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甲自作了一首诗,并委托我写成书法作品,赠给乙.那么,我该如何写题头和落款?_百度知道
请问:甲自作了一首诗,并委托我写成书法作品,赠给乙.那么,我该如何写题头和落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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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并”，对联，多用到字数少的书法作品上，即某某作了文、小诗词、词！准确答案，如短；“并书”，可加“遵嘱”）书己丑年孟秋不能用“并题”或者“并书”、雅正）下款甲诗丙（我）（如甲特意请你写，并且题（书）：上款乙先生嘱（属）错，亦可用在少字书法作品、联等及书写为一人、（或雅赏、诗。“并题”是撰文，可用多字书法作品。“并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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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海南日报数字报刊
016版：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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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黄采访本记录战将风采
文\海南日报记者 彭青林
　　↑解方题写在黄进先采访本上的自赋诗。
　　邓华对渡海作战进行战略部署。
　　黄进先当年记录解放海南战役的采访本。 李幸璜 摄
　　↑黄进先忆往事。
　　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
　　30年前最后一位采访邓华将军的海南记者黄进先的讲述，带我们走近了那些战功彪炳的指战员们　　文\海南日报记者&&&彭青林　　30年前，黄进先还是海南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记者，被抽调到海南区党委宣传部海南革命文物史料征集小组，从事党史刊物《琼岛星火》纪念海南解放30周年专辑的编写工作。当年他到广州采访了许多解放海南岛战役的亲历者，包括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40军副军长兼参谋长解方等战役前线的高级指挥官，留下珍贵史料。　　30年前的字迹在陈旧的采访本上依然清晰，足以把人带入60年前一段辉煌的革命战争史。　　“来时伏流去伏流，乘风破浪任我游。劈荆斩棘歼贼寇，俯首甘为孺子牛。”黄进先老人拿出一个小小的采访本，翻开发黄的纸页，是用苍劲的毛笔字体题写的这一首诗，诗尾落款：解方日。　　老人说，这首诗正是解放海南岛战役的前线指挥官之一解方亲自创作题写，也是他亲历渡海战役前后的真实写照。“伏流”，就是解放军主力渡海时海潮不涨不落最平顺的时候。正是解放海南的战役，把解方这些来自东北的“旱鸭子”变成了熟谙潮汐规律的“海蛟龙”。　　30年前的采访&带入解放海南辉煌战争史　　30年前的字迹在陈旧的采访本上依然清晰，足以把人带入60年前一段辉煌的革命战争史。　　30年前，后来担任了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黄进先还是海南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记者，被抽调到海南区党委宣传部海南革命文物史料征集小组，从事党史刊物《琼岛星火》纪念海南解放30周年专辑的编写工作。“着重史实，切忌空论，一个月内交稿。”从2月底到4月底的近两个月时间里，黄进先来到广州，在多位亲历者的带领下，沉浸于他以前未曾知道的那段酣畅淋漓的历史。　　“脑袋里每天想的就是解放海南（渡海战役）的情况，好像自己回到了那个时代一样。”黄进先说。而引领他的导师，也是采访对象，正是当年战役前线的一批高级指挥官，其中包括前线最高指挥官的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40军副军长兼参谋长解方、128师师长黄荣海、43军机要科长冯学彦、43军侦察科长范华、43军作战科长李治平、127师参谋长郝盛旺、127师381团团长胡海晓、128师383团参谋长纪刚以及琼纵老同志马白山、庄田、陈青山、符荣鼎、陈说、陈岩等。　　“43军、40军及38、39、41、44、48、49军的部分炮兵、无线电话队、野司后勤卫生、工兵、运输队共十多万将士投入渡海作战，琼崖纵队一、三、五总队与独立团全力接应。我军在四次偷渡成功后，于日大规模强渡琼州海峡，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突破所谓‘伯陵防线’，仅半个月便解放了海南全岛，开创了我军渡海作战胜利的先例，创造了木船战胜军舰的奇迹。”这些已被30年前的记者黄进先写成文字的故事，在他的讲述里再次鲜活起来。　　这些历史的见证者中有不少因为此次采访留下了唯一的关于海南岛战役的回忆，如今已经长辞于世，更显示出30年前这次采访的意义和价值。　　邓华将军抱病&&40天赶写回忆文章　　最让黄进先扼腕叹息，又让他倍感欣慰的，是对60年前的第15兵团司令员、海南军政委员会主任邓华的采访。在《琼岛星火》刊登出邓华将军的回忆录《雄师飞渡天险，踏破伯陵防线》之后仅两个多月，即日，老将军因病在上海辞世。　　这是解放海南战役前线最高指挥官、也是解放后海南首任地方长官的唯一一篇关于战役的回忆录，黄进先成为采访邓华将军的最后一名记者。　　黄进先至今还保留着一封邓华将军亲属感谢他发去唁电的回信。“其实我见到他的时候，看上去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但为了写这篇回忆录，老将军还是跟我一起工作了40多天。”　　“日上午9时多，我依约来到邓华将军休养所住的广州珠江宾馆留园3号。当秘书隋学方带我到老将军的卧室时，那情景令人不安。墙角竖着一樽氧气筒，70岁的老将军正在吸氧，他抱病见我。他身着粗布便服，头戴圆顶便帽，面庞消瘦苍白，一副普通老人打扮。”　　起初，邓华本不愿意用个人名义写回忆录。他性格低调，此前仅与人合作发表过一篇抗美援朝战争的回忆录，还没有关于海南岛战役的文章。后来，邓华在3月底写给海南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的信中说：“你区党委宣传部派人来要我写一篇纪念海南岛解放30周年文章，本不敢献拙，但我是海南战役的参加者和指挥者之一，责无旁贷。”　　一旦决定留下历史的记录，老将军就非常认真投入工作。黄进先记得，文章虽然不长，但整整写了40天，前后修改了6次，三易其稿，反复查证电文、资料，还对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写历史要尊重历史，当时是怎样就讲怎样。”　　为了弄清一些历史细节和战斗情况，时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邓华还专门托人从北京带来一些重要资料，并帮忙找到当年参加战役的43军老同志回忆战斗场景。“大家一起开了个座谈会，整体情况一下子就采访清楚了。”　　黄进先还记得，文章完稿的时候，邓华高兴地开玩笑说：“小黄，现在算是交卷了，整整搞了40天。”为了写这篇回忆录，将军抱病在身，一边输氧一边工作，常常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有一次，秘书还跟他说：“首长天天修改文章，连晚上必看的电视节目都不看了。”　　黄进先回忆说，在《琼岛星火》纪念海南解放30周年专辑最初的组稿计划里，本没有关于43军的专门文章，关于琼崖纵队接应作战的内容也不多。是邓华将军，在认真听取了组稿计划后提出了两点建议：一个是琼崖纵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要好好写一写；二是渡海作战部队有两个军，40军写了，43军也应该写一篇。“我们搞史料，应注意它的完整性，兵团、渡海作战部队、琼纵、人民支前都要有文章，这样反映战役更完整些。”　　在黄进先的采访中，从邓华直到团长、营长，都向他强调琼崖纵队在岛内的配合策应对解放海南的重要作用。　　《随军纪实》&留下接应大军史录　　黄进先说，他的另一个任务就是协助琼崖纵队老干部陈说写作有关接应大军渡海的回忆录。　　陈说是海南日报的前身———《新海南报》的第一任社长，解放战争时期曾担任北区地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但他在解放海南战役中的经历却鲜为人知。1949年3月，他到北京参加全国青年民主联合会成立大会，会后留在中央组织部工作，广州解放后回到广东协助15兵团准备渡海事宜，为部队上课讲解海南地形及敌我态势，协助做船工思想工作并当翻译等等。　　日，43军127师加强团近4000人分乘80多艘船分三路进行偷渡，陈说和127师政委宋维拭同坐一条指挥船带路，为接应大军作准备。　　黄进先采访的时候，陈说正患病在省人民医院住院。他只有每天半小时的采访时间。据黄进先回忆，他采访后发表在《琼岛星火》上的《随军纪实》，就是陈说唯一一篇解放海南战役回忆的历史见证。&&　　众将军亲自审稿&&史料弥足珍贵　　让黄进先颇为自豪的是，30年前出版的《琼岛星火》纪念海南解放专辑不但采访到了战役前线指挥官邓华、韩先楚、解方等人，而且得到了他们亲自审稿，修改和确认了不少历史细节，留下了一段弥足珍贵的口述历史。　　“回想起来，我当时没有经验，对历史也不了解，工作起来很艰难，但是非常值得，为保留战役材料做了一些工作。”黄进先回忆30年前的采访经历，对自己还是十分满意。　　黄进先表示，经过30周年专辑的采访，岛内对解放海南战役的研究基本把史料搞清楚了。为了反复印证不同的材料，他特别从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借阅了9份未曾公布的珍贵材料进行比对，包括15兵团的战役总结、两个军的战役总结、上百封电文等等。“都是十分难得的材料，相关内容都是首次发表。”　　专辑还广泛查阅了战役前后国共双方报纸对战事的报道。如《南方日报》，及海南国统区的《民国日报》、《大光报》等。在他保存至今的一份“民国39年4月20日”出版的《大光报》复印件上，头版还在高喊“临高角匪已大部就歼”。前一天的《大光报》上，还有在海口召开祝捷大会的消息。而此时也就是解放军主力从临高角登陆已经3天，美亭黄竹决战激战正酣，距薛岳总撤退、海口解放仅2天的时候，反动派的可笑嘴脸从中一览无余。　　回想起那些战功彪炳的指战员，黄进先肃然起敬，又不胜唏嘘。“解放海南的很多人随后又马不停蹄去了朝鲜战场，其中就包括邓华、韩先楚、解方等。他们的全部都贡献给了解放事业，值得后人敬仰，也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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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1 [] []书法空间——近代
革命老人刘孟伉
文／林向北
　　刘孟伉，四川云阳人，出身于平民家庭，后师从其堂兄晚清进士刘贞安，文辞诗赋及书法篆刻俱佳，其中又以书法为最，是我们党内少有的学者型革命家。他是我父亲林佩尧一生中最敬仰最亲近的挚友，也是我的岳母陈联诗亲密的战友，又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在他105周年诞辰和含冤去世30周年之际，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回忆那些难忘的往事。
我父亲的挚友
　　说起来，刘伯父和我是父子两代人的交情。他曾经写过一首诗，诗的开头就写道：“交游破当世，取友唯二林，一林既已死，一林尚复存”，其中的“一林既已死”，就是指我的父亲林佩尧。
　　刘伯父与我的父亲是同乡，又是患难相共情同手足的挚友，我父亲一生中最为尊重的兄长。父亲常常说刘伯父有学问，有骨气，爱憎分明，一身正气，是当今少见的奇才。刘伯父也常夸父亲忠厚，老实，刚直不阿，舍己为人，是个难得的好人。1946年，父亲去世的时候，刘伯父很悲痛，为他写了一首很长的悼念诗，这首诗一直到1968年才拿出来给我看，并给我谈了父亲的一些情况和他当时的心情。
　　1946年，刘伯父和父亲一起，同住在重庆王园(今重庆市博物馆)的一间草屋里。当时父亲受党组织派遣，在重庆民生公司任总务课长，事务性工作很繁重，还得在北碚为民生公司办“茶房训练班”，日夜不停地奔忙，为的是能挣到高工资，养活好几个没有职业的朋友，以及负担一些来往同志的路费。刘伯父说，你父亲简直是累死的，死的时候一分钱也没有，还是由中共代表团送来的100万元法币(等于后来的100元人民币)才得以安葬。父亲性情忠厚且耿直，并因此一生坎坷。入党之后他废寝忘食地为党工作，却因为说话做事喜欢直来直去，常常遭人嫉恨，甚至被人暗算，死的时候才46岁。刘伯父说，真是好人命不长啊，你父亲要是去了解放区，也许能够干出一番大事业的。
　　1968年，刘伯父在省文史馆的家里，第一次拿出了诗稿对我说：“我好几次想把这首诗念给你听，但是一想到你父亲的死，我心里就难过，害怕回忆起那些往事。我知道像你父亲那样的好人，在那个社会里是活不长的。我也自信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才能写出这样的诗，因为只有我，才是真正的了解他。”
　　刘伯父的诗是这样写的：“阔肩短干林季子，只知事事不畏死，一事众手束无策，肩上君肩宁挂齿。前年卧病巴子国，力疾犹堪理烦剧，秋风一夜哭江头，可怜累死无人识。我谓君愚不可及，君诵我言常太息，宁知君竟从此毕。鸣呼!已矣!君今不可作，愚者何如智者乐。世上聪明人何多，将君不死奈君何!”’
我岳母的战友
　　刘伯父在谈起我父亲的时候，还常常谈到我母亲去世得太早了，父亲长时间一个人单独生活，要是有一个好妻子在他身边，他也许还要多活些年。说到这里他欲言又忍地说：“本来有一个好机会，可是他又失掉了……”
　　刘伯父说的这个“好机会”，就是指父亲与我的岳母陈联诗的终身友谊。而刘伯父本人，也和诗伯有一段难忘的战斗友谊。
　　1936年夏天到1937年冬，诗伯被关在万县监狱期间，刘伯父就通过我的父亲和诗伯认识了。他了解诗伯在华蓥山地区长期坚持武装斗争的经历，也知道她会打双枪，而且还会画画，对她的为人非常钦佩，常常去狱中看望，还为她在狱中作的画题字赋诗。诗伯出狱时，已经是1937年的冬天，此时卢沟桥事变已经爆发，全国的抗日救亡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而国民党却在战场上节节溃败，广大民众纷纷寄希望于共产党。当时的万县和成都、重庆一样，都是四川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地区，但是由于红军长征后这里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都急于和党取得联系。刘伯父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曾经参加过刘伯承领导的顺泸起义，后来也失去了组织关系。他经常带着欧阳克明、郭汶、李英才、赵唯及进步人士肖中鼎(随后入了党)等人，来我和诗伯的住处——万县中山公园的九五图书馆密谈，商量如何根据党的号召、政策，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和鼓动工作等等，而大家更迫切的，是如何通过各自的关系，和党组织取得联系。这时候，身为国民党万县第九区保安副司令的肖中鼎，通过刘湘军中的核心组织——武德学友会的联系，在成都找来一个自称有党组织关系的廖某。此人一到万县，就以钦差自居，到处指手画脚，出些坏主意。大家心里起了疑惑，就查他的来历，原来这人以前的确是党员，后来被捕，关进了国民党的反省院，在里面表现不好，出来后党组织根本没有和他接关系。假象被识破了，廖某只得灰溜溜地逃之夭夭。
　　党的组织一时没有找到，但是刘伯父和大家一起，一直在抓紧进行两项工作。一是利用当时的《万州日报》，大力宣传抗日救亡活动和我党的抗日方针。《万州日报》本来是军阀刘湘主管的报纸，可是此时的刘湘经过我们党的工作，已经主张“联共抗日”，加上欧阳克明和郭汶在里面当编辑，报纸常常刊登新华社的通讯和《新华日报》的社论，以及一些进步言论，在抗日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外的一项工作，是积极筹备抗日武装。这项工作一方面由肖中鼎这个“万县第九区保安副司令”进行。他掌握着下川东九个县的民团武装，所属各县的国民自卫总队的总队长虽然由县长兼任，但是其副总队长大都是些年轻的进步军官(如在万县的顾培南，在忠县的我父亲林佩尧，很快都入了党)；另一方面就是依靠刘伯父和赵唯。作为早期的革命者和川东名士，他们在万县、云阳、奉节、巫山等县的中上层人士中一直都有很大的号召力。刘伯父和同志们还一致认为，诗伯曾经长期在华蓥山搞武装斗争，有带兵的经验，常常认真听取她的意见。大家觉得应该牢牢掌握这批地方武装，只要党组织一声号令，无论是组织队伍出川抗日，还是保卫川东门户，维持地方治安，都将大有作为。
　　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上级党组织于1938年的春天正式派人前来，与刘伯父、欧阳克明、李聚奎等人接上了组织关系，并成立了当地党的领导机关，一切活动都遵照党的统一安排。关于组织地方武装的计划虽然没有实现，但是这些一度失去联系的党员们，能够积极主动地按照党的大政方针进行工作，这是党性坚强的表现。刘伯父和诗伯在这些活动中结成的战斗友谊，也一直保持下来。
筹办川东抗大——国华中学
　　1938年的夏天，我已经入党，在万县河口场小学教书。有一次，我回万县汇报工作，碰上刘伯父和李英才谈论筹办一所我们自己的学校——国华中学的事情，他们正为没有房子在着急，问我有没有办法，我答应试试看。回到河口场小学，我分别找了几个学生党员了解情况，当时就有钟克明两兄弟表示，他们家的院子很宽，可以说服父亲把房子让出来。我和钟氏兄弟一起去到他们家，向老父亲说明来意，晓以大义，老人很爽快就同意了。我立即赶回万县，向刘伯父说明此事，第二天就由我带路，他和李英才一起，赶到离万县城关50多里的杨河溪张家湾钟家院子，主人热情接待了我们，并满口答应让屋兴学，刘伯父围着院子屋里屋外转了一圈，非常满意。这个棘手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大家都很高兴。
　　1939年夏天，我受组织派遣，调往江油协助父亲工作，行前到国华中学找万县中心县委书记黄蜀澄转组织关系。一进校门，就看到刘伯父写在学校院墙上的八个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心里不由得滚过一股热潮——这不正是延安抗大的校训吗?想到1938年初，我还在《万州日报》工作，报社总编李春雅给了我30块大洋，准备让我和刘伯父的大儿子刘祥纶一起去延安。可是因为紧接着我就入了党，由组织上决定留在后方工作，从此我和日夜向往的延安抗大无缘，留下了终身的遗憾。没想到现在刘伯父就在家门口，为后方的年轻人建立起了一个“抗大”，这真是革命的种子遍地开花啊。
　　没多久就听到国华中学被查封的消息。我在重庆又见到刘伯父的时候，他不无幽默地对我说：“我早就料到国华中学这个才生下来的胖娃娃活不长，会发‘脐疯’死的。”
　　的确，蒋介石不能容许共产党人在他的心腹之地，建立一个宣传民主进步的学校。可是国华中学在它短暂的历程中，为我们党和民族进步阵营培养了大批骨干，它在国统区的政治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困境中的嶙嶙傲骨
　　1939年下半年，国华中学校查封，万县的党组织也被破坏，一些党的负责人纷纷离开了万县，转移到重庆。我父亲来到重庆兵役署“受训”，准备随后去江油，我自己则奉命随同前往，路过重庆的时候，我们和刘伯父及黄蜀澄、李英才等人一同住在重庆大梁子怡康旅馆。我们这些人都列入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不能出去公开活动，可是每天又要吃要住，连八角钱的食宿费也难维持。这时候的诗伯，为了维持华蓥山同志们的生活，已经回到了家乡，在渠河上当了“船老板”，她从家乡运来了一船生姜，打算卖了接济我们，可偏偏不当时令，卖不出去，好容易低价出手了一百斤，只够我们三天的费用。眼看连我父亲去江油的路费也没了着落，这时候刘伯父才站出来，说：我有办法，不但伙食旅馆费不愁，还可以常常打牙祭。
　　刘伯父说的这个办法，就是刻印卖钱。刘伯父虽然出身于一个平民家庭，却有幸从小师从他那位身为晚清进士的堂兄，通晓文史诗赋，尤其是书法金石，在川东一带早就有了名气。只是大家也都知道他的脾气：若是趣味相投的朋友，他自己贴上好石头，刻上你的名字，还要刻上边款，有时候还要用微刻附上一首他自己作的诗。可是对那些出得起钱的军阀财主和大老板们，他的原则是“要敲就敲够”，如万县环城路老风祥银楼的老板请他写一个招牌，就“老风祥”三个字，就给了150个大洋，还请他吃了一顿饭，送了一件皮衫。现在大家一听说他要亲自出马挣钱，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可是又听他说每天只刻一个印章，大家又很失望，说我们四个人的生活，你刻一个印章怎么够?
　　刘伯父说我们四个人，每人每天连吃带住八角钱，四八才三块二毛钱。我刻一个印章，起码值四块钱，除了四个人的生活还剩下八角呢，怎么会不够?李英才说，你也算得太尽了嘛，我们还有烟、酒、茶呢?还要买书报，还要打牙祭呢?大家七嘴八舌，最后刘伯父才同意两天刻三个，最多不超过一天刻两个。于是就由我父亲牵线，找到了老朋友雷忠厚，利用他在小什字开的一个绸缎铺的铺面，为刘伯父“接生意”。雷忠厚为他做了一个大玻璃框子，由刘伯父在上面写了首打油诗：“鄙人治印，一字一元，多了不要，少了不干”，还刻了几枚印章，印在宣纸上，作为广告，并注明请自带印石，三天取件。摊子一摆出，果然生意兴隆，求印者络绎不绝。可是刘伯父依然不肯放下他的“架子”，每天刻完两个就收摊。
　　就在这时的一个星期天，我陪父亲去重庆青年会看一个全国书法展览。因为当时重庆是抗战陪都，许多全国著名的书法家都有作品来参展。在展厅进门右手的墙壁上，挂有一幅落款“艺叟”的条幅，父亲悄悄对我说：这就是你刘伯父写的。见父亲站在条幅前久久不肯离去，一个负责解说的中年人走过来说：“先生，您看这字写得怎么样?”父亲说写得好啊，请问这字要卖多少钱?那人说，这是别人送来参展的，没有标价钱，不卖的。父亲哦了一声，和我相视一笑。那人见了，也一笑，说：“我看先生您是个行家，前天于右任院长也看上了这幅条幅，他对自己的秘书和我说：‘我看除了我之外，还没有第二个人能赶得上这个叫艺叟的人，也不知道是何许人也，真想见他一见。’”
　　回到旅馆，父亲对刘伯父说起此事，刘伯父听了拈须一笑说：“于右任的字是不错，很有功力，要是在过去，倒值得见他一见。可是现在，他就是拿八乘大轿来请，我也不会去的。”
　　黄蜀澄在一边说：“不是不想去，怕是不敢去，人家是国民党的大官，你是怕去自投罗网啊!”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从共产党员到民主人士
　　解放后，我同刘伯父都在重庆工作，见面的时候就多了。我在重庆市委统战部工作，他时任川东行署副秘书长，住北碚，每次到市里开会，他都要来找我，摆摆龙门阵，还托我打听一些老朋友的下落，然后拉我陪他去“粤香村”，吃清炖牛肉。
　　按理说，刘伯父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了，曾经跟着刘伯承元帅参加过“顺泸起义”，抗战时期就是万县中心县委的成员，解放战争时期，任过川东游击纵队一个支队的司令员兼政委，同时还是革命阵营中少有的知名学者，全国有名的大书法家，金石篆刻家，精通历代诗文的文史家……这样一个能文能武，又红又专的老革命，在新中国成立后是应该受到尊重和重用的。谁知道正当他在川东行署满腔热情工作的时候，忽然被宣告“停止党籍”。理由是像他这样的老同志，在地下时期工作生活的时间太长了，过多沾染了“民主派”的习气，适应不了解放后“严格的党内纪律约束”，摆在党外比留在党内好。和他一起先后被这样“处理”的，还有一批和他一样的老同志，其中就有他的老战友，我的岳母陈联诗。
　　他阴着脸从北碚进城来，拉我陪他去喝酒。还是到“粤香村”，除了往日的清炖牛肉之外，还要了一个牛杂拼盘，一盘油炸花生，四两泸州大曲。他不言不语，自斟自饮，一连饮了三盅。我拿过酒瓶说，伯父，你平时很少喝酒，今天怎么……他说你莫管我，我要喝，喝了心里才舒服。他带着醉意对我说：“向北，你说怪不怪，解放初，我在万县统战部统战别人，现在我倒成了被别人统战的对象了。”他叹了口气又说：“你父亲死得早，没有等到今天。我虽然等到了今天，也等于死了。”他再也说不下去了，眼泪长流。
　　我沉默不语。其实，前不久，我就已经从当时的川东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卢光特同志那里，知道了刘伯父的情况。卢光特还告诉我说，党内的好多同志，特别是地下党的同志们反应都很大，认为这样对待老同志太不公平了。可是，当时谁也没有办法。也就在这个时候，刘伯父一直都很钦佩的老战友，我自己的亲人——诗伯，也因为“地下时期的旧习气太重，和旧关系划不清界限”等罪名，已经被多次批判，然后被“劝退出党”。
　　刘伯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向北啊，你还年轻，还不理解我们这些老头对党的感情。自从参加革命那一天起，我们就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党，我们把党籍当成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而对自己的生死都毫不在乎。现在，我的政治生命就这样被无缘无故的剥夺了，你说我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我只好噙着眼泪说：“刘伯父，您要想开些……”
从革命家到学者
　　1952年，川东行署撤销，刘伯父调到成都，任四川省文史馆的馆长。60年代初我也到了成都，也没了党籍，所不同的是：还比他多了一顶右派帽子。
　　一晃十年过去了。残酷的党内斗争此起彼伏，而刘伯父却得以避开其中的惊涛骇浪，是是非非，在省文史馆这个安静的小院内，重新拾起他钟爱的学问，这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在我的印象中，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平静的几年，他平静地从艰辛大半生的职业革命者，转为一位有着深厚功底和独到见解的学者。在这期间，除了文史馆的日常工作之外，他还组织馆员集体完成了一项大工程——编写了《杜甫年谱》，据我所知，这是迄今为止最完整、最翔实的一部杜甫年谱，深受杜甫研究者的重视。他又以自己对杜甫生平的理解，对杜诗作了详细的注释，写成了几十万字的《杜诗解说》，这五册他呕心沥血写成的书稿，是他平生唯一的一部学术论著，其中汇集了他对于杜甫诗作的许多真知灼见。可惜因为“文革”，未来得及出版，手稿一直由省文史馆保存，最近听说已经不知下落，正在查找，如果丢了，实在可惜。
　　这时的刘伯父，终于发现自己对社会还有着更实在的意义。他的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放满了各种各样的线装书和古文版本，工作之余他的心情也很舒畅，生活很有规律，也很注意自我保健。他的胃不好，却培养出一个独特的爱好：啃干锅魁(烧饼)，吃炒得很硬的干饭，说是为了锻炼牙和增加胃的蠕动能力。后来他的胃病果然就是这样治好的。他身体很好，走路健步如飞，我同他一起出游，要用快步才能赶上他。他也喜欢游山玩水，成都附近的风景区他都去游览过。有一次他去游峨眉山，写了很多的诗，回来读给我听，我说您的身体不错啊，那么高的峨眉山都爬上去了。他正色说：“你乱说，我怎么会是爬?完全是走上去的，有时候还要跑呢。”
　　这期间有两件小事情，我记得很清楚。
　　大概是1964年，省教育厅中教处的处长宁育畦找到我，让我代他去请刘伯父，为当时省上的重点实验中学——盐道街学校的教师们教书法。刘伯父很高兴地同意了。老师们每个星期天来到文史馆，他很耐心地为大家讲解要义并一笔一划地示范。他还用红土写成一张张楷书字帖，要老师们照着“填红”。他说：“不要以为这是小学生做的。写字和做人一样，如果不从根本做起，就难成大器。现在不少学生用不来毛笔，写不来毛笔字，这是中国人的耻辱。”
　　还有一件事情，是在文革初期。我和也是在万县一起做地下工作的老同志赵唯、陈恒之一起去看他，谈到原川东游击队的同志们解放后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准备写成材料到北京去告状，却苦于没有钱作路费，难于成行。刘伯父一听，二话没说，转身进寝室拿出他的存折递给赵唯说：“拿去，这是我的全部家当。”我打开存折一看，所谓的全部家当，就是存折上仅有的65．50元钱。
　　直到今天，我想起这件事情，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一个参加革命几十年的正厅级干部，一位全国著名的书法家，一位学贯古今的老学者，全部的积蓄，就这个存折上的65．50元钱。真可谓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了。
　　文革初期，像文史馆这样与人无争的地方还是比较清净的。在举国上下都在大造“红海洋”之际，我常常抱了一堆白纸，去请刘伯父写毛主席诗词之类，他则是有求必应，我因此有幸保留下来几件劫后余生的墨宝，也算是他老人家留给我的最珍贵的纪念了。
　　随后，打砸抢之风兴起，特别是1968年初，江青在那个臭名昭著的3·15讲话中说了“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华蓥山游击队糟得很，叛徒太多了”之后，整个四川参加过地下党的老同志，更是大祸临头。在这之前，刘伯父就被理所当然地打成了封资修的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这时候加上他也是1927年的老党员，川东游击队的司令员，又被戴上了叛徒的帽子。
　　记得是1968年冬天的一个上午，我去看刘伯父，他有些紧张地对我说：“现在造反派禁止我外出，还特别打听了你的情况，你要小心。”我当时听了也没在意，这些年我也经历很多了，反正已经成了死老虎，没多大的油水让他们捞。可是就在第二天，全市统一行动，把我们这些“危险人物”统统关了起来，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他老人家。
　　后来听说，刘伯父被关进了牛棚，造反派在他家里翻箱倒柜，稍微值钱的东西都被抢走，连他过冬的一件皮衫都没留下。大冷天，他晚上穿着一件薄薄的小棉袄躺在地板上，白天还被押出去戴高帽子游街示众……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在伤、痛、冻、饿和悲愤气急之下，终于病倒了。医生要求住院治疗，可是造反派不开证明，医生凭着良心对老人进行了抢救，脱离了危险之后，才让他回家自行调养，没想到待病情稍有好转，他又被拉去批斗。待到再次送入医院，医生已无回天之力，刘伯父终于在1969年的2月6日去世，终年75岁。
　　林彪爆炸了，“四人帮”倒台了，可在一段时间内，他们的阴魂不散，两个“凡是”还禁锢着人们的头脑。1978年初，为了应付门面，有关方面勉强开了一个很不像样子的追悼会，在悼词里居然把刘伯父的死，说成是“修正主义卫生路线造成的恶果”。后来经过家属据理力争，才很不情愿地承认刘伯父是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致死。
历史是由人民写成的
　　刘少奇同志说得好：“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成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颠倒的历史又被颠倒过来。一切冤假错案都得到了平反，强加给刘伯父的所有污蔑都被洗清了，为他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名誉，党史部门还为他立了传，对他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价。作为一个国家级的学者，北京、成都、万县、云阳等有关部门，对他诗文、书法、篆刻都作了详尽的介绍；作为一个地区的骄傲，当时的万县地区还为他建立了纪念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作品愈是显得珍贵。去年，他的书法作品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20世纪中国书法精品展”，受到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好评。去年年底，应法国总统希拉克之邀，中国20世纪书法精品展前往巴黎展出，经过再次筛选，刘伯父作为中国百年来最著名的(已故)20位书法家之一，作品参加了这次大展，在巴黎引起轰动。
　　改革开放20年来，国家富强了，人民安居乐业了，那种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的日子，那种人整人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敬爱的刘伯父，您也可以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