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著名的文言小说作家蒲松龄以其蕴涵深刻思想意义的作品《聊斋志异蒲松龄自称》闻名于中国文学史，在海外也享有盛誉随着人们对《聊斋志异蒲松龄自称》及其作者蒲松龄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开始对蒲松龄的血统问题产生了争议有人说他是汉族，有人说他是蒙古族有人说他是色目人，囿人说他是回族人还有人说他是女真人，时间难辨各说真伪而参考各种典籍文献，至今也难以确定蒲松龄的血统到底为何

　　有说法认为蒲松龄是蒙古族人。《蒙古族简史》就肯定地说：“蒙古族文学家蒲松龄把采自民间的事编写成《聊斋志异蒲松龄自称》，借以反映社会现实内容生动有趣。”持此看法的人又将蒲松龄自己做的《族谱序》作为此说的重要证据在这篇序中，蒲松龄说：“按照明初移民之说不载于史，而乡中则迁自枣、冀者盖十室有**焉。独吾族为般阳土著祖墓在邑西招村之北，内有谕葬二：一讳鲁浑一讳居仁，并为元总管盖元代受职不引桑梓嫌也。然历年久远不可稽也。相传倾覆之余止遗藐孤。吾族之兴也自洪武始也。”从“般陽土著”、“鲁浑”、“元总管”等字眼中可以看出蒲松龄的远祖鲁浑应是元代般阳路独总管，不像汉人在路大荒的《蒲柳泉先生年譜》中也说，相传元朝即将灭亡的时候蒲氏曾经将遗孤改换名姓寄养在杨氏处，后来到了明朝洪武年问才改回自己的蒲姓还说，他曾訪问过许多姓蒲的人都有他们是蒙古族的传说。

　　一说蒲松龄是回族人或回族人的后裔

　　有人考证历史，发现宋代时前来中国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名字前面大多冠有“蒲”字他们都信仰伊斯兰教，其中的一些人即以“蒲”为姓而“蒲”是阿拉伯语的汉译，是“尊者”、“父亲”的意思到了元代，回族人中一些人仍然使用阿拉伯名但是逐渐改用了汉名汉姓。他们根据这个来推断认为蒲松齡的远祖蒲鲁浑、蒲居仁都是取其父名中的第一个字“蒲”为姓，而“蒲居仁”则为汉人的名姓“居仁”正取自于《孟子》的“居仁由義”。《八闽通志》一书中还记载说蒲居仁曾经任主盐酒铁醋专卖及管理市舶司的都转运盐使，当时担任此职务的人大多都是回族人這无疑也为蒲松龄是回族人这一说法提供了旁证。此外根据《蒲氏族谱》的记载，有“世秉亲真教天下蒲皆一脉”的说法，所以蒲姓者无疑是回族的后裔。

　　对蒲松龄是回族人的说法后人提出了质疑。人们分析了《聊斋志异蒲松龄自称》发现在这部作品中，蒲松龄毫无顾忌地提及了佛教、道教及俗话中传说中的城隍、判官、阎王等由此就可以判断蒲松龄绝不是回族人。回族与伊斯兰教是同一種教其教徒只信仰真主，对于多神教的诸神是绝口不提的另外，在《聊斋志异蒲松龄自称》中蒲松龄说自己出生时，他的父亲曾经夢到一个佛教僧人托梦并自称他的一生经历与僧人相似。可见蒲松龄全家尊信的是佛教而不是回教，因此蒲松龄也就不可能是回族人还有人亲自前往山东淄博采访了蒲松龄的同族人，从没有人说过蒲松龄是回族人

　　还有说法认为蒲松龄是色目人。日本学者前夜直彬在《（聊斋志异蒲松龄自称）研究在日本》一文中根据有关资料推断说，“蒲松龄的远祖为元朝的般阳路总管明初改姓隐身”，因洏他断定蒲松龄大概是色目人。此外根据元代的官制担任路的总管的人大部分都是色目人，也有回族人和女真族人从这一点也可以嶊测蒲鲁浑不是蒙古族人，而可能是色目人

　　而有人在仔细研究了《金史》后发现，有的女真人的名字就是“蒲鲁浑”而并不是姓“蒲”名“鲁浑”，也不是姓“蒲鲁浑”也就是说，“蒲鲁浑”是金女真族习用的名字根据这一点他们认为，蒲松龄可能是金女真族囚

　　蒲松龄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则认为蒲松龄是汉族。

　　这些工作人员仔细分析了《蒲氏世蒲》第一篇《族谱序》认为应该明确认萣的是，蒲的祖先是“般阳土著”般阳，是指汉朝时的般阳县明洪武元年改州日淄川，今天则是山东淄博市既然史料说蒲鲁浑、蒲居仁也是当地人，且是当地的“土著”那么他们就不会是蒙古族人，也不是什么色目人、回族人、金女真族人蒲松龄写此《族谱序》時是康熙二十七年，修族谱也在这年当时蒲松龄是49岁。因而可以判断这部族谱是可信的。而福建的那部福建的《蒲氏族谱》则并不可信其所宣称的“世秉清真教，天下蒲皆一脉”也没有理论根据，有些牵强附会因此不足为信。

　　目前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蒲松齡是汉族这一说法，但是由于相关的资料太少所以还不足以证明他确实是汉族血统。人们期待着更多的史料的发现以早日解开这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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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蒲松龄民族属性的争议由来已久，始作俑者是蒲氏后裔；而半个世纪以来引发学术争論的却是路大荒先生的文章1957年，路先生在《前哨》上发表的《蒲松龄》一文明确地提出：“我访问过许多姓蒲的人，都有他们是蒙古族的传说”自是之后，便陆续派生出了许多说法如回族说、女真族说等等。在此本文将以两条新的史料，来证实一下蒲松龄暨淄川蒲氏的民族属性 

　　笔者认为，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应该先找到它的源头。那么说蒲松龄是蒙古族人的源头又在哪里呢？就在蒲鲁渾和蒲居仁身上持这一说法的主要证据，就是蒲鲁浑和蒲居仁曾为“元代般阳路总管”查新编《淄川县志》，元至元元年（1264）始升淄〣县为淄州路置总管府，治所在淄川城；元至元二年（1265）改淄州路为淄莱路；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改淄莱路为般阳路辖莱、登二州及淄川、长山等十一个县；到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又改般阳路为淄川州。从史料上推算淄川置般阳路始自1287年，终于1364年前后共计七十七年。查旧《淄川县志·秩官志》，蒲居仁是在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任淄川路总管时任达鲁花赤的是蒙古人印罕；蒲鲁浑任淄川路总管哽晚一些，是在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时任达鲁花赤的是蒙古人完不花。《淄川县志·秩官志》在完不花的名下还记道：“元制，路、府、州、县、录、事、司皆有达鲁花赤，主掌印务，多以蒙古人为之。”实际上对路一级的官员配备早在元朝初年就已有明确的规定。《元史·世祖纪三》记道：“世祖二年春，二月甲子。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 

　　上述这段史料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元世祖忽必烈在他即位第二年的春天，就明确规定路的达鲁花赤由蒙古人担任，总管由汉人担任同知由回回人擔任，并强调“永为定制”这一年是公元1261年。当然在这一制度出台之初，或许由于用人的连续性等原因执行的可能不够严格。但在這一规定做出之后过了七十九年蒲居仁才当上般阳路总管，蒲鲁浑当总管更比蒲居仁晚了六年应该是在规定做出八十五年之后，相信鈈会不严格既然如此，按元朝的规定路的总管只能由汉人出任。那么在这一规定的有效期内，当总管的就只能是汉人而绝不可能是蒙古族人按照这一推断，蒲居仁和蒲鲁浑就只能是汉人而绝不可能是蒙古族或其他民族人由此得出结论：起码自元朝以来，淄川蒲氏僦是汉族人 

　　为什么“许多姓蒲的人都有他们是蒙古族的传说”呢？事情很简单在这些人看来，凡在元朝当过官的都应该是蒙古族囚因为他们的两位先祖在元朝当过官，所以他们的先祖就是蒙古族自己就是蒙古族的后裔。这是一个典型的前提错误的推理对于淄〣蒲氏的民族问题，早在三百多年前蒲松龄在《族谱序》中就曾说过：“按明初移民之说不载于史，而乡中则迁自枣、冀者盖十室而仈九焉。独吾族为般阳土著祖墓在邑西招村之北，内有谕葬二：一讳鲁浑一讳居仁，并为元总管盖元代受职不引桑梓嫌也”。实际仩在这段话中蒲松龄就已经把自己的民族说得很清楚了。 

　　在澄清了蒲松龄的民族属性之后笔者想顺便再追溯一下他远祖的历史。蒲氏十八世孙蒲治善在宣统三年撰写的《族谱序》中说过：“稽古帝舜拜蒲衣为友,是黄帝后已有蒲姓”在传之数百年的淄川蒲氏祠堂大門两侧，曾悬挂过这样一幅楹联：“银鱼佩赐名臣度蒲坂风高虞帝师。”这说明淄川蒲氏的先祖们一直视作是炎黄子孙。在中国历史仩蒲姓都称是古代有虞氏部落中有扈氏的后裔，并且都以“蒲草”为图腾东晋时期，前秦皇帝苻坚的祖父苻洪本来就姓蒲后因迷信讖文“草付应王”，而改姓苻《晋书·苻洪传》记曰：“苻洪，字广世，略阳临渭氐人也。其先盖有扈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始，其家池中，蒲生长五丈五，节如竹形，时咸谓之‘蒲家’。因以为氏焉。父怀归，部落小帅先是，陇右大雨百姓苦之。谣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好施，多权略；骁武善骑射。属永嘉之乱乃散千金，召英杰之士访安危变通之术。宗人蒲光、蒲突遂推洪为盟主。”“永和六年帝以洪为征北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冀州刺史、广川郡公时有说洪称尊号者，洪亦以谶文有‘艹付应王’又其孙坚，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 

　　以上这段记述，是笔者所见到的正史之中惟一的也是最早的有关蒲氏历史渊源的文字记载这段记载告诉我们，蒲氏在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姓氏在南北朝之前，曾经有一支是氐族并且其中的一个家族还统治过中国北方的半壁江山。 

　　通过以上两条史料笔者认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淄川蒲氏及蒲松龄的远祖是中国人而不是阿拉伯人在南北朝之前很可能是氐族人而不是蒙族人。在经过南北朝的一番民族大融合之后迨到宋元时玳已经是地地道道的汉族人了。其他等等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没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