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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娱乐《大好时光》：一个暧昧男人的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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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羊网-羊城晚报10月19日报道 2015年的电视荧屏是胡歌年吗？在《伪装者》、《琅琊榜》两部口碑很好的作品之后，新剧《大好时光》又登陆荧屏。在《大好时光》中，胡歌饰演的是一个旅行社主管，是个不婚主义者，他的时光，堪称“大好”吗？
电视剧以一场草原追车戏拉开帷幕，开篇颇有些西部风格。和许多影视作品里的男女邂逅一样，胡歌饰演的角色与女主角不打不相识。《大好时光》比故事更值得关注的，是它所表现的城市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和《奋斗》之后一系列的青春题材电视剧不一样，《大好时光》不靠夸张的台词和戏剧化的情节来吸引观众，它更多的是通过细节抽丝剥茧地把当下城市人的精神与生活展现出来。
以胡歌饰演的旅行社主管为例：他是一个典型的城市中等收入者的代表人物，价值观顽固，固守家庭传统中对男孩的角色要求，有着中等收入者的审美，踏实忠厚，无非分之想，但又不是傻单纯。对于都市女性而言，这是理想的结婚对象，第一，他收入固定，事业线清晰可辨，第二，不是凤凰男，没有乱七八糟的成长背景，婚后生活简单。
如果胡歌因此在剧中顺理成章地结婚生子，那就不用拍什么电视剧了。电视剧需要的是，为平凡正常的生活制造冲突，在《大好时光》里，除了胡歌与草原偶遇的女主角――医院护士茅小春的纠葛外，还有一位从美国归来的初恋女友珊珊。这种“三角关系”的形成，让一个稳重的从青年迈向中年的男人，不断乱了阵脚。
胡歌饰演的角色身上，有着中等收入阶层隐秘而又复杂的想法。对于积极主动的珊珊，胡歌以被动的方式接受，在接受的过程中，又不断摆出拒绝的姿态，让观众搞不清这种“欲拒还迎”的背后，角色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当然，对于茅小春，胡歌也是处在被动地位的，同样是一个被女孩追逐的对象，但他好像并不享受被两个女人争抢的滋味……暧昧，成为这个男人身上令观众既爱又恨的地方。
对于城市人来说，“大好时光”是什么？无非是身在原地、向往远方，有简单的人际关系和轻松的生活氛围，能得到城市给予的各种便利，也会回报城市以一定的责任……这个格局，成了电视剧《大好时光》的叙事背景，在看剧的时候，观众有可能会时时对应自己的生活，给出自己的选择与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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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长篇力作――邓一光长篇小说《我是我的神》研讨会纪要陈元生　等　　作为当代著名的小说家，邓一光的许多军事题材创作如《我是太阳》《父亲是个兵》等曾经在文坛引起强烈的反响，他的作品一贯充满强烈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情怀。《我是我的神》是作家用六年时间精心打造的长篇力作，长达80万字。作品出版后，立即引起文坛内外热烈关注。6月12日，武汉市委宣传部、武汉市文联联合召开了《我是我的神》研讨会。现将研讨会纪要整理如下： 　　 　　陈元生（武汉市文联党组书记）:邓一光是一个严肃、热情、具有极高理想、极强的创作欲望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我是我的神》出版之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在北京的研讨会上说，他的作品既展示了中华文化中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也表现了民族的追求，这是难能可贵的。邓一光是武汉文学的领军人物之一，《我是我的神》出版后，省市领导要求都能够读到这本书，我们有的市领导是连夜读，有的看到晚上凌晨三四点，深受感染。所以这次由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联合召开的邓一光作品研讨会，目的就在于宣传武汉的名作家及重点作品，也在于推动我们武汉文艺的繁荣和发展，提升武汉的文化软实力。今天我们邀请的专家，应该说都是在我们省内赫赫有名的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对邓一光的作品进行评论。 　　 　　於可训（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我在阅读《我是我的神》过程中，感到冲击力很大。一是作品的情节本身冲击力很大，因为他知道的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这些我们不知道的生活富有传奇色彩，情节有很强烈的冲击力。另外人物的性格也是这样的，也是符合一光一贯的写作特点，冲击力很大，都是我们熟悉的一些生活中的人，但是每个人的性格都是很特别的。 　　这个作品可以看成是《我是太阳》的姊妹篇，在《我是太阳》里面很多未尽的思想，在这本书里面得到了深化。《我是太阳》是以关山林为主的，他是以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为主的，而《我是我的神》写的是寻找我自己的主宰，这个寻找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这个作品我觉得写的最震动人心的是父子两代人之间的冲突，这是非常有意味的。老四老五这两个人的形象使我经常想到知青时代的人物，那个时候有一种很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拯救全人类，拯救全世界，老一代就是抱着这样的思想，影响了一代人。表面上乌力天赫跟他的父亲充满各种冲突，但是本质上是一致的，他只是因为父亲的专制，家庭的压抑，使自己寻找理想、追求理想遇到了阻碍。 　　乌力天扬的情况复杂一点，就是垮掉的一代。当然他从战场上回来以后的改变是那一代人不会有的，他最后通过寻找自我建立了自己的精神主宰。所以他们兄弟在反叛父亲的过程当中，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精神理想。这一点我觉得是这个作品的中心所在。我觉得不在于写父辈怎么在战争当中形成自己的理想、形成自己的信念，而是老一代怎么影响下一代，下一代如何反叛、挣脱父辈的影响，寻找自己的精神支持，最后还是归结到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范畴上来。但是不像老一辈那么简单，而是一种悲悯的情怀，对人性的关切，用这种方式来实现老一辈简单的精神理想，把这个理想进一步往前延伸和深化。这两个精神在这个作品中是写的非常彻底的，我是非常受感动的。从简单的继承父辈的纯粹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到自己理想的重建过程，从历史的纵向的排列，这三者之间是有一个递进的关系。两个兄弟也是用了不同的方式，具有一代人的精神特点，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是《我是太阳》的姊妹篇，是它精神的深化。我是从这个角度理解的。
星（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这个小说最成功的就是塑造了两个儿子的形象。两个儿子继承了父亲的英雄气，而且也有了自己的理想。乌力天赫这个形象我非常喜欢，比《我是太阳》里面关路阳的形象还要好，这个角色一直浪迹天涯，我觉得非常好。乌力天扬和他相反。父与子是文学里面永恒的主题，中国人都说要遵从父亲，但是现在都喜欢写子女对父亲的叛逆，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说起来就是反对父亲的专制，说起来就是反对17年的专制，但是他们在生活当中对自己子女、对自己的朋友同样是专制的。所以这个作品我觉得比起《我是太阳》有突破。 　　 　　蔚
蓝（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我把这部作品读了很多遍，我从这部作品里所有的人物、所有的细节、所有的小地方，就只看到了一个人，就是邓一光。这本书就像他的档案馆一样，他人生的所有的故事都在里面，每一个细节都是邓一光生命中的东西，只不过邓一光借助这些人物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邓一光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这本书把这个东西表现得淋漓尽致。邓一光的思路是大宇宙的，他想变成鱼，想有翅膀，还有蓝色的忧伤。乌力天赫、乌力天扬两个人物寄托了邓一光全部的幻想，比如说周游世界，把所有的女孩都写得非常漂亮，但是那个故事太忧伤了。 　　 　　 刘川鄂（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我跟邓一光认识了十来年，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激情、有思考、知识非常丰富的作家。《我是我的神》一开始关于乌力图古拉与萨努娅两个人的恋爱故事，可以领略邓一光的小说风格。他在那样一种激情中，很别致地叙述了来自草原英雄和国际女战士之间的爱情。我觉得他对激情和理性的结合，在当代作家当中是非常突出的。他的激情表现为对神性的向往，他的理性表现在他作为一个作家具有很丰富的知识，把知识跟人的命运、人的性格的变化，进行了很好的结合。无论是叙事还是写实，邓一光都带有激情，带有诗意，连议论也是热情洋溢的，这个在当代作家中是非常不多见的，这也是他的魅力所在。作家写“文革”的历史，写战争，很多地方不仅唤起我对那个时代的回忆，而且还加深了我对那个时代很多的认识。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王先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我们武汉的评论界，或者是宣传文学方面的领导反应是有一点慢了，我们应该有一个很强的声音，对这个作品在当代文学中重要的地位、意义给予一个很充分的评价，并不排除对它的弱点、它的不足提出意见、建议。这是一部在近年长篇小说中非常突出的作品，一部非常有分量的作品，应该实事求是地给一个很高的估价。用一个家族的历史来反映时代，这是不少杰作里面共同的东西，在欧洲，在中国都有很多这样的作品，邓一光这个作品也是这样。邓一光这个作品反映这么近的历史，难度很大。 　　我们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小说，反映经过一个时间的沉淀，几百年前的生活，相对来说还是容易一些，反映最近50年的生活难度是很大的，当然也不是说没有，比如说路遥他那个《平凡的世界》。但是写文化大革命，写最近50年，尤其最近30年，我们社会这种动荡以后，人们思想深层价值观的变化，这个难度要大很多，是非常难处理的。这个作品之所以能够让人非常激动，就是在后面，就是他写到两代人的人生追求，人生价值深刻的变化，实际上是它提出了很多很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写的很深刻，很能打动人，怎么处理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个小说我觉得大体上做到了，反映这么近的生活，这个生活当中极其深刻的变化，从外在到内在，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应该给予这个小说很高的评价。当时讨论《我的太阳》的时候，有一个同事发言，说他能够把老一辈人写得这么有深度，是非常少见的，这个同事也是见识很广博的，对中国政坛也非常了解。这个父子的矛盾，甚至有仇父的情结，不单单是一个家庭里面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现象，这是写出历史很深的一面，现代人面临的正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强烈呼吁武汉的文学界要高度重视这个作品。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认识到，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小说。邓一光对湖北的文学艺术，对中国的文学艺术作了很大的贡献。我们还要想到邓一光的理想主义不是廉价的理想主义，而是可以引起很多人共鸣的理想主义。 　　 　　陈美兰（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首先，我觉得从作品的整个主题意蕴上，这部小说在当代文学整个发展过程当中是具有一个转折性意义的作品。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们都在探讨新一代中国人的精神转换，新一代精神的成长，在我们很多过去的作品当中，写了知识青年在动荡的年代当中的遭遇，写他们的觉醒。这个阶段的作品仅仅写了他们在遭遇了这一个特殊年代里面产生的一种懵懂的感觉。《血色浪漫》就是一种从知青文学，转到新一代人精神成长的一个过渡。但是看了邓一光的作品，他已经比《血色浪漫》大大前进了一步。我把它称为走出英雄年代的精神史，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时代的英雄成长史。在整个当代文学创作发展当中写人的一种精神转换、精神成长这样一个现实状态，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而且是那么贴近我们身边的生活。为什么我说它是一种精神成长史，是走出英雄时代的成长史？因为这一代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我做我自己的选择”。他不是奉承某种东西，他因为我自己的需要，我自己要确定自己的道路，这是一个非常有时代特征的精神特点。所以他们实际上在寻找自己的道路，建立自己的道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邓一光写出了寻找自己新的生命通道，建构自己新的精神世界的东西，使这个作品有很多震动我们当代人的东西。 　　第二点我感觉到，这个作品的出现，是邓一光创作本身很大的跨越。因为十多年前，我参加过他的《我是太阳》的讨论会，后来出现了好几部同类题材的作品。邓一光的作品大家都知道，充满阳刚之气，而且情感非常浓烈，笔调很粗犷，在《我是我的神》中，他不仅写了两代人的命运，各种人物的生活道路，在他们道路的展现当中，都蕴藏着作者对人生的很多很深刻的认识，或者是追问。这部书虽然那么长，那么多的文字，读了以后还是有很多的吸引力的。这种吸引力不完全靠情节，是靠人的命运引起我们对人生的思考，这一点是这个作品很可贵的地方。 　　 　　 朱小如（《文学报》编辑部主任）:我看了这部小说以后非常感动。首先，这是一部速度很快的小说；其次，这是一部精神成长史。邓一光在这部小说中表现了非常深刻的坚强主题，表现得非常充分。我不认为邓一光是想批判战争，我认为他想说的是战争是非常重要的，他可能是在寻找另外一种不能言说的，不能直白地告诉我们他对战争还是抱有幻想，或者说抱有坚定的信念。邓一光是通过不断地质疑父辈来建立起自己的信仰，但是自己的这些东西，不管到什么程度，不管是参与战争，还是反对战争，他没有说出来，就像他对硬汉的表达中，总是很柔软的。邓一光更多的表达是战后的这些事情，包括他从精神高度来表达。主人公本来是一个胜利者，从胜利者的高度上下落，下落以后再怎么回到精神高度？我最近一直在考虑，天灾和人祸的结合点，比如说地震带给“80后”和“90后”的精神成长，我觉得不能根据一时一地的表现去看待这个问题。我比较赞同邓一光的观点，就是精神不能和现实生活拉开距离。
　　 　　昌
切（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邓一光原来的创作基本上是在两个题材层面展开，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层面。非日常生活主要是战争这样的生活。写这两个层面，他的艺术成就是不平衡的。他写日常生活那批作品不少，但是一直没有引起关注。但是他从《孽犬阿格龙》到《我的太阳》都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孽犬阿格龙》就已经感动了很多人了，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因为作品涉及到的是一种非常态生活，非日常生活化的生活。战争不可能永远持续，但是在战争中形成的精神是在常态生活中所匮乏的，这正是战争作品的吸引力。邓一光的战争题材创作感动了许多人，但是，《我是我的神》最重要的价值是在战争之后，一个军人家庭出来的孩子，他身上保留着军人的气质，这种气质在后来漫长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在他的一些选择中被坚持。一个是叛逆后的周游、叛逆父亲后的到处游荡，这是天赫。还有天扬，他和下层的混混在一起的时候，作家写得非常好，这是野性之美，就是说是一种战争中形成的神性。作家觉得这个东西是美的，它形成了对常规的破坏，它这一面被邓一光彰显出来，在下一代人主人公漫长的生活中把它凸显出来。说这是一部精神史我觉得有道理，他是从精神身上继承下来的东西，这种东西伴随了他的一生，当邓一光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他自然会把这些东西表现出来，而且他的表现方式也不同于一般人。 　　军人家庭出身的作家现象值得研究，他们已经构成了中国文坛的一个现象，他们的人物塑造，性格气质，和中国发展的历史构成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非常值得研究。现在出来了《我是我的神》这么一部作品，现在还形成了一个潮流，这个作品我同意王老师的说法，不能用现实主义的框架来评判，包括作家的语言方式。你可能推敲起来他是不符合逻辑的，但他就是这种表达，这种表达是作家特有的、而你很难体会的一种表达。比如说他对色彩的那种特有的感悟，他赋予色彩这种特有的意味，可能你按照常规的理解会出问题，一旦注入主观境况我可以赋予他任何东西。不能按照一个统一的东西来规范它，包括语言。比如说莫言那种很奇特的表达方式是我们这种搞理论的人没有的。我们的感性能力很弱很弱了。我们老是跟平庸的文字打交道，失去了我们的一些能力。但是《我是我的神》这部作品已经是现在同类型作品里面最好的作品了。 　　 　　魏天元（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我是以一种仰视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作家和《我是我的神》。我感觉到作家的写作状态是很悠闲的，甚至这种悠闲是一种奢侈，很难见到的。他不论写什么，写哪一个方面，比如说他写个人也好，写家庭也好，他是写城市，写乡村，还是写简雨槐插队以后四川乡村的景象，那些描写都是非常舒适的，这与作家本人的精神气质和天性有很密切的联系，就是作家个人的魅力，确实很硬朗、爽直。但是我觉得他骨子里面有很强的浪漫气质，所以他能够在作品里面尽情地展示他的才华，也因为如此，他能够把很多的矛盾的、被动的元素在他的笔下结合成一个圆满的整体，所以我整个阅读的状态是非常舒适的。 　　除了我们提到的硬汉气质，作品还有诙谐、风趣、幽默的成份。实际上，最终语言上只是一个很表层的现象，我觉得邓一光的风趣、幽默，体现了他人生的历练，和人生经验的丰富，最终达到一种超然的态度。面对世界，面对人生那么大的灾难、剧变、裂变，作家所体现的是一种超然的精神和态度，这使整个作品充满了情趣，真正能够通过自己，通过对人生的理解达到那种通道，这个才是作品真正重要的。无论怎样的决绝，怎样的极端，冲突多么大，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一个点上。 　　邓一光一贯的写作追求都是写实的，贴近生活，所以我们阅读这部小说常常都是经典的，有我们很熟悉的气息在里面，有一种“回乡”之感，回到我们读者非常熟悉、非常喜欢的文学创作道路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回到精神的故乡，回到心灵的故乡，因为文学是和我们的生存息息相关的，最终应该帮助我们去理解我们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认识自然，认识各种各样的，甚至是荒诞诡异的现象。当然，面对一个具体的作家，面对他具体的创作，特别是面对一个像邓一光这样的很成熟的作家，我们也应该有一个突破性的要求。就是说突破也好，创新也好，他其实有两种方式，有一种方式就是，这种创新、独创就是这种作品我们一看就会有一种惊讶之感。还有一种创新，或者是突破，就是我们已经完全认同了他的写法，因此我们不再把他当成一种异端来看，他同样具有某种意义上的独创性。我觉得从这点来讲，邓一光仍然延续着他相当熟悉的题材路线，包括他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整个人物写实的风格；另外一个方面，在这样一个我们所熟悉的不再把他当作异端的写作状态之下，他能够体现给我们的是什么呢？他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就是他能够在当下的、贴近于我们生活的问题中给我们带来思考，给我们带来一种借鉴，他所写的一切和我们每个人成长的历史都是息息相关的。 　　
李俊国（华中科技大学文学院教授）:看过《我是我的神》以后，我觉得邓一光是成熟了。如果说理想没有依托，如果说痛苦没有厚度，如果说迷茫没有一种分裂感，那都不是真正的感觉，所以把他定义为英雄写作、理想追求都过于简单了。乌力天扬、乌力天赫身上有一种高贵的气质，都在某种意义上是接近成功而放弃成功，我要确定“我”，已经到手的东西，按照社会既定的东西，我统统不要，就是骨子里的邓一光，谁也看不起，谁也不在意，这种精神谱在当代文学当中已是很少看到的。他把作品的精神追问定义到父子这一辈，是非常难得的，这是由部队大院诞生的，不是从平民诞生的。我承认这种抒情比《我是太阳》更能征服我。 　　 　　王又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很感谢一光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文学力作。我把它称为是在后革命氛围中叙述革命理想的大作，这个作品我是感到很亲切，而且还饶有兴味阅读下去。在大武汉的背景下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其中的主要人物，也是我很熟悉的一群人。应该说我很熟悉他们的昨天，他们今天怎么样，我倒还真不大熟悉。一光提供了很多他们今天的状态，特别是经过这么剧烈的一个社会变动以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平民化的变迁，提供了一种非常典型的人生换位。这种大变化我倒不想说是改革开放的原因，我觉得就是从革命到革命的转换。一光的小说，他的那些主人公，他们的那种失落、矛盾、惶惑乃至于痛苦，本身就已经给我们把后革命氛围托举起来了。我不想说一光是不是和我一样在感受这种所谓的后革命氛围，因为一光小说中这些子弟们的理想，我觉得不管是正面的表达，还是负面的表达，它们还是植根于革命，但是同时又在革命中受到挫折。也就是说一光在小说中写出了革命的正负效应，而且对革命的反省本身就构成了后革命的精神标志。一光有一条，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是他作品一贯比较鲜明的特色，在后革命氛围中，还充满这样一种英雄主义、理想主义，这是一光小说很了不起的地方。换句话说，他是坚守着英雄主义，反对世俗主义。我觉得小说当中有很硬的东西，甚至一种痉挛的痛苦感、压抑感，也许就是这样一种紧张感、痛苦感、压抑感，这样一种艺术感受迫使我们来对革命本身作一些反思。小说当中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属于在革命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人，他能够在革命氛围中感受到压抑，这大概就是作品的主题了，就是我要为我自己，我要为我的理想去奋斗，我要为自我的理想，要把自我从革命这个宏大的潮流当中剥离出来所经历的痛苦，从这个层面上我理解了一光小说为什么叫《我是我的神》。很多地方通过他的人物提出了这样一种置疑，就是说要摆脱这种压抑，要自我作主的追求。我觉得这个冲突应当说是很深刻的。当他们要挣脱把他们抚育出来的这样一个时代的时候，这种痛苦是非常深刻的。
　　 　　李建华（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我是我的神》在当代文学史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学体验，或者说在当代文学的英雄塑造上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英雄形象，或者叫新英雄，或者是一种神性英雄。这个英雄一方面叱咤风云，无坚不摧，另外一方面又非常的脆弱，无奈；一方面他们举起了英雄的大旗，另外一方面他又把自己的生活撕成了碎片。这部小说给我们的这种阅读体验是非常深刻的。大家都比较熟悉，中西方的文化传统不一样，西方的文化传统当中支撑一个民族的心灵的，有科学、艺术，还有宗教，但是我们东方文化里面更多的是哲学、艺术，很少有一种对绝对精神的顶礼膜拜，缺乏一种形上的东西，所以说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刻画的英雄人物形象就和西方作品当中的英雄不同。《我是我的神》里面就贯穿着一种对精神的顶礼膜拜。 　　 　　李鲁平（武汉市文学艺术理论研究所副所长）:一光过去的作品，从《猎犬阿格龙》到《我是太阳》，在这一系列的军事题材的创作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确实有一种企图，就是说在这个以金钱为中心、被金钱左右的社会里，他想张扬一种理想、弘扬一种力量等等审美气质，但是我们在《我是我的神》里面除了这些过去一贯的追求外，还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比如在我们说张扬一种力量的时候，我觉得不仅仅简单地就是打老婆、打孩子的粗蛮的力量，而是要证明人具有主宰自己的命运、主宰自己的理性意志、乃至道德理想的能力，这一点我认为是《我是我的神》所凸现出来的鲜明的艺术追求。《我是我的神》主要写的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这几个人物，都是在力图主宰自己的命运，主宰自己的理性意志，我觉得这和过去我们单纯理解的军人的阳刚等等相比有更多的内涵。 　　《我是我的神》在上册不到三分之一的篇幅，作家通过婚姻、战争、父亲对子女的教育，坚持了过去的英雄叙事风格，比如对老一辈英雄的固执、倔强、野蛮、力量等等，但是我觉得也有不一样的，比如乌力图古拉其实有很多与《我是太阳》中的关山林不一样的地方。当乌力天扬回来以后，想跟父亲沟通，那个时候父亲乌力图古拉柔情的一面已经表现出来了，虽然父子对话不多，但他已经感受到了儿子的内疚、感觉儿子将要说什么，所以乌力图古拉又把话题转移到了战争。乌力图古拉不是单面的英雄，而是很丰富的英雄，当然这个小说重点是写和平时期5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他们在困惑、迷茫中追寻，在理想追求中成长，成熟。小说80万字有70万字是在写50年代这代人。甚至可以说这部小说的主题就是为50年代人树立一个形象。最近有一部小说叫《山楂树之恋》，写的是50年代男女很纯洁的恋爱， 70年代人、80年代人对这个小说提出很多疑义，说这个爱情不太可能。 50年代人与他们的后代70年代出生的人、80年代出生的人是有很多不同的，甚至是冲突的。因此，《我是我的神》对70年代人、80年代的人是有很多的启发的。乌力天赫那样的既有丰富的知识又有坚韧的毅力，是“70后”、“80后”很难想像的。乌力天扬曾经是一个到处流浪、四处乱撞没有头脑的虫子，但是这样一个人进入了部队以后化蛹为蝶。他的寻找与自觉当然也是很曲折，但他最后明白不能让生活干掉任何人，他后来的生活，抗洪，帮朋友戒毒，为弥留的父亲理发，为保姆到处借钱治病等等，所有的这一切我觉得都证明了乌力天扬自己说的话。乌力天赫、乌力天扬身上的宝贵品质正是今天“70后”、“80后”的精神成长中应该吸取的营养。 　　 　　陈汉桥（武汉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为什么要把这部长篇小说，和邓一光同志对文学事业的贡献提到这么高的一个高度？ 　　开这个研讨会是想弘扬邓一光同志的创作精神，充分肯定他对我们武汉市乃至全省、全国文学事业的贡献。大家知道邓一光有两个大的特点，一个是刚毅，一个是多产。说他刚毅，一个是他为了小说创作，深入到了生活，深入到了基层，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包括新疆，包括海南，特别是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前，又深入到地震灾区进行采访，大概仅仅10秒之差，生命就危险了，离他50米的地方发生了山体滑坡，非常危险。还有多产，他得了很多的大奖。我们今天举办这个研讨会，也是对邓一光对我们文学事业的贡献做一个充分的肯定，也给予高度的评价。我想这是我们举办这次研讨会的第一个目的。 　　第二个，就是《我是我的神》的创作方向我们非常肯定，我们希望激励更多的武汉市的作者创作更多的好作品。这部作品是数年磨一剑，北京研讨会上对这个作品评价非常之高，特别是金炳华同志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说这部作品是非常有分量的作品，非常突出的作品，是当代文学发展过程当中的里程碑，我觉得是非常实事求是的，非常符合这个小说的实际的。昨天我也在网上点击了一下邓一光《我是我的神》，上面有4200多篇文章，足以说明这个小说的社会影响。我在看了这个小说以后，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小说会产生这么大的震撼，会产生这么大的社会效应。我刚才听了各位老师的发言，我深深感到，这个《我是我的神》是以他的英雄气概打动了我们，以其对生命的追求、寻觅、思考抓住了我们，以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吸引了我们，《我是我的神》让我深深感受到了邓一光同志对文学创作的追求，同时感受到了他在创作过程当中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非常之明显。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举办这次研讨会，就是为了肯定邓一光贴近人民、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创作方法，也要肯定邓一光作为一个知名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我提三个建议： 　　一是一定要进一步地加强文学评论，文学评论对我们的文学创作将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促进作用。同时我也建议在今天这个会基础上，采取适当的形式、适当的方式来深入地对《我是我的神》进行深入研究。 　　第二个建议是要加大宣传力度，今天有很多的宣传单位也来了，能不能在《长江日报》上用一个较大的篇幅，能搞一个版就搞一个版。电视台原来我们有一个想法，做一期看什么栏目的节目，这个肯定要做，近期也要做出来，这个新闻宣传也要落实。 　　　　第三个建议就是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发挥我们的边际效应。我们文联、宣传部共同把下面的工作做了，包括把他改编成电视剧，包括其他的形式，在这个基础上，也请各位老师给我们把关，给我们提意见。 　　　　　　　　　　　　　　　　(李鲁平根据速记稿整理)
原载：《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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