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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作为建军的根本原则是的提出有个历史过程。要想准确地把握这一提出过程，需要把握哪些关节点呢？主要有：1927年9月，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三湾改编”，首创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使党对军队的领导第一次具有了制度保证。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所形成的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军建军史上的纲领性文件，比较深刻、系统地阐述和规定了实现党对红军的领导及其加强红军中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关于人民军队党的建设的基本思想。确立了实施党对军队领导的一系列制度和措施。明确规定红军中要建立党的“领导中枢”，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日，红军总政治部以主任王稼祥的名义向各级政治部、和党支部委员会发出了《关于红军中支部工作的一封信》，最早提出了“绝对领导”的概念，指出“加强党的本身教育，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保证红军对上级命令的执行与巩固红军的纪律，这是前红军中党的最中心任务”。日，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问题训令》，第一次明确提出：“红军中的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要通过顺利地进行一切工作来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这表明党的领导观念已深入人心。1932年10月，《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粉碎敌人四次围剿政治工作的训令》中提出，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用共产党的统一意志来领导红军，这是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原则明白无误地载入我军正式文件的开始。1935年毛泽东在总结张国焘以枪指挥党的分裂主义教训时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1937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针对在与国民党合作时国民党要派他们的学员来我军当干部的要求和王明要把军队交给国民党“统一指挥”的错误主张，指出必须坚持“共产党绝对领导八路军的原则”。1938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通俗地解释为“党指挥枪”的原则，提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著名论断。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思想是我们党在总结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之后，在创建人民军队的同时逐步确立的，在尔后的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地加以巩固和完善的，并在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得到发展的。
一、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含义、内容和特征
（一）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含义
&&& 1．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完全地、无条件地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其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绝不允许其他任何政治力量代替和分享我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在军队中，只有共产党及其助手共产主义青年团，才能建立组织，发展党（团）员，不允许成立条令、条例规定之外的任何团体和组织；任何其他党派、团体和宗教组织都不得在军队中建立组织和进行活动。
2．军队的一切行动都要听从党的指挥，都要服从和服务于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3．军队所有成员必须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未经相应政治机关批准，军队成员也不得参加其他和宗教组织，决不允许任何个人向党争兵权。
& &&（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内容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的辩证统一。
1．政治领导，就是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要用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统一全军的思想行动，使军队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自觉地为实现党的总目标总任务而奋斗。
2．思想领导，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领导。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部队，贯彻唯物辩证法思想，提高官兵的政治思想觉悟，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肃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保持军队思想上的纯洁性。
3．组织领导，就是通过党在军队中的各级组织，对军队实施党的领导。要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下，建立健全全军各级党委、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等制度，充分发挥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保证部队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听从党中央的指挥。
党对军队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是紧密联系、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其中，政治领导是核心，思想领导是基础，组织领导是保证。
（三）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特征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最本质特征就是绝对性。
这一绝对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党对军队的领导具有唯一性。所谓唯一性，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无条件地完全置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只能由中国共产党实行唯一的领导，其他任何党派和个人都不得插手军队。这既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军队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也是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得出的唯一正确的历史结论。早在五十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战争和战略问题》这篇光辉著作中就明确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毛泽东同志所讲的要掌握枪杆子，就是要掌握军队的指挥权、控制权，将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2．党对军队的领导具有直接性。所谓直接性，就是指党对军队的领导，采取直接领导方式，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大家知道，党的领导的实施，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式。例如，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群众团体及企业的领导，是通过路线、方针、政策的总的领导，要通过国家机关职能部门来进行管理，而不是直接的行政干预，更不是替代政府、群众团体和企业的行政管理和生产指挥。而党对军队的领导，则是直接在军队中设立党的领导机关，并赋予全权进行直接领导。正如陈毅同志在《论建军工作》一文中所指出的：“党对群众团体及政权的领导，是经过自己的党员所组成的党团作用，是间接的形式，民主提议的形式。党对军队的领导，不仅经过自己的党员，而且直接在军队设立党的领导机关，而且特别赋予行政指挥全权，党把自己的领导嵌入行政和指挥命令之中，且作为核心”。
3．党对军队的领导具有全面性。所谓全面性，是指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全面的领导。这种全面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领导内容上，是实行政治、思想、组织的全面领导；二是领导途径上，是通过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各级组织，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来全面实施；三是在领导方式上，是集党政军司政后装于一体，实行全权领导。
4．党对军队的领导具有无条件性。党对军队领导的无条件性，是指军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完全地听从党的指挥，不允许讲价钱、讲条件。党和军队不是雇佣关系，也不是对等的关系。军队是执行党的意志的忠诚工具，必须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时刻保持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的高度一致，绝不允许向党闹独立性。
二、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极端重要性
（一）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军魂是我军优良传统的核心
从优良传统的体系和结构上切入，所有优良传统既不是孤立存在的，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它们的地位作用也不是简单等同的，我军政治工作的所有矛盾当中，其中党与军队的关系是其中的主要矛盾，引出
是在与党内外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和反面实践的斗争中逐渐确立和巩固起来的，
（二）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使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面临着挑战
挑战是什么
（三）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两个提供”历史使命，对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更高的要求是什么
放弃这一原则，后果将极其严重；也不能把这一原则当作空洞的口号和抽象的原则。
三、认清“军队非党化”、“军队国家化”和“军队非政治化”谬论的实质，实现军魂永驻
总括：新形势下，坚持这一原则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根本制度，思想教育，组织建设，　但其中最突出的是，分析、批驳“三化”，以消除其对我军官兵的消极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发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对立，反映在军队建设领域，突出表现就是鼓吹“军队非政治化”、 “军队非党化”、“军队国家化”，在军队与党、国家和人民的关系问题上恶意制造分裂，从而否定和取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最终达到改变我军性质的目的。邓小平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阴谋，重申关于人民军队性质的重要思想，并指出：“军队是党领导的军队，当然也是国家的军队。”（V3P317）江泽民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敌对势力为实现其‘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正在伺机对我军进行渗透和破坏，他们鼓吹的‘军队非党化’和‘军队非政治化’那一套，就是妄图改变我军的性质，使我军脱离党的领导。军队的同志特别是高中级干部，对此必须高度警惕，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1998年5月他又指出：“现在，国内外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鼓吹所谓‘军队国家化’，其实质就是要我们的军队摆脱党的领导。一些‘民运分子’还造谣说这种观点出自我们内部，出自我们的青年军官。我看他们的用心是十分可恶的。他们企图用无中生有、挑拨离间等手段来制造这样一种舆论引起我们内部的思想混乱。进而达到混水摸鱼的目的。对这种论调，我们一定要保持警惕，必须旗帜鲜明地进行反对和批判。”这些重要思想，无疑成为我们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的强大思想武器。
&&&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有鲜明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者历来否认存在超阶级的国家。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是我国的根本性质。离开这个根本性质谈什么抽象的国家，只能是欺人之谈。既然我国的国体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作为专政柱石的军队，其性质也势必应与这一国体相一致。无产阶级通过其先进代表共产党领导军队以保持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巩固和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这不仅符合党的利益，而且符合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在我国整个社会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这是宪法所明确规定了的。其中，当然包含着党对军队的领导。由于军队在国家政权中的特殊地位，由于党领导军队对保持军队性质、发挥军队职能具有决定性意义，由于党和军队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结成的亲密关系，由于历史上形成的独特的领导制度是行之有效的。所以，建国后党继续实行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完全是天经地义、无可非议的。
关于“军队非政治化”：
确实，在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和法令中，有明文规定，“军队不得参与政治”、“军队在政治活动中保持中立”。但应该看到的是，这里所谓军队不介入政治的“政治”这一概念有特定的含义。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新华词典》（P1074）的定义为：“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它表现着阶级间、民族间、国家间的相互关系。表现形式是各个阶级、政党、集团等参与国家生活的活动。这些活动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实质是夺取政权和维护政权的斗争。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并为经济基础服务。”但在敌对势力所宣扬的“军队政治中立”等论调中，“政治”一词，至少有这样三层含义：①指阶级间的矛盾与协调；②指同一阶级内部不同政党间的矛盾与协调；③指同一政党内部不同派别间的矛盾与协调。可见，这里的“政治”实际是指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党派之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多党制，执政党和在野党频繁更替。为了保证军队在政党的权力交替中实行稳定过渡，就要避免使军队固定地依附于哪一个政党，并参与政党之间的争斗。为执掌国家权力，代表资产阶级不同集团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党之间会展开政治角逐、彼此攻击，甚至不择手段战胜对方。但终究它们之间的矛盾仍属于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也就是说无论哪一个政党上台都是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来行使国家权力的，都必然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在这种政体中，军队不参与党派之争，有利于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在接受国家权力时能够顺当地统率三军，确保军队有效地行使专政的职能。资产阶级懂得，阶级内部的分歧和矛盾总是要服从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资产阶级不会允许内部纷争损害整个阶级的利益，而让敌对阶级坐收渔利。资产阶级正是用“军队不参与政治”这一准则对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实行限制与协调的。可见，所谓军队不介入政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政党之间在共同利益一致基础上处理相互关系方面所达成的一种政治默契和“竞赛规则”。既然这一规则于双方是对等的，有利而无害，那又何乐而不为呢?概括起来说，西方国家所谓军队不介入政治，是特定意义上的，是具体形式上的，是与资产阶级国家实行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相适应的，也是资产阶级在长期统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统治艺术”，并不带有“国际惯例”的性质。
与此相反，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也是无产阶级的唯一政党。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是相互合作的关系，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不是在野党，&& 更不是反对党，它们与中国共产党不是政治上的竞争对手。因而产生于西方国家由多党制派生出来并与多党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军队非党化”、“军队政治中立”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根本不存在立足的社会政治基础。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就是要依据邓小平关于人民军队性质的基本思想，尊重我们的国情和军情，把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四方面的要求有机统一起来，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
美国一位政治家讲：“按照美国的传统，军人必须是非党派的。所谓非党派并不是说军人可以对政治制度的事情漠不关心。相反，要求职业军人积极献身于民主政制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法则。”西方军队对资产阶级政治的忠诚，一方面表现在不参与资产阶级各政党的内部竞争，这充分表现了它是整个资产阶级的驯服工具；另一方面表现在积极参与对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镇压上，英国在二战后动用军队干预罢工运动有30多次，美国60年代以来就有几十次。1963年，马里兰州剑桥大学黑人和学生示威不断，美军驻该校达一年之久。这充分体现了西方军队的阶级本质。西方国家为了保证军队的阶级性质，很重视对军队的政治控制。美一战略专家在《军队的政治教育》一书中，明确提出：全体美国军人“都不能脱离政治”。还有一个美国将军在其写的一本叫《全志愿兵部队》书中认为：克劳塞维茨的著名论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并没有过时，“如果需要士兵了解战争，就需要他了解政治”。他们都主张加强“政治训练”，培养官兵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认识和感情。资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在治军实践中，历来重视从政治上控制军队。比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和统帅克伦威尔，在他的“模范新军”中设置了随军牧师团，宣传资产阶级政治。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庇尔提出：只有共和主义精神传遍广大士兵的时候，你才会获得胜利。并向军队和有战争的地区派出政治委员，宣传雅各宾党人的政治主张。拿破仑能创造军事奇迹，很重要的是他善于利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为他提供的政治条件。在这一点上，他得到了恩格斯的高度称赞。
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西方国家更加重视对军队的政治控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总司令部专门成立了一个“精神处”。英国外交部成立了军事宣传局，主抓意识形态。德国军队出版了《军队政治教育工作细则》。美军在侵朝和侵越战争失败后，美国朝野上下都指责“陆军政治教育不够”、“陆军对共产主义思想抵制不力”，促使美军进一步改进政治工作。邓小平1980年就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也做政治工作。江泽民在1991年海湾战争研讨会上指出：我这次从研究海湾战争中了解到，美国的野战条令里面也有思想政治工作内容。海湾战争中，他在伊拉克撒传单劝降，同时做自己部队的工作，使他们安心在那里作战，这也是思想政治工作，但它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西方国家对军队进行政治控制的手段很多，包括文官治军、牧师随军、政治训练、纪律制裁和军法审判等。美军中95%以上的官兵信仰宗教，美军牧师列入正式编制。随军牧师军衔可到少将。二战期间随军牧师曾经多达8800多人，现在有3000多人。海湾战争中，派往海湾地区的美军牧师有800名，他们利用帐篷和野外临时教堂组织活动。牧师被誉为上帝意志的传播者，他们70%以上的时间是与士兵混在一起。牧师是以宗教形式进行思想政治控制。美军95%的军官是资产阶级出身，工人和职员家庭出身的只占5%。这就从组织成分上，保证了军队的性质。
关于“军队非党化”：
这一论调歪曲了军队与政党之间的本质关系。政党是本阶级的“领导组织”，军队是本阶级的“武装组织”，军队必须接受政党的领导，为实现政党的政治任务去奋斗，才能保持自己的阶级性质，成为维护本阶级利益的得力工具。军队如果脱离了本阶级政党的领导，那么它必然成为脱离本阶级的异己力量。敌对势力鼓吹“军队非党化”，其实质就是让我军脱离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工具。大家知道，二战期间，希特勒德国的军队兵临莫斯科城下，德军从炮镜中看到了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的苏联红星国旗，但最后还是没有战胜苏军。然而，到了90年代，苏军却在西方和平演变的政治攻势面前不战而败，不战而变。原因何在？江泽民指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一条重要教训，就是党对军队的领导工作薄弱。苏军先是接受了反对党的领导的“军队非党化”主张，对部队进行“超意识形态”教育，放弃了党对军队的思想领导。不久，又颁布了苏联《社会团体法》，规定军人活动不受政党决议的束缚。接着，又对政治机关进行全面改组，撤销了各级党组织，放弃了党对军队的组织领导。仅1990年苏军中退党的就有3万多人。最后，军队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1990年的“八·一九”事变中，有的按兵不动，有的甚至倒戈。“军队非党化”具有很大欺骗性，人们往往认为，西方军队是“非党化”的，因为美国宪法明文规定“军队不属于某一个政党”，“总统是武装部队总司令和最高统帅”。从宪法的字面看，是一支“非党化”军队。实际上，西方军队只是形式上“非党化”，本质上并没有“非党化”。
首先，军队统帅出身于政党，是执政党的领袖。在西方国家，不论是美国的总统还是英国的首相，都是资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在西方军队中，通向最高统帅的道路是：政党领袖——国家总统——三军司令。只有政党领袖才有可能成为最高统帅。在职业军人中要求非党派，统帅是有党派的。讲军队非党化，首先军队的最高统帅就不是党外人士。
其次，直接控制政权和军权的上层官僚绝大多数是执政党的政治家。西方国家，无论是实行内阁制还是总统制，都由在议会选举或大选中获胜的政党出来组织政府。当选的总统或首相，要任命本党政治家为政府成员，即使任命一些无党派人士，也是作为民主的点缀，其本党成员一定要占绝大多数。执政党组阁，组的是“政党内阁”。这就决定了政府（国家）对军队的领导，在本质上是执政党的领导。美国从肯尼迪到卡特期间，在总统任命的高级官员中，无党派人士占少数，大致控制在27%—42%之间，绝大多数是有党有派的人士。执政党的党员政治家，在政府和军队上层中，始终处于绝对优势，保证了执政党对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所以，美国的文官治军，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政党治军；文官的无条件领导，就是执政党的无条件领导。
最后，轮流执政不等于就是非党化。轮流上台的是不同的政党，而不同的政党都是党。不论各政党如何轮流，国家和军队始终是在执政党的领导之下，只不过是被各资产阶级政党轮流领导而已。
当今世界，军队“非党化”根本不可能。因为现代国家基本上都是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90年代初有人统计，当时世界上有16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政党，这些政党成为政治生活的“中心”和国家政权的“核心”。这种政党政治主要有四种类型：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在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中，无论是政权还是军队，在本质上就不可能“非党化”，其政治性质必然要与执政党的性质相一致。
关于“军队国家化”：
这种论调把党领导军队与国家领导军队对立起来，主张把军队由“党有”变为“国有”。其真实用心，就是通过鼓吹“军队国家化”，首先使党放弃军权，使党手中没有武装，以便为他们推翻党的执政地位、夺取国家政权扫清障碍，最后由他们来控制军队和国家。前苏联推行“军队国家化”，其军队脱离共产党领导之时，也就是敌对势力控制军队、夺取国家政权之时。“军队国家化”并不是什么新发明。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共谈判中，国民党就提出先军队国家化，要我党把军队交出来，然后再承认我党的合法地位。九十年代初，台湾当局把“军队国家化”列入他们提出的《国家统一纲领》中，意思是说，如果共产党不首先把兵权交出来，就谈不到统一。敌对势力故伎重演的目的，就是急切想从我党手中夺走军权。
我们知道，在阶级、政党、国家和军队的关系中，阶级是基础，政党是核心，军队是工具。阶级通过政党来代表，国家依靠政党来执政，军队以执政党为领导。军队不可能只与国家发生联系，而与阶级和政党脱离关系。西方世界标榜他们的军队只忠于国家、忠于宪法，是超越一切阶级、政党和政治的。其实不然。西方国家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资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国家，西方军队忠于国家，就是忠于资产阶级统治，服从资产阶级执政党的政治；西方宪法是资产阶级意志的体现，西方军队忠于宪法，就是忠于资产阶级利益。毛泽东晚年在谈他读《资治通鉴》的体会时说：这是一部值得多读的书。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军队，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他说：“我相信我是读通了中国历史的人。”江泽民主席也指出：“在经济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和平演变的危险，始终是存在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一旦丧失了对军队的领导权，必然丧失国家政权，其结果只能是党下台、国变色。“兵权之所在，则随之以兴；兵权之所去，则随之以亡”。在兵权问题上我们决不能患幼稚病。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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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记者网报道，全军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学术研讨会，25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出席研讨会，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为抗战胜利建立功勋的老战士、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强调要站在历史和时代高度深刻认识纪念抗战胜利的伟大意义，以新的思维、视野和眼光，把握历史精髓、汲取智慧力量，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不断推进强军兴军伟大事业。　　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主持会议。　　许其亮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总结运用历史，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对抗日战争作过许多精辟论述，反映了不同时期我们党对这场伟大胜利的科学总结和历史升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亲自参加重要纪念活动，多次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抗战的历史地位、伟大意义、基本经验，诠释了抗战精神的时代内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抗战历史认识的最新成果，为学习研究宣传抗战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我们要从学习党的领袖关于抗战重要论述中感悟历史、提升认识，牢记由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伟大历史、伟大功勋、伟大贡献，充分认清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作用和重大贡献，　　认清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着重讲好已被历史充分证明了的中国抗战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战的故事，强化历史自信、民族自信和政治自信。许其亮（资料图）　　许其亮强调，抗日战争留下了宝贵战略遗产和恒久弥新的历史启迪，要从战争根源中找到敌人失败的逻辑，从破解战争密码中找到未来制胜的智慧，获取驱动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要深刻认识帝国主义扩张侵略必遭失败是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民族的空前觉醒、军队的铁血担当是国家屹立强盛的坚强基石，顽强生命力和非凡创造力是中华民族打败强敌、浴火重生的内在力量，全民族大团结、党政军民一体是夺取一切胜利的重要法宝，维护世界和平、捍卫人类正义事业是我们这个大国应当担起的责任。伟大的抗战精神永远是我们战胜困难、坚毅前行的不竭动力，中国人民、中国军队永远是维护和平的坚定力量。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霸权，坚决防范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许其亮指出，走进历史是为了走向未来，纪念胜利是为了永远的胜利。纪念抗战必须贯通历史、把握现实，发于启示、落于强军。要坚持不懈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而奋斗，深入贯彻古田全军政工会精神，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大力弘扬优良传统，彻底肃清、流毒影响，使部队思想面貌、作风形象为之一新。　　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军队现代化加速发展，坚定不移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着眼履行使命提升打赢能力，加强实战化训练演练，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决不再让战火在我们家园燃烧，决不让老祖宗留下的疆土有半寸丢失，决不让国家发展进程被打断。　　各级党委要重视党史军史工作，党史军史、宣传文化等部门负起主体责任，引导全军全社会弘扬抗战精神、争做红色传人。　　张阳在主持会议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抗战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加强抗战重大问题研究阐释，加强舆论宣传和教育引导，旗帜鲜明批驳解构历史、歪曲历史、抹黑英雄等历史虚无主义和各种错误观点　　。要搞好抗战研究成果转化运用，挖掘抗战历史蕴藏的丰富资源，发挥历史镜鉴、精神感召、思想启迪作用，教育引导官兵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矢志强军兴军，争做“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　　此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102篇，作者中既有90多岁的抗战老战士，也有20多岁的基层官兵；既有从事抗战研究的老专家，也有中青年学术骨干。会上，18名代表作了交流发言。　　四总部、驻京大单位和军委办公厅领导乙晓光、殷方龙、刘源、王洪尧、苗华、于忠福、王家胜、高津、许耀元、刘福连、孙思敬等出席会议。（记者 尹航 包国俊）
（责任编辑：HN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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