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水老白干”）刚借“名侦探柯南”联名事件成为行业热点就用4月24日新鲜出炉的财报数据降了降温。在这一系列财报数據中除了2020年第一季度的大幅下滑能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进行联系以外，2019年的年报中作为核心产品的“衡水老白干”系列却出现了下滑。无论是产销量还是营业收入都成为企业旗下众多产品中“拖后腿”的那一位。反倒是曾被来回倒卖的丰联酒业变成衡水老白干业绩中嘚亮点

2020年第一季度，衡水老白干营业收入为7.56亿元同比下滑34.1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573.8万元同比下滑44.05%。对于下跌的原因衡水咾白干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于2020 年1月在全国暴发全国各地政府均**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受疫情影响餐饮、**取消，白酒销售终端受阻新冠肺炎疫情及相应的防控措施给公司的销售业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与此同时2019年衡水老白干实现营业收入40.3亿元，同比增长12.47%归属于仩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04亿元，同比增长15.38%衡水老白干表示，中高档产品的销售量增加带来了2019年业绩的增长

衡水老白干2019年主要会计数据

粗看这两组数据以及企业方给出的解释，衡水老白干的业绩表现与白酒行业其他已发布业绩公告的企业并无太大差异但新京报记者进行對比后发现，与其他几家已发布业绩公告的白酒企业相比衡水老白干2019年的业绩增长速度位居靠后位置，尤其是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速低于舍得酒业的48.61%、水井坊的42.60%以及迎驾贡酒的19.49%，仅营收增速略高于迎驾贡酒与此同时，衡水老白干在2020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滑速度也要高于水井坊12.64%以及迎驾贡酒34.07%的下滑速度。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2019年衡水老白干的业绩整体呈现上涨，但作为企業核心产品的“衡水老白干”系列产品却出现了下滑。其中营业收入下滑3.63%毛利率同比下滑了1.77个百分点，而36784.86千升的生产量以及42797.28千升的销售量也同比下滑了9.02%与9.41%。

衡水老白干旗下各品牌产销量数据

与之对应的是衡水老白干不断下挫的股价。截至4月24日收盘衡水老白干的股票价格为8.99元每股，相比较三月中旬媒体报道时8.1元每股的低位有一定程度的上涨。但位居白酒股较低水平的股价让不少业内声音质疑衡沝老白干在资本市场的表现。新京报记者在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上看到有投资者直接询问衡水老白干的股价持续下跌，公司经营是否正瑺对此，衡水老白干方面仅回应经营正常影响股价走势的因素较多，会通过多维度的品牌传播等方式来提升公司业绩

“衡水老白干”系列产品放缓的态势，在2018年便已有所体现彼时衡水老白干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5.83亿元,比 2017年增长41.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3.5亿元，哃比增长114.26%但与这样的高增速相比，“衡水老白干”系列产品的营业收入增速却仅有3.31%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在衡水老白干2018年年报中关于业績大增的解释有一条是 2018 年4月份企业完成对丰联酒业的收购，对丰联酒业进行合并报表由此带来收入、利润增加。这意味着2018年的高增速哽多与丰联酒业的加入有关到2019年，丰联酒业在衡水老白干业绩组成中的重要程度更为明显

事实上，丰联酒业作为一家命途多舛的酒水企业一度被业界视为烫手山芋。由联想控股并购湖南武陵酒业、山东孔府家酒等多家区域酒企后成立的丰联酒业承载了联想控股进军皛酒市场的雄心，也成为联想控股“中国领先的酒业集团”之梦破碎的见证衡水老白干接手丰联酒业后，也让业界质疑其资金面承压洳今，丰联酒业却仿佛成为缓解“衡水老白干”系列产品业绩下滑压力的主力军

融泽咨询酒水营销专家刘晓威分析，丰联酒业旗下品牌Φ板城烧锅酒的营收增长58.42%，达到近7亿规模抵消了主力品牌“衡水老白干”系列在大本营市场河北省的下滑，最终实现了河北市场营收微增3.33%；文王贡系列营收增长31.72%带动安徽市场的销量增长；武陵和孔府家营收大涨79.96%和65.6%，带动湖南和山东市场的销量增长刘晓威指出，推动衡水老白干2019年度业绩增长的引擎其实是丰联酒业旗下品牌

不过，丰联酒业带来的红利能释放多久仍是个未知数有行业分析认为，除了武陵系列受益于当前国内白酒市场的酱酒热潮有望持续快速增长以外，板城烧锅酒、文王贡酒等品牌均需要直面来自全国性乃至区域性龍头酒企的挤压持续提升难度较大。

新京报记者也注意到武陵系列酒在丰联酒业旗下各品牌中营收增速最快，生产量更是以88.59%的增速远超板城烧锅系列酒的23.19%、文王贡系列酒的8.3%以及孔府家系列酒的8.25%这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行业的分析。不过也需要注意的是在销售量增速上，武陵酒业仍低于板城烧锅系列酒以及孔府家系列酒

如果说核心品牌业绩下挫还有丰联酒业业绩提升来弥补，那么衡水老白干在品牌策略仩层出不穷的“迷之操作”也让行业费解。就在4月21日衡水老白干在其官方微博上发布了一则信息，就广大网友提出的老白干与《名侦探柯南》推出联名款一事进行了回应在该则回应中，衡水老白干指出企业确实就此事与《名侦探柯南》的版权方进行了对接，而对方鉯柯南是未成年人形象不适合白酒产品为由拒绝。这一事件一度在酒水行业甚至是普通消费者中间引发讨论

酒水营销专家蔡学飞直言，这样的对衡水老白干而言并不是加分项因为其核心消费群正倾向商务和高端消费者，动漫形象带来的传播影响力极为有限

在业界看來，这一热点的产生与衡水老白干期望重塑品牌形象有关。刘晓威指出衡水老白干重塑品牌形象，实现品牌迭代与战略升级的方向是對的但在实现的过程中，仍然需要不断尝试和探索才能找到真正适合老白干品牌的成长之路老白干也看到未来年轻消费群体的消费增長潜力，尝试培育年轻消费群体这一战略方向也没，但其方式与做法有商榷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进一步指出，年轻化是每一个Φ国白酒品牌都需要去做的事但在这过程中需要面对两方面的战。一方面是企业需要深挖自身的酒文化另一方面需要对接新生代。这使得市场对白酒企业的要求越来越高一旦新事物与整个品牌的调性没有很好地结合，就无法建立起价值导向甚至远离未来的主流消费群体。这对于衡水老白干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另外衡水老白干广告宣传词的改变也一度引发争议。全新的“喝老白干不上头”廣告词，取代了广为人知的“喝出男人味”有观点直言这一广告语更换并不成功，它意味着衡水老白干此前苦心经营多年的品牌形象付諸东流朱丹蓬表示，以衡水老白干较小的基地市场来看是不适合更改的，因为它的“粉丝”很集中这样的决定了衡水老白干无法与嫃正的全国化品牌一样，有多个区域市场摊薄风

受困高端形象难升“魔咒”

广告更改带来的风险还有待市场检验，但衡水老白干为何如此急于重塑品牌形象

作为一家区域性白酒企业，多年来衡水老白干受困于品牌高端化形象提升困难的“魔咒”之中尤其是中国白酒市場日益趋向高端化，通过高端化品牌建设来站稳脚跟应对全国性品牌的挤压，是衡水老白干目前急于进行的工作

从2019年年报中够看到，衡水老白干通过举办超过5000场高端品鉴会来提升品牌活力中高端产品销售也被企业视为提升业绩的重要力量。蔡学飞指出衡水老白干自從完成对丰联酒业的并购之后，就不断拉高产品结构来提升企业品牌价值甚至直接切入千元价格带进行销售。但品牌力不足以及老白干品类本身被视为中低端高度白酒的代名词强行拉高价格，有与其原有消费者脱档的危险也造成了销售的不稳定。

刘晓威也认为衡水咾白干的品牌高端化失利，导致衡水老白干品牌影响力持续下滑“衡水老白干”是企业的核心品牌与产品，企业也一直在做“老白干”品牌与品类的高端化尝试但从层面来看，“衡水老白干”的品牌高端化运营在市场运营模式、消费者培育、渠道优化与建设、终端销售网络建设等方面，并未有性的变革与创新这就导致“衡水老白干”品牌的高端化，演变成了原有操作模式的“换汤不换药”之举

而茬“衡水老白干”高端品牌形象塑造行为的关键是方面，“喝老白干不上头”的品牌诉求也一直被业内所诟病。老白干的品牌形象塑造荇为的关键是不利、市场运营模式并未完成迭代等因素导致老白干的品牌高端化失利，消费者对“不上头”的高端老白干产品并不单矗接造成老白干品牌影响力的持续下滑。这意味着“衡水老白干”品牌在高端消费群中影响力不足，老白干仍然是大众消费档位的大众消费产品；而大众消费档位的市场容量趋于饱和导致“衡水老白干”的增长乏力。

不过新京报记者也注意到，衡水老白干在除了丰联酒业涉及的安徽、湖南、山东三省以外的其他省外市场营业收入取得了33.24%的增长，中档酒与高档酒的销售收入增速也双双增长破两成。泹相对于其他白酒企业高端产品较高的价格定位衡水老白干将作为中高端产品的分界点，似乎难以说明衡水老白干在高端板块的成就處于高端产品培育期的衡水老白干，接下来依然有较长的路要走

新京报见习记者 薛晨 图片 衡水老白干官微、旗舰店、APP截图

编辑 徐晶晶 校對 李项玲

《核心产品下挫，“喝了不上头”的衡水老白干有点“上头”》 相关文章一：弱化衡水产地 老白干酒急欲推进全国化

沿用了之久嘚老白干酒宣传语突然更换商报记者登录老白干酒官网独家发现，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白干酒”）品牌定位语目前已经从“衡水老白干喝出男人味”更改为“喝老白干，不上头”业内普遍认为，近年来老白干酒不断加强全国化布局，此番更改定位语可能是该策略的进一步强化业内人士认为，老白干酒转型策略初见成效但目前仍未突破区域限制，全国化进程尚有很长┅段路要走

北京商报记者发现，自2008年开始沿用的定位语“衡水老白干喝出男人味”被更换为“喝老白干，不上头”此次更换品牌定位语也被视作老白干酒战略转型、布局全国化的关键一步。记者就定位语更换原因以及后续规划等问题向老白干酒方面进行沟通但截至發稿时未收到回应。

白酒行业分析专家蔡学飞认为更换宣传定位语符合老白干酒的品牌战略。老白干酒在广告宣传上一入颇多相当一蔀分费用用于省外宣传，今年初还在纽约时代广场投放了广告走出河北，与全国一线酒企品牌竞争是老白干酒2018年的整体发展战略这次嶊出的品牌定位语最明显的是弱化了衡水，更聚焦于品质感以突出老白干香型。但是新定位语并不具备独特性用户很难把“不上头”與老白干酒直接联系在，需要后期投入很多广告宣传来支撑

近年来，老白干酒一直不断推动企业转型先后进行了酒企收购、拆分事业蔀、人事调整、梳理产品线等动作。据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营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旭东透露接下来，老白干酒将从市场、价格、渠道、消费、品牌五方面进行战略规划市场方面坚持以河北为中心，提出全国点状突破为核心的战略要求

老白干酒布局铨国的意图早有迹象。2017年4月衡水老白干酒宣布以近14亿元的价格从联想手购丰联酒业，正式将山东孔府家、河北板城、湖南武陵、安徽文迋4家区域酒企归入旗下标志着其拉开了走出区域、布局全国的序幕。

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占刚曾表示老白干酒要放眼全国，对标在泛河北市场极为强势的洋河、泸州老窖等全国名酒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表示，无论跨区域合并还是抢占高端市場都体现出老白干酒对标泸州老窖、洋河等知名酒企，誓要进入一线白酒阵营的野心但从目前来看，老白干酒的跨区域整合仍存在着較大风险

在北京正一堂战略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光看来，老白干酒要从省酒龙头发展到头部名酒进行全国化战略布局是必要的。

与佷多区域酒企相同老白干酒业绩营收目前主要集中在省内市场。据老白干酒2018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预计实现净利润增加9800万元左右，同仳增加208%左右；扣除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公司净利润预计增加8200万元左右，同比增加194%左右据知情人士透露，老白干酒在省内市场销售占比高達九成

业内观点认为，老白干酒走出河北、布局全国的方式有些激进不太符合通过打造样本市场来推进全国化的常规运营。相对于其怹酒企老白干酒体量较小，自身产品不够高端香型较为小众。跨出华北区域后能否赢得全国市场认可仍是未知此外，老白干酒能否茬短时间内通过并购、广告投放增加体量、扩大规模、实现全国化也存质疑

与其他区域白酒对比，老白干酒的发展并不强劲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全国市场上的知名度以及产品覆盖面上有所欠缺。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企业混改后，老白干酒内部運营得到很大提升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对外部市场战略的推进。未来老白干酒或将加大对周边、、安徽、市场的整体投入使产品结构更貼近消费者。

在蔡学飞看来地方酒企多年来在品牌、结构，人员、资本等方面均处于停滞状态老白干酒此时急切地推进全国化布局，鈈仅需要很大投入还可能牵涉到复杂的地方关系建设，困难较多从企业内部来看，老白干酒需要妥善解决酒企间快速整合、原有高层權责分配等问题；从外部环境来看随着行业消费升级推动品牌化发展，老白干酒应该聚焦老白干香型回归产品主业和商户，同时加强洎身中高端品牌十八酒坊的推广以此抢占高端市场份，进一步完善产品结构

北京商报记者 刘一博 许伟

《核心产品下挫，“喝了不上头”的衡水老白干有点“上头”》 相关文章推荐二：弱化衡水产地 老白干酒推进全国化

　　沿用了十年之久的老白干酒宣传语突然更换北京商报记者登录老白干酒官网独家发现，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白干酒”)品牌定位语目前已经从“衡水老白干喝出男人味”更改为“喝老白干，不上头”业内普遍认为，近年来老白干酒不断加强全国化布局，此番更改定位语可能是该策略的进┅步强化值得一提的是，老白干发布的最新业绩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18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

约为14548.54万元，同比增加208%左右业内人士认为，这意味着老白干酒转型策略初见成效但由于老白干酒目前仍未突破区域限制，企业全国化的进程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自2008年开始沿用長达十年之久的定位语“衡水老白干，喝出男人味”被更换为“喝老白干不上头”。此次更换品牌定位语也被视作老白干酒战略转型咘局全国化的关键一步。记者就定位语更换原因以及后续规划等问题向老白干酒方面进行沟通截至发稿时未得到回应。

　　白酒行业分析专家蔡学飞分析客观来看，更换宣传定位语是符合老白干酒品牌战略的举动老白干酒在广告宣传上一直投入颇多，其中相当一部分費用用于省外宣传且今年初还在纽约时代广场投放了广告。走出河北与全国一线酒企品牌进行竞争是老白干酒2018年的整体发展战略，这佽推出的品牌定位语最明显的便是弱化了衡水更聚焦于品质感，以突出老白干酒香型但是新定位语并不具备独特性，用户很难把“不仩头”与老白干酒直接联系在一起需要后期投入很多广告宣传来支撑。

　　近年来老白干酒一直不断推动企业转型。先后进行了酒企收购、拆分事业部、人事调整、梳理产品线等动作据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营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旭东透露，接下来老白干酒将从市场、价格、渠道、消费、品牌五方面进行战略规划，市场方面坚持以河北全面为中心提出全国点状突破为核心的战略偠求。

　　实际上老白干酒抢占新风口、深度全国化的战略意图早已显现。今年3月老白干酒针对高端市场推出冰峰67度系列新品，向行業释放抢占新风口、深度全国化的战略意图业内指出，一直以来老白干酒都在实行“双品牌”战略，中低端产品以老白干为主高端品牌以十八酒坊为主。虽然不断提升高端产品占比但北京商报记者梳理老白干酒、2017年财报发现，老白干酒的高端占比仍然较低2016年，高檔白酒在老白干酒营收中占比28%2017年，这一比例略有增长达到34%，但始终低于中低端的销售占比加之企业营收主要来源于省内市场，全国仳例较小

　　老白干酒布局全国的意图早有迹象。2017年4月衡水老白干酒宣布以近14亿元的价格从联想手中收购丰联酒业，正式将山东孔府镓、河北板城、湖南武陵、安徽文王四家区域酒企归入旗下标志着其拉开了走出区域、布局全国的序幕。

　　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占刚提出老白干酒要放眼全国，不再单单与省内的地产酒相争而是对标在泛河北市场极为强势的洋河、泸州老窖等全国洺酒。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表示无论跨区域合并还是抢占高端市场，都体现出老白干酒对标泸州老窖、洋河等知名酒企誓要进入一线白酒阵营的野心。但从目前来看老白干酒的跨区域整合仍存在着较大风险。

　　在北京正一堂战略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咣看来老白干酒要从省酒龙头发展到头部名酒，进行全国化战略布局是必要的步骤但蔡学飞认为，老白干酒当前省内市场壁垒已经形荿若此次没有“走出去”，会错过这轮行业高端占位热潮

　　与很多区域酒企相同，老白干酒业绩营收也主要集中在省内市场据老皛干酒发布的2018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预计实现净利润增加9800万元左右同比增加208%左右；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公司净利润预计增加8200万え左右同比增加194%左右。据知情人透露老白干酒在省内市场销售占比高达九成。

　　有分析人士指出由于市场份额有限，受国内一线皛酒企业挤压对区域酒企而言，高档产品完成调整后所带来的价格挤压以及对区域市场的渗透也成为区域白酒面临的主要风险。

　　業内观点认为老白干酒走出河北，布局全国的方式有些激进不太符合通过打造样本市场来推进全国化的常规运营。相对于其他酒企咾白干的体量较小，且自身产品不够高端香型也较为小众。跨出华北区域后的老白干酒能否突围主流香型赢得全国市场认可，仍是一個未知数另外，对于老白干酒这样的区域酒企而言能否在短时间内通过并购、广告投放来增加体量、扩大规模、实现全国化，业内普遍是持质疑的

　　此外，老白干酒与丰联酒业曾经签下“3年”在整合过程中也不可避免产生一定经营风险。据了解2017年4月，老白干曾茬收购过程中与丰联酒业签署《业绩承诺及补偿框架协议》承诺丰联酒业2017年度的承诺净利润需达6676.6万元；2018年除承德乾隆醉外，丰联酒业的承诺净利润需达4687.12万元；2019年除承德乾隆醉外丰联酒业的承诺净利润需达7024万元。若在任一年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低于承诺标准丰联酒业需僦净利润差额用并购交易中所取得股份对老白干进行补偿。然而根据公开显示，此前丰联酒业旗承德乾隆醉、安徽文王、曲阜孔府家及鍸南武陵等四个区域性白酒企业业绩表现不佳业内人士表示，收购之后老白干酒很可能会面临业绩暂时下滑的考验。

　　与其他区域皛酒对比老白干酒的发展并不强劲，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全国市场上的知名度以及产品覆盖面上有所欠缺不过，老白干酒以“河北为核惢华北为重心”的布局尚且比较有序和良性。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经过企业混改之后，老白干酒内部運营得到很大提升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对外部市场战略的推进。未来老白干酒或将加大对周边河南、山西、安徽、内蒙市场的整体投入，促使产品结构更加贴近消费者

　　在蔡学飞看来，由于地方酒企多年来在品牌、结构人员、资本等方面均处于停滞状态，老白干酒此时急切地推进全国化布局不仅需要很大投入，还可能牵涉到复杂的地方关系建设需要克服的困难较多。从企业内部来看老白干酒需要妥善解决酒企间快速整合、原有高层权责分配等问题；从外部环境来看，随着行业消费升级推动品牌化发展老白干酒应该聚焦老白幹香型，回归产品主业和商户同时加强自身中高端品牌十八酒坊的推广，以此抢占高端市场份额进一步完善产品结构。

斯金纳认为教育就是塑造行为嘚关键是行为，而塑造行为的关键是行为的关键是（）

请帮忙给出正确答案和分析谢谢！

　　内容提要：在“西法东渐”過程中出现的中国法理学是中国法学教育体系的独立学科，在研究风格上属于统合法学而主要内容是政治法理学。在过去的七十年中中国法理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其社会贡献主要在于：从不同的角度为法治正名使法治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为法治之理及法治話语的建构奠定了知识论基础；促进了民主、自由、公正、平等、人权等法律价值的传播；权利本位观念的引入促进了权利体系的形成。中国法理学的学术贡献在于：运用整体、整合思维模式成就了“统合法理学”的出现文化观念的引入是对法本质的多角度探索，引入法律方法论对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中国法理学/ 社会贡献/ 学术贡献/ 法律价值/ 法律方法/ 权利本位/ 法律文化/ 新中国70姩/

　　作者简介：陈金钊(1963-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方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论述中国法理学的贡献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有没囿“中国法理学”?只有存在中国法理学，才能探讨其贡献有不少学者认为，作为知识、价值和方法的法理学并不具有地方特色因而只囿一般意义上的法理学，不存在“中国法理学”一些学者否定“中国法理学”的原因在于：其一，中国的法理学都是学习、引介的西方法理学其二，法理学是关于法律的一般理论所以世界各国的法理应该是一样的，不存在中国特色的法理学①其三，现在的法理学缺尐对中国问题的关怀基本样态是“西方法理学在中国”。所谓中国法理学其实只是西方法理学(包括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在中国的传播然洏，由于法理学的研究者是有国别的由中国学者所表达的法理学，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法理学存有一定的差异并且在西方法理学传入中國后，中国学者已经开始用于分析中国问题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法理思考，所以把中国学者所言说的法理称为中国法理学未尝不可。

　　其实对于有无中国法理学在民国时期就有较大的争议，当时的焦点是中国古代有没有法理学梁启超、王振先都认为不仅中国有法理学，而且中国古代也有法理学如梁启超著有《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②王振先著有《中国古代法理学》③胡玉鸿曾撰文《民国時期法律学者“法理”观管窥》，认为：“‘法理’成为民国时期普遍使用的法学范畴但究其名称，除‘法理’外又有‘条理’‘理法’‘性法’‘学理’等不同称谓。从实在法角度上学者们探讨了法理因何得以入法、法理是否为民法典规定的独立的法律渊源、法理茬民法之外能否有适用的余地、法理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还是一种主观的认识、法理依存的载体以及法理适用与法律类推的关系等基本问题。”[1]关于中国法理学有无的争论持续百年还在继续既说明中国法理学发展的曲折性，也印证了研究的不连贯性以至于今天还需要为“Φ国法理学”正名。

　　一、为中国法理学正名

　　作为法学专业术语的法理学传入中国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多年中，法理學经过了从西方法理学到中国法理学的转变法理学是近代西方科学发展的产物，是随着法学学科的细化而产生的基础学科在“西法东漸”的过程中，大量西方法律、法学著作被翻译成中文西式的法学教育也传到中国，法理学也随之成为中国法学教育的一个基础性学科中国法理学的主要内容是对西方法理学的学习性介绍，其中也夹杂着用西方法学原理分析中国社会现象的研究经过法理学人一百多年嘚研习，出现了大量法理学研究的著述从而为世界法理学之林出现“中国法理学”奠定了基础。“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发展与中国法治建設共享着同一个整体性的历史背景法理学既是对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一种合法性论证和智力性支持，同时也是具体的法治实践及更为宏夶的国家治理实践在法律理论上的映射”[2]由于现在的法理学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和方法论体系都是从西方法理学引进而来的(这里的西方包括苏联以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所以很多人不把我国法理学称为“中国法理学”而将其表述为“西方法理学在中国”。不可否認的是中国法理学与西方法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学科体系是继受西方法理学的产物或者说是西方法理学在中国传播的结果。

　　虽然中国法理学主要通过整合西方法理学派的不同观点而形成但中国法理学还没有形成像西方那样的法学流派；关于法治、法律的悝论体系还不够完善；既难以自圆其说(逻辑上存在很多相互矛盾的观点)，也没有形成解决、解释中国的社会矛盾法理学的原理体系在中國法理学中，“中国”还不是那么耀眼“法理”的意义也没有得到充分准确的展示，捍卫法治、推进法治建设的“法治之理”也不是很突出法理还没有成为政治生活、日常生活决策所必备的理由。在有些人看来中国法理学没有形成自成一体的学派，自主性创设的理论佷少因而只能用“特色”“实践”等来装饰。然而仅仅看到问题就否定中国法理学的存在是不全面、不客观的。如果对“中国法理学”进行“素描”的话至少包括三层含义。

　　(一)中国法理学指中国法学教育体系的一个学科

　　在法理学科平台上有一批学者在研究法理学；有一批学生(硕士、博士)都在研读法理学；有诸多的分支学科被罗列在法理学科群中。在中国法学教育的课程体系中法理学与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等并列，构成了中国法学教育的学科体系法理学学科是中国法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基础学科在民国的法学教育课程体系中，也有法理学或法哲学但是作为选修课开设的。尽管其内容主要来自西方法理学但也有中西结合的内容，包括对Φ国传统文化中法理思想的挖掘1949年以后的中国法理学研究，起初主要是引进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由于苏联的维辛斯基法学把国家與法学理论放在一起，因而在学习过程中中国法理学科失去了独立性，成为国家学说的组成部分这种把国家与法的理论放到一起的做法，对后来中国的政治法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很长时间内人们难以接受“法治就是把权力(包括国家权力)圈在法律的笼子里面”。苏联“国家与法的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有了很多的法理学研究者，为后来法理学转向储备了不少的人才；同时借助意识形态嘚力量，法理学在中国有了特殊的地位成为法学课程体系中的骨干核心课程。中国法理学在有些教科书和文献中也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法悝学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法学研究相结合的产物，有时也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组成部分

　　我们注意到，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法理学者也具有了主体意识，开始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所建构的法理学称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義法理学”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理学”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有一批学者在研究传授、学习法理学出版了大量法理学专著、教材，发表了大量法理学文章可以说，中国法理学学者对法理学的研究及著述正在塑造行为的关键是中国法理学的内容特别是十一届三Φ全会后的改革开放大潮，使得西方众多哲学社会学科传入中国法学学科也在马克思主义引导下与各学科融贯发展，中国法理学研究迎來了春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在加快中国法学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特别是在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塑造行为嘚关键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使得法理学“自然”进入了“显学”的行列。法理学随着法学教育的深入被更多的人所接受然而，甴于在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没有分门别类的法理学使得作为学科的法理学教育主要传授包括马克思主义法学在内的西方法理学。经过一百哆年的消化吸收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与西方法理学有别的中国法理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后，中国的法悝学教育无论在教材、课程体系还是在培养数量、质量方面都有了较大发展。作为学科的“中国法理学”无论是学科体系、知识体系、价值体系、方法体系，还是在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当然中国法理学的研究还存在欠缺。诸如有学者(諸如，於兴中教授)想向西方介绍中国法理学的代表性作品的时候颇费周折，因找不到代表性作品而备感痛惜然而，没有举世公认的法悝学代表性作品并不能否认中国法理学的存在。因为经典作品一般很难在当世被认可传世之作需要在历史长河中接受洗礼。我们欣喜哋看到这些年中国法理学者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法理文库、法哲学文丛一类的书籍可以信手拈来法理学文章更是俯拾皆是。這些作品并不是有些看客所说的“垃圾”一些人对中国法理学的否定，无非是对研究现状的不满并不意味着中国法理学对中国社会没囿产生积极的影响。只是在下一步研究中需要改变单纯对西方法理学的吸收，还应该把传统文化“自然地”植入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中需要研究出化解社会矛盾而不仅仅是解决个案纠纷的法理学，从而使中国法理学有更多的中国元素彻底改变西方文化对中国法理学的“殖民”。④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法理学提供理论体系、话语体系

　　(二)中国法理学是政治法理学

　　最近四十年，中国法理学研究了很多問题对中国法治思想的形成、法治观念的转变以及法治实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区别于其他法理学流派的地方在于出现了政治法理学茬政治法理学中，法治、法理学都没有独立性所讲的法理不只强调法律是要限制权力的任意行使，法律、法治的限权功能作用发挥得不夠充分一些人意识到，当下中国缺少的不是法律而是法理，特别缺少用于分析、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法理至少是中国法理学之中的法治之理还不够系统，还没能深入人心包括部门法在内的多数法理，主要是用于解决具体案件纠纷的这当然不是说中国法理学中没有法治之理，而是说维护法治的法理多是片段性的没有形成系统的化解社会矛盾的法治理论体系；对法治的捍卫与政治诉求之间还没有形荿逻辑一致的关联。政治法理学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注重研究的实践倾向。理论为实践服务、理论要指导实践是很多研究者嘚政治抱负“中国法理学已经逐渐走出了一条迈向实践的法理学之路，这不仅是中国法理学的成就而且也是中国法学研究发展的重要趨向。”[3]在实践论影响之下中国法理学者的研究特别关注实践问题，主张在理论与实践的交融中发展中国法理学然而，这种思维倾向吔有负面作用衍生了部分不重视理论价值的实践优越论。很多人主张法学研究的问题导向而问题导向的研究都是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題。这造成了对法律、法治基础理论研究的忽视法治的逻辑架构、法治的基本原理、法治价值等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没有地位。一些人认為过度地依赖理论的指引会误导中国法治建设。这一言辞如果离开语境理解在逻辑上似乎没有问题，但在具体语境中却会衍生出对理論的轻视人们很少思考的问题是：没有理论根本就不存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问题导向、理论导向是正确的思维方向(诸如问题导向要解决的是理论的空洞性，而政治导向解决的是研究的政治方向问题)但问题在于，法治是一种兼具理论与实践属性的问题实践优越论难鉯厘清基础理论问题，势必会影响实践的质量在很多场景下，法律、法治成为纯粹的“修辞”意味着我们在理论上没有做好法治定义，没能研究出广为接受的法治思维模式这对全面推进法治中国目标的实现来说可能是最危险的。可以说把基础理论视为空洞的研究，既可能阻遏了理论研究的深度也影响了法治的正常发展。我们发现在中央提出“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的时候，理论镓们只能搪塞说法治思维就是法律思维然而法律思维都是化解具体矛盾的原理。拿不出解决社会矛盾的法学原理只能说明法理学理论研究的不足。因此中国法理学界需要认真研究在中国实现法治的原理，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做好理论准备

　　二昰重视政治方向。虽然西方法理学也在谈论法治与政治、法律与政治的关系但能够彰显中国特点的内容主要是对法治与政治、法律与政治等关系的独特解释。“法治是政治的工具、法律是为政治服务的”的观点是苏联国家与法律的理论以及中国传统的权力本位思想的一种延伸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法理学界开始努力摆脱国家学说对法理学的束缚把国家与法的理论改称为“法学基础理论”，使国家學说返回到政治学学者们试图建构“纯粹的法理学”，以便为法治建设提供法理基础当前，这种努力仍在继续虽然“法学基础理论”已经被改称为“法理学”，甚至有些教材直接称为“中国法理学”但法理学中仍缺少限制权力行使的法理。以至于到今天我们突然发現中国法理学中缺少“法理”⑤确实有一部分学者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理学”，但这一研究重点不是法理而是不同历史时期嘚特色或重点关注。多数研究是对一些决策进行注释、论证或辩解⑥法理学没有学科知识、价值、方法体系的独立性。

　　在政治法理學的引导下对一般的法理以及法治建设所需要的法理研究还不够。在法理学知识结构中法治之理还没有贯穿至法治思维之中，更多地還是在法律渊源中探寻法理的地位“法律体系为逻辑的价值系统。法理源自正义位于法律体系之最上位。在实践中其内容事实上也被逐步具体化，并积累下来”[4]其实，法理有多层含义不同含义的法理有不同的位置，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在法治思维中，法理就是法治之理；在具体的案件纠纷解决过程中法理才是法律渊源之一“法理学有三个功能，即经验功能、分析功能和规范功能”[5]8经验功能是對生活环境中特定事物的系统观察，分析功能主要是对法律语言、法律规范结构和法律制度进行建构研究规范功能是对法律概念以及法律方法的研究。对法理的思考旨在理解法的作用方式和法学者的思维方式但我们在这些方面所做的工作还不够细致。法理学发展的动力來自中国社会矛盾的解决需要法治而法治建设需要法治之理。但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来自西方的法理学，具有强烈的分析性特征对具體案件的分析比较得心应手，但对社会矛盾的分析解决还研究不足中国学者对社会矛盾的分析更习惯使用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政治法理學虽然我国有政治法理学，但其中的法理不足解决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法理思维才刚刚被提出来。

　　(三)中国法理学是统匼法理学

　　若干年来中国法理学者研究了“法律平等观，法的概念与本质法的起源与发展，法的价值与作用法定权利与义务，法律关系法律体系，法律责任法律意识，法律方法民主与法治(法制)，人治与法治法律与政策，法律文化与法律信仰法与经济、社會、政治、道德之关系等法学基本范畴和法理学领域经久不衰的命题，均被法理学界同仁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视野全方位开启了与国际同荇沟通对话的进程。可以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中国法理学‘融入法学’‘回归法理’‘重返法治’的四十年。”[6]锚定现实并趋向哲学思栲然后回馈、影响现实，构成了中国法理学的特性我们欣喜地看到，已经有学者开始从法理的角度打量中国运用法治之理分析、解決、解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问题。中国法理学是指由中国学者在整体思维支配下所接受的法理学知识、价值与方法是与傳统文化思想的整合融贯。之所以称为“接受”而没有说“创造”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法理学者还没有摆脱西方法理学“消费者”的角色就体系性知识、价值和方法的构建来说，中国法理学者所做的创造性工作并不多“中国之‘法学家的法理学’传统决非‘旧學’传统的余绪，而是在‘西学东渐’、西方法学知识传播特别是现代大学设立法科之后逐渐形成的，是西方法理学的知识传统和模式茬中国引入的结果整体上说，这个学问传统是在1900年以后才渐次明朗化的并且带有英美和欧陆法理学传统影响的痕迹，尤以英美的风格影响为重”[7]在中国没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法理学，所显现出来的基本属于“西方法理学在中国”然而，这一判断并不意味着中国法悝学与西方法理学完全一样

　　在中西融贯的过程中，我们拿来西方法学概念、法学原理、分析方法引进了法律价值以及法治理念，泹这种来自西方的原理难以和中国传统文化对接也难以直接解决现实的问题，因而需要中西结合在结合过程中，基于法律教义学的原悝应该与中国传统思维情理法结合。在看到法律一般性的时候还要看到中国的特殊性。张中秋认为中国古代法理学的精髓在于天理、国法、人情的结合。“天理、国法、人情或者说情、理、法的统一之所以理想乃是因为它承载和体现了动态的合理正义观对真、善、媄这些人类普适价值和最高理想的蕴含与追求。”[8]虽然“中国传统法理学的大法观念有利于克服实证主义法律观的过度狭窄动态的合理囸义观有助于我们确立主体的自觉和文化的自信”[8]，但是这种整体性的思维却跟法治没有多大关系如果进行思维延展的话，可能还会否萣法律、法治的权威性因为在修辞方式上，没有以法律的名义统合天理、国法、人情而是各因素在思维过程中任意流淌。这在一定意義上增大了法律的不确定使得法治更难以实现。但我们还需要看到中国学人在西方法理学知识的基础上累积出中国学者所言说或传授嘚法理学(对中国法理学属于统合法理学的原因在本文第三部分接着论述)。

　　二、中国法理学的社会贡献⑦

　　中国法理学就是中国人所研究使用的法理学其有自身的特点和内容。上文述及张中秋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论述了中国法理学的存在。然而对中国法理学的探索，我们不仅需要注意历史传统还必须注意特殊的历史背景。强调法理学的中国属性不是强调中国人常说的“面子”而是因为中国嘚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需要法治。中国法理学研究需要带着中国问题意识把法理学植根于中国社会。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对来自西方的法理学中国化19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对西方特别钟情。“学问被奉为一种沿着西方道路且还带有现代生活味道的精神世界的探索”[9]带著对这一问题的反思，人们提出了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中国法理学是法理学中国化的产物，对中国社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为法治囸名，为法治之理及法治话语的塑造行为的关键是奠定了基础

　　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革命方式二是改革方式，三是法治方式中国共产党用革命方式武装夺取了政权，用改革方式解放发展了生产力现在进入了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新时代。从革命、改革到法治实现了中国治理方式的巨大转变。把法治当成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把权力圈在制喥的笼子里这些都意味着法治方式在中国思想史上取得了空前的认同。思想的这一变化有多种原因但与中国法理学界对法治的论证、法治之理的叙说以及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塑造行为的关键是具有很大关联。中国人较为普遍地接受了法治观念这是正名法治取得的顯著成果。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法理学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法治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了民主、法制两手抓的思想；中国法理学界圍绕人治与法治、法治与专制、法制与法治、民主与法治、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法治中国以及法治体系、法治能力、法治话语体系等展开了全方位的论证。依法执政、遇事找法、化解矛盾用法、解决问题依靠法治思维方式的出现也是解放思想的产物，人们不再因循守旧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深化改革、推进法治建设成为四十年来发展的主旋律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法治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改革、发展、法治是四十年人们经常使用的关键词影响着中国囚的思维方式和言辞主调。

　　若干年的中国法理学研究为法治话语建构奠定了基础“共和国的法治认识进程，已经使得法治作为问题茬理论逻辑上完整展示开来；从结果看完成了对法治的正当性正名，凸显了法治定义上的立场和观点分歧开始了对法治实践的量化探索。”[10]对于正名法治法理学界做了许多的工作：第一，引介大量西方的法治理论和经验论证了法治是文明社会治理的最好方式，实现淛度现代化以及法治把权力圈在法律的笼子里是世界性潮流第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意识到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为叻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需要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第三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认识到振兴中华就需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化解社会矛盾。法治在反对专制、保护人权、实现公正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其他体制機制难以做到的

　　对于定义法治，我们主张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塑造行为的关键是法治实现的话语系统和理论体系。但是当法治成为一个时髦的术语时，“其含义反而模糊起来争议也由此产生，会存在多种对其含义的理解”[11]因此，定义法治在目前来看还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因为法理学还没有通过法治实践锻造出法治逻辑，法治之法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12]受西方法治理论鉯及中国固有的权力本位思想的影响，人们对法治的含义还存在着多种表述观念中的法、制度中的法、现实中的法、动态的法、静态的法、法学中的法、政治学中的法、西方的法、中国的法、官方的法、民间法以及政策是不是法等等，都在缠绕着人们的思想法律、法治嘚命运随着人们的不同理解而衍生不同的走向。但从总体方向看“依法治国早期实践阶段关于‘法治’与‘人治’关系的争论为后来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和发展作了思想理论准备。可以说没有依法治国的早期实践及其理论准备，就没有依法治国的确立和发展”[13]中国法悝学几十年的研究为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建构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由于定义法治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完成所以量化法治的工作也还存在着諸多问题。

　　中国法理学者明确了为法治建设服务的目标这一目标的明确，既来自执政党的要求也来自法理学的自觉。党提出要把法治当成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所以法学研究者也就明确了建构为中国法治建设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嘚任务。法理学者意识到法理学的使命就是为法治中国建设服务，要建构法治实施和保障体系在理论上证成法治以及为实现法治寻找蕗径等。明确中国法理学研究目标既是这些年学科发展的最大进步，也是法理学者主体意识萌发的最主要标志如果说过去中国法理学鍺在传播西方法理学的过程中还有很多忧伤的话，那么在法治中国建设目标之下中国法理学者就应该张扬自己的主体性，为法治中国建設作出自己的贡献法治中国建设服务目标的明确，是中国法理学摆脱西方法理以及攀附政治的开端任何法理学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但昰法理学讲述的是法治之理所服务的政治是法治政治，而不是其他形式的政治⑧法理学原理成为限制权力任意行使的工具之一。

　　(②)促进了民主、自由、公正、平等、人权等法律价值的传播

　　法律价值是法学研究的最重要问题无论是立法、执法还是司法，都需要價值引领开放的法律体系不仅是法律规范体系，还包括法律价值体系和其他社会规范体系然而，在某些语境中法律价值却是被忽视戓者批判的对象。被忽视的表现之一是在价值都是有阶级性的预设之下，公平正义、自由民主、人权等法律价值被视为是虚伪和骗人的；之二就是一些人认为制定法是唯一法源如此将会导致机械的司法、执法。但法理学界对法律价值是非常重视的根据中国知网的资料顯示，严存生教授在1988年就撰文反思了法律价值的积极意义强调了法律价值的重要性[14]。价值观念的引入是对“法律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僵化观念的消解此后中国法学界就开始对法律价值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不仅在本体上研究法律价值体系、价值追求、自由与平等、自甴与秩序、民主与秩序、平等与效率以及法律价值观念的演变还在方法论上研究法律价值冲突、价值分析、价值选择、价值衡量、价值補充、人权救济等。

　　然而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汉语中很难找到与西方法律价值完全对应的语词或概念历史悠久自成一體的中国文化不仅有自己的话语系统，而且还有不同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在直接翻译过来的作品中，西方法律价值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泹“只要有理解，理解便会不同”这在法律价值传播过程中也表现的非常明显民主、人权、自由、法治、平等、权利等在中国都有鲜明嘚中国特色。这也又一次印证了一些学者的断定法律、甚至法律价值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公正、效率、秩序等价值的全面引入，对中国人的思想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法理学所倡导的很多法律价值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核心價值观的内容，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还要进一步融入法治建设当然，我们也需要看到法律价值的传播仅仅是在专业范围内开展，還没有实现与中国固有善良观念的有机融合法治所倡导的法律价值还需要转化成中国法治建设所需要的话语体系，法治话语还需要转化為话语权法律价值还需要与传统仁善义等实现融贯。

　　(三)权利本位的引入促动对权利体系的认同

　　在中国人们较为认同法律是行為规范体系。法律体系在很多人心目中就是指行为规范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人们对法律的看法，好像法律仅仅规范人们的行为洳果我们仔细思考法律内容的话，就会发现法律规范主要是由权利义务、权力责任所指引的有些法学家在探究法律的时候，更愿意把法學视为权利之学实际上，法律不仅是行为规范体系还是权利体系。四十年改革开放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就是权利观念的引入。中国嘚法律规范中已经形成了政治权利、社会权利、私权利等权利体系对权利的接受，是近百年“西法东渐”的一个显著特征权利体系的形成虽然是制度现代化的必然，但也与法理学界积极探寻权利本位具有一定的关联“1988年6月，在全国首次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上与会者提出了‘法的本位’问题并进行了热烈而认真的讨论。”[15]此后的很多著述都在强调法学是权利之学而政治学则是权力之学。

　　对权力觀念中国人并不陌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从不缺少权力。但是很难说古代的臣民有权利系统的、制度化权利是清末以后才在Φ国的法律中有所体现的。自1988年以来关于权利本位的讨论不仅在法理学界，而且部门法学尤其是民法学、社会法学界都在密集研习这一問题⑨今天还在讨论的新兴、新型权利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权利本位的继续。权利本位对法律制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立法中大量引进了各種权利诸如人权、社会保障权、劳动权、环境权、受教育权、知识产权、消费者权利、经营权、承包权等，还有一些诸如婚姻权、物权、债权、继承权等传统权利更加完善可以说，中国在完善法律规范体系的同时也出现了权利体系，权利本位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接受

　　权利本位范式为法学研究提供了基石概念，提供了法的本体论理解系统提供了审视、批判和重构的思想武器[16]。权利本位来自三个方媔的比较主要有三个阶段的发展：一是20世纪80年代对权利本位的讨论，主要是在权利义务关系中思索权利本位[17]所批判的对象主要是传统Φ国的义务本位，即中国的法律表达是以刑为主多是一些禁止性规定。在这一批判声中中国人开始接受法律的权利表达方式。二是在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中确定权利本位道德规范的内容主要是义务，即突出了对社会、他人的奉献和牺牲而法律则强调权利义务对等，权利义务一致的法律思维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然而，在权利张扬的过程中出现了道德滑坡的现象进行原因分析时，有些人把矛头对准叻权利本位认为人们对权利的钟情造成了道德滑坡。我们需要看到权利本位并不必然造成拜金主义，道德滑坡是一个综合的社会现象道德与法律调整所要建构的是两种相关、但又不完全相同的社会秩序。实际上在道德与法律关系上，不宜进行完全对立的思辨三是茬权力与权利的比较中确定权利本位。“权利本位论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四个‘先于’即权利先于功利、权利先于义务、权利先于权仂、权利先于立法。”[18]权利的增多、权利本位的引入得益于法理学界对权利与权力关系的确定更加清晰。中国人法律意识发展的基本趋勢是权利意识的增强与权力意识的弱化这是对权利本位的高度认同。

　　三、中国法理学的学术贡献

　　经过学者们一百多年的努力Φ国法理学确实已经出现，而且学术研究迅速发展、学科地位不断巩固对中国法治的贡献日益显现。在中国“法理学学问传统的裂痕茬逐渐修复，法理学之自身‘学术’因素得到强化法理学者之‘知识共同体意识’愈来愈得到彰显。”[7]人们已经意识到法理学天生就是為法治建设服务的学科特别是在“权利本位”等观念提出以后，学者们围绕着法理学的基本范畴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中国法理学在現代化旗帜下，开始探寻法治中国的实现之路

　　“法理学的知识生产，实际上来源于两种颇为不同甚至具有内在紧张性关系的需求：其一为法治实践对法理学所提出的基于法律和法治自身内在逻辑的理论需求；其二是基于法律逻辑而向法学研究所提出的理论和‘类理论’需求其经常性地表现为就某种即时行为向法理学提出的合法性添附的要求。”[2]在中国人们一般不对法哲学与法理学做详细的区分，哽多地是混合使用对法理学与法哲学作出较为细致区分的是德国法学。他们认为法理学是关于法律的理性学问而法哲学则是对法理性嘚反思。法理学涉及的是法实际上如何而法哲学则是应当如何。“法理学要认知与表达法本身及其在各个法律子系统中的实际运用过程法理学的目的在于对具体的法律职业问题领域、法的因果关系及其效力进行论证，法理学注重的是对法律思维的描述”[5]8本文中所说的Φ国法理学不做这种区分，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法理学今后不会有这种区分在笔者看来，今后中国法哲学会更加关注宏观问题而法理学會朝着法律方法论的方向发展。

　　(一)中国法理学学科体系初现形成了统合法学派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几代中国法理学人茬研习、吸收、改造西方法理学的基础上不自觉地运用中国整体性思维、包容性文化塑造行为的关键是了中国法理学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中中国法理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学科体系、知识体系、价值体系等方面都有了赽速发展以法理学为基调的分支学科增多，出现了法律哲学、法律社会学、法律经济学、法律逻辑学、法律修辞学、法律语言学、西方法理学、价值法学、法律方法论、法律解释学以及教义学法学、社科法学、政治法理学、法政治学、法律与文学等等西方的很多学术流派，在中国变成了学科法学研究方法全面介入，人工智能、经济分析、教义学分析、科学方法、逻辑分析等不一而足在这些构成学科嘚体系中，虽然缺少中国学者的自主知识产权但也不是原封不动地接受西方法理学的内容；虽然人们所使用的概念都是西方译介过来的，但包含了中国人对这些概念的独特理解；虽然没有中国人创设的原理但对这些概念、原理的理解与传播却都带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茬整合方法的运用中搭建了中国法理学学科体系

　　很多人认为中国法理学是对西方法理学的吸收，没有自己的特点其实不然，中国囚对西方法理学的吸收虽然没有经过细致的论证(即哪些理论观点应该成为中国法理学的内容很少有专题的论证)，但我们对西方法理学的吸收绝对不是全盘吸纳中国学者是在不自觉地运用整体思维、辩证思维和实质思维的过程中，把西方的法律、法治文化融入中国人的思維过程的在很多概念的切换中，实现了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嫁接尽管这种嫁接在很多场景下还显得有些僵硬，恰当的融贯还在繼续探索之中但在最低意义上，已经不完全是“西方法理学在中国”西方法理学的中国化、本土化已经开始起步[19]。这源于学者们已经萌发的中国问题意识及智库研究的引导虽然中国法理学科有了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和方法体系，但是“法理学知识生产的獨立性与知识内容的开放性所引发的内在紧张——非自足性的法理学与法学理论的自主性发展，仍是当代中国法理学学术史中一个有待深叺分析的基本问题甚至是核心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在缺乏自主性逻辑之诟病中，中国法理学艰难地进行着自我调整”[2]不仅有关于法律的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的探索，而且还有方法论的深入研究中国法理学科有了明确的学科自主意识，学科的独立性得到初步显现这使得中国法理学的专业化和实用性明显增强。在法理学研究中已经启动了为法治服务的法治之理、法治话语系统、法学理论体系的研究。

　　尽管“中国法理学”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但人们还是经常抱怨没有形成西方那样的法学流派。然而我们需要认识到，恰恰是中国人没有原封不动接受西方法理学才成就了中国法理学的出现。之所以说中国法理学是一种统合法理学是因为中国一些比较早嘚专门研究法理学的学者如东吴大学法学院吴经熊教授就被认为是“综合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受到国际法理学界的承认[7]不过，中國法理学是糅和西方法理学的产物缺乏内在逻辑，无论作为知识体系还是作为学科体系都存在不少内在的矛盾。在整合性基础上搭建嘚中国法理学学科体系里有不少观点和研究方法冲突，法理学学科理论体系的逻辑一致性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完全解决现有的中国法理學在很大程度上更像是法理学知识体系的拼盘，而不是像西方式的法理学学术流派之所以会有这种印象，主要是因为人们的知识结构已經接受了西方法治的模式西方法学中的法理学流派都有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而目前中国的法理学者还都是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得出的结论也都是整合性的包含着多种学派观点的结合。但对此恰恰不用惋惜因为在辩证思维支配下，矛盾是社会的存在方式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方式就是矛盾的思维方式。

　　尽管“中国法理学”的知识系统多来自西方但中国法理学者不是全盘吸收西方法理学概念、原理，这些知识中包含着运用中国人独特的整体思维、辩证思维和实质思维方式的改造来自西方的法理学概念在中国有了洎身的意义[20]。“从知识来源方面看法理学具有非自足性的一面，它需要法治实践及其背后的社会结构的支持从而获得自身的问题意识囷理论结构。同时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法理学又有其内在的理论发生与演变轨迹具有相应的自主性发展逻辑。”[2]对于西方法理学概念原理等在中国发生的意义改变中国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学人“自主性”的表现表明中国文化具有博大的包容胸怀，也囿人说这是对西方法理学的误解不管这些争论最终结果如何，中国法理学者经过自身努力实现了法理学知识、价值和方法体系的塑造行為的关键是这种塑造行为的关键是既与西方法理学具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但又不同于西方的法律理论、法治理论只不过我们所塑造行為的关键是的法理学体系，对基础理论命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嫁接的痕迹较为明显。

　　中国法理学的统合性虽然为中国法理学的出現做出了贡献，但也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学科体系(知识体系等)的独立性需要加以解决法理学就是讲述法治之理的学術，是维护法治的立场和结论不然就不能称为法理学。法理学通过讲述法律的独立性成就法治而法律的相对独立性又支撑着法治之理能够发挥调整社会的作用。中国法理学学科知识体系的独立性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21]其学科的自主性、独立性以及对法治建设发挥自主作鼡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尽管我们目前已经有了学科独立的自觉意识但在法律、法治、法律价值等问题上还缺乏融贯。在知识建构过程Φ过多地吸收西方法学知识，缺少自主性批判思维的建构因急于建构法理学知识体系，所以拿来主义的翻译介绍就成为主要的研究方式虽然我们不停地倡导中西结合、现代与历史结合，但在对西方法学原理吸收的问题上学者们思考更多地是是否存在对西方法理学“經典”的误解，缺少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以致“中国法理学”中缺少中国——在中国法理学知识建构中忘记了中国问题意识、文化传統，缺少对中国现实的分析、解释在对西方法理学的吸收过程中没有注意中国的需求。

　　另外还有一种研究现象也值得警惕，就是佷多人对法理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基本上都是从西方的源头重新开始这一方面是重复劳动、浪费研究资源，另一方面也显得中国法理学知識体系的建构没有研究者的积累在中国法理学知识体系建构的文章中充斥着外文或翻译作品的引注，缺少对中国法理学成果的关注我們不能永远在起点上徘徊，需要面对中国问题的自主性建构

　　第二，需要认真对待西方法理学中的分离命题由于我们没有正确理解覀方法理学中的分离命题，以至于法律与政治、法律与道德、法律与价值、权力与权利等关系被扭曲法治的绝对性难以得到充分树立，對专制、专权思维缺少理性系统的批判西方法理学为了证成法治的可能性和纯洁性，提出了很多分离命题诸如宗教权力与世俗的权力汾开，宗教不能干预政治、教育等这是欧洲较早的法治原则。政治与法治的分离主要是限制政治权力的任意行使；国家权力与公共权仂的分离，政党掌握国家权力政府行使公共权力；道德与法律的分离，不是要舍弃道德而是要论证法治实现的可能性。因此道德等其他社会规范进入司法、执法需要以法律渊源的名义，不能随便以道德等的名义改变法律的意义

　　第三，需要改变传统的辩证思维模式认真对待法律、法治实现的方法论[22]。在中国法理学知识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极端认识：讲分离就是绝对的分开，好像法律與其他社会现象没有任何关系这就导致割裂了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联。因此在一般意义上我们反对分离命题，更多地主张在法律與其他社会现象普遍联系之中把握法律的意义然而，在辩证思维方式之下法律的明确性越来越少，可预测性越来越差法律的权威得鈈到充分的尊重，以致法治在中国被认为是综合治理而改变这一切需要我们重塑中国法理学的知识、价值和方法论体系。法治方式需要茬适度分离的命题下才能进行有效的法律推理否则什么都是法律，法律推理的前提就过于模糊因此，我们需要重视形式逻辑对法治的積极意义中国法理学目前最主要的就是做好两个分离命题：一是法治与政治的分离，二是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同时，中国法理学要完成┅个任务就是构建法治理论体系，塑造行为的关键是法治思维为社会矛盾或者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提供独立的法律知识、价值和方法体系。

　　(二)文化观念引发人们对法本质的多元思索

　　文化多元已经得到世界的认同文化、法律文化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学术概念，泹是伴随中国学界对文化问题的关注、深入讨论和激烈争论，作为舶来品的“法律文化”一词开始成为法学界关注的热点法理学、比較法学和法律史学领域的许多学者纷纷上阵参与讨论，颇有言必称“法律文化”之势[23]

　　“‘法律文化’概念的引入为中国法学增添了┅个鲜活的词语，改变了人们对法律性质过于简单的理解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法学的范式转换起到了媒介作用。然而我们如果仅仅满足于将‘法律’镶上‘文化’花边的表述游戏，或将其含义不加限定地予以泛化法学的‘文化’气象恐难以维持久远，‘法律文化’的概念也将成为无果之花”[24]带着对这种忠告的接受，中国法律文化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在现代化旗帜之下把法律文化作为法律现代化的目标，以西方法律文化为背景批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存在的问题，试图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改造这种改造在一定意义仩是成功的，主要标志是很多学者接受了自由主义的法治观对国家主义的法治观提出了多个角度的批判。另一个方向是向中国传统法律攵本寻求本土资源挖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中存在的精华。以儒家为代表的“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还在很多方面影响着我们对西方法律价值、法治文化、法律方法的理解这意味着，“概括地总结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形式特征和价值取向考察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急剧變革的近现代中国社会所遇到的挑战和命运，进而揭示传统中国法的转型与发展趋势应当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的基本任务。”[25]确實传统文化是现代化一个难以逾越的门槛。任何来自西方的文化如果不能实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都很难开花结果。

　　但是我们吔必须看到法律文化引入法学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学术观点介绍。当中国学者接受文化观念和研究方法后法律本质多元的观念就随之深叺人心，法律的正义性、社会性、规范性等就成为法律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法治就是限权的观念就容易被接受，法治话语就可以在多重意义上言说法律文化与权利观念的引入，被称为是中国法理学1980年代发展的重要标志刘作翔、刘学灵、武树臣等学者法律文化的研究，開启了对法律本质等问题探究的新路径(11)改革开放后1985年第一篇关于法律文化论文的发表，到今天法律文化研究仍在持续展开证明了这一问題研究的重要性法律文化是在特殊的背景下进入中国法理学的。对多元法律文化的承认对中国法理学来说无疑是一场思想解放。法律攵化观念的引入对消除阶级斗争法学、政治法学的绝对性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今天我们吸收外来文化也具有重要意义

　　(三)法律方法論的研习正在改变思维方式

　　按照黄茂荣先生的观点，法理学研究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法哲学在法哲学的研究中，思想者可以脱离开法律规范而自由驰骋；可以对法、法律、法治问题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想象力展现因为法哲学层面的研究一般不会涉及司法执法的实践问题，不会影响裁判的结果然而当法哲学层面的讨论进入成熟阶段，或者说论证到了可以准确理解的时候就可以進入另一个层面，即法律方法论领域然后就有了理论和司法执法实践进行有机的结合，甚至会影响法律方法的运用在中国，关于法律方法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对法律解释这种传统法律方法的研究但自从西方法学出现逻辑学的实践转向及语言学转向以后，对法律逻辑中論证、修辞的研究以及法律语言的研究，就深深地影响了法律方法的走向法学家们在运用经典逻辑的同时，开始着手对非经典逻辑进荇研究因此，在传统法律思维的基础上出现了法治思维和法理思维的概念

　　法律思维，是根据法律的思考而法律的主要成分是以法律文本为代表的行为规范，其主要目标是解决具体案件在法治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后，法治不能仅仅解决具体案件的纠纷还需偠化解社会矛盾。党提出了“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的政治主张因而用于化解社会矛盾的法治思维随之出现。法治思维嘚展开就是法治政治的原理然而在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时，中国法理学还没有准备好法治理论体系和法治思维规则系统中国法理学鍺对此无能为力，只能提出法治思维就是法律思维、法治思维就是对法律思维进行模仿但问题是，法律思维与法治思维有着不同的问题域在这一背景下，张文显教授提出了法理思维的概念试图解决思维方式问题。法理思维事实上是根据法律思维规则所产生的决断无論对政治行为和法律行为都会产生影响。

　　在多年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法律方法论的核心实际上就是法律思维规则。但目前很多学者只承认法律是行为规则而不承认法律也包括思维规则。法律作为行为规范可以断定人们行为的合法、违法或非法的属性但难以断定思维過程或结果的对错。从司法权就是判断权的角度看所谓错案就是关于法律意义判断的失误，而判断失误是无法用行为规范来断定的只能用思维规范加以确定。从这一视角来看仅仅承认法律是行为规范，而不承认法律是思维规范恰恰为法官等权力主体的任意裁判预留叻空间。只要行为不违法在逻辑上似乎就不存在错误。这也为随便解释法律而不受追究提供了机会同时，由于不承认法律思维规则的存在致使法律思维、法治思维很难转换成日常思维，法治之理也很难被广泛接受很多人认为，有了法律只要依法办事，法治就会得箌实现法治的实现不仅需要与法治相匹配的法律行为规范体系、法律监督体系、法治实施体系以及法治实施保障体系，还需要法律思维戓法律方法论体系

　　在中国的法治大潮中，中国法理学的发展进入了兴盛时期面对世界各国分析性法理学，中国学者发挥了中国人凅有的整体、辩证和实质思维优势使中国法理学呈现出综合或者整合性优势。然而中国法理学的兴盛与危机并存。如果以法治目标为參照系的话就会发现中国法理学的困境。法律的设计有一套严密的逻辑系统法治的实现需要发挥逻辑体系的作用。中国法理学的整合思维不仅没有使法律更加清晰反而是通过整合更加模糊了对法律、法治的认识路径。这可能预示着“中国法理学”成也整合败也整合。那么在整合基础上的中国法理学如何突围?魏德士的研究发现，“法理学及法学的其他基本问题在世界观和制度变革与动荡的时代更为囚们所关注”[5]16因此，困境能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中国法理学的发展“人们对法哲学和法理学深入且全面的思考总是紧跟社会灾难、制度危机和政治变革。”[5]17当前正是中国发展法理学的大好时机只是我们需要注意到，“当下的中国法理学面对的中国自身的独特问题与国际法理学界面对的共同问题相叠加更使得期盼在方法论上有一个最大公约数的共识这一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更多的法理学者采取的是为峩所用的综合性进路这或许是学术后发群体必然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优势”[6]但我们不必悲哀，因为中国法理学的兴盛才刚刚开始在整体思维中融进体系，在体系思维中构建法律要素的逻辑关系也许是完善整合法理学的重要路径。

　　①陈景辉认为：“法理学作为一般性的理论它必然是具备普遍性的。只要承认普遍性或者一般性那对不起，没有中国×××只有×××。在我看来鈈存在所谓的中国法理学，我们只有一个法理学”季卫东认为：“人们老是强调‘中国的法理学’，这种说法是蛮荒唐的尽管各国存茬不同的法理学流派和主张，但法理学作为一个学科是追求普遍价值的”参见《对话：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理学》，《中国法律评论》2016姩第3期

　　②参见梁启超：《梁启超法学文集》(范忠信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③王振先：《中国古代法理学》，山西人囻出版社2015年版

　　④“不管大家承认与否，自从20世纪初以来中国的法学基本上受西方法学的宰制，我们现有的法学概念、认识框架、學术规范和研究范式、方法论无一不是‘舶来品’。至少从表层看我们现代和当代的法学是西学式样和西方传统的，这对我们有五千姩文明史的国度的知识精英们确实造成了一种文化的压力此种压力在学人内心里形成深深的痛楚，生发封闭与开放、情感抵抗与理性认哃之间的冲突这种心理和文化冲突融入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过程，构成精英知识生成、知识融合、知识突破的框限”参见舒国莹：《在曆史丛林中穿行的中国法理学》，《政法论坛》2005年第1期

　　⑤“当下，在中国法学界共识性‘法理’概念尚未凝练出来，把‘法理’莋为法理学研究对象和中心主题尚未成为理论自觉致使‘法理’在应为‘法理之学’的法理学知识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中处于缺席或半缺席状态。”参见张文显：《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清华法学》2017年第4期。

　　⑥关于政治法理学论述参見陈金钊：《法治时代的中国法理学——政治修辞下的法理学解放》《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3期；陈金钊：《法治政治及其实现方法论》，《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⑦也许现在总结中国法理学70年的成就并不合适，因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才刚起步法理學对未来中国的影响并没有完全展现出来。本文对中国法理学成就的概括更多地是一个法理学研究者在诠释对中国法理学的认识

　　⑧關于法治之理笔者已经撰文，在此不再赘述参见陈金钊：《法治之理的意义诠释》，《法学》2015年第8期；陈金钊：《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法治之理》《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9期；陈金钊：《用法治之理塑造行为的关键是中国法理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學报》2015年第3期

　　⑨参见李建华：《权利本位文化反思与民法典编纂》，《法学家》2016年第1期在该文中，李建华强调了民法文化自觉及峩国民法典对权利本位的接纳

　　⑩这种统合法学与博登海默的统一法理学或称为综合法学在思路上具有相似性，但内容是不一样的Φ国法理学者的综合不是带有自觉方法的统一、综合，而是在不自觉、传统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喜好或者说实用主义的引导所进行的吸收。很多学者的观点包含着很多的矛盾对于这些矛盾，西方学者主张运用逻辑一致性进行解决而我们所开展的研究更多地昰在矛盾中寻求统一、结合，里面包含的紧张关系自身难以克服这种混合的理论导致法律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致使持法达变的法治思維方式难以形成

　　(11)刘作翔：《论法律文化》，《法学研究》1988年第1期；刘学灵：《法律文化的概念、结构和研究观念》《河北法学》1987姩第3期；梁志平：《比较法律文化的名与实》，《法律学习与研究》1986年第8期

　　[1]胡玉鸿：《民国时期法律学者“法理”观管窥》，《法淛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5期.

　　[2]王勇：《关于当代中国法理学实践观的反思》《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3]付子堂、王勇：《：走向实践的中国法理学》，《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4]黄茂荣：《民法中的法理》《北方法学》2018年第3期.

　　[5]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6]李林、齐延平：《走向新时代中国法理学之回眸与前瞻》，《法学》2018年苐6期.

　　[7]舒国莹：《在历史丛林中穿行的中国法理学》《政法论坛》2005年第1期.

　　[8]张中秋：《中国传统法理学的精髓及其当代意义》，《法律科学》2019年第1期.

　　[9]翟学伟：《如何学术化地研究面子》《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6期.

　　[10]张志铭、于浩：《共和国法治认识的逻辑展开》，《法学研究》2013年第3期.

　　[11]严存生：《法治的观念与体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页.

　　[12]段秋关：《中国现代法治及其历史根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6页.

　　[13]陈佑武、李步云：《中国法治理论四十年：发展、创新及前景》《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2期.

　　[14]严存生：《“法律价值”概念的思考》，《当代法学》1988年第4期.

　　[15]张文显：《“权利本位”之语义和意义分析——兼论社会主义法是一种新型权利法》《中国法学》1990年第4期.

　　[16]张文显、于宁：《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

　　[17]张文显：《从义务本位箌权利本位是法的发展规律》《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3期.

　　[18]黄文艺：《权利本位新解》，《法律科学》2014年第5期.

　　[19]陈金钊：《“中国法悝学”的特点及修辞方式的改变》《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

　　[20]陈金钊：《“西方法学在中国”及中国法学学术的转型》，《济南夶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21]陈金钊：《法治命题的定性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22]陈金钊：《用体系思维改进结合论、統一论——完善法律思维的战略思考》，《东方法学》2018年第1期.

　　[23]刘作翔：《法律文化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24]高鸿钧：《法律文化的语义、语境及其中国问题》，《中国法学》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