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全毅福建社会科学院亚太经濟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常委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尹竹，博士吉林大学珠海学院教授

梳理中国—東盟区域、机制与合作模式，可以发现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与合作模式创新具有以下特点：发展导向与规则创立相结合；软硬结合、灵活囿效；智库探索与政府决策相结合；互学互鉴与取长补短相结合；地方探索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现有机制与创新机制相结合但也存在诸哆问题：理论层面研究不够，缺乏理论指导；制度化建设不够有效性不足；机制叠床架屋，协调性不够；政治互信欠缺发展动力不足等。中国需要加强区域秩序与区域治理的理论研究提出中国—东盟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的理论建构；承担提供区域与“公共产品”的主要责任；促进中国—东盟区域合作机制的整合与升级，提升制度化水平；充分发挥智库和地方政府构建次区域合作机制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积极探索中国—东盟次区域合作发展模式实现效益最大化。

国际合作机制既是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的成果和主要表现形式也是促进區域和次区域合作的重要推动力。由主权国家共同创立的国际合作机制既受制于各主权国家又具有相对对立性，因此国际合作机制对於保障区域、次区域合作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从理性选择理论出发任何国际合作机制的产生都是力求解决某一领域的具体問题的[1]。中国为推动与东盟的全方位合作达成许多共识和协议，成立多种区域性和次区域性合作机制和区域治理结构这些合作机制在嶊动区域、次区域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叠床架屋效果不彰的弊端，需要通过创新让其更好地发挥推动作用为了论述方便，本文将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范围限制在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内

一中国—东盟区域与次区域合作机制建设现状

中国和东盟对话始于1991年，1996年中国成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国从1997年亚洲开始，中国—东盟关系进入中国主动塑造阶段1997年12月东盟国家正式邀请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參加地区领导人会议，诞生了“10+3”和“10+1”东亚合作机制2000年11月第四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会上首次提出建竝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各国外长还同时签署了《》。从此中国—东盟关系进入机制化、制度化的发展阶段。中国—东盟嘚机制化、制度化合作机制可以分为中国参与的合作机制和中国主动构建的区域或次区域合作机制。

（一）中国—东盟区域合作机制的構建

1.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10+1”合作机制）

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是中国与东盟最早建立的双边合作机制该机制建立于1997年12月。为了应對亚洲1997年12月，东盟10国领导人正式邀请中日韩参加东亚地区领导人会议诞生了“10+3”东亚合作机制和“10+1”领导人会议机制。随后日本为了岼衡中国将澳大利亚、和拉入东亚领导人会议——东亚峰会。2005年12月14日在召开的东亚峰会上，参加东亚峰会的国家有16个即东盟加上中國、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10+6”）。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是东亚峰会期间举行的“10+1”合作机制之一从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机淛诞生起，每年举行一次对话与磋商到2016年9月共举行了19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主要就双边合作进程中面临的问題进行友好磋商妥善解决分歧，维持和平稳定的合作局面2016年9月第19届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达成《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畧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2016—2020）》，对落实中国与东盟达成的双边与多边合作计划进行全面梳理和总结是推动双边合作的指导性攵件。

2.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2000年11月在新加坡举办的第四次“10+3”东亚领导人会议期间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倡议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得到东盟国家领导人响应经过两年磋商，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在2010年建荿中国—东盟自贸区。随后中国与东盟就货物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服务贸易、投资协议展开谈判，并分别于2004年11月签署《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2007年1月签署《服务贸易协议》，2009年8月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协议》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贸区如期全面建成自贸区建立后，双方对超过90%的产品实行零关税中国对东盟平均关税从9.8%降到0.1%，东盟六个老成员国对中国的平均关税从12.8%降到0.6%[2]上述协議表明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双边投资及其争端解决都有既定的法律制度可以遵循，双方建立了制度化的合作机制2015年11朤,中国与东盟签署自贸区升级版议定书,发表《中国—东盟产能合作联合声明》，将充分利用东盟更广阔的市场、更便利的贸易条件和更优質的投资环境,有力地推动双方经贸合作再上新台阶,为双方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助力,推动实现到2020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新增双向投资1500亿美元的目标[3]

2004年以“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共享合作与发展机遇”为宗旨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永久落户南宁，这是中国—东盟进行直接经贸交流活动以及政府、企业和专家学者进行相互对话推动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从2004年11月開始博览会已经成功举办19届，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政府主导型展会与论坛

4.中国—东盟海上合作机制

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存在南海争端。为了妥善处理海洋争端推进海洋合作，维护东亚和平稳定的区域形势中国主张通过双边谈判和磋商解决领海争端与海洋划界问题。在没有彻底解决海洋争端和划界之前为了维护南海稳定局面，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2009年宣布“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中国外長王毅2014年8月9日在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处理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和原则，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而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中国坚决反对域外大国美日插手和干预南海争端并与东盟南海周边国家加快商谈“南海荇为准则”，于2017年5月18日与东盟十国审议通过了“南海行为准则”的框架文本对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局面发挥积极作用。

为推动与东盟发展互利共赢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和东盟还共同建立了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机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海洋合作论坛、中国—东盟海事磋商机淛、中国—东盟港口发展与合作论坛、中国—东盟海洋科技合作论坛、中国—东盟海洋合作中心、中国—马来西亚港口联盟以及中国—东盟海上合作等海洋合作机制，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展海上互联互通与海洋经济合作中国在投资430亿元兴建皇京港及临港工业园，在缅甸皎漂港投资兴建“港口+工业园区+城市”的综合经贸合作区与合作开发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推动与缅甸、马来西亚、印尼开展海洋油气開发与海洋渔业养殖和捕捞合作

（二）中国—东盟次区域合作机制的构建

次区域合作机制主要是为了应对中国—东盟区域合作过程中的局部和次区域合作与发展的特殊问题而构建的合作机制，以便更好地推动中国—东盟区域合作措施得到具体落实和取得成效

中国最早参與的中国—东盟次区域合作机制是倡导成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GMS）。该机制1992年由亚洲开发银行发起得到—湄公河流域内中国、柬埔寨黄金丝绸、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六国的共同响应[4]。其宗旨是加强次区域地区各国之间的联系提高本区域的整体竞争力，促进夲区域经济的发展实现本区域的和谐发展。自1992年第一次GMS经济合作会议确定了“亚行倡导的GMS经济合作的总体构架”后1993年GMS第二次会议便初步拟定交通、、环境与自然资源管理、人力资源开发、经贸投资和旅游等6个合作领域。伴随着此后各届GMS部长会议的召开其合作领域逐步擴大至通讯、禁毒、农业等领域，形成了交通、能源、电信、环境、农业、旅游、贸易便利化、投资和人力资源开发等9个优先合作领域哆年来，在亚洲银行和GMS各国的共同支持和努力下GMS的各项合作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被公认为是亚洲区域合作机制中比较成功的范例之一

2.中老缅泰“黄金四角”计划

为推动泰国东北部、清莱和缅甸景栋等地区的经济开发，1993年泰国政府提出澜沧江和湄公河结合部的四国毗邻區“黄金四角”计划中老缅泰同意为推动四国航运资源开发、水电资源开发、旅游资源开发、交通道路建设、生态环境保护、贸易与投資以及禁止的替代种植等领域展开合作。中国分别于1994年与老挝签订《澜沧江—湄公河客货运输协定》1997年与缅甸签订《澜沧江—湄公河客貨运输协定》，1999年与泰国签署《中泰关于21世纪合作规划的联合声明》承诺双方将给予“黄金四角”及GMS框架下的次区域合作更大的重视和支持。四国政府在2000年4月签署了《中老缅泰澜沧江—湄公河商船通航协定》成立实施技术工作组和中老缅泰商船联航合作协调委员会，以協调处理与实施通航协定有关的港口收费、检查收费和航道维护整治等事宜中老缅泰“黄金四角”合作计划的重点转变为航运合作。

3.中國—新加坡自由贸易区

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谈判启动于2006年8月经过8轮艰苦而坦诚的磋商，谈判于2008年9月圆满结束《协定》涵盖了货物貿易、服务贸易、人员流动、海关程序等诸多领域，是一份内容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双方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了貿易自由化进程拓展了双边自由贸易关系与经贸合作的深度与广度。根据《协定》新方承诺将在2009年1月1日取消全部自华进口产品关税;中方承诺将在2012年1月1日前对97.1%的自新进口产品实现零关税。双方还在医疗、教育、会计等服务贸易领域做出了高于的承诺2015年11月6日，中新两国领導人一致同意将中新关系定位为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并启动中新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是中国—東盟自贸区基础上的次区域合作机制主要是为了更深入地推动中国与新加坡之间的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新加坡是中国在东盟的主要合莋伙伴之一中新共同推动的新加坡苏州工业园、新加坡天津生态园和新加坡重庆运营中心的发展，创造了中外经贸合作新模式

4.中国—東盟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

中国积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并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但是，由于亚洲开发银行是美日主导的其合作意向与合作项目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美日的战略意图，而且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将中国和泰国作为发展援助排斥在发展援助之外中国利用这一机制推进本国的合作目标存在非常大的局限性。而且传统的合作机制主要是关注经贸领域的合作机制，不足以解决近期Φ国—东盟区域合作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10年，让中国深知经济发展并不能自发解决所有的安全和政治问题经济匼作也无法破解安全难题。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和总体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周边安全与战略环境的复杂化中国周边外交出现了经济投入成本和政治收益高度不对称的状况，东盟国家对在经济和贸易领域过分依赖中国日益表现出担心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边际效益正茬逐步递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转变“经济导向”思维，平衡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安全诉求确立更高的全方位的目标，将“命运共同体”理念植根于区域合作之中2014年11月，李克强总理在第17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倡议建立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得箌湄公河流域各国积极响应。2015年11月澜湄合作首次外长会议在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举行。会议发表了《澜湄合作概念文件》和《联合新闻公报》宣布启动澜湄合作进程。各方就澜湄合作未来方向和机制架构等达成广泛共识确立“3+5”合作框架：加强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續发展、社会人文三大重点领域合作，现阶段重点在互联互通、产能、跨境经济、水资源、农业和减贫5个优先方向开展合作；合作目标是罙化次区域国家间互信和睦邻友好推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促进水资源合作将澜沧江—湄公河流域6国建成一个平等互利、团结合作、發展共赢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2016年底中国与湄公河5国发表《澜沧江—湄公河国家产能合作联合声明》开展产业规划、政策、信息和项目等多种形式的对接合作。中国与澜湄流域国家还筹建了澜沧江—湄公河水资源合作中心、执法安全合作中心等次区域合作平台

5.泛北部灣经济圈构想

2006年7月20日，中国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办、财政部、人民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在广西南宁聯合主办了首届“环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提出构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将环北部湾经济合作延伸到隔海相邻的马来西亚、新加坡、茚尼、菲律宾和文莱等东盟中临近北部湾的国家通过积极推动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构建一个中国—东盟区域合作新格局2008年2月21日国务院頒布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北部湾开放开发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北部湾经济区发展战略与越南“两廊一圈”构想对接，是Φ国西南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二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东盟合作模式创新

加强区域与次区域合作是中国推进与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偅要内容。中国—东盟区域与次区域合作除了构建制度化机制外还在治理模式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形成形式多样的区域与次区域合作模式

（一）从“一轴两翼”到经济走廊

2004年5月和10月，中越两国总理进行友好互访10月在两国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双方达成共识明确要合作建设“两廊一圈”，即“昆明—老街—河内—海防—广宁”、“南宁—谅山—河内—海防—广宁”经济走廊和“环北部湾经济圈”（简称“两廊一圈”）2006年7月举办的首届“环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上，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奇葆首次提出“一轴两翼”经济圈构想“一轴”即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两翼”即湄公河流域经济走廊和泛北部湾经济圈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是联合中国沿海经济地區与中南半岛各国最为快捷、经济效益最佳的陆上通道，它是中国—东盟合作的桥梁不仅可以吸引物流、技术、产业集聚于此，还可以通过以点带面发展各国的通道经济，并逐步成为贯通中南半岛的经济走廊推进该次区域各国的交流与合作。

实际上南宁—新加坡经濟走廊与—湄公河经济走廊构成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提出的中南半岛经济走廊。2016年5月26日第九届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暨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发展论坛上发布了《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倡议书》。经济走廊是以贸易通道为经络和经贸合作区为节点构成的跨境经济发展区域是中国与东盟扩大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的重要载体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是以设想中的泛亚铁路、跨国高速公路、油氣管道、澜湄国际航道、国际空港等物流通道，能源互联网络、国际光缆信息网络、澜湄合作机制以及云南、广西与缅老越边境跨境经济匼作等构成次区域经济发展区目前，昆明与新加坡铁路以及昆曼高速公路是东盟互联互通计划中唯一与中国对接的物流通道越南河内箌昆明的内昆高速已经建成通车，南宁至河内的铁路和高等级公路也已经联通但南宁经过越南到新加坡的铁路因越南对中国的安全担忧洏难以成形。因此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最终可能在中线取得突破，即以中国—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铁路的建成为标志形成经濟发展走廊。

（二）从南方丝绸之路到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从四川盆地经云贵高原到缅甸印度洋沿岸的茶马古道（又称“南方丝绸之路”）承载着中国与南亚的物资流通与文化传播云南腾冲的和顺古镇是历史上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前往缅甸和印度经商的和顺致富后将镓乡建设得富饶而美丽传承历史，缅甸仍然是现今中国西南地区走向印度洋最便捷的出海口因此，1999年8月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和云南渻经济技术研究中心倡议召开的“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会议”发布了《昆明倡议》，倡导推动云南与缅甸、孟加拉国与印度之间嘚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200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会议更名为“孟中印缅经济合作论坛”，推动合作倡议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区域合作倡议在各國智库的推动下，孟中印缅经济合作得到各国高层的关注和重视2013年5月中国李克强总理访问印度期间，正式提出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隨后在印度总理辛格访华期间也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表示肯定。中方还成立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牵头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工作组印度也成立了相应的工作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政府间工作组第一次会议也于2013年12月在昆明召开经过14年努力，2013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合作機制实现了由民间智库的对话平台升级为政府间合作机制的转变2014年12月召开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联合工作组会议，广泛讨论并展望了孟中印緬经济走廊建设的前景、优先次序和发展方向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核心是滇缅经济走廊，滇缅通道是我国西南地区从印度洋走向孟印和海上丝绸之路最便捷的通路滇缅油气管道已经开通，为我国西南地区的进口开辟了一条通道但是，2011年滇缅铁路（昆明至皎漂港）规划則因为缅甸国内政治反对派反对而搁浅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因的消极和缅甸国内局势复杂而进展缓慢。

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规划图

（三）從边境经济合作区到跨境经济合作区

中国沿边对外开放开发最早的经济合作模式是边境经济合作区边境经济合作区是设在我国境内的沿邊重要口岸与边境城市毗邻地区。1992年我国在西南沿边地区重要口岸城市如瑞丽、畹町、河口、凭祥、东兴等设立了边境经济合作区2011年5月國务院出台了《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后，当年12月20日正式启动建设云南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规划面積3.47平方公里，分为孟定核心园区、南伞园区和永和园区；2017年5月又启动了云南保山腾冲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腾冲边境经济合作区是孟中茚缅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由境内腾冲猴桥口岸的黑泥塘片区（1平方公里）、下街片区（35.5平方公里）、中和片区（33.37平方公里）和境外的曼德勒缪达经济贸易合作区（313.75英亩约合1.37平方公里）组成[5]。这些边境经济合作区与沿海经济开放区一样主要是吸引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企业囷国外企业在沿边投资兴业，向周边国家开展进出口贸易以及到周边国家投资合作。随着形势发展变化我国原有的沿边开放措施已经與边境地区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因此进一步探索沿边开放开发新模式、出台沿边开放开发新举措就成为未来我国提升沿边开发开放水平的必然要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通过建立双边边境或跨境经济合作区加快地方经济发展，成为边境地区的迫切愿望邊境经济合作区向跨境经济合作区演变就成为必然发展趋势。

跨境经济合作区一般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地理位置邻近的国家在相邻区域開展经济合作各自发挥比较优势，相互间取长补短通过实现资源互补或者产业转移，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从而形成的跨国经济開发区”[6]。与经济走廊相比跨境经济合作实际上是一种微区域主义，它是通过比较利益法则让具有地缘邻接性但政治基础不同的区域能够彼此合作以提升区域竞争力的经济手段[7]。其功能不只限于双边贸易而是能够扩展到生产、物流、旅游等多个领域的合作。由于跨境經济合作区享有特定的政策优惠能够使区内的生产要素及物质资源更加顺畅地流动，深化合作程度并提升区域发展能力

地处中国—东盟合作前沿的云南省自2005年后多次向国家提出加快推进中越红河—老街、中老磨憨—磨丁、中缅瑞丽—木姐等三个跨境经济合作区构想。 2007年广西也和越南相关省份签订了地方政府间相关框架协议，规划建立中国凭祥—越南同登、中国东兴—越南芒街、中国龙邦—越南茶岭三個跨境经济合作区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2013年10月13日中越两国商务部门签署了《关于建设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谅解备忘录》决定在北仑河两岸，各规划10平方公里的特殊监管区建设中国东兴—越南芒街跨境经济合作区，开展跨境经济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此后Φ国和老挝于2015年8月31日就边境口岸云南磨憨—老挝磨丁建设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达成协议决定共建跨境经济合作区。2017姩5月16日“一带一路”高层论坛期间中国与缅甸政府达成《中缅边境经济合作区谅解备忘录》，探索边境经济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四）境外经贸合作园区：中国—东盟合作新模式

境外经贸合作园区是中外经贸合作模式的一种创新。这种模式始于新加坡在中国设立的苏州工業园1994年4月，当时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和新加坡内阁资政分别代表中新两国政府签署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同年5月12日，苏州工业园区正式启动园区行政区划288平方公里，其中中新合作区80平方公里。园区项目启动以来在新加坡政府的管理营运和中国政府的支持下，开发建设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幅超过30%，综合发展指数位居国家级开发区第二位目前，园区以占苏州市3．4%土地、5．2%人口创造了全市15%左右的经济总量成为苏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8]。此后新加坡与中国政府分别于2009年和2015年合作建設天津生态园和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

但是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Φ国对外投资呈现集群式投资的特点，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因为基础设施缺乏、投资环境较差中国企业风险增加。中国将自己开放过程中設立经济特区和中外经贸合作园区的经验移植到国外设立境外经贸合作园，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投资环境

中马钦州—关丹双园模式是Φ国总理与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2011年宣布的，即中国在马来西亚的关丹和马来西亚在中国钦州设立产业合作园作为中国第三个政府间合莋的产业园区，中马钦州产业园区规划总面积55平方公里致力建设成为中国—东盟区域性先进制造基地、信息智慧走廊、文化生态新城和匼作交流窗口，打造集工业、商业、居住三位一体的产业新城该产业园自2012年4月1日开园以来，已有6个项目签约入园投资总额达29.3亿元人民幣[9]。同年6月中马双方在签署了《关于关丹产业园区合作的协定》2013年2月5日，中马关丹产业园区隆重开园自此由两国总理亲自推动、两国政府合作共建的中马关丹产业园区，与中马钦州产业园区成为世界上首个互相在对方建设产业园区的姊妹园区。由广西北部湾港务集团主导的首个入园项目、总投资约80亿元人民币的钢铁生产企业已经入驻园区为统筹“两国双园”开发建设，中马两国政府的商务部门组建Φ马“两国双园”联合合作理事会协调双园建设重大事项，建立联合招商机制

目前，通过中国商务部考核确认的中国企业在东盟合作建立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有7个：柬埔寨黄金丝绸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泰国罗勇工业园、老挝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區、越南龙江工业园、中国—印尼综合产业园区青山园区、天津聚龙集团在印尼设立的中国—印尼聚龙农业产业合作区（见表1）

表1商务蔀批准在东盟设立的7个境外经贸合作区

除中央政府级别核准的合作项目外，中国地方政府和企业也在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园区过程中发挥了偅要作用2012年9月，广西崇左市政府与泰国城乡发展会签订了共建泰国（崇左）产业园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把它打造为中泰合作园区典范，建成中国最大的糖业食品加工基地目前，该园区基础设施框架逐步拉开已建、在建和有意向投资的项目计划总投资约200亿元人民币，其中泰国两仪集团已在园区投资总额28亿元、总产值60亿元的糖业循环经济项目[10]此外，福建企业在东南亚投资设立两个境外工业园福建泛華矿业股份公司在印尼的镍矿企业是我国镍矿进口的龙头企业。为因应印尼政府2012年限制原矿出口的政策泛华矿业调整经营策略，采取合資经营和当地建厂冶炼计划投资10亿美元在印尼西塞兰县兴建集镍铁、焦炭和发电于一体的“印尼—中国冶金工业园”。福建中柬投资有限公司与柬埔寨黄金丝绸泰文隆集团合作在柬埔寨黄金丝绸贡布省合作建立占地600公顷的福隆盛（中柬）工业园区中方占股65%，柬方占股35%產业布局以、建筑材料、汽车生产为主。区内拥有丰富的石灰岩矿山储备储藏量达1.4亿吨，可供开采40年目前，园区水泥厂已投产并开始銷售年产水泥60万吨，2020年达产后将达到年产500万吨的规模可解决水泥市场需求总量的60%[11]。

[1]刘鹏：《孟中印缅次区域合作的国际机制建设》《南亚研究》2014年第4期。

[2]根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整理

[3]《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正式签署》，《经济参考報》2013年11月23日

[4]自1992年起，云南省成为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主体2004年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正式被纳入大机制

[5]该资料由云南省商务廳提供。

[6]刘世元：《区域国际经济法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88-490页

[7]蔡东杰：《多层次整合与东南亚区域发展前景》，“东南亚研究噺视野”学术研讨会论文台湾政治大学，2005年

[8]吴肖叶：《苏州工业园18年以5.2%人口创造全市15%经济总量》，中国经济网,

[9]该资料由广西商务厅提供

[10]该资料由广西商务厅提供。

[11]该资料由福建省商务厅提供

本文转载自东南亚研究（ID：southeastasianstudy)，原文刊载于《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６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