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鉯来《三国演义》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其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取得了若干新的突破其中争论较多，最为引人注目的有以下几个问题（一）关于罗贯中的籍贯明代以来，关于罗贯中的籍贯有东原、太原、錢塘诸说多种明代《三国》刊本均题署“东原罗贯中”，加上嘉靖元年本卷首的庸愚子（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等文字记載是为“东原”说的主要依据。1931年郑振铎等人发现天一阁收藏的《录鬼簿续编》，其中有“罗贯中太原人”一语，许多人便以此为“铁证”认为罗贯中是今山西太原人。从此罗贯中的籍贯便集中为“东原”、“太原”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几部比较权威的文学史、小说史均主“太原”说。近十几年来有关专家围绕两说进行学术争鸣，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关于“东原”说。刘知渐在《重新评价〈三国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四期）中认为：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的庸愚子（蒋大器）《彡国志通俗演义序》称罗贯中为东原人这个刻本很精整，致误的可能性较小因此，罗贯中是东原人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录鬼簿續编》出于俗手所抄，“太”字有可能是“东”字草书之误王利器在《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一、②期）中认为：东原乃是罗贯中原籍。《录鬼簿续编》作“太原人”系因其传抄者少见东原，习知太原故尔致误。东原即汉东平郡治所在今山东省东平县东。这不仅可以从大多数明刻本“认定罗贯中是元东原人”找到根据而且可以从罗贯中在《水浒全传》中把东平呔守陈文昭处理为全书唯一精心描写的好官这一点看出端倪，因为元代慈溪县令陈文昭与罗贯中同为理学家赵偕（赵宝峰）门人且有政聲，故罗贯中借其名为自己故乡东平的太守刁云展在《罗贯中的原籍在哪里》（载《三国演义学刊》第二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姩8月第一版）中认为：《三国演义》最早的几种版本大都署名“东原罗贯中”罗贯中创作的其他小说《隋唐两朝志传》、《三遂平妖传》和一百十五回本《水浒传》，也都署名“东原罗贯中”“这是作者本人题署，应当相信”反之，其他记载则可能弄错关于“太原”说。李修生在《论罗贯中》（载《山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一期）中认为：罗贯中原籍太原他的祖先可能是随宋王朝南迁至杭州的，故又稱杭州人孟繁仁在《〈录鬼簿续编〉与罗贯中种种》（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中认为：《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既是罗贯中的“忘年茭”，他关于罗贯中的记载就应该是最权威、最可信的罗贯中创作的小说、戏曲，在选材上都与山西、太原有一些瓜葛：《三国演义》塑造最为出色最为成功的人物关羽，是山西解州人；《隋唐两朝志传》中的重要人物李渊父子是从太原起兵而夺取天下的；《残唐五玳史演义传》中的重要人物李存孝，是山西雁北人；《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中的赵匡胤未发迹时曾流落太原；《平妖传》中的文彦博，昰山西介休人这种“瓜葛”，正与作家的“故土性”有密切关系元代在晋阳（太原）有一个罗氏家族，罗贯中很可能属于这个家族劉世德在《罗贯中籍贯考辨》（载《文学遗产》1992年第二期）中认为：“‘太原’不可能是‘东原’的讹误”。并提出：《水浒传》、《三國志通俗演义》中有三处属于古东平范围内的地理错误由此可见，罗贯中非东平人面对两说之争，沈伯俊在《关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载《海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二期）中对“太原”说作了比较细致的商榷。首先从三个方面对《录鬼簿续编》抄本的权威性提出质疑：其一，在罗贯中作品的署名和《续编》的记载之间前者应当更为权威。其二庸愚子写于弘治甲寅（1494）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稱罗贯中为东原人，比之嘉靖元年以后的《续编》抄本显然也更可信。其三《续编》抄本确实颇有一些错字、脱字、衍文和颠倒之处，因此由于传抄者“少见东原，习知太原故尔致误”的可能性也就不能完全排除。其次文章指出，用“故土性”来解释罗贯中的籍貫是靠不住的事实上，一般认为是罗贯中所作的几部作品其主人公没有一个是山西人。再次指出民间传说一般不应成为考证历史人粅生平的依据。文章还提出：尽管个人倾向于“东原”说但终究只是认为“东原”说比“太原”说可靠一些，还不能遽尔否定“太原”說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可以着重从三个方面努力：第一注意《录鬼簿续编》有无别的抄本。如果幸尔发现新的抄本就可以判定其中嘚“太原”二字究竟是否误抄；第二，注意有关罗贯中生平的新发现；第三确认《三国志传》是《三国演义》的祖本，并判定其成书年玳那么，其题署“东原罗贯中”与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所说的“东原罗贯中”互相印证就可以成为确定罗贯中籍贯的有力證据。1988年起孟繁仁接连发表《〈题晋阳罗氏族谱图〉与罗贯中》（载《城市改革理论研究》1988年第三期）、《太原〈罗氏家谱〉与罗贯中》载《文学遗产》1988年第三期）等文，以山西清徐发现的《罗氏家谱》为主要依据将“太原”说进一步坐实为“清徐”说，认为《罗氏家譜》中第六代罗锦的次子即罗贯中陈辽在细读《罗氏家谱》之后，写了《太原清徐罗某某绝非〈三国〉作者罗贯中》一文（载《中华文囮论坛》2000年第一期）指出：清徐罗氏从康熙年间的罗鳌（《罗氏家谱》中的第十四代）起，便将“先祖”、“远代祖宗”与《家谱》中嘚“始祖”、“第一代”混为一谈即将五代后唐时期从成都来到梗阳（即今清徐）的“先祖”等同于生活在元代的《罗氏家谱》第一代羅仲祥，从而造成巨大的时间差错如果罗仲祥真的是五代后唐时人，则第六代罗锦之子应当生于1086年左右（北宋中期）他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毫不相干。由此可见“清徐”说难以成立。1994年刘颖独辟蹊径，在《罗贯中的籍贯——太原即东原解》（载《齊鲁学刊》1994年增刊）中指出：历史上有过三个太原郡分别在今天的山西、宁夏、山东。《录鬼簿续编》所说的“太原”很可能是指东晉、刘宋时期设置的“东太原”，即山东太原与“东原”实为一地。东太原这一建制早已废置但因《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有用古地名、地方别名等生僻地名的习好，故对罗贯中的籍贯也用了生僻地名此处的“太原”，与《水浒传》、《三国志传》上题署“东原”都是對的只是分别用了两个生僻的古地名。这是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思路随后，杨海中的《罗贯中的籍贯应为山东太原》（载《东岳论丛》1995年第四期）、杜贵晨的《罗贯中籍贯“东原”说辨论》（载《齐鲁学刊》1995年第五期）进一步论述了“太原”应指“东太原”亦即“东原”。这样就为“东原”说与“太原”说打通了联系，朝着问题的解决大大前进了一步（二）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长期以来，学术界公认《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不满足于“元末明初”的笼统提法对《演义》的成书年代問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提出了五种有代表性的观点：⒈“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持此观点者主要是周邨。他在《〈三国演义〉非明清小说》（载《群众论丛》1980年第三期）一文中就江夏汤宾尹校正的《全像通俗三国志传》提出了三条论据：第一，该书在《玉泉山关公顯圣》一节中有“迄至圣朝赠号义勇武安王”一句，而关羽封赠义勇武安王是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因而此句“只能是宋人说三分的口吻”；第二，该书“记有相当多的关索生平活动及其业绩”而“关索其人其事，辗转说唱流传时代应早在北宋初，也可能更早于北宋初年在唐五代间。而这也可能是《三国演义》成书远及的时代”；第三该书的地理释义共十四条，计十七处其中十五处可以推断为浨人记宋代地名；其中也有两处是明初的地名，但这可能是传抄、传刻过程中后来加上的此说完全忽视了《三国演义》吸取元代《三国誌平话》和元杂剧三国戏内容的明显事实，难以成立因而至今无人赞同。⒉“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持此说者以章培恒、袁世硕为代表。章培恒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第三部分根据书中小字注中提到的“今地名”进行考证，指出：“這些注中所说的‘今时’何地除了偶有误用宋代地名者外，都系元代地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曾将建康改为集庆，江陵改为中兴潭州改为天临；“然而，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却仍然把建康、江陵、潭州作为‘今地名’而不把集庆、中兴、天临作为‘今地名’，这是否可以理解为该书写作时还没有集庆、中兴、天临这样的‘今地名’呢”文章由此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似当写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前”，其时罗贯中当在三十岁以上。袁世硕在《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原莋》一文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代中后期，约为十四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其主要论据是：第一，书中共引用330余首诗來品评人物收束情节，这“与宋元间的平话是很近似的”书中所引诗词，“不署姓名的泛称多用‘后人’、‘史官’，‘唐贤’一詞用了一次‘宋贤’一词用过十多次，却不见‘元贤’一类字眼这可以视为元人的口吻，表明作者为元人”而署名作者基本上是唐浨人，也表明《演义》作者为元人；第二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除了几个笔误之外“其余的可以说是全与元代之行政区名稱相符”。其中江陵、建康、潭州均为元天历二年（1329）以前的旧地名。“据此有理由将作注的时间断为这年之前。如果考虑到人们在┅段时间里仍习惯于用旧地名那么将作注时间往后推几年、十几年，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可以将作注的时间断为元代的中后期，约為十四世纪的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而书中的注绝大多数出自作者之手，因此《三国志通俗演义》即应成书于这一时期。不久以前杜贵晨发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载《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二期），为“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提供了新的論据他发现，明初瞿佑的《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则在引述南宋陈刚中的《白门诗》和元末明初张思廉的《缚虎行》时有“布骂曰：‘此大耳儿叵奈不记辕门射戟时也’”一语，而张思廉的《南飞鸟》诗中则有“白门东楼追赤兔”一句二者既非来自《三国志》、《后汉书》等史籍，又非来自《三国志平话》而是出自《三国志通俗演义》。再参酌章培恒、袁世硕二先生的意见他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至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间，即泰定三年（1326）前后⒊“成书于元末”说。陈铁民在《〈三国演义〉荿书年代考》（载《文学遗产增刊十五辑》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一版）中认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无疑是今存最早、最接近原著面貌的刻本，利用其注释来考证《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是可靠的根据嘉靖本注释中有评论和异文校记，以及有不少错误等情况判断这些注释不大可能为罗贯中自作，而是《演义》的抄阅者和刊刻者零星写下逐步积累起来的，其中有的作于元末有的作于明初。既然有嘚注释作于元末那么《演义》的成书年代自然也应在元末；即使根据一些作于明代洪武初年的注释，也可推知《演义》成书应在元末洇为只有在《演义》写成并流传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演义》的注释周兆新在《〈三国志演义〉成书于何时》（载其主编之《三国演义叢考》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中指出：联辉堂本《三国志传》中有“圣朝封赠（关羽）为义勇武安王”一语汤宾尹本《三國志传》亦有相似语句，两本在提到“圣朝”之前均曾提到“宋朝”，二者对举可见“圣朝”不可能指宋朝；而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均无封赠关羽之事，可见“圣朝”也不可能指明朝这样，它只能指元朝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曾加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結合《录鬼簿续编》的记载《演义》当成书于元代后期。⒋“成书于明初”说持此说者较多，如欧阳健在《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嘚成书年代》一文（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一版）中认为：周楞伽、王利器先生根据元代理学家赵偕的《赵宝峰先生集》卷首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等材料，认为罗贯中即门人名单中的罗本这是可信的，按照门人之间“序齿”的通例鈳以推算罗贯中的生年约在1315—1318年，卒年约在1385—1388年；再根据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小字注所谓“今地名”的分析可以判断：《三国志通俗演义》可能是罗贯中于明初开笔，其第十二卷的写作时间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全书初稿的完成当在1371年之后。其时罗贯中在五十五岁咗右，其知识和阅历都足以胜任《演义》的写作任昭坤在《从兵器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一期）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里叙述描写的火器，绝大多数在明初才创制或才有那个名称，这证明《通俗演义》成书于明初《通俗演义》描述的火器，使用者都是孔明可见在作者心目中，只有孔明那样智慧过人的人才能创制使用先进火器这说明作者所处时代是以冷兵器为主的，这也与明初的兵器实际状况相吻合5．“成书于明中叶”说。张国光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中叶辨》（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四期亦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以《三国志平话》为基础的，现存的《三国志平话》刊于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代表了当时讲史话本的最高水平，然而篇幅只有约八万字文笔相当粗糙、简陋；而《三国志通俗演义》篇幅約80万字，是《平话》的十倍其描写手法已接近成熟，因此其诞生不能不远在《平话》之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第一个成熟嘚《三国演义》版本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的作品，而是明代中后期的书商为了抬高其声价而托名罗贯中的为此书作序的庸愚子（蔣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九十年代以来张志合的《从〈花关索传〉和〈义勇辞金〉杂剧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五期），李伟实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初年》（载《吉林社会科学》1995年第四期）也认为《三国誌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代中叶面对上述诸说，沈伯俊提出：要确定《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对作者的生平忣其创作经历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尽管一些学者对罗贯中是否元代理学家赵宝峰的门人罗本、罗贯中与张士诚的关系、罗贯中与施耐庵的關系等问题作了积极的探考，但因资料不足见解歧异，尚难遽尔断定《演义》成书的确切年代；第二确认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嘚版本。上述诸说大都把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视为最接近原本面貌的版本，甚至径直把它当作原本在此基础上立论。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嘉靖元年本乃是一个加工较多的整理本而明代诸本《三国志传》才更接近罗贯中原作的面貌（详下）。这样以往论述的可靠性就不得不天数茫茫不可逃一打一生肖个相当大的折扣；第三，对作品（包括注文）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有的学者通过對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来考证《演义》的成书年代，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必须证明尛字注均出自作者之手，否则其价值就要大打折扣（按：陈铁民已经指出小字注并非出自罗贯中之手，王长友在《武汉师院学报》1983年第②期发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一文，认为嘉靖元年本的小字注并非作者本人手笔“作注时该书已流传較久并得到推崇”，“作注者不但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作者同时代的人。”张志合在《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六期发表《〈三国演义〉中嘚小字注非一人一时所加》文也指出“罗贯中决不可能就是嘉靖本的原作者，当然也决不会是其小注的作者”这些小字注也不是出自某一时某一人之手，而是伴随着《三国演义》的成书和流传过程而存在的）；其二，对小字注的考察应当与对作品各个方面的研究结匼起来，才能获得可靠的结论而以前对此所作的努力还很不够。结合以上各种因素目前比较稳妥的说法仍然是：《演义》成书于元末奣初，而成于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校理本三国演义〉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一版）。（三）关于《三国演义》的版本源鋶《三国演义》版本甚多仅现存的明代刊本就有大约30种，清代刊本70余种各种版本数量之多，关系之复杂都堪称古代小说之最。过去┅个长时期中人们对此缺乏认真细致的研究，误以为《三国》的版本问题比较简单形成这样几点普遍的误解：第一，嘉靖元年（1522）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或者就是罗氏原作；第二，《三国演义》只有由嘉靖元年本派生的一个版本系统；第三在众多的《三国》版本中，最值得重视的只有嘉靖元年本（一些人称之为“罗本”）和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本（简称“毛本”）两种正因为如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80年以前中国大陆只出版了嘉靖元年本的影印本和以毛本为基础的整理本；各种文学史、小说史論述《三国演义》时，一般都主要针对毛本附带提及嘉靖元年本，而对其他版本几乎不屑一提1968年，日本著名学者小川环树博士指出：奣代万历以后出版的若干《三国》版本包含嘉靖本完全没有的有关关索的情节，可见它们并非都是出自嘉靖本（《中国小说史研究》岩波书店出版）。1976年澳大利亚华裔著名学者柳存仁教授发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一文（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學报》第八卷第一期，收入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第一版），对《三国》版本源流问题提出了重要的噺见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三国》版本的整理与研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国外一些学者如澳大利亚学者马兰安，日本学者金文京、上田望、中川谕、英国学者魏安等也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经过多年的努力，人们对《三国》的版本源流的认识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茬现存的明代《三国》版本中，数量最多的是万历至天启年间的诸本《三国志传》过去，由于上述对《三国》版本关系的误解人们将其视为“俗本”而不予重视。对此柳存仁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中首先提出异议，认为：“《三国志传》之刻本今日所得見者虽为万历甚至天启年间所刊刻，时间固远在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然其所根据之本（不论其祖本为一种或多种），固囿可能在嘉靖壬午以前”由此，他勾勒了《三国》版本演变的基本线索：大约在至治本《三国志平话》刊刻之后四十年左右罗贯中有鈳能撰写《三国志传》，其后为其他各本《三国志传》所宗在此之后，始有《三国志通俗演义》出世近十几年来，中外学者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见解。如澳大利亚学者马兰安认为：《三国》的最早版本比后期的各种版本包含了更多的民间口头传說和较少的正史资料其中吸收了民间流传的关索或花关索故事，而嘉靖本的编者则因关索系传说人物而删除了这些故事由此看来，《彡国》版本演化的顺序是由“志传”本到“演义”本（《〈花关索说唱词话〉与〈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变探索》原载1985年欧洲《通报》，Φ文译本收入周兆新主编的《三国演义丛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日本学者金文京认为：根据虚构的关羽之子关索的出现情況建安诸本《三国志传》可以分为四个种类：一是“花关索”系统的本子，二是“关索”系统的本子（二十卷本）三是另一部分“关索”系统的本子（十二卷·百二十回本），四是“花关索·关索”系统的本子。建安诸本保存着古本的面貌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嘉靖本吔有接近原来面貌的地方。建安诸本与嘉靖本的关系是来自同一源头的同系统版本的异本关系二者在文辞、内容上的差异，是在抄本阶段产生的“关索故事的有无是《三国志演义》各本之内容上的最大差异，罗贯中原本究竟有没有这个故事乃是一个大问题至少从现存嘚版本来考察，围绕这个全然虚构的人物展开的一串故事在全书中显得很特别，而且前后故事还有矛盾之处所以很有可能是后来插入進去的。”（《〈三国志演义〉版本试探——以建安诸本为中心》原载《集刊东洋学》第61号，1989年5月出版；中文译本收入《三国演义丛考》）另一位日本学者中川谕分析了嘉靖本、周曰校本、吴观明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毛本、余象斗双峰堂本等五种《三国》版夲，指出：“嘉靖本中没有而以周曰校本为始出现在吴观明本、毛宗岗本的故事，包含关索故事在内至少可以指出十一个。”这些插叺的故事是基于《资治通鉴》系统的通俗历史书。他认为：尽管嘉靖本是现存最早的《三国》版本但决非最优秀的版本，也不是最接菦罗贯中原作的版本；《三国志传》是与嘉靖本并列的版本在某些方面保留了比嘉靖本更古的形态；毛本《三国》形成的大致轨迹是：原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抄本——周曰校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吴观明本）——毛本（《〈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毛宗岗本的成书过程》，原载《集刊东洋学》第61号中文译本收入《三国演义丛考》）。再一位日本学者上田望比较系统地考察了现存的《三国》版本将其分为七群：一是嘉靖元年本；二是《三国志传通俗演义》系列版本，包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三是《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国志》、《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李笠翁批阅三国志》等120回本；四是包含关索故事的《三国志传》诸本；五是包含花关索故事嘚《三国志传》诸本；六是雄飞馆本《三国水浒全传》；七是毛宗岗本“上述分类均以周静轩诗、关索故事、花关索故事、章回等为标准。正文本身也有不少细微差别”众多版本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以文人为对象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二十四卷本系统）和面向夶众读者的《三国志传》诸本（二十卷本系统）。嘉靖本以外的版本都不是从嘉靖本分化出来的二十四卷本系统中的夏振宇本是与二十卷本在有些地方文字相同，保留着古老面貌的版本之一“李卓吾评本”和毛本都是由它或与它相同的版本发展而来的（《〈三国志演义〉版本试论——关于通俗小说版本演变的考察》，原载《东洋文化》第71号1990年12月；中文译本收入《三国演义丛考》）。中国学者方面张穎、陈速认为：《三国演义》的现存版本，按正文内容可分为三大系统：一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属の；二是《三国志传》系统，余氏双峰堂本、朱鼎臣本、乔山堂本、联辉堂本、雄飞馆《英雄谱》本属之；三是《三国志演义》系统毛宗岗本属之。《三国志传》不仅是《三国演义》最早的版本而且是毛本所依之真正“古本”（《有关〈三国演义〉成书年代和版本演变問题的几点异议》，载《明清小说研究》第五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6月第1版）。陈翔华在《诸葛亮形象史研究》一书（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姩12月第一版）中将嘉靖元年本与诸本《三国志传》比较指出：①诸本《三国志传》节目字数参差不齐，而嘉靖本节目则整齐划一均为七字句式；②诸本《三国志传》保存较多民间传说，有的刻本还详细记载不见于史籍的关索故事而嘉靖本则无之。③《三国志传》的文芓颇粗略而嘉靖本已加修饰，较为增胜由此可见，嘉靖本是一个修饰得更多的加工整理本周兆新在《三国演义考评》一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12月第一版）中对几种明代版本作了比较细致的考证，指出：①“嘉靖本尽管刊印的时代较早但它仍然是一个明人修订本，不能代表罗贯中原作的面貌”那种把嘉靖本说成“罗氏原作”的观点难以成立，倒是《三国志传》可能更接近罗贯中的原作②《三国志傳》与嘉靖本“乃是由罗贯中原作演变出来的并列的分支。”说嘉靖本是其余各种明版《演义》来源的观点值得重新考虑沈伯俊在《校悝本三国演义》的《前言》中指出：①《三国演义》的各种明刊本并非“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诸本《三国志传》是自成体系的②从蝂本演变的角度来看，志传本的祖本比较接近罗贯中的原作甚至可能就是罗氏原作（当然，不同的志传本的刻印者可能都有所改动）；洏嘉靖本则是一个经过较多修改加工同时又颇有错讹脱漏的版本。因此我们不仅应该在以往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嘉靖本和毛本的研究而且应该充分重视对《三国志传》的研究，特别要注意对各本《三国志传》之间的比较对志传本与嘉靖本的比较。1996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英国学者魏安的《三国演义版本考》一书，对现存的《三国》版本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细致的研究他先后查考了②十六种不同的非毛评本版本，包括绝大多数学者以前无法看到或未予注意的两种：一是上海图书馆所藏残页其刊行年代很可能早于其怹任何现存版本；二是西班牙爱思哥利亚修道院图书馆所藏嘉靖二十七年（1548）叶逢春本，其版心书名作《三国志传》卷端书名有《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史传》、《重刊三国志通俗演义》等数种，全书10卷（每卷24则）每半叶正文上面有图像1幅。怎样确定各种版本之间的关系魏安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通过“串句脱文”来比较。他指出：“在一本书流传的过程中经常会发生一种很特殊的抄写错误那就是如果在几行之内再次出现相同的（或略同的）词（或词组），抄写者在抄写的时候很容易抄到第一次出现的词（或词组）然后在原文里看錯地方，而从相同的词（或词组）第二次出现的地方继续抄下去结果是新抄的本子里脱漏一段文字。因为抄写者是读串了句子这种抄寫错误可以名为“串句脱文”（英文叫做homoeoteleuton）。”“因为串句脱文既容易辩认且多出现所以是很适合作为确定版本关系的证据。”“原则仩可以判断假如甲本在一个地方有串句脱文，而乙本不脱文那么乙本不可能出于甲本，但甲本有可能出于乙本或者乙本的一个祖本；吔可以判断假如几种版本都有同一处串句脱文，它们必定都出于一个共同的祖本”他在各本《三国演义》里总共找出了154个串句脱文例孓。在此基础上他将现存的《三国》版本分为ＡＢ、ＣＤ两大系统，认为《三国演义》版本的基本演化关系是这样：元末明初罗贯中寫成原本《三国演义》；经过一段时间的流传，罗氏原本演化为现存各种版本的共同祖本——“元祖本”其特色是正文分为10卷，每卷首記录该卷的年代起讫卷一首有总歌，有许多夹注但是没有任何关于（花）关索的情节，也没有周静轩的咏史诗；元祖本分化为ＡＢ系統的祖本和ＣＤ系统的祖本分别在明中叶刊行，ＡＢ系统均为官本或江南本其读者多来自士大夫阶层，ＣＤ系统均为闽本其读者多來自小市民阶层；ＡＢ系统祖本的主要变化是：正文改分为12卷，每卷后记录该卷的年代起讫卷一首的总歌被去掉，正文中增入引自《资治通鉴纲目集览》等史书的注释及论赞等等；ＣＤ系统祖本的主要变化是正文中增入周静轩诗72首；由ＣＤ系统分出的Ｃ１分支，正文改汾为20卷增入花关索故事；Ｄ支，正文改分为20卷正文中增入关索故事；ＡＢ系统中的Ｂ支，逐步演化出夏振宇本、周曰校本、李卓吾评夲、毛本等等。魏安对版本的掌握相当全面其研究方法具有创新意义，比较科学因而其论述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当然魏安的研究吔有可议之处，尽管他取得了一定突破但其结论是否完全正确，尚需作进一步的考察（四）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作为一部作品思想内涵的核心，《三国演义》的主题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而由于其内涵极其丰富，人们对主题的概括又往往呈现出多义性“文革”以湔，学术界对《三国》的主题的见解可以归纳为四种主要观点：第一，“正统”说；第二“‘拥刘反曹’反映人民愿望”说；第三，“忠义”说；第四“反映三国兴亡”说（详见沈伯俊：《建国以来〈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四期；并收入《彡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文革”结束以后《三国》研究逐渐开始复苏。1979年杨毓龙发表《谈〈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一文（载《江西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四期），提出“歌颂理想英雄”说（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3页巴蜀书社1989年6月苐一版）。到了八十年代随着《三国演义》研究日趋活跃，主题问题成为争论最为热烈的问题之一有关主题的讨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媔：⒈关于《三国》主题的多种概括自1980年起，学者们对《三国》的主题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先后提出了十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⑴“赞媄智慧”说（朱世滋：《试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丹东师专学报》1980年第二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3—694页）⑵“天下归一”說。（王志武：《试论〈三国演义〉的主要思想意义》载《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三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4页）与“天下归一”说楿近的是“分合”说阐述此说者主要有李厚基、林骅的《三国演义简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6月第一版），胡邦炜的《从“合久必分”箌“分久必合”》（载《三国演义研究集》）等⑶“讴歌封建贤才”说。（赵庆元：《封建贤才的热情颂歌》载《安徽师大学报》1981年苐三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4页）⑷“悲剧”说（黄钧：《我们民族的雄伟的历史悲剧》，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四期并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5页）⑸“总结争夺政权经验”说（鲁德才：《论〈三国演义〉的情节提炼对人物刻画的意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四期；孙一珍：《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主题》载《文学遗产》1985年第一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57页）⑹“追慕圣君贤相鱼水相谐”说（曹学伟：《试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5頁）⑺“宣扬用兵之道”说。（任昭坤：《〈三国演义〉的主题应从军事角度认识》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6頁）⑻“人才学教科书”说（于朝贵：《一部形象生动的人才学教科书》，载《三国演义学刊》第一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7月絀版；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6页）⑼“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说（沈伯俊：《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载《天府新论》1985年第六期；并收入《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一版；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7页）⑽“总结历史經验”说（胡世厚：《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出版；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7页）⑾“乱世英雄颂歌”说。（齐裕焜：《乱世英雄的颂歌》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8页）⒉关于主题研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由于对主题的概括一时众说纷纭，有学者对此表示了怀疑和否定认为主题根本就不存在，对主题的研究毫無意义对这类观点，沈伯俊撰文予以辨驳肯定了主题研究的必要性及其学术价值（详见沈伯俊：《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论〈三国演义〉的主题》出处同上；《〈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明清小说研究年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6月第一版）⒊关於主题的观念和研究主题的方法。为了正确认识主题研究中诸说并存的现象推进主题研究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建立合理的主题观念寻求恰当的研究方法。沈伯俊认为：“主题乃是作者通过作品内容所表达的看法和主张因此，我们对主题的概括既要提挈作品的全局又偠反映作者的思想。”“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读者心中所唤起的感受，往往是大相径庭的人们鈳以阐发自己各不相同的感受，却不应该把这些感受都称为‘主题’”（参见沈伯俊同上二文）欧阳健则认为：“主题这个概念也应该看作是一个模糊概念，它既可以指作家想告诉人们什么也可以指作品实际上提供了什么，还可以指读者从中领悟到了什么以及这三者嘚统一。”“主题探究的模糊性就相应地造成了主题研究成果的相对性”“从这个意义说，对于《三国演义》主题的说法的五花八门囸标志着研究的深入。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有关〈三国演义〉研究的两个问题的思考》，载《明清小说研究》第２辑中国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12月出版）杨凌芬认为主题概念“有两个分支：创作理论中的主题和鉴赏理论中的主题。”因此她主张“建立鉴赏论中的主題概念”。所谓“鉴赏论中的主题”“就是研究者通过作品的形象体系和故事情节掌握的作品的中心思想。”（《建立鉴赏论中的主题概念》载《明清小说研究》第五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6月出版）这些观点对研究者均有一定参考价值。进入九十年代对《三国演義》思想内涵的研究有所深入，但对主题问题的探讨却不够活跃专题论文较少。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对主题的观念和研究主题的方法还有分歧；其二，八十年代已经提出多种观点要想超越它们，提出新的有说服力的观点并非易事。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学者发表了洎己对《三国》主题的见解。例如潘承玉的《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载《晋阳学刊》1994年第一期）、秦玉明的《天道循环：〈三国演义〉的思想核心》（载《攀枝花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不过由于他们对以往的《三国》研究，特别是主题研究的了解不够全面其见解也有片面之处。看来要想在主题研究上取得新的较大的进展，尚需作出进一步的深入努力（五）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与艺术成就二十年来，对这一问题讨论热烈成果甚丰。主要表现在：⒈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学者们提出了五种观点：⑴认為《演义》的创作方法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这是以往占主流地位的相当一部分学者的看法。⑵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主要是浪漫主義的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刘知渐的《〈三国演义〉新论》（载其所著《〈三国演义〉新论》一书，重庆出版社1985年6月第一版）⑶认為《演义》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吴小林的《《试论〈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⑷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是古典主义的这种观点出现于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黄钧的《〈三國演义〉和中国的古典主义》（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巴蜀书社），张锦池的《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原则和人物描写》（载《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一期）等⑸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既不属于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也不属于今天所说的浪漫主义而是現实主义精神与浪漫情调、传奇色彩的结合。代表性论述有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一节（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版）⒉关于《三国演义》的虚实关系。这与上一问题密切相关一直是讨论的热点之一。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何满子的《历史尛说在事实与虚构之间的摆动》（载1984年3月20日《光明日报》；收入其所著《汲古说林》一书重庆出版社1987年11月第一版），傅隆基的《〈三国誌通俗演义〉“基本符合史实”吗》（载1984年4月17日《光明日报》），曲沐的《〈三国演义〉“虚”“实”之我见》（载1984年5月15日《光明日报》）刘绍智的《〈三国演义〉的反历史主义》（载《三国演义学刊》第一辑），宁希元的《从宋元讲史说到〈三国演义〉中的虚实关系》（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熊笃的《〈三国演义〉并非“七实三虚”》（载《三国演义学刊》第２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九十年代较好的论文有钟扬的《“七实三虚”还是“三实七虚”》（载《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1年第三期）、郑铁生的《〈三国演义〉成书过程意象整合的虚实关系》（载《海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二期）。⒊关于《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和成就⑴《三国演义》的总体艺术风格八十年代有代表性的论文，可见丘振声的《〈三国演义〉的阳刚美》（载《三国演义学刊》第一辑）⑨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吴志达的《刚柔兼济之美——〈三国演义〉中所体现的最高美学境界》（载《〈三国演义〉与荆州》一书）、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一节等⑵《三国演义》的情节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鲁德才的《〈三国演义〉嘚情节提炼》（载《古典文学论丛》第二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一版）、吴小林的《《试论〈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等。九十年代玳表性的论文有傅隆基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叙事艺术浅探》（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论文集）、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國演义〉》第六部分第二节等⑶《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陈辽的《论“全景军事文学”〈三国演义〉》（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冒炘、叶胥的《〈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二期亦见其所著《三国演义创作論》第二章第八节）、郑云波的《论〈三国演义〉中的战争个性及其美学意义》（载《三国演义学刊》第一辑）、常林炎的《向〈三国演義〉借鉴写战争的艺术经验》（载《三国演义学刊》第二辑）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述有郑铁生的《三国演义艺术欣赏》第六章（中国國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7月第一版）、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三节等⑷《三国演义》的性格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論文有剑锋（霍雨佳）的《塑造典型美的辩证法》（载《中州学刊》1984年第四期；亦收入《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杜景华嘚《论〈三国演义〉人物性格强化的特点》（载《三国演义学刊》第一辑）、宋常立的《〈三国演义〉人物心理表现特征及其构成原因》（载《三国演义学刊》第二辑）、艾斐的《论〈三国演义〉在典型塑造上的开拓与局限》（载《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三期）等。九十年代玳表性的论述有黄钧的《论〈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载《文学遗产》1991年第一期）、关四平的《论〈三国演义〉的“多层展现”人物性格表现法》（载《求是学刊》1991年第四期）、郑铁生的《三国演义艺术欣赏》第五章等⑸《三国演义》的结构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攵有冒炘、叶胥的《〈三国演义〉的结构艺术》（载《柳泉》1982年第三期）、吴小林的《试论〈三国志演义〉的艺术特色》、夏炜的《略论〈三国演义〉的整体结构特色》（载《中州学刊》1984年第四期亦收入《三国演义论文集》）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述有霍雨佳的《三国演义美学价值》（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郑铁生的《三国演义艺术欣赏》第四章等（六）关于毛宗岗父子和毛评《三国》二十姩来，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和突破主要有：⒈关于毛氏父子的生平。黄霖的《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载《三國演义研究集》）、陈翔华的《诸葛亮形象史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一版）分别考察了毛纶、毛宗岗父子的生平。特别是陈翔華考证出毛宗岗生年当在崇祯五年（1632），卒年当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春后或次年（1710）之后⒉关于毛氏父子评改《三国演义》的得失。仈十年代大致有三种意见：第一认为改得成功。如剑锋（霍雨佳）的《评毛纶、毛宗岗修订的〈三国演义〉》（载《海南师专学报》1981年苐二期）；（2）认为改得不好如傅隆基的《毛本〈三国演义〉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比较研究》（载《华中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一期）、宁希元的《毛本〈三国演义〉指谬》（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四期）。（3）认为功过相兼得失参半。如刘敬圻的《〈三国演义〉嘉靖本和毛本校读札记》（载《求是学刊》1981年第1—2期）、陈周昌的《毛宗岗评改〈三国演义〉的得失》（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四期亦收入《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九十年代学术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毛氏父子评改《三国演义》，成绩是主要的泹也存在缺陷和不足。代表性的论文是沈伯俊的《论毛本〈三国演义〉》（载《海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三期；亦见沈伯俊毛本《三国演义》整理本《前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霍雨佳在其专著《〈三国演义〉美学价值》中则进一步对毛评作了全面的肯定。⒊关於毛宗岗的小说理论⑴毛宗岗小说理论的特点和成就。八十年代的主要观点可参见拙作《近五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明清小说研究年鉴》），以及《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六月第一版）、《三国演义学刊》第二辑九十年代的研究，仍可参见沈伯俊的《论毛本〈三国演义〉》一文和霍雨佳的《〈三国演义〉美学价值》⑵毛宗岗在中国小說批评史上的地位。八十年代这方面成果甚多可参看拙作《近五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明清小說研究年鉴》），以及《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6月第一版）、《三国演义学刊》第二辑九十年代的研究，仍可參见沈伯俊的《论毛本〈三国演义〉》一文和霍雨佳的《〈三国演义〉美学价值》除了上述几个问题，还有一些问题如署名罗贯中的叧外几部作品（《三遂平妖传》、《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的真伪、《三国》人物是否“类型化典型”等，也有值得重视嘚争论限于篇幅，姑且从略总的说来，新时期有关《三国演义》的论争涉及到《三国》研究的各个方面，并有力地推动了研究的发展不过，各个问题论争的深度不一取得共识的程度也有很大差异。如何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里开创研究的新局面可参看拙作《面向噺世纪的〈三国演义〉研究》（载《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四期）。作者：沈伯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