见面谈话开会。”布告就红军没收地主豪绅、军阀官僚的财产，帮助劳动群众抗拒苛捐杂税，保证商业自由，对国民党军的士兵和民团中的穷苦团丁实行优待等作了明确规定，还提出：“我们队伍有什么错误，欢迎当地人来报告，立即纠正。”布告最后宣布：“红军此来，是要帮助陕西穷人进行上面的事业，帮助穷人武装起来，推翻豪绅地主的统治，建立陕西的苏维埃政府。”
（二）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长征进入丹凤
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进抵豫陕交界之铁锁关，击溃陕西洛南县尤奉三民团1个中队的阻击，胜利进入陕西省境内，下午开进洛南县东部重镇三要司。
红二十五军西进陕南之前，国民党陕西军事当局命令驻防潼关、华阴的第四十二师第二四八、二五二团，翻越秦岭向东南推进，堵截红军入陕。其二四八团第三营急驻三要司，凭借三要司南边之九泉山高地，疯狂进行阻击。红二十五军入陕受阻，由红二二五团从九泉山东南发起正面攻击，其余各团迂回至高地西侧，形成夹击之势。战斗开始之后，红二二五团第三营营长李学先，首先带领第八连攀登陡崖，攻上山头与敌展开肉搏战。后继部队相继猛扑上去，奋勇拼杀。从下午一直战斗到黑夜，终于将国民党第二四八团第三营全部歼灭，并缴获大部枪械弹药。12月9日，部队翻越蟒岭，进至丹凤县庾家河街宿营。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情款待和极大支援。群众积极为红二十五军提供食宿方便。“春永茂”中药铺乡村医生杨春荣让出自己的房子作为军部驻地，并从家中拿出700多公斤玉米供红军指战员食用。
二、庾家河会议
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丹凤县庾家河镇“春永茂”中药铺召开中共鄂豫皖省委第18次常委会议。会议由省委书记徐宝珊主持，省委常委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郑位三、戴季英出席。会议根据中央1934年2月指示信和省委第14次常委会议精神，讨论了《中共鄂豫皖省委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认为，鄂豫陕边国民党的统治比较薄弱，群众生活苦，容易发动斗争，地势条件有利于红军防御和作战，距离川陕革命根据地较近，有利于配合，因此这里“无论如何是适应我们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明确提出了“立即建立鄂豫陕省委，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的战斗口号。关于当前工作的方针任务，《决议草案》明确提出：“摆在党当前的紧急任务是要加强红二十五军，加强争取群众的工作，首先打破敌人的追击和堵击计划，迅速创造新苏区”。具体从6个方面做好工作：
1、加强红二十五军。建立政治工作系统，切实建立政治部的工作，加强连指导员的工作，特别是要改造和加强党的支部工作，用大力量训练军事干部，建立军事各部门的工作。坚定地执行中央指示，使工人和共产党员成为红军中的骨干。提高战士的群众工作能力。迅速地解决冬衣。要坚决转变官僚主义手工业的领导方式，实行新的活的领导方式与战斗的工作作风。
2、猛烈地扩大红军。扩大红军是创造新苏区的最首要最根本的任务，这个工作的成绩是决定革命事业发展的尺度。每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至每个战士都要以扩大红军为首要任务，各个部队都要用竞赛的方法来扩大红军。要给红军家属颁发优待证书，充分优待红军家属。要反对“白区不能扩大红军”的右倾观念，特别注意对新战士的训练和优待。
3、党要集中大力量来进行革命的群众工作。我们必须迅速取得群众的帮助，以打破敌人的追击堵击。在省委领导下，立即组织群众工作委员会。要求每个党员、团员及每个战士都做群众工作，在红军准备长期工作的地方，要及时召开群众大会和都做没收分配工作。要加紧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成立赤卫军、少先队），解除民团的武装，消灭境内的国民党匪军，建立苏维埃政府（或者首先成立革命委员会），组织和搞好红军的后方工作。在红军游击的地方，特别要加强宣传工作和没收分配工作，建立党与群众的秘密组织。
4、全面执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土地法令、劳动法令和经济政策，坚决与忽视工人利益的倾向和过早没收富农资本家的作法作无情的斗争。要在彻底执行苏维埃政纲、改善群众生活的工作中，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
5、立即建立中共鄂豫陕省委。要动员鄂豫陕边当地的力量配合红二十五军行动，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准备召开三省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6、为执行上述这些首要的紧迫任务，必须深入基层，深入支部，向全党同志和全体指战员解释党的路线，指出当前形势与党的任务。首先坚定每个党员的革命意志和胜利信心，为了党的事业坚决斗争，并且在此基础上开展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彻底揭发与肃清过去的错误，加强党的团结，在党的领导下完成创建新苏区的光荣任务。
中共鄂豫皖省委庾家河会议改中共鄂豫皖省委为中共鄂豫陕省委，是实施入陕前宣布的“建立陕西的苏维埃政府”计划的实际行动。虽然由于敌军追来，会议被迫中止，有些问题没有来得及讨论，但作出了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决策。为唤醒民众，消除群众的顾虑，取得群众的信任与支持，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庾家河会议的当天，省委常委、秘书长郑位三，根据会议制定的方针和任务，起草了《什么是红军》的传单，政治部宣传科长刘华清刻印，省委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的名义印发。传单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及有关政策，申明“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军队，红军是苏维埃政府指挥的军队。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红军的基本主张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工人增加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人、农民管理政权的苏维埃政府。”“红军与穷人的关系特别亲爱，红军所到之地欢迎群众谈话，欢迎群众召开联席会，红军一到那里就没收土豪的粮食、东西分给穷人，帮助穷人免除一切捐税，不交租不还高利贷”等等。这份传单在新区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
庾家河会议后，中共鄂豫陕省委肩负起了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重任。
三、庾家河战斗与蔡川整编
（一）庾家河战斗
国民党第六十师与第四十二师二四八团夹攻长征入陕的计划落空后，断定红二十五军“必取道核桃坪、庾家河，向龙驹寨逃窜，乃决定部署取捷径追击”。日上午，国民党第六十师先头部队第三六0团，经大石河进陕，从鸡头关推进到庾家河街东之七里荫岭。庾家河镇处洛南、商县、商南三县结合部，山大林深。其时，中共鄂豫皖省委正在庾家河街“春永茂”药铺召开第18次常委会议，讨论建立新的根据地问题。由于红二十五军布防七里荫的排哨麻痹，敌军很快抢占了东山坳口的有利地形。当哨兵发现时，敌军已经向军部驻地庾家河街发起进攻。午后1时接火，手枪团迅速进入前哨阵地，一面拼命阻击敌人，一面派人到军部报告。
听到枪声，鄂豫陕省委立即中止会议。这时，手枪团派来报告的人员也到达了，军情火急，省委立即组织部队奔赴前沿。副军长徐海东首先带领二二三团跑步出发，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各带一个团迅速跟了上去，指挥部队实施反击。徐海东带领二二三团向敌猛烈冲击，夺回了东山坳口。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则跑步攻占坳口南北两侧高地，协同二二三团将进攻之敌打退。这次战斗，从军长到炊事员全部投入，就连周少兰、戴觉敏、曾纪兰、曹宗凯、余国清、田喜兰等7名女护士也来参战。激战中，徐海东身负重伤，一颗子弹从他的左眼下方钻进去，由颈后穿出来，昏倒在地，满头满脸全都是血，不省人事。这时，敌第六十师的后续部队第三五五团、三五七团也相继赶到，在迫击炮和机枪的轰击掩护下，再次发起进攻，激烈的争夺战全面展开。激战中，程子华也身负重伤，他在前沿阵地手擎望远镜观察敌情时，突然侧面飞来一颗子弹，从左手背打进去，穿过手心出去。他右手去捂左手背时，又被一颗子弹从右手背打进，穿透两手，从左手出去，两手4个窟窿，左手腕动脉血管破裂，血流不止，陷入昏迷（终成残疾）。全体指战员在吴焕先的指挥下英勇反击，以刺刀、手榴弹与敌拼搏，殊死奋战，山梁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二二四团团长叶光宏一条腿被打断，仍然顽强地坚持指挥战斗。该团第七连的一挺机枪在同敌人对射中，接连牺牲了3名射手，战士们前赴后继，坚持射击，终于将敌人的火力压住。军部司号员程玉林的下颏被枪弹打穿，不能吹号，就利用一个小庙作掩护，接连投出几十枚手榴弹，打退了敌人多次冲击，最后壮烈牺牲。经过20多次反复冲杀，红二十五军共毙伤国民党军800余名，终于挫败了国民党军的追击，迫使气焰嚣张的国民党第六十师于黄昏时分狼狈地向卢氏方向退去。
庾家河战斗是长征途中最险恶的战斗之一，也是最残酷的一次，红军英勇斗争、浴血奋战，惊天地、泣鬼神，力挽狂澜，打退了敌人的追击，但自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战斗中共伤亡干部战士200余名，军长、副军长和多名团营干部身负重伤。这一战斗的胜利，使红二十五军终于在省委的率领下，以不足3000人的力量，牵制了敌人对鄂豫皖根据地“围剿”的大部兵力，粉碎了二十余倍于我之敌的围追堵截，结束了省委历时20天，长驱1800余里，挺进陕南的战斗历程，胜利地完成了第一次战略转移，不仅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而且锻炼和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使红二十五军暂时摆脱了困境。长征入陕的胜利，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创造了条件，为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庾家河战斗中，红军营连干部严重减员。当晚，除军医院全力抢救伤员外，许多农民家里成了医院的“病房”，许多大娘、大嫂成了“护理员”。乡村医生杨春荣组织当地群众30余人将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指战员尸体掩埋于七里荫岭，同时，将10多名伤员分别安排到自己家中和安全地方养伤。为使红军伤员早日痊愈归队，他又和时在西安学医返乡的罗锦文一道，日夜忙碌，四处奔波，精心为伤员治疗，没有西药就用草药，草药不齐就上山采集。有一次，罗锦文和杨春荣冒着生命危险，到洛南县城搞西药，为防不测，罗锦文的父亲罗铭医（时在洛南县福音堂小学办学）深夜将他俩从城墙上用绳子吊出城外。在他们的精心治疗下，大部分伤员痊愈后归了队。
为了铭记庾家河战斗，中共丹凤县委、丹凤县人民政府于1982年5月在七里荫岭举行了“庾家河战斗纪念碑落成典礼”，并建造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四角亭，纪念碑矗立于四角亭正中。纪念碑的正面雕刻的“庾家河战斗纪念碑”八个大字是原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副主任、时任中纪委副书记郭述申同志旧地重访时亲笔题写的。纪念碑的背面详细记述了庾家河战斗的经过。日，曾参加过庾家河战斗的原红二十五军第二二五团第三营营长，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学先重登战斗地，老泪纵横，向中央电视台《北上先锋》电视专题片拍摄剧组讲解了战斗等情况。2001年10月，曾历经这次战斗的原红二十五军二二五团副团长，后任军事科学院政委的王诚汉上将到此为重整修的庾家河战斗纪念地题词：“越雄关险隘，树长征精神”。
（二）蔡川整编
为了争取部队休息和整理，中共鄂豫陕省委12月11日移至庾家河西15公里之蔡川，对部队进行整编。因战斗减员过大，撤销第二二四团，充实到第二二三团和第二二五团。省委将军部的部分领导人做了调整：军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改任军参谋长，省委秘书长郑位三改任军政治部主任，调曾任省委常委、“肃反”中被错误撤职下放第二二四团任政治处主任的郭述申任军政治部副主任。整编后，辖第二二三团、第二二五团和手枪团，计2500余人。
蔡川整编时，省委派一支红军出丹凤县涌峪、资峪，越过丹江，赴竹林关一线，迷惑敌人，掩护主力，同时为主力部队新的行动探路，还和参加过渭华起义的洛南景村一带的“红枪会”首领刘实通、岳新明取得联系，准备派出干部和少数红军，开辟地方工作，建立根据地。
蔡川整编后，部分未痊愈的伤员继续隐蔽在蔡川、上庄坪一带群众家里养伤。手枪团连长张培真在庾家河战斗中腿部受伤，在蔡川教师何老五家养伤，国民党军来搜查，何老五把张培真藏在楼上，没有暴露，国民党军把何老五拉去吊打，他始终严守秘密。张培真在何老五家秘密养伤10多天，伤愈归队。第二二四团团长叶光宏率领部队和敌人拼刺刀时一条腿受重伤，在军医院固定后，干部把他抬到山上，放在群众家里休养。部队二次来到附近时，群众用担架抬上，翻过几架山，去见军首长。徐海东副军长带医院院长钱信忠来看望叶团长，发现叶光宏腿骨断，肉坏死，徐海东指示钱信忠千方百计救治。当时的条件很差，部队正在紧张转移，医院作了紧急处理后，群众又把叶光宏用担架抬了回来。上庄坪一带群众将五六名在此牺牲的战士掩埋在梁背后，经常扫墓凭吊，并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中共鄂豫陕省委在蔡川休整过程中，向干部战士传达了庾家河会议的决议，整编了部队，健全了军部组织，配备了领导，埋藏了多余的武器，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做好了创建根据地的准备。
四、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一）大踏步开辟根据地
1、中共鄂豫陕省委进驻棣花街
陕西当时是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的势力范围。杨虎城和蒋介石的矛盾很深。入陕时，蒋介石还未能统一鄂豫陕三省边界地区，追堵的大部队还没有进入陕西境内。而陕西的国民党地方军队正忙于北攻陕北，南拒川陕的红四方面军，西防蒋介石嫡系朱绍良、胡宗南等吃掉陕军，因而尚未集中更多的兵力对付红军。中共鄂豫陕省委利用陕西国民党势力较弱的有利时机，发动群众，全面开展创建根据地的工作。12月19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红军主力由蔡川出发，经庵底出老君峪，避开龙驹寨，溯丹江而上，宿营茶房街与棣花街一线。
这里地处丹江沿岸，是商洛的川道地区，土地肥沃，人烟稠密。东10公里是商贾云集的水旱码头龙驹寨，西40公里是商洛的政治、经济中心商州城，红军来到这里影响很大。在此，干部战士抓紧宣传省委庾家河会议决议，宣传红军的政策与任务，并严格遵守纪律，以实际行动去影响群众，发动群众。之前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红军来时，棣花街的群众大都吓跑了。染匠李来兴逃避时没来得及收拾搭在染竿上的布，很担心。红军从南到北而来，时值寒冬，有的衣服褴褛，草履赤足，难以御寒。尽管如此，红军对群众仍秋毫无犯。红军走后，李来兴回到家里，推开院门一看，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染竿上的布匹放在了架板上，叠得整整齐齐，他清点了一遍，一匹也不少。群众纷纷奔走相告，红军的纪律就是严明。
棣花街旁有式样别致的庙宇楼阁数处。最古老的一所“二郎庙”建于金代大安三年（公元1211年），集金、汉建筑宫殿之技艺，富有喇嘛寺庙的独特风格，宏伟壮观。红军在这座庙的山墙上写下“为创建陕西苏维埃政府而战”、“建立陕西苏维埃政府”两幅标语，斗大的黑字耀眼夺目。红军走后，国民党反动派勒令铲除这两幅标语，群众怀念红军，不忍铲除，刷上一层白土掩盖，以此保护下来。
2、中共鄂豫陕省委颁发商业政策
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部离开商业经营繁华的棣花街时，针对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的名义，颁发了《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提出：“务望各商户各安其业，莫信谣言，国民党豪绅反动污骂红军为匪，命令商户逃避我们，以致我们所过之地，往往商户成为十室九空，这样使商业停滞，商人吃亏，群众卖柴买盐都不便，这完全是国民党的罪恶，本军特号召大家起来反对破坏商业的国民党。”申明“苏维埃商业政策的原则是保证贸易自由，反对奸商，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厘金关卡，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凡军阀、官僚、卖国贼汉奸、民团首领以及反革命分子所开之商店一律没收。”“红军没收反革命商店之物产，当即以一部分分给当地穷人。”特别宣布：“凡没有参加反革命（即令是地主）的商店，如能遵守苏维埃的法律，仍保证其继续营业。”“凡没有参加反革命的行商，在红军行动境内，准其运输行走。”这是贯彻执行省委庾家河会议精神的具体措施，也是蔡川整编时制订的具体政策，它的公开发布，对于开创新区，稳定民心，促进物资交流等起了重要作用。
3、中共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迂回作战开辟根据地
1934年12月下旬，为避开敌重兵把守的商州城，中共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由棣花过丹江，南下竹林关，又经山阳县漫川关到湖北省郧西，然后北返沿秦岭东进，绕过商州城，于28日再返洛南。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东返，部署了东部的工作之后又西去。以大回旋的行动，扫除民团武装和地方反动政权，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同时熟悉了鄂豫陕边的地理民情。红军所到之处，严格执行群众纪律，镇压土豪劣绅，将没收的大批财物分给穷苦农民。一些“吃饭照影影，睡觉看星星”的贫苦农民，分得了粮食，可度饥荒；许多衣不遮体，“白天钻草窝，晚上去干活”的人家，分得了衣服，可遮羞御寒。红军得到人民的拥护。当时在龙驹寨一带追剿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特务第三团团长刘子潜曾说：“红军所到之处，开穷人会时，群众都争先恐后地参加，积极主动地给红军带路和做侦察工作。”
中共鄂豫陕省委率主力部队大幅度迂回作战，大量歼灭国民党陕军武装力量，并再次决定：“红军还是宜以商洛为中心区域向豫西湖北地区发展，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省委率部东进。
4、改选中共鄂豫陕省委
1935年4月中旬，中共鄂豫陕省委在葛牌镇召开扩大会议，总结4个月来的工作，改选省委。选举徐宝珊、吴焕先、徐海东、李隆贵、赵凌波、张明先、田守尧为省委常委。徐宝珊为书记，吴焕先为副书记，程子华、戴季英、郑位三、张希才、郭述申、陈先瑞为省委委员。省委葛牌镇会议是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建成的标志。会后，红军再次东进。
（二）龙驹寨整训
日（民国二十四年古历四月二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在打下洛南城之后，挥师东进抵丹凤县龙驹寨。其时，部队已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人员发展到3700多人。根据鄂豫陕省委的指示，利用第二次反“围剿”尚未开始的间隙，历经一周时间，进行龙驹寨整训。一是加强部队的思想建设，贯彻执行庾家河会议提出的要“切实建设政治部的工作，加强连指导员的工作，用大力量训练军事干部，依照中央苏区的模样建立军事部门的工作”；二是提高军事技术，加强新战士的特别训练。省委向全军战士进行了形势教育和反“围剿”的政治动员，以龙驹寨城南之丹江沙滩作操场，开展射击、投弹、刺杀等步兵基础课目训练和从单兵到排进攻的战术训练，以及连进攻的示范演习。同时，结合总结入陕5个月来的工作，整顿支部，改进领导作风，配备干部，并协助建立了龙驹寨苏维埃政府（相当区级），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分地、分粮和扩军活动。
1、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在龙驹寨整训期间，中共鄂豫陕省委十分重视宣传工作，他们在大街小巷的墙壁上用石灰水、墨等刷写了许多标语，内容有“打倒土豪劣绅，平均地权”、“共产党是工农阶级的党”、“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等。迄今已历半个世纪，当年用白石灰水在西马庙（今龙驹西街小学）东街写的“军民合作起来赶走[日][本][侵][略][者]”巨幅标语仍清晰可辨。为了搞好宣传工作，部队进龙驹寨时，还抬着笨重的石印机，用红绿纸印了大量传单，到处张贴，如“陕军兄弟们，咱们一家人。没上军阀当，白白把命拼，你们拼性命，长官把官升。老少家中饿，一生是穷兵。要想逃生路，快来投红军，打倒国民党，活捉杨虎城。”红军抬的石印机，因为用布裹着，群众感到神秘奇怪，遂传播为抬的“鳖精”。他们说：“红军抬的鳖精，是专门喝土豪劣绅的血。”与此同时，部队还在花庙、紫阳宫（今丹中）、老关庙（今城关粮站）、城隍庙（今东小院内）等地召开群众大会。会议宣传红军的宗旨和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等。在花庙群众大会上，还演出了战士以当地真事为内容编写的话剧，揭露小街保董姚德升（姚老三）拉夫拉兵，剥削穷人，肥了自己的罪行。通过广泛宣传，土豪劣绅闻风丧胆，纷纷出逃。穷苦老百姓积极靠拢红军，以至龙驹寨街大人小孩不但都知道他们是红军，还知道军头是徐海东、程子华、吴焕先、郑位三、李隆贵等，至今，有的老年人还记得政治部主任叫李隆贵。
2、惩办土豪劣绅和地方土顽，为民除害。在龙驹寨整训期间，政治部设在菩萨庙巷西边董炳奎的院里，他们把抓来的土豪劣绅和作恶多端的坏分子都关押在这里。凡是拉进去的坏人，经过审问无误后，晚上一个一个地被拉到丹江河滩活埋。群众说：“进了政治部，坏人难保命。”以至群众中流传说，政治部是“军法处”或“阎王殿”。当时，鹿池坪保安队分队长赵管仲夫妇等先后被关押在政治部里，后被活埋和刀杀。红军当时重视调查研究，实是求事。现在仍健在的退休职工曾成顺，当时亦被误抓进政治部，曾母找到政治部，说成顺是好人，红军让她找40家联保，经过核实确实是好人，终被保释出来。
3、发动穷人，踊跃参军。在龙驹寨进行战备整训的几天时间里，积极宣传，发动穷人踊跃参军，于是，龙驹寨和周围的青年纷纷报名。龙驹寨街上有周卓廉、蔺永久、王长庚、郭全、刘安治等，河南有刘本善、牛昌英、雷平安、刘世宽等，西河许天福，东河张守信等，当时都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由于参军的人很多，部队及时建立了新兵连。新入伍的战士到新兵连里，学习步枪的装卸和射击原理，并在驻地院落和场里演练队列。在龙驹寨参军的战士，有的当年随红军长征抵达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并成十五军团；有的坚持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在陈先瑞领导的红七十四师里浴血奋战，经过血与火的考验，他们当中有的在战场上壮烈牺牲，有的惨遭敌人杀害，有的南征北战，成为我军高级指挥员，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龙驹寨战备整训，对加强部队和机关的建设有着重大意义，在龙驹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通过整训，广大指战员的军政素质有了明显提高，使红二十五军成为长征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部队，为之后到来的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抵达陕北奠定了基础。同时，红二十五军以优良传统感染和教育了龙驹寨的广大群众，被群众称为有史以来最好的军队。“红军才是威武之师、仁义之师。”他们的功绩彪炳史册，传之千秋。
（三）徐宝珊病逝于龙驹寨
1934年12月，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进入丹凤境后，改称鄂豫陕省委，改任徐宝珊为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1935年红二十五军在龙驹寨整训期间，省委书记徐宝珊在生命垂危之际，不时地把军领导成员召到军部驻地天主堂，了解整训情况，因势利导，做思想工作，有时还让战士扶着到丹江边看军训情况。由于他长期带病工作，积劳成疾，于5月9日病逝于龙驹寨。
徐宝珊，湖北省汉川县城隍乡许家村人，1903年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随国民革命军武昌教导大队参加南昌起义。1929年奉命到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工作，先后任中共黄安中心县委书记、鄂豫边特委和鄂豫皖特委委员，鄂豫皖省委委员，省委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兼鄂东北道委书记，鄂豫皖省委代理书记、书记。1934年12月，鄂豫皖省委率领长征队伍进入鄂豫陕边，改任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他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异常艰苦的岁月里，在领导实行战略转移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沥尽心血。他长期带病工作，积劳成疾，于日，红二十五军在龙驹寨整训期间，病逝于龙驹寨，掩埋在龙驹寨西北2华里的山坡，终年32岁。他的逝世是中共鄂豫陕省委的一个重大损失。为了缅怀先烈，启迪后人，在日徐宝珊逝世50周年之际，中共商洛地委、商洛地区行政公署在丹凤县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徐宝珊纪念碑落成典礼。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以及程子华、郭述申、刘华清、韩先楚、刘震、陈先瑞等送了花圈。
（四）错杀张汉民
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部由兰田县葛牌镇翻秦岭南返，至柞水县九间房设伏。中共鄂豫陕省委因与中央失去了联系，不了解党在陕军中的兵运工作情况，再加上“左”倾错误的影响，误将从事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掌握的陕军警备第三旅两个团于日在蓝田县葛牌镇以南之九间房打垮，俘获陕军警备第三旅旅长、中共地下党员张汉民和其他共产党员等千余人。将其中的大部分处决后，押张汉民及前往葛牌镇传达中共上海中央局指示的汪锋等随军审查。部队于4月18日攻克洛南后，5月4日到达丹凤县龙驹寨，进行为期一周的整训。5月10日，又误将张汉民当作“叛徒”、“法西斯蒂分子”错杀于龙驹寨西关外丹江河道。
　　张汉民，山西省稷山县人，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冬在同中国共产党有统战关系的杨虎城部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党的工作需要，张汉民长期在陕军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日九间房战斗中，张汉民被俘。日被错杀于龙驹寨。中共中央1942年12月指出处理张汉民问题是“错误的”，1945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将张汉民列入《死难烈士英名录》，并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追认张汉民为革命烈士。1990年2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写到这次战斗时说：“误将中共地下党员张汉民当作‘判徒’、‘法西斯蒂分子’错杀，给党造成了损失和不良影响。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张汉民虽然是被红二十五军错杀的，但他的英名与中国共产党其他烈士一样永垂不朽。为了褒扬烈士，使世世代代都能铭记烈士的功绩，对曲折复杂的革命道路有正确的认识，不忘血的历史教训，中共丹凤县委、丹凤县人民政府在丹凤县烈士陵园为张汉民同志树碑勒石。
（五）党组织的建立及其在丹凤的活动
中共鄂豫陕省委从日成立，至日龙驹寨整训结束时，在丹凤境内活动的党组织有中共商洛特委和中共豫陕特委。
1、中共商洛特委的建立及其活动
日，中共鄂豫陕省委派手枪团政委宋兴国、军政治部少年宣传队队长程启文等4人，率手枪团二分队在洛南县景村以东十多里地成立了中共商洛特委，宋兴国任特委书记。日，中共商洛特委及其领导的抗捐第一军，在洛南景村东南深山处，被国民党军队和民团包围袭击。特委成员程启文、陈小瞎带领30多名红军战士冲出包围，在丹凤县孙家山一带坚持武装斗争，创建苏区，并发展贺正源等5名当地山民为中国共产党员。同年4月中旬，奉军部命令，程启文、陈小瞎带领30多名红军战士返回军部，中共商洛特委不复存在。
2、中共豫陕特委的建立及其活动
为了加强和扩大东部地区的工作，日，根据中共鄂豫陕省委的决定，中共豫陕特委和豫陕游击师在庾家河成立。省委委员、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为特委书记，方升普、曾j、袁崇安、李书全为特委委员。方升普任豫陕游击师师长，曾j任政委。豫陕特委和豫陕游击师经常活动于龙驹寨、孙家山、桃坪、峦庄、梨园岔、庾家河、蔡川、留仙坪等地，积极发展地方武装，广泛建立苏维埃政权，依靠农民开展土地革命运动，为创建和保卫苏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日，与中共鄂陕特委合并成立中共鄂豫陕特委（即陕南特委）。
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都很重视建党。建党的方法，主要是个别培养，发展党员。由豫陕特委书记郑位三批准，中共商洛特委少共书记程启文在丹凤县孙家山发展了贺正源、李铁锤、孙继维、周显常等5名党员。贺正源后任孙家山区苏维埃副主席、区游击副司令。中共鄂豫陕省委离开根据地西征北上时，带走编入红二十五军第四路游击师3个中队，280多人，每个中队都有党支部，每个支部都有10名左右的共产党员。新入党的共产党员迅速锻炼成长，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中共商洛特委在丹凤的活动
日，中共商洛特委率领抗捐第一军，在景村东南的大面河之余家山被国民党陕军和洛南、商县地方民团2000余人包围。特委书记宋兴国，委员程启文、陈小瞎迅速组织二分队英勇抗击，杀出一条血路，掩护抗捐军冲出重围。突围中，特委委员张勤、副司令岳新明先后牺牲。特委书记宋兴国，愧而自杀，司令刘实通身负重伤，后落入敌手被杀害，部队一时情绪波动。这时，手枪团二分队的战士一致推选特委委员程启文为队长。从此，这支30多人的队伍又整编为洛南游击队，特委委员程启文任队长，率部翻山向东北转移，经丹凤县蔡凹、洛南县三要司到河南省卢氏边，又返回庾家河附近。丹凤县商洛镇民团团总张虎森率队来袭，洛南游击队被迫退至丹凤县蔡川镇庵底村孙家山。当时孙家山是张虎森民团的管区，两条山沟约有20里长，穷人500多户，都是佃农，种的全是山坡地，山坡地都为地主所有，穷人们捐税重，处处受压榨，眼下孙家山的穷人又要每人交一银元给张虎森民团过年，否则就要遭殃。得知这一情况后，队伍分头埋伏起来。由于是雪天，地面白雪覆盖，没有伪装的白衣，只好在两个小村子里和一柴草堆里隐蔽起来。一天9时左右，从村外来了7个民团兵，身上背大枪，向部队的埋伏圈走来，敌人走得缓慢，加之下雨路滑， 不断有人摔倒，很长时间才进入部队的埋伏圈。六班的同志从小村子和柴草堆里冲出来，并高喊：“缴枪不杀！”“你们被包围了！”“谁敢抵抗，就只有死路一条！”敌人吓得跪地求饶，乖乖地缴枪投降。没费1发子弹，就俘虏了敌人1个班。将缴获的约100公斤铜板分给当地群众，并向他们宣传红军将在此地区打游击，替穷人向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地方武装讨还血债，红军和穷人是一家人。
这次胜利虽小，但使这支小分队在商洛站住了脚。一天，分队突然来了一位“客人”，他自称在商县、山阳县等地为红军带路多天，对这一地区情况很熟悉，愿为红军当向导。为慎重起见，陈政指指定几个同志轮流与这个人交谈，以便摸清他的底细，再向地方群众作一些调查。不几天，听到四、六班的同志和当地一位老农孙老汉反映，来者有许多疑点，不象是农民，可能在伪地方政府当差或当着不大的官。他讲当地话语言生硬，并且要老百姓不要多和红军接近。经查证实，来人是张虎森团长的团副，他是来劝部队投降张部的。程启文说：“红军从来就没有向敌人投降过，今天我们要借你的头来说明我们红军对党、对人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永远忠诚。”四班长和几个战士迅速将这位“来客”绑了起来，接着就拉出去，在附近山头的一棵树上，用绳子把他吊死了。
年关快到了，这天，又来了一位衣着整齐的贵客。他一见面就称红军为同志。从长征出发到陕西，行程几千里，还没有一位老乡称过同志呢！来人叫王柏栋，是中共汉中特委委员，因组织被敌人破坏，被派到陕北苏区去工作，因他的家就住在丹凤县商镇，准备顺便到家中看看，过完春节再走。家乡亲友都只知道他在汉中教书，不知道他在外到底干什么。他把介绍信和川陕苏区油印文件及国民党的一捆报纸交给红军看。身份证实之后，大家都感到特别亲切。接着，程启文向全队同志介绍了战斗在白区的共产党员王柏栋同志。王柏栋也给大家讲了话，他说：“亲爱的红军同志们，你们是中国和陕西人民的救星，是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坚强柱石，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全国抗日军民将以红军为榜样，掀起抗日的新高潮，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我们要收复东北三省失地，一定要以我党和红军为坚实基础。我是党员，在白区工作了多年，但没有见过红军。今天，能与红军同志们在一起，我特别高兴。你们都是久经战斗的战士，但你们年纪很小，不少的同志还不到20岁，你们战斗意志坚强，给穷苦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使商洛地区反动派震惊。我原以为你们现时人少势孤，精神上有压力，但经接触，我看到了你们士气旺盛，战斗意志坚强，在对敌斗争中起到了仅次于主力的威慑和牵制敌人的作用。商县、洛南、商南三县的国民党地方武装竟对你们不到30人的红军奈何不得呢！”接着，王柏栋把红军在此地同敌人所作的各次战斗胜利喜讯给大家讲得一清二楚，把全体同志逗得捧腹大笑。他还说，由于红军现时驻扎在这一带，张团总也不敢向老百姓征收人丁年关税了。他讲话结束，全队同志报以热烈的掌声。
全队同志都想留王柏栋同志住几天，希望他将白区的一些情况，全国红军主力，特别是在陕西的活动情况多多介绍，以便了解外面的情况。然而，王柏栋只住了一天。这天夜里，他把他找红军的意图，全部告诉了几个领导。原来他与张虎森团总是小时候的同学，青年时亦是好友。张组建民团的出发点并不是反共，而是与地方地主豪绅和封建势力争名夺利。张说了，虽然红军现时占了他的地盘，捉了他的征税人员，消灭了他的一个班，杀了他的团副，但他还是诚意想与红军交“朋友”。接着，王柏栋谈了他个人的看法。他说：“同张交‘朋友’，对你们极为有利。1933年，鄂豫皖苏区同吉鸿昌将军本人有过许多接触，吉鸿昌也曾想与红军联合共同抗日，但被国民党特务搞鬼，未能如愿以偿。你们若是同意与张部交上‘朋友’，你们在外面就多一个耳目，以了解各种情况。”
第二天，王柏栋要走，红军送给他30块银元，作为他去陕北苏区的路费。
经过王柏栋的穿针引线，不久，红军就同张虎森团总进行了会晤。
春节将至，为了帮助贫苦农民过个好年，红军小分队到龙驹寨东北的一家大地主处筹集了300多块银元、10多斤烟土、刚刚宰杀的两头肉猪和一些腊肉。这些烟土，交给了当地几位农民协会的负责人，由他们负责分给穷苦农民，并要求他们绝对不准吸烟土，只能换些钱、粮过年。
为了过一个团聚的春节，小分队花了一夜的功夫，在蔡川北山上找回了五班的5个同志。并在当地老乡的指点下，又找到了去年12月10日在庾家河战斗中负伤的分散在老乡家养伤的数十名同志。对这些同志逐个进行慰问，给每个伤员和住户分别送去两块银元，伤员同志格外高兴，其中7位伤员坚决要求归队参加战斗，就把他们编入了小分队。
辛民同志在一张国民党报纸空白的地方，用仅有的半截铅笔写着：“红军长征到陕南，严冬奋战斗敌顽。我们在此播火种，唤醒工农千千万。”在以后几个月的战斗、生活中，与张虎森部联系的信件，都是由他承担起草的。
为了早日找到中共鄂豫陕省委，以便能得到军首长的指示，红军小分队在孙家山成立的农会中，请两位可靠的农会成员帮忙寻找。但是，经过半个多月的寻找，仍毫无消息。
红军小分队在这一带山区活动，被商洛各县反动武装视为心腹大患，欲以除之。因此，小分队必须设法在敌人尚未行动之前，找到军首长。陈政指和副队长提出，可否由程启文带老乡一道去找军首长？大家同意后，程启文就带两位老乡出发，一连走了3天，到商县城内客店住下。由于程启文不会说本地语言，就装成“哑巴”，身份是孙老汉（一道去的一个老乡）的儿子。经过10天打听，得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汉中东北一带活动，国民党军队有近3万人尾随，堵截他们，还了解到南行打了不少胜仗，攻克了数座县城。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他们就回队了。同志们见他们安全回来了，又给大家带回了这么多好消息，都高兴极了。
这年春天，接到农会同志的报告：庾家河100多敌人出动，经韩家山、蔡凹、回头山向两岔口去了。得知这一情报后，部队分析这股敌人可能有两个企图，一是与庵底民团联合进犯。二是对驻庵底民团采取阴谋行动。为了争取主动，决定采取有力措施，对这股敌人给予出奇不意的打击，以挫败敌人的嚣张气焰。
部队悄悄地离开驻地，向庾家河方向进发。走到大西沟口、詹家沟口以南时，查实了在前天确有100多民团调到洛南、丹凤交界处的回山头、两岔口之间待命。部队一路急行军，赶到这股敌人的驻地附近，下午3时，与敌人交上了火，将敌人打垮，毙敌7人，缴获步枪3支。没有采取全歼敌人的行动，而只是将敌人击退回洛南县境内，原因是对当地地形、民情欠了解，所以采取沿山头去打敌人的火力侦察，试探敌人的战斗力如何。另外，已与张虎森部建立秘密的“盟友”关系，而庵底是张团总的一个分队。为了开展群众工作，红军小分队派出部分同志到各个村庄，帮助农民搞春耕生产。不久，收到由张虎森团总的吴秘书送来的信，说张团总已被召到商县城内开会，国民党企图在近期对红军进行“围剿”，将“流窜”的小股红军歼灭。这次组织对红军“围剿”，有陕军的一个团，以及商县、洛南、商南各县有战斗力的民团武装。另外，各地还组织二线联防，以防红军突围出去……这时，连续接到平时保持联系的各地的农民的报告，说各地方团总都调到商县、洛南等县开会去了。这就证实了敌人的这一行动消息的可靠性。也就在这时，又从敌人的报纸上得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红二十五军主力一连攻克了山阳、柞水、镇安等县城，歼灭了各县的保安团。3月10日，在石塔寺附近，打垮敌人5个营，歼敌近1000人，敌旅长负重伤，战后，红军乘胜追击。后建立了华阳、石塔寺、商家坝、币坝河、互子沟、红石窑等地的革命政权。这给在商洛地区坚持斗争的小分队的同志，以极大的鼓舞。
不久，又接到张虎森秘书的信，得知敌人行动的统一时间。敌人“围剿”的兵力，第一线约4000人，其中有陕军1个团，3个县地方民团。另外，还有第二线担任防守的兵力，可能要比第一线的多一倍以上。敌人的企图是，在20天内将红军全歼在商洛地区。
敌人的主要攻击点是五谷岩山区，他们像潮水般蜂拥而至，分数路进犯五谷岩各个山头和这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庄。机枪、步枪声响彻整个山村。而红军只使用半个班分作4个点，各用一支步枪射击，诱敌上山，分队的其他同志隐蔽在村外约5公里处的南侧山上待机行动。等到敌人爬上五谷岩时，已是午后，敌人个个精疲力竭、饥饿难忍，而红军和群众，他们一个也找不到，扑了个空。敌人一连搜寻了3天，才从北山移到南山来“决战”。当敌人距隐蔽点300米时，红军决定从这下山突围，冲出敌包围圈，然后向东南行动。这天下午大约3时左右，红军悄悄地下山，快到山下秋树坪北边时，只见大路上敌人的队伍正由南向北行动，前望不到头，后望不到尾，足有1000多人。在前面行动的六班报告说，敌挡住了红军压取东边山头的通道，急待决定如何行动。六班迅速猛扑敌军纵队，将敌行动纵队打乱，乘机冲过去。当六班的同志敏捷地突然出现在敌人行军纵队中间时，随着一阵短促的驳壳枪响，打倒了几个敌人。这个冷不防的袭击，把敌人的队伍顿时打得混乱不堪。四、五班向惊慌忙乱的敌群猛打了一会，即迅速抢占了东边的山头。六班把敌阵打垮后，象猛虎般抢占了路东南面的山头，四、五班见到六班占了山头，都各自赶上来，四班长江华亭将仅有的一枚手榴弹投到敌群里，炸倒了好几个敌人。
当红军顺利地上到东山顶时，敌人南北的行军纵队才重新组织起来，向红军小分队发起了追击，但为时已晚。
红军翻山下来，见到一幢漂亮的大瓦房，这是个地主的住房。进到大院，找到不少的腊肉，把肉分开每个人背一块，还带走100多斤小米、白面等。见到一台轿子，程启文就叫两个同志把轿抬上。当时，大家都不解其意。出了山沟，来到平川之地，经打听，前面10多里的地方就是黄柏岔小镇。队伍行动快，不一会就只距小镇二三里路了。一问，镇上有地方联防队防守，程启文叫几个懂本地话的陕西籍战士走在前面，轿子在中间大摇大摆地走着。这时，又叫人告知民团，说是前线“剿共”指挥来巡查这里的防线，要民团集中列队欢迎“总指挥”的到来。
黄柏岔的民团听后，慌忙地集中在小镇北一棵大树下的草坪上。“总指挥”到后，就给他们训话，要他们把手中武器放下，向后退几步。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同志们就一拥而上，把他们的武器全控制了。接着，程启文对他们说：“弟兄们，你们不是要打红军吗？我们就是红军，但是，就凭你们这几条破枪想打我们，那只是妄想。”全队的同志把短枪和步枪在他们面前亮了个相。就这样，不费一颗子弹，就顺利地闯过来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接着，又到马家坪、街子沟、倒树沟和河南省卢氏等地区行动。1935年3月间，国民党调集商县、商南、洛南3县保安团和陕军2个营“围剿”孙家山，因有张虎森的及时报信，洛南游击队有准备地突围到了河南省卢氏一带。半个月后，洛南游击队又回到孙家山。
在孙家山，全分队分成20多个小组，向遭受敌人折磨的革命群众逐村逐户地进行慰问，并对有严重困难的群众给予经济上救济。同时，还派出上次的那两位老乡再去寻找红军主力。
约10天左右，派出找红军首长的两位乡亲回来了，带回了戴季英参谋长的亲笔信。信中写道：“你们二分队的同志在商洛地区坚持4个月的斗争，是有成绩的。务望你们与当地人民搞好团结，开展群众工作，为创建豫陕新的革命根据地而奋斗。主力在向陕南行动中取得了许多胜利，至此，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不久，我们就可以汇合了。务望你们提高警惕，加强戒备，随时摸清敌人动向，不可有意外失算……”
4月18日，红军主力挥师攻克洛南县城。红军小分队第四次专程送报告给军首长。20日，又收到军首长的信，令迅速前往景村汇合。23日下午，全体同志到达景村，终于与红军主力和军首长见面了。军政委吴焕先亲自来看望全队同志，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候，还讲了很多鼓励的话。
晚上，程启文等向军首长汇报了近4个月来孙家山斗争的情况。吴政委听后说：“你们真不简单啊，原来我们还以为你们全被敌人打掉了呢！你们能坚持下去，而且创建了一块以孙家山为依托的革命根据地，能主动接受白区汉中特委成员王柏栋同志的建议，与地方实力派张虎森民团保持互不侵犯和相互联系，这很好，不然你们斗争就不会取得这么多的胜利。另外，你们很注意政策，没有杀什么人。黄柏岔处理缴械的民团，做得也很有水平，它证明了我们红军是不轻易杀人的。”接着，吴政委说，要在全军中抽调子弹补充给二分队，二分队仍归手枪团建制，给每人发一套衣服。程启文、辛民同志回政治部，程启文仍任宣传队长。
龙驹寨整训后，郑位三奉中共鄂豫陕省委指示，在陕西、河南边界组建中共豫陕特委。他先移防到龙驹寨西30多里之两岔口进行准备，要程启文随同行动。在两岔口，程启文找来几位孙家山农会骨干向郑位三介绍了当地各方面的情况。程启文还向郑位三介绍了他们与张虎森的关系，他要以程启文的名义去信与张团总联系。不几天，张团总的吴秘书来了，与程启文和郑位三见面。从此，这个“特别关系”就直接在郑位三领导下，保持着秘密的联盟关系。几天后，在龙驹寨北同敌人战斗一天，将敌击退，敌军伤亡很大，红军也有50多人负伤，被安置在孙家山群众家休养，后来由特委接管他们（指伤员）。程启文才回到军政治部工作。
这支红军小分队，在孙家山战斗生活了近半年，帮助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翻身，和当地老百姓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丹凤老区人民长期称红军分队队长程启文为“少队长”。1984年8月，时任湖南省军区顾问的程启文（70岁，1961年授少将军衔，曾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从芙蓉国长沙千里迢迢重返阔别50年的丹凤孙家山访问，并资助重建了庵底小学。
五、建立苏维埃政府
中共鄂豫皖省委率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长征进入丹凤，决定在鄂豫陕边创建新的苏区，改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在中共鄂豫陕省委的领导下，多次挫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创建了鄂豫陕苏区。1935年5月中旬，在庾家河成立的中共豫陕特委和豫陕游击师，积极发展地方武装，广泛建立苏维埃政权，依靠农民开展土地革命运动，为创建和保卫苏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先后在丹凤县境内建立了龙驹寨、梨园岔、孙家山3个区苏维埃政府及百顷湾、灰池子、峦庄、蔡川、庾家河等乡苏维埃政府。
（一）龙驹寨区苏维埃政府
1935年5月上旬，红二十五军在龙驹寨进行为期一周的整训期间，发动群众，在紫阳宫戏楼召开大会，成立龙驹寨区苏维埃政府，推选赵双印为主席，詹有道、鲍金花（女）、张和、余裁缝、屈六娃（木匠）、黄永长（木匠）、宋启文（铁匠）、张铁匠、梅理发师、刘尾巴10人为委员。区苏维埃政府下设赤卫队数十人，赵双印兼任赤卫队长，红军为其配备了20多支枪。龙驹寨区苏维埃政府下辖百顷湾乡苏维埃政府。1935年5月，在河南百顷湾刘家碾盘子场里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百顷湾乡苏维埃政府，刘保安任主席，王林周等为委员。
龙驹寨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配合红军干部开展分地、分房、分浮财活动。委员张和到西河草庙村带领群众分地，并在分了的土地上插红、黄小旗作为标记。百顷湾乡苏维埃还将国民党六区区长杨策轩的6亩大烟地分给群众。把龙驹寨一些土豪的房分给群众，并颁发分房证，有的还盖有红军的大印。把当地保董罗庆福掩埋的粮食和银器挖出来分给群众。与此同时，在龙驹寨街道，苏维埃政府还将设在西关“新兴业行”的粮仓，天主教堂后边的国民党粮仓及绅士刘彦生的粮仓一起打开，把存粮全部分给穷人。
龙驹寨区苏维埃政府还积极提供土豪劣绅情况，配合红军镇压了一批土顽。国民党鹿池坪保安分队长赵管仲，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经苏维埃政府提出后，将其处决，大长了人民群众的志气。
红二十五军整训结束离开龙驹寨后，以赵双印为主席的苏维埃政府和赤卫队继续活动。然而由于国民党大军压境，赤卫队先后转战于峦庄、庾家河、涌峪、上庄坪一带。后来，遭商县保安队的围剿，赤卫队有人哗变，将枪交给商镇民团头目张云山。1935年7月，龙驹寨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赵双印在作战中被俘关押，折磨致死。区苏维埃政府活动终止。
　　素有水旱码头之称的龙驹寨镇，时为商洛山中政治、经济、文化重镇之一，在组建龙驹寨苏维埃政府时，从城镇的实际出发，注意吸收了相当一部分木匠、铁匠、裁缝和理发师等手工业者参加，这是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府中唯一具有城镇政权性质的政府，它进一步扩大了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二）梨园岔区苏维埃政府
日，梨园岔区苏维埃政府在丹凤县梨园岔成立，隶属中共豫陕特委领导。王占奎任苏维埃政府主席，李吉广任副主席。委员19名：李老好、余明才（兼秘书）、何吉时、朱善升、张福学、张发兴、刘和凤、黄香子（女）、黄永生、贺豆子、贺元连、贺占荣、于兴云、李邦正、马后勤、贺远柏、周金成、吴德明、朱昌兴。区苏维埃政府赤卫大队队长刘章才（湖北人，红军），副大队长李邦正，赤卫队员100余人，梨园岔区苏维埃政府打倒了峦庄民愤极大的窑沟大土豪王彦旺，将其土地、家产分给群众，并将洛南民团头目王梦斋在峦庄街的财产没收全部分给穷苦农民。区苏维埃政府下辖灰池子和峦庄两个乡苏维埃政府。灰池子乡苏维埃在灰池子村马庄召开了成立大会，推选李朝元为主席（红军战士，24岁），李老好为副主席兼赤卫队长，委员有孟兴银、朱金贵、田科明、褚春和、韩成治、李高升、朱从民。峦庄乡苏维埃政府在今峦庄河口村上坪召开成立大会，推选陶德明为苏维埃主席，委员有罗义茂、张育舍、许敬理（理发师）。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配合红军开展活动。灰池子赤卫队队长李老好根据区苏维埃政府的指示，率领队员随方升普领导的红军到七盘磨、上仓房活动7天。后又派5名队员装扮成讨饭的，潜入商南县城，搞侦察工作，并及时将情况报告给红军。6月27日，区苏维埃政府召开大会，把20多户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分给了贫苦农民。赤卫队配合红军破坏了国民党地方政府通讯联络，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梨园岔区苏维埃政府的“围剿”。红军主力西征后，国民党军队又来“围剿”，王占魁率赤卫大队开展游击战争。
（三）孙家山区苏维埃政府
1935年5月下旬，孙家山区苏维埃政府在丹凤县蔡川镇庵底村孙家山成立，周安仁任主席，贺正源任副主席，委员16名：汪正有、杨焕章、孙福林、周明臣、张金万、贺正举（兼秘书）、李铁锤、王周娃、周显常、孙继维、张元方、陈金财、刘兆乾、许根案、陈丁子、张福印。苏维埃政府下设游击司令部，一名红军干部任司令，副主席贺正源兼副司令，有游击队员100余人。孙家山区苏维埃政府管辖区域为庾家河、蔡凹、庵底、界岭、两岔口、娘娘庙、皇台、上庄坪，全区总人口5万人，耕地约万余亩，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丹凤建立的主要政权组织之一。
随着红色区域的不断扩大，又先后建立起蔡川、庾家河两个乡苏维埃政府。1935年6月，蔡川乡苏维埃政府在何家老庄成立，主席杨焕章（兼），副主席何焕斗，委员何德清、王光岳。庾家河乡苏维埃政府在上河成立，主席程国富，委员黄大毛、杨世彦（老四）。
区、乡苏维埃政府建立后，领导当地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斗争。游击队在贺正源的领导下，活动在崇山峻岭之中，打击反动地方武装和土豪劣绅。先后打死了界岭反动团总王之正和庵底反动团总刘金元，收缴了该部全部枪支。将土豪周安训的7石多粮食和财产，召开大会分给穷苦农民。蔡川乡苏维埃政府刚一成立，就带领皇台、蔡川、娘娘庙的农民将当地所有土豪霸占的何家老庄100多亩良田插上红旗，栽上界石分给无地农民，并打开土豪、财主的粮仓，把粮食分给穷苦百姓。庾家河乡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红军战士的帮助下，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宣传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政府的革命主张。之后，带领群众将洛南寺坡大地主何连玉、吴风林在庾家河上河的大块土地和当地土豪的土地、粮食全部分掉，并将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的程善活埋。
1935年8月，国民党洛南县地方团队对红色政权的兴起和土地革命的风暴十分恐惧，大肆围剿庵底、庾家河、蔡川等区、乡苏维埃政府，捕抓苏维埃干部。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周安仁叛变，副主席、游击副司令贺正源等不幸被捕。至此，孙家山区、乡苏维埃政府被迫停止活动。
同年，丹凤县桃坪等地群众还参加了商南县刘家花屋区苏维埃政府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斗争。
六、武装力量的建立及其斗争
（一）补充红军
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时2980余人，一路减员，进入陕南，经庾家河一战伤亡，投入创建新苏区仅2500多人。战后整编，将4个团缩编为3个团。补充扩大红军不仅关系能否创建新苏区，更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问题。
中共鄂豫陕省委极端重视扩红工作，提出“扩大红军是创造新苏区的最首要最根本的任务。这个工作的成绩是决定我们革命事业发展的尺度。”
一是宣传动员贫苦农民参军。庾家河会议后，省委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的名义，印发《什么是红军》的传单，广泛宣传红军，揭露了敌人的欺骗宣传，消除了群众顾虑。根据地的群众把参加红军当作无尚光荣的事情，积极参军。在两个多月时间里，根据地内约有5000人参加了红军，不少是父送子、妻送夫、兄弟相争、父子一同参军的动人景象。
二是瓦解国民党士兵以补充红军。政治部印发了《告国民党士兵书》，指出“亲爱的士兵兄弟们！国民党蒋介石欺骗压迫你们到前线当炮灰，官长打骂你们，你们得到什么好处呢？你们有衣穿有饭吃吗？有钱带回家去养活老小吗？你们值得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号召他们：“红军里面特别欢迎白军士兵来当红军，哗变来当红军的特别受优待。”在政策的感召下，1935年杨虎城警备第一旅一连哗变；1937年李默庵第十师二十七旅五十七团一营一连起义，红军在商州城举行大会欢迎，政治部印出捷报到处张贴，影响极广。
红军创建了根据地，根据地补充和发展了红军。红二十五军主力1935年7月底在留坝县西江口整编时已发展到4000人，增加了60%。长征中，其他红军都有减员，唯红二十五军得以发展。以300名红军老战士为主体在陕南组成的红七十四师700人，经过收容红军伤员，收集未归队的游击队，吸收青年和大批爱国志士，离开根据地在云阳整编时达2100余人，共计红军发展到6100余人。加上战争减员，根据地内约有5000余人参加了红军。
（二）豫陕游击师的组建及其在丹凤的活动
中共鄂豫陕省委把在鄂豫皖苏区大办游击师的经验推广到鄂豫陕苏区，他们动员贫苦农民拿起枪杆子，争取团结和改造刀会组织，扩大根据地。
为了加强东部地区工作，1935年4月下旬，中共鄂豫陕省委抽调二二五团三营的3个连到豫陕边组建游击师，于5月11日在丹凤县庾家河街正式成立豫陕游击师。方升普任师长，曾j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豫陕游击师建立的商南刘家花屋、丹凤梨园岔区与丹凤孙家山区苏维埃中间被洛南民团头子王梦斋控制的峦庄隔开，为了把苏维埃连接起来，形成东部稳固的根据地，游击师两次奔袭，全歼王梦斋保安队，缴获长短枪100多支和一大批粮食弹药，组织群众分浮财，建立了地方武装和农会、乡苏维埃组织。
游击师打开峦庄后，以此为根据地向东部的河南等地发展，部队也得到相应扩大。6月下旬，豫陕游击师发展到400余人，整编为4个大队，并划分了各大队的活动区域。第一大队队长张海波，政委袁崇安，主要活动在龙驹寨、孙家山地区；第二大队队长刘传根，政委李传彬，主要活动在留仙坪、孙家山地区；第三大队队长李震远，政委张培真，主要活动在桃坪、峦庄地区；第四大队队长李思明、政委胡从真，主要活动在刘家花屋、梨园岔地区。各大队积极配合区、乡苏维埃政府建设和发展根据地，使根据地日益巩固。
红军主力北上后，豫陕游击师与鄂陕游击师10月6日会师于商南碾子坪，合编成红七十四师。
　　第二节
　　中共鄂豫陕特委领导
红七十四师坚持根据地斗争
一、中共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主力西征北上
（一）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主力北上，中共鄂豫陕省委撤销
日全歼陕军警一旅的袁家沟口战斗之后，为了继续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把敌调出根据地，在外线相机歼灭敌军，中共鄂豫陕省委遂率领主力和第四路游击师3个大队乘胜东进，佯攻商洛地区反动统治中心商县，趁敌忙于应战之际，突于7月12日从商县杨家斜向北出秦岭，前锋抵达距西安城南20余里的长安县杜曲、韦曲，直逼西安。
7月15日，原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给鄂豫陕省委送来了中央在数月前发出的几份文件，并带来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会师于川西准备北上的可靠消息。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政治、军事形势，省委即于当晚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了战略决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主力到陕甘苏区会合红二十六军，首先争取陕甘苏区的巩固，集中力量以新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直接有力地配合红军主力。并确定留鄂陕、豫陕两特委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继续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斗争。
7月16日，省委率领红军主力从沣峪口出发西征，抵达留坝县西江口镇。7月30日，省委率部离开根据地继续长征，8月初进入甘肃境内。这一行动打乱了蒋介石围堵中央红军北上的计划。8月10日蒋介石电示所属：“查徐海东匪西窜原因，再策应朱、毛。我军应采取内线作战要领，先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徐匪，再以全力回击朱、毛。”红二十五军吸引和牵制了川陕甘边界的敌人，相应地减轻了主力红军的压力。8月21日，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军政委吴焕先在甘肃泾川王母山原战斗中英勇牺牲。由于程子华负伤未愈，省委书记由徐海东兼任。9月7日，省委会议决定由程子华代理省委书记。9月16日，红二十五军与陕北、陕甘边红军会合于延川县永坪镇。17日，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共西北工委与中共鄂豫陕省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至此，中共鄂豫陕省委即行撤销。
（二）中共鄂陕、豫陕特委领导根据地军民坚持斗争
中共鄂豫陕省委于日和30日，两次给留在陕南的省委常委、委员郑位三、李隆贵、陈先瑞及中共鄂陕特委、豫陕特委发出工作指示信。指示两特委合并成立鄂豫陕特委，担负领导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任务，先组织一个红军独立团争取发展成一个师，开展游击战争，开展苏维埃运动，巩固与发展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但因信件落入敌手未能收到，致使两特委不明省委的去向，同时两特委之间也失去了联系，根据地斗争愈趋困难。两特委在军事力量极为单薄，敌军大兵压境的艰险情况下，领导鄂陕边与豫陕边的军民与敌进行着英勇顽强的斗争。
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主力离开根据地后，形势立即逆转。西安绥靖公署除一部分兵力尾追主力外，集第六十七军、第四十军、第九十五师、第四十四师、陕军警备第二旅和特务团等20余团兵力，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实施划区“清剿”，企图摧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一些土豪劣坤也纷纷组织反动武装，进行反攻倒算，叫嚣要把共产党、红军和造反的农民斩尽杀绝。敌军和地方反动武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孙家山区、乡苏维埃政府和梨园岔区苏维埃政府部分领导人惨遭杀害，有的逃往他乡，活动被迫终止。
二、红七十四师的组建与中共鄂豫陕特委在丹凤的活动
（一）红七十四师的组建
日，中共鄂陕特委和豫陕特委再次会合商南县梁家坟，第二日即举行联席会议。经过讨论决定：树立独立坚持斗争的思想，将鄂陕、豫陕特委合并为陕南特委（后称鄂豫陕特委），将各路游击师和游击大队，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十四师。会议选举郑位三为书记，陈先瑞、李隆贵、方升普、曾j为常委。
10月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十四师在商南县碾子坪正式成立，陈先瑞任师长，李隆贵任政委，方升普任副师长兼参谋长，曾j任政治部主任。师下辖第一营、第二营、手枪团、警卫连、通信排、看护排，全师共约700人。
（二）中共鄂豫陕特委在丹凤的活动
中共鄂豫陕省委率主力离开陕南后，中共鄂陕特委、中共豫陕特委率各路游击师在根据地内线作战。豫陕游击师400余人，活动在丹凤龙驹寨、商南、洛南县等地。1935年8月下旬，鄂陕、豫陕特委从敌伪报刊上获悉，中共鄂豫陕省委已率主力北上陕甘。为了保存力量，避免被敌各个击破，两特委便向一起靠拢。当时，正在庾家河、峦庄、桃坪一带坚持斗争的豫陕特委，从国民党报纸上得知红二十五军主力已攻下甘肃天水城北关的消息。豫陕特委书记李隆贵估计红军主力不一定回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了，遂率部由桃坪出发向南，经武关过丹江，寻找鄂陕特委。两特委会合后成立了中共鄂豫陕特委，领导红七十四师和根据地人民，在鄂豫陕边的广大地区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他们由东到西，由北到南，由南到北，同敌人兜大圈子，搅得敌人四处奔跑，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围剿”，巩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6年1月上旬，中共鄂豫陕特委率红七十四师，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先由宁陕县城西进至洋县的金水河地区，到汉江顺水漂放宣传标语，迷惑敌人，然后突然掉头东返，直驱豫陕边。沿途歼荆紫关、西坪、峦庄、庾家河、三要司、兰草、官坡等地国民党民团500余人，缴获长短枪400余支。沿途有红二十五军主力留下的几十名伤病员康复归队。这次大回旋的游击行动，打击了地方反动武装的嚣张气焰，帮助和支持了当地苏维埃政府的活动。新的革命高潮再次掀起，敌人大为震惊，急忙调兵围追。鄂豫陕特委遂率红七十四师又挥师西进至宁（陕）佛（坪）周（至）地区。3月22日，中共鄂豫陕特委率红七十四师攻克龙驹寨，没收了反动地主的财物，布告军民保护邮政通讯。24日，邮差梁长荣给外逃的龙驹寨三等邮局局长写信道：“该匪22日上午10时来寨，今早……忽然走开，人数约……七八百名。”“该匪名为七十四师东路游击队，在街对待穷人非常的好，……局门首写的是邮已检查，不是财东反动机关不准乱动。”
4月上旬，中共鄂豫陕特委率红七十四师由宁陕东江口出发，挥师东进，再返豫陕边，继续扩大游击范围。沿途歼黑山街、龙驹寨、庾家河、峦庄、官坡、兰草、五里川等地民团200余人，缴获枪支130余支。经过东西千里游击，鼓舞和指导了各地党政组织的活动，促进了土地革命的继续发展。配合各地游击武装镇压反革命、打击敌人，使沿途国民党地方政府和保安团惊慌万状。
4月中旬，中共鄂豫陕特委率红七十四师沿鄂陕边南下，打开西坪、富水关、荆紫关，歼敌保安团3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余支。进至商南县清油河检查邮政信件后，给龙驹寨邮差发了通行证，宣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十四师是执行苏维埃政府的法令，保护学校、邮政、商店，龙驹寨来的邮差带有反动县衙门和反动军官的信件，被我们检查后一律没收了，其余一切东西和其它信件一律未动，现准予放行。”
9月下旬，红七十四师在宁陕县猴子坪进行休整后，又会合一起，东进至豫陕边，歼峦庄、兰草民团百余名。
11月下旬，鄂豫陕特委率红七十四师由灵宝县朱阳镇西返，在丹凤黄柏岔进行休整后，又转战于龙驹寨、商县一带。
12月中旬，红七十四师进至蓝田县灞龙庙时，适逢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鄂豫陕特委接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信，指示红七十四师暂不要行动，等待中央派人传达有关精神，接受新的任务。从此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接受中央的直接领导。
红七十四师在鄂豫陕特委的领导下，从1935年10月到1936年12月“双十二”事变的15个月时间里，曾“六进六出”丹凤县境，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广大区域内，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同敌人激战6个来回，进行了上百次的战斗，打破了敌人的多次围攻，歼灭国民党正规部队与地方武装约4000余名，缴获各种枪支3000余支，从而巩固和发展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三、调整土地革命政策
1936年3月，中共鄂豫陕特委率红七十四师在商南梁家坟村召开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等，并讨论了贯彻执行事宜。自此，中共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在根据地斗争中的一些斗争方针和具体作法明显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成立新的苏维埃政权，不再没收分配田地，而是积极争取同盟军。对于大刀会等组织，中共鄂豫陕特委采取了信任帮助的态度，思想上进行教育引导，物资上进行支援，行动上配合作战，打击共同的敌人。对于一时打不开的山洞、石寨，不去硬打，并同有些山洞、石寨的武装力量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争取同他们在一定条件下的相安无事。这不仅在军事上于红军有利，同时也有利于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生活、生产的相对安定。
禁止滥杀俘虏。对于豪绅、团总、保甲长、侦探，除罪大恶极者，一律不杀。对于所俘的士兵和罪恶不大的下级军官，不愿参加红军者，教育后一律资遣回乡，分化瓦解了敌军力量。
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共鄂豫陕特委在1935年底以后，调整了党对地主富农的政策，尤其在游击区和敌占区一般只没收其浮财分配给群众，对可用的，连浮财也不没收，而是利用其掩护红军伤病员或为红军采购物资，并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避免树敌过多。这样，他们不仅掩护了红军的伤病员，还为红军购买了一批药品、布匹、报纸等物品，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
保护城镇商业。不没收小资本家的财产，不干涉商人经商，店铺照常营业，安定人心。比如旬阳县通往西安大路上的潘家河街，红七十四师多次到过这里，每次来都不“撞动”街上做生意的，保护商业。
保护邮政。红七十四师打开龙驹寨后，在邮局门上张贴布告，宣示邮局“不是财东”，“不准乱动”其财产。对于截获的邮件，除没收其中的反动政府及反动官吏的函件书信外，其余均一律发还，并开具“收条”，允许邮务人员在根据地内自由行走投递。由于红军保护邮务人员，他们也知道红军要什么不要什么，因此常将反动政府的公文和反动官吏的书信主动送给红军，红军则报以高价酬劳。这种做法，不仅从中搞到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同时还保护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通信自由。
鄂豫陕特委还注意保护学校，不干预学校的正常活动，尊重教师，不没收学校的来往函件等。
上述这些政策的贯彻执行，团结了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了敌人，壮大了红军，对于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节
　　迎接抗日新高潮
一、西安事变爆发，红十五军团南下商洛
中共鄂豫陕特委领导革命根据地军民继续前进的同时，整个中国革命斗争的形势发生着急剧的变化。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扩张侵略，致使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中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而蒋介石则顽固地实行抗日妥协及“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1936年12月，蒋介石亲赴西安，部署对陕甘苏区的大规模“围剿”。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从民族大义出发，多次劝说蒋停止内战，遭到严辞拒绝，遂于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各个派别之间本来存在的矛盾和斗争迅速激化。亲日派何应钦乘机掌握了国民党的军事大权，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牺牲蒋介石以便取而代之。他们打着“讨伐叛逆”的旗号，大规模调动兵力，向西安进逼，扬言要“炸平西安”。全国形势急趋紧张。
中共中央全面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发展的前途，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应张学良、杨虎城之邀，派出周恩来等为中共代表，从陕北赴西安协助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周恩来等到达西安后，按照中共中央“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和“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的方针，与东北军、西北军共同协商，由杨虎城主持，组成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面的联军，并拟定了具体的作战纲领。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商洛地区，是西安东南的重要门户，也是国民党亲日派由中原地区进攻西安必经的交通要道之一。在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大战略部署中，这一战略要地的防务安排至关重要。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就利用他的权力向商洛的柞水、镇安、山阳、洛南派了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担任县长，领导抗日救亡工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政治斗争是以军事斗争作后盾的。由于原红二十六军曾在鄂豫陕边特别是商洛地区长期活动过，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因此三方协商决定，由红二十六军等部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南下商洛，协同友军作战。1936年12月中旬，红十五军团从甘肃甜水堡、宁夏盐池地区出发，于日进至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商县地区。
二、红七十四师改编为抗日南路军
在调红十五军团南下商洛的同时，周恩来命令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蓝田县灞龙庙一带活动的中共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停止活动，原地待命，等候中共中央的指示。
日，中央即派原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统战部长、西安事变前派往杨虎城部队工作的李涛，带领干部10多人，携带电台，从西安出发与红七十四师联系。21日晚，在蓝田县张家坪与前来迎接的红七十四师联络科长接了头。第二天，中共鄂豫陕特委在灞龙庙召开扩大会议，由李涛传达周恩来的指示，介绍西安事变的经过，讲解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传达中央关于联蒋抗日，一致对外，停止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会议决定，一面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一面按中央的指示准备进行改编。12月24日成立了鄂豫陕边区军政委员会，郑位三任主席，李涛任副主席，统一指挥陕南的部队。红七十四师改编为抗日南路军（对内仍称红七十四师），军长陈先瑞，全军共1700余人。
1937年1月，由红七十四师改编的抗日南路军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郑位三、陈先瑞、李涛率领下，向东开拔，进至灵宝、潼关间，履行三方联军拟定的作战纲领，阻止国民党亲日派部队入陕。同时，派特委常委方升普、曾j带1个小团，到宁陕等地向何振亚领导的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宋登贤率领的红七十四师补充团、中共宁佛周工委，传达中央新的指示精神。
1月中旬，周恩来电令抗日南路军回师商县，与红十五军团会合。
三、红十五军团与抗日南路军会师商县城
日，抗日南路军和红十五军团在商县城胜利会合，并归红十五军团指挥。红十五军团司令部设在陕西省立商县中学内，部队驻扎在县城周围，控制周围的金凤山、四皓墓、李家塬、陈塬、东龙山、界圪塔坡等重要山头阵地，并派七十五师进至板桥镇，警戒洛南，准备与敌决战。抗日南路军司令部设在城外东关的娘娘庙，部队驻扎在城南候家塬、四合村一带，警戒山阳方向。联合防备的陕军警备第二旅驻守在商县东部沙河子一带。两支红军驻防商县期间，通过张贴标语、教唱抗日歌曲、军民联欢等丰富多彩的形式，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以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
2月1日，在商县城内十字口操场举行了联欢大会。会场用松柏搭了彩楼，中间挂着孙中山的像，两边书写着醒目的抗日标语：“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红十五军团的1个营，抗日南路军的全体指战员，陕军警备第二旅的1个营，还有县城的职员、学生、工商界代表和城郊农民，共5000余人参加了联欢会。会后游行，街道两旁群众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盛况空前。
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农协会、工商会、学联会、抗日救国联合会等抗日团体迅速建立起来。出现了人民群众热情支援红军，慰劳红军，广大青年积极参加红军的热潮。在不到20天时间里，700多人参加了红十五军团。
四、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红十五军团与抗日南路军会师商县，协同友军作战的重大军事行动，有力地支援了东北军和西北军，对制止国民党亲日派的军事进攻，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日，红十五军团奉命撤离商县，北返甘肃庆阳整训，准备开赴抗日前线。
当时，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虽已达成协议，但国共两党的谈判还在继续进行。蒋介石回南京后，又竭力歪曲西安事变真相，施行反革命两面派的惯伎，给和谈制造困难。为了巩固和发展西安事变的胜利成果，给国共两党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中共中央在调动红十五军团撤离商县的同时，令抗日南路军继续留在陕南苏区，按照新形势下新的斗争方针，就地开展活动。
中共鄂豫陕特委派出工作队，深入群众之中，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迅速高涨，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有400多名青年农民参加了红军。中共鄂豫陕特委率红七十四师驻防镇、柞一带，进一步推动抗日救亡工作的开展。
1937年4月，红七十四师2100余人，奉命撤出根据地，移驻长安县大峪口进行整训。5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全国苏区代表大会，批准了党中央所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要求全党全军迅速完成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转变，要求军队要适应新的历史条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从各方面做好抗战准备。
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日军进攻上海后蒋介石不得不接受共产党和爱国人士的建议，实行团结抗日。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根据中共中央军委8月25日《关于红军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七十四师合编为陆军第一一五师。”红七十四师奉命从大峪口开赴三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参加抗日战争。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停止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战争。中共鄂豫陕特委书记、鄂豫陕军政委员会主席郑位三奉命调回延安，红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在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主席亲切召见，充分肯定和赞扬了中共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执行中央政策，实现战略转变的历史贡献。
五、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央苏区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于长征途中创建的一块以丹凤为重要组成部分的革命根据地。
以中共商洛特委委员程启文为队长的红军小分队转移到孙家山坚持斗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打富济贫，把没收民团、地主、豪绅的钱财分给当地穷苦老百姓。红军住在孙家山，国民党地方乡、保人员不敢再收税，红军受到百姓的爱戴和拥护，创建了以孙家山为中心的小块根据地。
红军主力离开陕南后，国民党调集20多个团的兵力，企图彻底摧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根据地的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为夺取和保卫胜利成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敌人“清乡”中，根据地内一批干部和群众被杀害。峦庄苏维埃政府 5名干部和群众被杀害，孙家山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游击副司令贺正源备受酷刑，终生残废。区委员张万金被敌人活埋，区委员蔡川乡苏维埃主席杨焕章被敌连射5枪，又割掉耳朵，用石头砸成肉泥，残酷处死。蔡川乡苏维埃副主席何焕斗被捕入狱，受尽严刑拷打，被活活折磨致死。庾家河乡苏维埃主席程国富历尽百般毒打，参与苏维埃政府工作的红军战士殷来娃亦遭杀害。梨园岔区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区赤卫大队副大队长李帮正、梨园岔区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贺远柏等全家被杀，总土地委员何吉时被剁成三截。灰池子乡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赤卫队队长李老好等被敌逮捕杀害。有的基层干部和群众虽然幸存，但在各种酷刑下也是九死一生终生残废。许多地方被敌视为“红军窝子”惨景酷象，目不忍睹。丹凤无愧是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域。
根据地人民的革命斗争有力地支援了中国革命。仅以红军队伍发展壮大这一项统计数字为例，红二十五军由入陕时的2500余人，到西江口整编时发展到4000余人；以300名红军老战士为主体在陕南组成的红七十四师，到云阳整编时增至2100余人。共计红军发展到6100余人。加上战争减员，根据地内约有5000余人参加了红军。参加各路游击师、游击大队、赤卫军等地方武装者，其发展高峰期有近万人。这些发展壮大了的红军和经过革命斗争实践的地方革命政权武装力量，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存在的两年又4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建立了1个边区，2个县苏维埃政府及13个区、46个乡、314个村的基层苏维埃政权。不仅壮大和发展了革命力量，而且有力地配合和策应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并在客观上“偶然作成中央之向导”。在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鄂豫陕苏区进一步积极开展斗争，有力地牵制敌军兵力，支援了中央战略行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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