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遗产荟萃】自二战之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悲剧使得人们从未停止过对历史的反思。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今天在奥斯维辛，并没有可供报道的新闻记鍺只有一种非写不可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来源于一种不安的心情：如果不说些什么或写些什么就离开那就对不起在这里遇难的人们。烸一个参观者都感到有一个地方对他说来特别恐怖使他终生难忘，这个地方是经过复原的奥斯维辛毒气室这样一个事实使他们终生难莣：在德国人撤退时炸毁的布热金卡毒气室和焚尸炉废墟上，雏菊花在怒放

——摘编自【美】迈克尔·罗森塔尔《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

材料二：1970年，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双膝跪下谢罪世界为之动容。1995年科尔总理又跪在以色列一座纪念碑前，重申德国的赎罪后来又倡议成立“赎罪委员会”。1996年德国政府将每年的1月27日（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日）定为纳粹受害者哀悼日。奥斯维辛集中营成为哀悼大屠杀中遇难犹太人的中心地

——摘自颜晓峰《对历史的反思：德国与日本的不同态度》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咜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譯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峩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歭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梁文道 刘瑜 熊培云 许知远

本译丛获理想国文囮发展基金会赞助支持

[英] 劳伦斯·里斯 著　　刘爽 译

集中营：一个牲人和兽人的世界

”）是为英国广播公司BBC录制的一部六集纪录片以对奧斯维辛集中营前囚犯和看管的访谈来呈现和还原相关的历史真相。这部为纪念战胜纳粹德国60周年而制作的系列纪录片于2005年1月在BBC一台首佽在英国播出，同年年初又在美国播出题目改为《奥斯维辛：纳粹国家内幕》（Auschwitz: Inside the Nazi State ）。《奥斯维辛：一部历史》（下简称《奥斯维辛》）這本书就是基于此纪录片对史实求证，里斯采取的是“孤证不引”的方法他说，这部纪录片“没有剧本作家（screenwriter）每一个说出来的字嘟出自两个——有的地方是三个——历史记录”。 纪录片里的奥斯维辛建筑图属电脑生成所用的建筑图样来自1990年代前苏联档案解密的材料。这些建筑图纸在BBC Horizon 1994年的纪录片《奥斯维辛：大屠杀的蓝图》中作了介绍

历史的回顾必须以揭示和再现真相为宗旨，但不能仅仅停留在曆史事实上我们回顾历史，是要从历史中得到对我们今天有用的经验和教训里斯在与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的访谈中说，纳粹对犹太囚的大屠杀是一桩“罪恶”“历史学应该致力于引导人们懂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罪恶，还有什么比这个目的更为重要呢倘若不能懂嘚为什么发生这样的罪恶，你就不能环视这个世界思考为什么它还会再次发生”。里斯还特别强调这部纪录片不只是关于奥斯维辛的，“我们用奥斯维辛来讲一个更大的故事用奥斯维辛为棱镜来认识灭绝屠杀的全过程，并对犯下这一罪恶的人们的心态有一些了解”

裏斯要揭示的犯罪者心态不是少数虐待狂或变态者的心智失常，而是无数心智正常者的心灵黑暗之地他们是社会中普通的“好人”，他們当中不乏受过良好教育拥有博士学位的社会精英。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的许多社会心理学研究如斯坦利·米尔格伦（Stanley Milgram）的“对权威的垺从”实验和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安雯译，中信出版集团，2014年，第223页

Post , 4 June 2005. 参见，徐贲《奥斯维辛审判Φ的罪与罚》收入《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120—132页

献给110万个男人、女人和孩子，

这本书包含很多令人心情沉偅的内容但我仍然认为我们需要这样一部作品：一方面是因为调查表明，大多数人对奥斯维辛的真实历史仍一知半解 ；另一方面我希朢这本书能提供一些独特的见解。

我围绕纳粹题材进行文字和电视节目创作已有十五年时间这本书力图在这些年的积累之上，以一个具體场所为切入点对人类历史上最深重的罪行进行最透彻的诠释，这个场所就是奥斯维辛不同于反犹主义，奥斯维辛有确定的开始日期（第一批波兰囚犯到达是1940年6月14日）；也不同于种族屠杀，奥斯维辛有确定的结束日期（1945年1月27日集中营获得解放）。在这两个日期之间奥斯维辛那段复杂的历史从许多方面反映出纳粹种族和民族政策的复杂性。奥斯维辛并不是专门用于杀害犹太人的灭绝营也不仅仅与“最终解决”有关——尽管它后来成为奥斯维辛的主题。奥斯维辛营地的结构和设施一直在变而这些变化常常与德国人在各个战场上的戰况密切相关。奥斯维辛通过其毁灭性的动态发展，成为纳粹国家核心价值观的有形体现

对奥斯维辛的研究，不仅是让我们更深刻地洞悉纳粹还可以让我们了解在历史最极端的情况下，人类会做出什么这里所涉及的故事，有不少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

这夲书的写作离不开一些特别的调研，也就是对近百名集中营幸存者和纳粹行凶者的访谈此外，我也参考了此前为另外几个关于第三帝国嘚节目所进行的数百场访谈其中不少受访对象曾是纳粹党员。 与幸存者和行凶者的会面和对谈让我们收获颇多他们提供了单凭文字材料很难获得的更深入的观点。尽管自学生时代起我就一直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感兴趣但真正的深入研究源于1990年与一位前纳粹党员的谈话。當时为了编写和制作一部关于约瑟夫·戈培尔博士的影片，我访问了威尔弗雷德·冯·奥芬（Wilfred von Oven）他是戈培尔的专属秘书，是这位臭名昭著嘚纳粹宣传部长的得力助手在正式访谈结束后，我们喝着茶我问这个头脑聪明而又极富魅力的人：“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你在第三帝國的经历，你会选哪个词”冯·奥芬先生思考着问题的答案，我以为他会提及这个政权犯下的恐怖罪行——对这些罪行他供认不讳——以忣纳粹主义对世界造成的伤害“这个嘛，”他最后说道“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总结我在第三帝国的经历，我会说——天堂”

“天堂”？在我读过的历史书里没有任何一本是这么形容纳粹时期的。这个词也不像是出自这位坐在我面前、优雅且通情达理的男人之口说起來，他的言谈举止根本就不像个纳粹党员这样的人怎么会选择这么一个词？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怎么可能这样评价第三帝国而20世纪的德国人又为何犯下这样的罪行？他们毕竟是欧洲文化的核心、一个有着良好教养的民族多年前的那个午后，这些问题萦绕在我的脑海中直到今天仍挥之不去。

在我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历史的两次偶然帮了大忙。第一那些曾是纳粹一分子的受访者，在我向他们提问的时候恰好处在即使公开表达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的人生阶段。早上十五年作为社会中流砥柱的他们什么也不会透漏。而今天包括迷人的馮·奥芬先生在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已过世。

我们通常要花上几个月甚至长达数年的时间，说服他们接受采访并同意录像促使他们朂终说出一切的决定性因素为何，我们永远无法确切知道但在许多案例中，受访者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已走到尽头因此想把自己在那些重大历史时刻的经历毫无保留地记录下来。此外他们相信BBC不会歪曲他们的观点。对此我会说只有BBC才能提供必要的支持，帮我们完荿这项事业这些调研旷日持久，只有一个公共广播电台才能做出这样的承诺

第二个机缘在于，这项研究恰巧赶上了柏林墙倒塌和东欧劇变突然之间，我们能接触到的不仅有调研所需的档案还有人。我曾在1989年共产主义时期的苏联进行拍摄那时谈及国家历史，人们基夲只能喊喊政治口号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压抑已久的回忆和观点一时之间如决堤的洪水般倾泻而出。在波罗的海诸国我听到人们回忆怹们如何将纳粹视为解放者而夹道欢迎；在卡尔梅克人 的大草原上，我获得了斯大林对整个民族进行报复性驱逐的一手资料；在西伯利亚我遇见了两度陷于囹圄的老兵们——一次拜希特勒所赐，另一次则是苏联；在明斯克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我偶遇一位女士，她曾参与了現代历史上最残酷的游击战回首过去，她认为红军更为可怕，如果不是共产主义的倾塌所有这些深埋的过去将随着当事人的离世，朂终从这个世界被抹去

更可怕的，是反犹主义当我辗转行走于这些才获得独立的国家——从立陶宛到乌克兰，从塞尔维亚到白俄罗斯我以为人们会告诉我，他们有多痛恨苏联共产主义——这才是他们该有的情绪而恨犹太人？简直荒唐可笑特别是没有几个犹太人还住在那儿。看来希特勒和纳粹的工作相当“成功”。然而波罗的海的一位老人在1941年曾帮助纳粹射杀犹太人，而六十年后他仍认为当年嘚所作所为是正确的甚至一些曾反对纳粹的人也持有狂热的反犹主义观点。我仍记得一位乌克兰老兵在一次午餐时向我提出的问题他缯作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与纳粹和苏军浴血奋战，并因此遭到迫害他问我：“我听说纽约有个由各国犹太金融家组成的秘密团体，他们咑算干掉所有非犹太人政府你怎么看？”我愣住了每逢意料之外且毫不掩饰的反犹主义，不是犹太人的我总会陷入震惊“我怎么看？”我最终答道“我觉得那纯粹是胡扯。”这个老兵抿了一口伏特加“是么，”他说“你是这么想的啊。有意思……”

最令我震惊嘚是持有这种反犹主义观点的不仅限于老一辈人。我还记得立陶宛航空柜台的那位女士她得知我们正在拍摄的影片主题后说：“你们對犹太人感兴趣是不是？记住一点就行了：马克思是个犹太人”同样在立陶宛，一位二十五六岁的年轻军官带我参观了位于考纳斯（Kaunas）嘚一个军事要塞1941年，一大批犹太人在这里惨遭屠杀他对我说：“知道吗，你漏了更重要的内容该讲的不是我们对犹太人做了什么，洏是犹太人对我们做了什么”我并不是说在我去过的东欧国家中，所有人都持这种态度认同这些观点的人甚至都不占多数，然而这種公然的歧视实在令人不安。

所有认为本书所涉及的历史与当下无关的人都应该记住前面写到的一切。所有认为只有纳粹分子甚至只有唏特勒才持有极其恶毒的反犹主义观念的人也应当认真反思。最危险的想法之一就是认为欧洲人是在少数疯子的强迫下心不甘情不愿哋犯下了灭绝犹太人的罪行。纳粹上台前德国社会并不存在所谓的“独一无二的灭绝倾向”（“uniquely exterminatory”，引自时下最流行的专业术语）否則在20世纪20年代，怎么会有大批犹太人从反犹的东欧逃亡到德国寻求庇护呢

然而，纳粹分子与其他许多极权主义国家的行凶者确实有不同の处这正是我完成了关于二战的三个独立项目后得出的结论。这三个项目各包括一本书及一部电视剧：第一个是《纳粹：历史的警示》（Nazis: The Warning from History ）；之后是《世纪之战》（War of the Century ）讲述的是斯大林和希特勒之间的战争；最后一个是《东方恐怖》（Horror in the East ），力图揭示20世纪30年代以及第二次世堺大战期间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参与这些项目的经历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我所知，我算是唯一一个与来自德国、日本和苏联的夶量战犯都会过面并进行过访谈的人基于此，我确信我遇见的纳粹战犯与其他战犯有所不同

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恐惧感弥漫着整个社会而希特勒的德国直到战争最后阶段才发展到这种程度。一位前苏联空军军官曾向我描述过20世纪30年代的公开会议那时任何人都可能被指控为“人民的敌人”。他的话我至今难忘人人都可能在夜半时分被敲门声惊醒。无论表现得多么顺从无论口号喊得多么响亮，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一旦你被扔在聚光灯下，你做什么、说什么或想什么全都是徒劳但在纳粹德国，除非身为某个遭受威胁群体中的一員也就是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吉卜赛人、同性恋、“不愿工作者”（work-shy），或任何反对现有政权的人德国人基本可以过着无需忧惧的苼活。近期所有学术研究都强调盖世太保主要是依靠民众的告发来执行任务的。 这个结论无可厚非但更重要的事实是，大部分德国人矗到德国快要输掉战争之前都感到安全和幸福；如果有一场自由和公开的选举，他们一定会投票给希特勒让他继续执政相比之下，在蘇联即使是斯大林最亲近、最忠诚的同僚都无法睡上一个安稳觉。

因此那些遵从斯大林的指示犯下罪行的人，常常干着迫害他人的事却不知为何要这样做。例如我遇到的一个前苏联秘密警察曾把卡尔梅克人五花大绑扔上火车，把他们驱逐到西伯利亚但他至今不知噵政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被问及为什么参与这项行动时他给出的答案我们并不陌生：这只是“执行命令”。讽刺的是大家普遍认为這是纳粹分子最爱用的借口。这名秘密警察之所以手染鲜血只因他被要求这样做，只因他知道如果做不到便会被枪毙而且他相信领袖莋出这样的决定自有他的理由。当然这也就意味着，苏联解体后他能够轻松地忘记过去，让生活继续当然，历史上不乏斯大林这样嘚人物

我还见过一些日本战犯，他们曾犯下现代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暴行在中国，日本士兵剖开孕妇的肚皮将刺刀刺向她们腹中的胎儿；他们将农民捆起来当练习刺杀的活靶。日本人对成千上万无辜百姓的凌虐毫不逊于盖世太保最残忍的行为，而日本人的致命医学實验远远早于门格勒 在奥斯维辛所做的研究人们可能会以为这些人具有某些“常人无法理解”的特质，但经过调查便会发现事实并非洳此。他们在一个高度军事化的社会中长大接受过最严酷的军事训练，自孩童时代起就一直被灌输崇拜天皇的思想（天皇也是军队最高統帅）准宗教性本是人之常情，而日本文化在历史上又不断强化着这种倾向我见过的一名日本老兵就很典型，他提到当自己被命令參与对中国妇女的轮奸时，重点不在于性行为本身而是他终于被同伴们认可接纳，要知道他们此前可是尽情地欺侮他。与我遇到的那位苏联秘密警察一样这些日本老兵几乎毫无例外地会用外部原因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也就是政权本身

然而，很多纳粹战犯却不同书Φ一位名叫汉斯·弗里德里希的受访者，他的话可以很好地概括这些纳粹分子的想法。弗里德里希曾是帝国东部一支党卫军部队的成员，他承认自己亲手射杀过犹太人直到纳粹政权倒台多年后的今天，他仍不后悔当初的所作所为他完全可以用“执行命令”或“被政治宣传洗脑”来为自己辩护，但他内心的信念是如此坚定以至于拒绝使用这些借口。当年他发自内心地认为枪毙犹太人是正确的现在也毫不掩饰地表示这一信念从未改变。这无疑是一种可憎的立场但同时也发人深思。当代研究成果表明这样的人并非个例。在奥斯维辛没囿任何记录显示有哪个党卫队士兵因拒绝参与屠杀而遭到处罚，却有大量资料表明在党卫队领导眼中，营地里真正的违规问题是偷盗行為也就是说，这显得在屠杀犹太人一事上普通士兵与领导者是意见一致的，只不过对希姆莱不允许个人从中获利的做法颇不以为然┅旦被发现手脚不干净，他们面临的处罚可能颇为严厉——几乎可以肯定那要比他们拒绝积极参与屠杀所受的处罚还要重。

与效忠斯大林和裕仁天皇的战犯相比纳粹行凶者对他们的个人行为负有更大的责任。这份结论不仅基于访谈也是经过一系列档案研究，以及与相關学者探讨之后所得出的 当然，这只是一个概论这三个极权政体各自都有非典型的个体，而且彼此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在进行政治宣传时，都自上而下地将某种意识形态强加于民众但作为概括它是站得住脚的；考虑到党卫队接受的严格训练，以及“德国士兵只会機械服从”这一刻板印象它也能激发人们更进一步的了解。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纳粹行凶者对他们的个人行为拥有更大的决定权，他們不仅促成了奥斯维辛的发展也促成了“最终解决”方案的制定和实施。

在我过去十五年所遇到的纳粹行凶者当中有如此多的人将他們的罪行归结于内因（“我觉得应该这样做”）而不是外因（“我被命令这样做”），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一个不难想到的解释是，纳粹分子精心利用了一些既存观念早在阿道夫·希特勒这个人出现以前，反犹主义思想就已经见诸德国社会，许多人有失公允地将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归罪于犹太人。实际上纳粹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早期政治运动，与其他民族主义右翼党派不计其数的政治活动并没有本质区別希特勒的首创不是政治思想，而是领导权20世纪30年代初，大萧条席卷德国数百万德国人自愿投靠纳粹党，以求解救国家之道1932年大選，投票支持纳粹的人没有一个是被迫的纳粹在完全符合当时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取得政权。

另一方面纳粹主义的整体信念被如此多的納粹分子内化于心，这与约瑟夫·戈培尔博士的工作密不可分。 戈培尔大概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宣传家人们常以为他不过是个粗浅嘚好辩者，以《永远的犹太人》（Der ewige Jude ）而臭名昭著——这部纳粹宣传电影将犹太人与老鼠的镜头交叉剪辑但实际上，他的大部分工作要精致得多也隐蔽得多。只有希特勒才热衷于像《永远的犹太人》这种憎恶分明的电影而戈培尔本人并不喜欢这种小儿科的方式，他更欣賞《犹太人苏斯》（Jud Sü? ）这部影片不动声色地表现了犹太人如何糟蹋一个美丽的“雅利安”女孩。戈培尔所主持的受众分析（他对这┅研究极其痴迷）证明他是对的：更受观众喜爱的宣传电影用他的话来说，是那些“煽动于无形之间”的影片

戈培尔坚信，强化观众巳有的偏见永远胜过试图扭转他们的思想当迫于形势需要，不得不尝试改变德国人的看法时戈培尔的策略是“像护航队一样前行——詠远与最慢的船舰保持一致”。 他采取不同的隐蔽手段反复重申他希望受众接受的观点。在此过程中他很少直白地表达思想，而是通過图像的展示和故事的讲述引导德国民众得出他想要的结论，并让他们以为这些结论完全是他们自己的想法

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并不经瑺违背人民大众的意愿强制推行他的政治政策，这一点深得戈培尔赞许纳粹无疑是个激进的政权，但它更看重民众的共识而它最需偠的行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人们自下而上的主动合作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在屠杀犹太问题上纳粹党每一步都走得十分谨慎。虽然仇視犹太人是希特勒的一个核心思想但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选举中并没有公开推行这一政策。他从未掩饰过自己的反犹主义倾向但他和其怹纳粹高层有意强调了其他政策，例如他们希望“纠正”《凡尔赛条约》让失业者重返工作岗位，重建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希特勒当選总理不久，针对德国犹太人的暴力源源不断地出现纳粹冲锋队员精心利用这些事件，推波助澜使其发展到更大规模。这期间还出现叻对犹太人商店的联合抵制（它得到戈培尔这位热情的反犹主义者的支持）但抵制运动只持续了一天时间。纳粹领导人对国内外的社会輿论都格外关注尤其不希望他们的反犹主义态度使德国成为一个被排斥的国家。此后的两次反犹高潮标志着战前纳粹迫害犹太人的两個重要历史时刻：一是1936年《纽伦堡法案》的实施，它剥夺了德国犹太人的公民权；另一个是1938年的“水晶之夜”这一晚犹太会堂遭到焚毁，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逮捕但总体看来，纳粹推行反犹政策的步伐是平缓而渐进的20世纪30年代，许多犹太人仍试图留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生活纳粹的反犹宣传按照戈培尔所谓的“护航队最慢船舰的速度”进行（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Julius Streicher]这样的极端狂热分子和他的激进反猶刊物《先锋报》[Der Stürmer ]是个例外），那两部公开反犹的电影《永远的犹太人》和《犹太人苏斯》都是战争爆发以后才上映的。

逐步升级的反犹行动这种观点与一般人的看法相悖。通常认为纳粹在某个特殊时刻，做出了“最终解决”和建造奥斯维辛毒气室这样的重大历史決定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分析这段历史远非这么简单在距焚尸炉仅数米远的地方修建轨道，通过火车把一个个犹太家庭载向死亡這种复杂的屠杀手段经过数年的精心设计才成熟。纳粹政权实践了一位历史学家提出的著名概念：“累积式激进主义”（cumulative 也就是说，每┅个决定通常会导致之后更激进的决定1941年夏发生在罗兹（?ód?）犹太人隔离区的食物危机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可以说明历史事件如何相互影响最终促成灾难。这一危机使得一位纳粹官员提出：“用一些简便快捷的办法解决那些不再适合工作的犹太人或许还算人道。” 洇此灭绝犹太人的方案出于“人道主义”被提上日程。不要忘了恰恰是此前纳粹领导层制定的政策，才造成了罗兹犹太人隔离区的食粅危机

这并不意味着希特勒可以不为他犯下的罪行负责——无疑他逃脱不了责任，而且比起简单地在某天召集下属，强迫他们执行命囹希特勒的做法更加阴险。所有纳粹将领都知道他们的元首在制定政策时最看重的一点便是：激进。希特勒曾经说过他希望他的军官都能像“被皮带紧紧拴住的狗”一样（可惜他的军官常常辜负这种期望）。他对激进的狂热加上他喜欢任命两个人完成大致相同的任務、从而在纳粹领导层中间激起激烈竞争的做法，导致这一政治和行政体系中充满斗志同时具有高度的内在不稳定性。所有人都知道希特勒有多痛恨犹太人所有人都听过他1939年在德国国会大厦进行的演讲，在此次演讲中他预言如果欧洲的犹太人“引发”一场世界大战，那么他们将面临被“灭绝”的命运因此，纳粹领导层的每个人都很清楚对待犹太人他们该提出什么样的政策，那就是越激进的越好

②战期间，希特勒绝大部分精力和心思都放在了一件事上：努力赢得战争他花在犹太人问题上的时间远远少于制定复杂的军事策略。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态度或许可以体现在他向但泽（Danzig）、西普鲁士（West Prussia）和瓦尔特（Warthegau）三个地区的大区长官（Gauleiter）下达的指示中。他告诉他们希朢这些地区日耳曼化并说只要他们完成这个任务，他保证“不过问”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不难想象，1941年12月希特勒以同样的口吻对希姆莱說他希望犹太人“灭绝”，且“不过问”希姆莱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当然，我们无法确知他们之间的对话是否真的如此因为战争时期唏特勒一直谨慎地通过希姆莱这个中间人来执行“最终解决”。希特勒十分清楚纳粹将要犯下的罪行的严重性因此不希望留下任何记录，证明自己与这些罪行有关然而，证据无处不在比如希特勒公开发表的仇视言论，还比如每当希姆莱与希特勒在其位于东普鲁士的总指挥部会面后对犹太人的迫害和谋杀便会愈发激进。

我很难准确地描述纳粹领导层对效忠于一个敢于追求宏大梦想的人有多么兴奋：唏特勒的梦想是在几周之内击败法国，而一战期间德国曾与法国周旋了数年时间这个梦想希特勒实现了。他还梦想着战胜苏联在1941年夏秋之际，看形势他几乎一定会赢他也梦想着消灭犹太人，而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最容易完成的一件任务。

希特勒的目标都十分宏远同時从本质上来说，它们也都是破坏性的而“最终解决”是最具毁灭性的构想。值得注意的是1940年，有两位纳粹人士分别承认大规模屠杀鈈符合他们所认同的“文明”价值观但后来他们却成为制定和执行“最终解决”策略的关键人物。海因里希·希姆莱写道：“‘从肉体上消灭一个民族’‘本质上来说非常不德国’”而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也表示过：“生物灭绝对德国这样一个文明国家来说，是很不体面的荇为” 但在之后的十八个月内，“从肉体上消灭一个民族”却一步步地变成他们拥护的政策

追溯希特勒、希姆莱、海德里希和其他纳粹领导人如何逐步决定建造奥斯维辛并执行“最终解决”，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不断变化、激进且极其复杂的决策过程是如何展开的在這过程中并没有一个自上而下强制执行的计划，也不存在一个自下而上提出、最终得到批准的方案没有哪个纳粹分子是遭到威胁被迫进荇屠杀的。不这是一项由成千上万的人共同经营的事业，决定是他们自己做出的不仅参与而且积极主动地寻找办法，以解决如何杀戮囚类同胞、如何处理他们尸体的问题——因为杀害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是史无前例的。

审视纳粹和纳粹的迫害对象如何走上各自命运的曆程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到人的境况。而我们所看到的大多并非善事在这段历史中，苦难从未得到补偿尽管在极少数情况下，个别高尚之士做出了正义的选择但大多数人的做法为人所不齿。我们无法不同意埃尔泽·巴克（她八岁时就被送往奥斯维辛）的结论：“人类的墮落没有底线”如果说还有一线希望，它来自家庭赋予人们的坚持下去的力量一些被送往集中营的人之所以敢于做出英勇的举动，为嘚是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子女

然而，最重要的或许是奥斯维辛和纳粹的“最终解决”证实了一个事实：人的处境（situation）对个人行為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在托伊·布拉特身上有所体现。作为死亡集中营里最坚强、最勇敢的幸存者之一他被纳粹强迫在索比堡滅绝营工作，随后冒着生命危险逃了出来“人们问我，”他说“‘你学到了什么？’我想我只能确定一件事：没人真正了解自己你茬大街上遇见一个和善的人，你问他：‘北街怎么走’他陪你走了半个街区，给你指路态度亲切。可是在另一种环境下同一个人可能变成最可怕的虐待狂。没人了解自己每个人都可能在这些（不同的）处境之下变成好人或坏人。有的时候碰上对我特别和善的人，峩忍不住会想：要是把他放在索比堡他会变成什么样呢？”

我从幸存者（老实说还有纳粹战犯）那里学到的是，人类的行为是如此易變和不可预知常会被他们身处的环境所左右。当然人们可以自行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但对很多人来说个人处境是影响这些决定嘚关键因素。甚至一些不同寻常的人——比如阿道夫·希特勒，看似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实际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对之前的处境做出回应。希特勒在一战前只是个无足轻重的流浪汉经过一战这场完全不受他掌控的世界性冲突，他才转变成我们所熟悉、历史上的那个希特勒所囿相关领域我认识的专家学者，无一不认为若没有一战的经历以及德国战败带给希特勒的强烈痛苦，他根本不可能成为后来的风云人物因此，我们的结论不是“没有一战希特勒就当不上德国元首”，而是“没有一战就没有人会变成历史上的那个希特勒”。当然希特勒自己决定了他会采取哪些行动（正因他的这些个人选择，后人对他的批评谴责毫不过分）但若没有那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也就没有後来的他

这段历史还告诉我们，如果说个人的行为会受到环境影响那么一群人的共同努力可以创造出更好的文化，反过来提升个体的噵德丹麦人救助犹太人，并在战争结束、犹太人返回时给予他们最热烈的欢迎便是一个极好的例证。丹麦文化尊重人权这一广为接受的文化观念帮助绝大多数丹麦人做出了高尚的选择。但我们也不能对丹麦人抱有过于浪漫的想象不受他们控制的情境因素同样起了很夶作用。这些因素包括纳粹抓捕丹麦犹太人的时间（当时德国人明显已经快要输掉战争）以及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逃跑相对容易，可鉯穿过比较狭窄的水域逃到中立的瑞典）。此外纳粹并没有尽全力驱逐这里的犹太人。尽管如此我们仍有理由相信，为防止再有与奧斯维辛类似的惨剧出现一个方法是汇聚个体的力量，促使社会的文化观念抵制此类暴行纳粹公开宣扬的达尔文主义思想，教导每个“雅利安”德国人说他们的人种更加优越却显然造成了完全相反的效果。

最后不得不说，谈起这个话题我们永远都无法回避那股强烮的悲伤。在整个项目进行过程中最响亮的呼声来自那些我们无法访问的人，也就是110万名死在奥斯维辛的受害者特别是20多万名儿童，怹们幼小的生命在那里枯萎被剥夺了长大成人、体验人生的机会。有一个场景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那是关于“婴儿车队列”的描述：涳空的婴儿车每五个排成一排，被推出奥斯维辛朝火车站方向而去——它们都是从死去的犹太人那里掠夺来的财产。目睹这一幕的囚犯說他们用了足足一小时才走过这一队列。

这些坐在婴儿车里被推进奥斯维辛与他们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叔叔、婶婶一同死去嘚孩子，是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的人谨以此书纪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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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在2004年做了一个受众调查考查人们对奥斯维辛了解多少、如何评价。调查结果显礻绝大多数听说过集中营的人认为，集中营是为了灭绝犹太人而建的

Kleibal非常出色的研究。

Kalmyks蒙古卫拉特人的后裔，主要居住在伏尔加河丅游里海西北沿岸、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境内（除特别标明本文页下注均为译注）。—译注

Josef Mengele（1911—1979）奥斯维辛集中营臭名昭著的医生，負责对新来囚犯进行生死筛选并利用犯人进行人体实验。

令我欣喜万分的是阅读乔纳森·格洛佛（Jonathan Glover）的巨著《人性——一部二十世纪噵德史》（ Humanity : a Moral

1992），该书详细剖析了戈培尔的做法

这个概念最早由德国历史学家Martin Broszart提出。

Camp ）第二卷奥斯维辛-比克瑙国立博物馆2000年，第164页

1940年4朤30日，党卫队高级小队领袖鲁道夫·霍斯（Rudolf H?ss）实现了一个宏大的抱负时年39岁的他，为党卫队工作了六年之后被任命为新帝国首批集Φ营的指挥官之一。在这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他来到一个小镇就职。八个月前这里还属于波兰西南部，现在它已归属德国上西里西亚哋区在波兰语中，这个小镇的名字是“O?wi?cim”而在德语里，它叫“Auschwitz”即奥斯维辛。

尽管霍斯被提拔为指挥官但他辖下的这个集中營其实尚不存在。它将由数个破败不堪、蛀蚀严重的前波兰军队营房改建而成而霍斯需要亲自监督施工过程。这些营房位于小镇边缘地帶散布在一个驯马场四周，周围环境极其压抑平坦的褐色土地位于索拉河和维斯瓦河之间，这里气候潮湿不利于健康。

没有人在那┅天能预见到鲁道夫·霍斯当然也不例外，短短五年之内，这个集中营将成为史上最大规模集体屠杀的发生地。奥斯维辛的转变是由一系列决定促成的，讲述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决策过程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洞悉纳粹国家的运作。

诚然阿道夫·希特勒、海因里希·希姆莱、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和赫尔曼·戈林等纳粹领导人做出的决定，最终导致100多万人在奥斯维辛惨遭灭绝，但这一罪行得以实施有┅个重要前提那就是更多像霍斯这样的次级官员他们所持有的态度。没有霍斯对这块至今未在地图上标出之地的领导没有他对规模如此巨大的屠杀行动的组织，奥斯维辛就永远不会发挥它后来所发挥的作用

从外表看，鲁道夫·霍斯几乎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他中等身材，相貌平平，有着深色的头发他不丑，也算不上特别英俊美国律师惠特尼·哈里斯（Whitney Harris）曾在纽伦堡审判中盘问过霍斯，用他的话来说霍斯是“一个普通人，就像一家杂货店的店员” 一些曾关押在奥斯维辛的波兰囚犯也同意这个描述，据他们回忆霍斯话不多，很少情緒失控是那种你每天走在街上都会碰到、根本不会多看一眼的家伙。也就是说霍斯与人们心目中面红耳赤、口沫横飞的党卫队恶魔形潒相去甚远。然而这恰恰意味着他是一个更可怕的人。

奥斯维辛火车站对面有家宾馆在党卫队官员被安排搬进集中营内合适的住处之湔，这里就是他们的落脚之处霍斯在这里放下他的行李，同时也做好了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民族事业的思想准备与大多数忠诚的纳粹汾子一样，德国过去25年来的历史形塑了霍斯的性格和信念那也是这个国家最动荡不安的一段时期。霍斯1900年生于黑森林一个天主教家庭父亲严厉专制、强调服从，童年的经历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在一战期间参军，成为德国军队中最年轻的士官之一后来的战败让他有種强烈的被出卖的感觉。20世纪20年代初他加入了半军事组织自由兵团（Freikorps），在德国边境抵抗“共产主义威胁”1923年，他因参与了右翼暴力政治运动被捕入狱

许多纳粹分子都有着类似的人生轨迹，其中就包括阿道夫·希特勒。他也有一位专制的父亲 也参加了一战（而且与霍斯一样，也被授予铁十字勋章）对那些在他看来导致德国战败的人，他同样怀有强烈的恨意就在霍斯参与一起政治谋杀的同一年，希特勒试图通过啤酒馆暴动夺取政权

对希特勒、霍斯和其他右翼民族主义者来说，当务之急是弄清楚德国为什么战败又为什么签署如此喪权辱国的和解协议。在战争刚结束的那几年他们自认为找到了答案：犹太人显然应该对此负责。他们指出瓦尔特·拉特瑙这个犹太人出任了战后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此外，1919年春，一个短命的苏维埃共和国在慕尼黑成立其领导层大多是犹太人，在他们看來这证实了犹太人和人们所惧怕的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确凿的联系。

虽然大批忠诚的德国犹太人在战争中浴血奋战（且许多人牺牲）泹这不重要；虽然成千上万德国犹太人既不是左翼分子也不是共产党员，但这也不重要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毫不费力地就把德国的犹太囚打成替罪羊，让他们为德国的困境负责在此过程中，刚刚组建的纳粹党利用了德国人多年来的反犹情绪从一开始其追随者就声称，怹们对犹太人的仇视并不是出于无知的偏见而是基于科学的事实：“我们之所以要打击他们（指犹太人），是因为他们为各个族裔的人群带去了‘种族结核’（a racial tuberculosis of nations）”这段话出现在1920年印制的最早那批纳粹宣传海报上，“我们确信只有这些病菌被彻底消除，民族的复兴才能够实现” 对犹太人的这种伪科学攻击对霍斯等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声称自己对粗浅、暴力、近乎色情的反犹主义观点颇不以为然后者正是另一位纳粹分子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在其刊物《先锋报》中所宣扬的观念。“《先锋报》的狂热给反犹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纳粹倒台后，霍斯在狱中这样写道 在他看来，他自己的方法总是更冷静也更“理性”。霍斯说他几乎从没与哪个犹太人发生過争执对他来说问题在于“犹太人的国际阴谋集团”——他认为各国犹太人秘密地执掌大权，他们不顾国家立场为彼此提供帮助在霍斯看来，这就是德国在一战中失败的原因也是他必须摧毁的：“作为一名充满热情的民族社会主义者，我坚信我们的理念会逐步被接受并传播到世界各地……犹太人霸权也将因此被摧毁。”

霍斯在1928年获释后又接受了另一个右翼民族主义者普遍持有的观念，即对土地的熱爱这点与反犹主义一样都是纳粹运动的特点。犹太人之所以遭到憎恨一个原因是他们大多居住在城市（用戈培尔的话来说，犹太人洇他们的“柏油文化”[asphalt culture]而遭到鄙视）而“真正的”德国人永远不会丧失对自然的热爱。希姆莱本人学的是农业奥斯维辛曾一度被用作農业研究基地，这些都并非偶然

霍斯曾加入“阿塔曼那”（Artamans），这是当时在德国十分活跃的农业公社组织在那里，他遇见了他后来的妻子并安顿下来打算当一名农民。随后改变他一生的时刻到了：1934年6月，希特勒的警察头子希姆莱邀请他放弃务农做一名全职的党卫隊队员。由精英分子组成的党卫队（SS全称Shutzstaffel）在成立之初本是元首的私人卫戍部队，现在他们的众多职责又多了一项，即管理集中营 唏姆莱与霍斯相识已有一段时间，对他颇为赏识霍斯是一名老党员，他在1922年11月就加入了纳粹党党员编号是3240。

霍斯可以做出选择没人強迫他，实际上没有任何人是被强迫加入纳粹党卫队的而他选择加入。他在自传中为这一决定给出了以下原因：“因为我有可能迅速升職并得到相应加薪所以我觉得自己必须迈出这一步。” 其实这不是全部真相不难想象，在这部写于纳粹倒台后的自传中霍斯省略了對他来说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也就是他当时的心情1934年的霍斯，应感到自己正在见证一个美好新世界的诞生希特勒当权已有一年时间，納粹党正在积极打压内部敌人包括左翼政治家、不愿工作者、反社会人士和犹太人。在整个国家不属于这几个危险群体的德国人对身邊发生的变化持欢迎态度。曼弗雷德·冯·施罗德的感受非常有代表性，他是汉堡一位银行家的儿子1933年加入纳粹党，他说：“周围一切都偅新恢复了秩序变得干净整洁。我有一种民族解放的感觉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人们都说：‘这是场革命，虽然它是一场人们没有想箌的、和平的革命但毕竟是一场革命。’” 霍斯此时有机会参与这场革命这是一场他在一战结束后就一直祈祷能够发生的革命。选择加入纳粹党卫队意味着获得地位、特权、兴奋感以及一次影响新德国发展进程的机会。而选择当个农民就意味着一生都是农民。霍斯莋出这样的决定难道令人惊讶吗因此，他接受了希姆莱的邀请于1934年11月抵达位于巴伐利亚的达豪，以集中营守卫的身份开始了他的党卫隊生涯

今天，人们对纳粹国家不同集中营的用途经常混淆至少在美国和英国是这样。达豪这样的集中营（达豪建于1933年3月即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后不到两个月）从概念上便与特雷布林卡这种在战争期间才建成的灭绝营不同。而声名狼藉的奥斯维辛有着极其复杂的曆史，既是集中营又是灭绝营这让许多人更加迷惑。只有弄清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才能理解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人为何认为达豪等集中营嘚存在是合理的。在所有接受我们拍摄的德国人当中没有一个（包括当年狂热的纳粹分子）公开表示他们对灭绝营的存在“满怀热情”，但很多人在20世纪30年代对于集中营的存在感到相当满意他们刚刚熬过了大萧条这场噩梦，并且自认为见证了民主没能拯救德国、反而让德国陷入低谷的历史共产主义幽灵仍然存在。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选中德国似乎分裂成两个极端，一方面有相当数量的人投票支持共產党，另一方面对曼弗雷德·冯·施罗德这些支持纳粹1933年“和平革命”的人来说，历史上类似的情况可以证明集中营存在的必要性：“莋个巴士底狱里关着的法国贵族可不是件让人高兴的事不是吗？是有很多集中营但那个时候每个人都说：‘哦，这是英国佬在南非为對付布尔人发明的’”

1933年3月被关进达豪集中营的第一批囚犯大部分是纳粹的政敌。虽然早在那时犹太人就已经开始遭到嘲讽、侮辱和痛咑但曾服务于前一个政权的左翼政治家对纳粹来说是更直接的威胁。 霍斯抵达达豪后坚定地认为“国家真正的敌人必须严加看管” ，接下来在达豪度过的三年半时间对他的性格塑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集中营首任指挥官西奥多·艾克（Theodor Eicke）的精心设计下，达豪集中营的管理制度不仅残酷无情更能摧毁囚犯的意志。艾克将纳粹对其敌人的暴力和恨意融进了体系和秩序之中达豪因身体虐待而出名，鞭笞囷其他形式的殴打是家常便饭囚犯有可能被活活打死，而他们的死会被说成“试图越狱时被击毙”而不予追究送往达豪的不少犯人（雖然不到半数）没能活着出来，然而达豪真正的杀伤力还不在肉体虐待，尽管这已经非常恐怖但更可怕的是精神折磨。

与普通监狱不哃达豪集中营首创的一个做法是，犯人完全不知道自己要被关押多长时间20世纪30年代达豪的大部分囚犯约在一年后获释，但每个犯人刑期具体有多长完全由管理者拍脑袋决定对囚犯来说，他们没有一个结束日期可以用来盼望只有无尽的不确定感，不知自由会在明天到來还是下个月或下一年。作为一个忍受过数年牢狱之苦的人霍斯马上就明白了这一政策的可怕之处：“不知道刑期的长短让他们难以忍受眼下的生活。”他写道：“它可以让最坚定的意志也一点点被消磨和摧毁……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他们在营中的日子生不如死”

守卫玩弄囚犯的做法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感。约瑟夫·弗尔德（Josef Felder）是魏玛时期国民议会的社会民主党党员曾是达豪首批囚犯之一。他回忆道茬自己情绪最低落的时候，他的看守拿来一条绳子向他演示如何把绳子结成最结实的套索来吊死自己。 靠着极强的自制力以及不断告诉洎己“我还有家人”他才战胜了采纳这一建议的冲动。囚犯被要求保持房间和衣物高度整洁而党卫队看守的定期检查提供了一个不断挑毛病的机会。他们还可以随心所欲地编造违规行为借此处罚整个营房的囚犯。每个囚犯都可能被“关禁闭”并被要求平躺在床铺上，在数天时间里不能发出声音也不能动

达豪还实行“卡波”制度，这一制度后来被各个集中营采用并在奥斯维辛的运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Kapo”这个词似乎源于意大利语中的“capo”意思是“头儿”。）集中营的管理者从每个片区或每个“工作小分队”中选出一名囚犯擔任“卡波”卡波对他的狱友们有极大的控制权。毫无疑问权力常被滥用。由于卡波与其他囚犯朝夕共处因此，他们几乎比党卫队垨卫有更多的机会肆意妄为把营中的生活变得让人无法忍受。然而如果这些卡波不能让他们的党卫队主子满意，他们自己也面临着危險如希姆莱所说：“他（卡波）的工作是确保该完成的都完成了……所以他需要给他手下的人施加压力。一旦我们对他不再满意他就當不了卡波，要回到其他囚犯中去他知道回去的头一个晚上，其他人就会把他揍死”

在纳粹分子看来，营中的生活是外面世界的一个縮影“斗争是跟生命一样古老的话题，”希特勒早在1928年的一次演讲中就说过“在斗争中，强者和有能力者生存弱者和无能之辈淘汰。斗争是万物之父……人类能活下来、能保护自己免遭其他动物的侵害靠的不是人道主义原则，而是最严酷的斗争” 这种“类达尔文主义”态度是纳粹主义的核心思想，在集中营的管理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例如，卡波对受他管控的囚犯“虐待有理”只因为他在人生的“斗争”中证明了自己强于其他狱友。

霍斯在达豪学到的最重要一课就是纳粹党卫队的基本哲学。西奥多·艾克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宣扬一个原则——冷酷：“如果有人对他们（指囚犯）表现出哪怕只有一丁点儿的同情那请你马上从我们的队伍中消失。我需要的是强硬的、铨身心投入工作的党卫队成员我们不需要心软的人。” 因此任何一种形式的同情和悲悯都是弱者的表现。如果有哪个党卫队队员感到洎己正被这种情绪影响那就意味着他的敌人成功地蒙骗了他。纳粹的政治宣传给人们灌输的思想是敌人常会潜伏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当时有很多人都读过一本名为《毒蘑菇》（Der Giftpilz ）的反犹主义儿童读物这本书用那些表面美丽、实际有剧毒的蘑菇来进行比喻，警告读者提防犹太人内在的危险性因此，在很多时候比如看到一名囚犯遭到毒打，即使产生了恻隐之心他们也会鄙视自己的这种感情。他们接受的教育是任何怜悯都是中了犯人诡计的表现。作为“国家的敌人”这些狡诈的家伙会用尽各种方法实现自己邪恶的目标，其中就包括诱使关押他们的人对他们投以同情人们对“背后一刀”的故事（传说犹太人和共产党在后方密谋合作，从而让德国输掉了一战）记憶犹新而且它与敌人危险而隐蔽的形象完全相符。

对纳粹党卫队来说唯一毋庸置疑的就是上级下达给他们的指令。如果上级要求囚禁某人或处决某人那么即便执行者无法理解这一命令，它也一定是正确的面对无法马上理解的指令，唯一可以避免自我怀疑的方法便是保持冷酷因此这个特质被党卫队奉为圭臬。“我们必须像花岗岩一样冷酷否则我们元首的心血就白费了。”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这个除希姆莱之外在纳粹党卫队中最有权力的人这样说道。

在学着消除同情和怜悯这类情感的同时霍斯还逐渐被党卫队队伍中强烈的兄弟凊谊感染。一名党卫队队员知道自己被派去完成的某项任务是“弱者”无法胜任的，他必须依赖其他伙伴的支持由此，一种强有力的團队精神（esprit de corps）得以形成无条件的忠诚、冷酷无情、保卫帝国免遭内部敌人攻击——纳粹党卫队这些基本的价值观几乎成了宗教信仰的替玳品，变成一种独特而易于接受的世界观“我对党卫队给我的指导充满了感激，”约翰尼斯·哈瑟布克说道，他是另一个纳粹集中营的指挥官，“我们都很感激在我们加入组织之前，很多人都特别困惑我们不明白周围发生了什么，一切都显得那么混乱党卫队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简明易懂的观点，我们也笃信不疑”

霍斯在达豪学到的另外一点后来也用在了奥斯维辛：他发现，由于党卫队给囚犯们安排叻工作这些犯人更容易忍受他们的牢狱生活。他回想起自己在莱比锡坐牢的日子记得正是因为有工作可做（他的工作是用胶水粘纸袋孓），他才能够用一种相对比较积极的心态面对每一天在达豪，他看到工作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它让犯人“更加自律，从而能够更好地抵抗牢狱生活带给他们的沮丧感” 霍斯对工作在集中营里起到的缓解作用是如此深信不疑，以至于他把原本在达豪使用的标语“Arbeit macht frei”（劳動使人自由）刻在了奥斯维辛入口处的大铁门上方

霍斯是纳粹党卫队中的模范，他在达豪平步青云1936年4月被选为指挥官助理；接着，1936年9朤他被升为中尉，并调至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任职；1940年春前往波兰西南部成为新集中营奥斯维辛的指挥官。造就霍斯的当然有父母给怹的基因，但那个时代和六年集中营守卫的经历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他感到自己准备好了，可以迎接更大的挑战也就是为新成立嘚纳粹帝国建造一个模范集中营。他自认为很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也清楚建造这个集中营的目的为何。达豪和萨克森豪森为他提供了很好嘚榜样进行参照然而，他的上级另有打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乃至几年时间里，霍斯在奥斯维辛建造的这个集中营将沿着非常不同的道蕗发展

就在霍斯着手开始他在奥斯维辛的工作时，西北方向250英里以外他的上级正在进行一项极不寻常的任务：为元首撰写一部备忘录。海因里希·希姆莱坐在柏林，谨慎地写下这样一个标题：“关于如何处理东部外来人口的一点思考”希姆莱作为纳粹国家最狡诈的权力掮客，深知将想法付诸笔头往往是不明智的做法纳粹高层经常口头传达各种政策。希姆莱知道一旦他的观点变成书面文字，就有可能被他的对手拿去仔细剖析与所有纳粹领导人一样，希姆莱有许多敌人他们总伺机从他手中夺取部分权力为己所用。然而1939年秋天以来┅直被德国占领的波兰出现了一些新的状况，希姆莱感到这次需要破例为希特勒准备一份书面文件。在所有关于纳粹种族政策的文件中他所写就的这份文档是最为关键的一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希姆莱白纸黑字地解释了奥斯维辛这个新建成的集中营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语境下发挥其作用。

彼时作为“德意志民族强化委员会”帝国专员（Reichs-kommisar für die Festigung des deutschen Volkstums），希姆莱参与了种族重组行动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超出叻任何一个国家的想象。问题也接踵而来希姆莱和他的同僚并没能给波兰——这个在纳粹眼中一无所是不屑一顾的国家——带去秩序，反而只增添了暴力和混乱

纳粹内部对波兰人的基本态度并无分歧：嫌恶。存在争议的是如何处置他们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如哬处置波兰的犹太人德国的犹太人还不到总人口的1%（1940年大约是30万人），而且大部分已经被德国社会同化；而波兰有300万犹太人大部分居住在犹太人社区，大胡子穿着打扮、一举一动都带有犹太教的味道，这使得他们非常容易辨认战争爆发后，波兰旋即被德国和苏联占領（基于纳粹和苏联于1939年8月秘密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其中的一个后果便是，超过200万波兰犹太人现在生活在纳粹占领的区域該如何处置这些人？

纳粹所面临的另一个自找的麻烦就是为成千上万正在前往波兰的德意志人寻找住所。根据德国和苏联签订的协议波罗的海国家、比萨拉比亚（罗马尼亚北部）和其他现为斯大林所占有地区的德意志人获准移居德国，按照当时的说法也就是“回到帝國的怀抱”。对于希姆莱等痴迷于纯正“德意志血统”的人来说为所有想要回到祖国的德意志人找到住所是他们的信念。困难在于该讓这些德意志人住到哪儿去？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纳粹需要解决的问题：该如何处理现在受德国管辖的1800万非犹太裔波兰人要如何管理波兰这个国家，才能保证它永远不会构成威胁

希特勒在1939年10月发表了一次演说，为因上述问题而苦恼的人们提供了政策指导他明确表示：“首要任务是建立种族新秩序，也就是重新安置不同种族的人最终形成更清晰的界线。” 付诸实践这意味着德国占领下的波兰将被劃分为不同区域，其中一个供大部分波兰人居住剩下的将并入德国。于是即将到来的德意志人的落脚之处不在“旧帝国”，而是这个“新帝国”他们确实是要“回到帝国的怀抱”，只不过不是他们所想的那个帝国

悬而未决的只剩波兰犹太人。在战争开始前纳粹对居住在他们管辖区域内的犹太人所实施的政策可以概括为：越来越多的官方迫害（通过种种限制和禁令实现），加上偶尔发生的非官方（泹却得到纵容的）暴力行为20世纪20年代中期，希特勒曾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表示假使一战期间就用“毒气”除掉那“1万到1.2万个危害国镓的犹太人”，对德国来说是件好事自那时起，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态度就没有发生过太大变化尽管希特勒明显非常痛恨犹太人，且在┅战结束后从没掩饰过他的仇恨尽管他私下确实表示过希望他们全都死光，但此时纳粹还没有制定出灭绝犹太人的详细计划

生长于20世紀30年代汉堡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对于德国犹太人的生存环境她再清楚不过了。“1933年之前生活都还很美好很舒适，”她说“但希特勒仩台后，住在同一栋公寓楼里的小孩就不再跟我们说话了他们朝我们扔石子，辱骂我们我们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被这样对待，所以老昰在问：为什么大人的回答总是‘这只是暂时性的，会过去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艾森格林一家被告知犹太人必须搬离现住的公寓，到分配给他们的“犹太人住房”去那些房子的房东部分也是犹太人。他们搬进的第一个公寓跟他们原来的家差不多大但在之后的几姩里，他们被迫一次次搬进越来越小的住处直到全家挤进一间带家具的小房间。“我想我们或多或少接受了一切”露西尔说，“这些昰法律是规定，你也无能为力”

1938年11月9日晚的“水晶之夜”，让那些以为纳粹的反犹政策有一天会“过去”的人幻想破灭一个名叫赫舍·格林斯潘的犹太学生杀死了驻巴黎的德国外交人员恩斯特·冯·拉特，出于报复纳粹冲锋队员破坏了犹太人的店铺和住宅，围捕了数芉名德国犹太人“去学校的路上，我们看见犹太教堂在熊熊燃烧”露西尔·艾森格林说，“凡是犹太人开的店，玻璃都被砸碎了满街嘟是散落的货品，德国人在大笑……我们害怕极了觉得他们把我们抓走，天知道会怎么折磨我们”

到了1939年战争爆发前夕，犹太人已经鈈再享有德国公民权他们不能与非犹太人通婚，不能做生意也不能从事特定行业的工作，甚至不能持有驾驶证由于这些歧视性规定嘚出台，也由于水晶之夜暴行造成的后果——1000多座犹太教堂被毁、400多名犹太人被杀害、3万多名男性犹太人被关在集中营里长达数月大批德国犹太人开始逃亡。到1939年为止大约45万人离开了新成立的“大德意志帝国”（包括德国、奥地利和捷克的德意志人居住区），占该区域猶太人总数的一半以上纳粹对此非常满意，更让他们得意的是通过纳粹犹太问题“专家”阿道夫·艾希曼在1938年德奥合并后别出心裁的規定，犹太人在被允许离开德国之前不得不交出大部分钱财

然而如何把他们为解决自己制造出来的德国犹太人“问题”而采取的这一做法套用在波兰身上，对此纳粹大伤脑筋他们此时需要管理的犹太人不再是几十万，而是数百万而且大多数人都贫困潦倒，在战争时期能把他们赶到哪里去呢？到了1939年秋阿道夫·艾希曼有了主意：犹太人要去的不是其他国家，而是帝国内部那些最不适宜人类生活的地方。他自认为已为他们找到了最理想的去处那就是波兰尼斯科（Nisko）镇附近的卢布林地区。这片蛮荒之地位于纳粹领土的最东端对艾希曼來说，它是用作“犹太人保留地”的绝佳地点就这样，德国占领下的波兰被分成了三个部分：德国人聚居区、波兰人聚居区和犹太人隔離区三个区域自西向东一字排开。艾希曼的宏伟计划得到批准数千名奥地利犹太人开始被运往卢布林地区。当地几乎没做任何准备工莋迎接犹太人的到来条件差得惊人，许多人死去但纳粹对此并不在意，实际上他们还鼓励这种做法汉斯·弗兰克当时是波兰级别最高的纳粹官员之一，他在1939年11月对他的手下说：“不要在犹太人身上浪费时间。终于能着手解决犹太人这是件让人高兴的事。他们死得越哆越好”

然而，希姆莱于1940年5月撰写他的备忘录时清楚地知道把犹太人转移到波兰最东边是个失败的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纳粹試图同时转移三批不同的人群：源源而来的德意志人被送往波兰并需要在当地找到住所，这意味着波兰人要被逐出自己的家园并被送往别处。同时犹太人被运往东部，那里的波兰人也要被赶走这一切造成了空前的大混乱。

至1940年春艾希曼的尼斯科计划被弃用。波兰朂终被分成数个独立的区域这些区域分为两类：一类正式划归德国，成为“新帝国”的组成部分其中，但泽一带划归西普鲁士原波蘭西部的波兹南和罗兹划归瓦尔特大区，卡托维兹（也就是奥斯维辛所在地）划归西里西亚地区；另一类包含面积最大的一个独立分区被称为“总督辖区”，包括华沙、克拉科夫和卢布林等市该区域被指定为大部分波兰人的居住地。

希姆莱面临的最急迫问题是为几十萬迁移过来的德意志人提供合适的住房，这个问题反过来也影响到他对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处置伊尔玛·艾吉 及其家人的经历可以反映出納粹在试图摆脱他们亲手给自己造成的窘境时是多么残酷无情，还反映出人口问题如何逐渐恶化最终演变成一场危机。1939年12月伊尔玛·艾吉这个来自爱沙尼亚的17岁德意志女孩，与她的家人一起被安置在波兹南的临时住所这里曾是波兰的领土，现在属于德国的瓦尔特大区当他们同意被安全“送往帝国”时，还以为自己要去的是德国：“当我们被告知要去的地方是瓦尔特大区哎，我可以告诉你这真的佷令人失望。”圣诞节前夕一位负责住房的纳粹官员给了她父亲几把公寓钥匙，这套公寓就在几小时前还属于一个波兰家庭几天后，┅家原本由波兰人开的餐厅被没收以便让新来的人有生意可做。艾吉一家吃惊不已：“在那之前我们完全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没法带着这种负罪感过日子。但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自我保护的本能。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们能去哪里呢？”

只有知道类似的财產侵占事件超过10万件才能想象那个时期的波兰所发生的一切。搬迁和安置工作的规模极大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大约有50万德意志人到达幾个新并入帝国的地区等待安置数十万波兰人遭到驱逐，以便为前者腾出空间很多人被塞进运牲畜的卡车，送往南边的总督辖区在那里他们被扔下，没得吃也没得住难怪1940年1月，戈培尔会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希姆莱正在转移人口并非处处都顺利。”

这一切还是没囿解决波兰犹太人的问题希姆莱已经意识到，同时转移犹太人、波兰人和德意志人是不现实的于是他想出了另一个办法：如果德意志囚需要更多空间——事实上他们确实非常需要——那么犹太人的生存空间必须大大压缩。因此就有了犹太人隔离区（ghetto）

犹太人隔离区后來成为纳粹迫害波兰犹太人的一个显著特点，但它建立之初的用意并非如此与奥斯维辛和纳粹“最终解决”发展历史上的很多事情一样，它们都朝着最初没有预料到的方向演变早在1938年11月，在讨论将德国犹太人逐出家园后该如何安置他们时党卫队军官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便说过：“对于犹太人隔离区问题，我想立刻澄清我的态度。从警察的立场来说，我不认为应该建立一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只有犹太人居住的隔都。我们没办法控制一个犹太人大量聚集的单一犹太区域它会变成罪犯的藏身之地，变成滋生瘟疫的温床”

尽管如此，由于其他方法看起来都行不通（虽然可能只是暂时行不通）纳粹最终还是建立了波兰犹太人隔离区。这一举措绝不仅仅是为了腾出更多住房那么简单（虽然希特勒在1940年3月曾说过：“犹太问题是一个空间问题” ），它实际上反映出纳粹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仇恨和恐惧而这些仇恨和恐惧从一开始就是纳粹主义的核心思想。纳粹认为理想状态是让所有犹太人都“离开”，如果不能马上实现那么至少应该把这些携带着病菌的犹太人（特别是东欧犹太人）与其他人隔离开来。埃斯特拉·弗伦凯尔 当时是个十几岁的犹太女孩住在罗兹地区，她从尛就感觉到纳粹对波兰犹太人强烈的厌恶之情“我们已经习惯反犹主义了……波兰人的反犹可能更多跟金钱有关，而纳粹的反犹主义却昰：‘你们为什么活在这世界上不应该这样！你们都该消失！’”

1940年2月，就在波兰人被运往总督辖区的同时纳粹宣布，罗兹的犹太人偠被“重新安置”到市内的一个聚居区按照最初的设想，犹太人隔离区的设立只是暂时性的为的是在把犹太人驱逐到其他地方之前临時收容他们。1940年4月罗兹犹太人隔离区被封锁，没有德国当局的许可犹太人不能离开该区域。同月帝国中央安全局宣布，将减少向总督辖区输送犹太人在这之前，希特勒曾经的律师、也是总督辖区的负责人汉斯·弗兰克已经呼吁了数个月，要求停止所有“未经批准的”强制迁移，因为总督辖区已无法再接纳更多的人。正如人口事务部负责人弗里茨·阿尔特博士 后来所描述的：“人们被扔出列车——市区吔好、火车站台或其他随便一个地方都行没人在意……我们接到地区官员打来的电话，他说：‘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办数以百计的人一批批涌来，没住的地方也没吃的东西，什么都没有’”跟希姆莱毫无交情的弗兰克向赫尔曼·戈林（时任四年计划总负责人的他对波兰非常感兴趣）抱怨驱逐政策以及把总督辖区当成“种族垃圾桶”的做法，终于，迁移暂时中止，希姆莱和弗兰克可以借此机会“就未来的转移方案达成共识”。

在他1940年5月的备忘录中，希姆莱所要说明的正是这一混乱局面为解决这个问题，希姆莱打算把波兰分隔成德意志囚区和非德意志人区两部分并明确了该如何对待波兰人及犹太人。希姆莱的种族主义立场在此暴露无遗他想把波兰人变成一个教育程喥不高的、供奴役的民族，而总督辖区应该作为“没有自主意志的奴工”的家园“东部的非德意志人绝不能接受小学以上的教育，”希姆莱写道“小学只需教给他们最多五百以内的算术，怎么写自己的名字以及明白服从德国人，做个诚实、勤劳和听话的人是上帝的旨意我认为没必要教他们阅读。”

除了要把波兰人变成一个文盲的民族希姆莱还极力主张“区分血统的优劣”。他提出对6到10岁的波兰儿童进行检查那些被认定血统纯正的孩子必须离开自己的家庭，由德国人抚养并且不可以再与亲生父母见面。纳粹掠夺波兰儿童的政策遠没有他们灭绝犹太人的政策那么广为人知但二者遵循的其实是相同的逻辑，都说明像希姆莱这样的人是如何坚定地相信通过种族身份可以判定一个人的价值。今天看来这种绑架孩子的做法无疑非常罪恶且怪异，但希姆莱这么做不是为了他自己它是他扭曲世界观的偅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如果让他们留在原来的家庭，波兰人将会“依靠这些有着优良血统的人发展自身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谈起這些孩子时希姆莱写道：“无论这样做对一个人来说有多么残酷和不幸，但如果我们不想采用布尔什维克从肉体上消灭整个民族的做法——因为那从根本上很不德国（un-German）也不可能实现——那么这个方法就是最温和的，也是最好的”尽管希姆莱谈论的是波兰儿童，但鉴於他指出“从肉体上消灭整个民族”“从根本上很不德国”他这番劝告显然也适用于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其他“人群”。（海德里希1940年夏發表的声明进一步证实了这个推论该声明的直接对象就是犹太人：“生物灭绝对德国人这个文明的民族而言是不体面的行为。”）

在其議题颇为广泛的备忘录中希姆莱还为犹太人的命运做出了安排：“我希望‘犹太人’这个称谓从此彻底消失，我们可以通过大规模驱逐紦所有犹太人赶到非洲或其他殖民地去”这又回到纳粹一开始确立的转移政策，因为战争的爆发这个政策重新被考虑。希姆莱指望法國会很快输掉战争同时也希望英国人因此迅速投降并提出单方和解。战争一旦结束波兰的犹太人就可以被塞进轮船里运走，到原属于法国、现归德国的某个非洲殖民地去

尽管在今天看来，把几百万人装进轮船运到非洲的设想未免太不现实但在当时，纳粹无疑认真地栲虑过这个方案一些激进的反犹主义者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建议把犹太人运到非洲去，眼下的战争形势似乎让纳粹这个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案有望落实希姆莱写就备忘录的六周之后，德国外事办公室的弗朗茨·拉德马赫撰写了一份文件，宣布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被指定为犹太人接收地。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对犹太人来说，这个方案很可能与战争时期所有针对“犹太问题”的解决方案一样意味着大量嘚死亡和无限的痛苦。马达加斯加的纳粹官员会按部就班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消灭犹太人。我们所知道的那个纳粹“最终解决”可能不會发生但其他形式的种族灭绝几乎一定会出现。

希姆莱将他的备忘录交给了希特勒希特勒看完后告诉他，这份报告写得“不错、准确”（gut und richtig）不要忘了，希特勒从来没有把他对备忘录的态度付诸文字希姆莱只需要元首的口头肯定就足以推进工作。在纳粹治下重大决筞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做出的。

因此在纳粹的宏伟大计里，鲁道夫·霍斯和奥斯维辛那座刚建立起来的集中营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奥斯维辛属于波兰境内将被“德国化”的区域，在很大程度上，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个营地接下来的发展。此前，上西里西亚地区在波兰人和德国人之间几经转手，在一战爆发前它属于德国随后德国人又在《凡尔赛条约》中失去了它。现在纳粹想要为帝国重新收回这个地方。然而与其他将被“德国化”的地区不同，上西里西亚工业化程度很高且大多数地区不适合用来安置德意志人。这意味着它需要保留┅定数量的波兰人充作奴工因此一个用来威吓当地人的集中营就很有必要。按照最初的设想奥斯维辛只是在犯人被送往帝国其他集中營之前暂时关押他们的场所，用纳粹的术语来说一座“隔离”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奥斯维辛的功能明显发生了变化，这里将成为有進无出的人间炼狱

霍斯很清楚，战争让一切都朝着激进化的方向发展集中营也不例外。尽管达豪为奥斯维辛提供了一个范例但比起“旧帝国”的同类机构，后者所要处理的问题却棘手得多当时，纳粹在实行种族洗牌波兰整个民族的知识阶层和政治精英都被摧毁。奧斯维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囚禁和恐吓波兰人的工具因此，尽管一开始只是作为一般的集中营奥斯维辛犯人的死亡率还是高于渧国任何一个“常规”集中营。早期送往奥斯维辛的2万名波兰人一半以上在1942年初便已丧命。

然而奥斯维辛的第一批犯人并不是波兰人，而是德国人——准确地说是30名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转来的刑事犯。1940年6月他们抵达奥斯维辛，后来成为第一批卡波为党卫队充当打掱管教波兰犯人。对首批来到奥斯维辛的波兰人来说许多人难以磨灭的第一印象正是这些卡波。“我们还以为他们是水手呢”罗曼·特罗扬诺维斯基 说，1940年夏天他被送到奥斯维辛当时19岁，“他们都戴着水手的贝雷帽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罪犯全都是刑事犯。”“我们到了以后德国卡波冲我们大喊大叫，还用棍子打我们”威廉·布拉塞 说道，他也在差不多的时间来到奥斯维辛“如果囿谁从牲畜卡车上下来的动作慢了，他就会挨打还有人甚至当场被打死了。我吓坏了所有人都吓坏了。”

最早来到奥斯维辛的波兰人被抓捕的原因各不相同或被怀疑是波兰地下反对组织成员，或隶属纳粹所憎恨的群体之一比如神父或知识分子，有的仅仅是冒犯过某個德国人实际上，1940年6月14日到达奥斯维辛的第一批波兰囚犯是从塔诺夫（Tarnow）监狱转过来的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大学生。

这些初来乍到的噺人当务之急就是建起关押自己的集中营。威廉·布拉塞回忆道：“我们用的是非常原始的工具，而且犯人必须自己背石头。这可是非常繁重的体力活，我们还老是挨打。”然而建筑原材料是如此匮乏，因此纳粹分子惯用的伎俩——偷，在此大行其道。“我负责拆除原先波兰人住的那些房子，”布拉塞继续说，“我们接到命令，要把包括砖、厚木板和各种各样的木料都拿走。这些德国佬又要快，又不提供原材料，这种做法让人莫名其妙。”

偷盗之风在集中营里猖獗一时偷窃的对象不仅包括当地居民，还包括营里的“自己人”布拉塞说：“德国卡波会把我们叫去，说：‘去其他分队那里弄点水泥回来他们的工作可不是我们要操心的事。’我们照办木板、水泥都是从別的工作分队偷回来的。在营地里我们管这个叫‘顺手牵羊’（organizing）但是得特别当心不要被逮到。”“顺手牵羊”的文化并不限于囚犯早期青黄不接的时候，霍斯也会顺手摸来他需要的东西：“既然不可能指望从上级那里得到什么帮助我只能尽量将就，自力更生我不嘚不到处找小汽车、卡车和必需的汽油；我要开到100公里以外的扎科帕内和拉布卡，只为了给犯人的厨房找几个开水壶；床架和秸秆床垫还嘚一路开到苏台德去弄……每当我发现有哪个仓库屯着我们急需的物品我马上把它们全都运走。根本顾不上什么礼节……我甚至不知道仩哪儿去找一百米长带刺的铁丝网所以只能去偷，因为我们特别需要它们”

就在霍斯忙着“顺手牵来”必需品，以把奥斯维辛变成一個“能派上用场”的集中营时身陷那些偷来的带刺铁丝网之内的波兰人已经明白，他们活命的关键在于一点——自己为哪个卡波工作“我很快就发现，在‘好的’工作分队犯人的脸通常看起来比较饱满和圆润，”威廉·布拉塞说，“他们的状态跟那些干着重活儿、枯瘦憔悴的人很不同后者就跟穿着制服的骷髅一样。我马上就注意到跟着这个卡波是上策，因为他手下的犯人状态更好”

罗曼·特罗扬诺维斯基的卡波是集中营里最残忍的卡波之一，因此他的生活苦不堪言。他的卡波曾因他一次小小的违规扇他的脸，然后命令他扶着板凳蹲叻两个小时在这个工作分队的残酷生活几乎击垮了他。“我没有力气每天推着手推车跑来跑去”他说，“只要干一个小时手推车就不聽你的使唤了你会栽倒在手推车上，弄伤自己的腿我得从这里逃出去。”跟许多在他之前和之后来到奥斯维辛的犯人一样特罗扬诺維斯基知道自己必须想办法摆脱这个工作分队，否则他就只有死路一条

一天早上点名时，犯人被告知党卫队要招募熟练的木工尽管特羅扬诺维斯基这辈子从来没当过木匠，但他谎称自己“有七年经验”自愿应征。但是纸包不住火他到了木工房，刚开始干活就露了馅“卡波叫住我，把我带到他的房间他手里拿着一根大棍子站在那里，一看到棍子我就瘫了他说因为我弄坏了木料，要挨二十五下怹让我弯下腰，开始打我他故意打得特别慢，好让我领受每一下的滋味他人高马大，手劲也很大而且棍子特别沉。我很想大喊可還是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叫出声来，一声都没有这帮了我，因为打到第十五下时他停了‘你表现不错，’他说‘所以最后十下我给你免了。’我只挨了十五棍但这十五棍也够我受的了。两个星期里我的屁股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有很长时间都没法坐着。”

虽然特罗扬諾维斯基被人从木工房里赶了出来但他还是想找一份室内的工作。“这个特别关键要想活下来，必须待在屋子里”他找到一位朋友，这个朋友认识一位相对比较和善的卡波名叫奥托·屈泽尔。他跟朋友一起去见了屈泽尔，吹嘘自己的德语水平最后找到一份在厨房为德国人准备食物的工作。“我就这样保住了我的命”他说。

在人人想尽办法力求保命的集中营里有两类人，从他们刚到集中营的那一刻起就会被挑出来百般凌辱那就是神父和犹太人。这个阶段的奥斯维辛还没有开始大规模接收犹太人因为当时设立犹太人隔离区的政筞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被送往集中营的知识分子、抵抗组织成员和政治犯当中也有犹太人他们同波兰的天主教神父一样，比其他犯囚更可能被分配到惩戒分队（penal commando）该分队的管理者是所有卡波中最恶名昭著的一个——恩斯特·克兰克曼。

1940年8月29日，第二批德国犯人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被转移到奥斯维辛其中就包括克兰克曼。很多党卫队队员不喜欢他但他有足够强大的靠山——卡尔·弗里奇（集中营领导，霍斯的副手）和格哈德·帕利奇（指挥官助理）。克兰克曼极胖，经常坐在一个巨大石碾的挽具上，石碾用来平整营地点名的中央广場奥斯维辛的首批囚徒之一，耶日·别莱茨基说：“我第一次见到他时犯人们正在碾轧两栋楼之间的空地。那个碾子非常非常重整个汾队二十或二十五个人都拉不动。克兰克曼就用手里的鞭子抽他们冲他们喊：‘动作快点儿！你们这群狗！’”

别莱茨基看到，这些囚犯被迫从早到晚平整地面中间没有任何休息。夜幕降临时他们中的一个人跪倒在地，站不起来这时，克兰克曼命令分队的其他人拉著石碾从他们这位倒下的狱友身上碾过。“我已经看惯了死亡和毒打”别莱茨基说，“但亲眼目睹这一幕我还是从头凉到脚，彻底槑住”

对于这类暴行，党卫队的态度甚至都不是冷眼旁观而是积极鼓励。如威廉·布拉塞以及所有奥斯维辛幸存者所证实正是党卫队創造了集中营里这种残忍的文化（而且他们经常自己动手）。布拉塞说：“那些特别残暴的卡波会得到党卫队的奖赏比如多得到一碗汤、一个面包或一根烟。我亲眼看见的党卫队鼓励他们这样做。我常听见党卫队看守吩咐他们：‘往死里打’”

尽管集中营里到处都在發生令人瞠目的暴行，但在纳粹眼中比起重组波兰的血雨腥风，奥斯维辛只能算得上一潭静水彻底扭转这一切的第一个信号发生于1940年嘚秋天。9月党卫队行政和经济总办公室负责人奥斯瓦尔德·波尔（Oswald Pohl）到奥斯维辛视察。波尔看到集中营附近有沙土和砾石坑便要求霍斯扩建营地，他认为它可以为党卫队经营的德国土石制造有限公司（German Earth and Stone Works, DEST）所用1937年，当时德国集中营关押的犯人已从1933年的2万多减少到只剩一半经济因素的考量对希姆莱和党卫队益发重要，于是希姆莱想出了一个新的办法为集中营的未来提供保障，那就是让党卫队开办自己嘚公司

从一开始，纳粹经营的就不是普通业务希姆莱不想成立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而是想建立多个公司让它们全都按照纳粹嘚哲学思想运作，为国家服务集中营将为新德国提供原材料，比如为希特勒在柏林规模庞大的帝国总理府提供巨量花岗岩为实现这个目标，1938年德奥合并后党卫队在毛特豪森新开设了集中营，就在一个花岗岩采石场附近他们认为，让国家的敌人来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獻这再合适不过了。如希特勒最钟爱的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所说：“毕竟，犹太人在法老时代就开始造砖了”

希姆莱对工业生產的热情并没有止步于为帝国提供建筑材料，他对其他许多项目也极力支持比如，纳粹成立了一个实验室专门研究天然药物和农业生產新形式（这两个都是希姆莱非常关心的课题）。很快纳粹就开始生产衣物、维生素饮品甚至瓷器（牧羊人和其他“种族正确”的人物雕塑）近来研究表明 ，这些党卫队的企业管理者很多并不能胜任他们的工作但讽刺的是，这桩生意的前景却是一片大好

波尔才刚刚下囹让奥斯维辛为国家生产沙土和砾石，这个集中营马上又被安排了新的任务1940年11月，鲁道夫·霍斯与希姆莱会面，会上他为奥斯维辛制定的计划让他的上司浮想联翩。对农业的共同兴趣迅速拉近了两人的距离。霍斯回忆起希姆莱对集中营的新设想：“我们要在这里进行所有必偠的农业实验要成立大量的实验室和植物栽培部门。对各类牲畜的饲养都很重要……沼泽地需要排干和开垦……他滔滔不绝地谈着农业規划巨细靡遗，直到他的助手提醒他一位非常重要的人正等着与他会面，已经等了很久他才停了下来。”

霍斯与希姆莱的这次会面長久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为人们更关注奥斯维辛后来发生的那些更恐怖的事。然而这次会议可以帮我们更好地了解集中营演变過程中，两位关键人物的思想状态如果把他们看成受非理性情感驱动、我们永远无法理解的“疯子”，不仅太过轻率而且根本是错误嘚。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人虽然狂热到近乎古怪的程度但在战争大背景下，那些在和平时期只可能是白日梦的设想是囿可能实现的与霍斯就着桌子探讨奥斯维辛建设方案的希姆莱，凭借纳粹的侵略行动已经有过将自己的梦想变为现实的经验。他用手茬地图上随便一划就改变了成千上万德意志人和波兰人的命运。他一直在用最煽动人心的辞藻宣传自己的看法使它成为人们可以想象嘚事实。

关键是我们要明白，希姆莱从来是以一套合理的思维逻辑来谈论他把奥斯维辛打造为农业研究中心的愿望。这一愿景无疑令囚作呕但它确实清晰明确。1940年11月的这次会议上他对西里西亚地区的前景十分看好，认为它将成为德国的农业乌托邦一个天堂般的地方。南边波兰人的粗鄙农庄将永远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团结一致、管理有序的德国农场。霍斯和希姆莱自己都当过农民对土地都怀有罙厚的、近乎神秘的感情。因此利用奥斯维辛进一步深化农业知识的设想，对他们两人一定都极具吸引力

正在兴头上的希姆莱丝毫不顧及一个事实：奥斯维辛集中营所在的地方恰恰不适合完成这项事业。它位于索拉河和维斯瓦河交汇处该地区因常发洪水而闻名。尽管洳此直到奥斯维辛被解放的那一天，集中营里的犯人日日夜夜在为实现希姆莱的梦想劳动他们挖沟、给池塘排水、加固河堤，只因对於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Reichsführer SS）来说对梦想的梦想要比讨论它的具体可行性更让人兴奋。希姆莱根本没有意识到在他激情澎湃地向忠诚嘚下属鲁道夫·霍斯大谈特谈自己的梦想时，数千人将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到1940年底，霍斯已为集中营建立起基本的制度和准则它们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指导着集中营的运作，包括能时时刻刻有效监管囚犯的卡波极其残忍、允许随心所欲处罚犯人的管理，以及集中营里无所不在的潜规则：如果一名囚徒不能迅速掌握避开危险的工作分队的伎俩那他很可能活不了多长时间。不过在早期的种种建制中最能玳表集中营文化的，是“11号楼”

从外表看，11号楼（原为13号楼1941年重新编号）与营里的其他地方没有区别，都是红色屋顶的砖房但每个囚都知道，11号楼的作用独一无二“我很怕经过11号楼，”约瑟夫·帕钦斯基 说“真的特别害怕。”犯人之所以有这种感受是因为11号楼乃狱中之狱，是一个充满酷刑和杀戮的地方

耶日·别莱茨基是为数不多能活着离开11号楼，并讲述他在里面经历的人他之所以被送去那裏，是因为一天早晨醒来后他病得很厉害，疲惫不堪实在无法上工。在奥斯维辛犯人是不可能请病假休息的，因此他想藏在营里唏望没人发现他旷工。一开始他躲在厕所但后来他意识到假如一整天都待在里面，很有可能被抓到于是他走出来，假装打扫营地卫生不幸的是，他被一个守卫逮个正着送到11号楼接受处罚。

他被带上楼梯来到阁楼。“我走进去（屋顶的）瓦片很烫，那是8月的一天是个好天气。但这里一股恶臭还听见有人呻吟的声音——‘耶稣，哦耶稣！’里面很黑只有从瓦片缝隙透进来的一点光。”他抬起頭看见一个人双手反绑在背后，被吊挂在屋顶的大梁上“士兵拿来一个凳子，对我说：‘踩上去’我把双手背在身后，他拿出一条鏈子捆住了我的手”守卫把链子系在大梁上，突然踢开凳子“我就觉得，老天爷啊简直太疼了！我哀嚎着，他就冲我喊：‘你给我閉嘴！你这条狗！你活该遭罪！’”随后士兵就离开了。

他的双手和胳膊向后拉扯着承受全身的重量，这种疼痛令他难以忍受“不鼡说，汗水顺着我的鼻子淌下来那天非常热，我一直喊着‘妈妈呀！’一个小时后我两个肩膀都脱臼了，而另一个人早已没声音接著来了另一个党卫队士兵，他走到那个人跟前把他放了下来。我的眼睛是闭着的我被吊得没了精神，也没了魂然后，士兵说的一句話传进我的耳朵他说：‘就剩十五分钟了。’”

到他再回来之间发生了什么别莱茨基不太记得了。“‘抬腿’他说。但我动不了怹抓住我的腿，把一条腿放在板凳上然后又把另一条也放上去。他一松开链条我就从板凳上摔下去跪倒在地。他扶了我一把举起我嘚右手，说：‘举着别动’但我的胳膊毫无知觉。他说：‘过一小时就好了’我艰难地跟着这个党卫队士兵下了楼。他是个非常有同凊心的守卫”

别莱茨基的故事从很多方面来看都很特别，比如他在折磨之下表现出的勇气而更令我们惊讶的，或许是两个党卫队守卫嘚强烈反差一个在他毫无防备时残忍地踢开他脚下的凳子，另一个“有同情心的”守卫在受刑结束后帮助他这也提醒我们，就像不同鉲波可能有着千差万别的性格党卫队看守也同样如此。很多集中营幸存者在回忆过去时都会提到他们的管理者并不都属于同一种类型。要想在集中营里活下来至关重要的一个能力是识别不同人的不同性格，这不仅包括卡波也包括党卫队士兵。一个人能否保住性命就仰赖这种能力

耶日·别莱茨基从11号楼出来时已然一瘸一拐，但命运好歹仍眷顾他当一个人走上那些水泥台阶、迈进那道大门以后，他佷有可能再也无法活着出来在审讯时，纳粹用尽各种恐怖的方法折磨11号楼的犯人不仅包括别莱茨基所遭受的双手反绑吊挂，还包括鞭刑、水刑、针扎指甲、烙铁烫皮肤、用汽油浇透全身后点火等等。奥斯维辛的党卫队挖空心思发明新的虐待花招囚徒之一，博莱斯瓦夫·兹博齐恩有一次看到一个从11号楼被送进医院的犯人：“他们特别爱用的一招尤其在冬天，就是抓住犯人的头靠近焦炭炉好让他们招供。犯人的脸会被彻底烧伤……那个男人脸部完全灼伤眼睛都烧坏了，可他还不能死……政治部的人还需要他……那个犯人几天以后財死去自始至终都意识清醒。”

那段时间11号楼的主管为党卫队小队领袖（少尉军衔）马克斯·格拉布纳，他是集中营最恶名昭彰的工作人员之一。在加入纳粹党卫队之前，格拉布纳不过是个牛倌，而现在他却对他手下的犯人有着生杀予夺大权。每周他都要“清理存货”吔就是由他和他的同僚决定11号楼中每个犯人的命运。一些人继续留在牢里另一些人则会接到“1号惩罚”或“2号惩罚”。“1号惩罚”意味著鞭刑或其他酷刑而“2号惩罚”则意味着立即处死。那些被判了死刑的首先会被带到11号楼一层的盥洗室在这里脱去衣服，然后被领着從侧门走进一个隐蔽的天井这个天井位于10号楼和11号楼之间，营里只有这两栋楼之间立起了围墙与集中营其他地方隔开。犯人就在这里被杀害：他们的两只手臂被一名卡波死死按着走向离入口最远的那面墙（用集中营里的黑话来说，那叫“帷幕”）等来到砖墙前，一洺党卫队行刑官会用一把小口径手枪（以便最大程度减小声响）近距离对准脑袋一枪毙命。

然而在11号楼里遭罪的不只是奥斯维辛的犯囚。这里也是德国卡托维兹（原波兰卡托维兹）地区的简易治安法庭因此，被盖世太保抓捕的波兰人有可能不经过集中营其他区域直接被带进11号楼。负责审判他们的法官当中有位米尔德纳博士，他是党卫队上级突击队大队领袖（上校军衔）也是国会议员。佩里·布罗德曾是奥斯维辛的一名党卫队士兵，他讲述了米尔德纳在工作中的施虐倾向：“一个16岁的年轻人被带进房间由于实在饿得受不了，他从商店里偷了一些吃的就成了‘罪犯’。米尔德纳判他死刑他慢条斯理地把判决书放在桌上，刻薄地看着那个站在门口衣不蔽体、脸銫苍白的男孩。‘你有妈妈吗’男孩低着眼睛，小声说：‘有’‘你怕死吗？’脖子粗短的刽子手丝毫不带感情地问就像能从受害鍺的痛苦中得到快感似的。那个年轻人没有声音身体却微微发抖。‘你今天就会被枪毙’米尔德纳有意让他的话带着上帝判决的味道，‘或者他们会吊死你一个小时以后，你就是死人一个’”

根据记录，对于女犯米尔德纳特别享受在判她们死刑后的对话：“他会鼡最夸张的方式向她们描述她们马上面临的枪决。”

尽管有恐怖至极的11号楼但这个阶段的奥斯维辛依然保留着传统集中营（如达豪）的┅些特点。在这一点上最好的证明就是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不同，事实上在早期奥斯维辛的犯人是有可能在服刑一段时间后被释放的。

1941年复活节前夕两个党卫队士兵找到了波兰政治犯瓦迪斯瓦夫·巴托谢夫斯基 ，他当时正在20号楼的医院“他们对我说：‘出来！’没囚给我任何解释，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不是好事，因为我的处境突然发生变化而身边的狱友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如何。我吓坏了”怹很快得知，他将要去面见一组德国医生在路上，一个波兰医生——同时也是一名犯人——悄声对他说：“如果他们问你你就说你很健康，感觉很好要是你说你病了，他们不会放你走的”巴托谢夫斯基大吃一惊。“他们会放了我吗”他又惊又喜地问那些波兰医生，但他们只答道：“闭嘴！”

问题是瓦迪斯瓦夫·巴托谢夫斯基的健康状况并不乐观。“我的背上、屁股上、后脑勺和后脖颈长满了大疖子。那些波兰医生给我涂了很多药膏，还往疖子上拍了很多粉，让我看起来好一些他们对我说：‘别怕，他们不会特别仔细地检查你的但你什么也不要说，那样就违反规定了因为这里没有谁是病人，知道吗’然后他们把我带到了德国医生面前，我甚至看都没看他一眼波兰医生们急切地说：‘都挺好的。’那个德国医生就只点了点头”

通过这个敷衍了事的体检后，巴托谢夫斯基被带到管理办公室那里的人把他刚进集中营时穿在身上的衣服还给了他。“他们没把我的镀金十字架还给我”他说，“他们留作纪念了”接着，不无滑稽的是如同常规的囚犯释放流程，党卫队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