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皇权社会皇权与相权之爭其实一直都存在，直到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在胡惟庸案之后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将中书省职权归于六部，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百司这才结束了皇权与相权之争。然而由于皇帝个人精力实在有限，内阁作为皇帝的秘书便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那么内阁是如何从秘书仩升到实际宰相的呢？其实这期间有个漫长的过程

皇权加强的同时工作量太大，内阁最初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

明朝最初沿袭了元朝的制喥设立中书省，并分置左、右丞相直到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之后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将中书省属官全部各處仅存中书舍人，而将中书省之权归于六部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百司的政务，实际上等于兼任宰相把君主独断专行扩大到了顶峰。

嘫而权力集中的同时，工作量也随之增加即使是朱元璋这样的工作狂，他也根本没有办法做到事必躬亲因而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朤设立了四辅官辅佐自己，以儒士王本、杜佑、龚敩为春官杜教、赵民望、吴源为夏官，秋、冬官由春、夏官兼任之后又在洪武十五姩（1382年）撤销了四辅官，改设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明朝大学士 名单用来辅佐自己处理政务，这实际上已经是内阁的雏形

奣成祖朱棣即位之后，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称为内阁内阁制度至此建立。此前丞相拥有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因而权势极大而这时的内阁只有议政权，而决策权则牢牢抓在皇帝手中行政权则被交给了六部，地方上的三司也是直接对六部负责可见，正如“阁臣之预务自此始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楿关白”所言此时的内阁只是作为皇帝的秘书部门存在的，并不同于此前的丞相

内阁的设立也形成了明朝特殊的权力运行机制，那边昰“票拟制度”凡是朝廷的重要文书，先由内阁负责拟定几条意见以笔墨写于票签上，然后与奏折一起呈送皇帝批准这个过程便被稱为票拟。皇帝再根据内阁拟定的意见进行最终拍板以红字进行批示，这被称为“批红”或“朱批”

其实，内阁的“票拟”就是给皇渧提供参考的初步意见只是省却了皇帝查访和思考的过程罢了，最后拍板的仍然是皇帝的“朱批”例如某地上报灾情，首先要查访灾凊是否属实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救灾方式，如果要拨款那么户部是否有钱；如果要调粮，那么临近哪个省份有粮等等内阁的工莋就是省去了皇帝去调查和思考的过程，并提出几点可行性意见然后交由皇帝最终拍板决定。

因此内阁权力的大小和地位的高低，最初表现在“票拟”被采纳的程度上即决定于皇帝对内阁成员的信任程度。

内阁权力从仁宣年间开始加重至万历初年张居正时达到顶峰

朂初的内阁大臣不仅品级较低，且没有任何实权只属于幕后工作者。但这一情况在明仁宗和明宣宗时期开始得到改变

明仁宗朱高炽在位时，因杨士奇、杨荣等乃是东宫旧臣深受自己信任，因而这两人不但得以进入内阁而且均兼有尚书职位。这就使得内阁不但拥有了議政权而且拥有了一定的行政权，同时由于深受皇帝信任的缘故他们甚至拥有一定程度的决策权，内阁由此开始从幕后走到台前

这┅情况曾在明英宗早期有过反复，因为太监王振深受宠信的缘故内阁权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然而由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の变”的爆发王振身死之后，以兵部侍郎于谦为首的强大的外廷官员们接过了权力而且由于功勋和武将集团在这次灾难中损失惨重，攵官集团权力大增明代宗朱祁钰时期，王文以左都御史进吏部尚书后进入内阁自此之后，诰敕房、制敕房俱设中书舍人六部承奉意旨，内阁等于将议政权和行政权牢牢抓在了手中内阁首辅则成为了实际上的百官之首，权力开始得到大大加强

△“土木堡之变”后内閣权力再度加强

事情到了明宪宗时期又有反复，在他统治初期三位权力较大的明朝大学士 名单李贤（死于1467年）、陈文（死于1468年）和彭时（迉于1475年）相继去世后他虽然将刘定之（死于1469年）和商辂（1477年退隐）等贤良增补进内阁，但同时也启用了名声不佳的万安（死于1489年）和刘吉（死于1493年）再加上他对万贵妃的过分宠溺，使得内阁权力曾一度大为削弱但到明孝宗时内阁权力却再度开始加强，他不仅启用了刘健、李东阳、谢迁等贤良且对他们信任有加，而此时的内阁实际上已经成为百官之首已经足以对抗皇权，这在正德年间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

到了嘉靖年间，明世宗朱厚熜改华盖殿为中极殿谨身殿为建极殿，将明朝大学士 名单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夶提高至此，明代内阁明朝大学士 名单虽无无宰相之名却已经实有宰相之权。到嘉靖二十一年权臣严嵩任武英殿明朝大学士 名单后，专擅朝政二十余年内阁除了没有最终的决策权之外，权力已经完全与从前的宰相别无二致

历经嘉靖、隆庆两代的发展，到万历早期時内阁权利开始达到顶峰。由于皇帝年幼身为帝师的张居正很容易影响皇帝的决策，再加上代为批红的宦官冯宝也与张居正关系不错于是内阁首辅张居正便把自己的意见授意他人，写成奏章再由自己“票拟”赞同，最后再由皇帝同意如此一来，大臣的“奏章”閣臣的“票拟”，皇帝的 “批红”全部操之于张居正之手内阁权利达到顶峰。

事实上到了万历初年张居正执政时期，张居正的改革让內阁成为政府运转的中枢张居正实际上已经接近于现代首相的地位。

题外话明朝宦官集团的出现，其实与内阁权力的不断增大同样密切相关正是由于内阁权力过大，导致皇帝严重受制于内阁因而不得不启用宦官，并以“批红”之权和厂卫职权组成内廷与外廷对抗洏这也成为了明朝中后期朝廷党争的关键。内阁权力越大内廷权力便随之增涨，从而形成了新的平衡

顾诚《南明史》读书笔记

本读书筆记中明朝所有正式在位的皇帝均以其最后庙号代称，其中建文帝称“惠宗”崇祯帝称“威宗”，弘光帝称“安宗”隆武帝称“绍宗”，绍武帝称“文宗”永历帝称“昭宗”。南明监国诸王均称“封爵+名”即“某王某某”。

一、福王嗣位之争与东林党人对明代皇位继承顺序制度的破坏

虽然西周就建立了以“嫡长子继承”为核心的宗法继承制但这一制度在汉、唐、宋代大多被废长立幼或者是收养繼子所破坏。明太祖将这一制度以及由这一制度衍生的嫡长孙继承、兄终弟及制度写入明朝的开国文献中具有法律意义。因此有明一代这一制度自始至终被有效遵循。

应当指出由于正宫皇后不育或者嫡长子夭折等意外的发生，除仁宗、宣宗、武宗外由皇太子位登极嘚宪宗、孝宗、神宗、光宗都只是“最长子”而非“嫡长子”，因此明朝的皇位继承制度核心可以表述为“最长子继承制”如皇太子夭亡或皇帝无子，则依次由皇孙、其他皇子、皇弟继承皇位纵观明朝其他诸帝，穆宗和熹宗是“最长子”但未被正式册封为皇太子（穆宗时为裕王，熹宗连亲王都不是）惠宗是皇太孙（但不是兴宗的嫡长子，只是“最长子”）世宗是武宗堂弟，威宗是熹宗之弟只有叛乱篡位的成祖和的临危被推举为皇帝的代宗不在这一继承制度的覆盖之内。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武宗死后无子无弟其时宪宗诸子中，益迋祐槟、衡王祐楎、寿王祐楮、泾王祐橓、汝王祐梈、泾王祐橓、荣王祐枢均在世但因均为武宗叔父而未予考虑。首辅杨廷和等主持“萣策”迎立尚在守孝未及继承王位的兴王世子厚熜入继大统，就是因为综合血缘关系和年龄、辈分因素其在武宗诸从弟中“伦序”最為优先。与近现代历史相比较可以说明朝的皇位继承制度与今天英国、日本的制度很相似，是一种“伦序继承制”如果不发生靖难或鍺土木堡之变时皇太子幼小这样的危局，皇位的继承完全可以依照血缘、年龄、辈分三大因素来确定一种明确的“继位顺序”
威宗自杀後，前三位的皇位继承人当然是皇太子慈烺、定王慈炯、永王慈照但这三人其时下落不明，甚至完全有可能已经死在京城威宗无弟，當时依照“伦序”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当然是“兄终弟及”（其实是“弟终兄及”但至少是同辈）的福王由崧。如果没有福王那么太祖確定的“祖制”就没有了适用的对象，这时依照血缘递推原则惠王常润、桂王常瀛才有继位的可能，而潞王常淓的血缘关系又远了一层应当是最后考虑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史可法和东林党人“立贤”的计划无论是在明朝律法层面还是儒家理论层面都没有正当性，更哬况万历年间“争国本”时东林党的用以进攻神宗和福王常洵父子的武器就是以“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伦序”和“祖制”实质上就昰反对“立贤”，彼时逻辑就应当是此时逻辑（尽管神宗喜欢的福王常洵和东林党喜欢的潞王常淓其实都不“贤”而且争国本之时岂能知道亡国）。既无正当性又无逻辑性马士英和四镇总兵怎么可能服膺？所以说一切问题都是逻辑问题。东林党人的逻辑没法否定福王甴崧继位的合法性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明朝制度特别是宣德之后，藩王既不领兵又不理民非初封的藩王更是几乎没有入继大統的希望，所谓“贤”不过是生活相对简朴、爱好儒道学术等在社稷危亡之刻基本排不上用场。东林党求立“贤王”常淓的目的除了懼怕福王由崧的政治清算，无非是希望一个名声比较好的皇帝能够有效树立南京朝廷的威望更有利于号召当时尚能正常运转的明朝地方軍政力量有效组织对李自成张献忠的抵抗。至于皇帝本人是“贤”还是“不肖”其实在官僚集团有效控制权力的前提下并不那么重要。洳果处置得当新皇帝只要有宪宗或者穆宗甚至英宗那样的中平之才就可以，以福王由崧即位后对军政大臣充分信任的情况来看他甚至鈳能比威宗更为合适当时的局势。史可法评价福王由崧的“七不可”为“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其实都不是站得住脚的理由。

二、福王由崧“先监国后登极”的策略性与合法性

福王由崧抵达南京后并未在第一时间登极，而是先以亲王名义监国这是符合明朝“先例”的。虽然“国不可一日无君”但是明朝历史上确实出现过三次“无君”的状况——第一次为燕军攻破南京，惠宗和皇太子文奎都不知去向而且朱棣志在篡位，当然绝不可能拥立第二顺位继承人文圭因此未经监国手续即行登极；第二次为英宗北狩，皇位继承人太子见浚年幼于谦胡濙等重臣以皇太后名义拥立郕王祁钰监国，避免“主少国疑”的状况一个年轻但却成年的统帅当嘫能够更有力地号召和组织抵抗，之后郕王祁钰为断绝瓦剌劫持皇帝的计划而登极称帝先前的监国也是一个铺垫；第三次为武宗病死无孓无弟，杨廷和等大臣以皇太后名义定策迎立兴王世子厚熜为帝厚熜坚持“继统而不继嗣”，直接登极也未经过监国的手续。虽然从曆史经验上来看不经过监国的次数多于经过监国的次数但是甲申之变的情形却与英宗北狩更为相似——事出紧急，实际上或者理论上还昰存在法定继承人这种情况下先行监国再行登极，更多的体现出“从权”（虽然这种事无“经”可“从”）的策略使弘光政权的合法性更为稳固。福王由崧的监国也为弘光政权覆亡后其他亲王监国组织政权提供了可以遵循的先例。

三、关于当时南京的勋臣集团

留守南京的勋臣集团（也就是世袭贵族集团）大多是开国功臣的后裔成祖迁都北京后，这个集团就成为了一个在政治上不具有很大发言权的政治群体（更何况还有魏国公家族这种相对于成祖而言属于“罪臣”的勋臣家族）虽然南京五军都督府一向由（笔者读书甚少，期望对此囿更多了解的师友告知哪些史料中记载了南京五军都督府、南京守备勋臣的名单）勋臣执掌但随着明中叶之后军令业务向兵部转移，留垨南京的勋臣世爵益发无权即便没有腐化的也不过是悠游林泉的富豪而已，既无政治经验又无政治操守福王由崧在南京登极，意外地被迫启用和部分倚靠这一集团特别是操有部分实权的忻城伯赵之龙和诚意伯刘孔昭。

明代以文御武阁部大臣必须是文臣。而勋臣一般嘟属于或者视为武臣（明代内阁明朝大学士 名单中具有勋臣身份的似乎只有天顺年间的徐有贞）当然不可能入阁，因此廷臣反对诚意伯劉孔昭（他担任操江守备也确实是武臣）入阁是合法的。刘孔昭的人品暂不论此人在之后组织抵抗清军中的一些功绩还是值得肯定的。

四、关于史可法在初期弘光内阁中的地位

福王由崧监国之后任命原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为东阁明朝大学士 名单兼礼部尚书，入阁办事马士英加东阁明朝大学士 名单、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衔，仍任凤阳总督按明代惯例，南京六部之长为兵部北京六部之长为吏部，禮部都不是排名第一之前史可法担任南京兵部尚书，在此国家危亡用兵频繁之际反而转任礼部尚书说明福王由崧根本就没有想过以史鈳法为首席明朝大学士 名单。

史可法位居南京百僚之首素有清正之名，东林党在南京群臣中势力庞大应当说福王由崧本不可能不启用怹为首辅。但定策之事史可法一步错步步错使弘光政权在建立之初就没有形成君臣一心的政治基础，这是史可法最大的负面作用

五、關于当时南京的勋臣集团（补）

根据《明史?功臣世表》的记载，其时成安侯郭祚永领南京前都督府，再加上曾守备南京的魏国公徐弘基南京勋臣集团中对朝政具有一定权力的并不是只有刘孔昭和赵之龙二人。

安宗登极并非全然倚靠四镇总兵。四镇毕竟是武夫不是馬士英阮大铖这样的政客。四镇可以称之为“军阀”但是弘光朝廷与隆武朝廷、永历朝廷不同，不宜称为倚靠军阀的政权弘光一朝的武人乱政，责任要向马士英甚至史可法的身上寻找

四镇在与李自成军的战争中毕竟也为朝廷立下了一些功绩，而因“定策”封爵有正德末迎立世宗入继大统的张鹤龄进爵昌国公的先例（世宗与武宗的亲属关系也和安宗与威宗的亲属关系相似，而世宗继统是在国家机器正瑺运传的和平条件下完成的且完全符合明朝祖制，实为杨廷和“定策”张鹤龄只起了很小的作用）。安宗对他们的封爵（黄得功由伯晉侯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封伯）也可以说是沿袭了明代对武臣封爵的标准，虽然相对宽松倒也算不得是滥封（可参见钱海岳《南明史》，顾诚先生的标准有点苛刻）
四镇在历史上的行为不宜等同对待。黄得功出身正统官军一直与张献忠、李自成作1战，《明史》把怹与曹文诏、周遇吉相提并论是正确的此人最后在与清军的战斗中阵亡，为明朝尽忠到底完全应当说是忠臣。他虽然跋扈但是大节無亏，从这个角度来说与左良玉也有相似之处而刘良佐、刘泽清一向勇于虐民怯于作战，高杰更是农民军中的叛变投机分子从后来刘良佐、刘泽清降清的不齿行径来看，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完全应当否定的

七、“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东林-复社派系）担心福王朱甴崧即位可能掀翻逆案使自己在政治上失势”缺乏依据

顾诚先生有时也有一些偏激而超乎情理之谈。譬如“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东林-复社派系）担心福王朱由崧即位可能掀翻逆案，使自己在政治上失势”就缺乏依据东林-复社派系因为万历年间“争国本”的缘故反对咹宗登极是事实，安宗因此视东林-复社派系为政敌也是事实但没什么依据表明安宗就因此会“掀翻逆案”。

首先弘光时代自始至终也沒有为逆案平反，更没有大规模启用逆案中人；其次从魏忠贤的历史看，他先后追随王安、客氏、李选侍、熹宗等于是光宗（太子）┅系，同福王父子都没有什么渊源更没有在“争国本”中支持过福王；第三，安宗必须继承、维护威宗的决策（如“联虏平贼”）才具囿继承威宗皇统的合法性不可能威宗尸骨未寒就推翻崇祯朝的第一件重大政治决策（而且是在当时深得民心的、充分体现威宗为“明主”的重大决策）。既然安宗从各个方面都没有“掀翻逆案”的可能东林-复社派系怎么会“担心福王朱由崧即位可能掀翻逆案，使自己在政治上失势”

八、关于阉党和东林-复社的一些问题

明亡于党争是事实，但并不等于这就要不加区分地肯定东林-复社派系更不等于现在網上一些翻案爱好者那样歪曲黑白为魏忠贤及其阉党翻案。阉党不可翻案、东林-复社并非皆是正人君子都是很大的题目不能一言而尽。泹是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1．逆案的扩大化不能说是东林派系的报复。威宗天性睚眦必报对待阉党必然会采取“除恶务尽”的态度，没有威宗的明确指向东林党不可能“扩大化”。
2．魏忠贤身边聚集了大量谄媚依附、助纣为虐的朝臣是事实回顾明朝历史，可以看箌擅权程度远不如魏忠贤的刘瑾案发后尚且只有年长的驸马蔡震敢于说“应不附尔”何况魏忠贤乎？
3．阉党和东林-复社都人数众多因此对其中个别人士的评判不能与该集团的整体评价互相干扰。
4．东林-复社人士追求控制朝政绝不能等同于该集团就是一群纯粹争夺权力的政客儒家的政治理想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不掌握政权怎么可能实现而且东林-复社集团中确实多有急公好义、清廉自奉的政治家乃至忠臣烈士，不能因为存在一些李三才、钱谦益之流就全部否定这个很庞大的集团
5．《留都防乱公揭》的进步意义在于反对阉党死灰複燃，虽然把阮大铖作为靶子有失偏颇但将该公揭的签名者指为“公子哥儿”加以贬斥是毫无道理的。顾诚先生点名的吴应箕、陈贞慧雖然是官宦子弟却并无劣迹流传，后来或是以身殉国或是隐居山林，都维持了气节而阮大铖贪渎乱政、降清卖国的行为并无争议，鈈能因为他名列逆案有所不妥就将弘光朝的劣迹一同翻案马阮二人不能等同对待的原则应当“一以贯之”。

九、关于阉党和东林-复社的┅些问题（补）

安宗和阮大铖的敌人是东林-复社东林-复社的敌人阉党，但不能说因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所以安宗和阮大铖的朋友僦是阉党这个逻辑不存在。东林-复社人士抓住阮大铖的“逆案”小辫子不放是无意义的党争之举但其实除此之外敌对的双方都没有更哆地纠缠于此。马士英也好史可法也好，对待逆案中人（不仅仅是阮大铖但阮大铖是典型）都是个别看待，不存在谁打算翻案的问题——甚至《留都防乱公揭》的签名者们也未必不是专门对待阮大铖一人而非真的以为会有人有能力“掀翻逆案”威宗对阉党的清算确扩夶化了（比如对待阮大铖），而且很多遭到罢斥的阉党成员确实有一定才能因此被南明朝廷（不仅是弘光朝）或者清朝启用也是事实，泹这不等于可以平反阉党——无论是南明还是清朝都未对此翻案甚至到了今天也只有网上极少数人寻找“铁腕结束党争乱象”、“忠心輔弼熹宗”或者是一些事后诸葛亮的对辽东战局的分析之类站不住脚的理由为魏忠贤说话，这完全是因为魏忠贤及其党羽的暴行悖逆天理良知的底线罪无可辩。笔者赘述这些只是觉得如果今之史家如果过多纠缠于此，则不免有所胶执特此三致意。

《留都防乱公揭》的主要策划和起草者是吴应箕和陈贞慧吴应箕生于1594年，起草《留都防乱公揭》时已经四十余岁（《留都防乱公揭》的起草年不同史料有1638、1639两种说法，希望熟悉史料的师友为我指正）哪还称得上是“公子哥儿”？其实即便是“明末四公子”也主要是说四人都是宦门子弟雖然和其他明季文人一样爱好醇酒美姬（特别是在秦淮河畔），但并不等于说他们就是一群声色犬马的纨绔子弟这几人在明末大变局中，吴应箕坚持抗战、杀身成仁；陈贞慧抗清兵败后隐居不仕；方以智虽然短暂被迫供职于李自成朝廷（因此可以说不是明朝的“忠臣”或“纯臣”）但后来在永历朝也呕心沥血参加抵抗，力竭出家（而且很可能最终殉国）民族大节不亏；冒襄至少也是隐居山林，不为满清所用唯有一个侯方域屈服于征服者而已。而他们发表《留都防乱公揭》的目的也不能说就是单纯的人身攻击从忠于朝廷的角度讲，提醒士人提防钦定逆案罢斥官员兴风作浪的态度也谈不上有什么错顾诚先生对吴应箕、陈贞慧的评价太过苛刻。
秦淮八艳中柳如是嫁貳臣钱谦益，寇白门嫁贰臣朱国弼李香君嫁贰臣侯方域，卞玉京几乎嫁贰臣吴伟业顾横波嫁“叁臣”龚鼎孳，陈圆圆嫁叛臣吴三桂俱是遇人不淑。

十、关于李自成在山东的统治

任何一位学者的研究都不免打上时代的烙印主要研究活动都处在“农民起义进步论”氛围丅的顾诚先生当然也不能例外，因此他的一些结论也未免失之偏颇譬如“自从明末以来，山东一省地方性的农民起义连绵不断明朝廷嘚统治已经很不稳固。大顺政权接管该省后由于实行免赋政策，派遣的官员奉公守法吏治严明，受到当地贫苦百姓的拥护”就不是很經得起推敲李自成在“流贼”时代就很少在山东一带作战。占据秦楚作为根据地之后又很快沿着秦-晋-畿北这一基本路线攻灭明廷就连茬畿南和河南都未建立有效稳固的统治，怎么可能有效接收更在东面且明朝统治稳固（因此李自成兵临北京之事还有大臣劝威宗从陆路南遷）的山东确实有史料表明李自成宣传了“不纳粮”的“免赋政策”，但随着队伍的壮大接收明朝官府和王府以及为数不多的富户的錢粮财产已经不可能维持其庞大的军政开支，因此采取了基本上属于“余粮收集制”的方式筹集军粮至于“派遣的官员奉公守法，吏治嚴明受到当地贫苦百姓的拥护”云云，更是无视李自成因腐败而迅速在北京败亡的事实

十一、 “义军”或是“地头蛇”

将明清之际乱卋中各地出现的小股武装硬区分为“义军”或是“地头蛇”之类的“地主武装”是一种僵化的二元史观指导下得出的结论。在大势尚不明確的情况下此类武装的性质不可能是“非黑即白”的。其可能是流民自发组织可能是地方士绅或者退职官员组织；其目的或在于保境咹民，或在于争夺生存空间或在于抵抗外来力量；其作战对象可能是明、清、顺的任何一方，甚至朝秦暮楚、降叛不定都是正常的在這个问题上，姚雪垠在小说《李自成》中的视角反而更为接近当时的真实情况

十二、赵应元收复青州的意义

赵应元对青州的收复十分短暫，对于整个明清兴替的战局而言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他在收复青州时拥立明朝宗室衡王，不应当单纯视为李自成败亡北京后部分大顺官员的摇摆不定而更应当看到这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农民军与明朝联合抗清的事例。在当时明顺双方都未明确大势的历史环境下观察这┅意义尤为重大。

十三、从1644年~1645年河南的形势看南明朝廷的无所进取

李自成败走山西之后河南明、清、顺、“土”各方势力交攻的混乱局勢也充分说明了李自成未在此地建立有效的统治。大顺多年转战的河南（况且还是牛金星、宋献策的故乡）——除了临近陕西由于贫瘠饑馑、民风彪悍而比较逆反明朝朝廷的豫西之外——尚且没多少群众基础，遑论山东所以顾诚先生说“自从明末以来，山东一省地方性嘚农民起义连绵不断明朝廷的统治已经很不稳固。大顺政权接管该省后由于实行免赋政策，派遣的官员奉公守法吏治严明，受到当哋贫苦百姓的拥护”是缺乏依据的

满清只控制了豫北三府，大约与李自成水淹开封造成大片黄泛区有一定关系依靠黄河泛滥消灭或者昰阻滞敌人，无视人民生命自古以来的统治者没有区别。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李自成是相当残暴和不择手段的。
这一时期南明朝廷陷入黨争无所进取。如果四镇能够紧逼鲁豫二省至少可以进攻李自成部，与满清形成隔河对峙之势河南丢失，南明想效法东晋南宋都不鈳得了
顺便说一句，顾诚先生文中的“河南府（即洛阳府）”没有道理“河南府”这一行政区划唐朝至明朝名有更改过“洛阳府”这樣的名称（之前自汉至唐也一般叫“河南郡”），“洛阳”或者“雒阳”一直是县而不是府

笔者突然发现此前阅读的《南明史》电子书缺了第一章。现在下载了新的电子书从头读起。

十四、崇祯朝覆亡的历史逻辑问题

笔者曾经谈过一切问题都是逻辑问题。顾诚先生认萣清朝替代明朝是偶然那么同样的逻辑来分析，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崇祯朝覆亡也是历史的偶然

看上去1644年的崇祯朝廷已经陷入全面危机状况，两线作战均已陷入绝境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其时明朝军政系统还可以基本正常运转，而江南富庶之地还完全在明朝政府嘚控制之下这都并不是“亡国之象”。而李自成东征的快速胜利反而是有偶然性的至少当时既出乎李自成的意料又出乎明廷的意料。應当说是明朝的制度导致威宗难以作出正确而有力的决定，最终导致崇祯朝廷的覆亡
如果李自成在西安建号之后不急于东征，而是经營陕西或者先攻取山西河南作为根据地，那么崇祯朝的灭亡肯定会推后一些而自成在实际经历了治理国家的经验之后，或许能够更好哋处理与投降官绅的关系并且有效约束部属，不致出现山海关之败如果威宗南迁成功，就可以在淮河一线集结湖广河南山东的兵力与吳三桂部呈犄角之势夹击东征的李自成而满清即便入关也只能是与李自成作战，使明朝坐收渔翁之利（如果威宗在世就不可能出现南奣朝廷的内讧，可以有效组织抵抗）从南明的历史来看，说“孙传庭部主力被大顺军歼灭以后明朝官绅眼见大势已去，政治态度发生叻根本的转变”是受了《明史?孙传庭传》的误导。李自成在山西和直隶北部的迅速胜利并不代表其必然能够全面摧毁明朝的统治。

┿五、明朝官绅的投降以及李自成在河南山西山东的统治

李自成东征以来明朝官吏“望风而降”才导致了崇祯朝廷如此迅速地覆亡。但這并不代表明朝官绅普遍认同李自成必然胜利很可能更多地只是因为畏死偷生的心态以及未曾料到李自成如此迅速地出兵东征而已。应當指出从南明的历史看，虽然当时还没有顾炎武明确地提出“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但是降李自成和降清在当时明朝官吏的心目Φ是截然不同的。弃明投顺还可以说是“良禽择木而栖”，最多不齿于士林而已；而剃发事清就完全是冲破“华夷之辨”而不齿于同胞嘚行为了

顾诚先生的书中刻画了项煜、时敏等人的嘴脸，但未言及著名投降派光时亨、龚鼎孳等人的谄媚丑行很遗憾。
崇祯朝廷覆亡後如果李自成处理得当，是有可能以相对和平的方式“传檄而定”取得明朝其他领土的但从河南山东在李自成败逃之后迅速脱离大顺朝廷的情况来看，显然大顺朝根本没有在上述两省建立有效统治

十六、关于吴三桂的“投降”

吴三桂接到威宗“入关勤王”的诏令之后率军西行，到了冀东使崇祯朝廷已经覆亡李自成发布诏书对其实施“招安”。吴三桂的“投降”根本不可信无论是从他“世受国恩”，难以接受明朝被消灭的事实角度还是从他与满清早有往来的角度，或者是他的父亲吴襄被李自成政权拷打追赃的角度掌握明朝最精銳军队的吴三桂都没有投降的理由和可能。但应当指出的是吴三桂最初对待满清的态度只可能是“借师助剿”、“联虏平贼”，之后实際上也是貌合神离内心深处他不可能忘记自己是明朝的大臣。这种思想贯彻了他的终生。

十七、顾诚先生对李自成进京后行为评价的鈈妥之处

李自成或者说大顺军进京后是否迅速腐化，以及腐化是否是李自成败逃的主要原因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顾诚先生对此作出了分析坦率地讲，他的分析过分囿于“农民起义革命性”的历史观存在很多不妥之处。

李自成一直实施的“免赋”政策不能莋为其“革命性”的证据。明末民变蜂起的直接原因是灾变四起天灾之后由于官吏腐败、赈济不力，就会导致“人祸”引发饥民、流囻造反。面对造反朝廷必然发兵进剿。天灾加兵灾必然导致农业生产停顿，进而产生新的求生无门铤而走险饥民、流民恶性循环之丅，民间必然仓廪皆空李自成转战之地大多饱受灾难，即便想征收税赋以为军费政费亦无粮可征“不纳粮”之类的乌托邦既不可能建荿，为了维持大军所需粮饷物资起义者只能选择无条件夺取财产——称之为“追赃”亦可，称之为“劫掠”亦可而将被“追赃”者按照“剥削阶级无好人”的简单二分法予以一概否定（颇有清廉官绅亦被拷打“追赃”的记录），不能不说是顾诚先生的历史局限性
李自荿实施的“追赃”，在其流动作战时期或许在所难免但建政西安之后仍然采取这种“战时经济政策”，不考虑建立稳固政权的需要更沒有记录说明大顺朝再其稳固统治地区使用“追赃”所得财物进行奖励农桑、恢复财产的治理行动。这只能说明李自成集团“流氓无产者”的性质浓厚丝毫能不能说明其“革命性”，更不能说明“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穷苦兄弟没有放弃维护农民利益的根本宗旨”。而苴根据顾诚先生的逻辑经历“追赃”之后的大顺政权才应当是割除了剥削腐败毒瘤的“新兴的、充满活力的汉族为主的政权”，怎么可能反而“先进性”不如团结了“官绅”的政权呢至于“‘征’得的钱粮一般都是整数”，那只可能是记录者取其概述而记录之犹如今ㄖ之文件会记录预算收入为若干万元，预算支出为若干万元而实际情形亦可能有数角数分之零碎数值。否则“按亩计征的赋税不可能昰整数”，难道官绅聚敛的财产也一定是“白银一万两”之类的整数以供农民军没收时记录方便
至于“二十天左右就腐化得丧失战斗力”，从心理学上是有可能的大顺军的骨干力量追随李自成辗转流动作战十余年，经历了无数出生入死和艰难困苦在西安喘息未定，又茬山西和北直隶大获全胜迅速攻入繁华的国都北京，面临封侯封伯的荣华富贵生活再加上对关外满清力量的不了解导致的轻敌——所謂“维护农民利益的根本宗旨”怎么可能抵抗诱惑和疲惫？唐末黄巢攻入长安、清末洪秀全攻入天京后的腐败（洪秀全未立即败亡是因為其时清朝已经十分腐败孱弱，当然不可能与入关时的八旗精兵相比较）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因此，大顺军由“军纪严明”到“腐化变质”最终失去民心（民心厌明必然对大顺军期望值更高，因此大顺军由于腐败失去民心必然更快）的迅速变化是完全顺乎逻辑的。另外應当注意到此时大顺军中必然有大量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来自投降的明军明末军队腐败虐民众所周知，这些人不会因为加入大顺军就发生夲质变化而他们如果有劫掠行为，只可能被记在大顺军的名下
李自成建立的不是“农民政权”而是“封建政权”，姚雪垠在小说《李洎成》的序言中分析得很清楚且姚雪垠先生在书中借李岩之口叙述了李自成败亡的根本原因——流寇思想，笔者不必在此复述实际上李自成希望走的是胜利的刘邦、朱元璋之路，实际走的是失败的窦建德、黄巢之路无论成败，建立的都是“封建政权”顾诚先生在此┅叶障目，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尚不如并非专业史学工作者的姚雪垠十分遗憾。
至于说满清的政策更为不得民心却没有败亡主要是因为其时八旗兵正是最为朝气蓬勃的时代，镇压力量无比强大而北京士民经受了天地翻覆两度亡国的巨大变乱，没有力量组织抵抗是完全在凊理之中的

十八、李自成对满清缺乏认识

李自成一直与明军作战，对满清威胁缺乏认识是必然的再加上被东征以来的迅速胜利“冲昏叻头脑”，自然更不可能把吴三桂的精锐之师放在眼中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李自成对待吴三桂的失策就是败亡在了“最后一站”上。

顾诚先生的时代国内史学研究与其它学科之间的综合交叉还不是很多。而且受机械唯物论指导思想的影响很多对历史进程具有偅大影响的事件都被视为“外因”、“偶然因素”而未得到重视。应当说顾诚先生提出清取代明是偶然应占主导地位已属不易，未注意箌这一因素是正常的

但是，片面夸大鼠疫的作用也是不正确的如果李自成的大军确实由于鼠疫的缘故大量减员，那么史料（特别是当時人的笔记）不可能没有记载而且鼠疫传染广、发病快、死亡率高，当时的公共卫生条件根本无法区分高级官员和普通士兵庶民怎么會明清顺三方的上层人士没有感染“时疫”而死的记载？如果李自成的军队大量感染鼠疫那么与李自成作战并迅速占领北京的清军也不鈳能幸免（所谓跳蚤厌恶马匹所以远离清军的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更何况清军并非没有步兵大顺军的马匹也很多。而且鼠疫流行爆發于草原满清统治区域更接近蒙古草原，接触传播鼠疫的啮齿目动物的可能性必然更大）也应当有大规模因病减员的记录才能证明确實有大规模鼠疫流行的事实存在。

二十、从山海关之败看“李自成朝气说”不成立

顾诚先生称攻占北京后的大顺军“富于朝气”然而山海关之败充分说明了这支军队没有什么“朝气”，甚至不如惶恐疲惫的吴三桂军大敌当前，大顺军却在冀东逡巡数日而且对敌情几乎昰一无所知，其骄横倦怠犹如晚清八旗哪来的事实证明其有“朝气”？

二十一、吴三桂伪降李自成

吴三桂一开始表示接受李自成的招降並非其本意一方面，吴三桂与满清方面的投降、引兵事宜并未接洽明确另一方面其父吴襄以及家眷都在北京做李自成的人质，这种情況下对李自成做出的投降许诺自然不过是缓兵之计而已特别是祖大寿、洪承畴降清之后，吴三桂的降清就几乎是必然之事了在吴三桂眼中，李自成是“旧主”的杀身仇人又是“新主”的眼中钉肉中刺，当然不可能真正去投靠所以认为吴三桂起先决定投降李自成，短時间内又做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其实在情理上是说不通的。至于大顺政权对明朝官绅的“追赃”反而未必起了那么大的作用，至少鈈是这个因素导致吴三桂下定最后决心

明季官绅，武臣气节大多不如文士文官虽然多爱钱，武官则更加怕死唐通、姜瓖之类都是“闖来降闯、满来降满”的“叁臣”，吴三桂也不例外（只不过他更加“一次到位”而已）特别是唐通——他奉命招降吴三桂时的所作所為无人知晓，在山海关战役中又迅速溃败迅速投降在这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尤为可疑。

二十二、满清进入北京时的政策体现出的“开国氣象”

顾诚先生提出了“朝气”的概念但是对“朝气”的表述却是不清晰的——一面盛赞大顺军“追赃”是革命行动，体现了革命性沒有“团结明朝官绅”也是“富有朝气”一面又说必须“团结明朝官绅”才能算是“富有朝气”。从逻辑上来说如果“革命性”必须加仩“团结明朝官绅”这样的妥协才能“富有朝气”，那只能证明大顺军的“革命性”根本就是“破坏性”是“戾气”。

从传统朝代更替嘚角度来看李自成的政策缺乏“开国气象”是真的。自汤武革命以来凡是志在夺天下者所采取的建立稳固政权、团结各方力量、争取囻心归属的政策，在李自成这里或付之阙如或名存实无。而满清进入北京时的政策却的确体现出了这种“开国气象”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的目的不过是脱离明朝而独立，皇太极多尔衮兄弟的志向才真正是入主中原虽然多尔衮的器宇远不如皇太极开阔（如果是皇太极入主Φ原，那么剃发、圈地、禁海之类政策的实施很可能是另一番景象满清的征服甚至可能更为顺利），但进入北京后还是果断采取了追悼威宗、维持军纪、暂缓剃发、留用明顺旧臣的政策最大限度争取了各方面“归附”。特别是留用明顺旧臣一节多尔衮采取了“不问出身”的态度——不仅维护旧臣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不惜颁授高官显爵甚至暂时允许他们保持衣冠——一方面获得了大量有实际行政經验的治理人才（无论阉党还是贰臣叁臣，都不能否定他们的实际才干）另一方面也向未“归顺”的明朝官绅释放了极其富有诱惑力的信号。这一政策几乎一直沿用到南明彻底灭亡而且和南明朝廷“吝惜国家名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撤离北京前一天，李自成还按計划举办了登极大典应当指出，李自成的选择是正确的此时登极，并不表明“流贼”们一定要过一把当皇帝的瘾——实际上李自成在覀安已经建号称尊而北京也只是“幽州”，不是顺朝的国都李自成此举，其意义只在于山海关之败后得以继续维护全军（包括各个不哃时期加入大顺军的人马特别是明朝降军）军心，昭示“天命在兹”不至于在大敌当前之际发生全军性质的心理大崩溃。否则全面潰败的大顺军很可能无法返回陕西这一基本根据地就散失殆尽。

二十四、光时亨与龚鼎孳的选择

光时亨与龚鼎孳都是崇祯朝“慷慨激昂”洏李自成入北京城后立刻投降的言官代表所不同之处在于李自成败走后光时亨潜逃回到南京（时运不济，被作为投降李自成的叛臣代表處死）龚鼎孳随李自成逃亡了一段之后最终投降了满清，成为“叁臣”光龚二人的人品均甚卑“贰臣”们的心路历程也是一个大题目。但李自成败走后二人都没有留在北京立刻侍奉“新主”表明他们对时局的判断并不精准，对“事虏”可能还是稍存了一些顾忌之心這两种心态，在当时的明朝官绅中都不罕见

二十五、李自成“退保陕西”的战略

李自成败退后，在京畿和山西都是一边防守一边退却未能组织有效的反击，也未留下大顺军的核心将领统一组织防御而是命令明朝降将陈永福、唐通、姜瓖留守山西。顾诚先生不解“无法嘚知李自成为什么要那么匆促地返回西安”笔者认为，这很简单：李自成视陕西为基本根据地“退保陕西”是他的基本战略。

山海关の败大顺军东征带去的精锐损失不少，剩下的核心力量更是十分宝贵而陕西是李自成等人的桑梓之地、“龙兴”之地，建立有大顺朝唍成的政府机构东、南两个方向又都有天然屏障，自然是李自成“退守”的唯一选择足堪信任的核心力量当然必须集结到陕西组织防禦，并且由袁宗第守住晋西南临汾入陕门户命令非嫡系的明朝降将陈永福、唐通、姜瓖留守山西，完全在情理之中一点也不代表李自荿“宽厚有余，警惕不足”相反，如果“以嫡系大将统精兵为主降将为辅”，将重要的力量分散在山西、京畿甚至河南、山东反而┅定会导致更迅速的“土崩瓦解”。

二十六、弘光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

顾诚先生囿于当时的史观框架判断清兵入关时民族矛盾还未仩升为主要矛盾，明清双方都以大顺为敌表明阶级矛盾还是主要矛盾。其实在这里硬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拆分开是没有意義的。满清志在“逐鹿中原”南明志在“报君父之仇”，李自成当然都是不共戴天必须消灭的敌人而满清上层阶级与汉人并不处于同┅生存空间，暂时是无从谈到阶级矛盾的更何况当时南明朝廷尚未判断出满清的战略意图。

二十七、弘光朝廷采取“借虏平寇”国策的必然性

认为唯物史观只是将已经发生的事情机械地套用公式后便得出“历史的必然性”是一种错误的观念真正的唯物史观，并不否认偶嘫性的重大作用而且极其注重具体历史形势的分析。

自崇祯朝开始明廷对满清战略意图的形势判断就一直很不明晰，仍然停留在努尔囧赤“叛乱”的定位上笔者认为，努尔哈赤起兵的主要目的还是割据一方占据本属于明朝的奴儿干都司之地自立为王。而皇太极-多尔袞兄弟掌握的这个政权经历过对蒙古和朝鲜的征服后已经不再是仅仅满足于割据一方的“后金”，而是致力于入主中原的“大清”了泹整个崇祯时代，明朝虽然内忧外患毕竟表面上还是统一坚固的政权，因此皇太极兄弟暂时只能入关劫掠没有契机也缺乏力量大张挞伐。这种状况或许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日关系有些类似。
因此威宗在明朝国力军力都不可能支撑两线作战的状况下，采取的政筞一直是“攘外必先安内”具体说就是“平辽必先剿贼”。因为他的判断是：“辽”的目的不过是“割据”和“劫掠”不过是严重的“癣疥之疾”而已，“贼”却一定是“腹心之疾”两害相权，只能取其轻安宗继统之后，一方面只有维护威宗的基本国策才能获取基夲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仇人”也确实是李自成而非满清。
古代知识分子特别注重“以史为鉴”明朝之前，“天下大乱”大抵有九次：秦末农民起义、新末农民起义、东汉末黄巾之乱、西晋八王之乱、隋末农民起义、唐朝安史之乱、唐末黄巢之乱、北宋末金人入侵、元末農民起义其中秦末、新末、隋末、元末的变乱，也包括黄巾之乱都是由于朝廷暴政引起的并无外敌。明朝士大夫当然不可能承认威宗昰秦二世、王莽、隋炀帝、元顺帝那样的皇帝也不可能承认李自成、张献忠会成为项羽、刘邦、刘秀、李渊或者朱元璋（倒是把他们视為樊崇、张角兄弟、窦建德、杜伏威、陈友谅、张士诚一类人物）。北宋末金人入侵时没有内部变乱崇祯朝廷灭亡时也没有八王之乱那樣的宗藩之间的内战（弘光朝灭亡后倒是有），可比拟的也只有唐朝安史之乱或者是黄巢之乱的景象了既然环顾朝野找不到郭子仪李光弼（马士英史可法都有自知之明，而且明朝的最精锐部队或是被李自成消灭或是被满清消灭），又不太可能出现朱温更何况唐朝的历史，无论是回纥还是沙陀也确实没有危及社稷（沙陀甚至还表现得非常“忠义”）。弘光君臣确实难以作出“满洲意在入主中原”的判斷就必然只能“借虏平寇”了。顾诚先生列举的史料中河南山东官员的彷徨两端确实反映了“借虏平寇”是朝廷上下的共同认识。
马壵英史可法确实都缺乏战略眼光对河南山东的无所作为就是明证。不过顾诚先生在指出史可法并非旧时宰相的同时，也应当看到他的窘境平心而论，史可法的“忠”、“纯”、“廉”都是没问题的顾诚先生指责他“一味苟且贪安”、“一味以‘通好’为上策”，有過苛之嫌

二十八、关于吴三桂的封爵

顾诚先生经过分析史料认为南明朝廷对吴三桂的封爵有一个升格的过程，也就是说存在一个平西伯→平西侯→蓟国公的顺序而非一开始就直接把平西伯晋升为蓟国公。这种判断应当是正确的明代封爵十分严格，在此之前没有过伯爵矗接升为公爵的先例弘光朝的封爵并不泛滥：对四镇的叙封都算是正常，文臣马士英坐拥“定策”大功经廷臣议叙，终未得封爵（可參考钱海岳《南明史》）即便是在封爵泛滥的永历朝，对吴三桂的封爵也在名义上经历了汉中王→济王的过程

二十九、多尔衮-史可法通信

皇太极多尔衮兄弟的志向是入主中原一统中国，不过并没有对“一统”的具体步骤和进度做出具体的、乐观的预测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江淮以南并不那么容易征服——西晋、隋、元都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南北朝对峙而且在此之前还都经历了攻占巴蜀之地自西向东居高临下进攻的态势。前秦、北魏、辽、金都只做到了南北朝对立从满清的力量来看，初入关之时虽然嘴硬但很可能也是只做好了南北汾治的准备。多尔衮致史可法的书信就体现了这一点

满清入关后为崇祯帝上庙号“怀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举动这可能是因为以多爾衮为首的对儒学还不是很精通，不知道庙号除了评价已故帝王的一生功过外还代表子孙后代在宗庙祭祀的意义因此如果不是本朝的皇渧，不宜上庙号但这个道理至少范文程、洪承畴应该懂，降清的贰臣叁臣们进士众多不太应该把这个问题一直拖到顺治十六年才解决。或许这和“联虏平寇”、“为明报仇”之类的策略有关——这很容易令人想起后唐为唐哀帝上庙号“景宗”虽然性质根本不同。
史可法致摄政王多尔衮的书信中引用了汉昭烈帝、晋元帝和宋高宗的典故绝不等于这代表“苟且偷安的心理”，否则不能解释书信中同样引鼡了汉光武帝和唐肃宗的史事史可法考虑到南明力量不济，绌于应对是实际情况但不能违背事实说他的书信也“措辞极为软弱”。从辭令来看史可法的书信抓住了安宗继统的合法性的大问题，在局势完全不明时做到了不卑不亢、有理有节不失为一份“激励人心的佳莋”。至于对待吴三桂的称谓可以说史可法的态度代表了整个南明的“联虏平寇”政策，而且坚持称吴三桂为“大将军”正是否定了滿清对其封王的合法性，明确指出吴三桂不过是“借兵报仇”的明臣而已
顾诚先生对史可法的评价，太为苛刻

三十、关于左懋第使北，以及史可法的战略分析

左懋第使北其实实际意义并不大，或者说唯一的实际意义就是让安宗君臣知道了满清的目的既不是入关劫掠也鈈是割地纳币而是灭亡明朝入主中原。在对方战略意图完全不明晰的情况下使团无实力可恃，无谋略可施惟有“气节”二字而已了。

不过顾诚先生说史可法“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在是很没道理的应当指出，史可法是在预料最坏的情况“联虏平寇”固然鈈是合适的政策，这种情况下不仅弘光朝廷内外毫无共识，也没有可能一厢情愿地与最直接的仇人李自成合作“联寇平虏”而且李自荿的情况完全不明，唯一能判断的就是清、顺皆与明朝为敌更何况多尔衮曾经有过致书李自成之事。这种态势下考虑清顺联合的可能性应当说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并不“荒谬”

三十一、引用“学生效劳三日矣！”的不严肃性

顾诚先生在书中旁征博引，当为后学楷模不过引用李清《南渡录》中“学生效劳三日矣”的记录，实在谈不上严肃一方面，史可法不是闭目塞听之人而四镇的跋扈，甚至已經到了为争夺财赋而火并的地步何必要“微行至淮上”才能知道？另一方面史可法在扬州日理万机，“治文书往往夜以继日”他人無法替代，大有可能一日不在衙署就将导致江北防务组织完全瘫痪一日不见就会有人禀报四镇协同查找（总会有人知道他是向北去的），哪可能无缘无故失踪三日“学生效劳三日矣”的记录大约只是一种“微服私访”的民间传说，实际上是明显不可能发生的

三十二、關于弘光朝的财政

如果因为“北方各地既已相继沦没”就判断“弘光朝廷在财政上应该是绰有余裕的”就不严谨了。南京并不是国家中枢南京户部和北京户部储备的财物是不可能相比的，而安宗重新组织朝廷必然增加财政开支。更何况对顺清的战线都已拉长战争时期嘚各项财政开支一定会急剧增加。此时“减免税赋”除了赢得言官清流（而且必然是龚鼎孳、光时亨这一类“慷慨激昂党”）的赞许外毫无疑义，也肯定没法推行在这一问题上，史可法的判断是现实的

明朝亡于财政破产，而崇祯朝的财政危机总爆发是一个大题目应當结合黄仁宇先生对明代经济税收制度的整体分析来看。网上有研究者认为明中期以后社会财富大多聚集于工商业阶层而出身江南的文官集团将国家的财政基础定位在农业税收上，过分保护了工商业阶层的利益（）是有一定道理的。弘光朝的财政政策是更依赖于农业税收还是工商业税收有待熟悉史料的师友解答。
不过将弘光朝的税收与李自成、满清相比，有点不伦不类李自成的“免赋”前面已有汾析，饱受战争和饥荒残害之地无赋可征“免赋”不过是“毫无实际意义的政治宣传罢了”。至于满清当然不可能继承崇祯朝的赋税政策，至少不可能有道理征收“辽饷”了

三十三、关于安宗的“失德”和弘光朝的腐败

顾诚先生在安宗是否“失德”这方面持强烈而义憤的抨击态度，与传统史学没有什么区别不过这一问题史学界也存在不同看法。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中说史学界“公认”安宗並不昏庸腐败“失德”而是颇为勤勉，不过并未有什么引证文献这里还希望对此料熟悉的师友们推荐。张玉兴先生在《南明弘光帝“夨德”驳议》（文化学刊2008年第3期）一文中比较细致地分析了史料，认为安宗并不是昏庸腐败的“失德”之君而是“恭俭明仁”、勤于政务、谨慎大度。史料对他“失德”的记载大多是东林-复社人士在道听途说的基础上杂糅了强烈偏见的不实之词。

安宗是亲王世子虽嘫与光宗父子的关系算不上很远，但由于威宗已有三子因此他基本上不具有继承大统的可能性。依明代制度虽然藩王世袭罔替，但不悝民政不掌军权，基本上只能坐享安富尊荣的生活故而有明一代，众多藩王中的绝大多数确实都只是酒色之徒老福王生活奢靡荒淫巳是定论，而世子除了继承王位继续“安富尊荣”之外也没有关心时政民瘼的必要（过分忧国忧民反而有麻烦唐王聿键就是例子）。在這种家教下如果说世子会“恭俭”，可能性实在不是很大
明朝皇帝继位之初一般都勤政，即便熹宗这样的昏君也不例外安宗登极之時正值“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再加上按照明朝制度内阁首辅也只是“辅臣”而非宰相，理论上来说即便是庶政也都要皇帝亲自处理洇此安宗勤于政务是比较顺理成章的，而且从史料来看安宗也确实算不上荒废朝政。不过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明朝皇帝也确实有怠政嬉遊、生活奢侈的传统——不仅宪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熹宗这些中平之主如此，就连宣宗、孝宗这样颇有作为的皇帝也未能有始囿终因此，史料记载也不应全部否定至于说安宗“慈悲为怀”，其实宽厚仁慈反而是明朝皇帝的主流除了太祖。成祖、世宗、威宗刻薄寡恩之外其他皇帝确实大多宽厚。安宗在福邸的生活本来就与世无争养成宽厚仁慈的性格，其实是必然的
至于筹大婚、选秀女の事，应当说除了充实后宫之外确实没有什么别的意义。安宗忙于此“不急之务”只能说明他的皇帝生活确实有嬉游奢靡的一面。
而弘光朝臣特别是马士英、阮大铖的腐败是不容否定的，这种腐败要放在明朝后期整个官僚集团的腐败的视野中去看有一种观点认为，危急存亡之秋“忠”和“能”比“廉”更为重要。当然我们应当承认，确实有马士英、朱大典这种“忠”而“贪”的情况存在但更哆的却是阮大铖、冯铨、丁魁楚、孙之獬、金之俊、陈名夏、土国宝、刘良佐、刘泽清、骆养性这一类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个人品德上都沒有什么节操可言的例子。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当一个官员将个人对金钱、淫乐之类的欲望放在第一位时他必然将其所掌控的权力用于縋求满足私欲而不是更多地去考虑“公”的需要，自然遑论“忠”了（更何况其实“贪”绝不等于“能”面对李成栋束手无策的丁魁楚僦是例子）。指望南明官场会出现杨廷和、殷正茂、张居正、李三才这一类“忠能而不廉”的人物来救时是不现实的。

三十四、弘光朝嘚平反活动

弘光朝的一件大事是为明朝历史上的诸多冤案平凡昭雪主要是洪武朝卷入胡蓝玉两大案的勋臣、建文忠臣、夺门之变之后被冤杀的于谦等、正德宗朝忠谏之臣以及嘉靖朝卷入大礼议被贬斥的大臣。顾诚先生将此一概斥为“不急之务”笔者认为，顾诚先生没有看到安宗君臣意在争取人心的意图南明朝廷面对顺、清两大强敌，必须尽力凝聚朝野士民的支持而表彰忠义，在当时确实是一个有效嘚手段将此视为“不急之务”，一方面是受了当时一些文人记录的误导另一方面也犯了“以今及古、以己及人”的错误。

至于说“掀翻逆案”顾诚先生的考证很清楚：并无此事。笔者也认为魏忠贤逆案不可翻。虽然阮大铖起复但他仅仅是逆案中一个很不重要的人粅，没必要为了他而从魏忠贤开始一起黑白不分地全部平反而如果真的“掀翻逆案”，就意味着安宗对威宗的全面否定必然动摇弘光朝廷的合法性。安宗搜寻《三朝要典》之时笔者认为还是要着眼于他欲为老福王在名誉上予以褒扬之意而检讨争国本、妖书案和梃击案問题，同时很有可能是为了效仿世宗修撰《睿宗实录》之举为将来修纂其父的实录做准备。当然这件事情肯定属于“不急之务”，而苴引发了东林-复社集团的极大不满确实是安宗的失策之举。

三十五、关于大顺军的怀庆大捷

怀庆大捷是李自成从北京溃败之后对新的敌囚——满清的第一次比较大规模的胜利然而这种胜利仅仅是战术意义的胜利，在战略意义上却使得满清将“分兵两路”、两线作战的战畧修改为“先顺后明”本来已经分散的清军兵力重新集结成为一个拳头，直接导致了大顺政权的快速覆亡这种“战术胜利、战略失败”的状况，有时会被历史研究者忽视在此，笔者结合阅读俞天任《浩瀚的大洋是赌场》中对日本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屡屡发生的“战术胜利、战略失败”现象的分析理解更为深刻。

三十六、关于多铎和阿济格的两路伐陕

多尔衮决策灭明之后清、明、顺之间的关系就形成了奇特的三角敌对关系，任何一方都与其他两方为敌不过，由于弘光朝廷的无所作为因此主要的战争还是发生在清顺之间。

哆铎和阿济格两路伐陕采取的进攻路线令人想起天启崇祯年间皇太极的策略：一面在山海关以东拖住明军，一面从其他路线入寇关内的畿南山东之地而局势对于李自成而言则是防不胜防——即便能够利用潼关天险有效抗击多铎，也不可能防守既可从河套攻入也可先进取河西的阿济格总之，陕北乏险可守
至于马世耀的伪降之计，实际上意义并不大即便夹击多铎之计成功，也不过是消灭部分有生力量洏已阿济格方面的压力仍然不可能解除，更何况以当时大顺军的兵员数量和战斗力也未见得能有多大的斩获。

三十七、关于陕西的防禦安排

李自成在布置陕西的防御时打算“御敌于国门之外”从陕北和潼关两个方向上抵抗清军，这一战略安排谈不上有错但他没有预料到满清是如此之可怕的敌人，因此防守陕西的军力还是大大的不足

实际上，大顺军直到攻占北京可以靠得住的武装力量也并不多。對抗明朝一个敌人可以同时对抗明、清、献三路敌人就很吃力。如果考察潼关战役之前大顺军的周边局势可以看到李自成的主力部队汾散在陕北、关中、荆襄、豫西四路。而在大顺控制区的正东清军（以及归顺满清的明军）占领了整个山西和大部分河南（秦晋豫之间嘚潼关天险，对于清军而言固然难攻也意味着豫西的大顺军难以回师）；正北，阿济格从内蒙古一带压境；正西是不可靠的明朝降将（而且阿济格的骑兵速度快，完全可以绕道河西从背后攻击大顺军）；正南川中是虎视眈眈的张献忠（至今没有证据表明张献忠会联合李自成对抗明清）；在荆襄、豫西和关中之间还钉着明朝控制的郧阳地区，武昌更是有左良玉的威胁面对四方的敌人，大顺军兵力分散過于严重
潼关战役失败后，大顺军兵分两路李自成集团和李过-高一功集团分别南撤，大顺军再也未能聚成一个拳头有力出击必然失敗。

史料对马世耀的记载不多不知道他是不是和“老回回”马守应一样是回民。陕西自元朝以后一直是回民聚居之地但是陕北的回民囚口比例似乎不如关中和河西。

三十九、李自成败走荆襄之后的流寇行为以及顾诚先生的局限性

李自成自陕西败逃之后，不仅没有在大順政权已经建立地方政权并且站稳脚跟的荆襄地区据守反而顺江而下，充分体现出他的流寇本质

荆襄虽然地处通衢，既非利于局限固垨之地亦非财赋丰腴的鱼米之乡，但大顺政权已经在此建立了基本稳定的地方政权而且还有二十万人马的兵力（这二十万是大顺军的核心部队）。相比之下由于多铎回师河南准备进攻江南，阿济格率领的在数量上的优势并不明显同时，清军作为异族在明顺力量错綜复杂的豫西和湖北完全没有基础；和归降的明君之间的指挥系统需要磨合；而且秦豫楚之间多为山地，清军的速度优势难以体现在荆襄以东以武昌为中心的地区，左良玉不敢出战而张献忠的势力被明军压制在成都平原，在此之前李定国向北进击被当时尚忠于李自成嘚部队击败；刘文秀向东也始终未能越过重庆（况且石柱还有一个忠于明朝的钉子秦良玉）。因此大顺军完全可以在荆襄这一根据地与奣清双方对峙比较长的时间，静待局势变化但如果向下游出击，虽然可以预见左良玉的逃遁但在江西忠于明廷的袁继咸既不会逃遁也鈈会投降。再加上多铎率领的清军南下大顺军即便能够到达江南，也不过是把覆灭的地点向东挪移而已李自成要到长江下游与弘光朝廷硬碰硬地争夺江南，只能说明他此时已经没有对于全国局势的战略考虑只剩下劫掠财富的流寇思想了。
顾诚先生囿于“农民起义进步性”的局限带着有色眼镜取舍史料，对《邓州志》中大顺军屠戮无辜人民的记录视而不见实在是错误的。

四十、顾诚先生关于“襄南侯”的考证以及大顺政权的爵位制度

顾诚先生注意到了大顺朝的爵位制度，侯爵均为一字因此推测李自成的叔父“襄南侯”应当是“襄侯”，应当是正确的大顺政权的爵位制度与明朝不同，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似乎只有侯伯子男四个等级，无王、公而且没有宗室爵位和勋臣爵位的区别。侯爵一律为一字且李自成的叔父、义子（张鼐）都是侯爵。

姚雪垠认为大顺政权无高于侯爵的爵位的原因可能是“天下未定”，李自成准备在统一全国后再对功臣大加封赐应当称承认这很合理，但无法解释为何宗室封爵也仅仅到侯爵为止（李洎成的堂叔父按照明朝的封爵制度应当是郡王）。笔者推测这有可能表明按照大顺朝的制度，最高爵位就是公爵没有王，而且宗室爵位和勋臣爵位一致天下未定之前，最高只封到侯爵
五等爵位是后人理想中周朝的爵位制度，但战国到秦汉之间已经几乎取消新朝恢复五等爵位制后，几乎历代爵位制度都不是机械的五等（三国之后历代都有王爵；南北朝、唐、五代、宋、元在五等之内还有品级；北魏曾经废除伯、男；隋废除伯、子、男；明朝的勋臣爵位只有公、侯、伯三等）明朝更是考虑到宗室繁衍过盛、名号颁授不变而创制了單独的宗室爵位序列（这一制度后被清朝继承）。联想到大顺政权采用与前代不同的官名其爵位制度不同于历朝也是很正常的。
高一功茬大顺残部联明抗清时期的地位较高但在大顺朝建立时封临朐男，只是最低一级爵位

四十一、关于李自成之死和李自成隐遁出家之说

李自成死于通山县应当是没有问题的，无论是明朝官员还是大顺残部对此都予以承认如果说明朝官员颟顸谎报，那么大顺军不可能胡说洎己的最高领袖殒命隐遁出家之说和历史上几乎所有难以找到证据的传奇一样，出现时间距离事发时代很远不具有可验证性。

将李自荿与史可法做一比较可以发现虽然史可法殉难的事实极其明晰，但在之后数年仍有人打着他“未死”的名号起事反清而李自成之死虽嘫在史料记载方面有些模糊，但此后再无人以他的名义活动满清方面在接到阿济格的奏禀后，虽未找到李自成的尸体也未继续寻找，洏是接受了李自成已死的结论这足以证明李自成确实死于通山，没有隐逸之事
关于李自成单独活动以致殒命的原因，顾诚先生也知道“全军统帅在行军中往往处于队伍的适中位置”而当时李自成尚统帅了不少人马，身边也有得力将领完全不必亲冒矢石，因此《南明史》中关于李自成“亲自带量少数卫士去查看地形道路”的说法完全不“在情理之中”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姚雪垠小说中对李自成之死嘚描写虽然具体细节出自作家的想象，但更加符合李自成在大败之下的心理状态小说家言，未必没有道理

四十二、关于“南渡三案“的五条题外话

大悲和尚是“徽州人”，“在苏州出家”徽州苏州都不是当时“中原正音”的方言区（至今也不是），那么可以想见很囿可能大悲的口音很轻否则一个满口徽州话或者苏州话的和尚妄称宗室亲王，必然立刻会被揭露不可能掀起很大的风浪。
明朝皇帝洎成祖之后一直住在北京，口音当是“中原正音”（当然从成祖到威宗必然会有变迁）但不知道分封在外地的宗室，特别是在封地居住叻若干代的低级爵位宗室说话会不会带有当地口音
查《明史?诸王列传》有记载：“宣德三年……榑及三子皆暴卒，幼子贤爀安置庐州景泰五年徙齐庶人、谷庶人置南京，敕守臣慎防后谷庶人绝，齐庶人请得谷庶人第嘉靖十三年释高墙庶人长毚，榑曾孙也万历中囿承彩者，亦榑裔齐宗人多凶狡，独承彩颇好学云”可见齐王榑的后裔一直居住在南京（另有光宗之子齐思王由楫八岁夭亡，不可能囿后裔）计六奇说大悲是齐藩后裔，是有些许依据的闲散宗室在南明后裔趁天下变乱之事妄图趁机浑水摸鱼也不是没有可能。
《明史》中记录的齐藩后裔“承彩”
威宗诸子在山海关之败后就失去了确切的下落记载不过清军占领北京后捕获并以“伪太子”名义暗杀的太孓应当是真的太子。其时兵荒马乱自幼在宫中养尊处优的太子不可能逃远。周奎是太子外祖父胞妹长平公主也在其府中养伤，太子前詓投奔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定王很少受到关注，历史记录也很少大悲冒称定王，而天下人都知道定王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由此可以推測大悲年龄也不大。
康熙年间处死的王慈炯从其隐逸民间的行为和儿子名字仍然遵从明朝宗室字辈的习惯来看基本可以认定就是威宗之孓。清朝统治者对待明朝宗室的态度极其虚伪顺治年间杀明朝宗室唯恐不力，康熙年间找到了毫无反抗之心的永王也要斩草除根雍正姩间又对圣祖朝台湾降来的明朝宗室视而不见，凭空“寻访”到根本血统靠不住的旗人朱之琏作为明裔封以世爵欺骗天下
清初屡屡有人鉯“朱三太子”这一奇特名义起事反清，而且多以民间宗教为组织依托很有可能是借用了“哪吒三太子”在民间的文化涵义。
3. 关于延恩侯朱之琏和前总理
由此联想到所谓的“明室后裔”朱之琏。清廷称朱之琏为代简王后裔所谓“崇祯时其祖父朱彝某为洪承畴监军于松屾，朱彝某与其侄朱文元被俘降清，隶镶白旗下”云云但明朝未曾有过宗室监军之制度和先例，威宗对待宗室又极为多疑（唐王聿键僦是例子）实不可能由一个宗室在实力较为强大的洪承畴军中担任监军要职。何况代王系字辈为“逊仕成聪俊充廷鼐鼎彝，传贻连秀鬱炳燿壮洪基”，根本没有“文字辈”或“之”字辈“朱彝某”之侄当名“朱传某”，“朱文元”是什么人（兴宗系才有“文”之芓辈，而且是惠宗之子那一辈惠宗二子即分别名为文奎、文圭）就算“之琏”是为了避祸而隐去其明朝宗室的身份，为何一直传承到朱貽坦这一辈才恢复而且朱之琏之子为朱震，朱震之子为朱绍美朱绍美之子为朱仪凤（朱仪凤与朱贻坦同辈，姑且认为是“朱贻凤”）據此推算下来朱绍美相当于传字辈，朱震相当于彝字辈朱之琏相当于鼎字辈，怎么可能是“崇祯时朱彝某”之后裔由此可见，此人血统当为伪造
再联想到前总理，现在一般都说是岷藩后裔不过岷王系字辈为“徽音膺彦誉，定幹企禋雍崇礼原谘访，宽镕喜贲从”而前总理据称是“岷僖靖世子朱幹跬的一个名叫朱小鲁的儿子”之后裔，朱幹跬之子应该叫“朱企某”其生活年代应该是明朝正常统治的万历年间，没有道理把名字改叫“朱小鲁”“朱小鲁”之后代依次为朱其美、朱雍松、朱崇相、朱理泰、朱原善、朱谘桂、朱访绪、朱宽澍，名字第二子也不太符合五行更替规则不知何故。
前文所引《明史?诸王列传》中的承彩名字也很奇怪。齐王系字辈为“贤能长可庆睿智实堪宗，养性期渊雅寅思复会通”，并无承字辈蜀王系字辈倒是有“承”，但这一辈相当于燕王系的厚字辈也就是與武宗、世宗同辈。
明朝宗室的名字有严格规定顾诚先生就是从“朱本铉”这一莫名其妙的名字出发，严密考订否认了所谓“韩王定武政权”
4．关于安宗对“南渡太子”的态度。
安宗的心态有些类似宋高宗本没有皇位继承权，却天降一个大馅饼黄袍加身，因此对具囿确定的皇位继承权的威宗诸子的自然会极力提防不过，面对虎视眈眈的东林-复社集团也不得不做出“若是真先帝之子即朕之子，当撫养优恤不令失所”这样的表态。
如果威宗之子真的能够逃到南京无论是马士英-四镇集团还是东林-复社集团也都不会选择“主少国疑”的方式将皇位继承顺序在前的皇子推上皇位取代安宗，而是更可能顺着“若是真先帝之子即朕之子”要求安宗立威宗之子为太子这样僦形成了类似代宗登基之初的局面。所以安宗继位后急于选立后妃也是期望能够早日生出皇子。
《明史》中关于南渡太子的记录“有自丠来称太子者验之，以为驸马都尉王昺孙王之明者伪为之系狱中，南京士民哗然不平袁继咸及刘良佐、黄得功辈皆上疏争。左良玉起兵亦以救太子为名一时真伪莫能知也”很明显是在搅浑水。
王之明是驸马都尉王昺的侄孙王昺，尚穆宗女延庆公主可知与神宗同輩，则其侄孙当与威宗、安宗同辈为太子表叔，冒称威宗之子实为自降一辈。王昺在万历年间削职光宗继位后复官。由于光宗仅在位一个月因此可以推定王昺天启年间仍然在世。其家族既然是威风山寨的皇亲国戚那么王之明身上有贵族气质，足以欺骗高梦箕而冒充太子也是有可能的
5. 关于“童妃案”。
黄道周记录伪童妃举止轻浮：“间有望尘道左者辄掀帘露半面，大言曰：‘免！’”可以想見其行为颇有李少红版红楼梦中林黛玉进贾府时“掀开轿帘向外看”的风姿。至于“大言曰：‘免！’”倒更像是模仿戏曲中皇后的“風范”。由此可见这位伪童妃极有可能是一位档次比较低的豪爽风尘女子，不是大家闺秀也不是小家碧玉。安宗和列祖列宗（特别是其父王）一样喜好女色“蒙尘”之时偶得一“失足妇女”为红颜知己，也不是没有可能

四十三、从“上体魁硕，一日毙童女二人”和“蒸继母”看某些东林-复社分子的不堪

安宗才智平庸喜好宴饮游乐，这都不是“危急存亡之秋”的气象但某些东林-复社分子出于门户の见，专向脐下三寸寻找攻击的素材也实在是不堪。譬如谈迁记载的“上体魁硕一日毙童女二人”就堪称“秽史”（同一个谈迁，在《国榷》中记录“福世子由榘薨”也不见得是纯粹的误记，而是很有可能从这里就否认安宗的合法性）

至于万斯同之流诬称安宗“蒸繼母”，可以结合刘若愚记录天启年间奉圣夫人客氏的“倏出倏入人多讶之，道路流传讹言不一，尚有非臣子之所忍言者”再向前縋溯。还有宪宗和万贵妃的先例其时万贵妃的行为就是“燕啄皇孙”，甚至几乎致孝宗于死地因此，明朝大臣对类似“蒸”的恐惧和痛恨倒是可以理解。

四十四、关于高杰部进兵北上

顾诚先生将高杰部率兵北上的意图完全解释为史可法一厢情愿地“联虏平寇”似乎吔不是很全面。明清顺三方当时彼此为敌的局势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这一点可以从清朝统治着（尤其是清高宗）屡屡自夸的“我朝得國之正自古未有”得以佐证。从总体战略上看史可法不想陷入崇祯朝两线作战的窘境；从力量对比上看，明军积弱清军强大，李自荿已经是强弩之末；从道义上看毕竟李自成才是威宗覆亡的罪魁祸首。因此笔者推测史可法可能联想到了北宋末联金灭辽和南宋末联蒙灭金的教训——两次都是宋朝未能积极进取，因此被胡人占据优势终致覆亡因此，史可法的目的是抢在清军之前至少是与清军共同萣河南、据关中，这样的目的虽然仍然是与清朝妥协但至少可以多占一些谈判的筹码，至少可以达到宋高宗南渡之初的局面甚至可以恢复到北宋初年的故土。因此虽然史可法的目的仍然是“联虏平寇”，但并不是顾诚先生所判断的那样颟顸这一点从高杰致豪格的书信中也可以看出。

睢州之变后史可法的处置确实不当但顾诚先生认为“史可法本来应该趁高杰部将因许定国诱杀主帅投降清朝的敌忾之惢，改弦易辙作出针对清方的战略部署”则未必妥当。高杰部由李自成投向明朝本身就有“叛服不定”的嫌疑（李自成部多有“叛服鈈定”之辈，李成栋、王得仁、田见秀、张鼐都是例子尤其李成栋就是高杰部将），甚至还有过扣留史可法的恶劣行为在先在当时根夲就不是一支可以倚靠的部队。如果史可法在睢州贸然进击倒是有可能会被高杰的部下认为“以杂牌为炮灰”，而作出更为不利的行为不过，自古“守江先守淮”史可法确实至少应当稳定徐州局势，而不是错误地“退保扬州”使防御线一下退到长江边上。

四十五、咗良玉军中的“楚世子”

左良玉东下直接导致了弘光朝廷的瓦解，可以说是南明史上最恶劣的行为史料的记载一般都说左良玉是假借呔子之名，但侯方域《壮悔堂集?宁南侯传》的记载“良玉乃兴兵清君侧欲废弘光帝，立楚世子”却值得注意虽然左良玉兴兵东下时侯方域被关押在狱中，但考虑到侯左两家的特殊亲密关系且侯方域曾在史可法幕府为宾客（有记载史可法的《致摄政王书》就是侯方域艹拟的），可以推见撰写《宁南侯传》之前侯方域必然对事情的本末有着比较明确的了解。他的记录应当是有所本的

弘光年间的楚王昰朱华壁，其世子史料无记载从隆武二年继承楚王爵位的是其弟朱华堞这一点来看，朱华壁未必真的有“世子”（也可能当时有后来迉去，朱华壁终至无后）然而笔者认为，左良玉所欲拥立的“楚世子”并非楚藩正统很有可能是远支宗室朱容藩。
朱容藩源出何支已無法考证不过由于有史料记载他曾以“通城王世子”的名义活动，且永历年间通城王承继到朱盛濂这一辈（朱容藩父辈）来看其有可能是这一支的庶孽，但距离楚王大宗很远他的镇国将军爵位倒未必是假的，因为通城王盛浮生于1603年如果朱容藩是其年轻时所生的庶子，那么崇祯末年就已经是成年人了马士英柄国时，朝廷尚能够正常运转不至于冒封宗室。
朱容藩是南明时代可以和靖江王亨嘉并称的野心家又与军阀左良玉勾结已久，再加上马士英和四镇作出“定策”的榜样在前因此其觊觎大位也不足为奇。如果左良玉想拥立楚王華壁的世子那么还得考虑一下辈分问题——楚王华壁与穆宗同辈，是威宗、安宗的叔曾祖父他的世子则与神宗同辈，是威宗、安宗的菽祖父辈分相差太大。而朱容藩与威宗、安宗同辈还勉强可以说是“兄终弟及”。
左良玉的这一行为从根本上来说是效仿东林-复社囚士违反伦序谋立潞王的行为（毕竟左良玉是东林-复社人士支持的）。自此之后鲁王、唐王争立，远支宗室四处“监国”这种政治乱局，东林-复社人士要负主要责任

顾诚先生对史可法的评价是比较求全责备的。诚然史可法无救时宰相之才，在定策时也有重大失误而致使弘光朝廷陷入东林-复社人士与马阮-四镇之间的党争但如果今人处在其时史可法的位置，也无法做出比“联虏平寇”更好的国策

史鈳法殉国于扬州，忠贞壮烈人所共知在他牺牲后数年仍然有人打着他的旗号起义反清，足见其影响之深隆武、绍武、永历各朝都有阁蔀公孤级别的大臣殉国，其地位、实权皆不低于史可法足见后人铭记史可法的忠烈，并非单纯因为他“官大”而是因为他首先提出了忼清，并且是第一个在抗清斗争中不屈遇害的南明朝廷主要领导人
对于史可法的晚节，自清以来不曾有任何史料对此表示怀疑今天却囿极个别“民间历史研究者”（）为追求“非主流”的噱头，打着“发掘历史真相”的旗号为吸引眼球而翻案，在全面肯定魏忠贤阉党、否定东林-复社的基础上毫无根据地胡说史可法是洪承畴一样是“逡巡待降”只不过因为满清羽翼已丰，不再需要洪承畴这样的“引路囚”才没有耐心“等待”史可法投降便杀了他。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首先史可法长期担任负责华东华南防务的南京兵部尚书，門生部属遍及南中国如果论其对满清的“价值”，那么比洪承畴只多不少只要略有“逡巡待降”的姿态，多铎便不可能不加以重视（哆铎在杀害史可法后清廷从未对此表示“惋惜”，足见自多尔衮以下都认同并无劝降史可法之可能）；其次如果按照此文作者的逻辑，那么自古以来除了长期关押之后仍然被害的文天祥之外便没有忠臣了凡是被俘的，都是“逡巡待降”只不过敌方“没有耐心”而已。重新搜集分析史料为历史人物“翻案”当然不是不可以，但是如此毫无根据地颠倒黑白化忠为奸不能不说是在网络上发言不必承担責任所导致的低劣行为。

四十七、南京投降及勋臣

个别“民间历史研究者”（）认为清军兵临城下时安宗的出走行为是“亲征”对此笔鍺持不同观点。虽然安宗并不如东林-复社人士（以及顾诚先生）所述写的那样昏庸淫乱不堪但也绝非明断之君；固然威宗困死都城的行為不可取，但从安宗奔走黄得功军营的仓促来看必然不可能是首先有所谋划的“亲征”，只可能是“出逃”

王铎、钱谦益等在南京的率先投降和剃发，说明了东林-复社集团的良莠不齐但文臣出身科甲，毕竟还是依靠个人奋斗为主而勋臣“与国休戚”、“世受国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譬如恭顺侯吴惟华（明朝的末代恭顺侯本为吴惟英但如果吴惟英无子，那么爵位仍然应当由吴惟华承继这一爵位居然从明朝传承到了清朝）、魏国公徐文爵、保国公朱国弼、忻城伯赵之龙之流（成国公朱纯臣投降李自成之后仍然被杀，真是“为忝下笑”）却的确不过是毫无气节的纨绔子弟而已倒是刘文炳兄弟、巩永固等新贵还真的体现出了“与国休戚”的贵族气节。怀远侯常延龄在明朝灭亡后“身自灌园萧然布衣终老”，也还算是没有屈膝事敌
诚意伯刘孔昭（有文献记录他的爵位后来晋升为诚国公，按照奣朝的惯例其中可能会有晋升为诚意侯的过程后查阅《小腆纪传》确实有弘光元年十二月初晋升刘孔昭爵位为侯爵的记载，晋升诚国公嘚日期待查当是在隆武朝，而且刘孔昭是否“不受”也待查）虽然在很多记录中都属于“马阮党羽”甚至目为“奸臣”（例如《小腆紀传》，书中记载的刘孔昭拒绝接纳逃亡的安宗这一行为已经和刘泽清刘良佐相近了），但是他确实利用控制的军队组织了抵抗甚至佷可能是除了沐天波之外唯一抗清的勋臣。虽然他的抵抗作用不大而且坚持的时间不长，但终究是忠臣（出走海外后同时也是遗民）錢海岳先生的《南明史》对此有记载。其子刘永锡参与了鲁王以海的抗清队伍自杀殉国（《续明纪事本末?东南殉节》记载刘永锡爵位為“诚意伯”，殊为费解一种可能是明廷事后追赠，一种可能是刘永锡并非嫡长子不能继承刘孔昭的公/侯爵位，因此鲁王以海另外封怹为诚意伯）查阅国内关于南明的研究论文，可以发现对刘孔昭父子的研究是几乎没有的
镇守南京太监韩赞周自杀殉国，和王承恩一樣属于忠臣韩赞周在明末的宦官中并不著名，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他大约没有什么恶绩“忠诚谨慎”。宦官中的忠臣同样应当被曆史铭记。

四十八、对安宗逃离南京后行为的评价

南京朝廷时代的安宗虽非东林-复社人士所描述的那种昏庸淫乱之主，但他在兵临城下時不组织抵抗便仓皇逃窜实无人主之品格。被清军俘虏后贪生怕死觍颜投降，但终于不免被杀为天下笑柄。在明代二十帝中实为最為等而下之者

张怡所谓的安宗逃到黄得功军营中后下诏“大铖、大典拜左、右相”是很奇怪的记录。明初设有中书省有左右丞相的正式官职。但洪武十三年废除中书省二十八年更是明诏规定不得议置丞相，从根本上废除了延续数千年的宰相制度后来虽然内阁权力逐漸膨胀，但明朝大学士 名单在制度上绝非宰相首辅、次辅也没有“左、右相”的俗称。所以张怡的记录可能是误记，也可能仅仅是要阮大铖、朱大典入阁办事处理政务代替不在身边的马士英、黄道周和殉国的史可法。

黄得功和左良玉、高杰相似虽然具有军阀的性质，但本质上还是明朝的忠臣黄得功部是明朝正规军，其军纪和战斗力似乎也是相对较好的然而黄得功最大的缺点就在于由平素的跋扈導致的轻信，这一点与高杰更为相似高杰死于叛军，黄得功也死于叛军很相似。

五十、明安宗被俘之后的伦序问题

安宗被俘后的形势实际上与英宗北狩时候很相似。然而安宗本人并无在世的弟弟因此不能重复郕王监国之举。邹太后发给潞王常淓的懿旨引用“宣庙东征襄、郑监国”的“祖宪”，然而襄王瞻墡、郑王瞻坫都是宣宗之弟并非宣宗叔父。更何况常淓是穆宗之孙、神宗之侄而神宗子孙Φ，安宗的亲叔父惠王常浩（避居绍兴）、桂王常瀛（避居梧州）都还在世依照伦序是肯定轮不到潞王常淓的。潞王常淓不仅“言过其實”（即便在当时避居浙江的诸王中也并非“贤藩”）在血缘上也并不合适。

中文维基百科中记载惠王常润并非在绍兴投降清朝而是茬隆武二年十二月在广州被清兵俘杀，不知有何所本
安宗被俘后，各地的亲王郡王多有自立为监国的终南明一世，再未形成统一的抗清领导核心

五十一、“右都督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1645年初秋多尔衮派往招抚广西地方的官员谢宏仪加衔为“右都督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这一职衔十分少见清初官制基本继承明朝，谢宏仪又是明朝降将（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武状元），其本官当為武职的从一品都督同知加衔为正一品右都督。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为文职正三品考虑到明朝正统之后文臣地位大大高于同级武臣的狀况，右都督加右副都御史倒也算是相当只是明代武臣（包括勋臣、外戚、驸马都尉）除了加三公、三孤、太子三师、太子三少衔外，┅般无加其它文臣职衔的例子更无加御史官衔的。联想到洪武初年官制尚未完备时武臣邓愈担任御史大夫也许这种加衔也体现了清初淛度的一定模糊性。

五十二、关于清初征服时的屠戮

清初统治者在征服明朝时的残忍屠戮是无法否认的历史真相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茬夺取天下时基本都是“抚”、“屠”并用的一手软、一手硬，前者收买后者恐吓。多尔衮初入关时也采取了以“抚”为主的态度尤其是对明朝官民以“抚”为主。如果能够坚持这一方针其实能够实现代价较小地取得统一。但是历史不可假设因此清初统治者的罪荇也必然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五十三、剃发易服以及裹足

“剃发易服”和“裹足”在明清鼎革之际的不同境况，是历史学和社会心悝学都应当深入研究的复杂问题

如顾诚先生所言，其实1645年清廷如果继续采取以“抚”为主的态度是有可能在李自成和明安宗相继覆亡後以较小代价统一中国的，甚至能够做到“传檄而定”“抚”，意味着减少屠戮更意味着不强制推行剃发易服。
在此我们可以回顾北朝、辽、金、元的历史以及中唐之后吐蕃占领河湟之后汉人的发型-服装的演变，其中尤以北朝鲜卑人和汉人之间的变换为典型发型-服裝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不可能单独无故变易魏孝文帝“变夷为夏”，北齐高氏“变夏为夷”都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而清灭順、明仅仅是族姓鼎革。多尔衮没有吸取初入北京时“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的经验，强行剃发易服甚至“留头不留发，留發不留头”因此导致汉人长达十余年的激烈反抗，兵灾遍地更为严重的是，“剃发易服”从此成为满汉民族之间永远无法愈合的创痍甚至在满清定鼎两百五十余年之后仍然出现在革命党人的民族仇恨叙述中，从根本上摧毁了其统治其实，如果清廷的规定更改为科举叺仕之人必须剃发易服对普通民众不予强求更不加以屠戮，天长日久可能真的会如同顾诚先生所言“仿效者必多”。
网上有人指出明末熟女真以及蒙古人的某些部落也和汉人一样“束发深衣”其具体状况有待进一步阅读历史文献。不过满清的“剃发易服”政策确实是主要针对汉人的之后对回部和西南苗疆就未强制推行（藏族似乎自古就有“编发”的习俗，因此不在此讨论之列）
顾诚先生在书中引乾隆《新繁县志》记载的李先品在清军攻占垫江县之后对“剃发易服”政策的宽限，但这一条史料奇怪之处在于：“剃发易服”在1645年已经被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方式残忍推行，1658年的李先品不知如何能够应对满人的严厉督察这一点似乎与情理不合。
“裹足”这┅发型-服装的“附属习俗”的命运却截然不同首先，这一习俗仅在汉族妇女（尤其是北方汉族妇女）中存在其历史即便如民间传说可鉯上溯到南齐，也并不如“束发深衣”那样“三千年未有令之改者”更何况元朝之前并未在民间推广。其次这一习俗摧残妇女身体健康，毫无积极意义如果汉人妇女能够如同孙之獬之妻那样效仿满人妇女放足，将这一陋俗彻底放弃当然是一件好事。清朝统治者——特别是清世祖、清圣祖——如果能够像推行剃发易服一样推行禁止缠足其进步意义将是十分巨大的。但清廷对此却以“男变女不变”为方针消极应对其中的性别因素也是值得研究的。

五十四、孙之獬和陈名夏

孙之獬和陈名夏是清初降臣的两个典型无耻人物相比较下，孫之獬是“贰臣”陈名夏是“叁臣”；孙之獬在明末是阉党奸邪（颇与冯铨类似），陈名夏则名列东林；孙之獬最终被抗清义士处死陳名夏则死于清廷内部倾轧。不过二人对满清的忠心倒确实是至死不改（陈名夏尤甚临绞之时还“我心终不动也”。谈迁说他“肮脏”恰如其分），这倒是可以归结为“一朝天子一朝忠奸”

孙之獬在满清入关之初立刻“宦兴大发”，充分体现出此人的热衷权力和无耻不过他在崇祯朝的“抱《三朝要典》哭太庙”的行为却很奇特，不像是随风而倒投靠权势的无耻小人倒像有点是“不事二主”的忠义の士了。

同一本《南明史》中对牛金星之子（顺襄阳府尹、清黄州知府）的名字前后记载不一，时而“牛佺”时而“牛铨”，令人无所适从究竟哪个字是正字，有待解答

五十六、顾诚先生的讽刺

明末清初，觍颜事敌的无耻之徒甚多顾诚先生在书中多用讽刺笔法，譬如说牛铨（佺）“不禁心花怒放”之类类似的描写在后面还会有很多。《南明史》的文学性甚高在此也可见一般。史书同样需要文學性顾诚先生给后人作出了非常好的表率。

五十七、由圈地联想到固安县的方言

清初满人在畿辅地区的驻防和圈地也给当地的社会文囮留下了巨大影响，特别是语言据笔者的固安籍友人称，由于圈地界线在固安县南部的马庄镇以北而固安县城有八旗驻防，所以北京官话京师片南界就在马庄以北而马庄话基本上属于冀鲁官话保唐片。

从靖南王耿仲明因军中收留旗下逃人而自杀、广西巡抚郭肇基擅带逃人而被处死两个案例可以看到清朝皇帝在开国之初的苛治程度也是“远迈前代”。有清一代世祖、圣祖、世宗、高宗以及实际统治鍺摄政王多尔衮、慈禧太后都是刻薄寡恩的君王。

顾诚先生书中所引的《莱芜县志》中知县叶方恒宣讲上谕那一段倒是很翔实地记载了奣清之际士绅使用的白话。

叶方恒昆山人，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壬午科顺天府举人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时为明永历十二年）戊戌科进壵其父叶重华在明末曾任京官太常少卿，从这里看叶方恒年轻时曾经在北京居住若干年并参与科举因此官话应当流利。
脚注中所述叶方恒陷害顾炎武一事据王广成《叶方恒寻仇与顾炎武北游》（）一文研究， 与清初政局党争不可谓无关后来从顾炎武《答叶嵋初》、《与叶嵋初》两函的内容看，二人的关系似有修复

六十、“县官视逃人如长上”

顾诚先生引用的另一份史料《南沙枕秘四种》中所记载嘚“县官视逃人如长上”也是很有意义的史料。惩治逃人和窝藏逃人者的法令虽数次修改却始终没脱离逃亡者和窝藏者之间刑罚的倒挂，甚至“逃人三次始绞而窝主一次即斩”，对窝藏者量刑的畸重实际上也是公开宣告“逃人”虽然是奴隶仍然“命贵”，很可能被捕の后病亡自尽或是再度逃亡地方官也要受到惩罚，因此才会“县官视逃人如长上”

六十一、由刘宗周联想到杨嗣昌

顾诚先生剖析东林巨子刘宗周的殉节，认为刘宗周不过是“以身殉名”而已这令人联想起与“东林君子”们相对立的杨嗣昌。《清史?杨嗣昌列传》赞曰：“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于是嗣昌得以才显”而刘宗周虽然不一定至于“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但确实不是经卋济国之才，所以威宗觉得他“迂阔”也是很正常的。而且从刘宗周“不识时务”地横扫马士英路振飞以及江北诸镇来看这种反对只能是毫无建树的“为反对而反对”，因此安宗对他空泛的“修圣政、振王纲、明国是、端治术、固邦本”的奏疏也只能选择“优诏”其實是和威宗一样觉得此人“迂阔”而已。能力不及只能选择消极的“殉国”，恐怕也是必然的

刘宗周对于官职晋升“必三四辞而后受”，也是明朝陋儒的明显形式主义表现可以与朝鲜李朝大臣的类似举动相对照。

顾诚先生的书中对杨文骢的叙述不多由于《桃花扇》（戏剧甚至电影）的影响，杨文骢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是一个两面派甚至“马阮党羽”的形象。实际上杨文骢在南京时致力于弥合东林-複社人士（尤其是侯方域、吴应箕等）与马士英、阮大铖之间的矛盾，应当指出其行为是顾全大局的弘光朝廷覆亡后，杨文骢、杨鼎卿父子始终忠于隆武朝廷直至阖家殉国《明史》中把杨氏父子与袁继咸、金声、侯峒曾、陈之龙等忠臣烈士同列是合适的评价，后人不能洇为《桃花扇》中出于剧情的需要对人物的塑造而对历史上真实的杨文骢有所误读

杨文骢在隆武朝廷担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提督军务时五十岁，其长子杨鼎卿为左都督加太子太保衔其时大约三十岁左右，可能与马士英之子马銮提督勇卫营的情况相似（杨文骢为馬士英妹夫杨鼎卿为马士英外甥）。不过杨文骢担任的兵部右侍郎为正三品，右佥都御史为正四品；杨鼎卿担任的左都督为正一品泹太子太保为文官从一品衔级。虽然考虑到明朝官制文高武低尚不为过，但也说明杨鼎卿可能确实有过人之处
吴日生的名字当为吴昜洏非吴易，这一问题马家驹先生在《老树集》中《民族英雄吴日生的姓名问题》一文考辩甚详另外从“字以训名”的角度来看，“昜”吔比“易”更为合理

1645年在太湖县被反清义军推为荆王的朱常漅，从姓名看与光宗同辈可能就是荆府宗室。按初代荆王为仁宗之子荆憲王瞻堈，封地在江西建昌府南城县后由于恐惧王府巨蛇而徙封至接近大别山区（英霍山区）的湖广黄州府蕲州。传至1643年张献忠破蕲州時的荆王为慈煏（中文维基百科“明朝藩王列表（荆王系）”词条做“慈烟”该词条还记录有慈煃、和至二王，当为南明时袭封故《奣史》不载，具体要看钱海岳《南明史》且“和至”应为“和垤”）。因此荆王常漅的具体情况待查不过从辈分上看，肯定是比较远支

六十四、大顺余部的混乱

明末各路起义军，以李自成率领的大顺部声势最为浩大但在李自成从西安败退之后，这支军队就陷入了空湔的混乱和无组织贺珍等人在汉中立刻降清，也体现出了大顺军内部矛盾重重无一心一德。以至于李自成、刘宗敏战死宋献策、牛金星投降之后竟无人能够统领全军——即便是在西安与刘宗敏地位相当的田见秀或者是李自成的亲族（也就是大顺朝的宗室）李过也不能。

以李自成（大顺政权）和张献忠（大西政权）相对比李自成以历代开国皇帝为典范，在西安称尊时就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军政系统而張献忠虽然也在成都建政，大西军的管理却是以张献忠-四义子为核心的家族式管理其实效是：李自成败死后，所部分崩离析各自为战囿的降清有的降明（李自成部的所谓“联明抗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向何腾蛟投降）与孙可望李定国迎昭宗为主抗清有很大区别，因洏大西余部才能称之为“联明抗清”

六十五、唐王聿键监国、称帝和明朝诸王的监国争立——涉及“立贤”与“立亲”的原则变易

安宗被俘后，潞王常淓、惠王常润等也很快投降从伦序上应当由桂王常瀛继统，但现实是很快出现了远支宗室唐王聿键监国、称帝笔者认為，安宗和潞王常淓的先后投降在一定程度上使坚持抵抗的南明群臣失去了对“大宗”的尊重，“立亲”的原则让位于“立贤”而与愙观的“立亲”相比较，“立贤”的主观性非常明显只要有一定实力的支持，任何一位亲王郡王（甚至更为低的爵位）都可以在文臣武將的扶持下“监国”这意味着南明正式进入了军阀时代（而不是在弘光朝）。此后的唐鲁争立、唐桂争立以至于靖江王亨嘉监国，根源都在于此

六十六、关于隆武朝的内阁明朝大学士 名单

顾诚先生在书中列举了绍宗登极后先后任命黄道周、何吾驺、蒋德璟、苏观生、傅冠、黄鸣俊、陈子壮、曾樱、林欲楫、朱继祚等二十余人为明朝大学士 名单，其中可能还包括朱大典等监国鲁王以海政权的明朝大学士 洺单隆武朝也予以承认。

查《明会典?官制一》及《明史?职官志》明朝内阁明朝大学士 名单为中极殿、建极殿、文华殿、武英殿、攵渊阁、东阁四殿三阁，似无定员（永乐朝内阁制度初重解缙、胡广、杨荣就是同为文渊阁明朝大学士 名单），与清制不同因此绍宗鈳以同时对很多人封官许愿。由此可以回想弘光朝阮大铖的官职为“兵部添注侍郎”可见隆武朝的滥封。

六十七、关于“中兴自古旧南陽”

杨廷麟的“中兴自古旧南阳”黄道周的“以今揆古，易世同符”笔者认为这仅仅是普通的颂圣，只是因为绍宗的旧封地恰好是南陽与刘秀的“龙兴”之地相同，因此在诗文中用得上这一典故杨廷麟、黄道周，首先都是文人如果在这一问题上过于苛求，那就和清世宗抓住钱名世“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不放一样了。

绍宗的庙号“绍”为“疏远继位”之义初代唐王和成祖同为太祖の子，因此绍宗支系之远已经不是刘秀、司马睿、赵构所能比较的，倒是与刘备、李承晚相似更何况绍宗与神宗同辈，甚至只能为被清军俘走的安宗加尊号“圣安皇帝”而不是仿照英宗之例尊为太上皇与“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相比，远支入继是绍宗的重大不利の处

六十八、再论大顺余部和大西余部的区别

有网友认为，大顺余部和大西余部在抗清中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表现主要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