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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四川》连载(6)天下四川
四塞之之国,蜀道通天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很多人都喜欢用李白的这首《蜀道难》来形容蜀道的险峻与出入四川的不易.诗中所指的蜀道便是指连接巴蜀与秦陇之间的金牛道,也就是现在所称的剑门蜀道.
四川自古便是“四塞之国”,耸峙的峻岭,起伏的地形,深大的切割使古蜀与外界之间的沟通十分艰难.但近来三星堆、金沙的考古发现,证明了古蜀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独的文明,它与外界的交流与沟通从来没有停息过.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西域时,还在大夏国(今阿富汗)见到蜀布、邛竹杖.古时,四川与外界的交流主要通过三条古道来实现的,即剑门蜀道、茶马古道、南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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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牍文略论邓绍基　李　玫内容提要
本文对尺牍文的渊源和流变，对尺牍文的文体定位和体制演化进行了辨证和评述，并对编选《历代尺牍精华》的方法和原则作出说明。　　关键词 尺牍　　文体定位　　体制演化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素称礼仪之邦，如同社会交往中应用的人与人之间的称谓名目繁富多端一样，作为人际交往的重要工具的书信的名称也是不一而足。它们不但在使用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区别，而且还多有发展和变化。本书取名采用“尺牍”这一名称，不仅取其较为古老，也取其具有通称泛指的特点。大家都知道“尺牍”一语最早出自《史记》，该书《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了缇萦救父的故事，仓公是汉代临淄人，姓淳于，名意。他坐法遭刑，其幼女缇萦向文帝上书，愿为官婢，以赎父罪。太史公传赞中说：“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传记正文中说“上书”，传赞中说“通尺牍”，可见“尺牍”即指“书”。所谓“牍”，指木板，为书写工具。一尺左右的木板，叫尺牍。从一些记载看来，汉人以尺牍通音问是为习惯。《汉书?游侠传》中记西汉末年人陈遵擅于书法，所以“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所谓“藏去”即“藏储”，引申为珍藏之意。汉代皇家的诏书也可称尺牍，《汉书?匈奴传》记：“汉遗单于书，以尺一牍。”由于春秋战国时代已把文字通讯叫作“书”，所以汉代也有“尺书”之说。如《史记?准阴侯列传》记广武君言：“北首燕路，而后遣辩士奉咫尺之书，暴其所长于燕，燕必不敢不听从。”“咫”，犹言八寸，所以“咫尺”意谓一尺左右，“咫尺之书”即意谓“尺书”。但社会生活中常有约定俗成的现象。自汉以后，尺牍一语成为书信的通称，较尺书之说更为流行，运用得更为普遍。至于诏书倒反而不称为而且不能称为尺牍了。
尺牍一语，在晚近还相当流行，即使是在“五四”文化革命确立了白话文的一统地位以后，也还流行。这个世纪3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有《白话学生尺牍》和《白话商业尺牍》，更为著名的有鲁迅作序、孔另境所编的《当代文人尺牍钞》，都是明显的例子。这说明，用白话文写的书信，依旧叫作尺牍。只是近40年来，尺牍一语才有演变为书面语的趋向，也就是说，人们口语中已少见把书信叫作尺牍了。但我们这个选本既限于选录古、近代的书信，采用尺牍这个名称，似乎也还合适得当。
以上是说明本书取名的缘由。再说本书选录尺牍的文体定位。现在有一种习见的说法，认为尺牍书信是散文中常见的文体。或者说它是属于与诗相对的文的类别。我国古时本无散文骈文之别，六朝以后，才有区分。因此如果不把“散文”作近代化的解释，即专指一种文学体裁，而把它作为“古文”来理解，以上说法本无乖错。但如果仔细推敲，却总觉得存在着可容商榷之处。这倒还不是指不少尺牍文采用骈体而言，而是说有的书信实也曾用诗的形式出现过，这就是前人所说的“诗简”。这里所说“诗简”并非指那些诗题中出现“寄”、“寄赠”或“寄怀”字样的诗作，如李白的《沙丘城下寄杜甫》和高适的《人日寄杜二拾遗》等，虽说它们多少也具有书信的因素，但这类诗作实在太多了，若要说它们是“信”，不免遭到牵强之讥。但有的诗歌确是具有书信性质，如白居易的《代书诗一百句寄微之》，宋人王迈的《简同年刁时中俊卿》诗等。还有的诗作更明显地充当着书信的功能，如杜甫的《对雨书怀走邀许主簿》，那实在就是一封邀请许主簿来饮酒的诗简，所以诗中有“相邀愧泥泞，骑马到阶除”之言；还有白居易的《江楼夕望招客》诗，诗中“能就江楼消暑否?比君茅舍较清凉”云云，也属诗简一类。又如曹雪芹的朋友敦敏的《小诗代简寄曹雪芹》更是道道地地的诗简，不妨引录于下：　　
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
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遵。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
东风杏雨，上巳将到，敢烦故人枉驾，舍下小院一醉。诗意就是如此，也就是用诗的形式写的短简。看来，“诗简”既是客观存在，断言书信只属“文”就值得怀疑了。当然，说书信不完全属“文”的同时却又应当承认，古今书信主要属“文”，这也是客观事实。因此，本书所选对象还是只限于“文”――以散文或骈文形式写成的信。诗篇类暂付阙如。
尺牍一体，为生活中音问、信息交流往还的介体，因此涉及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或论道，或议政，或谈文，或品艺，或叙游历，或说家常。有的庄重严肃，有的谈笑风生；也有立论新奇，也有属文优美，不一而足。但由此又会引出一个定位问题：书信是应用文(或叫应用文体)吗?看来很好回答：当然是的。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历来曾出现过完全是为了实用目的也就是起书信范文作用的尺牍选本，有的选本甚至还特别留意挑选上款、正文、下款三者必须俱备，而上款用语和下款用语格式也力求涓择齐备的书信。这样的选本，旧时在粗通文墨的工商业店职员和兼为他人代写书信的“拆字先生”中是很流行的。但这样的选本往往文牍气过重而缺少书卷气。但书信中偏偏有类似游记、小品的文字，或者说，有的书信实际是游记，是小品，是纯文学作品。比如本书选录的南朝吴均名篇《与朱元思书》，如果去掉它的题目，仅看内容，你能判断它是一封书信吗?当然，研究家一般都判断这封书信是被人节录了的，今天我们只知道它初见于《艺文类聚》，这是一部类书，类书转载，一般是会被删节的。但同样为本书选录的唐代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实际也是一篇游记，作为“信”的内客――邀友同游，倒只有几句。
还有很多尺牍书信，着重叙事和议论，却也波澜起伏，文情婉转，可读性很强。由此，又会引出另一个定位问题。书信是文学作品吗?如果从纯文学观念来审衡，当然不是。或者说大部分不是，小部分是。但从我国传统的一种文学观念，也就是从如今人们所说的杂文学观念来度量，书信确是兼有叙事、议论、抒情、体物种种特点，既是实用文牍，却常有审美鉴赏功能，于是也有学人谓之“应用文学”。因此，在既有的尺牍书信选本中，就有着重从文学角度，也就是从审美鉴赏角度作挑选择录的，这样的选本和上述专从文牍实用功能角度作选录的选本就显得很不一样。同那种专从文学角度选录尺牍文也显得不同的，还有专从治学论艺角度作选录的尺牍书信选本，那实际上是一种论文选。由此看来，尽管都属尺牍书信选本，由于选择的角度不同，面貌也就不同。
在既有的尺牍书信选本中，兼收并蓄的选本也屡见不鲜，这种选本的优点是能够比较充分地显示出尺牍书信既可叙事、议论，也可抒情、体物的特点，可显示出尺牍书信既有实用性的应用文的特点，也可显示出它具有审美鉴赏性，乃至是纯文学的特点。事实上，同一作家所写的书信也往往显出不同的特点，如本书所选白居易的两封致元稹的书信，一为论文名作，一为抒情佳篇。因此，我们的这个选本就采用这种兼收并蓄的办法。
我国的尺牍书信的体制经历过它特有的历史发展过程，本书既然是一个兼收并蓄的选本，似乎也应该体现出书牍体制的历史发展面貌，但事实上又很难做到。不过我们还是按时代为序来选录作品，以期多少能显示出尺牍的若干历史面貌。明清之际的周亮工在编选《赖古堂尺牍新钞》时，曾讥弹选家按时代选录尺牍的做法，所谓“止取源流之远，何关毫素之良”。但这只是周氏一家之言，事实上他的良佳标准也只是一私之见，见仁见智，倒是一种普遍现象。
自古到今，书信的体制变化很大。最早称作“书”，那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左传》所记文公十七年郑子家告赵宣子书或许是今存最早的书信。但那时臣属向皇帝言事，朋辈相互致文陈情，都可叫“书”。到了秦代，臣属向皇帝言事的“书”改称为“奏”。汉代更讲究礼仪，繁文缛节，奏书也分为“章”、“表”、“奏”、“疏”、“议”，之所以有这种区分本是要按内容来作类别，但在实际运用中往往难以严格区分。由此笼统地名为“章表”，或叫“奏章”、“奏疏”。东汉时期又有“奏笺”的说法。大致是在魏晋六朝时期，在奏笺中又分出“笺”和“启”。后来“笺”又成为专向皇后、太子和诸王上书的名称。但到了唐代，“启”既可以用作对上司呈书的称呼，也可用于朋友之间，特别是致函朋辈中的尊长者，常有“书启”之说。今见宋人刊刻柳宗元集，目录中“书”和“启”截然分明，但仔细读其内容，探其性质，不少“书”和“启”实也难以区分。
与“尺牍”一语相比，“书信”之称远在其后，大致是在南北朝时代。《艺文类聚》引《述异记》所记陆机事迹有云：“(陆)机羁旅京师，久无家问，因戏语犬日：‘吾家绝无书信，汝能赍书驰取消息不?’犬喜，摇尾作声应之。试为书，盛以竹筒，系之犬颈，犬出驿路，走向吴。”这则有趣的故事，自唐以来，成为诗歌中的典事，即所谓“犬书”。陆机是西晋人。据宋人程大昌《演繁露》中所作考证，“晋人书问凡言信至或遣信者，皆指信为使臣也。”如果证之以《世说新语》，程说当可信。《世说新语?文学》记郑冲嘱咐阮籍写《劝进文》，先叙“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后记阮籍在醉中写毕，“乃写付使”。可见，“信”即“使”。因此，《述异记》载陆机所说“书信”，当是意谓信使递书，不同于今人“书信”涵义。
但有一个问题似乎也应当研讨，《述异记》记陆机的话语难保一定是原话，因此“书信”一语也可能是《述异记》作者的语言，《述异记》作者旧题任日方，当可信。只是此书已经唐人改窜。任日方是晋以后的南朝人，这就可以把他书中的“书信”一语与北朝人的同样的话语印证。《周书?晋荡公护传》记宇文护之母陷于北齐，齐主令人为其母作书与宇文护，宇文护得书后，复信中说：“二国分隔，理无书信，主上(按：指北周武帝)以彼朝不绝子母之恩，亦赐许奉答，不期今日，得通家问，伏纸呜咽，言不宣心。”《北史?周宗室传》中也载有此信，只是个别文字稍有不同。《周书》和《北史》记载的宇文护母子通信全文，当有史料根据，当今文学史家尝有论及，认为宇文护母阎氏《与宇文护书》几同口语，其间还夹杂有鲜卑族的称谓，与当时通行的散文和骈文都不相同。宇文护的复信虽基本上是四言句，但也有比较口语化的文字。也就是说，学人不仅不怀疑它们的真实性，而且颇为重视。这就可以证明南北朝时人已将“书”和“信”合为语词。但从上引《周书》中“二国分隔，理无书信”看来，这里的“书信”也还是信使通书的意思。到了唐代，“书信”一语就接近今人所说的“书信”的涵义了。
通行的辞书常援引元稹《酬乐天叹穷见寄》诗中的“远来书信”句为例，这诗全文如下：
病煎愁绪转纷纷，百里何由说向君?老去心情随日减，远来书信隔年闻。　　
三冬有电连春雨，九月天霜尽火云。并把巴南终岁热，四时谁道各平分。
但也有的辞书中认定元稹诗中的“书信”依旧同于南北朝时代人的“书信”的涵义。那么，更为明晰的是柳宗元《答贡士萧纂欲相师书》中出现的“书讯”话语，这封书中说：“不意足下曲见记忆，远辱书讯，贶以高文，开其知思。”复又说：“今览足下尺牍，涵勤备厚。”“远辱书讯”就是“辱书”之意，与后文“尺牍”相呼应，可见“书讯”即为“尺牍”意。由此看来，唐人“书信”或“书讯”的说法已接近或相似于今人的书信涵义。有的辞书说古人无“书讯”之说，倒是不合事实。所以不妨说，“书信”指“书”，是在唐代出现的。当然，以“信”代“书”那倒是近代才出现的。在现代口语中，写信、寄信和送信这种种说法就更为普遍，但把信说成“书”在现代口语中也并没有绝迹，如“上书”、“情书”，反倒不能说成“上信”、“情信”。至于古时“书”的别称，如“启”、“移”、“牍”、“简”、“札”、“帖”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了书面语了。“简”通“柬”，作为书柬之“柬”在今天口语中似乎只有专义，既“请柬”。
正因为书信体制有一个变化过程，我们这个选本在确定不选臣属对君王的奏疏、笺启的前提下，适当考虑并顾及历史具体情况，将早期的乐毅的《报燕惠王书》、李斯的《谏逐客书》和缇萦的《求赎父刑》等篇，也予选录。这里所说考虑并顾及历史具体情况，倒也不是要通过我们的选录来展示书信体制的历史演变，那不是我们这个选本的任务。我们只是观照一个现成的通例，即仿照文学史编写工作中在“文学”概念上的早宽后严习惯。当然，同时也有照顾名篇的考虑。也正是从这种考虑出发，在唐宋人书信中，我们既选录了李世民的《答魏征手诏》，也选录了苏辙的《为兄轼下狱上书》。后者是名篇，无庸赘说。前者是一封不经中央政府部门颁发而直接写给臣属的诏书，不仅见出这一对君臣间的特殊关系，而且写得真挚又坦率，故也予以收录。本书在基本不录奏疏的前提下，却又酌量选入若干篇，甚至还选了一篇“手诏”，或许有庞杂之嫌，所以更须要把我们的想法说明如上。
以上说的是文体、体制上的兼收并蓄，其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内容的广泛。当然，内容上的兼顾多样并不能仅靠体制的多样来体现。所以我们在内容方面也力求选择广泛。当然，举凡国家大事、个人遭际；气节砥砺、学问切磋；性灵抒发、风物描绘以及朋友谈心，家庭教育和亲情至爱，等等，尽量兼顾。
历代尺牍书信大抵散见于史籍和各家文集中，篇数之多，难以计数，真可说是浩如瀚海，实际上不可能逐一翻检、阅读，即使是在易见的书籍篇章中择录，选为一册，也常使人有眼花缭乱，挂一漏万之叹。明、清以来，出现过不少尺牍选集，但大抵选录家数较少。本世纪以来，各种尺牍选本层出不穷，入选家数也随之增多。我们在选录工作中曾予参阅，得益非浅，在此一并说明并致谢意。(作者附记：本文系据我们撰写的《历代尺牍精华》的前言删节而成，该选本将由巴蜀书社出版)
　　　　　　　　　　　　
原载：《山西师大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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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thur.lib.nthu.edu.tw/dspace/handle/745
Date:&2008
Keywords:&
Abstract:&本論文以陳三立早期少數詩文作品、《散原精舍詩》、《散原精舍詩續集》、《散原精舍詩別集》為主要探討文本，並從戰爭書寫、液體記憶、詩/詩人之死等三種角度切入，旨在研究陳三立的怪奇書寫風格，結合其個人經歷與歷史事件，藉此理解以陳三立為例，反映出的一種清遺民面向與心態。本文先從陳三立書寫風格的發展進行考索，了解陳三立怪奇風格的形成過程，當中曾經歷模仿與改變。在風格形成的基礎之上，本文從三種書寫面向，突顯出陳三立在一代清遺民中的特殊。首先是戰爭書寫，依照歷史事件發展序列，反映出陳三立如何看待近現代中國歷史。再者是液體記憶，對照戰爭書寫的歷史記敘，藉由四種陳三立生命中常見的液體，討論陳三立如何回憶他個人的生命歷程。最後以死亡為主題，了解陳三立在同時代的清遺民中，不將遺民的生存道德化，但卻用書寫直指在現代中國的興起裡，遺民生存較於死亡，更為不堪與荒謬的處境。陳三立的兩度自殺，分別象徵著他書寫生命的獨立與告別，在這段過程當中，陳三立曾經嘗試以書寫安頓生存，但他的心態如同書寫風格一樣，怪奇拗折，不能寧靜，陳三立在一代人當中，特別反映出書寫與現實生存在死亡面前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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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Schimdt, “Harmony Garden: The Life, Literary Criticism, and Poetry of Yuan Mei()”, (London:RoutledgeCuzon, 2003)七、其他專書（一）陳三立研究胡迎建：《一代宗師陳三立》（南昌：江西高校，2005）胡迎建：《民國舊體詩史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章木：〈陳散原詩文的蛻變〉，《藝林叢錄》第六編，（中和：谷風出版社，1986）張求會：《陳寅恪的家族史》（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葉紹榮：《陳寅恪家世》（廣州：花城出版社，2000）劉經富：《義寧陳氏與廬山》（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蔣天樞著：《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臺北：弘文館出版社，1985）（二）近現代人物年譜、傳記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自編年譜：》（北京：三聯書局，1998）徐臨江：《鄭孝胥前半生評傳》（上海：學林出版社，2003）孫應祥：《嚴復年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許全勝撰：《沈曾植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梁啟超：《李鴻章傳》（台北：立緒文化，2004）張暉：《龍榆生先生年譜》（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三）近代文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國近代文學論文集（）概論卷》（北京：新華書店，1981）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國近代文學論文集（）詩文卷》（北京：新華書店，1981）任訪秋：《中國近代文學史》（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88）汪松濤：《中國近代文學評林》第四輯（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汪辟疆：《汪辟疆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汪辟疆：《汪辟疆說近代詩》（上海：上海古籍，2001）李繼凱、史志謹著：《中國近代詩歌史論》，張興彥主編：《中國詩歌史論叢書》（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吳淑鈿：《近代宋詩派詩論研究》（台北：文津，1996）胡曉明、李瑞明著：《近代上海詩學繫年初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徐鵬緒：《中國近代文學史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時萌：《中國近代文學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馬亞中：《中國近代詩歌史》（台北：台灣學生，1992）黃霖：《近代文學批評史》，王運熙、顧易生主編：《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之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黃霖：《中國語言文學研究的現代思考》（上海：復旦大學，1991）黃霖：《近代文學批評史》，王運熙、顧易生主編：《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之七（上海：上海古籍，1993）郭延禮：《近代西學與中國文學》（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9）張高評主編：《清代文學與學術：近世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之三（台北：新文豐，2007）劉增傑主編：《中國近世文學思潮》（台北：文史哲，1997）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光緒宣統卷》（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錢仲聯：《夢苕庵詩話》（濟南：齊魯書社：1986）錢仲聯：《夢苕庵清代文學論集》（濟南：齊魯書社：1983）錢仲聯：《當代學者自選文庫：錢仲聯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錢仲聯：《夢苕盦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錢仲聯撰，魏中林整理：《錢仲聯講論清詩》（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4）錢基博著，傅道彬點校：《現代中國文學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關愛和：《悲壯的沉落》，《19-20世紀中國文學思潮史第一卷》（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關愛和：《中國近代文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魏仲佑：《晚清詩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嚴迪昌：《清詩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四）近現代歷史研究〔清〕陳作霖等編：《金陵瑣志》九卷，據光緒二十六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收錄《中國方志叢書》〔清〕陳作霖等編：《金陵通傳》四十九卷，據光緒三十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收錄《中國方志叢書》〔清〕陳作霖等編：《金陵通紀》十四卷，據光緒三十三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收錄《中國方志叢書》上海通社編：《舊上海史料匯編》上、下共兩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許逸凡等譯：《八國聯軍在天津》（山東：齊魯書社，1980）司馬嘯青著：《台灣日本總督》（台北：玉山社，2005）江慶柏編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北京：三聯書店，1957）金冲及、胡繩武著：《辛亥革命史稿：第三卷．1911年的大起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來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宓汝成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近代經濟史參考資料叢刊》第七種，（北京：中華書店，1963）胡平生：《民國初期的復辟派》（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5）桑兵：《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黃希源編：《中國近代農業經濟史》（開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清季）（台北：正中書局，1963）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台北：正中書局，1984）陳旭麓主編：《中國近代史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2）陳玉堂：《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全編增訂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黃昭堂著，黃英哲譯：《台灣總督府》（台北：自由時代出版社，1989）張靜廬：《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北京：中華書店，1957）曾鯤化撰：《中國鐵路史》，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88）楊廷福、楊同甫編：《清人室名別稱字號索引：增補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楊天石、王學庄編著：《南社史長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鄭逸梅編著：《南社叢談》（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劉志超、關捷編著：《爭奪與國難－甲辰日俄戰爭》（瀋陽：遼海出版社，1999）遼寧省檔案館編：《日俄戰爭史料》（瀋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5）〔美〕費正清等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兩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美〕費正清等編，章建剛等譯：《劍橋中華民國史》兩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日〕佐藤公彥著，宋軍、彭曦、何慈毅譯：《義和團的起源及其運動：中國民眾Nationalism的誕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五）其他丁守和主編：《中國近代啟蒙思潮》（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續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論集》（台北：台灣商務，1995）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及其對儒家傳統的衝擊》（台北：時報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5）王金英：《詩詞曲語詞例釋》（北京：中華書局，2005）朱維錚：《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汪榮祖：《康有為》（台北：東大圖書，1996）汪榮祖：《康章合論》（台北：聯經，1988）汪暉：〈個人觀念的起源與中國現代認同〉《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總第九輯，1994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北京：三聯書店，2004）汪暉：《汪暉自選集》（廣西師範大學，1997）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聯書店，2000）金克木：《舊學新知集》（北京：三聯書店，1991）吳雁南、馮祖貽、蘇中立主編：《清末社會思潮》（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桑兵：《清末新知識界的社團與活動》（北京：三聯書店，1995）桑咸之：《晚清政治與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夏曉虹等著：《文學語言與文章體式：從晚清到五四》（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夏春濤：《天國的殞落，太平天國宗教再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6）許德楠：《論「詩史」的定位及其他》（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台北：麥田出版，2000）陳旭麓：《近代中國的新陳代謝》（上海：上海社會科學，2006）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上海古籍，2000）郭漢民：《晚清社會思潮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台北：聯經，2000）張灝著，崔志海、葛夫平譯：《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南京：江蘇人民，1993）張灝：《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台北：聯經，1988）張暉：《詩史》（台北：學生書局，2007）張相：《詩詞曲語詞匯釋》（北京：中華書局，2001）張玉法：《民國初年的政黨》（台北：中國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彭懷恩：《民國初年的政黨政治－政治發展角度的觀察》（台北：洞察出版社，1989）湯志鈞：《改良與革命的中國情懷－康有為與章太炎》（台北：商務印書館，1991）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趙園：《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魯迅撰，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鄭大華、鄒小站主編：《思想家與近代中國思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劉俊文主編、黃約瑟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92）錢鍾書：《槐聚詩存/石語》（台北市：書林，1999）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上海：地圖，1982）〔美〕費正清（John K. Fairbank）、賴肖爾（Edwin O. Reischauer）著，陳仲丹等譯：《中國：傳統與變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美〕蕭公權著，汪榮祖譯：《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日〕青木正兒：《清代文學評論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88）〔日〕吉川幸次郎著，章培恆等譯：《中國詩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日〕佐藤慎一著，劉岳兵譯：《近代中國的知識份子與文明》（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日〕黑澤明著，李正倫譯：《蛤蟆的油》（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八、期刊論文：（一）台灣期刊論文：黃克武：〈民國初年孔教問題之爭論：〉，《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十二期，民國73年刁抱石：〈陳三立傳〉，《國史館館刊》，1988年6月李建崑：〈試論韓愈詩三種風格特徵〉，國立中興大學《文史學報》第24期，1994年7月潘光哲：〈陳三立傳上〉，《大陸雜誌》，1996年8月潘光哲：〈陳三立傳下〉，《大陸雜誌》，1996年9月王慰慈：〈陳三立（一八五三至一九三七）〉，《中外雜誌》1997年6月鄭雅尹：〈論同光體詩人的鬼魅氛圍－以陳三立、沈曾植、鄭孝胥為探討對象〉，《中極學刊》2004年12月第四輯 胡迎建：〈陳三立與張之洞〉，《古今藝文》，2006年5月鄭曉江：〈郁郁乎文哉－訪義甯陳氏五傑〉，《古今藝文》第32卷第4期，2006年8月鄭雅尹：〈清末民初古典詩學的自我轉化－以陳衍《石遺室詩話》為探討對象〉，《有鳳初鳴年刊》2005年7月第二期（二）大陸期刊論文：夏曉虹：〈是真名士自風流〉，《文藝研究》1989年01期，頁76-79。郭延禮：〈散原詩論〉，《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3期，頁1-10。劉納：〈陳三立：最後的古典詩人〉，《文學遺產》1999年06期，頁84-92。霍前鋒：〈漫談中國古代的怪體詩〉，《六安師專學報》1994年第1期，頁51-59。劉夢溪：〈慈禧密旨賜死陳寶箴考實〉，《中國文化》2000年第1期，頁29-44。張求會：〈略論日資對南潯鐵路的滲入與壟斷〉，《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3期，頁82-91張求會：〈文廷式戊戌脫險研究綜論〉，《南昌大學學報》（人社版），第31卷第2期，2000年4月，頁102-106。張求會：〈散原精舍文雜識〉，《江漢論壇》2000年04期，頁93-94。胡迎建：〈論陳三立政治思想的三個階段〉，《南昌大學學報》（人社版），第31卷第4期，2000年10月，頁127-132。胡曉明：〈散原論詩詩二首釋證〉，《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6期，2000年11月，頁24-29。張求會：〈義寧陳氏的”文化保守主義情結”〉，《尋根》2001年05期，頁4-13。李瑞明：〈陳三立以”夜氣”說詩〉，《華夏文化》2002年04期，頁39-40。孫老虎、劉衛春：〈論陳三立詩歌的悲情〉，《泰山學院學報》第26卷第4期，2004年7月，頁6-12。吳淑鈿：〈從夏敬觀「唐詩說」看同光體後期詩人的詩史觀〉，《文學遺產》2004年03期，頁112-124。王令策：〈陳三立逸詩文八則考〉，《南方文物》2004年第4期，頁74-77。孫老虎、胡曉明：〈孤兒．斜陽．殘魂：陳三立詩歌的悲情人格〉，《浙江社會科學》2005年第1期，頁175-183。王令策：《新風樓藏陳三立佚文一則》，《中國典籍與文化》2005年02期，頁58。陳丹丹：〈十里洋場與獨上高樓〉，《北京大學研究生學志》2006年第2期，頁56-66。胡迎建：〈論陳三立詩奇境獨創、鍛鍊求新〉，《文學遺產》2006年06期，頁114-160。袁進：〈重新理解”同光體”作家的思想和創作〉，《社會科學》2006年第9期，頁170-175。胡迎建：〈論陳三立的古文成就〉，《江西財經大學學報》2007年01期總第49期，頁65-71。陳正宏：〈新發現的陳三立早年詩稿及黃遵憲手書批語〉，《文學遺產》2007年第2期，頁109-116。楊劍鋒：〈陳三立年譜簡編〉，《中國韻文學刊》第21卷第1期，2007年3月，頁95-101。秦燕春：〈我亦東林復社孫－冒鶴亭與冒辟疆一段隔世情緣〉，《書屋》2007年04期，頁50-54。楊萌芽：〈碧湖雅集與陳三立早年在湖湘的交游〉，《洛陽師範學院學報》2007年04期， 頁69-72邱美瓊：〈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文集》輯補〉，《宜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29卷第3期，頁93-94。劉經富：〈關於陳三立赴京會試的重要文獻〉，《文獻季刊》第3期，2007年7月，頁188-190。胡迎建：〈鄭孝胥與陳三立交游考〉，《閩江學院學報》第28卷第6期，2007年12月，頁27-32。九、學位論文：（一）台灣學位論文：李瑞騰：《晚清文學思想之研究》（台北：文化大學博士論文，1986）楊淙銘：《石遺室詩話研究》（台北：師範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87）林明德：《梁啟超與晚清文學運動》（台北：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1988）張堂錡：《黃遵憲及其詩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1989）魏仲佑：《黃遵憲與詩界革命》（台北：東吳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1990）吳彩娥：《清代宋詩學研究》（台北：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1993）龐中柱：《晚清宋詩運動研究》（台北：文化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4）張蜀蕙：《書寫與文類－以韓愈詮釋為中心探究北宋書寫觀》（台北：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0）林香伶：《清末民初文學轉型期的標誌－南社文學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2002）吳文雄：《清代宋詩運動研究》（台北：文化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2）黃舜彬：《韓愈詩美學研究》（台北：師範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4）林志宏：《民國亦敵國也：清遺民與近代中國政治文化的轉變》（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所博士論文，2005）吳姍姍：《陳衍詩學研究－兼論晚清同光體》（台南：成功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6）鄭雅尹：《幽靈．風景．現代性：同光體個案研究》，（南投：國立暨南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7）高嘉謙：《漢詩的越界與現代性：朝向一個離散詩學（）》（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7）（二）大陸學位論文：劉小成：《論陳三立的詩歌風格》（山東：山東大學中國古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5）孫老虎：《陳三立詩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文藝學博士論文，2005）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北京：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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