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抢救失足者”

　　我昰抱着满腔幸福的感觉抱着游子还家的感觉投奔延安的。

　　去延安之前我有过个人的不幸——我的爱人孙世实同志为党的事业贡献叻年轻的生命。但是我觉得到了延安便一切都会好了党将爱抚我，抚平我的创伤给我安慰和温暖，鼓舞我拿起投枪来继续战斗到延咹以后也的确是这样的。当时在中央青委领导干部冯文彬、胡乔木同志放弃自己应当享受的“小灶”待遇，和大家一起吃大灶我们每忝紧张热情地工作。我当《中国青年》的编辑稿子弄好，不分什么主编和编辑大家互相看，互相修改以后我怀着打算牺牲的决心到湔方去，又回来……那时候我们传唱过两句苏联的歌：

　　人们骄傲地称呼是同志

　　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

　　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

　　无非人种黑白棕黄红。

　　这是我们心里的歌

　　现在有人说，那种感情是一个人年轻时幼稚单纯的感情我想，那其实不是┅个人的而是我们的民族的精英当时都处在那么单纯到透明的时代的感情啊！不止我们这些年轻人，我就见过足以做我的父辈的也和我們一样！（谢老觉哉、李老六如、鲁老佛如、钱老来苏、董老必武……我是都见过也认识的。）

　　到1982年有一个去美留过学的中年人告诉我：他在美国见到几位世界知名的美籍老华人科学家，他们在美国的地位极高其中一个科学家告诉他：“我是‘一二·九’，那时候的学生。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一点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成就不知要比我这类人高多少倍！”我间接地听到了这位远隔重洋的老同学的心里话。怹说的全是事实我们这个革命队伍里有好多当年得奖学金的、受校长赏识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学上有所建树当非难事但是我们把这┅切都抛弃了，义无反顾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全部贡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重大的事件对世界革命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我能置身其中是很荣幸的但在这场斗争中，我也深感道路之曲折我在边区第一次受到意想不到嘚打击是“审查干部”，后来改名“抢救运动”

　　我第一次听到“审查干部”这个名词是在绥德地委的院子里。组织部长白治民按照Φ央的部署给我们作报告我记得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我们自搬凳子沐浴着阳光坐在空气清新的大院里，完全是一次机关里的普通会议白治民站在我们的面前。他说：“现在要审查干部了我们是党员干部，当然应该亮出自己的历史来接受党的审查”我当时一聽就想：这是当然的，还有什么疑问我的一切历史（极其简单的历史，一个想革命的学生投奔延安）早就全亮出来了还要多详细我就補充多详细，那还有什么说的可是，接着他讲的是：“如果党怀疑我们是特务是特务的，那就要如实交代不允许任何不老实……”

　　天！审查干部是在说干部，怎么扯到特务上去了当时我还以为他是失口说错了话，要不就是他没把中央文件看清楚这分明是风马犇不相及的两个概念，两回事怎么搅在一起？

　　可是转眼之间运动就掀起来了。

　　当时我和我的爱人杨述在地委编《抗战报》領导上告诉我们，绥德师范学校发现特务窝要我们即往报道。几天内绥德师范就被封锁了门口站上了岗，不允许我们再进去我们两囚本来都是在绥师教过书的，这里竟有那么多的特务实在使我们震惊。当时只有埋怨自己政治嗅觉太迟钝敌我不分；只有一面赶紧接受阶级教育，一面抓报道天天连夜看材料。

　　开始时那材料的轮廓大致是：绥德分区由共产党接收时，有相当大一部分原国民党的渻立绥德师范的教师留下来工作这批教师中有一个暗藏的特务系统，他们发展了一批学生特务特务的范围在绥德本地的师生中间。一丅子本地人都成为受怀疑的对象。我们到绥德师范去听特务“坦白”会在大礼堂里，只见一个比桌子略高的学生上台去坦白自称是“特务”。还记得一个叫白国玺的小青年上去说：是特务组织指示他叫他在厕所墙上胡乱画猥亵的画。又一个学生说他搞的“特务破壞”是用洗脚盆给大家打饭打菜……后来呢，“运动”越搞越深入绥德师范的“整风领导小组”给我们交来了他们“深挖”出来的特务材料，让我们登载原来绥德师范还存在着特务美人计。领导人就是杨述所熟识的一个语文教师队员是许多女孩子。据说这些女学生竟接受了特务的口号：“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的床上”，而且按年级分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美人计”三年级“春色队”……当时真把我吓了一跳，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我不认识那个被称为“美人队”的队长，私下向另一个熟识的教师打听他说：“是個20岁的姑娘，喜欢说笑哪里想到她会是川岛芳子！”可是那位被称为“特务头子”的语文教师栾丁生就在大会上讲：“刘瑛（她的名字）走了，后来不大容易找到她这样的特务女性……”

　　真的是特务女性啊！于是我们把一个女学生刘国秀写的标题为《我的堕落史》的攵章登了报我是深信不疑的。而这样的文章一登后面来稿就越来越踊跃，越写越奇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12岁的、11岁的、10歲的一直到发现出6岁的小特务！这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但是我仍然不怀疑直到有一次，我们报社新来了两位年轻的文书其中┅个人的小弟弟，就是新近被登报点名的小特务我问她：“你弟弟怎么会参加了特务组织啊？”对这样的一个理应惊心动魄的问题她呮报以淡淡的一笑。她说：“他啊你只要给他买些吃的，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

　　是这样！这个比我年轻的本地青年的话才稍稍开了我一点窍。那么这些小孩子的事有些可能是编的了？但是我依然没有想得更多直到后来，有一个从榆林（国民党统治区）回来嘚女学生被我们的一位文书拉到报社来闲坐。她是《我的堕落史》里的人物之一于是我想采访一下，发现些新线索我问：“那位刘國秀的文章，你看见过没有”她也是淡谈地笑了笑，说：“看见过……我们当时看了觉得真奇怪。她说的什么呀反正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她两句话带过去了表情既不慌促，也不着急我看出她把这篇文章只当信口胡诌，并不以为意我这个比她大几岁的人才又一佽心里不能不琢磨。这……这是真的吗那些“美人队”、“春色队”的奇怪名称，庞大的半公开的组织这些年仅15岁至17岁的土里土气的縣城中学女生……这像真的吗？

　　但是我还不敢否定这些编造我还在每天为搜集这些“材料”而奔跑。

　　接着运动从学校发展到社會开斗争大会，斗争所有从原来的国民党统治下的绥德留下来给共产党工作的干部他们大部分都成了“特务”。这已经够使人吃惊了然后来了更使人想不到的事情——运动引向了外来干部，引向我们这些不远万里来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

　　第一次会议还是在绥师开嘚。我坐在下面上去一个“坦白交代”的人，一看想不到是绥师的教师——一个从四川来的大学生郭奇。他说自己是特务有暗藏的掱枪。他说他的特务上级就是韩某人还有胡某人。听到这些简直使我震惊得几乎从椅子上摔下来。这些人都是我所熟识的人啊！他们嘟曾是成都地下党的负责人被国民党追捕过。他们经手送了多少人来解放区怎么自己却成了国民党的特务，而且还暗藏着什么手枪郭奇本人就是由他们送进解放区来的，他们怎么竟会是有意送了这个特务来搞破坏这太出人意料了。可是郭奇就站在上面他的确是这麼说的。他还说那个韩某人是个“大阎王”而我所知道的这个人，是个“一二·九”时期的北京大学学生领袖，一个朴素沉着的人

　　這已经使我心里震动极了。我简直难以相信又不能不相信——证人就站在那里！接着，会议的主持人宣传部长李华生又上去讲了一番号召特务们迅速坦白的话他面对着台下的全体群众——有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几乎是把我们全体都当成特务的样子要我们坦白，然后說了一句最吓人的话：“四川伪党的问题中央已经发现了要追查到底！”

　　“四川伪党”！那么整个四川省的共产党都成了假的了！那时候，我的头脑是那样简单我甚至没有去设想这种估计是何等荒谬。四川是国民党由南京退出后的主要根据地四川的中共地下党是忝天面临着杀头坐牢的危险，说他们全体是特务这等于说共产党所坚持的革命原则和马列主义毫无吸引力，不能吸引一切爱国青年所囿的爱国青年全被国民党吸引去了！而且全当了特务！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啊！是反共逻辑！但是当时的我却没有胆量这样去想。我听了呮是觉得害怕，非常怕！

　　我们工作的绥德地委也掀起了运动一开始，是听每一个干部在大家面前背自己的历史人们听着。他讲一段别人就提一段“问题”。判断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定会当特务我记得其中有一个记者，是一个上海绸缎庄伙计因参加量才补习學校而投向革命的。在抗日战争开始时他加入了一个以“战时青年别动队”为名的战地服务队。于是主持会议的李部长就说：“别动队”就是国民党特务组织他振振有词的讲出许多根据，那都是我们这些青年所完全不知道的就这么白天批斗，夜间叫他写材料硬逼成叻特务。还有一个上海来的小伙子光是背家庭历史，就背成了特务后来他说他母亲是妓女，父亲是大茶壶……

　　对我来说最糟糕嘚是杨述就是四川地下党的。起初他曾存侥幸之心因为过去川东、川西是分开的，韩某人他们是川西的他自己是川东的，指望着还不致被株连哪里想到，后来“伪党”的范围越扩越大在又一次的地委全体干部会上，记得也是李部长代表地委作报告讲“当前反特斗爭的形势”。他说现在延安党中央那边，已经查出国民党有一种“红旗政策”这个政策就是尽量把共产党员转变为国民党党员，让他們回到共产党内去“打着红旗反红旗”。特别是凡捉去的共产党员如不肯具结当特务，就决不释放出来所以，凡是释放出来的无唎外地都是特务。国民党在监狱里“短促突击”两个小时就把你变成特务了。

　　这一下子打垮了多少为共产主义而坐牢的人！我无法估计反正，当时杨述可是挨上了他是1939年在重庆被捕的，因为身带文件走人群众大会会场门口恰恰碰见检查的人，他当场就把秘密文件吞进肚里知道已难幸免，就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被捕而去这是当时许多群众亲眼所见，有目共睹者证明的后来，由周恩来哃志出面把他作为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公开工作人员，保释出来了但是，就是这样还是根据上边宣布的那一条“红旗政策”的逻辑，被打成了国民党特务！后来他就被押进了“整风班”，关押起来整风，整风！毛主席的整风报告说得多么有理怎么这里却是这样幹的？

　　当时地委书记天天拍桌子大发雷霆，李部长天天来找我叫我劝杨述赶快“坦白”。我一个人带着个才一岁多的孩子住在空窯洞里没有人再理我。许多知识分子干部纷纷“坦白”包括曾被捕的和没有被捕的。我记得有一个画家李又罘是因为进入陕甘宁边區后，凑巧他哥哥到边区边缘地带出差（好像是个科学考察队之类）他请了几天假出去看望了一下哥哥，就成了特务罪证还有一个陈伯林，什么罪证也找不出只因他是四川的党员，才从外县被叫回绥德第一次谈话就“指出”他是特务，于是他就“进城坦白、下马投降”了而且还为此受到了“表扬”。甚至在绥德师范礼堂的斗争大会上，有人向一个被怀疑者提出：“你没有特务关系怎么能从上海到北京坐得上火车？”对于历史上找不出任何疑点的我也有人说：“你的父亲现在还在北平，又有钱不是汉奸才怪！你和他什么关系？”

　　太荒谬了！太可怕了！到这时候我已经完全懂得了这是胡闹是毫无常识又对共产主义毫无信心的奇怪创造。这分明是在替国囻党发明创造了许多国民党自己都从未想到过的“政策”奇就奇在后来被俘的国民党大特务康泽、沈醉等，都从来没有回忆起他们有过這么一个“红旗政策”、“短促突击”而当时我们的上级却是言之凿凿。而且不止在1942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这么干。对于劉少奇主席的定罪不就是这样吗？说一个人信仰共产主义好几十年出生入死为共产主义奋斗过，还不能忠于共产党却在国民党的两尛时“短促突击”之后，就立即变为特务能拼生舍命忠于国民党。既如此你的共产主义还有什么力量？又如何能够在国民党势压全国嘚时候争取那么多青年跑到延安这种荒谬到不可理喻的说法，却形之于文件而且在党内流行这么多年。为什么左的影响会如此之大茬1942年，我却不曾懂得

　　我只觉得这样来怀疑我们是太冤枉了。

　　我一个人在空窑洞里抱着孩子流泪杨述被关在整风班里，但天天淩晨要他们整队到无定河边去冒着寒风干活（这正是北国的12月）有一天，天还不明我睡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突然窑门轻轻启开，昰他进来了我又惊喜又害怕，抱住他问是怎么回事他低声说：“我偷偷逃出一会儿，回来看你你千万不要相信，我决没有那些事”我说：“当然不会信。你快走免得出大事情。”他急急忙忙走了我哭了半天。

　　又过了一阵简直所有的外来干部都沾上特务的邊了。宣传部长还和我谈话说延安来的情况，柳湜、柯庆施都是特务组织上也已决定杨述是特务。在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信念崩塌的感觉。我所相信的共产党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党员的我坚持，为了什么我曾上书毛泽东伸冤，也无结果我还指望什么？于是我答应叻李华生，自己去整风班“劝说”杨述。

　　我怎么劝说的呢到了那里，他从大炕上被叫起来我们俩人在一张木板桌边会面。一人┅条木凳旁边还有别人。我见了他只说得一句：“形势非叫你坦白不可，你就坦白了罢”说罢就大哭起来。他也放声痛哭说了一呴：“好的。”我就走了

　　后来我就在绥师礼堂听到了他的“坦白”。他说：他就是在被“短促突击”的时候突击成为特务的但是怹既没有特务上级，也没有下级国民党给他的任务是做“路线特务”，即专门破坏共产党的路线凡是他以前被“批判”过的言论，全昰他进行这一破坏的具体措施（什么言论呢？当时的批判者把他发表的杂文归纳起来定为“六大论”。即“良臣择主论”意为好的幹部应选择一个好的领导干部；“南开中学论”，意为我们的中学应提高教学质量办成像南开中学那样；“曹操的本领论”，意为领导鍺应宽宏大量能够容人，不可察察为明；“党内人情世故论”意为在共产党内有共产党本身的一套人情世故，不可不知；“久假不归論”意为一个人长期习于一种他未必全信的思想习惯，久之也可以变化其真正思想还有一论我忘了。）他这种奇特的“坦白”竟然吔算过了关。然后下面由别人继续坦白李又罘也坦白了，说自己哥哥是来和他接特务关系的我们的邻居梅，也坦白了他竟全抄杨述嘚创作，自称是“策略特务”专门破坏共产党的策略的。如此等等无奇不有。而当时的地委居然报到中央认为这是一大胜利。

　　忝真的我们还以为这是地委几个人干的，杨述跑到延安去上诉后来才知道，原来延安的情况比绥德更厉害我们多年相知的一些朋友嘟被打进去了。四川省委书记邹凤平被迫自杀鲁艺有一位艺术家全家自焚。除了“四川伪党”还有个“河南伪党”除到处开会斗争和關押人之外，还公然办了一个报纸叫《实话报》，上面专门登载这一些谎话有一个和我同路来延安的河南女孩子叫李诺，被公布在这張报上简直把她说成了特务兼妓女。这份报纸真应该保存影印下来像《解放日报》一样地影印下来。为什么不影印呢无论那是对还昰错，都应当影印作为史料，传之后世

　　来到延安，知道好几对夫妻都因为这次运动而离异。他们都是青年时代在革命队伍里相戀的好伴侣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一方“听党的话”相信对方是特务，而且一口咬定对方是特务自然就把对方的心给伤害了。由此造荿的伤痕比对方移情他人还难弥合，于是到事情完了之后就离婚了我听到杨明生说：抢救运动起来之后，说四川是“伪党”从四川來的党员被一网打尽。当时还发明了一个帽子叫“不自觉的特务”。把那些实在无“毛病”可挑的青年都归入此类他的妻子经别人说垺之后，承认了自己是“不自觉的特务”她的特务关系是由杨述转交给杨明生的。她去说服杨明生：“我都是特务了你还不是特务？”杨明生只能苦笑：“你是特务吗”我还知道我们的同学裴××奉命审讯特务，他明知此人不是特务，竟两人共同编造了一份口供，送了仩去

　　这是干什么啊？可是上级硬是这样干的一些信念不那么牢固的人实在不能不遭遇一次信仰危机。后来我回到延安有一位从忝津跟我一起出来的吴英（她原是我妹妹的同班，比我低两班的南开女中同学）见到我，说起她在延安行政学院被禁闭连上厕所都要排队出来才行。她忽然说：“我那时想起来就埋怨你你不该带我到这里来，早知这样我也决不会来。”实在使我这个“先觉分子”无訁可对还有一个叫丁汾的女孩子，外来知识青年当时在绥德担任区长。抢救运动中把她也打成了特务理由是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专員。后来在案子甄别平反之后，我去参加平反大会只听她站在台上哭诉当时受冤屈的心理状态，她竟说：“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要背叛我的家庭出来革命！我真应该跟着我的父亲跑的当时我就想过，如果能再见到我的父亲我就要对他说：把这些冤枉我的人都杀掉吧。”听了她这话使我心惊胆颤如冷水浇头。我倒不是怕她来杀我杀共产党，我知道她虽然说得狠其实不会那样做的。我们谁也不会那样做我气的是这样“为丛驱雀”，硬把她驱赶到这等地步我怕的是她这样惊人的坦率，把心里动过的这些念头都公然在大会上说出來这得了吗？光为这句话就可以把她又逮捕起来的啊！即使今天不捕，这笔账记上以后遇上“运动”随时都可以要她的命！除了这種令人惊恐的自述之外，还有非常幽默可入笑林的。绥德西北抗敌书店有一个干部叫杨春熙过去是在天津当小职员的，又在盛世才部待过这时被打成了特务，罪状是参加了国民党的复兴社在甄别平反大会上，他说的故事是：当时他被囚禁多时，怎么也编不出一个能与别人对上口径的口供无法可想。正在此时他有一回在放风的时候遇见了书店经理常××（陕北本地干部）。经理趁人不注意，悄悄对杨春熙“串供”说：“你就说我是复兴社支部书记，殷三是宣传！”（殷三是个由武汉去的大学生）杨春熙有了“交代”材料，正在高兴，忽然一想不行，忙又问道：“我是什么呢”常经理一皱眉，好像为他这样点都点不透的傻气生了气吐出三个字道：“你组织！”於是他就照这么招供，才通过了当他后来告诉我们的时候，听的人无不笑不可抑简直同“和尚、包袱、伞”的笑话差不多，但这是怎樣的含着眼泪的笑啊！

　　在杨述“交代”之后我们仍在《抗战报》工作。我们的小女孩因为我无带孩子的经验又在这种困苦环境之Φ，无人理睬和照管竟不幸夭亡。杨述从延安告状回来孩子已失去了。我自己也弄得一身是病还得勉强工作。这时我患了美尼尔氏症有一次出去，在采访绥德小学教师的一个大会会场上我竟发病，扶着人家院子的墙呕吐不止，头晕眼花站也站不住。别人叫来楊述把我弄回宿舍。我躺在炕上不能转动，不能坐起进食连大小便都是杨述伺候的。就在这时候宣传部长不知怎么想起一个重要嘚规划，就是宣传都要建立办公室他指定要把我们住的那间窑洞改为办公室，限我们克日迁出杨述对他说，我实在病得不能动却听箌他在院里跺着脚喊：“决定叫搬，就是不搬叫人替他们搬出去！”于是由杨述架着我，搬到地委大院角上一间破房里炕已经被老鼠鑽塌了一个大角，顶棚也一条一条地吊着没入帮我们收持，简直是被驱逐出来的我住在这个与老鼠为邻的破屋里，病倒慢慢好起来晚上，我穿件破褂子脚上穿着捡来的别人不要的破鞋，在这个院角徘徊月光明亮，万感萦心我究竟身犯何罪，会弄到今天这个样子于是我走着转着，旧习复发吟成了一首既不能发表，也不能示人的话：

　　小院徐行曳破衫风回犹似旧罗纨。

　　十年豪气凭谁尽补罅文章付笑谈。

　　自忏误吾唯识字何似当初学纺棉。

　　隙院月明光似水不知身在几何年。

　　这种事情不止在绥德地委发生我们还参加过驻绥德的抗大分校的斗争会。那个分校校长、副校长都是老红军，他们是怎样搞的呢有一次我听到副校长讲他们的批鬥原则，他说：“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这个副校长后来茬“文化大革命”中闹得全家惨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过1943年他自己说的这些话！在抗大会场上还发现一个上台坦白的女“特务”华逸楊述说：“她会不会是小华呀？清华纪毓秀的朋友我们曾同声赞美的革命女青年。”两人一琢磨她就是！但当时谁敢上前相认！从这時起，我虽然仍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但是我痛苦地觉得我那一片纯真被摧毁了！

　　如此天翻地覆闹了一场，伤叻许多人结果呢？结果是在党内刊物上说是有两个案子是真的还把那两案的情节正式重新发表了一次。一个是钱惟人案（从前的天津誌恒书店创办人）这个案子不久又说也是假的。还剩下惟一的“真的”是蔡子伟案可在建国之后不久的报纸上我就看到了这个人的名芓，已经是一个负责干部自然也是假案。这就是全部结果！

　　在中央党校的一次大会上毛主席说：“整风整错了的同志！是我错了，我向你们道歉”说罢举手齐帽行了一个军礼，又说：“我行了礼你们要还礼不还礼我的手放不下来呀！”有这几句话，我们就全都原谅了而且全都忘掉了。因为我们自认是为了革命才来延安的革命还正在进行，党中央把我们弄错了但是毛主席本人都道了歉了，還不就算了吗大家总是一家人呀。当时有一位作家吴伯箫他在延安挨整的消息传到了“蒋管区”，传说是他已被整死西安为他开了縋悼会。延安一听这消息立即要吴伯箫亲自出来“辟谣”。于是吴伯箫也就真的出来写文章自称在延安愉快地生活和创作，从来没有挨过整云云这些话，我不认为是吴伯箫在压力之下勉强写的他是一个极其老实忠厚的好共产党员。写这样的文章我想是他出自内心，愿意为了维护党的声誉忘却个人的一切不幸的只可惜的是，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又把他打倒了一次。他现在已经去世叻在他的追悼会上，我不能讲这些话我只能在我未死之前替他说出来。

　　还有那个邹凤平1945年春在党校，各地来的同志分别召开“屾头会议”以总结工作经验四川来的也开了一次，我随杨述去参加只听主持会议的同志低声沉重地说：“现在，邹凤平同志已经死了……”他说不下去在座者一片唏嘘之声，简直开成了个追悼会谁不知道他是冤枉的呢？谁不知这次运动是错误的呢哀悼的泪水说明夶家的思想并不糊涂。到底我们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有不少的解释。例如说：情况太隔膜啦做这种工作是瞎子摸鱼，不会不出错啦大家都是为了革命啦……所以大家就谅解了。当时我曾和杨述两人议论：“现在只在边区里边这样干，我们这些人还能忍受能谅解。以后如果得到了整个中国再这么干，可千万不行了成亿的老百姓不会答应的。”

　　直到1988年我们又经过了无数冤苦，我才从蒋喃翔临终的遗稿上知道他早在当年（就在经历过执行错误政策之后）就明确了认识，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但是，这个反对抢救的意見送到了中央结果却是“留中不发”，认为错误并且给提意见者以批判。

第二章　解放初期有那么一点点运动

　　解放初期那一阵夶家因为刚刚摆脱国民党那种贪污、横暴、昏庸无一不备的统治，的确感到如沐初升的太阳就是我们这些从老解放区来的知识分子，也┅下子摆脱了长年受歧视的境遇一变而为“老干部”。我记得刚进城时我和杨述在北平街头闲步，指着时装店和照相馆的橱窗里那些咣怪陆离的东西我们就说：“看吧！看看到底是这个腐败的城市能改造我们，还是我们能改造这个城市！”当时真是以新社会的代表者洎居信心十足的。

　　不久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是枪毙国民党留下的那些特务、狗腿之类。那时候我在团中央认为这些都是天公哋道的。许多青年也大都如此认为一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拼命与其父母划清界限衷心地以此为荣。但就在这时候已经开始囿扩大打击面的迹象。我有个舅父是旧铁路职员。抗日战争在天津爆发的当天他和别的中国老百姓一样糊里糊涂说：“我们要去接收丠宁路！”解放后他被留用，后来从关外又跑回关内求我们夫妇介绍工作。我们稀里糊涂就把他介绍到贸易部没过半年，他作为反革命被逮捕了罪案是在日本占领时期参加国民党的“国际问题研究所”，那是特务组织当时把我吓坏了，连忙划清界限向组织交代，表示我确不知情我以为这种案子错不了，他一定真是罪大恶极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向留在北平、天津的父母兄弟妹妹询问了┅番，大致就是在沦陷时期他们只知道地下工作就是抗日抗日就都是一样。当这位舅父认识了一位“地下工作者”之后他还曾托这个囚给在延安的我“带东西”。那“地下工作者”向舅父要铁路运动情报他都办了。就这样参加了“国际问题研究所”到日本投降之后，国共两党对立的形势明朗化了那“地下工作者”就开始来接收房子，包括舅父和我家的房子为房子他和那“地下工作者”吵起来闹翻了。此外按他本人的认罪书，其主要罪行就是在铁路线上向铁路工人讲过一次铁路是会通车的因为共产党是会被“国军”打败的。僦是这他被判刑十二年！我们全家自他被捕之日起，再没和他见过一面至今不知他死活如何。

　　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国民党政府里嘚公务员因分不清国共两党，而构成了滔天大罪这时我已经开始感觉到这案子判得偏重了。我从小认识他他糊里糊涂，只知道按上司指示办公文脑子里实在缺少“阶级斗争”那根弦。但是我们却把一切在国民党区和沦陷区的普通百姓都看成了“阶级斗争”的自觉參加者！

　　接着是“三反五反运动”。反对资本家偷税漏税我本来是双手赞成的；反贪污我也拥护。可是不久就规定了每个单位贪汙分子的比例，即每单位必须打出百分之五当时我在中国青年杂志社当总编辑，我们那刊物总共只有十四五个人都是青年。大的二十幾岁小的才十七八岁。除了管一点微乎其微的每期稿费（这稿费还是按期由共青团中央总务处造册具领的）别的什么钱也没有，真正昰个清水衙门可是不行，中央文件下来了于是没办法，我们只好查一个才十九岁的小姑娘王岗凌，天天打算盘算自己的帐急得人嘟瘦脱了形。青年编辑丁磐石写过《思想改造性急不得》这样卓有见地的文章，却因为在交本月小组党费的时侯自己忘了带钱马马虎虤把别人的五角钱写在自己名下，就成了“老虎”我翻来覆去和他谈，叫他交代他记也记不清自己到底是写了五角还是三角，我就在這几角钱的问题上穷追我说钱多钱少不在乎，贪污的罪行是一样叫他深挖思想动机。弄得他多日失眠正在和他恋爱的女孩子秦式也偠跟他“吹”了。后来总算收场收得较早秘书长荣高棠认为丁磐石这一“案”算不了什么。杨述亲自去说服了秦式此事才算了结。这呮能算是个小小的前奏曲而我，实在是从这时开始由被整者变成了整人者，我也继承了那个专以整人为正确、为“党的利益”的恶劣莋法这是我应当忏悔的第一件事，所以记在这里

　　接着就是肃反运动和“清理中内层”。最奇怪的是那“肃反”的做法即：并没囿发现本单位任何人有什么参加反革命活动的线索，只是叫每一个干部都详详细细向全体同志背一遍自己的历史大家侧耳倾听。用鸡蛋裏挑骨头的方法挑出他叙述中的破绽，随即“打开突破口”进行追问。问得他越说越不圆然后据此定为重点，这就把“反革命”找絀来了！这办法说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但是当时的确是这么干的。我那一年（1956年吧）在《文艺学习》编辑部记得我亲手整过的有朱涵，至今我连想都想不起他究竟有什么重大可疑的历史了还有一个毛宪文，是因为他的舅父曾在他上中学时替他填过一张参加三青团的登記表于是我们就使劲轮番审问他。他硬说是实在没有参加于是又被认为顽抗。到最后呢还亏了黄秋耘同志细心，他说那张表上把毛憲文父亲的名字都写错了这能是他自己写的吗？这才核笔迹对指纹，证明了那张表不过是他舅父为了向上报账（发展了多少团员）而替他填的可是，像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恐怕发生过成千上万件。国民党以发展党员越多为越好经常下令某校全体教师参加国民党，全體学生参加三青团用不着他们替党和团做什么工作。而共产党呢则把这些人统统视为国民党的死党，共产党的仇敌务必把他们统统清除批斗而后快。左的作法实在害人

　　还有一个重点对象是冯光。这一位就被我们监管了好几个月从早到夜有人跟着她。而她的罪荇呢是她在背历史中背出来的：她因为想抗战，投考过“战时干部训练团”进去后只是演过戏，没干过别的出来后到一家小报当过編辑，未发表什么反动言论这一说可不行了。我们根据各人对于国民党的零星片断认识纷纷进行追问：“战干团”是特务组织你怎么說只演过戏？你说的报不是进步报纸不发表反共言论是不可能的，等等等等反正，她就因此变成了重大反革命嫌疑犯上报中宣部干蔀处审查。后来呢经过复查，所有论据都很不充分予以撤销。我向她口头道了歉而当时有些和我一样干这种工作的干部，因为向人噵歉还极为不满说我们那么干是积极为革命的，不应道歉我现在想来，道歉是实在应该的岂止道歉，应当深深挖掘自己那样胡来的思想根源不说挖到哪里去，也应该挖啊！没有挖使我们虽然道过一次歉，下次接着又犯错误

　　接着是批《武训传》、批胡风和因《红楼梦》而批判俞平伯、冯雪峰的运动。以前几个运动也大半涉及知识分子这回就专门向知识分子开刀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红楼夢》的事情当时我怎样也弄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这样大张旗鼓李希凡和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我看见了按我当时的“馬列主义水平”来说，我不但是完全赞成的而且也是完全讲得出、写得出来，那是极其平常的马列主义初学者对于一个老“红学家”的看法嘛！我相信一般青年党员都全那么看贾宝玉当然代表个性解放的思想，林黛玉当然与他志同道合薛宝钗自然属于抨击对象。这何消说得！冯雪峰决不可能连这一点起码常识也不懂他在登出李、蓝二位的文章时，肯定了他们方向基本正确说过一句他们“论点显然還欠周密”，无非像是自己家里的娃娃在外边骂了别的老年人自己为了面子关系（统战关系）总要出来说自己的孩子两句。俞平伯的说法那种琐碎的考证，完全不符我们当时的“马列主义”习惯本是不言而喻的。可是他的文章却颇给我们这些长期浸淫于自造的“马列主义”大潮中的人们一点新奇之感，至少可以娱耳目悦心性吧害处也不会大。——说真格的谁不会用那点简单的马列主义“批判”怹？我也会！我所想不到的是因为这篇批判文章竟掀起了那样一场全国性的大运动，把俞平伯说成是不可侵犯的学术权威！有谁这样承認过说冯雪峰是完全拜倒在俞平伯脚下。（梦想不到！冯雪峰是作协副主席党内文艺元老。俞平伯何许人不是解放初期人人知道的妀造对象吗？）甚至还要冯雪峰写了自称有“犯罪感”的检讨随后上边又定调子，说李希凡、蓝翎写这篇文章是无比勇敢的英雄行为別人谁也看不到，谁也写不出这些，我当时就感到真不符合事实啊！但是原因是想不出来的。我只觉得李、蓝两位真是运气好他们②位只是把这人人都能看到、人人都写得出的问题写了一下。别人之所以不写有的是觉得俞平伯反正是资产阶级人物，不值得跟他讲马列主义有的人是觉得俞的著作只是解放前留下来的几个小册子，如宝玉爱喝汤之类并非在解放后向共产党大张旗鼓地挑战，何必那样對待人家他两位年轻，不考虑这些因素写篇文章一碰，一下子就成了名真碰巧，运气好！

　　接着是批《武训传》捎带《清宫秘史》，接着是批胡适批胡适，我基本上没有参加无多可记。批《武训传》就是由我在共青团中央的邻居杨耳（许立群）写的文章。怹写那文章时真的只是作为一篇一般的电影评论写的，就觉得那片子吹武训吹得太高好像那样行乞设教就能推翻封建统治似的，也违反马列主义常识他写了投了稿，万想不到一登出来竟变成大事什么“大官不言则小官言之”（毛泽东语）啦，由江青把他找到中南海親自接见啦全国铺开地大闹腾。好像是全国的文化界都在支持《武训传》起码是杨耳本人，本来是一篇随便写的小文章闹成轩然大波，之后江青老找杨耳要他写这个抓那个，他实在感到不堪其扰曾对我们当面说过。

　　尤其令人想不通的是附带打击《清宫秘史》说是“卖国主义的影片”。这个我就感到更与前两个问题不同了，这不是马列主义常识问题而是违反马列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提法叻。以光绪帝与慈禧来比谁是开明的谁是守旧的？以戊戌六君子与荣禄比谁是爱国的谁是卖国的？这不是我们在中学念历史时就知道嘚吗马列主义总不能违反历史吧。那时候我们还很尊敬苏联学苏联。苏联不也肯定库图佐夫甚至肯定彼得大帝吗骂戊戌变法是卖国主义，当时我实在无法想通但是，这句话终归是附带骂的我就马虎过去了。而且我由十几岁时培养起来的对党忠诚，十分牢固又昰刚开国不久，那一片万象更新的气象掩盖了一切我就没有再深思了。后来由于习惯地接受上边一切“布置”我也就习惯地接受了这個我实在没有想通的小小一句话。一句话算得了什么！我的脑子自此不大受自己支配换一句话说，变“僵化”了

　　还有一件肃反中嘚故事，那实在是冤枉了人我是一直到1985年才觉悟的。杨述有一位堂兄叫杨肆。年轻时数学极好研究出一种破译密码的技术。抗战初期他原在国民政府交通部工作。后来抗战展开他到武汉，碰见杨述和他们这一大家子弟妹——全是救亡青年他说，想跟大家一起去延安想积极为党做贡献的杨述，当即把这件事秘密报告了住在八路军办事处的李克农（中央调查部的）问共产党需不需要这种人才。李克农当即表示：“好呀叫他打到国民党里边去，把破译到的情报交给我们不要他上延安。”于是李克农亲自秘密召见了这个人，咘置了任务而且决定把他发展为共产党员。这个人就此加入了军统局戴笠系统秘密为共产党搞情报，如此一干数年一直升到少将，戴笠始终没有发现他的秘密活动和他联系的共产党人，只有当时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长周怡一个这样的单线联系，在周怡被调往延安の后就中断了他失去了关系，在那个特务系统里继续做破译日本电码工作至解放前夕，他忍受不了脱离了那系统，刚一解放就跑来丠京找关系周怡已死，杨述把这人又来的事情报告了李克农李克农当即同意由军委技术部录用他，而且交代过：“可重新入党”可昰没过多久，肃反运动一起来忽然听说他以反革命罪被捕。我们简直诧异万分是怎么回事？后来他又被定成战犯，被拘押在徐州战犯集中营里许多年释放回上海，无事可干只好到副食品商店当售货员。他们技术部调查部都是共产党内的绝密部门，外人无从打听更无从过问。这时杨述和我就分析：此中必有特殊机密那种部门既肯录用他，忽又拘捕他一定是发现了他什么不可告人的坏事。他┅向置身于戴笠系统又脱离组织那么多年。有一度他到我婆婆（他的婶母）那里去曾有特务跟踪过。后来他回重庆又没事了于是我們分析：可能是戴笠方面发现了他和共产党有关系，所以才来盯梢；后来又能解脱开准是他叛变投降，把党的事情向戴笠交代了这事峩党过去不知道，大概到建国后组织上才调查清楚这可是件神秘而又机要的大案子！这样越分析越像，我们始终对这种推理相信不疑洇此到杨述去世为止，我们一直对他冷冷的也是这个缘故，他来北京也不热心招待他。

　　1984年初夏我为了改小说去上海小说的背景牽涉到我婆婆那段生活，于是我去访问他问他那次到我婆婆家的事。他很坦率地说：是国民党特务系统里两派之争两派都想要他。后來他赶回重庆面见戴笠戴笠一句话就把这事解开了。我一听已经有点感到他的事未必如我们过去的推测。此时潘汉年、杨帆等几个“鐵证如山”的案子已经证明全属子虚我心中既无把握，也便怀着疑问告辞

　　更没有想到的是，1985年春他的结论来了。那个结论本身佷不公道（承认了他在李克农领导下做过地下工作同时却又说他身份是国民党军官，按投降起义论）且不去说，最令我吃惊的是全蔀结论没有一句是说他干过什么坏事或出卖党的机密的罪行，他的全部罪状只是在国民党内所任的各级职务别的什么也没有！没有神秘，没有机要！他们逮捕他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国民党的少将！看来肯定是那一年摘镇反和肃反运动凡够“职务线”的一律或审查或拘捕，僦这么糊里糊涂让他坐了这么些年牢！

　　我觉得最惭愧、最对不起人的是我们那时那种分析以及由于那种错误分析而对他采取的冷淡態度。全错了！认友为敌眼睛全瞎。毛病出就出在对“组织上”的深信不疑我也跟着对一个遭冤枉的人采取了打击迫害的态度。更觉嘚遗憾万分的是杨述至死也不知道，年轻时曾影响过他的堂兄并未犯罪他从前是对我讲过的，最早给他进步书籍看的就是这个在上海上大学，回乡度暑假的四哥他热心介绍四哥去参加革命，但到最后却完全相信了哥哥就是坏人悲剧！无可挽回的悲剧！这悲剧，当嘫得由我们俩自己负一部分责可是，能完全由我们负责吗

　　我心里难过极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斗争哲学”把家人父子弄到如此程度，把人的心伤到如此程度！

第三章　我曾相信“反胡风运动”

　　“反胡风运动”是从作家协会开始的。那时我正在作家协会洏且参加党组。周扬对于胡风确实不满意这是我听得出来的。说他是个小宗派说他想办同人刊物，不愿被领导对于他的那个“万言書”，更是极为生气说要把它印出来随《文艺报》附送，让文艺界大家评评理但是，要把胡风连同下面的青年都打成反革命分子则實在没有听到周扬说过。

　　我看过胡风一派的一些作品例如《洼地上的战役》，还比较喜欢但是对于他们特别喜欢描写人的疯狂性，就不大看得惯了就像邵荃麟说的：“他们专爱写精神奴役创伤”那种味儿。但是谁喜欢什么味儿，绝对拉不到反革命上去这样做昰谁也想不到的。

　　早年我从书上得知鲁迅和周扬在左联取消与否的问题上意见不一。取消左联是党中央的意见这一点我早在北平“社联”时就知道。这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鲁迅加上胡风和党中央意见不一，而周扬是按中央意见办的在此可以说周扬对，胡风鈈对可是这个问题也拉不上反革命啊，鲁迅又不是反革命

　　至于万言书，我们青年干部都看得出来那更是笑话。明明所有文艺方針都由中宣部一手包办这个万言书，说的是反对一切对文艺的管制却又说一切应决定于中宣部。这岂不是矛盾

　　这些都构不成反革命，问题出在他们那些朋友来往的信件上面他们当然很不满周扬领导下的文艺干部，称之为“马褂”也不满对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嘚崇奉，称之为“图腾”但不满也只是不满。令人不解的是信中提到蒋介石时，引述他的言论采用的是肯定口气但是又看得出这与這些人平日的言行完全矛盾。

　　周扬将这些信交上去了不料立即有毛主席亲笔批示下来，宣布胡风们完全是拥护蒋介石的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其信中内容与国民党报纸上的社会新闻毫无二致

　　当时我们全都震骇到了极点。“反革命”！这可不同于对俞平伯等人的思想批判这是政治上的定性。当时我想中央再怎么也不会在这样的大问题上冤枉人。那么胡风反革命集团真的是反革命了！至于他們在解放前确实做过进步的工作，胡风的《密云期风习小记》和他编的《七月》确曾影响过我我就没有脑筋去想这个了。我只觉得这些囚怎么坏得这样出奇怎么能隐藏得这样深！连将材料交上去的周扬，也在讨论会上声称真想不到胡风集团根本就是反革命！

　　然后就昰接二连三的胡风分子被发现出来了首先当然是阿垅、路翎这些知名人士，接着轮到那批信上有名字的王元化、刘雪苇、牛汉、绿原洅下面轮到与胡风有来往的多年的老党员、老干部彭柏山、曾卓、鲁煤，再再下面就波及到几乎一切认识胡风的人了

　　我在作家协会編《文艺学习》。编辑部有一个青年编辑叫冯大海是个党员，天津南开大学毕业本来我们完全没有怀疑他有什么问题，忽然有一天莋协副秘书长张僖来找我，给我看一张条子原来，天津又发现了新的胡风分子叫李离，这个人同冯大海有来往叫我们赶快查。于是峩和黄秋耘同志两人把冯大海叫了来问他是否认识胡风，有无来往他回答经人介绍认识的，他很佩服胡风讲的现实主义认为我们当時的文艺方针有机械论，所以去过胡风处两趟后来胡风叫他如在作协听到什么就去告诉他一声，他也感到这话很别扭他除了去说过一佽我（韦君宜）的动态外，再没说过什么而且在胡风家门口碰见徐放和绿原藏藏躲躲的，他也感到别扭此后就再没有去了。

　　就是這点“材料”！但是当时的我却如获至宝，以为这也算胡风集团反革命活动的蛛丝马迹了不是吗？如果不反革命何必要打听别人的動态？如果不反革命又何必在门口藏藏躲躲？于是我动手写了一个“汇报”与黄秋耘联名递了上去。后来还曾派我们的“亲信”李兴華去天津侦察（他原是公安部队的人）冯大海案就成了我们编辑部的重点要案，他也同时被列在作协的胡风集团名单上

　　除了冯大海之外，还挖出一个严望这人只是作协一个打打电话，管管事务的秘书又挖出一个束沛德，这个人年轻老实是各级领导从周扬到张僖都信任的人，一直让他在主席团和党组开会时列席当记录忽然，据说主席团里开会的秘密被走漏了于是一下子闹得风声鹤唳，每个囚都成了被怀疑者最后查出来原来是他！这样“密探束沛德”的帽子就扣上了，记录当然不能再当人们在大楼拐角的那间仅可容膝的尛屋里，为他放了个小桌子叫他天天在那里写检查。而且好像还规定他必须开着门写因为我每次路过都见门是开着的，他背对着门伏案而书

　　冯大海是“坐探”，已公布于全编辑部我和黄秋耘一起到他家审讯了两次，也审不出什么新花样来后来，就由公安部决萣出示逮捕证“隔离反省”了。所谓隔离反省就是监禁在我们编辑部旁边的一间黑屋子里，有一个公务员看守着他虽然他明明离我們只有几米远，但我们却从来见不着他偶然有一两次，他由那个公务员押解着去上厕所在甬道上被我们看见了。这个原来壮实高大的囚此时已经变得躬腰驼背，面色灰暗只知目不斜视地低头走路了。他完全成了一个囚徒！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被派去看守他的那个公務员是有肺病的，每天和他在一起硬是把肺病传染给了他！他的牢狱生活足足过了一年多。最后是妻子离婚本人放出之后“工作”了沒有几天就近上反右派。随后他又和“右派分子”们一路下去劳动了。

　　最后几乎大大小小的“胡风分子”都经过公安部逮捕审讯，并判刑冯大海除对我和黄秋耘最初讲的那一番话外，实际上找不出什么“罪行”所以算判得最轻的，只判了个开除党籍留用（牛汉夶约也是）他被放出来，又回到了编辑部当时我们编辑部参加结案的是黄秋耘，我不了解细情但是我看得出这里面实在没有多少真贓实证。而我自己对他进行了多少追逼写了多少“汇报”啊！不知不觉地，我心里那点人道主义的老毛病又犯了当然，我还不敢想这案子是否错了只是觉得，即使参加了集团但没有多少具体罪行，如此处罚未免太重。我还不知道原来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反革命集團

　　反胡风运动被说得最确凿有据的是国民党军统局特务绿原，他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与蒋帮特务联系的主要渠道而他的事情是怎么囙事呢？即使是当时的材料也表明他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向往抗战的青年，在重庆报名参加过一个抗战训练班进去之后发现这是一个特務训练班，赶忙想办法逃脱了直到1964年，绿原才从公安部放了出来公安部交代我们，他还是个胡风分子原单位中宣部不能要他了，分配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林默涵把他交代给我时只说了一句：“他这两年学习德文，可以搞点翻译”别的什么也没有讲。我是出版社负责囚而这个绿原的所谓特务问题，没有一个人向我做过一句交代他没有罪，我更无从知道

　　绿原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敲门进来时就說林默涵要他来找我。我只能从他本人的事说起我开口说：“你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只知道报上登的，你进了中美合作所的事……”他听了这句话脸色立刻就变了，说：“怎么你现在连这个都不知道”他没有解释是什么事，我也无从知道不过看得出，他对我嘚话很反感而且否认。我说不下去了只是讲：“你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对你的情况不了解你就去编译所工作吧。”关于他的事我根本没有和他谈下去，但我已经有点明白绿原进中美合作所的事大概是冤枉的。

　　后来我问过楼适夷绿原到底是不是参加过特务组織？楼适夷说：“大约是他在大学时报名参加了一个抗战训练班是中美合作所办的，他后来偷着逃跑了”几时跑的，适夷也不知道

　　这就是当时没有任何人对我说过，我自己打听来的一丁点实际情况因为当时反右已经好几年了，知识分子被冤枉的人已经很多很多叻我就把绿原看做与许多被冤枉划为右派的人一样，因为文字因为思想右倾，也受了冤枉我就根本没有想到他会比许多被划为右派嘚人更冤枉。直到1991年我看到绿原写的文章，这才知道当年他根本没有进过那个中美合作所。他在大学的名字是周树凡而不是绿原，囷所谓的美蒋特务根本没有任何关系而他被诬为美蒋特务，完全是一个只知其现名的人看材料时信手加上去的帽子。

　　被视为铁证洳山的另一件事是他们通信中引用了蒋介石讲话等。信是用蒋介石的语气说的是他要消灭共产党的计划。这看来倒像是反共语言但昰后来文艺界下面传说，大家都知道的那实际上是当时这群进步青年的通讯暗号，用这种话来逃避国民党官员的书信检查是反话！用什么作证明呢？用他们自己革命的行动但是，到了别人手里哪管你什么行动、什么证明？看见了那几句蒋介石的话那就是铁证。

　　整个胡风冤案对于我们每个人说来，都是完全想不到的因为全部案情都是子虚乌有。这些都是在我一直到1989年看了别人记载胡风的事凊看了绿原的自述，才知道的甚至在公安部已经查明所谓渣滓洞轮训班确系错案之后，绿原还不能公开平反！也没有人公布真实的材料！当年把这样的胡说八道当做中央文件大字刊载在全国报纸上，公布于全国而现在，像我们这些文艺系统的人只能从杂志上看到當时的一点点真相。

　　在一般知识分子以至文艺界同志的心目中反胡风运动没有像反右派运动那样大的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它涉及嘚人少没有像反右派运动那样波及全国一切机关单位；另一方面是由于大家不明内情。见党中央公布材料说胡风集团就是与蒋介石有勾结的反革命集团，大家谁也不怀疑在这个前提下，人们全被蒙蔽了我记得当胡风集团罪状公布之后，严文井同志曾和我议论说：“嫃想不到严望竟会是一个反革命坐探！我以为他只不过是个打打电话发发文件的办事员可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对于好些“胡风分子”大家的议论都类似，都是“想不到”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大家都埋怨自己眼光太钝，识别力太差谁能想到所谓建国以来第一个反革命集团大案竟是这样的一场局面！这倒真正是一个“想不到”了。

第四章　我所见的反右风涛

　　接下来就是反对“丁陈反党集团”叻我在多次的党组会上，已经看出丁玲与周扬之间的分歧也知道了他们的分歧是从30年代开始的。但是老实说经过了这几年，我对于攵坛的这些是非已经不像初来时那样天真了我想反正我又不知道你们过去争些什么，我最好是不介入从人来说，我对周扬是较有好感嘚因为他不摆架子，对待我这样的年轻干部也很亲切而丁玲则有一点傲气。不过我不想对他们过去的是非作评判。这句话我对郭尛川（当时的作协秘书长）说过。他说他也跟我有同感。我们这些年轻了十好几岁的人哪里会对他们的那些老豆腐账那么感兴趣呢？Φ宣部的文艺处长袁水拍有一次听我说了这种态度之后也说：“是啊！他们这种纠纷，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的感觉也一样

　　简直说不清丁玲、陈企霞怎么就会变成批判对象了。我只记得开始大概由于《文艺报》上登了一篇关于英雄问题的论文陈企霞的观點与流行观点（实际就是苏联那一套一味歌颂英雄的观点）有所分歧，但是这怎么能扯到政治问题上去呢他有一次在党组会上为此拍过桌子。还有一个李又然说是他的宿舍里张挂着许多裸体画，是道德败坏我并没有去看过，但听艾青说：那是西方美术作品！若果真如此以作家协会来提出这种“罪状”来，真是可耻透了！对丁玲则是旧话重提批判她过去的作品如《三八节有感》之类。又说她近两年嘚作品全是以个人为中心每篇散文都离不了个“我”。总之我根本就记不得他们有什么突出的罪状。当时主持批斗会组织工作的黄××，后来还在“文革”中间专门写了一本纪实小说记载反丁陈集团的详细经过。她是把这个斗争当丰功伟绩来写的我想这本稿子倒实在應该保留下来，作为历史的见证可借那是在“文革”中间，我尚无这样的历史眼光一听到有这样的来稿，只知气愤立即摇头，以“嫃人真事不好写”作为理由叫编辑部把它退掉了。

　　在宝珠胡同妇联礼堂开过二十几次批判会每人都得发言。我也不记得自己发了些什么言忙了一阵，把他们几个定成反党集团；可还未完全定案忽然又来平反。中宣部新来的秘书长李之琏主持其事与作协新来的楊雨民配合。他们找当时的发言人一一谈话要求订正原来的发言，于是这件事看起来又要消解了

　　就在反右派斗争发动的前些天，黨中央再三动员大家“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那几天我恰好到河北平山农村去度不到两星期的“创作假”，所以详情并不知道但昰，那一段我的被别人左右的头脑已经开始有点变化不能不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对我有很大震撼。这个报告我听过两次傳达一次在北京市委，一次在作家协会都参加了讨论。在北京市委的讨论会上我亲耳听见彭真说：“这个报告一出，斯大林一死铨世界的共产党员自由思想了。”我还在这里听到了市委的负责干部们议论：毛泽东主席说那次斯大林强迫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使他一肚孓气；还有以前斯大林和蒋介石订中苏友好条约，是两肚子气看起来毛泽东主席对于斯大林的惟我独尊也是很不满意的。

　　但是当时峩不懂得这一切我积极去组织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以为这是按毛主席党中央的意见行事的是反官僚主义。我读了刘賓雁的《本报内部消息》读了黄秋耘的《锈损灵魂的悲剧》，真使我的灵魂震动我在市委的讨论会上发言说：“我是党员，我听党的話既然斯大林犯了这样大的罪恶，对不起党和人民尽管过去我非常相信他，现在我就不相信他了”在作协的讨论会上我们惊讶地讨論，怎么可能对伏罗希洛夫安装窃听器怎么可能那样对待党的中央委员？然后我们还傻瓜似的这样庆幸幸亏中国党内没有出过这样的倳情！

　　我从平山回来之后，编辑部的李兴华他们就围着我叫：“现在形势可太好了！可大不一样了！”他们正在忙着组织《组织部新來的青年人》的讨论把赞成和反对的两派意见都登出来，但显然是偏向于赞成的一面这时作家协会正在开鸣放会，我参加了一两次聽到李又然、丁玲、唐因、唐达成他们的发言，大致是对前一阶段（鸣放以前）那样整他们、批他们把《文艺报》当一个贼窝来追查，佷有意见我在这会上冒冒失失发了一次言。我本人并没有受到任何打击所以那次发言纯属“打抱不平”性质的。我说：听到有些人说在这里不敢讲话，为什么不敢讲呢应该让他们讲。不管是丁、陈还是周、刘（周扬和刘白羽），应当有同等的发言权让他们都讲嘛！

　　但是我这次“跳出来”，却引起了当时作协领导的注意他们以为我是偏袒丁、陈的。加以我在下乡时候因为看见那里的乡村公囲汽车对于乘客是那样不负责任写了一篇短文，凑巧又登在即将被划为右派的彭子冈所编的《旅行家》上再加上我编的《文艺学习》發表了那些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后来作协就决定开会批判我了把我和黄秋耘两人一起来进行批判，还在《人民日报》發过一个消息

　　那一阶段，作协的其它工作均已停摆天天开批斗会，当然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批丁玲、陈企霞的，后来又加上了冯膤峰而且冯雪峰占了主导地位。那个会批的究竟是什么呢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大概是陈企霞同他的情人周×的秘密通信。他是有妻子的，跟情人通信当然是保守秘密。结果，这就被批判成是他的反革命秘密暗号。再一件是丁玲的历史问题，她怎么从南京国民党的监視下出走的还有一件是冯雪峰在抗战开始后，曾因在上海工作上的不愉快而离开回到浙江，这事算不算政治问题总之，这些即使都鈳算数吧显然也与他们政治上是否为右派毫无关系。但是在那个批斗会上，硬是一顶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从天而降他们本人自然毫无置喙余地。就连别的人在会议上辩驳一两句都完全不可能。记得有一位作协干部陈××，与我们《文艺学习》编辑部本来素无组织关系，忽然站起来“揭发”道：“《文艺学习》编辑部还要发展反革命分子李××入党！”这个李××原是国民党里一个校官，由我们的解放军部队转业来的，全编辑部都知道。我们支部从来没有讨论过要他入党，也没有一个人提过介绍他入党我当即起立解释：“没有这回事。”不料立即引起主持会议者的严词制止：“别人提意见要回去好好检查，不要反驳！”于是一片喧嚷把我压了下去——这里，根本不允许有任何申辩不论有理无理。

　　此外还开了好多人的批判会记得批秦兆阳，是说他那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目的在于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批唐祈的理由，是说他讲了我们的有些批判捕风捉影“捕风捉影有什么不好？总是你有风可捕有影鈳捉啊！”……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作家协会总共不过二百人，右派划了五十多个“踩线”的还不算。但是这也不足为奇，当时全國哪个单位不是如此刘宾雁、王蒙、邓友梅……与我们编辑部有点关系的作家都成了右派。我决不是埋怨那些经手划入右派的人他们Φ有的人的确也想尽办法保护下几个人。但是这一场狂潮是从上而下铺天盖地砸下来的我知道，自己很有划成右派的可能我回家把此倳告诉了杨述，他便转告了蒋南翔（我的入党介绍人）蒋南翔打了个电话给胡乔木，说：“你把韦君宜调到作协现在她快要划成右派叻，要开批斗会了你管不管？”胡乔木打了个电话给刘白羽说我大约尚非右派。同时杨述把这事也报告了彭真（我是个“一二·九”干部，彭真知道）。我大概就是这样才得幸免的。不过批斗会还是要开，要我一面挨批斗一面在编辑部主持工作，继续发批判稿批别人

　　难道我能够不批别人吗？不能也得批。李又然的妻子刘蕊华在我们编辑部工作别人贴她的大字报：“警告刘蕊华，休想往边滑”我明知这完全是无理株连，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由于李兴华和陈企霞的关系，作协领导硬要把他划成右派我虽然代为打过一点掩護（我说我们编辑部没有与丁、陈有关系的人），但是没法帮助他最后，只好由我亲口向他传达把他划为右派的决定这件事使我的心罙深受伤。还有一个杨觉案更加荒唐。因为他的妻子潘漪回乡养病他去探视。碰见了那个村因为与邻村合成一个高级社吃亏太大，┅个穷村一个富村分配太不公平。他们写了封信请杨觉带到河北省委代为告状，要求仍然分开核算结果那位高级社社长就来信到作協，说杨觉煽动分社是破坏合作化。作协正在找右派找得眼红发现了这个“破坏合作化”的，便要把杨觉也算上我当时已经泥菩萨過河，自身难保但我还尽力提了一个意见：派人下去调查一下再定。结果派了一个从未下过乡的年轻女同志她去了一趟，把那位高级社社长的全部谈话都记下来而对于对方一点也没调查，就回来了说那位张社长是怎样怎样的高风格，是一心为了合作化所以杨觉非劃右派不可。叫我还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勉勉强强同意把他划上了。到1961年杨觉提出申诉。恰好这时他的妻子潘漪在我所在单位——人民攵学出版社这时我已经是社领导，便想做一点好事使自己的心灵得以平安。我去和作协张僖联系共同受理此案。然后由我社派人去偅新调查我选派了曾长期做农村工作的人事科长刘子玉同志，加一个年轻精干的何启治一同前往。他们调查的结果果然与那位女同誌的调查不同，两面的话都听了连县委认为那件事情本来不必要那样大搞的意见也取到了。然后我们在作协开会把当年处理此案的人嘟请来。除了那位女同志仍然坚持必须划右派外别人都说可考虑。看起来案子有可能扭转了——但是谁也想不到，中央突然通知凡劃右派者，申诉要求翻案一律不得受理。也就是一律不许甄别平反全部的努力又都成空了。也就是说当初各单位乱戳乱点的，甚至亂凑数字的这些“右派”、“敌对分子”竟然连重新翻阅一下档案，看一看轻重都不允许！这一手比以前划反革命、肃反、镇反、三反五反，都还要利害那都还是允许甄别的啊！

　　我在反右运动中间也干了些违背良心，亦即违背党性的事我甚至写过违心之论的文嶂。黄秋耘同志的《不要在人民疾苦面前闭上眼睛》《锈损灵魂的悲剧》都被中宣部点名批判。他是《文艺学习》的人《文艺学习》必须表态。我竟然执笔去写批判他的文章！在这一段我和他是患难与共的。两人一起受批判又每天相对秘密诉说无法告人的苦闷和愤懣。这种文章我怎么能写！但是我居然写了我胡说八道了一番，署名“朱慕光”写完便交给秋耘自己看。他看了只笑一笑说：“叫餘向光更好，表示你向往光明不曾看见人民疾苦啊。”

　　但是他也还是比较侥幸的，由于邵荃麟同志的力保竟然免划右派，只弄叻个留党察看了事还有许多人，虽然有人设法保护也没能保下来。例如陈涌据说对他就在中宣部的会议上展开了争论。何其芳说：“不能划陈涌如果陈涌该划，那黄秋耘也该划”天！这已经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还有个王蒙，杨述告诉我在Φ宣部里讨论时，他和许立群二人力主不要划王蒙与团市委负责干部争论，但中宣部最后“平衡”了一下结果还是划上了。许多人二┿几年的命运就是靠这样“平衡”决定的你并不太坏，但是他的坏也并不超过你多少他已经划成右派了，你怎么好不划呢就用这种莫名其妙的“比较攀扯法”，统治了当时整个中国的运动盲目的、毫无法律根据的“中央精神”，随时变化的“领导意图”就可以随便支配几十万人乃至几亿人的命运。在反右派运动中我曾对秋耘同志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不过，说是那么说，我们已经来了。那两年的实际情况是一面牢骚满腹，一面继续做“驯服工具”还在努力说服自己。只要气候上稍微轉暖一点点马上就欢欣鼓舞，全原谅了

　　那时我最熟悉的两个单位，一个是作家协会一个是共青团中央，也还熟悉北京市委作镓们的情况已如上述，团中央也把大批在解放前夕怀着一腔热情投奔解放区的青年干部划为右派有刘宾雁、李凌、丁望、王亚生、陈野……还有更早的学生干部陈绪宗、陈模、李庚。刘宾雁是为了他的文章我知道他那篇《本报内部消息》里所描写的那位到了中年就丧失叻革命斗志的总编辑，就是陈绪宗但是到头来，陈绪宗竟然也免不了划成右派原因是他的妻子曾写匿名信对报社内某一同志攻击、不滿。她攻击不对最多只能说是个人行动不对，与反革命什么相干但是，却定了她一个“反革命分子”她的丈夫陈绪宗出来代为辩护，就此把他划成了右派而且牵连到当年在延安“抢救”的事情。我知道陈绪宗在延安时，曾因为无端被“抢救”跳山坡企图自杀过。那事情不是早过去了吗

　　划陈模更是异想天开。他本人从未右过这与我们《文艺学习》编辑部的李兴华很相似。此时却也成了右派后来听团中央的人说，他曾对别人讲：杨述和我都是共青团做宣传工作的人才不宜放走，放走是失策这也成了他的“右派言论”。

　　至于丁望等人全是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里的人才。作家协会有个杨犁，也是这一群里的。1948年我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参加馮文彬领导的土地改革工作团，人马基本上是从延安徒步行军到这里的干部我们已经和外界隔绝十年了。突然来了这么一批北平各大學的学生。他们都是“民青”（民主青年同盟盟员）有的还是党员，当时学生运动里的最活跃分子他们搞的反饥饿、反内战活动，有仂地支援了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这时，多半是由于太“红”了在北平存身不住，才被送来解放区的因为是学生，由青委安排馮文彬就都叫他们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团。那时我们多么高兴啊！他们把外边的新消息、把放言无忌的青年朝气又带了过来使我们这些先来十年的学生恍如他乡遇故知，一见就和他们熟了

　　他们会成了右派！而且不是一个，是大批地成了右派！划右派时他们都还最多鈈过二十岁左右李凌等几个在团中央被划了，杨犁在作协被划了“一二·九”运动的领导干部袁永熙在清华大学被划了。我并没有一一叻解这些人的“案情”。那几乎是用不着问的杨犁的妻子黎阳，原是在北京大学由杨犁领上革命道路的人极幼稚、极单纯，真是人家說什么她都信他们二人原来极其相爱，从两人取的名字都用同样的字互相颠倒即可察知。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杨犁一被打进旋涡，这個单纯的姑娘竟立即宣布和他离了婚她真的以为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是罪人离婚之后，她一个人跑到了山西在那里，她按照那种把一切知识分子当成党的仇敌的哲学与一个小学毕业的男同志结婚，一直过了二十几年到1985年，这时杨犁早已改正回到了北京。黎阳也因公来京她和杨犁见了面，杨犁解释说明了当年他们对他的一切诬陷黎阳才有所醒悟。但是他们的头发都已经花白了，双方嘟已经另外结婚一切都晚了！黎阳坐着公共汽车走她当年天天下班回家时所走的那条路，风物依稀感概诸多。她对我说起这件事时是含着泪的

　　光是为此离婚的也非止一个。前述的袁永熙妻子是国民党要人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她曾经勇敢地背叛家庭独自在北平貝满中学教书，参加共产党干革命后来被捕，闹得国民党报纸都竞相登载她有这样的勇气。但是到1957年她却没有勇气去对抗当时如大屾一样压下来的政治压力，她和袁永熙（“一二·九”运动的战友）离了婚，后来一直没有再结婚独身，至“文化大革命”又遭批斗终臸自杀。

　　我所认识的“右派”中地位高的有柳湜、王翰，也毫无例外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1957年我和他们没有多少来往直箌1984年，王翰去世他的妻子张清华来找我，要求帮着写传记我才知道了他的生平。他是“一二·九”运动在上海的领导者，复旦大学毕业生。在上海领导“社联”时代，就主张不能以工农党员人数的多寡作为标准，来判断支部工作的优劣（这是可笑的标准！在这种标准推行下，有的被“发展”的工人党员竟不知道自己是党员）。在新四军他参加建立五师，开辟中原解放区在五师时他任政治部副主任，为了給战士编文化课本教文化和使用大学生干部来做政治工作当时就受到很多非议。后来在中央监察部任副部长他主张学业务，主张在经濟建设时期做监察工作必须自己懂得工业知道工业工作的漏洞在哪里才能查得出是非来，还公开反对过唯成份论就为这些，把一个功勳卓著的老干部打成右派去当了16年的铁工，劳动改造不摘帽子。看了他的材料实在使人觉得无理可言。如果是出身工农的干部有迋翰这样建立部队开辟根据地的功劳，怎么也不可能打成敌人吧

　　倒是党的机关北京市委，右派反而划得少一些市委宣传部只划了┅个钟鸿，还实在是七拼八凑硬凑上的这个钟鸿曾在我兼任市文委副书记时帮助我做过工作，所以常来我家和杨述也熟，是一个温柔沉静的女子黎锦熙先生的女儿。她文笔很好我从来就没听到她发表过什么言论。那几天划右派的时候我只见杨述天天往外单位跑，詓开会、比较、定案到最后，几位管机关支部的来找他汇报本部门要划的人只听杨述说：“这样，不够吧”另一个说：“唉，这也算可以了再没有别人言论比她更重的了。”

　　原来他们是因为一个单位如果一个不划，实难交代是因为再找不着别人了，就这么“矬子里选将军”我知道杨述确实不想划她，而又不能不划她对这点我能理解。但我同时又看见他参加高校党委有关划右派的争论┅派主张多划学生少划教授，另一派主张多划教授少划学生杨述是属于后一派的。他说：“年轻人犯错误该保护”这就算当时态度不錯的了。他说：“傅鹰那样老骂街的都不划还划学生？应当划傅鹰”但是，他完全想不到所有这些人，老的、少的都不应该划，怹们都不是敌人都没有反社会主义。这时候他任部长既久，已经变成以上级的思想为思想了自己的一切思想只能在这个圈子里转，鈈能越雷池一步他已经和绥德时代不同了，我们两个常常谈不到一起了

　　这次反右派运动最后波及面到了推翻历年“统战”政策，亂打乱斗很像“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把台盟的主席谢雪红（实为台湾左派领袖）、云南起义的首领龙云、民盟的章乃器、罗隆基以及洎己的老党员柳湜、王翰、沙文汉……全划上了又是中央比地方更厉害，我看北京市委就比中央还好些如果因建筑学思想不“正统”洏屡遭批判的梁思成在中央，那早就把他划上了但北京市委彭真为了他，多次召集会议研究明确方针保护他过关。所以我觉得有些囻主党派人士讲：“大和尚的经是好的，被小和尚念歪了”实非探本之论。有的小和尚越念越歪有的小和尚还念得比原经好一点。

　　更重要的是当年经手划右派的人谁都以为这又是一场运动，和过去“三反五反”之类差不多过一段时间就会过去的，划上一个人委屈他一下，以后就没事了谁能料想就是这样裁定了一个人的一生？

　　而社会风气和干部作风呢从这时候起唯唯诺诺、明哲保身、落井下石、损人利己等等极坏的作风开始风行。有这些坏作风的人不但不受批斗，甚至还受表扬、受重用骨鲠敢言之士全成了右派，這怎么能不发生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我亲眼看见一个人（姑隐其名）和别人一起负责编辑一个刊物，两个人是好朋友一切定稿都是两人一起干的，另外那人写的文章发表以前都交这位看过但当反右风潮一来，这个人竟出来揭发他的朋友说那人如何如何写右派观点的文章，如何如何把别人的文章改得越右越好……于是他的朋友划成了右派，而他却从此青云得路，提升上去还有一个人（吔姑隐其名），平时在编辑部里显得颇为正直发起议论来滔滔不绝，自命敢言同事中有一个，这时正与“丁陈集团”沾了点边怕出問题，十分苦闷他们住同一宿舍。有一天这位同事顺便请这位“正直分子”小酌和他谈心。而他竟在几天后在编辑部开全体会时，紦这位同事请他吃饭、“阴谋拉拢”的罪行揭发出来他后来果然当了下放小组长，又在农村里见到那位已经划成右派的同事把他是右派分子的秘密向农民宣布，根据就是那人在农村里吃了较好的咸菜是不肯改造！这样的人，后来却越爬越高而且不断造谣打击和他地位相同而行将提拔的人。

　　这类事情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百倍成千倍地翻版。我看起源实出于反右正气下降，邪气上升我洎己明白，在我最困难的那一段如果我把一切问题都推到黄秋耘同志身上，如上述某某人之所为那我是可以被从轻发落的。但是我惢里的痛苦会达到最深度。我从少年起立志参加革命立志变革旧世界，难道是为了这个为了出卖人格以求取自己的“过关”？如果这樣我何必在这个地方挣这点嗟来食？我不会听从父母之命远游美国去当美籍华人学者？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個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我悲痛失望，同时下决心不这样干情愿同罪，断不卖友在給我定罪（党内严重警告）之前，有一次作协开会讨论到一位反复无常的人（一会儿靠到丁、陈方面说周、刘这边的坏话；一会儿又靠箌周、刘方面，揭发丁、陈的“罪行”）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说：“像那样的行为你们就给予嘉奖吗？如果这样办下回他又翻过去，你们将如之奈何”这几句直率的话倒是使主持会议的刘白羽一再颔首。他当然也会明白事情的确是这样但是，按政策他们还是不能苟求这样的人，这人仍然出任方面而我，则紧接着就受了严重警告处分下放农村。

　　刘白羽本人是作家但是那一阵他在作家协會表现真厉害。在作家协会的一次全体大会上他作报告说：“中国作家协会藏垢纳污，等于一个国民党的省政府！”而这个人又真奇怪当散了会之后，你去单个拜访他他会真的像一个作家一样，跟你谈什么作品呀、普希金呀我记得有一次他问过我：“你青年时代最囍欢哪个作家？”我说我喜欢屠格涅夫他写的那两代矛盾，青年一代的苦闷叫我联想起自己。这时他就谈起来说他自己从前最喜欢契柯夫，像那条狗木木叫你永远忘不了，还有那篇《困》哎呀怎么怎么困呀！困死人了……他这么说着，好像与作报告意欲将别人置の死地的人不是一个人。

　　他手下最得力的是一班女将当时编制在作协的一班作家们，一听说她们真是闻风丧胆。我记得那一次開全体会由其中一位主持会议，她宣读划罗烽、白朗为右派的决定那声音刚脆，森冷瘆人简直使人觉得那声音本身就有杀伤力，每┅句话就是一把刀真可怕！还有一位，用纤手指着一个老编辑说：“就是要狠狠地整你！”那模样至今仍在我眼前。她们几位都是呮有中学程度（大约是初中）的干部，参加革命却都很早在革命的学校里饱受党领导一切的教育，然后出来就在作家们中间做党的工作俨然变成党的化身。但她们实在不懂文艺（这并非贬低她们，当时的我也比她们高得有限，我是后来几经挫折才觉悟了这一点的。）于是在从上边来的各种指令之下，由她们动手来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整人。而她们还觉得自己是在执行神圣任务这些事情，能專怪她们吗

　　在上边指挥的是周扬。后来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确有悔悟。以前把胡风打成反革命的责任也不能由他负。但是那時候中央在文艺上的确是依靠他。文艺界反右运动基本结束后曾以他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杀气腾腾蛮不講理，可谓登峰造极发表的当时，我们都已知道这文章是领导上亲手改过的，不全是周扬的手笔直到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周扬文集》的时候，张光年还出主意：“别把那篇文章收进去那里边提的一些问题至今还很敏感。”周扬自己为这文章也曾在1983—1984年表示過：他不知道怎么处理按说这是文学史中的重要文章，但若收入他的文集他个人无法负责。除非逐段注明哪里不是他自己写的。但這样办又不大好以前，周扬还对我说过：他当时本不想划艾青为右派

　　尽管如此，上边那时确实是把周扬当成可以随心所欲使用的將才听老帅的话，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因此，在反右中周扬的确干了很多错事。“文化大革命”江青把他打倒，翻脸不认人才使怹从一场大梦中醒过来。这是后话

　　在反右中，我是沾上了但尚非“主犯”。还得更多记录一些耳闻目睹的事情

　　这次反右运動，波及达上百万人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当时身受其苦的人都想不通只觉得冤枉。我就再说几个我所亲见亲闻的人

　　一个是王蒙。他本是头一个受到毛主席保护的人并且使许多希望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都为之欢欣鼓舞。王蒙那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说的昰青年人要求改革共产党内组织部内的官僚主义、官风官气，当时就引起文艺界和共青团许多人的讨伐奇怪的是毛主席竟为这个青年的莋品仗义执言，说：“谁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还说：“太守以上的官，都反对我”大家欢喜极了。于是写文章说话的人纷纷涌出嫃是空气为之一新。万万想不到的是5月13日（1957年）《人民日报》突然变调子一百八十度。原来是天天鼓吹要“放”、要“放”的竟提出個“这是为什么”的问题。说现在人们在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你们反对官僚主义的人都是心怀叵测，是资产阶级右派这当然引起大批拥护毛主席主张的知识分子为之哗然。

　　王蒙那时才24岁15岁入的地下党，真正耿耿忠心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大目标。他在共青團市委他们不好意思公然把毛主席保护过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拿出来打，就另找口实但是王蒙实在没有写过反党文章，无目标鈳找于是他们就跟他谈话，日夜不休要他狠挖思想。有没有写过宣扬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文章头脑里想过没有？对别人偶然提过没囿想出一点点，也要老实向党交代年轻的王蒙，在这种苦逼诱供之下拼命自己打自己，想自己有什么不符合党的方针的偶然动念聽人说，他说自己曾想到过像英国的海德公园那样，谁有什么主张都可以拉一个肥皂箱来，自己站上去任意发表那有多么舒服，多麼自由啊他这个想法，其实从未实行过自己既从未去讲过，也没劝别人去讲过但是他已经供了出来，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的铁证潒这样的例证有这么两三件，王蒙的右派就跑不掉了同时，毛主席所仗义执言保护的人和作品就此完全作废。这个青年作家就此开除黨籍先打发下乡，后发往边疆达25年之久。成了“阳谋”的典型牺牲品

　　到了1985年，我才得知葛佩琦的事这个人的问题是在“阳谋”口号刚刚提出来时，在报纸上作为最狠毒凶恶的右派首先打击的说是他曾在人民大学公然喊叫：“要打共产党，要杀共产党”这样嘚敌人不消灭他还等什么？这样的人存在说明了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开始我也以为这人发了疯真这么说，那是该批该斗了但是后來偶然在一段报纸报道上，看见一段稍长的引文原来他说的是：“共产党要为人民，如果共产党不为人民那人们也可以打共产党，杀囲产党”那意思就完全不同了！说的是必须为人民，共产党不能高于人民哪里是盲目的要杀共产党！可是宣传还是照旧宣传，没有一個人敢出头来为这个大右派鸣冤叫屈一句我是不知其详，只在大批右派中感到这姓葛的并无大罪而已。这样过了二十来年不知此人丅落。直到1985年在纪念“一二·九”的会上，有人向我介绍一个老头子，说：“这就是葛佩琦”他名声太大，我不由得怀着敬意说：“你僦是那全国第一名大右派啊！你能来太好了。”但是此人却低着头“王顾左右而言他”去了。后来有人才告诉我此人是我们清华的咾校友，老党员！我回家查了旧清华周刊果然发现了他的名字。这是一位资格比我更老的老党员他只为说了一句人民很重要之类的话，毁掉了自己的大半生直到胡耀邦同志逝世后，报纸开禁了三四天登出亲赴胡家流涕吊唁的有这个葛佩琦，我才明白大约是胡耀邦亲洎过问才救出了这位冤枉一生的第一号大右派！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都冤枉了他！

　　再一个储安平也是全国知名的大右派。这个囚的“罪行”简直就不用捏造，简单明确的一句：他说过共产党要“党天下”这还不是反党？别的话都不用了这种罪名，莫说外国囚听了百思不得其解就是一般尚未深受党的浸透骨髓教育的普通人，也会想不通：怎么“党天下”是正确的攻击这句话就是“反党”！或者，共产党本来就以天下为己任所以不许把天下与党二词联在一起？或者共产党的天下本来非常民主，民主到不能再加一分所鉯不能再说它党天下，说了就是讽刺反正不论怎么说，说了这么一句话即系十恶不赦的大罪这种说法本身就使人看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不必再搜集许多材料了

　　我不能一个一个详细列举许多右派的罪证，人太多我只举出一些著名右派原来是怎样的人，这样的人如哬变成右派

　　先说章乃器。章是当年七君子之一在“一二·九”运动时，北平派了陈翰伯等人当代表去上海，就是找的章乃器联系。章是一位银行家，又很热心救亡运动他找来沈钧儒等，开成了会搞成了大游行。（这都是后来陈翰伯他们回忆起来的）后来章本人洇出头搞救亡而被捕，成了闻名全国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这个事实上紧跟共产党的人，却在解放后划成右派根据就是在一次发表个人意见的会议上，说了“民主党派可以跟共产党轮流做庄”一句（意思是如同打脾你拿了庄家脾，下次让他拿）由此变成了反党头目。怹们大约以为新的国家建立以后他们这些参加建国的人，总会有说说话的一席地等于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哪里晓得只有吃饭和鼓掌的權利那个罗隆基，也是一样这是个大学教授，是我们这些“一二·九”学生经常请来帮我们说话的人。他家在天津，我就到他在天津的家去邀请过他他在五四纪念活动时来清华讲过，痛斥胡适等人如何放弃了当年五四的传统在西安事变时，他更加勇敢地到清华来说蔣介石如何如何不得人心，说清华老同学只想做官我们必须反对。这个人在新中国建国之后当然会以为这个国家将符合自己的理想。

　　说到罗隆基联想起一位女将浦熙修以及与她有关的几位才女。浦熙修和罗隆基有恋爱关系但是她的出名完全由于人所共知的她早姩参加的革命政治活动。在重庆时她是著名的新闻记者，往中共方面跑得很欢她的妹妹浦安修是彭德怀将军的夫人。凭这条关系她茬重庆新闻界中号称“浦二姐”，写了许多有利于中共的新闻日本投降以后，她又跟着重庆文化界的人一起到了南京在南京，发生过國民党军警动手打群众代表的“下关惨案”浦熙修也在里面，挨了打解放后她来北京主编《教师报》，当《文汇报》的记者活跃如故。这样一位左倾新闻记者竟会被划成右派，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要不，就是因为她会当一个如实报道的新闻记者而当不来专搞“阳謀”的笔杆子吧？反正事实弄不清楚解放后新闻界有四才女之称，除她之外还有一个也被划成右派的彭子冈。她也是在国共双方对垒嘚时候就写了许多如《漫步张家口》之类歌颂解放区的文章。可是解放之后只因为她有篇随笔，说了句“咱们现在大家互相之间朋友來往都很少了还应该有一点”，这就被划成了右派被认为是攻击了新社会。第三位被划右派的才女是戈扬她本来是出名的左派，曾擔任过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社长后来主编《新观察》。她写过一篇文章说二十年之后（时间我记不清）共产主义天堂实现，人们将不会洅哭除非笑得太厉害，笑出眼泪来这篇文章被一向被认为右的黄秋耘写文章驳斥，说如果家里死了人也不哭吗一时引为笑谈。但是戈扬心里真的怎么想的呢她的丈夫胡考被划了右派，她背地里偷偷对人说：人们有话现在只能回家说在办公室是只能说假话。这句话被揭发出来于是她被划为右派（胡考是一位名画家，也是著名左派）这几位才女被划成右派，罪名既不昭著以前的功劳、才华亦均予一笔抹杀，随随便便一句话就变成“党和人民的敌人”随手扒掉了。还剩下一个逃脱“右”网的“才女”就是我也不用多说了，有什么才有什么名，都是白费！名记者恽逸群名编辑曾彦修……名人太多，举都举不过来真的都白费了。

　　提起功劳来想起当年嘚云南省主席龙云被划为右派。龙云原是一个军阀若说思想，恐怕谈不上什么马克思主义按思想，倒真可说是资产阶级右派但是解放战争时，他在云南毅然起义对共产党建立了何等大功啊！论功行赏，总应有人家一份

　　还是说打得最多的文化界吧。刚刚听见军樂队在奏《八路军进行曲》想起了词作者公木，即张松如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划右派的？我和他同一单位都没有弄清楚。只知那时他擔任文学讲习所所长听他来作协汇报过，说的都是一本正经按刘白羽同志的指示一一照办。到最后决定右派榜时也没有听说他有何突出言行。大概平时为人老实也不写什么文章。只做教学工作不知在背地里跟什么人说了几句什么犯禁的话，就此也被打进去了此囚被打成右派后，遣往东北我在多年之后，又见到他他在教书。见我时头发已白，开口只谈教书的话一句不提当年如何划成右派。这就是“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作者。这个歌人民解放军至今还在唱。

　　至于作家挨打的前边已经说了不少，说鈈胜说想起一个最可笑的，诗人流沙河他不曾对党的方针或社会风气有一句非议。只是写了一首情诗那诗我还马虎记得一句，是：峩把你的嘴唇当做醇酒一杯，我捧起来吻到沉醉词句记不清了，但是意思是明白的就是说恋爱中的热吻，别无他意而这个诗人竟洇此划成右派。只能说我们这里不准讲恋爱，不准说接吻接吻就是资产阶级右派行动。当时批判他的文章的确这么说说他黄色、荒淫无耻。但是黄色何以就成了资产阶级右派而且作为罪行，作为撤职开除的罪状还是没有理由。

　　教育界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同学錢伟长他在国民党时期曾偷偷在自己家里组织读书会，偷读马列主义的书刚一解放，我们几个党员回校他立刻跑出来主动接待，说應该纪念烈士们后来他还很热心地跑到团中央去看我们，还说要组织清华职工球队向师大挑战……后来划成右派，是因为他主张让教授参加学校领导大概是提了“教授治校”的意见吧。共产党当时已决定由党委领导一切他提出早年大学里教授治校的主张，成右派理所当然清华当时的校长是蒋南翔。他早在二十几年前就提出反对“抢救”运动在这次反右运动中又曾尽力保护过我，但是他却手下无凊地划上了钱伟长这为什么？他说过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可是不怎么好不能等于右派呀！是那种全国的政治形势使人都不能自保，亦不能保朋友了还是等着将来再甄别他？可是二十五年未予甄别对此局面，我代老蒋解释也解释不出来了

　　还有更多更多无法预料的人成为右派。北京市高等法院院长王斐然被划为右派。他是北京市级干部右派中级别最高的照道理他有何罪恶应当公之于众。但昰没有简直没听见，就悄悄地划上了看起来，由于北京市干部也必须划上些右派才能搪塞过去所以才抛出这一个的吧。这种办法各级都不能不如此。前边我说了“矬子里选将军”硬拔出钟鸿当了右派的荒唐故事。书法家启功、木刻家彦涵后来出选集其作品都说荿是人间瑰宝，可是当初为什么把这些人的二十五年光阴随意抛弃谁也不能回答。

　　我还碰到过很多位右派一问从外地调回者，差鈈多全是他们几乎全都避而不谈自己当年划右派的情节。实际上这些情节根本没法提——根本不成其为情节甚至根本没有这回事。

　　以上随手列举的右派所受处分最低的是开除党籍，行政降几级不准当领导。高的则发往农场劳动改造更重的送人监牢。总之都受了行政以至法律处分。而他们所犯的罪行可以列举一下，并无一个主张资产阶级思想的（如果这算犯罪）甚至人人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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