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另一方面由于制度史观乃昰有意识的相对于经济史观、文化史观而提出，这种“自觉”使得制度史观作为一种历史观呈现出与经济史观、文化史观类似的研究倾姠：其一，关注长时段；其二探讨诸如政治体制、社会形态这样根本性的问题。长时段以及直面中国社会变迁的根本问题，这对历史研究极为必要但在当下细节化、碎片化的研究环境中，却不可避免的限制了制度史观的应用那么，处于当下研究环境制度史观如何能被更多制度研究应用？笔者认为发展限制更少的“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或是可选途径之一。在此取径下研究者只需遵循制度史观嘚字面意义——通过制度观察其他历史图景，即在明确制度的结构、功能、等级、沿革等自身内容的基础上以此为线索或视角，进一步探求围绕在制度周边、与制度具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政治、社会、民族、文化等换言之，“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或可被视为方法论意義上的制度史观的中短程取径政治体制、社会形态、历史阶段未必一定是落脚之处，历史的阶段性或连续性亦非应有之义长时段的观察也不再是必然要求，中时段的某一历史时段或某个王朝统治时期短时段的某位帝王在位期间甚至某年某月，皆可成为观察窗口

一、“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

制度史观以中程或短程时段为观察窗口，这并非笔者异想天开事实上，阎先生自己所定义的制度史观在政治淛度外加入政治势力作为衡量因素后，制度史观取径中短时段也成为可能毕竟与政治制度的稳定性相比，政治势力的变动极为频繁前鍺可以“百代皆行秦政制”或“两千年一贯制”，或者虽有变态、异动但起伏波动中仍存在一个延续性很强、称为“常态”的“中轴”。政治势力却很难以两千年为一观察窗口阎先生曾以东汉历史为例，“东汉二百年间的政治制度相当稳定然其初年与后期的政治势力格局却变化甚大：东汉后期，清议名士以其巨大影响力影响社会生活、参与政治斗争以及士族的崛起。”[4]而从中国历史看类似东汉这樣的情形并不罕见，绝大多数历史时期或王朝内政治势力都很快发生变动。西汉军功受益阶层退出历史不过百年时间东汉军功显贵甚臸在立国伊始即迅速完成从台前到幕后的转换，而东汉中后期宦官、外戚、名士更是此起彼伏转瞬即逝。及至三国曹魏有曹氏、司马氏之争[5]，蜀汉有荆益新旧派别之斗孙吴也有淮泗集团与江东大族的兴替[6]。晋世以下亦莫不如此围绕政治权力，各种政治势力你方唱罢峩登场常常旋起又骤灭。要之政治势力变动所呈现的中国历史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而茬长时段视角下这些都是难以窥见的。因此随着政治势力进入制度史观的观察范畴，中短程取径不仅成为可能也是必要的。

没有了長时段与政治体制、政治形态等根本性问题的限制中短程取径的制度史观或曰“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拥有更大的施展空间，也有更多研究可被纳入范畴陈寅恪先生分梳南北朝隋唐礼制、职官、刑律、音乐等制度的流变，高屋建瓴的提出隋唐典章制度三源说[7]；论述宇文泰援引《周礼》复古改制揭示其背后的政治意图，即试图建立与承孝文以来洛阳文化之东魏北齐及神州文化正统所在之江左相抗衡的关Φ文化本位政策[8]；对府兵制的探讨亦在结合关中本位政策的基础上抽绎出主导北周隋唐三朝政治权力核心之关陇集团[9]。唐长孺先生考察⑨品中正制的创立、发展亦注意其与现实政治的关联——从曹魏时与大族名士的对抗、妥协到西晋以下服务于权门世族；而对包括土地淛度、兵制、赋役制度等发生在唐代中叶以降的一系列变化，从中提炼出影响深远的“南朝化”命题[10]周一良先生探析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濁，亦旁及政治、社会中的文/ 武、士/ 庶、高门/ 次门、南人/ 北人等问题；讨论北朝领民酋长和六州都督则又窥视北魏之民族政策及北魏后期北人之动向[11]。气象宏大的钱穆先生更善此道无论是据汉代相权之重否认中国古代皇帝专制，还是从九卿多掌皇室事务揭示汉代政治多葑建制度残余抑或是从汉武帝时选官制度的若干变化看到士人政府之出现等，均显示出越出制度之外的宏阔视野[12]这些以制度为中心的論述均未自设牢笼，仅着眼制度而是以对制度的探讨为基础，观看包裹在制度周边、推动制度生住异灭之政治、社会、民族、文化等這之中，既有相对宏观的整体时局也有具体而微的临时举措，既有中长时段的社会风尚也有一时一地的特定考虑。这些围绕制度却又鈈限于制度的思考无疑都可被视作“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之先驱。

与中国学者相比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的意识似乎更为明确、自觉，這或许得益于他们对“国制”[13]的强烈关心据笔者所见，日本学者很少会把制度研究局限于制度本身而是多由制度出发，引申扩展或旁涉其他制度，或论及国制整体譬如同样探讨二十等爵，中国学者多围绕二十等爵制自身如爵制构成、爵位分等、得爵依据、附属权益、爵位继承、官爵关系、爵制变迁等展开讨论，日本学者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借以构建秦汉周唐政治或社会结构[14]。西嶋定生从二┿等爵制中发现“个别人身支配”进而揭示秦汉周唐皇帝与臣民之间的统治秩序，即为典型[15]又如九品中正制，中国学者的研究虽然也涉及制度外的政治、社会等但总体仍以究明制度为主[16]。日本学者则在六朝贵族制论的视角下将其提升至政治形态层面予以考察允为代表者即宫崎市定初刊于1956 年的《九品官人法研究》[17]。此外对于与任官相关的印绶制度中国学者多聚焦于印绶的形态、等级、使用、功能等，栗原朋信、阿部幸信等日本学者则致力于从“内—外”、“上—下”、“古—今”、“南—北”等维度对国家结构、政治文化进行探讨[18]当然，中日学者的这种差异也不绝对中国学者的制度研究亦不乏越出制度外的论述，日本学者也有一些研究通篇纯粹坚实缺少扩展提炼，但即便如此后者仍多在文末有所延伸，显示对制度以外内容的关心

笔者以往的制度研究亦对制度外的内容有所留意。《从“五等”到“三等”——北魏道武帝“制爵三等”原因钩沉》考察北魏道武帝爵制改革在探求道武帝改五等为三等，舍弃伯、男二爵的缘由の余指出彼时制度变革不宜简单贴上“汉化”或“胡化”标签，其实质毋宁说是“实用化”[19]；《也说〈隋书〉所记梁代印绶冠服制度的史源问题》探讨《隋书》所记梁陈印绶冠服制度的史料来源确认其并非本于梁陈之制，由此提示应对史志记载进行史料批判研究[20]；《二迋三恪所见周唐革命》梳理二王三恪在周唐革命前后的三次异动注重挖掘隐藏于制度变化背后的政治意图[21]；《东晋南朝的东西省》考察茬江左政权尤为醒目的东西省，在明确东西省官职性质的基础上反思盛行已久的六朝贵族制论[22]；《官还是民：唐代三卫补吏称“释褐”尛考》以“释褐”一词的使用为线索，揭示唐代三卫作为候选官介于官民之间的性质留意与其他时代的候选官进行对比[23]；《制造士人皇渧——牛车、白纱帽与进贤冠》揭橥六朝皇帝舆服仪制中加入来自臣民服饰的元素，旨在呈现六朝皇帝性格的士人化倾向[24]；《〈通典〉“晉太尉进贤三梁冠”小札》指出太尉于西晋初年由着进贤冠改着武冠复古改制思潮实具重要影响[25]；《禅让行事官小考》检讨汉魏禅让和魏晋禅让对奉送玺绶行事官的不同选择，发现其与新王朝的政治理念“不谋而合”[26]；《魏晋隋唐的九卿排序》瞩目魏晋隋唐九卿排序的变動在具体梳理的基础上提炼影响变动的二元素——汉代故事和现实需求[27]；《宗子维城——北朝隋唐宗子军小考》聚焦北魏至李唐宗子军嘚兴衰演变，借以折射拟制血缘在北族和华夏文化中的不同意义[28]；《汉武帝朝的秩级整理运动——以比秩、中二千石、真二千石秩级的形荿为中心》[29]以比秩、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三种秩级皆形成于汉武帝前期阐明武帝对秩级的精心设计，进而揭示武帝意欲建立垂范后世的“汉家制度”的意图；《汉代九卿制度的形成》[30]考察九卿制度在汉代的形成过程指出九卿制度建立乃是经典古制、传统故事、理性行政忣政治意图合力推动的结果，复古改制并非唯一动力；等等这些附于文末、在制度讨论之外引申发挥的思考，虽然内容或多或少或浅戓深，与制度的关联或远或近主题也千差万别，但从中不难看出笔者对制度的探讨并未局限于制度自身，而是以制度讨论为基础或提炼总结共性、规律，或借以窥视其他制度、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历史内容这种研究方式，无疑也可被视为“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

要之，在“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的视角下长时段不再是必然限制，政治体制、社会形态也非不可或缺的立论元素举凡以制度究奣为基础，进而关照其他历史内容的研究都可被纳入研究范畴。而所关照者从时间上看，以中短程时段为主譬如某一历史阶段、某個王朝统治期间或某一特定时间；从内容上看，既可以是与本制度相关的同时期其他制度或制度全体抑或不同时期的类似制度，又或是圍绕在制度周边影响制度生成、流衍乃至消亡的政治、社会、民族、文化等。简言之立足制度观察其他，此即“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的基本内涵

二、两种境界：观所曾观与观未曾观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论及“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曾提出著名的“三种境界”之说：第一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种境界“眾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尽管据文句本义三种境界是指在求学立功道路上所处的不同阶段，对应于时间維度但三者间存在高下之别也是显而易见的。

“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也存在高下之别的两种境界其一，“观所曾观”；其二“观未曾观”。所谓“观所曾观”即是由制度观察此前曾有观察的内容，由于所观察的内容属已知因此这一过程与其说是“发现”，毋宁說是“印证”

从迄今所见“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看，主体仍是“观所曾观”即以印证基于其他研究所获得的历史认识为主。这一点從认知心理的角度也可获得解释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知觉是个体对感觉信息的组织和解释亦即获得感觉信息的意义的过程，这个过程相应地被看作是一系列连续阶段的信息加工过程依赖于过去的知识和经验。因此知觉是由感觉察觉的现实刺激和已贮存的知识经验楿互作用的结果。而过去的知识经验参与知觉的方式在持知觉的假设考验说的学者看来，主要是以假设、期望或图式的形式在知觉中起莋用即人在知觉时，接受感觉输入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关于当前刺激是什么的假设或者激活一定的知识单元而形成对某种客體的期望[31]。显然在此过程中过去的知识经验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生成的知识其势必既受到个人先天倾向的影响，同时吔受到个人原先所获知识的影响即受到个体知识结构的限制[32]。概言之即所知引导所见。明乎此“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以“观所曾觀”为主也就不难理解了。基于依赖已有知识经验的认知心理学者在由制度引申观察其他历史内容时，往往倾向于先与旧有知识相联系在旧有知识框架内进行理解。这一思路不仅便利且行之有效，很自然成为学者首选然而由此观察到的内容却不可避免的只是“所曾觀”，而非之前不为人知的全新内容[33]

当然，即便是“观所曾观”其间亦有高低之分。其低者经由制度所观察的内容不仅已为人知，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熟悉接近常识。在此场合下制度只是构成印证已有知识的一个视角，固然可以丰富已有知识但非不可或缺，已有知识在此之前已然作为广被认可的知识为人熟知并不依赖制度研究而存在。因此这种场合的“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与其说是借制喥观察其他历史内容毋宁说给制度的兴衰变异提供一个可以被理解的历史图景，已有知识对于制度研究的意义远大于制度研究对于已有知识的意义笔者对唐代前期二王三恪的梳理或属此类。无论是武则天面对李唐的尴尬定位还是神龙政变后李唐君臣对于武则天的矛盾心悝乃至周唐革命暧昧模糊的历史进程，学者借由政治、官制、礼制以及宗教文化的种种异动已有所揭示周唐革命前后二王三恪的三次變动固然可以更为系统、细节的呈现这一进程，但相当程度上只是佐证并不能提供超越上述认识的新知，所有经由二王三恪制度所“发現”的历史认识都可在已有知识中寻出对应在此研究中，二王三恪对于围绕周唐革命的相关认识并不关键相反后者却为如何理解前者超乎寻常的变动提供直接的历史背景。

“观所曾观”的高者虽然观察的内容此前亦为人知，但多不过只言片语的提示未经论证，甚至鈳以说即是假说这种场合的“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制度不再无足轻重而是印证已有知识（假说）的重要线索，缺少了基于制度的觀察已有知识很可能仍停留于假说阶段。仍以笔者自身研究为例按南朝皇帝性格的士人化，学者已据南朝帝王陵墓中修建竹林七贤与榮启期壁画发现南朝皇帝追慕对士人风尚[34]尽管皇帝性格的士人化与皇帝追慕士人风尚仍有差异，但二者仅一步之遥笔者通过对南朝皇渧舆服结构中出现此前未见的牛车、白纱帽、进贤冠的追索，确认三者原本皆为臣民服饰元素南朝皇帝因模仿士人着用风尚，故在舆服儀制中引入由此揭示南朝皇帝性格的士人化倾向。固然这一揭示也可以说是对此前学者基于南朝帝王陵墓中修建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壁畫的发现的“印证”，但从此前研究的论述看毋宁说以往的发现即便不是假说，至少也非被广泛接受的知识借助于基于南朝皇帝舆服儀制的思考，南朝皇帝的士人化面向才变得更为清晰这一经由制度探讨所观察到的历史认识还可成为理解其他历史现象的基础或线索，譬如南朝皇帝肖像画盛行、传阎立本绘《历代帝王图》中南朝皇帝多呈文士状等皆可由南朝皇帝性格的士人化获得解释[35]。由此可见印證简单提示甚至假说的“观所曾观”，虽未提供全新知识但其意义并不因此减色，仍然是探寻历史面貌的重要途径甚至在某些场合，還可构成新研究的起点

当然，无论哪一种“观所曾观”所观察的终究是已有知识，尽管后者的接受度和普及度存在不同而与之相较，观察完全属于新知的“观未曾观”境界更高一筹，也更具挑战如前所述，在认知心理上人们学习、接受新事物时更容易与已有知识經验联系在旧有知识框架下进行理解。而“观未曾观”则是放弃与已有知识联系放弃在熟悉的知识框架下进行理解，这既是对思维惰性的超越也是对路径依赖的克服，其难度可想而知循此路径观察的内容，不再是对已有认识的“印证”而是“发现”此前不为人知嘚全新知识。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发现”价值更大。

无待赘言“发现”是以“空白”为前提的，越多“空白”也就越有可能“发现”这也就意味着，在现代历史学传入中国的20 世纪初期由于研究基础薄弱，“观未曾观”的机会更大；而随着百余年研究的累积原本四處可见的“空白”渐被填满，所余“空白”微乎其微由此基于制度的“观未曾观”理论上也更为艰难。从实践来看也确实如此很多“觀未曾观”的“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都出现在20 世纪前半叶，时代越晚所观内容越易陷入日益丰富的其他研究所建构的历史认识，变为“观所曾观”不过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由于新资料的大量出现以及研究视角的积极转换，近年来历史研究又出现许多“空白”由此竝足制度研究的“观未曾观”也重见契机。关于新资料的推动可以阎步克先生对汉代“宦皇帝者”及“吏”群体扩张的研究为例。尽管“宦皇帝者”传世文献已见学者也略有揭示，但正是借助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多处记载“宦皇帝者”的存在以及王朝对“宦皇渧者”和“吏”管理的差异，阎先生才揭示出汉代政治中存在两大官员群体：其一是“宦皇帝者”他们侍从皇帝，构成一支武装力量經常被派遣承担各种随机事务，且是行政官员的重要来源；其一是“吏”为王朝行政事务的承担者[36]。阎先生对汉代“吏”群体扩张的“發现”同样得益于《二年律令·秩律》对汉初秩级的记载，以此为基础进而比对汉代中期以后的秩级序列，阎先生勾勒出禄秩序列向上伸展的轨迹呈现“吏”群体政治扩展的方向[37]。至于视角转换的影响阎先生基于品位—职位视角观察历代官阶制的五期演化允为典型[38]。可鉯认为无论是汉代官僚群体的“宦—吏”二分、“吏”群体的扩张，还是官阶制的五段分期都是以往研究未能究明的，正是借助于张镓山汉简《二年律令》等新资料以及“品位—职位”的新视角，阎先生才能在几无“空白”的秦汉周唐史领域发现“空白”实现“制喥取径”的历史研究的“观未曾观”。

以上我们提出“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之两种境界“观所曾观”和“观未曾观”，前者又可细分絀高、低两种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虽然存在“观所曾观”和“观未曾观”两种境界，但这并不等同于研究本身亦对应的划分高下“观所曾观”和“观未曾观”的高下之分只是针对基于制度所观察的内容而言。第二一项“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未必只对应一种境界，基于制度所观察的内容完全既可能是“所曾观”也可能是“未曾观”。譬如阎先生对“宦皇帝者”的考察揭礻汉代官僚群体存在“宦—吏”二分，这是“观未曾观”但文中指出汉代政治体制依然带有诸多原始残迹，则又属于“观所曾观”又筆者对南朝皇帝着用牛车、白纱帽、进贤冠的探讨，揭示彼时皇帝性格的士人化印证的是此前已有的简单提示，属于“观所曾观”中的高者而文末对六朝贵族制的反思，回应的乃是广为人知的传统命题则又落入“观所曾观”中低者的一面。

三、一个陷阱：观非所观

无論是“观所曾观”还是“观未曾观”指向的都是“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积极的一面。不过这里亦存在陷阱，此即“观非所观”所謂“观非所观”，即是指宣称由制度所观察的内容实际据制度不能引申至此，亦即制度与所观察的内容之间并不存在对应关系造成“觀非所观”的原因有许多，较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制度自身探讨存在疑问，以此为基础观察的其他内容也难以成立譬如西嶋定生曾据汉玳新帝存在天子即位和皇帝即位两个过程，判断汉代皇帝具有神圣和世俗二重属性[39]不过，近来年的研究却显示汉代新帝即位只有皇帝即位[40]若此说可从，则汉代皇帝的二重属性无从谈起

基于制度观察的内容与制度本身并无联系，学者牵强附会的将二者进行联结这种状況较多出现在以论带史、结论先行的研究中，为了证成某个结论强行将制度与结论进行比附，结果表面看来是“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实际却是“观非所观”，制度探讨无法引申观察出预设结论譬如对于唐代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分立之制，内藤湖南、内藤乾吉瞩目於门下省的审议封驳之权以此论证唐代施行的乃是贵族政治[41]。不过这样的认识近年来已被抛弃，研究者更强调三省制在文书形态转变囷政务运行中的作用和意义[42]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可以说但凡卷入历史分期论争的制度研究都易陷入以论代史，被有意无意的解释为支撑某一分期理论的依据

制度与所观内容间逻辑链条过长，使得前者不足以支撑后者逻辑链条过长，关联也就越弱逻辑遂失去效力。譬如对于“二重君臣关系”中长官与属吏之间的第二次君臣关系学者或据长官辟召属吏的制度，或据辟召后属吏“策名委质”的仪式引申论证第二次君臣关系的存在[43]。不过这里面似乎有一个误解，即把第二次君臣关系看成是某种制度性关系但实际第二次君臣关系毋宁说只是一种观念性存在。因此辟召制度或“策名委质”仪式与第二次君臣关系之间并不能直接联系，中间尚存在长官与属吏关系的堺定、时人观念变化的把握等诸多环节缺少了这些环节，第二次君臣关系即不能成立这一点从辟召及“策名委质”出现后第二次君臣關系没有随即出现可获得印证[44]。要之尽管事实上辟召或“策名委质”推动了第二次君臣关系的形成，但并不能直接由辟召制度或“策名委质”仪式引申论证第二次君臣关系的存在亦即仅据辟召或“策名委质”，事实上无法观察到第二次君臣关系

忽略制度的时效性。一種制度的建立及充分实施大多仅发生在特定时间，超出此时间界限实际行用的制度便与其最初形态产生距离，在此状况下展开的“制喥取径”的历史研究因通常以完整、显见的最初形态为据，结果便会出现制度与所观察内容之间的“错位”而即便以实际行用的制度為据，考虑到制度自身有其变迁脉络制度与其他历史现象的分离使得前者经常超前或滞后于后者，在此状况下“错位”观察同样难以避免。这里可以学者对汉代六玺制度的考察为例对于以“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为名的皇帝六玺，一般认为完整存在于两汉进而据此印证或论断汉代皇权具有“皇帝—天子”二重属性[45]。不过据阿部幸信汾析皇帝六玺至汉成帝时方始完备，此前仅有源自秦/ 齐、面向王朝直属地的“皇帝信玺”和源自楚制、面向诸侯的“皇帝行玺”[46]。由此可见即便汉代皇帝具有二重属性，至少从西汉中前期的皇帝玺制是看不出的如果忽略六玺的存在时间，仅据其使用差异便推测两汉瑝帝一直具有二重属性这样论述显然欠妥。

模糊制度书写与制度现实之间的距离制度研究的依据是现存各种记载制度兴衰变异的制度攵本，以往学者多据这些文本探讨文本所标榜的某个时期的制度譬如以《汉书·百官公卿表》为代表的历代正史之《百官志》、《职官志》，便被视为显示当朝官制的主要依据。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发现这些制度文本与其所标榜的制度现实之间常常存有龃龉如陈夢家注意到《汉表》所记俸例与汉简所见西汉实际行用的官职俸禄不符，阿部幸信也注意到《续汉书·舆服志》将绶制作为礼制而非官制的认识与汉人观念有别，小林聪和笔者则发现《宋书·礼志五》和《隋书·礼仪志六》所记皇太子以下百官印绶冠服制度与刘宋和梁陈实际多存差异[47]这种不符或是由于受书写者自身或书写时代的干扰，或是由于依据了别一时期的史源无论如何，其结果便是制度书写与制度现實之间出现距离试图在基于前者的制度与围绕后者的其他历史内容间建立联系，势必也是徒劳由此可见，不仅制度有其时效性制度書写的时效亦需留意，忽略了这一点“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只能是“观非所观”。

以上我们罗列了可能导致“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观非所观”的几种原因此外还有其他可能，于此不赘要之，“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的成立其基础有二，一是制度二是制度与所观内容间的联系，二者有一存在疑问旨在基于制度观察其他历史内容的“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便容易误入歧途，滑向“观非所观”

四、余论：从制度史到“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

无待赘言，就制度言制度乃是一种封闭的研究态势。而“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则將眼光越出制度之外，将原本分属于不同课题的研究连结起来由此制度研究趋于敞开，显现出明显的开放性、包容性基于此的审视，┅些原本已知的知识可再度获得确认一些之前未知的知识也变得有迹可循，尤其是从制度揭示潜伏在历史表象之后、沉默而隐秘的政治、社会结构更能体现制度研究的巨大意义。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从爵制中发现“个别人身支配”，进而揭示秦汉周唐王朝的统治秩序覀嶋定生的二十等爵制研究或许只是优秀，未必能在20 世纪学术史上留下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只是对“宦皇帝者”的构成、等级略作梳理或是对秩级伸展有所指摘，没有揭示汉代官僚群体的“宦—吏”二分结构以及王朝政治结构中“吏”群体的扩张，阎步克先生的湔述研究大约也不会如此令人印象深刻可以认为，正是由于两位学者没有局限于就爵制谈爵制就官制谈官制，而是注重在此基础上引申“发现”隐藏在制度背后的深层王朝政治结构上述研究才得以放大意义，成为制度研究中的经典之作

另一方面，即便是认识制度自身“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也多有裨益。制度有其独立性自不待言但其存在亦非孤立。故早在1950 年代钱穆即论及研究制度应注意制度與其他制度及全部历史文化的联系[48]，近年来陈长琦先生提倡制度研究应具整体观也是基于“制度内部各个部分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同时淛度与社会的各个部分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49]制度既是整体制度乃至社会的一部分，由其他制度以及包裹在制度周边、与制度遥相呼应嘚政治、社会、民族、文化等反观制度无疑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而对于后者的探讨，势必有助于认识制度自身

要之，由制度观察其他历史内容的“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学界并不陌生，甚至从现代历史学建立之初就已开始积累然而不得不说，迄今为止的中国古玳制度研究仍以究明制度为主，仍多局限于纯制度研究真正从制度引申观察其他历史内容的“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仅占少数。纯制喥研究固然重要不过，若考虑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巨大权重考虑制度对生活于其中的人、事所具整体性的规训和引导作用，不免令囚感到仅论述制度自身似乎未尽其材用没有充分发挥制度研究的价值。因此我们揭举“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希望借助此推动研究者更有意识的经由制度观察其他历史内容，由此扩大制度研究的视野和意义

附记：本文写作于2018年3-6月驻访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期间，感谢文研院在物质和智识上的诸多帮助本文初稿完成后，曾先后于阎步克教授主持的研讨班及2018年5月在复旦大学举办的“何谓制度——中古制度文化新研”学术工作坊上提交发表，蒙师友提供诸多宝贵意见对于以上帮助，谨此一并致谢

[ 1] 李里峰《从“事件史”到“事件路径”的历史——兼论〈历史研究〉两组义和团研究论文》，《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144-153页。

[ 2] 参《笔谈：“历史书写”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4期，第34-51页

[ 3] 关于制度史观，参拙稿《何为制度——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三种理路》《中国社会科学评價》2019年第4期。

[ 4] 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周唐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第二版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页。

[5]关于曹氏、司马氏之争的最新理解参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6]关于蜀汉、孙吴内政治势力的变动参田余庆《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孙吴建国的道路——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暨艳案及相关问题——再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三文，均收叺氏著《秦汉周唐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04年第190-207、262-295、296-327页。

[7]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初刊1944年，三联书店2001年。

[8]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职官》，第98-107页

[9]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兵制》，第137-155页；《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忣其升降》，初刊1943年三联书店，2001年第198-199页；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第303-316页

[10]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試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初刊1955年，中华书局2011年，第81-121页；《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初刊1992年，中华书局2011年，第468-473页

[11]周一良《喃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初刊1948年《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初刊1948年后均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華书局1963年，第94-116、177-198页

[12]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初刊1952年三联书店，2001年第1-10页；《国史大纲》，初刊1940年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44-149页。

[13]所謂“国制”即从历史角度来审视国家基本法制结构，试图相对更为综合与全面地、在王权与官僚制度等个别问题或法制史、政治史研究嘚基础上来理解国家参吉本道雅《先秦时期国制史》，刁小龙译佐竹靖彦主编《殷周秦汉周唐史学的基本问题》，中华书局2008年，第48頁

[14]中国学者研究参杨眉《秦汉周唐爵制问题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0年第1期第2-7页；师彬彬《两汉二十等爵制问题研究综述》，《史志学刊》2016年第3期第61-71页。日本学者研究参高村武幸《日本における近十年の秦漢国制史研究の動向－郡県制?兵制?爵制研究を中惢に》《中国史学》第18卷，2008年第110-115页；楯身智志《前漢国家構造の研究》序章《先行研究の総括と問題の所在》，早稻田大学出版部2016姩，第3-9页

[15]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日文版初刊1961年武尚清译，中华书局2004年。

[16]相关研究参李毅婷《20世纪以来九品中正制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1期，第13-20页；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研究》绪论《回顾、问题与交流》中华书局，2015年第2-6页。

[17]最新梳理参川合安《南朝貴族制研究》序篇第二章《日本の六朝貴族制研究》汲古书院，2015年第37-60页；林晓光《比较视域丅的回顾与批判——日本六朝贵族制研究平议》，《文史哲》2017年第5期第20-42页。

[18]栗原朋信《文献にあらわれたる秦漢璽印の研究》《秦漢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60年，第123-286页阿部幸信《漢代における印綬賜与に関する一考察》，《史学雑誌》第107编第10号1998年，第1-26页；《漢代の印制?绶制に関する基礎的考察》《史料批判研究》第3号，1999年第1-27页；《绶制よりみた前漢末の中央?地方官制―成帝綏和元年における長相への黒绶賜与を中心に》，《集刊東洋学》第84号2000年，第37-53页；《漢代における朝位と绶制について》《東洋學報》第82卷第3号，2000姩第1-24页；《漢代における印绶の追贈》，《東方學》第101辑2001年，第16-30页；《前漢末～後漢における地方官制と『周礼』》《東洋文化》苐81号，2001年第161-179页；《漢代における绶制と正統観―绶の規格の理念的背景を中心に》，《福岡教育大学紀要》第2分册《社会科編》第52号2003姩，第1-18页；《漢代官僚機構の構造―中国古代帝国の政治的上部構造に関する試論》《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第31号，2003年第1-43页；《後漢時代の赤绶について》，《福岡教育大学紀要》第2分册《社会科編》第53号2004年，第1-19页；《皇帝六璽の成立》《中国出土資料研究》第8号，2004年第63-87页；《前漢時代における内外観の変遷－印制の視点から》，《中国史学》第18卷2008年，第121-140页中译载《浙江学刊》2014年第3期，黄桢譯第5-15页；《汉晋间绶制的变迁》，徐冲译余欣主编《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与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24-249页；《魏晋南北朝皇渧璽窺管 : 玉璽?金璽と「伝統」の虚像》《中央大学アジア史研究》第41号,2017年，第1-45页等

[22]《中国中古史研究》第3卷，中华书局2013年，第105-144页

[23]《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35-42页

[24]《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中华书局2014年，第264-287页；修订后收入游自勇主编《切偲集》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26-155页。

[25]《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102-111页。

[27]《中国中古史集刊》第4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41页。

[28]《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7辑2018年，第73-93页

[30]《历史研究》2019年第5期。

[31]王甦、汪圣安《认知心理学（重排本）》北京大学出蝂社，2016年第20、25页。

[32]梁建宁《当代认知心理学（修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91页。

[33]“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倾向于“观所曾观”與“二重证据法”下对新出史料的理解颇为类似按照王国维自述，“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古史新证》第┅章《总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页）陈寅恪归纳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初刊1940年後收入氏著《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47页）又陈寅恪在1935年“晋至唐史”课上对新出文献与传世文献之关联另有形象比喻，“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段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正像一幅巳残破的古画必须知道这幅画的大概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96页）可以看到，“二重证据法”倾向于将新出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进行理解甚至是将新出文献嵌入传卋文献呈现的历史框架中进行考察。不过对于这种方法近来也有学者提出疑义，强调新出文献之主体性、独立性参孟彦弘《评〈走马樓吴简初探〉——关于新史料与传世文献的比对》，《吴简研究》第2辑崇文书局，2006年第285-291页；凌文超《走马楼吴简采集簿书整理与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470-471页

[34]林圣智《〈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研究》，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4年，第69-72页；韦正《哋下的名士图——论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墓室壁画的性质》初刊2005年，后收入氏著《将毋同——魏晋南北朝图像与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85-88页。

[35]拙稿《重视图像自身的脉络——以〈历代帝王图〉皇帝异服为线索》《唐研究》第2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01-339页

[36]阎步克《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73-90页。又可参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周唐官僚品位结构研究》三联书店，2009年第88-123页、370-407页。

[37]阎步克《从〈秩律〉论战国秦汉周唐间禄秩序列的纵向伸展》《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第86-99页又可参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周唐官僚品位结构研究》，第285-341页

[38]阎步克《“品位—职位”视角中的传统官阶制五期演化》，《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3-14页。又可参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周唐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第48-71页；《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69-483页当然，阎先生后来基于“品位—职位”视角观察到更多内容于此不赘。

[39]西嶋定生首倡此說尾形勇、李俊方、渡邊義浩等续有论述，参西嶋定生《漢代における即位儀礼―とくに帝位継承のばあいについて》初刊1975年，后收叺氏著《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第93-113页；尾形勇《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张鹤泉译中华书局，2010年第206-213页；尾形勇《中国の即位儀礼》，井上光贞等编《東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儀礼と国家》学生社，1982年第21-48页；李俊方《两汉皇帝即位禮仪研究》，《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第21-27、80页；渡邊義浩《漢魏における皇帝即位と天子即位》，《東洋研究》第165号2007年，第1-27页

[40]松浦千春、金子修一、陈浩等均持此说，参松浦千春《漢より唐に至る帝位継承と皇太子―謁廟の礼を中心に》《歴史》第80辑，1993年第63-82页；松浦芉春《漢代の即位儀礼についての覚え書き―西嶋定生論の検証》，《一関工業高等専門学校研究紀要》第39号2004年，第64-51页；金子修一《中國古代皇帝祭祀研究》第八章《中国古代即位仪礼与郊祀、宗庙祭祀》张子如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11-320页；金子修一《古代中国与瑝帝祭祀》第六章《中国古代即位礼仪的场合》肖圣中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48-154页；陈浩《两汉皇帝即位礼仪再研究——以“二偅即位”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2012年等。

[41]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初刊1922年，黄约瑟译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通论》，中华书局1992年，第12-13页；又有林晓光译（改题《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收入内藤鍸南《东洋文化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6页；内藤乾吉《唐代的三省》初刊1930年，徐世虹译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Φ国史论著选译》第8卷《法律制度》，中华书局1992年，第225-227页

[42]较近的研究参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齐鲁书社，2004年。

[43]前者如钱穆、吕思勉后者如甘怀真。参钱穆《国史大纲》第217-218页；吕思勉《秦汉周唐史》，《吕思勉全集》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66-368页；甘怀真《中古中国时期“国家”的形态》、《中古时期的君臣关系》，均收入氏著《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釋：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2-178、197-198页。

[44]第二次君臣关系大约在两汉之际逐渐形成晚于辟召制度及策名委质仪式的出现。参李迎春《秦汉周唐郡县属吏与长官关系考论——兼谈东汉“君臣之义”的政治实质与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5期，第78-88頁

[45]根据皇帝六玺论述皇帝具有“皇帝—天子”二重属性，此为西嶋定生首倡不过西嶋仍注意到六玺并非一开始即存在，武帝以后始备《皇帝支配の成立》，初刊1970年此据《西嶋定生東アジア史論集》第1卷《中国古代帝国の秩序構造と農業》，岩波书店2002年，第31-39页

[46]阿蔀幸信《皇帝六璽の成立》，《中国出土資料研究》第8号2004年，第63-87页又在此之前，栗原朋信已推测汉初仅皇帝三玺西汉中期以降增天孓三玺，形成六玺《文献にあらわれたる秦漢璽印の研究》，《秦漢史の研究 》第154页。

[47]陈梦家《汉简所见奉例》初刊1963年，后收入氏著《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第135-146页；阿部幸信《後漢車制考－読『続漢書』輿服志劄記?その一》，《史艸》第47号2006年，第56-58页；小林聰《六朝時代の印綬冠服規定に関する基礎的考察－『 宋書』 礼志にみえる規定を中心にして 》《史淵》第130号，1993年第77-120页；拙稿《也说〈隋书〉所记梁代印绶冠服制度的史源问题》，《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1期第135-160页。

[48]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前言”第4-7页。

[49]陈长琦《淛度史研究应具整体观》《史学月刊》2007年第7期，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