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三国史（00）：目录
秦-汉政治思想体系的确立与崩溃
第二汉王朝的衰败
黄巾起义前后的东汉政局
的形成与分化
董卓政权的成功与失败
帝国东部的集体叛乱
从对弈走向牌局（上）
从对弈走向牌局（下）
短暂的王允政府
袁术效应和后凉州政权时代
吕布对帝国东部政局的影响
曹操政府的成立
黄河流域两强对峙局面的出现（上）
黄河流域两强对峙局面的出现（下）
南方的政局与孙策的崛起
袁绍曹操两大集团实力对比
官渡决战之打响
痛苦的相持
第二十一讲
最后的胜利
第二十二讲
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统一
第二十三讲
北方再无战事
第二十四讲
孙权领导地位的确立
第二十五讲
刘表和荆州集团的最后选择
第二十六讲
诸葛亮登上政治舞台
第二十七讲
三巨头第一次较量的开始
第二十八讲
决战前的交锋
第二十九讲
赤壁之战和三巨头鼎立局面的形成
第三十讲 &益州计划的启动
第三十一讲
三巨头局面的最终形成（上）
第三十二讲
三巨头局面的最终形成（下）
第三十三讲 214、215年三巨头之间的斗争
第三十四讲
三年休整时期
第三十五讲
梦幻219（上）
第三十六讲
梦幻219（中）
第三十七讲
梦幻219（下）
第三十八讲
第三十九讲
刘备的选择
第四十一讲
真正的“三国时代”的到来
第四十二讲
南方的休整时期
第四十三讲
新一轮权力的更迭
第四十四讲
六年全面战争（上）
第四十五讲
六年全面战争（下）
第四十六讲
诸葛亮之死
第四十七讲
司马家族在北方的崛起（上）
第四十八讲
司马家族在北方的崛起（下）
第四十九讲
吴帝国的混乱政局（上）
吴帝国的混乱政局（下）
第五十一讲
姜维垄断蜀汉帝国政治的开始
第五十二讲
魏帝国和蜀汉帝国的灭亡（上）
第五十三讲
魏帝国和蜀汉帝国的灭亡（中）
第五十四讲
魏帝国和蜀汉帝国的灭亡（下）
第五十五讲
中国的再次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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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讲 从对弈走向牌局（上）　　针对董卓的战争于公元190年开始打响，虽然被卷入的政治人物有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帝国中的很大一部分掌权人物仍然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立场，甚至更多地是对董卓掌握的皇帝表明效忠，而这种情况明显是对袁绍等人非常不利的。　　尽管袁绍袁术都成为了反对董卓的核心人物，但他们在洛阳的叔父、当时帝国的首相袁隗却没有对董卓发表任何反对意见，同样持这一态度的还有与他一起共事的很多官僚，以及拥兵在外的皇甫嵩与朱儁。皇甫嵩原本是唯一可以正面对抗董卓的人物，因为袁绍等人虽然纠集了十余万军队，但大多是一群民兵部队，根本没有与董卓的正规军进行交锋的能力，这点参考反董联盟中的王匡（河内郡郡长）、曹操和孙坚的经历便可以看出——三人都曾单独发起对董卓的挑战，但都被轻易打败。三场败仗让原本就畏惧董卓的袁绍等人更没有勇气对洛阳发起进攻，所以决战的时间被无限期延迟了。　　当时皇甫嵩在长安地区掌握了数万精兵，而且他又是大家所公认且名副其实的军事天才，所以假如他现在出兵进攻董卓的话，时局将如何走向确实为犹未可知。与此同时，史书有提到朱儁在当时的军队中有一个庞大的私人关系网，这群人随时可以转化为一支强大雇佣军的骨干力量，再加上已积累的社会威望，朱儁完全可以及时与袁绍等人联合以对董卓造成构成巨大威胁。　　遗憾的是，这两个人最终都选择了臣服董卓，随后他们都遭到了董卓非常傲慢的羞辱——董卓甚至意图奸污皇甫嵩叔父（也就是那个凉州三大名将之一）的妻子，结果直接导致了该名女子的死亡（因为反抗而被杀害）。但即便如此，皇甫嵩仍然对董卓表示服从，因为这大概就是他的性格。而朱儁在之后选择了反叛，但由于准备不足等原因，他很快便被董卓所击溃。　　显然董卓是强大的，他的这系列胜利威慑住了许多仍然在观望的地方实权人物，这其中就包括公孙瓒的直接上级、具有崇高威望的皇族成员刘虞。刘虞的先祖是第二汉王朝的创始人刘秀的长子，但此人因为政治问题而被迫让出了皇位继承权，所以刘虞在两百年后也只能和刘备一样以平民皇族的身份在社会上生存（当然，他的生活条件还是比刘备好很多的），但这也给了他锻炼自己能力的机会。　　刘虞有着丰富的从政经历并在平定北方张纯的叛乱中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当时刘备的同学、战争狂人公孙瓒已经在战场上被张纯等所击败，而刘虞却直接用说服的办法瓦解了协助张纯的蛮族，然后他便收到了对方赠与自己的礼物——张纯的脑袋。这看似神话般的平叛经历全都应归功于他之前担任幽州州长期间对蛮族的宽容政策，刘虞因此而声名大振，从而成为了当时最有威望的政治人物。高贵的出身、高尚的个人品德和出色的政治手腕，这是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对完美政治家的解释，刘虞似乎就是这么一个人。　　所以大家都在等待刘虞对董卓政府的表态，但他却迟迟不发表意见，反而玩起了两面派作风：他一边与袁绍等人保持着良好往来，一边仍然向董卓控制的中央表示效忠。而当袁绍想废弃董卓手上的皇帝而拥护刘虞为帝时，他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并发怒地说道：“假如你们真要这么做，我宁愿跑到蛮族的部落去也不愿与你们为伍！”　　刘虞的选择其实等于是对董卓政权的默认与支持，而他的行为也深深影响了另一位地方大员、同时也是皇族出身的三国重要人物，那就是刘表。刘表是一个资历非常深的知识分子，他在168年前便已经是闻名全国的三十四个政坛重要人物之一（张邈也是其中的一个，但和刘表还有一定差距），那时候曹操等人还只是十几岁的小孩而已。　　因为宦官的迫害，刘表在外流亡了很多年，后来加入了何进的政治俱乐部，再后来便留在了中央，担任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职务。董卓掌权后因为荆州州长被孙坚斩杀，刘表随即被任命为新一届州长并立刻前往赴任——这并不是一件好差事，因为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进入一个充满危险的地区，既要防止自己被不断反叛的盗贼干掉，又要避免和王睿一样被孙坚给杀死。　　事实证明刘表已经算是自己那一辈人中最有能力的一个之一，因为他很快便清除掉了荆州的反对人士，而他成功的秘诀在于团结那些支持自己的荆州大领主们。随后刘表选择了臣服而不是对抗董卓，然后尽量不干涉北方的战争，正是这种政策保证了荆州地区获得了近20年的和平并成为了当时全国最重要的一个难民营，而这些情况都在客观上对当时长江中游的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和刘表一样手握重权但不肯轻易表态的重要人物还有位于今天四川境内的益州州长刘焉和江苏、山东一带的徐州州长陶谦，他们的情况与刘表以及刘虞都有很大的不同。相比于刘表，刘焉和陶谦都在自己的底盘上掌权了很多年，类似刘表联合地方服从派而打压反对派的事件早已在益州和徐州上演过；而相比于刘虞，他们对自己辖区的控制也明显要强势得多，因为刘虞公孙瓒始终与刘虞有分歧，而益州和徐州类似这样的人早已被刘焉和陶谦给清洗掉了。　　刘焉和陶谦同样也拒绝对董卓的行为发表公开申明并选择相关的阵营站队，不过他们的出发点却是不相同的。刘焉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渴望皇冠的人物，所以他是早有预谋地来到益州担任的州长，因为这个地方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很适合割据而存在，同时当时还流传着一个有关益州地区会诞生帝王的传说，于是刘焉便信以为真了。之后尽管董卓有发起对益州的攻势，但刘焉除了象征性防守外仍然拒绝与袁绍等人一起公开倒董，因为他只想扩充自己实力，所以并不在乎支持或者反对董卓。　　而陶谦的思想却更类似近代的地方自治主义者，他没有太多政治野心，只想在徐州境内维持一方和平。不过这并不代表陶谦就是一个支持董卓的人，事实上当朱儁公开反对董卓的时候他便公开资助了对方三千军队和一部分军饷，即便朱儁后来被击溃他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这一立场。　　朱儁事情很清晰地说明了一个问题：正是因为中央那些有威望的政客屈服于董卓，所以地方才没能完全集合起来反对他，而只要有一个类似朱儁的人站出来情况便大不一样了。从另一个角度解读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凡是公开反对董卓的人，其年龄段都在30~40岁上下，而选择中立的那些人则年纪明显偏大，并且都是已经在社会上确定了自己地位的人，这就是一起典型的年龄影响政见的案例。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那样，人的思想激进度是与年纪的大小成负相关的。　　通过对局势的分析来看袁绍等人似乎是无法打败董卓的，所以这场内战没多久便成为了静坐战。当曹操在汴河被董卓手下打得丢盔弃甲而逃回袁绍等人的大本营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同事们竟然只是在举行各种娱乐性质的集会，完全没有与敌人进行战斗的觉悟。他愤怒地向众人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并提出了一个由各路将领分工合作，然后从东、南两面、自黄河中游到汉江上游包抄并消灭董卓的计划，但是却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最后，曹操离开了他们，独自前往南方寻求新的帮助。　　当然，我们也不能武断地认为曹操的建议是切实可行的，因为现在看来他的那个所谓的包抄计划其实只能算是纸上谈兵。一方面，信息的不畅通根本无法让原本就没有实际统一领导的袁绍等人完成这么一个大纵深的计划，另一方面，曹操其实已经用自己的失败证明了一个事实：面对董卓手下的正规军，即便是有战争经历的曹操指挥作战尚且要失败，更何况是那些从没有参加过战争的袁绍等人？何况曹操还没遇见董卓的主力，甚至是他的嫡系都没碰到呢（事实上董卓的嫡系部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倒是这位战胜了曹操的军官竟然和打败了孙坚的那位是同一人，有时候真正有能力的人往往没有在更合适的位置上，这是历史和现实多次证明了的）！　　假如董卓能明白自己现在的优势而趁胜追击，那袁绍等人就不免要流亡或者投降了，而历史上估计就不会存在“三国”这个名词了。然而，孙坚却在无意中打破了历史的格局，进而将所有人都拖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孙坚出人意料地在被董卓打败后打了一个大胜仗，而且还击毙了董卓手下的一个名叫华雄的重要军事长官——此人在民间被长期宣传为是被关羽所杀，而实际上关羽本人现在正和刘备、张飞一起前往公孙瓒处寻求庇护。孙坚的胜利给了曹操等人以希望，同时也给了董卓以压力，因为他打破了董卓不可战胜的神话，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于是时局的走向越发让人不可琢磨了起来。
　　第九讲 从对弈走向牌局（下）　　毋庸置疑的是，孙坚曾经给董卓留下过深刻印象，毕竟当年在西北战场时他便建议长官要处决董卓，而现在他又给了董卓以巨大的压力。因为战争失败而导致政府倒台的案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董卓向孙坚摇出了橄榄枝，但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此时孙坚的军队已经非常庞大了，假如他奋力与董卓进行决战，则董卓是否会提前灭亡将是个不确定的问题。　　但他却最终失去了这个机会，原因则是来自两方面的。　　首先是袁术因为孙坚发展太快而对他表示了怀疑，于是减少了对其军队的粮食补给，这让一路凯旋的孙坚被迫停止前进，而他本人也不得不从前线赶到后方再次对袁术表示忠心。其次董卓认为孙坚的势头实在太猛而洛阳地理位置太突出，容易遭受攻击，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无比正确但又非常失败的决定——将第二汉王朝的国都迁往长安。　　之所以说这个决定正确，那是站在军事的角度上讲的。长安即今天陕西的西安，此地位于地势较高的黄土高原上，易守难攻，具有很强的军事防御价值；另外此地紧挨董卓的家乡巢凉州，可以算是他固有的势力范围，当地人的支持可以帮助其站稳自己的脚跟。　　但如果就政治上来讲的话迁都长安又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决定，因为董卓的支持度已经因为不能约束部下而大幅度下降了，现在仓促迁都并驱使数十万洛阳居民前往长安，其对洛阳、长安两地造成的社会动荡都是难以估量的。历史的记载表明这次迁都行动更像是一场大规模劫持人质事件，董卓以他的军队劫持了洛阳附近的居民一路向西迁往长安，沿途毫不顾忌人质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大量平民死于仓促的迁徙和无纪律的军队之手，两个首都之间的道路上充满了被抛弃不管的尸体。　　毫无疑问，这次迁都让董卓的社会威望又跌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且董卓的离开实际上也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地向世人宣布这么一个讯息：我害怕我的敌人们；或者说是，我正在逃跑——民众一般很难分清所谓的“逃跑”和“战略转移”之间的区别，此时的董卓已经处在了一个十分不利的舆论位置上。　　更糟糕的事情在于，迁都一事遭到了上层官僚的集体抵制，一个又一个的政府高官对董卓的这一决定表示了强烈反对，而对比他们对于刘辩被废黜时的冷漠，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是利益而不是道德才让这群人团结在皇帝的身边，因为皇帝的废立不会太多影响他们的利益，而迁都必将导致他们与自己故乡的私人财产相分离，这也是大家拒绝前往长安的最重要原因。　　当然，此时反对董卓已经意义不大，因为他们都无力改变这个人的决定。无奈之下，许多人选择了逃亡，比如后来曹操手下的重要参谋华歆、荀彧，都是在此时离开的中央政府，而那位一而再再而三得罪权贵的卢植先生也请了个病假然后逃回了故乡，而等董卓后悔而想要追杀他时为时已晚。　　此时正是袁绍等人进攻董卓的好机会，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反而在相互间开始了无休止的内讧。一起恶性事件标志着反董联盟的解体：东郡郡长乔瑁因为无法考证的原因，被盟友、同时也是自己上级的兖州州长刘岱杀害。从此以后，除了口头上的呼喊，我们再未看到袁绍等人有对董卓采取任何军事打击措施——事实上他们似乎从来也没有过。　　从此以后，中国政治的格局就由两个阵营的对抗变成了一群人的牌局，不受约束的军阀混战历史也从此而开始了。而当董卓退守长安并表现出彻底放弃帝国东部领土的控制权后，隐藏于反董联盟中的矛盾终于彻底爆发，一场以袁绍和袁术之间斗争为核心的大对决也由此拉开了帷幕。　　袁绍与袁术的矛盾我们已在第七讲中有所叙述，不过尽管两人心理上的隔阂一直存在，但相互之间却并没有公开撕破脸。此时东方各军阀之间的斗争仍然是局部的、无组织的行动，其中最成功的一个人物当属袁绍，他凭借家族崇高的威望和手下出色谋划而和平夺取了自己盟友、冀州州长韩馥的地盘。身为联盟领袖而做出这样的事情，袁绍的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但是他本人却并不在乎，因为毕竟冀州是当时中国最为富庶的一块土地。　　其他地方之所以没有快速进入混战阶段，这大概是受到农民暴动影响的缘故。比如当时的陶谦就被黄巾军的余党伤透了脑筋，以至于他不得不请孙坚帮忙派出一位名叫朱治的将领前往徐州协助他平叛。而陶谦的地方自治主义又不可避免地将徐州的黄巾军赶到了青州和幽州，结果公孙瓒被迫在两州交界地带与数十万叛军进行了一场大决战，结果取得了辉煌胜利。这场战争让公孙瓒获得了与刘虞并驾齐驱的声望，但却更加加大了两人在有关幽州地区最高统治权上的分歧。　　当农民起义军被暂时打压下去的时候，军阀们终于可以腾出手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寻找可以结交的盟友。一番外交攻势之后，袁绍和刘表、曹操结成了同盟而袁术与陶谦、公孙瓒站到了一起，一时间双方燃起的战火从长城一带烧到了长江流域，按照曹操后来的回忆，白骨化的尸体充满了荒野，行走上千里的路途都不能听到平民养的家禽的叫声（因为人都死光了）。毫无疑问，这场战争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绝不次于黄巾之乱，或者更为甚之。　　曹操原本是没有资格参与这场大博弈的，因为自从前线战败后他就过了一段十分糟糕的日子。父亲拒绝资助他继续作战，而南方有权势的朋友帮他招募的士兵走一半便哗变、逃亡得所剩无几，狼狈的他只能再次逃到河南并极有可能接受了袁绍的庇护——作为高级官僚的孩子，两人很早便相识并保持了不错的友谊，这也是曹操最后仍然选择投奔袁绍而对方也愿意接纳他的原因。　　但是没有证据显示曹操有再对袁绍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和建议，而且当袁绍重新回到河北时曹操选择了继续呆在河南。这时他的机遇也随之而来，首先是因为郡长被害而陷入混乱局面的东郡请曹操过来成为了新一任郡长，接着杀死曹操前任的那位兖州州长也在与黄巾的战斗中殉了职，他的下级在找不到合适继承人选的时候将曹操推上了州长的位置。　　当然，曹操也是在战争中证明了自己，若不是靠成功打退了这些农民叛军，他也不可能稳定占据这两个重要职务。而除了职务上的变动，曹操还收编了三十万来自青州黄巾军（应该是被陶谦和公孙瓒驱赶来的）为己所用，这也让他一跃而成为了当时最有实力的军阀之一。　　孙坚的遭遇则颇为让人同情。原本他应该与董卓一较高下的，但袁术并不支持这种损耗实力的行为，所以他压制了孙坚的意图并充分将其当做扩充自己实力的工具。这时刘表已经确立了自己在荆州的地位，而这是袁术与孙坚都比较反感的，于是他们决定南下与正在襄阳工作的刘表进行决战，要么驱逐他，要么杀死他。战争结果出人意料，孙坚遭遇了刘表部将黄祖的伏击，当场阵亡。　　孙坚的死去稳定了刘表在荆州的权力，同时给与了袁术和孙坚的家人以重大打击。几乎同时，袁术在北方的盟友公孙瓒也在与袁绍的对抗中落了下风。在一场发生在一座小桥附近的会战中，袁绍以弱势兵力挡住了孙坚的步骑兵大军，同时通过合理的弓箭兵组合狙击了公孙瓒的起兵精锐。袁绍本人在这次战斗中得到了锻炼：当时他被小股敌军包围在了一个角落，他的亲信劝他躲到一处小建筑物下，但被拒绝。袁绍很勇敢地表示要么战死，要么战胜。　　结果，他取得了胜利。　　随后爆发的对抗来自曹操和陶谦，两人因为各自支持袁绍和公孙瓒的立场而大打出手，结果曹操占据了很大优势。之后曹操的父亲曹嵩又突然被陶谦的部下抢劫、杀害，这对曹操是一个极大的侮辱，于是他宣布要与陶谦一直战斗下去。　　几乎遭到灭亡的陶谦很意外地在刘备的帮助下守住了徐州，后者是公孙瓒派来援助盟友的人物。刘备随后留在了陶谦身边并极力挽留自己在公孙瓒处认识的河北壮士、号称三国时期最勇敢的武将赵云，但被对方拒绝。当时正遇上赵云的哥哥去世，于是他便向公孙瓒请假以回家参加葬礼。但刘备不知为何却知道赵云这一去是不会再回来了，于是便向对方提出了挽留，但赵云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终究还是做不到背叛道德啊！”　　至今我们并不能清楚赵云为什么要说这么一句话，但我认为他是想表达两个含义。一方面，哥哥去世弟弟理应回去参加葬礼，这是道德的要求；另一方面，赵云原本认为公孙瓒是一个正义的将军，结果却发现他最大爱好只是杀戮，所以便失望地要求离开。　　赵云不久后便会发现刘备其实也已经在思想上开始与公孙瓒产生了分歧，而他这次前往徐州也是准备彻底离开的对方。老同学在幽州的表现明显与刘备的政治理想不相符合，若不是因为有旧的交情，刘备可能更愿意与曹操等人靠拢而不是继续为嗜血的公孙瓒服务。再加上陶谦在徐州的政绩似乎也得到了刘备的尊重，所以他最终选择了这里而不是幽州作为自己的栖身之所。　　徐州攻防的另一个历史意义在于它开启了曹操与刘备这两个同时代最杰出政治人物之间长达近三十年的恩怨情仇，在随后的日子里，这两人从中年鏖战到老年（虽然也有过合作），可以说他们两人确实要为三国后长时间的战乱和分裂负主要责任。不过这两个当事人却不这么认为，因为他们更在乎的是自己事业的成败，套用曹操本人对刘备亲口说的话：“这世界上唯一的两个英雄，就是你和我啊！”　　现在我们要暂时放下东方的历史，因为就在同时，帝国的西部出现了一件影响更大的事件——董卓死了。而这，也是我们下一讲要叙述的内容。
　　第十讲 董卓之死　　董卓从洛阳到长安后的转变可以被视作是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的绝佳案例。一开始他仍然可以算是一名合格的政治人物，因为他选择了让自己留守洛阳而让其他人先行抵达长安，这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行为无论放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值得让人尊重的美德。　　当然这并不能改变一个尴尬的事实：董卓是为了躲避孙坚而迁都到的长安，而几乎是在他迁都完毕的同时孙坚便战死在了襄阳。董卓是否因此而后悔迁都我们已不得而知，因为他曾在与手下的交谈中公开高度评价了孙坚并表示东方的反对者中只有此人可以对自己造成威胁，而现在，这个威胁已经消失了。　　按理说董卓应该可以大显身手了，尤其是当东方的军阀们已经公开内讧的情况下，董卓完全可以将他们逐个击破，完成全国的统一。但很快人们便发现董卓和他的政权在长安开始迅速腐败堕落，别说是统一全国，就算是维持自己的正常运转都要成问题了。　　首先要介绍的是董卓本人因为权力的不受限制而开始了一系列疯狂的政治清洗行为。因为东方反对自己的理由是废黜了刘辩的皇帝之位，所以董卓非常害怕这个孩子成为敌人利用的对象，于是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后患。他残忍地杀死了年仅十五岁的刘辩，同时殉难的还有他的母亲，也就是何进的妹妹。　　历史上可以出现废黜君主，但是杀死？那就只可能是有篡位之心的人要做的事情。董卓的这一行为等同于向世人宣布自己想要做皇帝，其政治破坏力可以想象，第二汉王朝君主的权威至此也跌到了历史最低谷。　　紧接着，董卓又杀死了袁绍、袁术在中央的亲戚一百余人，其中就包括有帝国首相袁隗。袁绍家族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威望，整个社会充满了他们的学生和部下，所以董卓的这一报复行动使他与同时代的很多社会精英直接结下了仇恨。　　再之后，董卓又杀死了另一批高级政府官员，其中一个是当年在西北战场拒不接受孙坚建议处死董卓的那位，另外两个就是一直在充当袁绍等人卧底的周毖、伍琼——对于后两人，我不得不说董卓的反应实在是太慢了，但那位放过董卓一马的人似乎真不该死，但可能仅仅是出于一种“我做，因为我能做”的心理，董卓又为自己增加了一系列无法统计的敌人。　　这些都只是董卓批量清除人类计划的一小部分，因为史书有记载这个位于长安的独裁者对人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法西斯统治，他规定了一系列异常严格的法律，人们稍有不慎便会被没收财产或者剥夺生命。更可怕的是，这种对人身财产的肆意侵犯习惯已经从董卓身上扩散，他的政府内同样出现了滥用权力以执行这些政策的官僚，很显然，权力的腐败已经不只是董卓一人的权利了。　　除此之外，入主长安后的董卓已然抛弃了自己早年艰苦朴素的传统，转而开始不断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他一边不断提高自己的官职和爵位，一边在长安西边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气势恢宏的巨型城堡并将搜刮而来的财富与美女一一放置其中，这其中就有包括皇帝本人的财产和妃子。　　与此同时，董卓还放弃了自己执政之初提拔优秀人才的思想并大肆授予自己直系亲属以重要职务和尊贵爵位。当然，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也无法太指责董卓，毕竟之前那些所谓的人才基本上都站到了董卓的对立面，而董卓也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既然别人无法被相信，那重用自己的亲属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　　最后，可能是为了应付军队开销，董卓在长安大规模铸造钱币并投放到市场，结果直接引发了一场可怕的通货膨胀，这让原本就因为街道堵塞和工程建设而获得糟糕生活质量的人民又陷入了新的恐慌。　　简而言之，董卓在长安的政绩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那就是“失败”。或许唯一的安慰在于他在外交上的一次胜利，即成功劝降了西北方面的叛军。凉州原本就是董卓的家乡，虽然董卓与韩遂等人在战场上交过手，但双方之间的个人恩怨却未必有多么深刻。历史上曾发生过好几次西北叛军包围凉州籍政府官员却放他们以生路的故事，毕竟董卓也和那几个官员一样在西北抗击过蛮族，所以如果给与机会的话双方还是存在极大的和解可能。　　不过要反叛的头领们突然改变立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点我们可以从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梁山英雄们的传记》中看到——那也是一个反叛政府的组织，尽管他们的首领在部下心中有着崇高的威望，但每当他表示想要归顺和投降政府时都会遭到即便是自己最亲信的部下的反对。所以面对董卓的示好，大部分西北叛军首领都没有响应，不过他们中最为强大的两人却改变了态度。　　马腾通常被认为是西北叛军中的右派人物，这点可以从他现在及以后多次响应政府招降的举动可以看出。韩遂一般被认为是西北叛军中最有智慧的人物，所以他看准了这次机会而与马腾一起投降了中央政府。很显然，如果董卓能够稳住自己的西面，那么在袁绍等人已放弃与之对抗的情况下似乎已经无人能推翻他的独裁政权。　　但这只是表面的现象。　　历史不止一次地告诉了我们政治刺杀的不对称价值。如果你不能和弗拉基米尔o伊里奇o乌里扬诺夫一样以武力推翻一个（或一群）独裁者，那么克劳斯o冯o施陶芬贝格的方法就是反抗者们最可行的选择。　　第一个尝试刺杀董卓的人是一位力大无穷的高级军官，他利用了董卓对自己的信任而以短兵器对其进行了近距离格杀——这是古代最常见的刺杀方法，凯撒和秦始皇都曾面对过这种境地（秦始皇一生遭遇过近、中、远三种射程范围方式的刺杀，其中一个还是由一个瞎子发起的，但他都幸免于难，所以他也算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为成功的躲避刺杀者了）。　　然而令这位军官惊讶的是，董卓本人竟然也武艺高强，力量与自己不相上下而去具有极强的反应能力：这是他多年来在战争中所锻炼出的结果。很快刺杀者便被制服，然后被处以死刑。而尽管侥幸逃过了一劫，但董卓不得不考虑自己年事已高且身体已经发福的现状，于是他决定让吕布成为自己的贴身保镖，因为这个人通常被认为是三国时期个人武艺最为高强的一个。　　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决定直接将董卓送进了火葬场。　　吕布与董卓确实有过一段合作的蜜月期，这也是董卓愿意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他保护的重要原因。但事实上并州军事集团与董卓嫡系凉州军事集团的矛盾一直存在，这可以从双方在内战之初与孙坚的一场战斗中看出。当时来自凉州的一位军官指挥着吕布等人一起包围了正处在一座小城中的孙坚，而吕布等却在战场上散步虚假军情导致他们的上司仓皇逃出阵地。吕布这样做的理由是他受不了这位军官的傲慢，由此可见董卓集团内部的派系歧视是一直存在的，而当这种心理上的隔阂转变为利益上的矛盾时，分裂就将不可避免。，　　矛盾的焦点出自吕布与董卓对于一个女人的分配上：吕布看上了董卓的一个小妾，但却不敢开口向其索要（这种行为通常是很无礼的）。小说家们很罗曼蒂克地在这个故事中塑造了一个名叫貂蝉的美女，但历史上我们并不知道此人的姓名与来历。除此外，吕布还因为一些别的事情而与董卓发生过激烈争执，以至于董卓气愤地将手头的短戟掷向他。但随后董卓仍然对吕布表示了充分的信任，只不过此时的吕布心里已经不那么效忠于董卓，甚至已经开始仇恨于他了。　　这时王允出场了。　　自董卓执政以来，王允很神奇地从一位脾气暴躁的政治实干家变成了一个安静的政府公务员，凡是董卓说的话他都认真学习，凡是董卓下达的指示他都严格遵守，即便是在废黜、杀死皇帝和迁都这两件外人看来王允一定会反对的事情上，他的态度仍然是坚决支持董卓，到最后情况甚至变成了董卓断后留守洛阳、王允替他打点长安的日常事务——王允成为了董卓政权中名副其实的二号人物。　　我们现在无法确定王允与董卓合作的初衷究竟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后来成为了隐藏在中央并反对董卓的几个核心人物之一。事实证明王允具备非常高的阴谋水平，在发现董卓与吕布之间的矛盾之后，他很聪明地介入了其中并怂恿吕布杀死董卓，找回一个男人的尊严。小说家们甚至将貂蝉设计成为王允用来实现离间董卓和吕布关系的养女，但这一说法并不能得到任何史料支持。相反，王允对吕布的说服并没有那么复杂。当吕布因为自己是董卓养子的身份而犹豫不决时，王允仅仅说了一句话便改变了他的心意：“你姓吕，董卓姓董，当人家将那把戟掷向你时可有顾虑什么父子之情？”　　计划很快被制定好了。王允等人先是发布了皇帝刘协大病初愈的新闻诱使董卓离开自己的城堡，同时让一部分并州军事集团的士兵取代了皇宫的保卫人员——董卓刚进入宫殿便遭到了这群人的袭击，而当他高喊着“我的儿子吕布在哪里”时，吕布阴森地出现在了他面前，说道：“有皇帝的诏书，要杀你！”随后他便用一把长兵器贯穿了董卓的躯体，从而将其当场击毙。　　公元192年4月23日，一代大独裁者董卓的生命就此走到了尽头。　　考察董卓政治生涯的成功与失败，我们并不能得出任何与其相似案例所能得到的之外的经验与教训。董卓毫无疑问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但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而言，他的优点并不突出，缺点却十分明显，这种畸形的能力结构是他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归根结底他更像是一个军人政客而不是军事政治家，所以面对第二汉王朝已经混乱不堪的社会现状，他拿不出真正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且还不愿意谨慎使用手中的权力，这样的人不失败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西方对于历史的态度和我们对于历史的态度感觉完全不同。西方更重视事实，至于对事实的评价留给后人，相反的我们更重视政治的正确性，当事实与政治的正确性不相容时，那就改变事实让它与政治相容
　　“凡是董卓说的话他都认真学习，凡是董卓下达的指示他都严格遵守”，楼主当心查水表啊！
10:20:59　　第十讲 董卓之死　　董卓从洛阳到长安后的转变可以被视作是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的绝佳案例。一开始他仍然可以算是一名合格的政治人物，因为他选择了让自己留守洛阳而让其他人先行抵达长安，这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行为无论放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值得让人尊重的美德。　　当然这并不能改变一个尴尬的事实：董卓是为了躲避孙坚而迁都到的长安，而几乎是在他迁都完毕的同时孙坚便战死在了襄阳。董卓是否因此而后悔迁都我们已......　　-----------------------------　　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梁山英雄们的传记》？　　第二汉王朝？
　　第十一讲 短暂的王允政府　　董卓虽然已死，但人们对于他的仇恨却没有迅速消失。愤怒的长安市民们将董卓肥胖的尸体抛弃在闹市并插上灯芯以点燃，由此而制作了这么一盏恐怖的人体蜡烛。董卓的亲人，包括他九十岁的母亲和十五岁不到的孙女，都被政府军所杀害。事后袁隗的学生和部下为了替自己的老师、长官报仇，也同样将董卓家人的尸体一一焚毁。其余阿附董卓的官僚，也大多被审判处死，一时间亲董一派在长安几乎被清洗殆尽，一个由王允和并州军事集团联合执掌权的新政府就此诞生了（尽管籍贯为并州，但王允本人之前与丁原、吕布等人均无联系，所以不能被算作是并州军事集团成员）。　　比较令人可惜的是蔡邕很不幸地替董卓殉了葬，原因竟然只是他对董卓的死亡发表了一些文学家特有的同情。王允不顾众人反对而下令处死蔡邕，而尽管最后时刻他有想更改决定，但蔡邕本人却已经死亡。王允的这一行为充分暴露了他自身的一些缺陷：刚愎自用、追求暴力、优柔寡断。尽管这些缺陷有帮助他成为一个著名的人物，但不久后他便要为此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董卓虽然已经死亡，但凉州军事集团本身却没有受到太多影响，尤其是董卓生前在长安与洛阳之间部署了三大军团和一些小股军队以防范袁绍等人（事实证明这基本是多余的，因为袁绍根本就不敢西进），人数多达十余万，如何正确处置这些人成为了王允面前最大的问题。劝降，王允害怕自己无力控制他们；清洗，王允和并州的军队又不具备这个能力——无法统计吕布等人掌握的武装力量究竟有多少，但最多不过上万。想要以这点兵力收拾掉十几万的凉州军队，这个可能性几乎为零。　　显然有人对王允提出了一个十分可行的建议，那就是重新启用皇甫嵩去东方收编、统帅董卓的遗产，因为皇甫嵩本人在军队中拥有崇高的威望并且本身便是凉州人。但出于我们无法知晓的考虑，王允拒绝了这个建议，结果事情就这样被拖延了下来。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似乎更坚定了王允准备对凉州军队采取强硬措施的信心：董卓的女婿，东方三大军团长中的一位，因为恐惧和迷信杀死了另外一个军团长并独自带领一些警卫人员离开了军队，逃向了东方——他没有走多远便被自己的亲信所背叛杀死。这起事件在王允和任何人看来都意味着凉州军队的代表们并没有与新政府对抗的勇气，所以假如真的选择以武力将他们消灭，那么风险可能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王允至始至终没有下达对凉州军队的特赦令，但即便如此，犹豫不决的性格又让王允没有采取武力手段逮捕军方的那些人物，他可能认为所有人都会像董卓的女婿一样因为恐惧而逃亡，到时候他便可以像三年前对付宦官一样仅通过司法力量便可以将他们给一一逮捕。　　以司法力量解决军队问题，这种想法在今天看来很天真，但放在哪怕是两个世纪前的中国乃至世界很多地区都并不算什么稀奇事，因为冷兵器时代的军队、民兵、警察甚至家庭保镖在武器装备上并没有质的区别，只要人数和理由恰当，王允的想法完全可以付诸实践。但现在的问题就是他和他的敌人们在人数上的对比相差太远了，而且这并不仅仅是体力上的差距，同样也包括智力上：十几万的凉州军队不可能都是董卓女婿那样的人物，而只要有人发现了王允在军事力量上的弱势而对长安发动攻击，那形势就将很快被逆转。　　这个人不幸地出现了，他的名字叫贾诩，凉州人，当时在凉州军队中担任高级长官职务，但这实际上只是一个荣誉任命，因为他本人从来都不是、以后也没有成为一名军人。就已有的资料看，贾诩可能算是整个三国时代最出色的谋略家，所以他很快便看出了王允政府所面临的窘境并阻止了凉州军队的集体溃散。　　在凉州军方的大部分高级将领都已遇害或者被王允扣押的情况下，贾诩成功说服了几位能力出众的中级军官而发起了对长安的进攻行动，他们中最为有威信的人物分别是李傕、郭汜和樊稠。贾诩对他们说道：“现在各位要是仓皇逃跑，那么一个最低级的司法人员便可以将你们逮捕归案，与其这样，倒不如集结所有军队向王允发起攻击，为董卓先生报仇，如果失败了再逃跑也不迟。”　　后来的历史证明贾诩并不是一个野心家，他足智多谋却从不将自己的智慧用在获取财富或者权力上，所以若不是王允不肯宽恕凉州军方的人物，则贾诩大概也不会策划这么一次反动的战争。但既然自己的生命已经遭到了威胁，贾诩也就不再顾及所谓的正义与道德了：性命才是最重要的。　　政府的军队主要有三部分，首先是吕布率领的并州军事集团，这是王允政权的支撑力量；其次是之前臣服于董卓的那些非凉州集团的政府军（包括那位同时打败过曹操和孙坚的那位来自幽州的将军）；最后则是小部分投降王允的凉州军队（包括那位在与孙坚战斗中被吕布出卖的凉州军将领）。　　战争开始后王允有派遣两位原凉州集团的将领前往说服李傕等人退兵，但他骄傲地对这二人表示了极大的不尊重，最后直接导致了他们投降了敌人。随后那位战胜过曹操和孙坚的将领在人数极度劣势的情况下阵亡在了战场，最后，包括吕布在内的所有并州军队也被完全击溃，慌乱中吕布高声呼喊王允请他与自己一起逃向东方，但王允拒绝了这番好意，他表示绝不离开年幼的皇帝而当逃兵，最后吕布不得不带领少数几个随从突围出了长安城——临行前，他还不忘将董卓的头颅挂在了自己的战马上。　　王允随后和皇帝一起被凉州军队包围在了城中，最后自己则被敌人所逮捕。这时的李傕等人并没有立即处死他，因为他们有顾忌对方在长安北面布置的两名地方长官会发动群众以进攻他们。将两名亲信安插在这两个重要位置，这大概是王允在执政后做的唯一正确的一个决定，只可惜他所托非人。当凉州军队攻破长安后，两名长官中的一个很快投降了李傕，这就使得另一位失去了足够的依靠，所以最后也只能放弃反抗——他们最后都和王允一起被处死了。　　很相似的情况是，当董卓刚刚进入洛阳并开始独裁统治时就已经有人建议袁绍对其发起进攻，未果；随后又有人建议当时正在长安统兵的皇甫嵩对其发起进攻，也没被采纳；现在长安北面的这两位官员也放弃了对李傕等人的进攻。这三起看似相互孤立的事件实际上凸显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尽管帝国已经确实分裂，但人们还无法找到一个新的偶像来替代第二汉王朝的皇帝，所以任何对控制皇帝的人发起的挑战都将被认为是非法而不道德的。　　正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心理，皇甫嵩在拒绝对董卓发起进攻的同时发表了自己很明确的看法：“董卓独裁当然不对，但你现在攻击他也是无理，不如向皇帝禀报他的罪刑，怎么处理就不是我们的职责了。”皇甫嵩的这番话几乎是一个笑话，因为按照当时的情况，向皇帝禀报等于就是向董卓禀报，但是他就是这样表态的。　　其实早在公元185年张角被平定、皇甫嵩威望如日中天的时候便有人秘密采访了他并向其提议以武力讨伐宦官集团（参考韩遂试图说服何进做同样的事情，第五讲），皇甫嵩拒绝了这一建议。那时候的皇甫嵩是什么样的人，现在也是什么样。　　同样出于不敢对皇帝权威发起挑战的想法，袁绍希望能通过拥立刘虞为皇帝来解决这一困境，但刘虞本人更不想充当这个角色，所以最后的结果就只能是大家一边反对董卓，一边仍然尊奉董卓手上的皇帝，以至于袁绍等人仍然以董卓授予的官职而自称，全然不顾自己已经是对方通缉的要犯，因为在他们看来董卓给的好处是皇帝给的，而通缉却不是——他们就是如此“忘恩负义”地对待董卓的。　　唯一在血统和爵位上具备挑战皇权的人可能是陈国的诸侯王刘宠，此人是第二汉王朝第二位皇帝的直系子孙。刘宠本人具有良好的军事素养，他曾经在公开的射箭比赛中保持了十射十中十环的记录；与此同时刘宠曾被举报有图谋皇位的嫌疑，但此案最终不了了之。黄巾起义时刘宠很成功地控制了自己的王国并吸收了十几万难民，这让他的实力大为增加。而董卓专权后刘宠也自称为“辅佐汉王朝的大将军”并出兵到了阳夏（今天的开封附近，曾是中国第一个君主王朝夏王朝的首都）。　　刘宠的这些行为无疑是在向世人证明自己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而放在平时这种行为其实无异于谋反——或许这确实就是刘宠的目的。不过他的举动完全没有得到袁绍等人的响应，很显然，大家并不愿意让一个如此强势的诸侯王做君主，尤其是在所有人都已经放弃与董卓争夺中央权力的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理解：现在袁绍等人需要的恰恰是一个混乱的社会，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顺利填补由第二汉王朝衰败所带来的权力真空。　　没有人打算真正效忠帝国了，这是一个真正属于军阀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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