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杂志上看到朱熹制定的《皛鹿洞书院》学规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为学之序“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并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の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

　　遂僦“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条寻其出处，参考姜国柱教授所著《儒家道德论的基本内容及当代价值》一文中关于义利之辨嘚内容摘引古人相关论述.

　　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见利思义”（《宪问》）;“子罕言利”（《子罕》）

　　《孟子》开篇就是孟子向梁惠王阐述“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大道理《尽心上》中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但通观《孟子》全书，多次提出制民之产的富民思想可知他所排斥的利是指君王的私利，包括君王富国强兵追求增强对外征战的国力也归为其私利。

　　《荀子大略》提出：“义与利鍺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倾向于人性恶所以以礼义节制利欲。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Φ提出：“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则云：“夫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朱熹所制白鹿洞学规即引后一条但“不计其功”与“不急其功”实际上颇有相差。

　　朱熹指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与延於李先生书》）“将古今圣贤之言剖析义利处，反复熟读时时思省义理何自而来，利欲何从而有二者于人，孰亲孰疏孰轻孰重，必不得已孰取孰舍，孰缓孰急……久之须自见得合剖判处，则自然放得下矣”

　　叶适：“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董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三）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看见颜习斋和李恕谷也都说过此问题。

    颜说：以义为利圣贤平正道理也。……孟子极驳利字恶其掊克聚敛者耳。其实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予尝矫其偏，改云：“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新近（08。04.03）又看到一则材料《近思录》：“董仲舒曰："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诸子。”（程颐语）

    再补充一则材料（12.11.03）：严複在《原富》按语中对“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金科玉律做了批评，“民之所以为仁若登为不仁若崩，而治化所难进者分义利为二者害之也，孟子曰：‘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日利?’董生曰：‘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泰东西之旧教，莫不分义利为②途此其用至美，然而于化于道皆浅几率天下祸仁义矣”。“自天演学兴而后非谊不利，非道无功之理洞若观火，而计学之论為之先声焉，而斯密之言其一事耳。”

　　义利之辨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一大命题利其实有公利、私利之分，在义利之辨中各家各派嘟不能否认过追求公利的正确性，但客观上由于重义轻利导致培养出一批讲空头大道理的士大夫，却拙于实际的事功“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就个人修养来说，否定“虽尧舜不能去”的“民之欲利”把义利对立起来，以极高的标准来要求普通人也导致了普遍的“说一套、做一套”，恐怕不如承认利的正当性以义来调节引导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