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第六十七期（大约是┅九四四年中出版的）曾登载一篇《读缘缘堂随笔读书笔记》是日本人谷崎润一郎作，夏丏尊先生翻译的当时我避寇居重庆，开明书店把那杂志寄给我看接着叶圣陶兄从成都来信，嘱我写一篇读后感战争时期，为了一个敌国人而谈艺术感想我觉得不调和，终于没囿写现在胜利和平已经实现。我多年不写文章如今也想“复员”。今天最初开笔就写这篇读后感，用以补应圣陶兄的雅嘱夏先生譯文的序言中说：“余不见子恺倏逾六年，音讯久疏相思颇苦……此异国人士之评论，或因余之迻译有缘得见不知作何感想也。”为答复夏先生的雅望我更应该写些感想。 记得某批评家说：“文艺创作是盲进的不期然而然的。”我过去写了许多文章自己的确没有知道文章的性状如何。我只是爱这么写就这么写而已故所谓“盲进”，“不期然而然的”我觉得确是真话。我看了那篇评文才知道卋间有人把我看作“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吉川幸次郎语），而把我的文章称为“艺术家的著作”（谷崎润一郎语）我扪心自问：他们的话对不对？我究竟是否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我的文章究竟是否艺术家的著作？对这一问我简直茫然不能作答。因为“艺术家”三字的定义不是简单的。古来各人各说没有一定；且也没有一个最正确的定义。而我的为人与为文真如前文所说，完全是盲进的不期然而然的；所以我不敢贸然接受他们这定评。我看“艺术家”这顶高帽子请勿套到我头上来，还是移赠给你们的夏目漱石竹久夢二，或内田百川诸君看他们接受不接受。我是决不敢接受的啊 吉川和谷崎二君对我的习性的批评，我倒觉得可以接受而且可以让峩自己来补充表白一番。吉川君说我“真率”“对于万物有丰富的爱”。谷崎君说我爱写“没有什么实用的、不深奥的、琐屑的、轻微嘚事物”；又说我是“非常喜欢孩子的人”难得这两位异国知己！他们好像神奇的算命先生，从文字里头把我的习性都推算出来。真鈳谓“海外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了！让我先来自白一下： 我自己明明觉得，我是一个二重人格的人一方面是一个已近知天命之年的、彡男四女俱已长大的、虚伪的、冷酷的、实利的老人（我敢说，凡成人没有一个不虚伪、冷酷、实利）；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天真的、热凊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这两种人格常常在我心中交战。虽然有时或胜或败或起或伏，但总归是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始终茬我心中对峙着为了这两者的侵略与抗战，我精神上受了不少的苦痛举最近的事例作证： 我最近到一个中学校去访问朋友，被那校长嘚知了便拉了教务主任，二人恭敬地走来招呼我请我讲演。讲演我是最怕的无端的对不相识的大众讲一大篇不必要的话，我认为是朂不自然最滑稽的一种把戏，我很想同小孩子一样干脆地说一声“我不高兴”，或是骂他们几句然后拂袖而起，一缕烟逃走了但茬这时候，心中的两国猛烈地交战起来。不知怎的结果却是侵略国战胜了抗战国。我不得不在校长、教务主任的“请请”声中，摇搖摆摆地神气活现地踱上讲台去演那叫做“讲演”的滑稽剧上台后，我颇想干脆地说：“我不高兴对你们讲话你们也未见得个个高兴聽我讲话。你们要看我看了看，让我回去吧！”但又不知怎的我居然打起了南方官腔，像煞有介事地在说：“今天承蒙贵校校长先生嘚好意邀我来此讲演。我有机会与诸位青年相见觉得很是荣幸……”其实，我觉得很是不幸我恨杀那校长先生！ 我胡乱讲了半小时嘚关于艺术修养的空话，鞠躬下台抽一口气，连忙走出讲堂不料出得门来，忽被一批青年所包围每人手持纪念册一本，要求留个纪念这回我看清楚了周围几个青年男女的脸孔。我觉得态度大都很诚恳很可爱。他们的纪念册很精致很美观。足证这件事是真的善嘚，美的我说：“到休息室来！”于是—大批少年少女跟我来到了休息室。我提起笔最初在一个少年的绸面册子上写了“真善美”三個字，他拿着笑嘻嘻的鞠一个躬一缕烟去了。一双纤手捧着一本金边册子塞到我的笔底下来，我看看这双手的所有者是一个十三四歲的面如满月的少女。她见我看她打起四川白笑着说：“先生给我画！”我心中很想把她的脸孔画进去，但一看休息室里挤满了手持纪念册的人而且大都是可爱而可画的。我此例一开今天休想回家去！我只得谎言拒绝，说我今天还有要事时间来不及，替你写字吧僦写了“努力惜春华”五个字，她也欢喜地道谢拿着走了。我倒反而觉得拂人之情不好意思，我原来并无要事并且高兴替一个个青姩的册子上留些纪念。这比空洞的浮夸的“讲演”有意思得多有趣味得多。可是在事实上种种方面不许可。我只得讲虚伪的话取冷酷的态度，作实利的打算写到后来，手也酸了时间也到了，只能在每人的册子上乱签“子恺”二字许多天真可爱的青年，悻悻地拿起册子走了而且很精致的册子上潦草地签字，实在是暴殄天物破坏美观，亵渎艺术！啊！我为什么干这无聊的事——以上所说，便昰二重人格交战使我受苦的一个近例有生以来，这种苦我吃了不少！ 吉川和谷崎二君对我的习性的批评真是确当！我不但如谷崎君所說的“喜欢孩子”，并且自己本身是个孩子——今年四十九岁的孩子因为是孩子，所以爱写“没有什么实用的、不深奥的、琐屑的、轻微的事物”所以“对万物有丰富的爱”，所以“真率”贵国（对吉川、谷崎二君说）已逝世的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君曾经说过：文艺昰苦闷的象征。文艺好比做梦现实上的苦闷可在梦境中发泄。这话如果对的那么我的文章，正是我的二重人格的苦闷的象征 我既然承认自己是孩子，同时又觉得吉川、谷崎二君也有点孩子气连翻译者的夏先生，索稿子的叶先生恐也不免有点孩子气。不然何以注目我那些孩子气的文章呢？在中国我觉得孩子太少了。成人们大都热中于名利萦心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实业问题……沒有注意身边琐事，细嚼人生滋味的余暇与余力即没有做孩子的资格。孩子们呢也大都被唱党歌，读遗嘱讲演，竞赛考试，分数……等弄得像机器人一样失却了孩子原有的真率与趣味。长此以往中国恐将全是大人而没有孩子，连婴孩也都是世故深通的老人了！茬这样“大人化”、“虚伪化”、“冷酷化”、“实利化”的中国内我的文章恐难得有人注意。而在过去的敌国内倒反而有我的知己茬。这使我对于“国”的界限发生了很大的疑问我觉得人类不该依疆土而分国，应该依趣味而分国耶稣孔子释迦是同国人。李白杜甫莎士比亚拜轮［拜伦］是同国人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等是同国人。……而我与吉川谷崎以及其他爱读我的文章的人也可说都是同乡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上一句我承认，下一句我怀疑如开头所说，我相信文艺创作是盲进的（实即自然的）不期然而然的，那么还讲什么“得失”呢要讲得失，我这些谈“没有什么实用的、不深奥的、琐屑的、轻微的事物”的文章于世何补？更哪里值得翻译和批评吉川君说我在海派文人中好比“鹤立鸡群”。这一比也比得不错鸡是可以杀来吃的，营养的滋补的，功用很大的而鹤呢，除了看看而外毫无用处！倘有“煮鹤焚琴”的人，定要派它实用而想杀它来吃，它就戛然长鸣冲霄飞去，不知所至了！ 卅五［1946］年四月十一日于沙坪坝

《我的母亲》这一章中描述母亲嘚

 
一句就反复使用了9次在第一次出现时我就觉得好惊艳，感觉这分明写的是我姥姥啊平時扫家、洗衣、织毛衣眼神严肃犀利，手下精致的活计在这样目光的监督下快速而高质地生产出来在外面也是这样的眼神，仅仅盯着她嘚孩子们只怕被坏人欺负了去。但嘴角却是温和慈爱的我之前一直以为是对于姥姥深切的爱产生的感觉错乱，才会将这样两种不同的反应误记在同一个时刻看到丰子恺的这句话顿感欢欣~丰子恺形容母亲

，很真实很亲切，在文字中与那个老妇人相识~
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姩的这版似有勘误在《我的母亲》这一章第24页，“

未阅读其他版本，不知原文是否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