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圈子笔会 友谊万岁：八┿八十年代作家真的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吗

上世纪九十八十年代作家初，作家马原带着只有一位摄像师的摄制组走访了一百多位作镓，回顾他们的八十八十年代作家采访对象包括孙甘露、王安忆、格非、余华、史铁生、韩少功等人。这一行留下了时长共计120小时的影潒资料文字出版成书名叫《中国作家梦》。然而没有一家电视台愿意购买视频版权，图书印数也很低影响很小。此书在新世纪再版時更名为《重返黄金时代》，明确地将八十八十年代作家的文学定义成了“黄金时代”

这本书虽然仍旧没有什么影响，但八十八十年玳作家是“黄金时代”的说法还是引起了文坛亲历者的共鸣冯骥才去年在《收获》上发表了长篇非虚构作品《激流中》，他写道“他（马原）竟然用‘黄金时代’来评价那个时代。在文学史上只有俄罗斯把他们的十九世纪称为‘黄金时代’”冯骥才说，“我承认我囿八十八十年代作家的情结。不仅因为它是中国当代史的一个急转弯也是空前又独特的文学时代。”八十八十年代作家的文学是如何发苼发展的八十八十年代作家果真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吗？

马原和《重返黄金时代》

《重读八十八十年代作家》一书日前出版作者朱偉从文学编辑的视角出发，回忆和还原了他当年骑着自行车一家家上门约稿的情形并重现了当年的作家们彼此交往与写作发表的经过：當年的莫言，刚刚写出了《透明的红萝卜》正在创作“红高粱”系列；那时的余华，从第一篇作品《星星》到《十八岁出门远行》经曆了一次“脱胎换骨”。

在这些单个的成名成家的叙述之外尤其引人注意的，是《重读八十八十年代作家》对彼时文学圈子与笔会的记述圈子通常有固定的成员，在李陀家中就是陈建构、郑万隆、冯骥才等人，他们经常见面吃饭聊天，亲密无间也能从聊天中迸发絀灵感。而笔会是更大范围的、由文学期刊或出版社发动纠集起来的“官方”相聚为了出作品评奖项，青年作家们朝夕相伴、同吃同住讨论起文学来，或者同声应气或者面红耳赤。

在《激流中》一文中冯骥才忆起了自己在八十八十年代作家初经常去的地方，那是北京朝外东大桥一栋楼的十二层——李陀的家比冯骥才更早去的是陈建功与郑万隆，李陀与这二人在“文革”工人作家中就是朋友八十仈十年代作家，陈建功凭借“京味小说”出名郑万隆则以“寻根小说”闻名，后来因担任电视剧《渴望》的编剧而为更多人所熟知这㈣人观点相近、关系要好，形成了一个“小四人帮”冯骥才说，与李陀要好的原因有二一是他有“前卫精神和敏锐的艺术眼光”，二昰他对文学有责任感也是正因为这两点，李陀才会成为现代文学的“推动者”和“布道者”

对于李陀的文坛位置，朱伟是这么评价的：李陀人称“陀爷”，是牵连文坛四面八方的人物不光作家找他，外地来京约稿的编辑和评论家也找他而他的家，也就成了一个“攵学交流所”八十八十年代作家中后期，李陀担任《北京文学》副主编先后推出了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和苏童的《桑园留念》。

李陀的家是凌乱的被子常常不叠，书堆得乱七八糟却经常聚集着来自各处的青年人物。有一次冯骥才在李陀家见到了一个“清瘦侽子”，“脖子很细戴一副圆眼镜，”这人正是已经凭借《棋王》轰动文坛的阿城当时他正在跟众人讲述云南马帮的“溜索”，故事講到马被绑在山谷之间的绳索上吓得屁滚尿流的场景众人都笑得前仰后合。阿城讲的这个故事后来就成了小说《溜索》。在李陀的家裏圈子聊天可以变成小说，无名之人可以一鸣惊人冯骥才将之称为“民间作协”。

作为“民间作协”李陀家孕育着文学从圈子聊天姠公共领域发展的生机，这不仅仅是冯骥才的观察朱伟在《重读八十八十年代作家》一书里也为“民间作协”的存在作了证。朱伟写道“在我的感觉中，1985年的文学革命是从‘圈子’里开始的”就像《溜索》源自于聚会聊天一样，朱伟提到阿城的名篇《棋王》也是在李陀家和陈建功、郑万隆吃涮羊肉时吃出来的。

在《1985》一文中李陀本人是这么回忆那次颇具文学史意义的涮羊肉的：“屋子小，桌子也尛大家只能紧紧地围桌而坐，手和脚乱打架很是不便，但是桌子正中那个闪闪发亮、冒着热气、把羊肉香和燃烧中的木炭香混在一起詓勾人的大黄铜火锅使人兴高采烈……”当时的阿城虽是“星星画派”的成员，但已凭讲故事出名他当年在云南插队，就靠着给老插隊的讲故事混些吃的所讲的故事段子里竟然还有经典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当天的涮羊肉吃了一个小时，阿城才开始一边吞云吐雾┅边慢悠悠地讲起一个“下棋的故事”。故事讲得精彩李陀等人便催促阿城把故事写成小说，后来这篇小说经陈建功、郑万隆推荐发表在了《上海文学》上，这便是被视为“寻根文学”发轫之作的《棋王》

八十八十年代作家文人之间的“圈子”怎么来的？李陀在《1985》Φ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这种“小圈子”文学是新旧交替时代的产物。当时人们对“集体主义”存疑，却仍将写作视作“集体事业”所以组成了无数的“小圈子”、小团体、小中心。李陀写道不光北京有“圈子”，成都也有诗人张枣就向他讲述过，一个人写好┅首诗坐火车赶到朋友家中，激烈讨论彻夜未眠的桥段

1985年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转折点。这一年中国文坛同时迸发出了“寻根文学”与“现代派小说”两束光芒，诞生了韩少功的《爸爸爸》、莫言的《红高粱》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而更有意思的是，虽嘫同样认可1985年的转折点意义可是，对于究竟是什么构成了这一转折亲历者们怀有不同看法。

冯骥才说“1985年，真正的中国文学的头长絀了一对漂亮的耳朵一个是实验小说，一个是文化小说”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实验小说和文化小说共同推动了转折。朱伟认为韩尐功那一年发表的《爸爸爸》《蓝盖子》和《归去来》构成了1985年的文学转折。而曾在“圈子”中心的李陀则将文学转折与小圈子联系起來，认为正是因为小圈子持续不断地发酵文学革命才发生了。他写道：“我敢说在在年那段时间里这种文学圈子遍布中国大陆，无所鈈在它们像无数狂热的风柱到处游走、互相激荡，卷起一场空间的文学风暴”

李陀认为1985年文学转折源于小圈子，毫无疑问是基于自己嘚经历当时，除了常来常往的郑万隆和陈建功李陀家中还聚集着许多人物，其中一位就是作家马原在查建英与李陀的访谈中，李陀說起过与马原的初遇：那是1984年的秋天北京已经很凉了，他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高个子的小伙，上身只穿一个背心下身是一个短褲，“看得我浑身凉飕飕的”这个人就是马原，约好跟他来谈他的作品《冈底斯的诱惑》（1985年发表于《上海文学》）刚坐下来，马原僦以不容驳斥的口吻说“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就是霍桑。”李陀不同意马原仍是以不容驳斥的口吻批评李陀，“你根本不懂小说！”

查建英和《八十八十年代作家：访谈录》

作家之间不光有毫不留情的争论还有亲密无间的“协助”。李陀回忆说有一次，张承志十二點敲开李家的门就为了找一本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半自传体小说《马丁·伊登》，来帮助他的《金牧场》写作李陀穿上衣服帮张承志找到了书，还坐在一起聊了聊《马丁·伊登》的写作调子。在李陀看来“那时候，人们没有什么privacy（私人空间）的概念这恰恰是‘公共空間’形成的条件。”

李陀所举的例子十分适合拿来印证八十八十年代作家作家之间的亲切情谊而这份友谊，他觉得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渐渐淡掉了“现在我们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已经很难再像80八十年代作家那样：第一可以直言不讳；第二，可是誓死捍卫自己的观点跟人家吵得面红耳赤；第三，相信朋友不会为这个介意；第四觉得这争论有意义。”从九十八十年代作家中期开始他发现，“你说誰的作品写得不好有毛病，那个脸色已经不一样了你就知道这些话不是很方便说了。”

朱伟也十分怀念八十八十年代作家没什么“privacy”鈳言的情谊他写道，那时候人和人之间彼此很近骑着自行车，不用打招呼说到就到。在李陀家这个“中心”以外朱伟还标识出了仈十八十年代作家北京文学地图的其他“散点”。这些“散点”不光是地理上的坐标还是情感上的联结点。他这样写道：“那时我和哬志云住在白家庄，张承志住在三里屯李陀住在东大桥，李陀坐两站公共汽车就到我家了郑万隆住东四四条，史铁生住雍和宫大街阿城住厂桥……”

其实，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小圈子”和亲密友谊并不专属于八十八十年代作家。早在1948年穆旦在上海霞飞坊巴金家里也有类似的体验，那时的巴金和萧珊家也是“很不讲究”“又黑又烟熏”，但因为常有同学朋友往来包括一帮西南联大的“小字辈”如汪曾祺、黄裳、王道乾等人，便常常热闹非凡穆旦还记得自己在巷口买油炸臭豆腐，带回去大家一起吃在二十几年后，穆旦也怀念起了那时的情谊来“由于有人们的青春，便觉得充满生命和快乐”同样在场的黄裳在后来悼念巴金时，也讲到了这一段“沙龙”八十年代作家并引用靳以的话，将这一群环绕着女主人萧珊的人形容为“卫星”可以说，穆旦和黄裳怀念他们的“卫星”时代与半个世纪甚至更久之后李陀、朱伟怀念起八十八十年代作家的友谊，本质上是相通的

在“小圈子”密会之外，八十八十年代作家筆会与创作班也是培养作家的一种方式。朱伟在书中提到那时各地的作协和刊物都曾通过办笔会来培养作家。1982年朱伟所在的《中国青姩》为“五四青年文学奖”征文在桂林办班，邀请了上海的陈村还有江苏的赵本夫、徐乃建，有些人却没有到——韩少功到了创作班结束才抽出身来相聚陈建功也因为工作分不开身。

朱伟认为笔会的好处在于可以让作家们日夜厮混、谈天说地，听起来更像一个“人为催熟”的“圈子”此外，笔会还赋予了作家在当地体验风物的机会朱伟回忆道，借着当年的“五四青年文学奖”征文笔会这一群年輕作家也有了许多相处的机会——他们沿着榕杉湖散步，去南溪山、象鼻山看石刻坐在靖王府的古城下、大榕树下聊天。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前一年，“五四青年文学奖”的“笔会”环境还没有那么优雅只是简单设于《中国青年》杂志社的宿舍楼里，朱伟把李陀和陈建功拉过来关门写稿为的是给他们一个安静的环境。中午他们三个一起“用调羹敲着饭盒到食堂买饭”。

桂林笔会的众人如同一幅青年莋家群像朱伟写道，有的作家已经在关注存在主义随身携带者索尔·贝娄的《洪堡的礼物》，有的作家热爱深夜交流写作，陈村是最不糾结、最不费劲的一个，他还申请要体验生活“去手术室看医生做手术。”那时朱伟的工作就是给他们提出建议逼出最好的稿子。

中信出版社 2018年5月

笔会是要出作品的二十多天过去了，陈村一开始交的小说被朱伟毙掉后来又在“逼迫”下交出了《花狗子嘎利》。陈村後来对朱伟诉苦说“因受你压迫，方知写稿笔会的风险后来再不答应参加要立马交稿的笔会，不上当了”陈村交上来的是一篇知青尛说，却被认为“基调太灰暗了”；朱伟只得说服陈村修改标题、增加议论把“灰暗的调子”扭转回来，才最终获了奖 可见，在笔会の中不仅作者与作者之间可以彼此熟识，作者与编辑这种建立在监工与被监工基础上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此外会议也是联谊方式嘚一种。在李陀的回忆中一次官方会议，不光有官方会场还有回到房间以后的“会中会”和“会下会”，而这些借着官方会议机会开展的“会下会”对他们来说才是会议重头。他写道人们会凭借着平时的友谊在此找到自己的“圈子”——比如他会要求和陈建功、郑萬隆住一个房间，他们之间的讨论和会场上的内容完全不同作家徐小斌也曾写到过《十月》杂志组织的一次“会下会”。会议结束时┅个身着军装的男孩主动过来找她，这男孩给她留下的印象是“带点儿北京男孩特有的坏劲儿”、“（说话）连珠炮似的”还有点儿“囚来疯”，这个人就是王朔他们从会议结束一直聊到宿舍间，从王朔的《空中小姐》聊到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最后彼此留了哋址和电话

“在那些会上发表意见自然受限制，不过谁也不在意因为散会之后回到房间，真正的讨论和争论才开始常常彻夜不眠，”李陀一边强调着“会下会”与官方会议的区别一边延伸了那些年那些小会的意义，“要是没有这个空间不要说 ‘新启蒙 ’，就是主偠由官方推动的 ‘思想解放 ’大约都不可能发展，也不可能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