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 基辛格 论中国为什么是论中国而不是论中国外交

中国,别来无恙――读亨利?基辛格《论中国》-牛bb文章网
中国,别来无恙――读亨利?基辛格《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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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已经90岁了。这是个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年龄,似乎无论多风起云涌的恩怨纠缠纷纭过往,都可看到极淡。1971年,美国大兵还在越南战场上被北越的地雷和人海战术搞得焦头烂额分身乏术,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密使踏上了这片古老的东方土地。随后的若干年里他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都有过深入的交往。“我欣赏中国人,中国人的耐性、敏锐、家庭责任感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最悠久的古老东方文化都成为全世界的进步风向标。”于是,《论中国》甫一问世,全球瞩目。著名社会评论家理查德?斯特亚克对这样一本全面论述中国的专著的评价是:“当你读到这样一本书时,你会比98%居住在中国的人,以及95%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人更了解中国。”的确,无论社会地位、亲密程度、政治关注度等各方面,基辛格都可以算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国通。他累计出访中国近六十次,以一个旁观者的冷静和政论家的高度关注着中美建交的曲折,台海危机、长三角和珠三角开发区的建立和发展,以及中国对世界政治经济框架的改变等所有细节。《论中国》中有几个醒目的关键词:孔孟哲学体系和融于孔孟之中的道家法家思想、《孙子兵法》已经成为了世界通用的商战教材,而发源于中国的围棋,其“舍小就大、不得贪胜、弃子争先、势孤取和”等高深的哲学思想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具体的事例和最佳注脚。他称毛泽东为“最深切融汇了中国各大思想流派精髓并学以致用的哲学王”,称周恩来为“平衡家”,而邓小平则被称作“最高的矮个子。开创的中国式经济模式简直可以算是最标准的经济教科书”。在一件件详实而有趣的事例阐述中,基辛格展现了一个政治家最精致的神思和美国式的开朗。鸦片战争时期,琦英与英军将领璞鼎查建立了深厚的私人关系,并时常请璞鼎查赴宴,而一旦需要与英国发生政治上的关系的时候,琦英便利用这种看似深厚的个人关系拖延敷衍;中美建交时,作为中方代表的琦英又受到了与璞鼎查一样的待遇,更多的时候是在各地参观,正事上则能拖就拖,一直拖到了整个局势都向着对中方有利的方向上发展时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会谈。这种“中国式的太极手”看似消极无赖,其实深得中国儒家处世哲学的精义。基辛格的描述风趣幽默,既不失传奇色彩又符合史实,更透着作为职业政治家的客观冷静的哲学思辨。中国人看似古板僵化的手段总能大巧若拙地完成预期目的,惟妙惟肖地把政治当做所有读者的开胃菜。基辛格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又是具有西方式幽默风格的特殊写手。读纯政治化的《论中国》就像在读传奇故事。他可以“中西荟萃”地触到中国的历史泪点又能搔到所有人的痒点,勾勒了中国这个古老而劲道十足的国家风云百年的大图画。更难得可贵的是客观地摆正了一个观念:中国威胁论不成立,与中国交好共创“和谐世界”才是最实用的外交政策,整个世界都需要“打理包袱前去寻一个中国”。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给足了中国理由:强大并继续强大着;给足了西方理由:利益最大化的直接办法是,亲近中国。(编辑 张秀格 )欢迎您转载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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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作者:【美】亨利·基辛格/出版社:企鹅出版社/出版日期:2012年4月
基辛格作为美国外交领军人物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看待自己领域时所具有的深远历史纵深目光,而不为现实的利益所遮蔽。他最著名的理论性书籍《大外交》,从西方认定的国际外交产生的年代开始论述,直至冷战结束,其历史阶段横跨350年,涵盖六大洲四大洋。他的新作《论中国》也以宏大的题目为开端。有趣的是,时间范畴却大大缩短。虽然基辛格试图将时间跨度延伸至持续数千年的中国与周边藩属之间的“朝贡体制”。但是这些论述却只占了全书的十八章当中的头三章。他的重点在于描绘新中国60余年来的外交路线。因此,《论中国》的准确含义,其实在于论述美国人视角当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理念和路线。有鉴于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当中尚无全面的集理论与实践于一身的中国外交研究性书籍,本书对于美国职业外交人员和国际关系研究者来说,具有的重要历史价值和参考意义不言而喻。
作为作者亲身经历,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外交是本书论述的重要部分。作者的注意力尤其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在介入朝鲜战争前后,中国外交的决策过程;第二,在中美建交谈判期间,中美之间的互信与交流;第三,中国在与美国建交谈判与建交之后的非联盟但是互相合作的关系。基辛格先后与中国四代领导人见面会谈,第二项活动更是亲身参与,因而熟知外交流程与细节。在具体史料的支持之下(也包括中国学者发掘的史料),基辛格对于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过程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充分论述了新中国在决定介入战争之前的两难状况,这样就反驳了目前一些关于“朝鲜战争是意识形态战争”的不确切结论。
基辛格的哲学观当中秉持保守主义观点。他即使不认同精英改写历史这一观念,至少也赞同精英对于历史的重要影响。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论中国》一书当中。他与中国四代领导人的会见与交谈,从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本书的许多实质性内容,使本书有时候不像在阐述外交战略,而是在回忆往事。这本身增加了本书的可读性,使之不像《大外交》那样佶屈聱牙,各种逻辑论述让人眼花缭乱。基辛格总结了的中国三代领导人的领导特点:“江泽民……热情而不拘礼节。毛泽东是从奥林匹亚山巅俯视谈话对象……邓小平会打断讨论,直奔主题。”这些都是长期对华外交当中得出的精彩总结。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正如《纽约时报》书评所言,《论中国》从一个美国职业外交官以及研究者的角度考察了中国外交的“内部运行机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视角起到了改变外界对中国外交偏见的作用。
在回忆自己与中国外交生涯的同时,基辛格将新中国60余年的外交政策以及对美外交做出了总结。他认为中国领导人自1970年代以来的外交理念,一直是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之下与美国维持既合作又有所保留的路线。基辛格对于这样的外交路线大体持肯定态度。这不是因为基辛格本身习惯于与中国外交进行互动,而是出自其根深蒂固的“均势外交”理念。一个愿意在国际外交游戏规则范围内独立行动的中国,虽然并不能够在每件事情上都能够保证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是它能够使自己的行为具有可预测性,不至于使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出现大的动荡,影响到全世界外交的均衡。而且中国在国际外交当中本身所具有的均衡作用,深得基辛格赞赏。
基辛格担心,冷战后的美国因为一霸独大,干涉主义横行,导致其在全球权力的分散。这与基辛格所追求的动态外交平衡理念并不符合。《论中国》当中的后记,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份后记,它提出了“太平洋共同体”的概念。其主导思想是中美在国际关系当中合作将压倒竞争,然而竞争并不会消失。这种观点实际上与中国外交思想界主流不谋而合。换言之,即将年届九旬的基辛格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一直持坚守“接触”而非遏制的观点,并将中国认为是可以长期合作的伙伴。至今他仍旧未超越这一观点。但这也似乎使基辛格本人避免谈及中国更多的内政,使之锋芒略微内敛。《论中国》因此成为一种理念和史料上的陈述,以及立场的重申,不及《大外交》里的富有洞见力的睿智多矣。这也许是该书本身立足时就有的一个缺憾。
(作者为《周末画报》资深记者)
责任编辑: 余茵基辛格论中国
导语:基辛格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文化学者。他谈传统、谈历史,都是为了解决当下与将来中美交往中的问题,并提供一种外交思路。因此,他并未深入地分析中国传统的文化类型,也未对历史上的中美邦交进行更为全面的考察,而只是作为历史现场中的目击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将他捕捉到的信息进行重组,以资来者。
作者: 【美】基辛格译者: 胡利平 林华 杨韵琴 朱敬文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作为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亨利&基辛格的名字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1971年,美国派出以他为首的秘密访华团,迈出了中美最高层交流非常关键的一步。在密访中国大陆四十年后,基辛格的新著《论中国》英文版由企鹅出版集团出版发行,《论中国》中文版的面世恰值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四十周年。《论中国》并非基辛格的中美外交亲历记或回忆录,作为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亲历者,基辛格愿意将自己参与其间的外交行为作为观察对象,他自己则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将中国作为美国未来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进行考察。
全书着墨最多的是中美如何从冷战环境下相互对抗甚至兵戎相见的敌对状态走向和解,如何为维护世界秩序、保障本国发展而积极合作的历程。这部分内容中的很多事件,基辛格都是历史的当事人,即便有些历史事件发生时他还未成为美国国家战略计划与外交事务的参与者,他作为观察者也有很多独到的见解。
在基辛格看来,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对立关系的形成与敌意逐渐消减的历史可以作为一面镜子,为今日的决策者提供思路上的帮助。共和国建立时,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出建立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的美中新关系恰巧符合两国利益,朝鲜战争爆发,打乱了东亚地区的战略格局,才造成了共和国在外交上向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局面,事实上这只是为了与美国对抗才做出的选择,并不意味着共和国与苏联阵营存在根本的共同利益。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美中两国内部政治格局与东亚局势都发生了改变,两国才重回到艾奇逊所规划好的道路上。
如果当时在东亚不存在中美之外的强大势力,中美两国是否会走向和解?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审视中美关系的思路:在中美互不侵犯的前提下,假如东亚世界某个极具战略意义的国家政局发生变化,并牵动中美国家利益的冲突,解决冲突的最好办法,要么是两国都不率先进行军事介入,要么是杜绝中美之外的任何强大力量介入其中,以免出现复杂的三角关系。
在书中,基辛格多次强调坚持&平等&与&务实&这两个原则的重要性。中美外交中,曾有过不平等与不务实的情况?
基辛格提出中国外交失误中本国传统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战略思维、制夷策略对古代中国的外交策略影响甚深,在外交方面,中国决策者既有以宗主国自许的傲慢,又有利用某一外邦作为牵制另一外邦的外交手腕,这些表现都是以儒家的等级秩序观念为基础的。一旦自身的实力不足以称雄,他们就会按照独特的战略观来经营势力,这种战略观是一种整体思维,并且强调在对峙中不求速胜、重视实力对比中渐变的作用。基辛格以18世纪末著名的马嘎尔尼使团在中国遭遇挫败事件为例,对清国以&天朝&自居而无视外交活动中的平等原则,以及在涉外谈判中更多从其宗藩体制出发而不求务实的情况进行了解析。
对外交事务极其敏锐的基辛格感觉到,共和国领袖们的身上依然部分存留着中国传统的制夷策略、战略思维与宗藩观念。这种描述不假,但不准确。毛泽东身上有中国传统决策者的特点,特别是其善于利用他国间的矛盾为共和国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做法,几乎就是古代&以夷制夷&的现代翻版;他对亚洲格局的设想,也颇有重建宗藩体制的意味。不过,从邓小平开始,情况出现了变化。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最高决策者的神秘色彩在邓身上仍有体现,但在外交场合,他能够坚持平等原则,注重务实,而这种外交态度也被之后的共和国决策者所继承。
基辛格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文化学者。他谈传统、谈历史,都是为了解决当下与将来中美交往中的问题,并提供一种外交思路。因此,他并未深入地分析中国传统的文化类型,也未对历史上的中美邦交进行更为全面的考察,而只是作为历史现场中的目击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将他捕捉到的信息进行重组,以资来者。
他十分关注&中国崛起&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在外交角度,他看到共和国谨慎地强调&和平崛起&对东亚与世界的益处,并在各种场合表现出和平的态度;在具体外交事件中,维护国家战略与国家利益使共和国不时表露出强硬姿态。同时,他也注意到在共和国内部呼吁在亚洲乃至世界确立强势地位的思潮。基于各种现象,他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中国强大后,中美在亚洲是否会有不可调和的冲突?
一战发生前,英德两国在欧洲大陆的利益出现冲突时,英国外交家艾尔&克劳提交给政府一份备忘录。备忘录中指出,基于国家利益的结构性冲突必将导致英德矛盾的不可调和。
基辛格强调,如果将国家利益的摩擦视为不可调和,冲突就在所难免,那只会出现零和博弈,即最终依然只有一个超级大国。如果承认摩擦不可避免,但可以通过外交努力进行策略上的调整,使摩擦控制在两国都能接受的范围,就会维持和平局面。
在他看来,能否避免克劳所预言的结果,主要在于两国能否将中国崛起过程中出现的利益摩擦视为可以解决的问题。他承认,随着共和国的强大,中美之间在国家利益上必然会出现摩擦,不同的体制与国家治理方式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放大这种摩擦。
他还注意到&崛起&背景下共和国内部的某些舆情,如《中国梦》和《中国不高兴》等所反映的国家观与对美情绪,特别是这种情绪中反映出的零和博弈思维与克劳备忘录的共同点。对此,他一方面表示了对这种看法未被政府采纳的庆幸,另一方面也不无忧虑。他的庆幸与忧虑,都带有一种美国式的天真,他对共和国内部出现的思潮理解有些简单化,而且出现了误读。在中国大陆,要求政府在对外事务上立场强硬的呼声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曾有过爆发,当时的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搅动了民族主义情绪,而《中国不高兴》只不过是在新时期下步前者之后尘。这两部相隔十年的畅销书,都不过是为经济利益而煽动、取悦受众的劣作,而其受众对&说不&、&不高兴&的呼应更多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对国家外交政策并无有效影响。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中美间历次大事件中,共和国内部民族主义的高涨与国家的处理策略之间的关系,例如1999年轰炸共和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2008年四川大地震后美国女演员莎朗&斯通的&报应&言论事件等,而这些才是真正值得进行深入研究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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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是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唯一一部中国问题专着。他以一位资深外交家和思想家的视角,分析和梳理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传统,从围棋文化与孙子兵法中探寻中国人的战略思维模式,特别是试图揭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决策机制,以及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抗美援朝、中美建交、三次台海危机等等重大外交事件来龙去脉的深度解读。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基辛格博士还在书中记录了自己与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代中国领导人的交往。
  《论中国》
  作者:[美]亨利·基辛格
  出版: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年10月
  定价:68.00元
  基辛格,美国前国务卿,20世纪美国最着名的外交家。1971年7月,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秘密特使访华,为中美建交开启了大门。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955年9月,在访问过前苏联之后,西蒙娜·德·波伏娃和她的丈夫让·保罗·萨特从莫斯科坐飞机来到北京。她在1954年刚刚因为《名士风流》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即使抛开这个奖项,她和丈夫也早已跻身欧洲最重要的知识分子行列。正如那个时代流行的风潮,这对着名夫妇也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那些坚持自由主义的欧洲知识分子如雷蒙·阿隆,则是不受欢迎的保守者。一句流传的话说:宁肯跟着萨特错,也不要跟着阿隆对。
  中国的1955年对于这些访问者而言也是个合适的年份。至少在表面上,中国赢下了抗美援朝战争;早些时候的一江山岛登陆也证明了内地对台湾地区的威慑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合作化泡沫尚且没有破灭;大规模的反右也尚未开始。从各方面来看,这都是个奇迹之国。以文盲消除率为例子,波伏娃写道:“据估计,解放后,有1000多万成年文盲学会了读、写和用算盘计算。1956年春,年轻一代和相对年轻一代脱离了两亿文盲的队伍,4.5亿人接受了教育。”“如果不了解中国,看到这些数字,谁都会认为这是盲目乐观。”波伏娃说。
  这些句子出自波伏娃1957年出版的《长征》,这本书还有个副标题,名叫“论中国”。它是波伏娃对中国几座城市45天的访问,再加上查阅无数资料之后的产物。1959年《长征》被翻译成英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是研究新中国的必读书之一。”
  波伏娃否认自己在中国的旅行是一次“对外宣传”的产物。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出“到中国来看一看”的邀请。她和萨特的旅行是这种邀请的产物。波伏娃说,“在接受邀请时,我没有签订任何契约”;在旅行时,她可以随意出行,和普通人交谈;她也不想看到一个“被官方的乐观主义所极大粉饰的中国”。
  即使是今天读这本波伏娃的论中国,你也会赞叹她在文字间不经意流露出的洞见。比如她描述北京:北京不是以市中心为一个城市的吸引力的核心,“它的市中心不是吸引人的地方,而是排斥人的场所,人们不能接近宫殿。”“北京尽管古老,却没有历史。巴黎的历史,是巴黎人民的历史,而北京的人民从来没有作为一个整体存在过……由于北京缺乏资产阶级,从来就没有一个拥有自己的市政管理部门的城镇,从来就没有一个组织,也没有达到自治。”
  她在中国拜访了大量的作家,比如老舍、曹禺和丁玲。尽管她尽量去理解他们,但作家的敏锐已经让她发觉这些作品最致命的弱点:“有一个现象让我感到震惊:在大多数小说中,批评和否定的前一部分都比通往光明结局的后一部分要好很多。无论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是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突然出现了一个”正面英雄“,党的一个干部,他一下子克服了所有的困难,轻易得让人不可思议。”
  但是,虽然《长征》中的一些言辞透露出波伏娃对中国的洞察力,其中的绝大多数言辞也成为当时中国改变自己外界形象的努力的一部分。这些判断在今天看来会让人哑然失笑。比如,在谈到中国的少先队员和儿童教育时,波伏娃写道:“硬说新中国是极权制,看到在北海公园里跳圆舞或在爬景山的少先队员就联想到希特勒的青年团,这样的人肯定有成见……至于向儿童‘灌输某种思想’,我认为,当然要教育他们热爱祖国,教他们与他们所生活的地方的制度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到处不都一样吗?”而在谈到中苏关系时,波伏娃说:“苏联有理由希望在它的旁边,有个强大的中国。这同时也说明,它的利益与中国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这时距离中苏关系恶化不出3年。
  这本《长征:论中国》也遭到了历史的报复。当它的中文译者胡小跃2006年试图在中国翻译出版这本书时,他发现甚至出版方伽利玛出版社也仅有几本留作档案的保存本。波伏娃的各种作品在随后的岁月都有再版,而唯有《长征》例外。它当然是一份很好的历史的记录,但在出版方看来,却可能是波伏娃光环上的阴影。当然,也不会再有人看一个作家在50多年前对红色中国的辩护。随后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种辩护是多么脆弱。
  从马克·波罗起程前往大汗之国开始,西方的旅行者、传教士和记者们写就了数量不菲的关于中国的作品。其中有些迅速被人遗忘,有些轰动一时,更有一些不仅仅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还影响到了中国自身对自己的看法。比如,鲁迅的写作就深受《中国人的素质》一书的影响,它的作者是一名传教士亚瑟·史密斯。
  这些作品的优势在于,旁观者自然而然地具备了局内人无法拥有的视角与眼光—就像忙忙碌碌的金鱼永远无法意识到自己生活在鱼缸之内,但旁观者一眼就洞穿了全部的真相和其包含的荒谬。他们的劣势则在于,他们永远不是真正的局内人。他们还容易受到自身喜好的影响。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数字和场景,再加上他们根深蒂固的立场,就足以让他们得出与真实不同的结论。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以它在消除贫困和提高识字率上取得的成就,让已经是共产主义同路人的波伏娃为之目眩。
  时间过去了55年,亨利·基辛格出版了又一本名叫《论中国》的书。在世的以中国作为写作对象的人中,勇敢到以“论中国”作为自己作品的名字的,可能就唯有基辛格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重要性。是他和尼克松一起让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展开对话。他见过毛泽东和周恩来,同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也都保持着相对友好的关系。这让他在自己的书中可以时不时地对中国的这些领导者和他们的时代指点评论:
  “邓小平时代是试图弥补失去的时间。在这个时期,有一种特别吃力的感觉,人们对中国的失策也有一种几乎无辜而窘迫的情绪。江泽民表现出毫不动摇的自信和温和,但他执掌的中国仍在从国内危机中复苏……”
  和波伏娃一样,他不是一个缺乏洞察力的人。他也不算是个坏作家。基辛格的《论中国》更像是一本简明的中国现代史,再加上他由于身居高位从而可又得知各种政治领袖一手秘闻。同样的,他也面对着中国炫目的成就,而且这种成就可能比波伏娃所面对的要更加让人印象深刻:一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一穷二白”的国家,经历过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他杰出的现实主义的头脑,再加上他目睹的经济奇迹,让他开始体会所谓“中国的独特性”。
  “试图从外部改变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国家的国内体制,有可能带来始料不及的严重后果……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对政局混乱的担心是不合时宜的。”基辛格写道。
  当然,让中国人走中国人自己的路,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观点,无论是史景迁还是芭芭拉·塔奇曼都曾经在描述过西方人如何凭借热情试图帮助中国之后,得出这个结论:最好还是把中国留给中国自己。但基辛格的判断显然要更进一步,而且更为大胆。
  书的结尾是他的一个愿望:“当年周恩来总理和我就宣布我秘密访华的公报达成一致时曾说:‘这将震撼世界。'40年后,倘若美国和中国能够同心协力建设世界,而不是震撼世界,那将是何等大的成就啊!”
  这几乎是所有人的愿望。当然,这不能保证基辛格的《论中国》就能交上好运,不被后来者视为一本表象之书—充满了对现实的片面理解和错误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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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人自己编辑的 应该是完整版
这个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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