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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的一名职业中专学生，我们的国家助学金学校一直借故不发，请问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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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学费也不交喽，他们也不能怎么你，学校问下来就说没钱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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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转载]文献解密1959年信阳事件
文献解密1959年信阳事件
本文摘自《党的文献》2012年第1期，作者：邓力群，原题：《参加广州调查和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条”》
一、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严重困难
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继续“大跃进”。有些地方，正如火上加油，搞得更“左”了。几个月后，到1959年11月、12月，河南的问题、安徽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但还没有反映到中央，也没有反映到毛、刘、周、朱他们耳朵里。1959年12月，我们陪同毛主席读书，毛主席心情很平静，好像天下太平，没有什么着急的事情，问题还没有反映到他那个层次。
到1960年春天，河南“信阳事件”暴露出来了。群众来信，人民来访，越来越多，反映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南海秘书室应接不暇。于是便派人下去调查。我的一个老朋友彭大章，是秘书室的负责人之一。他去信阳调查、考察了，回来后跟我讲：老邓，问题真是严重啊！说的时候，神色惨然，声音都变了。后来，李先念同志也去了。
怎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状况呢？就是因为不许农民逃荒。旧社会，农民没有饭吃，村子里能够吃的东西都吃光了，再也找不到吃的东西了，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出去逃荒。过去历朝历代，都是这个办法。解放以后，遇到天灾，也是这个办法。可是，信阳那个地方，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严重的浮夸，征了过头粮，弄得没有饭吃。但干部为了保住他那个浮夸的成绩，竟不让逃荒。
这些情况反映到毛主席那里，简直不可思议啊！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农村干部，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来呢？不可能！主席说：这些事实证明民主革命不彻底。只能是那里的地主、富农和反动势力进行阶级报复，对我们的基本群众实行阶级报复。我记得当时甘肃陇东有一个什么大案，贵州什么地方也有一个什么大案，都是作为阶级敌人进行阶级报复的典型来查处的。少奇同志要一位老大姐去信阳调查，回来也说信阳那里问题严重，其性质属于阶级敌人报复。在这样的认识下，1961年元旦中央发了一个文件，批转河南信阳地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把农村出现大量饿、病、死人现象，一概归之于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
事情都有个认识过程。没过多少时间，经过进一步调查说明，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主席最初的判断站不住。事情确实是我们的干部干的。这时，中南局的第一书记是陶铸同志。他亲自到信阳考察，结果发现，派民兵把守、不准群众外出逃荒，干这些事的统统是贫雇农出身的干部。这些农村干部作风不好，上下造势，互相促进，就形成了那么严重的局面。
这时，存在这类问题的地区暴露得越来越多了。中央感到农村问题不简单，非常严重。并且认识到，根子在“左”。当然，问题不仅仅是农村，到1960年中，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也突出地显现出来了。上半年，工业生产逐月下降，粮食供应非常紧张。
就在国内局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国际环境也变得很坏。
日至26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开会，赫鲁晓夫对我们搞突然袭击。会前，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苏共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我们进行全面攻击。在会议中，赫鲁晓夫又带头对中国党进行围攻，要我们跟莫斯科“对表”，屈服于它，跟随它走。这次会议是彭真同志还有康生一起去的。他们顶住了压力，没有屈服。后来，小平同志在中苏会谈时，讲起布加勒斯特会议那段历史，说俏皮话批苏方：亏得我们的彭真同志是大块头，那么大的压力没把他压倒，要是我参加那个会，可能就被压垮了。
在7月5日开始的北戴河会议（中央工作会议）上，汇报了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发生的一切，大家都非常气愤。经研究给赫鲁晓夫发了一封信，答复他们对我们的攻击。赫鲁晓夫不顾国际信誉，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政府，片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进一步向我们施加压力。小平同志告诉苏方，你们给我们制造这么大困难，“我们准备吞下去！”
1960年，内忧加上外患，真是困难到了极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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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１月１日，中共中央批转河南信阳地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即《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这份报告，夸大敌情，混淆，把该地区发生的粮食严重减产和大量饿、病、死人的现象，一概归于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因而提出依靠，进行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的作法。
信阳新地委《关于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说：“对于一部分有罪行和严重罪行的人，已经集训了共8000多人，特别集训5000多人，斗争和批判了10000多人。有些民愤极大的已经作了处理，其中已经撤职查办管教反省的983人，逮捕法办的共计275人。已经有1327个大队的领导权被夺了过来，正在进行夺取领导权斗争的1621大队，其余大队正在积极进行准备，不久即可训了展开斗争。”
日中央批示肯定这份报告，并要求“全国三类社队整风整社都应照此执行”。中央批示助长了河南整风整社中的左倾错误，整风整社不去纠正省委犯下的左倾错误，而是再次打击，搞扩大化，一大批县级、公社级干部被关押；整风也严重打击了早已被剥夺了土地与其它生产资料的原地主、富农份子和他们的子弟。
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
《血屠：信阳事件认罪书集》
&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
&中共信阳地委
省委并报中央、中南局：&
我们于十二月八日至十四日先后召开了地委常委会议和县、市委第一书记(一部分县是领导小组长)会议，传达了最近中央、主席的指示，以及王从吾、徐子荣、王任重同志的指示和省委常委会议的精神。与会同志认真进行了学习讨论，普遍检查了思想，澄清了糊涂观念，提高了阶级觉悟，明确了指导思想。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中央、主席以及中央、中南局负责同志和省委的指示极端重要，完全符合信阳地区的情况，表示坚决拥护和贯彻执行。在这个基础上，检查了前一段的工作，初步总结和交流了整风运动的经验，对今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作了进一步部署。现将几个主要问题报告如下：&
&在中央、中南局的正确领导和省委的直接指导下，我区整风运动已经普遍展开，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并且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全区十六个县、市的整风运动都已经展开，一百八十七个公社，开展整风的一百五十六个，占百分之八十三；四千四百九十七个大队，开展整风的二千九百四十八个，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九。投入整风的工作队中，有区级以上千部二千余人，参加整风学习的各级干部十三万余人(其中：地专直两千余人，县直一万余人，公社一万三千余人，大队、生产队近十一万人)。对于一部分有罪行和有严重错误的人，已经集训了八千余人，特别集训五千余人，斗争和批判了的一万余人。有些罪大恶极民愤重大的已经作了初步处理，其中已经撤职查办管教反省的九百八十三人，逮捕法办的二百七十五人。已经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个大队的领导权被夺了过来，正在进行夺取领导权斗争的有一千六百二十一个大队，其余大队正在积极进行准备，不久即可展开斗争。&
目前，全区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运动高潮已经出现，广大群众的革命情绪十分高涨。在已经开展斗争的地方，斗争坏人坏事，彻底打倒阶级敌人，已成为广大群众的舆论中心，街谈巷议，奔走相告。群众说：“毛主席知道了，派干部来了”，“真共产党回来了，老八路回来！”。有的群众对着毛主席像说：“你真是我们的大恩人。”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主动组织串联，广大群众积极起来向坏人坏事作斗争。潢川来龙公社东升大队贫农社员王新全连饭都顾不上吃，跑了三个村串联苦主数十人参加斗争。平舆县平舆公社小陈庄大队开展斗争后，工作组每天都收到检举信一百多封，工作组走到那里，苦主就跟到那里诉苦，罗川县竹杆公社同心大队湛山沿生产队五年级的贫农女学生项仙枝，写给毛主席的控诉信缝在衣襟里面一年多未发出，这次拿出来交给工作组，要求替她冤死的父亲、妹妹伸冤报仇，并和她母亲串联六户苦主找工作组诉苦，斗倒坏人。真正树立了贫农、下中农优势的地方，群众扬眉吐气，心情舒畅。潢川县来龙公社刘小集大队的社员胡桂芝说：
“去年是阴天，遍地是豺狼，今年是晴天，共产党派来打狼的人。”还没有开展斗争的地方，在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广大群众跃跃欲试，有的积极要求派人去领导，有的自行串联苦主准备斗争，有的急忙赶回原籍参加斗争。商城县钟铺公社仙桥大队贫农社员路德友逃住在横川县，听说要斗争坏人，连夜从潢川跑回去参加斗争。该社王寨大队贫农社员曹花荣的丈夫去年被小队长罗德卿逼死，又被其霸占为妻，罗不让她出门，便在夜间偷偷跑到公社找工作组要求替死去的丈夫伸冤报仇，惩办坏分子罗德卿。新蔡县练村公社郑庄大队刘庄小队贫农社员马赵氏的儿子，去年被小队干部打残废，马赵氏听说要整风，跑二十多里路去找工作组诉苦，要求工作组去领导斗争坏蛋，报仇雪恨。在群众革命斗争的压力下，坏人普遍紧张恐慌，有些已经开始动摇，低头认罪，找工作队或向领导上写信交代自己的罪恶，要求给以惩处，并积极揭发别人，也有的主动找群众认罪检讨；有些坏人还在继续顽抗，抵赖罪责，收买群众，企图混过关去；少数的继续为非作歹，制造谣言，破坏生产，破坏公共财物，捣乱生活安排，拦路抢劫，组织偷盗，煽动群众制造混乱，甚至持刀行凶威胁群众；个别的畏罪逃跑、自杀。整个城乡的阶级斗争极为尖锐，坏人已陷入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革命的大风暴开始席卷全区。
紧密结合整风运动，广泛宣传贯彻了中央十二条政策的紧急指示，与困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中央、中南局和省委的全力支持下，普遍开展了生产救灾工作，安排了群众生活。发放了大批救济物资。已解决棉衣一百一十七万多件，被子十四万多条，住房六十三万多间(其中社队腾出八万多间，修补五十五万多间)，发动群众拾柴四亿多斤；采取各种措施扑灭疾病，减轻了疾病的蔓延；开展了多种经营，执行了半日集体劳动半日休息的制度，活跃了集市贸易，群众生活得到了初步安排，绝大部分地区群众情绪安定了。向困难作斗争取得的成就，大大促进了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迅速发展，整个形势的发展对我们是有利的。
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问题进一步地揭露，愈来愈清楚地证明信阳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内部肃反、社会镇反不彻底，是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打着我们的招牌，进行大规模的最残酷的连续半年之久的阶级报复。凡是整风运动深入开展的地方，揭发的问题比我们原来了解的严重很多，而且是越揭发越严重。过去认为淮南严重，淮北较轻，从这一段运动揭发的材料看，淮北各县的问题也很严重，有些县、社的严重程度也不亚于淮南。淮北八个县的第一书记除遂平、西平两县的县委第一书记问题比较轻一些，态度较老实外，其余已全部烂掉。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一万八千多人，现初步揭发已达八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三万来人，现在增加到近十万人。过去认为较好的社队，现在揭发出来的问题也很严重。西平县原来只发现二郎庙公社问题严重，现在全县十三个公社，除城关公社问题较轻外，其余十二个社问题都很严重。遂平县楂岈山人民公社，过去只报死六百余人，现在揭发死人近四千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有的队人口死亡达百分之三十左右。各种惨绝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个县、社几乎都有，从初步揭发的材料看，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医院都很严重。光山县十二个中学，有八个中学校长有人命血债，城关的高中和初中两个学校，初步揭发，被打死、逼死的教员和学生即达二十八人。不论淮南、淮北，广大群众在经济上都遭受了极大的摧残，生活异常困难，真正是十室九空，家贫如洗。全区十六个县市，按照现有的材料排队，只有新县一个县，按现在所了解的材料是二类，“五风”十分严重，敌人利用“五风”进行破坏活动造成了部分损失；其余十五个县市都是三类，已经完全烂掉或者基本上烂掉，敌人篡夺了领导权。据整风开展较早的光山、潢川、商城、固始、息县等五个县的排队，六十二个公社中，没有一个一类，二类是十个社，占百分之十六点一三；三类是五十二个社，占百分之八十三点八七；一千三百二十五个大队中，一类九十四个，占百分之五点四，二类三百一十七个，占百分之十八点三八，三类一千三百一十四个，占百分之七十六点一七。从县社原有的领导成员看，十六个县、市委书记处的书记一百二十八人中，属于错误不大的一类二十八人，属于于错误严重或者有一般罪恶的二类二十八人，属于罪恶十分严重的三类七十二人；县委委员和正副部长二百六十七人中，一类八十九人，二类八十人，三类九十八人；公社党委书记和社长二百一十五人中，一类四十三人，二类四十四人，三类一百二十地方群众就发动不起来，运动就冷冷清清，敌人气焰不能很快打下去，群众情绪不安定，局面扭转不过来。公社党委副书记和副社长一千一百人中、一类二百三十六人，二类三百三十一人，三类五百三十三人。这个排队仅是初步的，将来还一定会有变化。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不但情况愈揭愈严重，而且问题的性质也暴露得更加明显了。敌人打进来、拉过去的材料大量增加，暴露出来的反革命集团和反革命的现行破坏活动一天多于一天。民主革命不彻底的情况十分突出。确山县委办公室是一个反坏集团，办公室主任黄建志是一贯道的点传师，干过伪粮警；副主任孙文芳是三青团员，干过伪保干事；四个干事，一个是地主、三青团员，一个是地主、三青团的分队长，一个是伪联保主任的儿子，一个是伪保长的儿子。商城、固始、息县、新蔡、新县等五个县已经发现反革命集团三十六起。光山县发现有二分之一的地区是和平土改，其中少数地区基本上没有搞土改。该县文殊公社梁栅大队土改运动只是走了走过场，基本上没有划阶级，全队四十七户地主、富农中，就有三十四户漏了网。这些材料说明了，信阳地区的问题是极端严重的，是敌人的大屠杀、大惨案，完全证明了毛主席指示的“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就是信阳问题的实质。
敌人所以如此猖狂达半年之久，一方面是他们披着共产党的外衣，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掩益着他们的反革命的本质，一度迷惑了一些人的眼睛；为一方面，还有反革命的社会基础，土改、镇反不彻底，一部分地、富、反、坏分子原封未动的保留下来了，大批地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利用各种反革命的手段，把我们队伍中意志薄弱的人拖下水去，并且互相勾结起来，乘机实行反革命的阶级复辟，灭绝人性的残害群众。因此，必须根据中央、中南局和省委的指示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象土改一样，把敌人彻底打倒，把坏事彻底揭露出来，把领导权夺过来，把局面彻底扭转过来。我们现在所取得的成就，还仅仅是这次民主革命补课的开始，还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和复杂的斗争，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整风运动的实践证明，民主革命补课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是艰巨的。我区当前的敌我矛盾十分突出，又掺杂有人民内部矛盾，两类矛盾搅在一起，斗争很复杂，政策性很强。要胜利完成这两个任务，必须掌握几个重要环节。
&一、正确认识信阳事件的性质，提高阶级觉悟，明确指导思想。我们对于信阳问题性质的认识，是逐步明确的。在十一月以前，认识上是模糊的。不少干部认为信阳问题是工作上犯错误所造成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中央、中南局和省委的负责同志于十一月先后来信阳视察工作，作了明确的指示，我们才认识了信阳事件是地主阶级的复辟，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尤其是这次学习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中南局负责同志的指示，检查了思想上的糊涂观点和错误认识，对信阳事件的认识就更加系统和深刻了。在党中央、毛主席和上级党委的教导下，在斗争的实践中，认识是逐步提高的。但是，在我们的整风队伍中，仍然存在着许多糊涂观念。如认为：“信阳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指头的问题”，“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信阳事件是我们党犯了错误”，“路宪文是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在斗争中强调保护一批人，不敢撇开原有组织，有的不是展开斗争，而采取登门道歉的办法等等。这实际上是阶级观点模糊，群众观念十分薄弱的反映。存在这种或那种糊涂观念和错误思想的地方群众就发动不起来，运动就冷冷清清，敌人气焰不能很快打下去，群众情绪不安定，局面扭转不过来。由于前一段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一些糊涂观念和错误认识，某些社、队就发生了民主革命补课不彻底的情况。光山县第一批开展整风的七十四个大队，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工作，仅经过初步复查，还有十六个大队(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六)是夹生饭，坏人还没彻底打倒。槐店公社前进大队运动搞了两个多月，还有三个坏人没有进行斗争，坏分子王家喜(原大队支书)还暗地召集同伙人开会，猖狂地说．“他们(指工作组)有几个红的，我们有几个绿的”，群众说：“还是泰山压着头”。与上述情况相反，光山县在明确问题性质，采取了革命的方法以后，第二批开展的一百九十八个队，仅一星期的时间就掀起了群众革命斗争高潮，很快夺取了领导权。对信阳问题认识的提高，是一个斗争和实践的过程，但主要是由于阶级观点和群众观点模糊，在新的斗争形势下，麻木不仁，对敌人采用钻进来，拉过去的办法，篡夺党政领导，实行反革命复辟，缺乏阶级识别能力。因而，对敌人大规模的最残酷的残害群众的罪行，不能及时看透它的阶级本质。再加上敌人披着共产党的外衣，利用我们工作上的错误，进行破坏话动，这就更容易模糊干部的认识。所以，今后随着运动的发展，还需要对整风队伍不断地进行整顿，武装思想，提高觉悟，使领导和干部永远站在运动的最前列，不断领导群众前进。
二、要象土改一样大搞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实际上是民主革命补课。同时，还要彻底反“五风”，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完成革命的任务，必须采取革命的方针。要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撇开原有组织，依靠工作队和贫雇农群众以及被打击陷害的好人，夺取领导权。要大张旗鼓地反复地宣传贯彻中央十二条政策的紧急指示，边宣传边执行，旗帜鲜明，团结群众，孤立敌人，把运动搞深搞透。对于原有组织中，犯有严重错误和有罪恶的人，根据情况，分别采取集中整风、集训，特别集训和撤职查办管教反省以及逮捕法办的办法，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初平民愤，扫除运动的障碍。由于绝大部分原有的组织已经腐烂，所以必须依靠上级派来的干部，在各级各部门中建立领导小组，实行领导小组专政。大队暂时成立社员代表会，小队暂时成立代表小组，一切权力归代表会，废除过去的一切反动政策和规定。各县第二批开展整风的社、队，一般都执行了革命的方计，效果很好。但是，也有一些重点，远动开始时出于对斗争性质认识模糊，采取了改良主义的方针。如光山县整风运动开展最早的城郊公社，山于运用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解决敌我矛盾，没有完全撇开原有组织，把蜕化变质分子原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朱万林和原十里庙大队支部书记黄立炎误认为是好人犯了错误，还利用他们继续工作，而他们却背着工作组继续进行破坏活动。我们头里扎根子，他们后边拔根子。朱万林告诉黄立炎：“整风已快结束了，工作组走后再好好干。”在群众酝酿选举立场坚定、受打击陷害的贫农党员杨金枝当队干部时，黄立炎则召集一伙地、富、反、坏分子和落后群众连开四次小会，并在群众中制造宗派矛盾，说：“黄立炎当不了干部，就是拔掉了黄家一杆大旗”。并组织一些坏分子和落后群众冲进会场大哭大闹，捏造材料，陷害杨金枝。真相揭露后，黄立炎逃跑时还布置他的同伙继续进行破坏活动。新县吴陈河公社在整风中，对原党委副书记、蜕化变质分于陈传发，不是采取彻底斗争的方法，而让他向被他吊打残害的社员胡升明家登门道歉，胡升明说：“你把我冻也冻了，打也打了，还道什么歉。”将其赶出门去，还让小孩喊口号“打倒陈传发，陈传发扣我们的饭”。这些事实证明了改良主义的方针只能混淆敌我界限，麻痹群众斗志，是不可能充分发动群众，把革命搞彻底的。
三、必须采取革命的方法，坚持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夺取领导权。整风运动已经开展的社、队，群众发动一般是充分的，方法是对头的，运动发展是健康的。具体作法是：一是，县市、公社、大队都召开整风会议，层层解开盖子。有上边派去的领导同志作报告，讲清信阳事件的性质，指明坏分子的罪恶，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向坏人坏事开展斗争。对原组织的成员，根据其罪恶大小，错误轻重，分别采取集中整风、集训、特别集训等办法，把盖子揭掉，并且由派去的干部在县、社成立领导小组，这样
旗帜鲜明，容易解除顾虑，发动群众。二是，工作组的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深入的访贫问苦。细致地选择根子，首先发动苦大、恨深、出身成份好的贫雇农和下中农，解除他们的顾虑，坚定向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勇气，并且依靠他们去串连苦主，组成队伍，进行阶级教育，准备斗争材料。三是，在群众充分发动的基础上，大张旗鼓地向坏人坏事开展诉苦斗争，先斗争群众最痛恨的大坏蛋，群众要斗争几次就让群众斗争他几次，对于所有的坏人都要通过大会小会，让群众倒尽苦水，出透冤气，进行彻底的斗争。对这些坏人的斗争，领导态度必须明朗，必须坚决，不能束缚群众的手足，更不能采取恩赐观点。在发动群众开展诉苦斗争的过程中，要反复交代政策，不准打人。与政治斗争的同时，对于这些反、坏分子利用各种手段贪污多占和掠夺群众的财物，要进行追赃退赃。四是，土改不彻底的社、队，发动群众划阶级，查清漏网地主、富农，重新给他戴上帽子，交群众斗争管制，监督劳动改造。通过划阶级，查漏网地富，在群众中进行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把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一步。五是，民主革命补课取得胜利之后，还应认真地进行复查，不漏掉一个坏人，不漏掉一件坏事，保证民主革命补课取得彻底胜利。从各个点的实践看来，这些作法不仅适用于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反“五风”斗争也应当采取这样的革命精神，才能把“五风”彻底反掉。
三、必须采取革命的方法，坚持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夺取领导权。整风运动已经开展的社、队，群众发动一般是充分的，方法是对头的，运动发展是健康的。具体作法是：一是，县市、公社、大队都召开整风会议，层层解开盖子。有上边派去的领导同志作报告，讲清信阳事件的性质，指明坏分子的罪恶，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向坏人坏事开展斗争。对原组织的成员，根据其罪恶大小，错误轻重，分别采取集中整风、集训、特别集训等办法，把盖子揭掉，并且由派去的干部在县、社成立领导小组，这样
旗帜鲜明，容易解除顾虑，发动群众。二是，工作组的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深入的访贫问苦。细致地选择根子，首先发动苦大、恨深、出身成份好的贫雇农和下中农，解除他们的顾虑，坚定向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勇气，并且依靠他们去串连苦主，组成队伍，进行阶级教育，准备斗争材料。三是，在群众充分发动的基础上，大张旗鼓地向坏人坏事开展诉苦斗争，先斗争群众最痛恨的大坏蛋，群众要斗争几次就让群众斗争他几次，对于所有的坏人都要通过大会小会，让群众倒尽苦水，出透冤气，进行彻底的斗争。对这些坏人的斗争，领导态度必须明朗，必须坚决，不能束缚群众的手足，更不能采取恩赐观点。在发动群众开展诉苦斗争的过程中，要反复交代政策，不准打人。与政治斗争的同时，对于这些反、坏分子利用各种手段贪污多占和掠夺群众的财物，要进行追赃退赃。四是，土改不彻底的社、队，发动群众划阶级，查清漏网地主、富农，重新给他戴上帽子，交群众斗争管制，监督劳动改造。通过划阶级，查漏网地富，在群众中进行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把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一步。五是，民主革命补课取得胜利之后，还应认真地进行复查，不漏掉一个坏人，不漏掉一件坏事，保证民主革命补课取得彻底胜利。从各个点的实践看来，这些作法不仅适用于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反“五风”斗争也应当采取这样的革命精神，才能把“五风”彻底反掉。&
四、组织社员代表会，一切权力归代表会，充分发挥社员代表会的作用。在整风运动中，绝大多数队都组织了社员代表会，撇开了原来组织。生产大队成立了社员代表会，代表会中组织代表委员会(上边派来的工作队的干部参加委员会)，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领导，委员分工管理整风、生产、生活等各项工作；生产小队组织代表小组，选举正副组长，领导生产队的各项工作。社员代表一般五至七户选一个，代表的基本条件是：贫农、下中农，历史清楚，劳动积极，和坏人没有联系，群众拥护。代表会中贫雇农、下中农成分应当占绝对优势，保证贫雇农和下中农的绝对领导，目前已经建立起来的代表会绝大多数是好的，大公无私联系群众，办事有条不紊，很受群众拥护，在领导整风和生产救灾等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遂平县楂蚜山公社关庄生产队贫农赵景重被选为代表，耽心工作搞不好，向群众表示“我没有当过干部，不会说话”，群众回答说：“咱们是庄稼人，有事大家商量着干，根据大家意见咋干就昨干，你不去我们也去干”，赵景重向群众说：“我保证不学过去的坏干部，保证不多吃多占。”
(群众都满意的笑了)
该社李陶大队贫农马先行被选为代表后，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教导他说：“孩子，你是大家选出来的，不能学过去的坏人，咱是穷人，要为穷人办事，要和群众一条心，不要打人骂人，不要多吃多占。”现在马先行工作搞的很好，每天还替四个孤寡老人担水，经常到社员家问寒问暖，社员普遍反映“马先行真是我们好代表”。息县夏庄公社长林大队贫农朱秀花当选为代表以后，表示“一定领导大家把家当好，要争一口气”，在十一月下旬寒潮来时，怕冻坏牲口，把队里的五头牲口牵到自己屋里。不少代表小组主动的积极的串连群众开展诉苦斗争，领导生产，抓生活，搞的很活跃很出色。但是有的地方，不相信群众，怕搞乱了，不敢成立代表会，也有的虽然成立代表会，只是把代表会作为宣传政策，联系群众的一种方法，没有把一切权力交给代表会，致使代表会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从已有的经验证明，不仅在整风运动中，需要组织代表会，充分发挥代表会的作用，而且为了巩固发展人民公社，搞好社会主义建设，领导和监督干部，树立民主作风，充分发挥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还可以把代表会作为一种长期的制度坚持下去。
&五、组织处理工作是体现政策和巩固斗争成果的重要环节。我区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组织处理工作的分量很大，情节很复杂，政策件很强。因此，必须坚持“两步走”的作法。为了支持群众运动，迅速夺取领导权，制止坏人坏事，运动开始时，对原有组织中的干部，根据情节，分别采取集中整风、集训、特别集训以及停职反省、撤职反省、撤职查办、管教反省、逮捕法办等办法，进行初步处理。随着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深入发展和斗争的胜利，再根据群众要求，情节轻重，分别依法惩处和给予党纪、行政处分，进行最后处理。在处理中，要正确贯彻执行狠、准、稳的方针，既不漏掉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但对运动中发现的现行犯，应当坚决及时处理。另外在原有组织中，有一批好人受到打击，必须实事求是的予以平反。平反工作应当先易后难，对于问题明显，界限清楚，肯定是被打击陷害的应当及时平反，重新起用；对情节复杂，界限一时不易划清的，应当随着运动的发展，查清情况逐步平反。为了作好组织处理工作，应当加强审查批准机构，采取专门机构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办法，把材料及时查对清楚，并要适当的简化手续，又快又好的处理各种案件。同时要迅速整顿各级政法部门的机构，发挥其在运动中的作用。
六、建立与健全“司令部”，组织强大的整风队伍。首先是把县、社两级的“司令部”建立健全起来，主要是县委书记处和公社党委书记、副书记，应该迅速调配干部充实起来，加强集体领导，担负起领导整风和各项工作的重任。对于已经烂掉和基本烂掉的县委和公社党委，要进行改组，成立领导小组，把领导权夺过来。同时必须改组和健全“参谋部”，把整风办公室充实起来。整风办公室人员，必须是纯洁的，和坏人没有联系的人参加。其次是组织整风工作队．一方面要把省、地、县工作组统一组织、统一领导，能够参加当地领导小组和党委的干部，都吸收参加当地领导小组和党委，使他们有职有权，便于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工作队的作用。工作队必须树立良好的作风实行“四同”，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认真学习党的指示、政策，坚决按照党的政策规定办事。要严格遵守纪律，与那些坏干部、坏作风明显的区别开来。同时根据运动发展的情况，不断的整顿工作队，总结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使工作队能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良好的工作作风，明确的政策思想，能够坚持民主革命补课的斗争任务。
七、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生活安排，要密切结合起来，一手抓整风，一手抓生产救灾和生活安排。运动的实践证明，不开展整风运动，不把领导权夺过来，坏人继续进行破坏，群众顾虑重重，情绪不安，社会秩序出现某种程度混乱的情况下，就不可能作好生产救灾工作，也不可能安排好群众生活。同时，不大力进行生产救灾，不认真地安排好群众生活，社员的吃饭、穿衣、住房、治病以及牲畜缺草喂养，修补旧舍等问题不加以妥善解决，就不能使群众安下心来进行整风，也必然影响整风运动的开展。因此在指导思想上，必须把整风和生产救灾作为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的政治和经济上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既要集中主要精力开展整风运动，又要大力组织群众经济生活，开展生产自救运动，把群众生活安排好。地、县、社各级，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统一组织和适用各方面的力量，全力作好整风和生产救灾工作。公社以下，领导小组和工作队，社员代表会、代表小组，都必须一边抓整风一边抓生产救灾，把两件工作同时作好，保证民主革命补课的彻底胜利，作好保人保畜和冬季生产工作，争取明年的农业大丰收。&
根抿我区当前运动进展的情况，必须继续深入地贯彻执行中央、中南局和省委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掀起更大的整风高潮，切实做好生产救灾和生活安排工作，迅速扭转局面，保证人畜安全过冬，搞好冬季生产，为争取明年农业大丰收作好准备。当前要作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在全区范围内，迅速掀起整风运动高潮，彻底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彻底反掉“五风”。我区当前敌我矛盾是主要的，而且是突出的、尖锐的。
必须首先打倒敌人，夺取领导权，完成民主革命补课的任务，不然，不仅党的方针、政策贯彻不下去，而且一切工作都无法作好。在打击敌人的同时，要普遍宣传贯彻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对于“五风”问题，凡是能够解决的都要尽快的结合解决。这样旗帜鲜明，放手发动群众，孤立敌人。民主革命补课胜利之后，就要迅速转向反“五风”斗争，在斗争中，还应继续挖掘更隐蔽的敌人。要求在春节以前基本上完成民主革命补课任务，春节以后要用革命的精神，大反“五风”，力争于明年五月底以前完成反“五风”的任务，按照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的要求，把公社整顿建设好。在每个革命任务完成之后，都要进行一次复查，真正搞深搞透搞彻底。民主革命补课彻底的标准是：
& (1) 坏人坏事被彻底打倒；
& (2) 查清漏网的地、富，消灭封建残余；
& (3) 夺回五权
(党权、政权、兵权、财权、吃饭权)，巩固地确立贫农、下中农的领导优势；
&(4) 群众充分发动起来，苦水倒净，冤气出完；
& (5) 扎正根子，培养出一批新的积极分子。
二、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必须点面结合，在搞好重点的同时，必须加强面的控制。要求在十二月底，最迟明年元月上旬，把所有公社、大队、生产队的领导权全部夺取过来，普遍建立起以贫雇农、下中农为核心的大队社员代表会和生产队代表小组。对于坏人和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都要按照规定，进行集中整风、集训和特别集训，以便迅速扭转局面，制止敌人破坏。同时，要搞好重点，深入发动群众，分期分批地完成民主革命补课任务。
三、积极培养训练干部，壮大革命力量。目前普遍感到任务大，干部力量不足，各县都向地委要人。我们打算从四个方而解决这个问题：
(1)中央．省委已经给我们派来了大批干部，这是我们做好整风和一切工作的骨干；
&(2)积极培养提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充实社、队的领导。培养的方法，一是办短期训练班，二是吸收参加整风工作队，三是选为代表，担任实职，从实际工作中锻炼提高；
&(3)抓紧进行地、县、社机关整风，把原来的干部面貌迅速澄清，把真正的好人和犯一般错误而又愿意改正的干部很快解放出来，充实整风队伍，让他们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锻炼提高；
&(4)对过去确实被打击陷害的好人，进行平反，分配给他们工作。采用以上四种办法，尽快地组成一支干部队伍，同时要结合运动，不断整顿队伍，纯洁组织，壮大新生力量，提高队伍的战斗力，提高干部的政策思想水平，以适应当前革命形势的需要。
四、切实搞好生产救灾和社员生活安排，大力开展生产自救运动，保证人畜安全过冬。目前粮食征购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必须迅速搞好粮食定销工作，加强粮食管理，解决烧柴、吃菜问题，办好公共食堂。继续解决灾区人民缺衣、缺被、住房和疾病治疗等问题，扎扎实实地安排好群众生活。对于城市职工和群众的生活问题也要十分重视，抓紧抓好。同时要有计划、有领导地组织初级市场，活跃集市贸易和城乡经济，增加公社和社员的收入。还要加强麦田管理，大量积肥、追肥，力争明年麦季能有一个好的收成。&
　以上报告妥否，请指示。
　　　　　　　　　　　　　
&　 中共信阳地委&
　　　　　　　　　　　　　　　
一九六Ｏ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屠：信阳事件认罪书集》目 录
中共河南省委、信阳地委、专署
1、《关于信阳地区发生浮肿和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
& & 中共河南省委
附：《关于发生浮肿病、紫疳病和其他疫病造成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
（1960年 4月
4日） & & &
& 中共信阳地委
&2、《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
&（1960年12月
4日） & & &
中共信阳地委&
3、《我的思想反省补充材料》（日）
原中共信阳地委第一书记 路宪文
附：（1）《关于路宪文在“信阳事件”中所犯罪恶的处分决定（草稿）》
& &中共信阳地委
（2）、《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63）豫法刑一字第15号》
9月13日） & & &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4、《我在“信阳事件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检讨》
& &原信阳地委书记处书记、信阳地区行署专员
附：《王达夫的罪恶材料》
中共信阳地委
5、《对1959年到1960年错误的检查交待》
6月29日） & & &
& &原信阳地区行署付专员
6、《我所犯的错误》（日）
&原信阳地区行署财委办公室付主任 &李英
附1：《关于李英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中共信阳地委直属党委
附2：《对“处分决定”的几点意见》（日） & &
7、《关于商城县委所犯错误的主要经过和后果》（日）
&中共商城县委
8、《关于对去冬今春在粮食工作上所犯严重错误的检查》
8月26日） & & &
& & 中共商城县委
9、《关于对余集公社几个问题的检查报告》
& &（ 日）
& &中共商城县委
10、《关于去冬今春发生浮肿死人问题的检讨》
& & &原中共商城第一县委书记
附(1):《对王汉卿同志错误事实整理》
& & 鸡公山会议办公室材料组
附（2）《王汉卿所犯错误事实材料》（日）
& 中共商城县委
11、《我的罪恶交代》
& &原中共商城县委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
11、《我的错误交待》（日）
&原中共商城县委书记处书记兼砦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 孙广生
附：《孙广生的罪恶材料》（日）
&中共信阳地委办公室
12、《自我检查》（1962年 4月
5日）原中共商城县何店公社党委第一书记 杨功时
13、《个人补充检查》（1962年 4月23日）
14、《我所犯罪恶和错误事实的检查》
&原中共商城县委监委付书记、组织部长
附：《对阮坐同志在“信阳事件”中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中共商城县委
15、《自我检查》（日）
& & &原商城县副县长
16、《自我检查》（日）
& 原商城 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兼局长 王志刚
17、《我在五九年冬六0年春所犯错误的检讨》（日）
&原商城 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县检察院检察长 焦希明
18、《自我系充（统）检查》（日）
& & & 原商城县公安局局长
& 附：《对王昆明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中共商城县委
19、《1959年冬1960年春的错误检讨》
原中共商城县委办公室主任 陈道发
20、《我在信阳事件所犯的错误事实》 &原商城县长竹园公社第一书记 刘海清
附：《关于刘海清同志在“信阳事件”中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中共商城县委
21、《自我检讨》（日）
& & &原商城县委农工部副部长
22、《自我检查》（日）
原中共商城县隆古公社党委书记 马益寿
23、《自我检查》（日）
& & &原中共商城钟铺公社书记
关于杨店公社双河和时围孜大队“信阳事件”的调查报告
（出处：来自河南省信阳市息县档案馆档案文件，日，有删节）
为了进一步弄清“信阳事件”的性质，教育提高党员和干部的觉悟，使党员和干部能很好的接受“信阳事件”的教训，我和县委工作组十几个同志，于日到5月23日，用半月时间，在杨店公社的双河大队和时围孜大队通过逐户调查与群众座谈访问对“信阳事件”的发生经过专门进行了调查。现在将调查的情况报告如下：
& （一）这两个大队在“信阳事件”中遭受的损失是极其惨重的。
双河大队位于息县城北部，离城16华里，该大队1959年9月以前，原有14个自然村，245户，1053人，男女整半劳力488个，牲畜168头，可耕地4637亩。现有221户（包括外边迁来的），较原有户减少10.8%，782人，减少25.7%，男女整半劳力320个，减少34.43%，牲畜139头（包括去冬今春购买55头在内），减少17.26%。
1959年冬和1960年春，这个大队在路宪文、徐锡兰（原息县县委书记、县长，笔者注）的反动政策指导下，使这里人民群众遭受了一次骇人听闻的大惨案，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及其惨重，据统计：全大队共死亡339人，占原有1053人（59年9月以前实有人口，下同）的32%，其中男193人，女146人；成年人205人，小孩134人；贫下中农233人，占本阶级原有人口661人的35.2%，中农90人，占本阶级原有人口331人的27%，富农10人，占本阶级人口28人的35.7%，地主死亡6人，占本阶级人口的17.6%。在家里死的268人，逃在外面死的71人。
时围孜大队也在城北部，离城28华里，该大队原有22个自然庄，267户，1261人，575规格整半劳力。前冬去春毁灭了6个自然庄，占自然庄总数的27.3%，死亡人口240人，其中男157人，女83人，占总人口的19%。因没粮吃饿死的211人，打死的2人，上吊自杀的2人，病死24人，摔死1人。牲畜原有240头，死亡168头，占总数的75%。
& （二）灾情严重、五风错误是发生“信阳事件”的起因。
从这两个大队看，1959年灾荒确实是严重的，虽然依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开展了抗旱斗争，使农作物保持了一定的收成，但是，由于干旱持续长久，最后仍造成不可抗拒的灾害。双河大队59年秋季粮食作物播种面积3476亩，有收面积只有529亩，而由于夏季征购了“过头粮”，在秋粮未成熟之前，群众暂调地吃青，估算折粮11900余斤，秋季实收粮食仅10470斤，还交了征购任务4870斤，剩下只有5600斤。全队每人平均合5斤左右。时围孜大队秋播面积2612亩，除吃青外，实收38228斤，公社派征购任务15万斤，完成18600斤，群众实际吃粮9斤13两。九月份双河大队十三个食堂已停了伙，群众勉强以菜度日，或到地里弄一点未成熟的粮食活口，到了十月，菜吃光了，粮食也收光、吃光了，群众生活更加困难，从十月到十二月，两个队越没有吃到粮食，由于断粮，浮肿病大量发生，人口死亡一天一天地增多，没死的人也都面黄肌瘦，东倒西歪，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痛现象。
但是，干部还在大搞反瞒产，当时地委、县委在路宪文、徐锡兰的把持下，不但没有采取措施进行生产救灾，安排群众生活，还到处鼓吹大丰收，逐级分派征购任务，而且是高指标、高征购，谁要说减产有灾，完不成任务，就给谁扣上“否认大丰收”，“否认抗旱成绩”和右倾“不要社会主义”等大帽子；谁要说食堂停伙、农民没吃的，就给谁加上“反动派”、“抵抗社会主义”等罪名，强迫下边完成征购任务。双河大队59年的秋季实收10470斤粮食，而浮夸为40余万斤，分派征购任务7万斤，超过实产五倍多，完不成任务就开展反瞒产斗争，就翻箱倒柜，逐户搜查，逼着问群众要粮。这个大队在反瞒产中，三番五次，先后搜查群众的粮食368斤，芝麻5斤，棉花25斤，群众说：“拿走了粮食，就是要去了性命。”进入十月以后，群众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刻，但是征购任务还没有减少，继续逼着下面交粮，到处出现“开会带粮报喜”的邪气，如果不带，轻者批评，重者辩论。十月初，大队会计刘某某到公社开会时，把搜查群众的12斤粮食（也是仅有的粮食）、5斤芝麻，也拿去卖了。
反瞒产反不出粮食，继而又开展了反户户冒烟，为了不让群众冒烟，把群众的锅、碗、盆统统搜罗一空。单双河大队先后共搜查群众的小锅15口，盆48个，干菜580斤，鸡2只。这样一来，大部分群众连个盛野菜的锅也没有了。双河生产队社员尚某说：“粮食吃不上，连菜也不让吃，咋不饿死人呢？光灾荒，不反瞒产，不搜群众的小锅，也不会死这么多人。”
从1958年秋季以来，一直到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开展以前，这两个大队的“共产风”一直未停，猪、羊、鸡、鸭、锅、缸、盆、罐、碗等几乎全搜罗走。
据双河大队不完全统计，58年以来，单大队就先后平调社员的猪58头，羊36只，鸡9只，家具58件，炊具45件，房屋117间，树木87棵，木檩13根，现金550元，其他物资85件；并且收回社员的自留地，不准社员在宅前宅后开荒种菜，弄得群众家底一空，在灾荒严重的紧急关头，群众一无所有，增加了群众抗灾度荒的困难。
& （三）阶级敌人趁机进行残酷的阶级报复。
解放后，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剿匪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双河大队先后镇压了大恶霸地主刘从龙；伪保长丁自正，匪首刘广治、刘少清、冯登殿；依法逮捕了惯匪刘从清、宋炳海；伪保长刘俊峰。时围孜大队在土改时也镇压了伪保长时应照，匪营长时昌然。推翻了封建剥削制度，消灭了地主统治阶级，地主、富农在群众中已被打得像落水狗，抬不起头来。又经过互助合作运动，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合作化的优越性，特别是经过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行为，广大群众社会主义觉悟进一步提高，建立了人民公社。但在人民公社化以后，干部思想麻痹，阶级观念逐渐薄弱，地主、富农入了社，特别是由于干部调动频繁，有些屡犯错误被撤职的干部和富裕中农、土改时可划可不划的地主、富农或他们的子弟，趁机当了干部。他们自私自利、个人主义严重，当灾情严重、群众不可抗拒的时候，他们披着共产党的外衣，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接着反右倾的口号，只顾自己利益，不管群众死活，尤其在“左”的政策的号召下，他们便对群众下了毒手，实行最残酷的阶级报复。时围孜大队全队干部45人中搜查、罚款、扣饭、捆绑、吊打等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的就有33人，占70%。……大队党书记徐志华、双河大队党支书刘广然，他们在前冬去春对群众采取了捆、绑、吊、打、辩论、斗争、拉死狗、批牛皮、游社示众、搜查、罚款、罚苦役、摔锅、摔盆子、不许冒烟、克扣口粮、扣饭、扣工资等多种多样的毒辣手段，对广大群众进行残害。
由于他们对群众的残害，致使群众的思想更加惶恐不安，一部分老实群众宁愿饿死家里，也不愿偷偷摸摸；一部分群众感到在家无路可走，而东逃西奔，饿死在外。如陈庄贫农社员陈毛孩，在家时把自己的家具变卖了，买了些东西吃一顿睡几天，门也不出，直到最后饿死，没有偷摸过公家和社员的任何东西。又如王庄社员刘少均，感到没有活路，只得领着孩子南逃北奔，结果父子两个饿死在息县南关。
从以下几个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残害群众的具体事例来说明“信阳事件”阶级报复的本质。
1、坏分子刘广然，是原双河大队支书，贫农成分，其父是个赌博痞出身，本人解放前当过国民党伪兵，49年当过土匪，参加过反革命组织，1949年3月攻打过我区政府，51年混入革命内部，任关店区单台乡长六个月，因强奸妇女，贪污公款，投机倒把，被依法判刑八个月，放回来后，一时伪装积极，依靠其兄刘广全（当时乡长），又混进党内，当上了互助组长、初级社长、高级社长，一直到大队支部书记，在此期间，一直为非作歹，多吃多占，贪污浪费，腐化堕落，特别是在公社化以后，利用了政策上的错误，更变本加厉地残害人民，先后共欺凌毒打群众10余人，其中打死3人，打残废5人，打跑5人，并贪污公款600余元，宰杀耕牛2头，杀猪3口，偷公家红芋1500斤，偷麦种160斤；克扣社员口粮，大吃大喝，并经常领着一个妇女在大队里玩弄，给他们铺床盖被，并任用坏人当干部，组织突击队打人，在他的指使下，搜查罚款，强迫群众交银元，群众交不起就严刑拷打，如刘从领交不出银元，被刘广然打的满身流血，粘在衣服上，脱不下来。59年9月在生活紧张的情况下，他们召开贫农会议，强迫群众卖余粮，当时贫农社员刘自远说：“家里都揭不开锅了，哪里有什么余粮啊。”刘广然张口就骂，说他“否定大丰收。，“抵触粮食征购。”并以搜查粮食为名，逼着群众要银元，贫农社员王新安因交不出银元，被刘广然弄到大队，用枪托子毒打一顿，并威胁说：“明天不交，还打！”王新安回家后，感到无路可走，两口子一绳吊死，死后刘广然还骂到：“反社会主义反死的！”，并在他们坟上插上牌子，说：“王新安不顶改造，反对社会主义死的。”大队所有干部、群众没有一个不怕他的，称他为“熊大爷”，“活阎王”。
2、大奸商符广才，赵集公社人，赵集公社人，解放前在淮滨镇经商，后又在息县城里开百货商店，并雇店员一人，本人兼营行商，贩卖毒品，和息县城里的地主女儿宋自华结婚，土改时因贩卖毒品，逃避罪恶，逃跑到双河大队西刘店居住，后被政府发觉，于53年依法管制三个月，符逃来时自报贫农，并且利用金钱买物，请客送礼等手段，收买了原高级社支书刘广然，于57年当上高级社的作业组长、生产队长。该人在当作业组长时，曾经瞒产私分小麦二千余斤，受过撤职处分。59年春在干部大变动时，原大队支书刘广然又以私人关系将该人放到何老庄当作业组长，他老婆当炊事员，克扣社员口粮，全家大吃大喝，不给群众饭吃。何庄原有9户51人，59年冬60年春被打死和饿死的有17人，占33.3%，其中他亲手打死的3人（何凤兰两口和哑巴妮一人），不给饭吃逼跑在外饿死一人（何继友，贫农），不给饭吃在家活活饿死一人（下中农何洪氏）。何凤兰因扒了几斤红芋，夫妇二人被符某某连续毒打二顿，打后，夫妇二人先后死去。何凤兰夫妇死后，撇下5个小孩，又饿又冻，无人照管，也先后死去。何洪氏因为符广才喂牲口，叫她清扫牛粪，符说她没有扫净，而不让何洪氏吃饭，被饿死。何洪氏死后，两个小孩死去一个。何继友因干活慢了，符广才不让他吃饭，没有办法逃跑在外，饿死在北边仓铺。何炳治家里死的只剩一个哑巴妮，符广才无故将何家里财产拿走，哑巴妮不让符拿，被符用木锨把毒打一顿，打后两天死去。
3、蜕化变质分子陈得友，贫农出身，雇工成分，58年入党，曾任过小乡民兵队长、村农会主席、互助组长、生产队长。57年在高级社时期，开始打人，贪污后屡犯严重错误，曾先后被撤职多次，58年以来，违法乱纪发展更为严重，亲手共毒打群众70多人。最严重的是，59年冬调到周庄以后，亲手制造了周庄的大惨案。周庄原有78人，在他的一手造成下，死亡39人，死绝5户，是双河大队死亡最多，损失最惨重的一个庄。他到周庄后，又把何庄的伪甲长、保丁、老富裕农民丁治省也调去当事务长；提拔反革命家属刘从全当作业组长；把东刘店符广友（符广才的哥哥）调去当饲养员，与这些人纠合在一起，把持了周庄的领导权，声言“周庄是落后庄，要狠狠整整周庄的资本主义”。在生活紧张时，并说要把周庄所谓“资本主义户”饿死完，千方百计地找群众的岔子，乱加罪名，进行陷害，在生活紧张时，陈说中农宋保国想偷他的东西，要吊要打，把宋吓跑在外，回来后又要组织辩论斗争，宋保国思想恐惧，回家吊死。宋保国思后，陈得友又说他的□□线□丢了（实际未丢，而是他老婆放起来），是宋保国的老婆宋王氏偷去了，陈叫他的打手们把宋王氏吊在食堂门口的椿树上，亲手用鞋底把她痛打一顿，打后又用脚踢，当场被打残废。打残废后，不能干活，陈又说她是“装洋蒜”，叫事务长（丁治省）每天扣饭，二口人打的饭不够一个小孩吃的，宋王氏整天啼哭不止，苦苦哀求无效，最后气饿而死，死后陈还说：“不干活应该少吃饭。”宋保国一家五口活活被他折磨死四口，只撇下一个6岁的孤儿。中农宋保中是宋保国的弟弟，陈得友以干活不积极为名，不给饭吃，也被活活饿死。宋保中死后，其妻宋丁氏在断粮时，为了照顾小孩（当时两个小孩浮肿），偷拿了两个红薯，被陈得友吊在宋保华的门口毒打一顿，打后宋丁氏带着小孩逃跑在外，结果小孩饿死在张陶，本人带病而归，回来后第二天卧床不起，当夜还没有断气，被陈得友老婆抬到家里活活割死；割时人还能吭声，割后鲜血满地，肠子丢在东沟里，人头丢在西地里，宋保中一家人自此死绝。还有宋炳华，也因偷红薯被陈得友等毒打一顿，逼跑在外；其妻宋刘氏也因偷了红薯，被陈得友、韩安仁等吊起来毒打一顿，打后食堂又不给饭吃，活活饿死在家；死后单个小孩无人照顾，也先后死去，当宋炳华回来时，看到家里人四完了，不久也气饿而死，全家5口人死绝了。陈得友还规定干活消极不给饭吃，贫农韩为新的老婆韩宋氏，因有病不能干活，每天食堂只给打一碗饭，本人还舍不得吃，留给小孩吃，临死时叫喊要喝点面水，陈得友、丁治省等人不给喝，而被饿死。而陈得友等都多吃多占，大吃大喝，有一次他们几个人一顿就吃了15斤面。60年春，陈得友等在西坡锄地，衣服脱在路埂上，陈的二斤粮票、三元钱被其表弟王连旭拿去，陈把王带到何庄，叫丁学干把王吊在食堂门上，毒打一顿，打后陈说王手下不干净，不给饭吃，要把王赶出周庄，王饿的走不动路，倒卧在庄外，陈还不叫进庄，最后在这庄工作的大队干部王万发发现后，在食堂给他弄一盆稀饭吃，后又叫人把王架在场屋里，第二天早晨死去（据群众反映是刘从金、丁学干掐死的）。
4、漏网富农徐淑华，是原时围孜大队支书，于58年运用与原大队支书李绍州的亲友关系，混入党内；李调走后，徐便担任了大队支书。在他担任支书后，又叫可划可不划的富农张学勤当上了生产队长，贫农李少武是土改时贫雇农小组长，曾提过意见划张的富农成分，而张心怀不满，仇恨在心。在59年10月份食堂断炊停伙，李在10月10日偷扒公家的红薯10余斤保命，生产队长时廷贤（上中农成分）在10月20日早饭后拿枪将李捆着，带到大队办公室；张学勤、时廷贤将李拉到屋里，将李吊在梁上，上不沾天，下不连地，张又给李脖子上挂两块土砖，一个车轮，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把李活活吊死。总之，群众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又遇上了阶级报复，连饿带打，又气又病，饿、打、气、病丧失了许多人的生命。（后略）
王兆基、张致武、刘宽仁
关于小茴店公社大竹园大队“信阳事件”的调查报告
（出处：来自河南省信阳市息县档案馆档案文件，日，有删节）
大竹园大队，位于小茴店东四华里，全队原有10个生产队，20个自然庄，2276人，男女整半劳力999人，326头牲口，田地5299亩，正常年景以57年为例，每亩平均单产270斤，总产143万斤，除余粮、征购外，平均每人还有口粮734斤，户户丰衣足食，队队六畜兴旺，从解放到1958年全队人民生产、生活是一派大好形势。
1959年冬到1960年春，这里遭受了一次长达半年之久的大惨案，在惨案中全队被敌人用打、斗、逼、饿、冻等恶毒手段共治死了339人，占原有总人口15%以上，死人户占总户数的38%，其中死绝19户，占总户数的3.6%；全队死亡人口中被打死的20人，因斗而死的2人，被逼而死的18人，扣饭饿死的20人，因饥饿转病而死的37人，缺粮无奈自杀的1人，缺粮饿死的201人，其他原因死亡的40人，死亡劳力160人，占死亡人数的47.4%，占原有劳力的16%。惨案后全队留下了13个孤儿，5个孤老。惨案不仅造成人口大量死亡，而且使全队的生产与建设也受到了毁灭性的摧残。全队原有19个自然庄，毁掉了2个，扒毁房子395间，占原有房子的26.35%，余下的也多是残墙断壁，难以避风挡雨。大队农具损失291件，占59.24%，牲口死亡占32.74%，家家家禽几乎断种绝代。不仅如此，敌人还乘人之危，翻箱倒柜，抢劫民财，就其实有四个严重摧残的生产队，锅、盆、缸、罐几乎全部被摔光，家家户户一贫如洗。
到了月里惨案开始停止，由于劳力、耕畜大量死亡，农具遭受极度破坏，桑死了生产元气，全队抛耕土地300亩，其余土地也因缺工、缺肥、粗耕、滥种产量下降，本年麦季亩产还不到57年的75%。如大竹棵生产队270亩土地，就荒了150亩。
&一、惨案的形成及原因
&1、浮夸成风，征购透底，大搞反瞒产，给敌人复辟大开方便之门。
这个队1959年麦季收成较好，实收粮食504314斤，每人平均222斤，但这队“共产风”、“浮夸风”已泛滥成灾，夏季征购透了底，使夏粮接不上秋粮，秋收前就出现过部分食堂停伙现象，但还不十分严重，秋季这个队遭受了百日无雨的大旱灾，虽经广大社员向旱魔搏斗，由于旱情严重，秋季农作物保收面积较小，秋季全队实收粮食231300斤，平均亩产45斤。这种情况已经严重地威胁了人民的生活，人人都在为渡荒焦急，但当时县、社领导不但熟视无睹，反而一味的强调大丰收，尽情的浮夸。在征购上，一般都采取“高产量”、“高指标”、“高征购”的政策，强迫大、小队假报产量，不虚报就扣上“反对大跃进”，“否认大丰收”的“右倾”帽子，继而便是一顿辩论毒打。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队当时不得不假报产量，第一次报出总产143万斤，比实际产量高6倍多，第二次报总产107万斤，比实产高4.7倍。公社以此为依据，分配征购任务24万5千斤，比实产还高13700斤，在县委统一布置下，边收、边打、边送、边入仓，打一场送一场，打光送净，到了九月底场光地净，打的粮食也送光送净了。大部分食堂被迫停伙，这时候由于饥饿，浮肿病发生，人员开始外流，个别生产队人口已出现了死亡现象。而当时的县、社领导，仍是听而不闻，还说是“装穷叫苦”抵触征购，是反动的富裕农民的猖狂进攻。接踵而来的又是变本加厉的追加征购任务。在任务确实无力完成的情况下，就展开了“反瞒产”斗争，由此揭开了这场大惨案的序幕。
1959年11月份，原息县县委在高中召开的全县性的“反瞒产”大会结束后，蜕化变质分子徐锡兰（原息县县委书记），便令时振铎（原息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张善宇（原县委党校付主任）到小茴店公社坐镇指挥，大搞“反瞒产”。时、张到小茴店以后，便和原公社党委书记马务云、副书记张纯夫等串通一气，大肆地在全社范围内开展了“反瞒产”运动，他们首先在小茴店大仓里召开了有社员代表参加的生产队以上的“反瞒产”大会，这次会议是由时振铎、张善宇、马务云、张纯夫等人主持的，共开10天10夜，就斗打了10天10夜，打的人很多，当时大竹园大队被斗打的有孙贵兴（贫农，生产队会计）、孙贵林（贫农，生产队副队长）、孙兰柱（贫农，生产队会计）、孙兰斌（贫农，生产队长）等人。
公社“反瞒产”会议后，时振铎、张善宇便带领了王文明、贾步明、王建荣、杨运生等公社干部来到了大竹园大队搞反瞒产重点，当天在大队由时振铎、张善宇主持召开了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会议进行了一天一夜，通过斗打各生产队报出鲜红芋4万斤。
第二天会议在殷庙生产队举行，由时振铎、丁传远（公社副书记）、&&海（坏分子）主持，在这次会上吊打了生产队副队长孙开明（贫农）、司务长孙兰涂，通过斗打，逼出红芋两窖，绿豆、黄豆两缸约400斤，他们运走了这些人们仅有的救命粮以后，广大社员苦于生活没有出路，而那些县、社、队干部，在往公社送粮时，却大造声势，说查出多少多少粮食，获得了公社领导、组织机关、学校鸣锣夹道欢迎。全队18个食堂有16个停了伙，公社的领导还认为有油水可挤，又在这里召开了大规模的“反瞒产”的现场会，以马务云、张纯夫、余培士为首纠集了公社上至书记、下至办事员和十个大队的生产队长约100余人，会集在这里搞反瞒产，这些人在公社党委指挥下，都手持尖刀、铁棍、竹棍、铁锨等利器，组成十个搜查队，把十个生产队全部分头包起来，大肆进行搜查、挖粮食，他们入村后，乱捅乱挖，社员李广富藏在厕所里的7斤黄豆也被他们挖出来。他们不仅翻箱倒柜，而且抢劫民财，贫农社员尹维基家里的两个铲子和一个手电也被他们拿走了。这次反瞒产，连续进行了七天时间，光翻墙倒柜，到处挖粮进行了三天三夜，只闹得民不聊生。他们大吃大喝，却不准群众冒烟。在方法上，他们实行“三边”政策，即：边查、边送、边吃（他们自己吃）。这七天时间他们共整出粮食2400斤，这些粮食多半是些碎红芋丁子、烂麦子等，而公社第一书记马务云总结大搞反瞒产的经验时，还说大竹园有十种瞒产花样，即：上屋有粮、下地有粮、屋里有粮、外边有粮、牛槽里有粮、柴草垛里有粮、&&也有粮，到处都有粮。大伙不开小伙开，白天不烧夜里烧，冒烟有粮。他们抢走了群众仅有的救命粮之后，到十月底，全队10个食堂几乎全部停了伙，人们都饿的东倒西歪，人口大量外逃，因饿而死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原县、社领导不但不发粮救人，反而火上加油，继续大搞反瞒产，直到12月初省委拨粮后反瞒产还未结束。他们用以粮引粮的办法，继续开展反瞒产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大小队干部中的地富分子、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则趁机而起，不仅借“反瞒产”之名变本加厉的搜查、打斗群众，堵死一切出路，而且还以上级拨下来的救济粮中克扣社员口粮，明目张胆的把人打死、逼死、饿死，结果造成了这场骇人惊闻的大惨案。
& 2、敌人趁机篡夺了领导权，无情的进行阶级报复。
大反瞒产时，原大队支书陆心会（贫农）、副书记孙开太（中农）他们开始对错误的反瞒产政策辩不清是非，在当时当权的县社坏干部的逼迫下也搜查过群众，搞过反瞒产，但他们后来一看风头不对，就退缩了，向人民让了步。陆心会于1959年10月底11月初反瞒产最凶——也就是人民生活最紧张的时候，推说有病，到息县住院去了。他走之后，公社便指名要民兵营长马玉海（坏分子，反瞒产的最积极分子）负责全队全面工作（后来接任支书），他以反瞒产打不上去为名，把副支书孙开太戴上右倾帽子，排挤在大队领导集团之外。这样以来，这个大队的领导权就被坏分子马玉海（支书）、蜕化变质分子胡秀英（副书记）、漏网富农易炳兰（妇女队长）、富裕中农陆心昇（副队长）等篡夺了。
这些人篡夺了大队领导权之后，便分片包干住在各生产队，一方面以反瞒产为名分片斗打群众，另一方面拉拢坏人打击好干部，把原来出身好、成分好、有群众观点的大、小队干部弄下台，拉上来一批阶级敌人，这样使全队10个生产队的领导权，被敌人抢走了3个，这3个生产队是：
——易竹园生产队，原队长陆向勤（贫农）、会计陆向洲（贫农），因生活紧张社员杀牛吃，他们没有向大队报告，大队发现后，以袒护杀牛的罪名，毒打一顿后撤了职，由漏网地主易振玉（原生产副队长）任队长，易振玉、陆向英（富农婆娘，母老虎）掌握全队实权。
——大黄庄生产队，原队长陆守保（贫农），因住队干部胡秀英不高兴他，反瞒产一开始，就把他分到北小庄作业组工作。大黄庄生产队的实权掌握在蜕化变质分子胡秀英（副支书）、坏分子陆守地（生产队副队长）和富农子弟陆怀成（生产队会计）手中了。
——孙大庄东头生产队，队长陆其昌（贫农）、副队长陆其东（贫农）、妇女队长余秀英（贫农），这个队队干部虽然是贫农成分，但不掌握生产队大权，整个生产队的权利是在坏分子马玉海（支书）操纵之下，一切听马的指挥。
敌人篡夺了部分大、小队领导权之后，他们便为所欲为，采取了搜查、殴打、残杀、扣饭、罚劳役等十几种摧残手段，明目张胆的残害人民，在全队食堂早已断粮停伙、社员大量饿死的情况下，他们坚持不准社员家里冒烟，不准外逃求生，不准宰杀家畜家禽，堵死了人民的一切生路。惨案中敌人把这三个小队的锅、盆、罐都收光砸净。社员为度日，弄些树皮、糠等充饥也被他们收光。大黄庄生产队贫农社员陆&远家里仅有的一斤秫秫和6斤干菜被坏分子陆守地收走了，干菜叫陆守地自己吃了，秫秫给蜕化变质分子胡秀英喂鸡了。
到11月底13月初省委已经拨粮安排生活后，他们不仅没有停止向人民搜查、殴打等摧残手段，而且从上级拨给社员的养命粮中克扣社员口粮，并用以粮引粮和拿钱吃饭的办法来制使人命。因生产队在省拨粮后，漏网地主分子易振玉和富农婆娘、母老虎陆向英私下规定五角一碗饭，拿不起钱的不给饭吃。并规定了不打饭制度，即：提干部意见的不打饭；不服从他们领导的不打饭；完不成他们指定的任务的不打饭；屋里冒烟的不打饭；在事件中杀过牛杀过猪的不打饭；外流回来的不打饭；偷偷拿拿的不打饭；看见干部没笑脸的不打饭。总之，敌人想尽了一切的办法，用尽了一切毒辣手段对人民进行了毁灭性的摧残。
& 二、惨案的性质
从这队的全部情况看，这场惨案的性质是反革命篡夺了领导权，阶级敌人趁大搞反瞒产之机，肆无忌惮的进行阶级报复，惨案的本事主要是敌我矛盾，也夹着内部矛盾，有些好人办了坏事，也有糊涂人无意中成了敌人帮凶，总的看来，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 哪里有敌人哪里摧残严重，哪里摧残严重，哪里一定有敌人。
这个大队共有十个生产队，当时都处在浮夸风、共产风和大搞反瞒产的威逼下，都是处在到处打人、搜查和食堂断粮停伙的情况下，但由于各个小队的前后当权者的立场、观点不同，受摧残的程度就显然不同，完全被敌人控制了的生产队，打死人、逼死人多，摧残很重。未被敌人直接控制的生产队，虽然也饿死了人，也出现过打人现象，但没有把人打死、逼死，个别打死的也不是本队打的。在惨案中好坏人的态度也不同，这就说明了“事件”中包含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现将惨案中敌人当权的生产队和好人当权的生产队比较一下：
惨案中完全是敌人当权的三个小队：
（1）易竹园生产队，由漏网地主易振玉（队长）和富农的婆娘陆向英（妇女队长）当权，全队原有33户，死绝3户，占原有户数的9.7%。原有总人口167人，死亡53人，占原有人口的33.75%，其中打死的6人，逼死的3人，扣饭饿死的6人，合计25人，占死亡人口的47.27%，被逼外逃的7户19人，占原有人口的11.37%。
（2）孙大庄东头生产队，在坏分子马玉海（大队支书）的直接操纵下，全队43户，惨案中死亡23户，占原有户数的53.49%，其中死绝的2户。原有人口188人，惨案中死亡39人，占原有人口19.6%，其中：打死的2人，斗逼死的3人，扣饭饿死的5人，合计10人，占死亡的25.55%，被逼外逃的12人，占原有人口6.38%。
（3）大黄庄生产队，由蜕化变质坏分子陆守地（副队长）和富农分子陆怀成（会计）当权，蜕化变质分子胡秀英坐镇指挥，该队原有59户，死亡23户，占38.98%；原有269人，死亡33人，占12.28%，其中斗打死的5人，逼死的1人，扣饭活活饿死的5人，合计11人，占死亡人口的30.62%；被逼外逃的26人，占原有人口的9.73%。
惨案中由于糊涂人当权的有一个生产队，即大竹棵生产队，死亡33户，占原有户的66.66%，其中死绝2户，占原有户数的4.2%，死亡73人，占原有人口的30.63%，其中打死5人，逼死1人，合计6人，占死亡人口的8.2%。
惨案中好人当权的六个生产队，情况是：这六个生产队是大竹园、&庄、大竹园西头、翁夹道、孙大庄和孙大庄西头，这六个生产队共计死亡144人，占这六个生产队总人数的10.4%。其中死人数最多的是翁夹道生产队，共死46人，最少的是孙大庄西头生产队，共死11人。死的人中只有一人是被打死的，而且是被大队干部打死的。（后略）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信阳地区发生浮肿和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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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信阳地区发生浮肿和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
中央并各地、市、县委：&
现将中共信阳地委关于信阳地区发生浮肿病和其他疫病造成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送上。省委认为：信阳地区一部份县、社发生的浮肿病和死人现象，是十分严重的，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恶果。这是令人感到非常痛心的。&
所以发生这种严重情况，当然有它的客观原因，去年夏季以来旱灾严重，造成一部分地区减收；个别人民公社的大队或小队组织不纯，少数坏人乘隙破坏。但决不能认为这是造成上述严重情况的主要原因。主要是由于领导上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次关于关心群众生活的指示，对群众疾苦关心不够，对群众生活安排得不好，对食堂管理缺乏具体检查，对严重旱灾所造成的损失漠不关心，没有把分配、征购和安排群众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征了过头粮，同时对部份地区发生的反瞒产现象未能及早坚决制止，对某些干部不敢反映真实情况的思想状态也估计不足，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不少干部又在抓生产的时候，对劳逸结合注意不够，对群众性的卫生工作和疫病防治工作抓得不紧，以致影响了群众的生活问题，在部分地区还造成了严重的疫病流行和死人现象。这是十分沉痛的教训，同当前大跃进的形势是很不相称的，必须切实记取这一教训。&
省委对信阳地区所发生的严重问题，虽然发现较早，但是采取的措施不够有力，致使信阳地区的问题未能及早得到妥善解决，省委应负重要责任，请求中央给予处分。&
信阳地委必须从这一次惨痛的教训中，进一步作深刻的检查，认真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关心群众生活和生产生活一齐抓的指示，切实把群众生活安排好。对于尚未治愈的浮肿病人，要突击治疗，限期消灭。特别是要坚决贯彻执行最近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整社和“三反”的指示，普遍整顿干部的思想作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克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作风。信阳地区所发生的问题，应当通过整社彻底解决。对于混进我们队伍中的个别坏份子，必须坚决清洗，以纯洁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各地、市、县委都应当从信阳地区所发生的问题中，吸取教训，并且应当根据省委这一报告的精神，向全体党员和干部进行教育。&
我们相信，这样做的结果，一定会把坏事变成好事，进一步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人民公社，从而更加鼓舞广大群众的革命干劲，保证实现1960年的持续大跃进。&
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中央指示。&
中共河南省委&
一九六0年四月六日&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