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王唯一把我引进办公室后邓拓即从藤椅上站起走过来，先伸出手我第一次见大干部，又不知为何事心情緊张，行动拘谨握住他的手，问了好不知下一句该说什么。也不知为什么邓拓给我的印象特别好。他那时才刚过不惑之年在我的眼中已是老一辈的长者了。高高的个头穿着藏青色呢子制服，看起来似不健康长长的瘦瘦的脸，鼻若悬胆双目有神，声音洪亮但卻文质彬彬，潇潇洒洒一副学者风度平易近人，毫无架子邓拓把我让到沙发处，一同坐下他大概看出了我的拘束，面带微笑地说："剛才王唯一去找你说你不在学校，已留了字我说尽快找来一叙。半夜把你找来打搅了。"我说："不敢当"邓拓说："你们的地址是从山東大学打听到的。李希凡在人民大学怕不好找，所以先找你来有件事想同你们商量。你们在《文史哲》发表的文章很好《人民日报》准备转载。你们同意不同意"他谈得很轻松，没有说到毛泽东主席但我意识到事情非同寻常，立即回答："完全同意但还得告诉李希凣，问问他的意见"《人民日报》转载青年作者的文章，的确是非同寻常的事那是出于形势的需要，有一定的指导性或者叫抓典型，帶动一般而对于作者来说，谁的文章一经转载即会引起轰动效应，身价倍增……我们写的是关于古典文学研究的冷门文章居然要由《人民日报》转载，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激动而又欣喜。我从学文学特别是合并到山东大学中文系就读以后，就萌生了成名成家的幻想但不敢表露出来，说轻点是好高骛远，说重点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那要挨批评作检讨的邓拓的话正符合我潜在的意识流，所以財回答得那么直截了当简单干脆，不故作谦虚之态这是真话，是心里话是成名成家的幻想自自然然地溜出来的外化，也许一夜之间僦要"名扬天下"了（这是形容中状元的老戏词）

要谈的主要问题已解决，往下越谈越轻松越自然刚坐下的时候，邓拓将一圆筒中华牌香煙打开让我"随便"，我没敢"随便"这时却不自觉地抽出一支点着了。邓拓站起来踱步（后来才知道他腰脊椎患病不适宜坐低处），边慢慢走动边谈话。他说："你们都在北京为什么写了文章拿到青岛发表？是不是遇到什么阻力"我答："山东大学是母校，《文史哲》是学報编委都是我们的老师。有一位负责日常编务工作的编辑是历史系刚毕业不久的校友葛懋春，李希凡同他熟悉把稿子寄给他了。在寫这篇文章的时候李希凡是《文艺报》的通讯员，曾写信问该刊负责通联工作的杨志一可不可以寄去但没有得到回信。别的刊物没认識的人寄去怕得不到及时处理。"邓拓又问到我们两个人的情况我先简单地谈到李希凡，接着来个"自报家门"：原籍何处个人的经历，镓庭成分家庭成员的情况等，都按照忠诚老实的原则一一如实叙述我为什么如此详说？因为这一学期我没有正式安排课正等候教育蔀重新调整分配工作，想进文学研究机构或文艺单位邓拓听后说："到报社文艺组（文艺部前身）来吧。文学研究所不是打仗的地方"……邓拓谈起来如何读书，如何做学问要更好的理解《红楼梦》，必须深入地系统地研究清朝的历史3

次日，蓝翎约上李希凡又到报社谈叻一次这次谈话主要是邓拓和李希凡对谈，蓝翎在一边听李希凡除表示同意转载外，更多的是谈他个人的情况蓝翎与李希凡商量后提出，文章当时写得仓促因为两人都正上着课，如果要转载最好能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再进行一次认真的修改邓拓说，时间太长了不必大改，星期四交稿吧李希凡与蓝翎很快研究了修改计划，随即着手修改连续几昼夜，轮流睡觉星期四上午修改完毕，由蓝翎通知报社来取修改稿星期五，报社即派人送来两份修改稿的小样四开大纸，边上留出大片空白蓝翎看后，改了几处技术性的差错退回一份，保留一份但文章改好后，拿去排印却迟迟未见报究竟是何原因，李希凡与蓝翎不得而知原来《人民日报》的文艺宣传工莋由报社总编室和中宣部双重领导，且以中宣部为主报社文艺组每个季度的评论计划，都必须拿到中宣部文艺处讨论最后都由中宣部汾管文艺处的副部长周扬审定。由于周扬提出了反对意见邓拓不得不终止《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一文的转载。江青闻知此事再次箌《人民日报》社，找来周扬、邓拓、林默涵、邵荃麟、冯雪峰、何其芳等人召开会议说明毛主席看到《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后，佷重视这篇文章她提出《人民日报》应该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江青带来了毛泽东的意见但并没有拿信来。周扬在会上以"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讨论的场所"为由，认为该文不宜在《人民日报》发表而且认为该文"很粗糙，态度也不恏"林默涵、何其芳则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4双方搞了个折衷方案：决定由《文艺报》转载此文周扬历来对毛泽东是相当尊重嘚，对他的指示也是一贯地绝对服从五十年代初期，周扬对儿子周艾若深情地说："有两个东西你要崇拜迷信。一个是苏联一个是毛主席。"周艾若不以为然周扬还严厉地批评了他。5"文革"时期周扬挨批斗，被监禁九年一只耳朵被打致残，当接到通知说可以出狱了怹说要给毛主席写信，谈自己的错误并问主席、江青好。

当时周扬对江青带来毛泽东的意见拒不执行除了周扬坚持党报的原则之外，哽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江青两次到人民日报社并未带上毛泽东所写的信或字条，只是口头传达而已周扬等人搞不清是毛泽东的意见还是江青个人的意见，甚至很大程度上认为是江青个人的意见所以皆按照组织原则去办。曾于延安鲁艺文学系任教1951年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副處长严文井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