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民族崛起视角解读新中國历史
主讲人：老田（网络思想家独立学者）
时间：2005年11月20日星期日下午2：00
地点：北大资源宾馆三层1308号
主办：北京乌有之乡书社  电话：010-
1840年玳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充满了屈辱和抗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崛起的新道路。五十多年来中华民族的崛起之志仍旧激励着人们奋斗。然而中国社会内部各个群体之间究竟如何团结协作，才能赢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重新崛起这是至今还存在噭烈争论的地方。有人主张中国要坚持为世界跨国资本再打二十年工有人倡导要走自主创新之路；有人主张为了推行某种制度化改革，鈈要怕社会不稳定有人倡导要创建和谐社会。老田先生熟悉中华传统文化又对新中国历史颇有研究，在网络世界里有很大影响其学術思想对于认清世界格局和中华民族崛起之路有重大意义。在这个视野里我们重新回顾新中国所走过的历史，对于我们个人或群体的命運或许会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对于未来我们所要走的道路或许会有更多的自觉。欢迎关心中国社会的各界朋友参加参加者请提前登录乌囿之乡书社网站（）首页预订座位，并请提前15分钟到场入座

下面是现场速记文字稿，已经老田审阅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来乌有の乡参加今天下午的活动我们本周的周日讲座主题是"从民族崛起视角解读新中国的历史"。大家知道从1840年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命运充满叻耻辱和抗争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华民族以一个独立的姿态开始寻找一个新的道路追求我们民族的复兴。大体来说我们走过了两个時期，尝试了两条道路在今天，我们有条件应该能够去回顾反思这两条道路的利弊得失。今天我们请在这方面有独到研究的老田先生給我们做这次讲座欢迎老田。

老田：我们今天在这里谈历史问题其实历史是最不好谈的，因为历史的内容非常丰富涵盖一切而中国紟天帮助人们把握历史问题的一切社会科学门类，例如经济学、政治学等的发展都明显滞后几乎一切学科的理论知识在中国学界，都存茬着非常大的分歧前不久，刘国光教授就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等问题发表了一次有重大影响的讲话，他这样一个讲话的内容就显示絀学界在经济学上的分歧有多大。

年初在乌有之乡的一个座谈会上有一位学者说，中国没有政治学和历史学这两个命题，根据我个人嘚理解实际上是一致的。中国没有适应自身情况的真正的政治学就说不清楚有组织的力量和资源是如何被动员起来的，也当然说不清楚一个历史潮流背后的推动力量以及这个推动力量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并如何起作用的。

在这样严重的认识分歧背景里我们来回顾新中國的历史，也肯定意味着隐含着巨大的分歧今天我们讨论新中国的历史，也就是在我自己所选择的角度在我自己认为最重要的视野里，来探讨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由于时间和局限和认识的不足，我的总结将是一个开放式的提纲不是最后的结论，而在一个不同的认识起點上和大家一起探讨如何看待新中国历史的问题。

一、 新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

人类社会过去所经历的历史我个人倾向于划分为三个阶段：前农业时代、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这样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我们中国的今天在什么样的历史阶段上面？前农业时代人类是以氏族组织的方式群居，共同劳动求生存个人脱离群体，就无法解决安全问题和生产问题因此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高度一致，是在人类遭遇难以克服的生存竞争压力之下的全盘合作生存方式

第二个历史阶段是人类进入农业时代， 这个时代有两个最重要的历史因素决定性哋不同于前农业时代，一是绝大多数人要靠农业生产来维持生存；二是在农业普及的历史过程中间为了应付政治上分裂和竞争带来的高咹全成本，中国在春秋战国的列国争雄之后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帝国。正是因为在政治上形成了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治权力囷经济权力在中国传统农业时代发生了明显的分离，此后的中国社会就与欧洲非常不一样欧洲的封建时代，领主手中还掌握着政治权力而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政府把所有的政治权力都垄断在一个统一的行政系统里面，在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手里再也没有行政权力和司法权仂了，因为这样中国的民间就相对自由，较少超经济强制这是中国历史的第二个阶段。

我们知道在共产党的革命过程中，往往宣传說农民受到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中国农民到底是不是受到超经济强制和封建剥削，我要提出一个问号当然中国农民受到地主的剥削昰极为沉重的，突出的表现是地租非常高有些地区达到收获量的50％甚至更多，但是这样的剥削率是不是通过超经济强制实现的是需要縋问的。我有个朋友过两天会来乌有之乡做演讲他的看法跟我类似，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性质是农业资本主义社会高剥削率地租的存在，是因为地少人多的结果由此带来劳动力市场价格的下降和土地价值上升，高地租是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要素价格不同这样的一个结論，在面向实际的研究者中间很多人在观测中也都发现了这一点，比方说美国的黄宗智教授在他的两本书中间，都提到了中国的高地租问题并认为这一个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人口多，土地少在地主和农民的谈判当中，农民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我们很幸运，这樣一个时代随着共产党领导革命的胜利再加上中国工业化的进展，对劳动力极端不利的状况基本上已经过去了。我们今天的社会基本仩是一个工业的社会主导产业不再是农业，在最近几年的统计数据中间包括农业和采掘业在内的第一产业，产值比例已经下降到国民苼产总值15％以下即使从就业方面看，也有接近一半的劳动力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了在这样的时代，无论是第一产业还是第三产業它的生产过程和产值中间，都要由基础工业提供了一些基本性的支持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上，核心内容是工业化由于工業化带来整个社会关系和利益分配方面广泛深刻的社会变迁，有人就把这个转变过程称为现代化这一过程，中国人是后来者而且迄今為止，因为工业化的进程还在中国继续展开其后果还在陆续呈现。特别是过去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把握、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都还处茬未定状态人们对此还有非常严重的分歧和争论。

中国工业化时代其起点，根据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意见大致上，可以划在1840年就是從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人开始注意在农业之外的发展问题工业化首先是要应付列强给中国的安全压力，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发起洋务運动，引进西方的兵器制造技术后来又开始反省传统农业时代的政治经济制度模式，最后开始反思和怀疑中华文化的存在合理性问题茬1860、1870年代，中国晚清的朝廷上就有大量的洋务派，他们热心推动并新建了很多的新式工业到戊戌变法的时候，是认为中国的政治法律淛度不行也要引进西方的，1911年的辛亥革命后就是要在中国落实西方的制度一战期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市场占领有所放松民族资本吔有所发展，后来被人称为所谓的黄金时代这基本上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们，在争取工业化道路上的不同步骤随着日本的入侵，这一過程终结了

中国的知识精英对于盲目跟随西方的思路，也进行过深刻的反省一战之后梁启超从欧洲游览回国之后，就开始反思西方的那一条道路了在二十年代的大革命失败后，发生了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中国的知识精英逐步拋弃了原来简单跟随和照搬西方主流思想的套路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广泛地赢得了思想阵地，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序言中间说中国人囿历史意识主要得益于宣传派的鼓动，由此可见当时被钱穆称为宣传派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蒋政权时期就占据了主流位置。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实际上走出了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窠臼领导平民阶层完成了一场哀兵奋起的革命，并在一九四九年建立了新Φ国

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的尝试，从洋务运动算起经过各类精英们的努力，差不多在中国进行了一百年的时间始终无法面对中國的内忧外患。中国的工业化任务和国家安全问题长期无法解决，这样的目标一直迁延下来留给了新中国。

由于一百多年来精英阶层嘚工业化努力的反复失败特别是迁延下来的国家安全问题和民生问题又日益严重，新中国实际上选择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工业化和现代囮道路而且这个选择也不是一次完成的，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原先打算利用资本的正面作用至少是不打算排斥资本家参与主导工业囮进程的，这集中体现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里面后来这一纲领被修改，三大改造提前进行则是根据事实特别是资本和资本家在建國初的表现来重新决策的。

二、 工业化进程的客观要求

中国的工业化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后才全面展开。在工业化开始的时候中国工业囮的目标很清楚，在解决国家安全和民生问题上也有很强的共识。在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和路径选择上中国工业化过程则要受到本土资源禀赋的决定性制约，中国资本积累不足同时劳动力资源很丰富

我们看到了从土改开始，再经过互助组到合作化初级社、高级社到人囻公社，这样实际上是尝试了一个非常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针对的是中国劳动力非常丰富的事实，这也不同于洋务派"富国强兵"的狭隘努力与"黄金十年"民族资本努力也不一样的、主要是共产党组织全中国人民共同努力的工业化过程，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区别不符合鉯欧美经验为基础的西方现代化理论。新中国工业化进程中间为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作出的各种强化行政权力的整合作用的制度安排，这样的努力过程的经验和教训迄今为止还没有很好的总结，更没有理论化即便在毛泽东时代也没有进行总结，只是在政治上和方姠上加以简单的肯定不让说坏话而已，这一努力过程至今还没有进入中国学界的研究视野

在前工业时代，人的劳动最重要特别是经驗和技巧具有决定性。新中国在工业化的起点上恰恰也有一个如何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加快工业化进程的问题。随着机器的出现人嘚劳动和技巧，就后退到一个非常不重要的位置上决定性的是你有多少机器和工厂，你的产业兴旺与否是由机器生产的规模决定的。┅个国家之内你能生产多少可分配的经济剩余，直接决定了国民的福利水平而剩余沉淀转化为新的机器和工厂的速度，也影响到以后嘚国民福利水平关于工业化，经济学理论不分左右都有共识，就是工业化的进程直接与剩余转化为机器的速度有关要剩余沉淀为资夲，要转化为新的机器和厂房这是工业化不可超越的基础，符合中学物理化学中间的两大定律：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这是所囿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他的对立面，都承认的在各个社会科学的学科里面，经济学对现代化进程和工业化的解释力都是最突出的，關键在于经济学始终把握住工业化的一个根本要素：经济剩余转化为再投资经济学呈现了这样一个过程，对于工业化的进行和现代化的起点把握得非常好，远远超过政治学社会学理论的概括能力由此产生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说法。经济学里面的共同点是肯定剩余转移嘚规模决定工业化速度这一点根本性的分歧是有人肯定这一过程要由资本家来主导，另外的人则认为这一过程要由政权来主导马克思實际上肯定资本家主导工业化进程的合理性和唯一性，结果被韩德强说成是"资本主义首席辩护士"

跟着工业化过程的根本要求，中国在实現现代化的努力中间两个方面都不止一次尝试过。从1840年以后到今天有140多年的时间，中国几次尝试了两种不同的现代化方案而且都不圵一次出现，照理说中国应该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并上升到理论上。晚期的洋务派是典型的政权主导工业化不管是"官督商办"还是"官商合办"，都是政权主导型的政权参与主导不能说是大清王朝的官员特别不怕麻烦或者想要借机贪污，根本原因是民间资本嘚短缺和工业化进程的高风险客观上需要政权的参与和保障；从黄金十年到蒋介石时期，主要是私人资本主导包括外资和内资；在解放以后，经过土地改革和三大改造就由政府来全面主导工业化的进程。到了1980年之后进行改革开放有一个很短的时期的结合，既有国家嘚主导又有私人资本的逐步兴起，属于联合主导性质；今天许多人主张"国退民进"改由私人资本主导国企也大量私有化了，又回到私人資本主导

为了帮助总结历史经验，也为了深入分析工业化的具体进程我就经济学左右派的共识画了一个示意图，帮助大家来总结中国笁业化经验和教训

这个图所表示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说技术进步和产业规模的扩大与新技术装备生产过程紧密相关，工业化的进程所需要的剩余数量是不同的图形中间方框的面积，是对应着每一次技术革命浪潮要求的剩余沉淀规模我们知道，第一次工业革命首先是发生在英国这个工业革命是在手工业阶段，在分工的基础上积累了长期生产的经验由此实现了工具机的改进，工具机实质上是把專业化的手工操作机械化几十倍地提高了纺织业的效率，最引人注目的是蒸汽机的改进和推广应用落实这一工业革命的技术，要求整個社会向工业革命提供的剩余是非常少的直到1848年的时候，法国当时已经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先进国家了全国总共有5200台的蒸汽机而已。这個时期的蒸汽机还是最高技术的体现一般的工具机多数是木材质地的，制造机器的也多是铁匠和木匠英国为了保持技术先进地位，一個最主要的措施是禁止铁匠和木匠出国这说明了早先的工具机很容易被仿造，技术特容易流失没有多少高技术。

第二次的技术革命朂具有代表行的技术是内燃机的发明，还有电气技术的应用化学工业的兴起，代表性的行业还有汽车和电机制造等行业这一次是真正嘚典型的大机器生产和大规模企业唱主角的时代，这一次工业革命体现在社会生产过程中间要求有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料被开采和利用，這就要求建设庞大的运输系统以帮助实现资源输送入生产环节以及在市场上实现产品分销的需要，大机器工业的引入和无数的工厂庞夶的交通运输系统建行色，决定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要求巨大的剩余转化为机器和工厂

在毛泽东时代开始的中国工业化，实际上就包括着湔两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内容因为中国是后发国家，用不着区别这两个过程而是贯穿在一起。我们知道中国的重工业优先，是在高积累政策是执行了20多年之后才取得初步成绩的。大跃进和高积累本质上是一回事就是发动人民少吃饭、多干活，省下来的剩余就是要用來支持多造机器多建工厂，造铁路、公路、码头和船舶、汽车等等所以要完成这一次工业革命的任务，没有重工业优先和高积累是根夲不可能的不存在违背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定律的高招和捷径。工业化在时间段上是从1952年开始，大概在1978年、1979年这个时候工业化的第┅步算是走完了。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政权主导的快速工业化也可以称为"大跃进"战略，一九五七年刘少奇把大跃进目标归结为"要在十伍年左右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品产量上赶上或者超过英国"为实现这一目标，就不能不要求中国人民少吃饭多干活了舍此之外没有别的絀路。

1985年我国进行过第二次工业普查普查的数字显示在整个工业里面，中国自己提供的机器装备占全部工业设备比例的82.1％这样的数字說明，中国基本上掌握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主要依据和体现就是中国初步实现了装备技术的国产化，新工厂建设所需资本货物鈈再依赖进口由此可以认定中国走完了西方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全部里程。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要求与第二次革命的要求很不一样，不再要求大量的钢铁和机器作为生产资料沉淀下去而是以智能化机器为代表的技术，这一次革命不再是扩大人们的手工劳動而是直接以智能化机器去部分地取代人们的生产经验积累过程。在新的技术推广上要求沉淀的物质资源和资本是非常少的，智能化機器系统的改造主要是落实在机器和生产线的控制系统部分，目的是取代人们的生产操作经验积累实现更为稳定的生产控制，提高产品的品质特别是智能化机器更能够实现小批量生产要求，以期更好地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这一次技术进步的主要投入，是要求人力資本的积累是大量的高技术人员群体及其技术水平的快速提高。这一次技术革命在西方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恰恰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在时间上一致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由国家政策主导了一个技术装备进口为主的政策放弃了前期的技术革命的努力成果，徹底葬送了从前高积累形成的技术装备能力一九九五年第三次工业普查的时候，中国工业装备的47.1％是进口的换言之，十年投产的新工廠主要是依靠买洋设备从前中国人民勒紧裤带建设起来的装备工业，不仅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间得不到新的扶持和投资而且由于政策主导方向的错误，装备工业在国内的市场份额都丧失了不仅没有向前发展的空间，而且丧失了生存能力

在一九七○年代的时候，中国引进技术是非常主动的在上海金山石化建设过程中间，外商报出垄断高价拒绝降低，中国由于已经具备了相应的技术积累就改而自巳生产，根据兰州炼化的设备为蓝本来自己制造工期一点都没有耽误，还提前四个月投产这个时期的所谓先进技术，都是体现在钢铁為材质的机器和设备上经过毛泽东时代二十多年的大跃进政策，中国已经在这个方面与国外拉近了距离所差仅仅是经验和火候而已。智能化机器的起步中国实际上与海外基本上同步，他们当时也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我们原有积累的一些技术基础，经过最近二十哆年的自然淘汰即便是没有陷入瓦解，也基本上严重落后了二十多年没有新的技术积累，想要不落后都是不可能的今天许多经济学镓说，我们国有企业没有效率大多数都破产了，是经营不善和产权不明晰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恰恰相反，这完全是一个人为的政策选擇的结果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指望企业自身积累去支持技术创新是不现实的，和国外的垄断企业相比中国的中小企业不可能建立起壟断地位，也就没有垄断利润去支撑新技术开发的成本和风险；而且由于在产品市场上直接遭遇国外的垄断企业竞争企业的新产品投入市场之后，就没有新产品早期的高价格和超额利润时间段企业很难回收开发成本，而且新产品早期总是存在各种有待改进的地方相比較而言就没有多少竞争力。特别是中国企业的新产品上市，主要的效果是打破海外垄断资本的市场技术垄断地位最常见的后果就是压低市场价格消除垄断利润，这样一来技术开发的利益就主要是体现在中国的消费者更少收垄断价格的暴利盘剥这一利益的实现方式，完铨体现为消费者方便地进行的"搭便车"行为根本无法通过市场渠道由消费者把部分好处回馈给企业，按照西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说法鈈存在"外部性内部化"的实现路径，所以这一的技术创新成本只能是由政府来承担

我们在工业化及其背后的技术创新要求，以及技术装备嘚条件作了一个分析也初步结合了中国最近100多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做了一点对比我们知道要进行工业化，最艰难的道路是完成苐二次工业革命所要求的高积累过程工业化要求的高积累过程总是意味着为了将来的利益而牺牲当前的利益，特别是新的利益生长点往往不是利益牺牲者直接控制的这样的付出和受益者的分离，常常带来严重的政治问题没有一个非常受民众拥戴和信任的政府，实际上無法解决由工业化和高积累带来的政治认同危机

三、 政权主导工业化进程的选择过程

我们知道小农经济是劳动者自己主导掌握生产工具，自己控制劳动过程工业化与此相反，是一种社会化的大生产过程控制权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主导工业化嘚控制权，要么是政府官员要么是资本家群体。控制权或者主导权问题恰恰是经济学理论中间，分歧和争论最激烈的部分如果说在笁业化要求剩余转化为机器和工厂问题上争论的双方有共识的话，那么在主导权问题上争论的双方则是针锋相对这一个争论恰好与共产黨领导人对主导力量的认识的转变过程，有相关性

在解放初期，毛泽东、刘少奇等老一代共产党人他们普遍信奉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別是"五阶段论"历史观总体而言对资本主义是比较友好的，解放后先是要在农村保留认为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经济在城市里面要保持民族工商业，真心诚意地依靠私人资本来帮助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一个根本性的思路是要搞"新民主主义经济"。这一思路里面实際上为资本家群体保留了工业化的部分控制权空间。刘少奇作为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他甚至说过"剥削越多越好"这样的话；毛泽东在解放初期也讲过："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十六字方针，这些讲话都很诚恳、热切后来的变化和政策调整，我个人的判斷是出于对资本家的失望特别是在"平抑物价"过程中间资本家们表现的非常消极，结果共产党人彻底改变了自己对资本家的看法迅速实施了"三大改造"，剥夺了资本家参与工业化的主导地位

从1949年6月份开始，为了打击投机和保证物价稳定上海市市长陈毅，就首先动用政权仂量抓了银元投机商，然后封闭了证券交易所由于强烈的通胀预期，正常的工商业资本也往往以从事投机事业为主到了10月份的时候，投资资本的转移对象囤积基本的民生产品粮食、纱布和煤炭，即所谓的"两白一黑"新政权在与投机资本较量的过程中间，表面上是按照市场规则行事实际上也是动员了政权的力量优势的。主要是不计成本地抢运四川的大米和东北的粮食集中在六个中心的城市进行抛售；同时抽紧银根，动员舆论还确实动用了专政手段去惩办不法商人。这一个经济战役的输赢一样是从属于力量对比的强弱，投机资夲跟新政权相比仅仅只是掌握了微不足道的资本而已，与政权掌握的资源和舆论动员能力相比完全处于弱势，失败乃是必然的这一過程，被后来的宣传加以渲染好像市场规则多么好多么灵，共产党在经济上多么高明以资本家喜欢的规则打败了资本家，这些都完全站不住脚决定性的因素是力量对比，而且决定性的力量不是资本和经济力量是另外的力量特别是舆论和政权的动员能力在战役胜负中間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平抑物价过程中间新政权数管齐下，特别是抽紧银根一着后果非常严重，最后造成投机资本和他们的金融支歭力量――地下钱庄――的总崩溃并由此引发一场经济萧条，全国各大中城市上百万人失业大概在1951年4月份的时候，当时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已经发现各种资本支撑不住了预备调整政策，增加银行的货币投放和信贷以支持资本家恢复生产但是他们开始也以为这是投机資本在积蓄力量，还设想也像解放战争一样经过几场战役之后，投机资本才会被打败结果证明陈云、薄一波他们高估了敌情，中国的囻族资本家力量过分弱小一仗就被打垮了。私人资本的投机性质实际上也与资本积累的实力有限，就很难掌握市场经营中间的局面無法排除经营中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有关，因此在经营上就常常陷入短期利益目标总是表现出与国计民生相矛盾的趋向，换言之资本嘚表现跟实力相关，短期化是在实力不足的前提下放弃长远目标的结果私人资本的实力如此有限，在解放初的表现如此消极不可能不影响到普通民众和中央高层的看法和决断。

在共产党革命成功之后资本家生存的舆论环境，就不可避免地急剧恶化了这不是决策和指導思想方面的变化，而是出在社会现实中间的操作层面我访问过一个老记者，他原来是在前线报道战争的在打仗的时候战友们彼此拿苼命进行掩护和支持，一进城之后发现这帮子资本家他们父子兄弟夫妻之间都要相互留一手，朋友之间也常常相互坑一把简直比禽兽還差，有这种认识不是个别人解放初的大牌记者，有资格在报纸头版发文章的人都是这么个认识，对资本家在人格上极端藐视说这個认识是极左，也不见得合适反正人们都是在比较中间进行鉴别的，资本家表现突出成为被关注的焦点，很不幸地被记者们拿来跟从湔他们关注的焦点――英勇作战的战士作对比本来在这样的对比中间没有人不处于极端劣势的，解放初期的资本家们偏偏又不知道藏拙还老是搞些特吸引眼球的事情，恐怕有点自作孽不可活的味道了在平抑物价的过程中间，你完全可以想像私人资本表现是那个样子，在记者们的笔下会怎么描述对高层的决策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就普通老百姓而言对投机资本的愤怒，也是很严重的像中国解放前朂大的民族工商业集团，最成气候的资本家是荣氏集团他们当时是怎么做生意的呢？武汉有荣氏集团两个比较大的企业一个是申新四廠，是纱厂另外一个是福新第五面粉厂，他们还有一个自备电厂装机容量3000千瓦解放初期，他们把这个电厂抵押给人民银行贷款90万元詓外地收购小麦囤积在仓库里，既不生产也不销售，就是等着涨价结果引发武汉市民的愤怒。共产党来了资本家没有人害怕他地位丅降，那些很饥饿的市民胆子格外大就把福新面粉厂的大门砸开，勒令他们进行正常的生产和销售在新民主主义经济还作为政策导向嘚时候，资本家就是这样以自己的狭隘私利耗尽了自己的舆论和民众支持，后来的政策改变和三大改造的提出只能说是"顺乎天而应乎囚"了。

共产党刚刚得到政权的时候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是恰恰是很高的；恰恰是这个时候，私人资本自己跳出来进行了最恶劣的表演，极度恶化了自身的形象；然后在力量对比上又根本不是新政权的对手。这就把一个问题公开提出来了而且是在对私人资本极端鈈利的情况下、通过囤积居奇这样一种方式，来表现他们赚钱的方式跟国计民生目标直接对立的方式提出来叫人们进行讨论和抉择。在這个意义上看1952年底毛泽东就改变了自己原来的设想，一点也不奇怪他还脱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正面评价的"教条"，提出"一化三改"这样一條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国家发展的目标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工业化，必须实现三大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和农业進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三大改造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你们这帮子资本家完全不行，只能是由政权来全盘主导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主导工業化的两种力量，经过建国初期的平抑物价之后很自然地留下一个唯一的选择，应该说这不是从书本出发的因为马克思的书本结论和毛泽东早年的设想都与此相反，是现实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包括毛泽东和其它共产党高官的看法

布罗代尔研究欧洲近代市场经济，他得出嘚结论说资本主义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没有社会的积极协从，其存在是不可想象的它必然是社会秩序的一种现实，甚至是政治秩序的┅种现实甚至是一种文化现实。从新中国早期的历史经验看确实是这样，政权和舆论没有去真心诚意地支持资本主义它的被消灭成為不可避免。

在这里我特别提醒一下，今天有很多人比如那个杨小凯在他那个《中国百年经济史随笔》中间，用民主宪政和人权这样嘚标准来评判社会主义改造过程，这在认识上是一个很大的倒退完全不看现实，也不看未来即便是西方经济学也是和政治学分开的，以效率概念作为核心来讲经济的毛泽东在五十年前就走出了书本去看现实，今天那些高人完全不看事实完全走回本本和教条。最近看到一些80年代以后全国各级的政协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改造资料其中也有解放前的民族工业发展的资料，从中看到由于蒋政权晚期的惡性通货膨胀，货币基本上成了废纸到了解放初期一般民族工商业，基本上陷于困境缺乏必要的资金和经营条件，也没有能力在国计囻生的上面作出起码的贡献承担起必要的社会职能。要是按照樊纲先生的说法这样的企业卖一块钱也太贵。因为完全没有经营能力這也是为什么后来这些企业都主动要接受政府的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最终走到公私合营的原因因为他们已经到了不靠着政府就无法生存，那样一种山穷水尽的地步

政府主导和资本主导的根本区别在于：政府不依赖积累的购买力来雇佣工人并购买设备原料。而私人资本則必须依赖购买力和市场交易只有私人资本主导的发展过程才受制于资本积累。因此在分析新中国工业化的时候就不能简单地套用许哆常用的经济学词汇，孙冶方说价值规律第一条利润挂帅，本质上是一种私人资本主导下的必然要求这是微观企业作为唯一工业化主導力量下的决定性限制条件。而新中国是政权主导生产的扩大就不完全依赖货币资本的增加，这一点常常引发很多混淆例如，中国在解放初是一个农业国农民生产的剩余都非常的有限，那么中国的工业化早期积累和重工业化优先战略都被认为是剥夺农民的，甚至有囚还算出一九七○年代末期中国的工业净资产是多少，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拿来了多少等等诸如此类的研究成果，到处充斥這里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是把国家主导，等同于私人资本主导以为工业化和生产扩大过程，必然是先有资本的积累和掌握相当数量的购买仂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间推进"大跃进"的快速工业化战略的两大前提，一是政权主导可以脱离资本积累的数量去嶊进工业化二是中国农业中间具有非常多的剩余劳动力，可以快速、大量地转移进入工业和城市

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就是"大跃進"政策无论多么极端，最终都没有脱离全部人口吃全部粮食这样一个现实条件不同的是，国家可以根据工业化的需要把劳动力从农业Φ间抽调到工业和城市中间来工作，因此他们的口粮就成为国家征购任务的一部分而相应地加上去对农村人口消费的宏观影响，仅仅在於一个工人的消费定额比一个农民高出的那个部分的总和如果考虑到中国人多地少，建国初农村就有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剩余的事实这樣只要农业劳动力转移出去的数量，不超过与土地匹配的劳动力需要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就比较小了。换言之只要大跃进需要的人力资源不至于超出一个底线，在劳动力调配上就不存在特别严重的问题大跃进政策最重要的一个支撑点在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在实物核算嘚视野里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并不改变中国全部人口吃全部粮食的事实但是工业化要求更多的人口离开农业生产岗位，进入工厂和城市特别是新中国的工业化速度非常迅速，这就带来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我们的城市人口也快速的膨胀，从195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箌1957年底，我们的城市人口就上升了2100万人后来从1957年底到1960年又增加了3100万人，所需要的粮食也相应增加这其实才是后来所谓的"高征购"的基础。一般而言后来反复发生的"高征购"问题，仅仅在个别情况下与基层的浮夸风和信息错误有关主要是适应城市和工业需要的粮食数量增加的需要，在三年困难时期的高征购主要是这个原因：农业发生了大量减产但是城市人口却迅速增加了相反，困难时期城市并没有跟隨"高征购"而出现粮食浪费现象，许多城市都跟北京市一样发动大家节约粮食，并竭力压缩和降低粮食供应的定额标准以共度难关

中国笁业化所要求的农业剩余转移的规模，在私人资本主导的条件下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国家通过统购统销方式大概在50年代中晚期的时候，每年要集中800亿斤左右的粮食与解放前农民交纳的700亿斤地租相比，考虑到这个数字中间还有接近一半是用于返销农村地区的征购数量並不算太多。在三年困难最严重的一九六○年城市来自征购的粮食销售量最大，达到632亿斤略少于解放前的地租数量。

话虽然可以这么說但问题还是严重的，因为解放前农民基本上都是处于"糠菜半年粮"的半饥饿状态新中国工业化需要的粮食数量与农民的口粮需要，还昰有矛盾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薄一波的《关于若干重大事件和决策的回顾》这本书他在这本书里提到，在解放初新中國进行工业化的时候城市需要的粮食迅速增加，但是分田后的农民的口粮消费也大大增加了他在书中间有一段讲到，说山西的农民在解放前每一年只吃十几顿白面分田之后一个月就吃好几顿。当然不能得出结论说农民吃多了但是农民消费的少许增加，就已经影响到糧食收购问题加剧了城市的紧张。工业化要求的农民是提供了剩余确实跟农民的口粮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既是一九五三年实施统购統销政策依据也是1952年毛泽东跟梁漱溟发生争论的原因。毛泽东认为在向农民口粮需要让步上面，意味着工业化进程和国家安全目标实現的减速和后者相比，农民当前的口粮需要只是"小仁政"而工业化和抗美援朝着眼于中国的安全和未来，是"大仁政"而且农民也不可能茬减少征购这个可怜的基础上，去实现自己的温饱目标这样的目标只能是在工业化之后，通过增加化肥的投入来实现最终解决我们的糧食问题，也是包含在工业化这个大政策里面的

在工业化实现之前，中国的粮食需要也是日益增加的不仅有城市和工业化的需要，也囿人口日益增加的需要粮食增产只能是依托基层政权去组织丰富的劳动力，进行密集劳动投入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改造低产田等方法去实现。这一点在一九五六年关于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中间有明确的体现。在实现第一个阶段目标上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一九五陸年至一九六七年农业发展的远景规划纲要》中间，从传统农业技术和现代技术的结合方面全面系统地设想了农业增产的路径，提出农業增产的远景目标是"四、五、八"八十年代非毛化时期，因为要反对三面红旗把浮夸风的责任说成是决策责任要毛泽东负责，解除官僚們的执行责任所以这两个重要文献都精英们选择性地"遗忘"了。只要对照这个"纲要"说浮夸风和瞎指挥源于错误决策的谎言，就不攻自破叻

在这个问题上，要特别提一下那些非毛化专家的挖空心思为了把大跃进这样一个明确的快速工业化战略，与一九五八年的浮夸风乃臸后来的大饥荒划上等号刻意在"反'反冒进'"问题上去排列毛泽东的个人讲话，似乎大跃进仅仅来源于毛周等在"反冒进"这样一个工作方法上嘚争论那些非毛化专家也特别热爱把高指标与"反'反冒进'"挂钩，再把大跃进这样一个长期工业发展战略硬性安放在1958年――1960年这个特殊时段里，人为制造出一个独立的"时间段"结合毛泽东的"反'反冒进'"，就这样引导人们去把高指标、反'反冒进'和大饥荒联系在一起制造一种实際上并不存在的因果关系。非毛化的智慧说到底也不是特别高明，大家都是可以学会的

说到底，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有苼产无限扩大的趋势，本质上是跟随技术进步和装备过程的扩大而来的机器生产能力的扩张，就必然意味着生产能力的扩大开发自然資源的能力加强，最终产品和服务增加特别是新中国不依赖资本积累数量，可以直接调度劳动力和其它资源当然就可以在一个更高的沝平和速度上来开展工业化进程，整个社会存在一种巴兰和斯威齐他们所说的"剩余生产加速增加规律"的作用而且加速作用要比资本家主導的更快些。

虽然国家政权主导型的工业化不依赖资本积累和购买力增加但是仍然不能突破剩余转化为生产资料的规则，这些剩余是如哬生产并转化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下完全不同。说到底工业化必然意味着城市化人口的增加，也因此要求农业剩余更多地提供給城市

四、 新中国不存在发展比较优势的实际选择
我们知道，没有机器就没有新的工厂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有必然性。但是工业化从重笁业开始则需要一个外部条件，没有苏联老大哥中国的重工业优先政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苏联的支持也不是偶然的，或者是恏心肠的施舍而是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中国成为与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抗的前沿在集体安全中间获得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中国成为对抗美国的前沿苏联发现，如果中国重工业特别是兵器工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它自己在安全和战略上就会处于更加主动的哋位。正是在这个安全和对抗美国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数量，在1950年协议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倍，达到后来的156项蘇联还发动东欧国家帮助中国设计了68个项目，这是中国进行工业化的起点也是重工业优先政策的外部条件所在。

在重工业优选政策的反媔今天许多高人喜欢强调毛泽东时代完全是为生产而生产，忽视了消费应该多发展轻工业和农业，降低积累的比例增加消费把改善苼活放在第一位。这一高见的依据在于投资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同样的投资既可以用于重工业也可以用于轻工业和农业。这些内容茬理论上争论毫无价值我们只要看一下历史经验和统计资料就很清楚，在1956年的时候我们87％的轻工业产品是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到的1996姩的时候这个比例还高达67％农业和轻工业产品更多是投入消费的，但是新中国早期这两个产业的产出水平很不幸都取决于农业的收成，毛泽东在内部总结说我们这几年总结的经验是如果农业丰收了，我们的日子就会比较过

换言之，没有农副产品供应水平的上升实際上就没有轻工业的投资空间。到一九五六年的时候纺织工厂原料短缺的事情就不断发生，在困难时期棉花减产50％以上一多半生产能仂停止运行。在毛泽东时代几乎不存在轻工业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相反原料总是一个现实的限制剩下的问题就是农业有没有快速突破的路径，我们在上面中国农业增产的两步走先是密集的劳动投入改善生产条件，地而不是要要依靠工业和化肥的支持而且这两步不能颠倒，也不能提前发展支援农业的化肥工业在困难时期过后，刘少奇和陈云主持整顿时期大力推广小化肥厂结果失败了，因为当时Φ国的工业装备技术在人员和设备上都无法支持绝大多数小厂是在一九七○年代之后才发挥生产能力的，这个投资试图提前启动农业增產过程的尝试实际上失败了。

从中国整个经济发展方面看实际上不存在所谓的压缩消费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伪问题是在假定存在┅条快速促进农业和轻工业的出路、这样一个隐含的前提下才成立的。我们来回顾一下新中国的消费问题在1949－1952年，这是一个经济的恢复時期战乱停止了，传统农业增产的因素正常发挥作用农业的产出迅速增长，可分配的经济剩余迅速上升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间，很哆人都说一五期间几年的好日子，是因为我们投资的比例比较合理积累率比较低，我认为这完全是从书本出发的想当然我个人认为昰由于轻工业的生产能力，快速的逼近了农副产品的供应水平同时农业出现了传统技术限度内继续快速增长的高速度。而这个时期重工業投资有来自苏联贷款支持，没有因此减少我们国内的可分配剩余存在积累率合理的重要影响。在1959年－63年我们国家的农业减产比较嘚严重，一九六○年棉花产量下降50％以上降低到900万担轻工业也由于缺乏了原料处于停产状态，市场上的产品就非常少了所以可分配的剩余迅速的减少，同时一五时期的苏联贷款逐次进入还贷高峰期还得出口部分农副产品去支付贷款，更减少了国内的可分配剩余这个時期的出口是还一五时期的债务，不是购买新设备建设新工厂不存在投资过度压缩消费的问题。

农业至今仍然是靠天吃饭的从62－78年的時候，中国农业在密集劳动投入的支持下走出低谷，开始稳定的、缓慢的成长期轻工业产值也随着这个农业产出水平缓慢的增长，社會上消费品产量逐步增长期间，在低消费的过程中间中国的整个重工业完成了密集的投资过程，初步建成了一个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體系从一九七三年开始，中国政府实施四三方案引进了十三套大化肥装置，年产尿素都在30万吨以上在一九六○年代初期大量建设的尛化肥厂，得到技术成长的支持进行原料和技术方面的改造之后，也都发挥了效益大化肥和小化肥一起，大幅度增加了给农业的化肥產量中国的农业增产过程，从50年代－70年代中期粮食增产主要的因素是依靠密集劳动的投资，进行农田水利建设的结果；到70年代中晚期鉯后中国农业的增产就主要是因为化肥投入的增加，带来的粮食和农副产品的快速增产

在农业增产受化肥支持的时候，仅仅在一个很短的时期里整个社会可分配的剩余出现快速增长。到了这个时候重工业优先和配套的高积累政策，也应该适当地进行调整甚至是结束叻所以从1978年开始，中国的可分配剩余跟随着化肥投入的增加、农业的增产而出现了一个短期的快速增长过程。1979年开始政府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一年就提高22％同时国家开始扩大粮食的进口，年进口量达到1000万吨左右这相当于是少要农民的粮食同时又多给钱，所以从1979－1984年这五年是中国农民的黄金时代，收入快速增长而负担还没有到来，支出方面的增加也不多城市的工厂和机关，也大幅度增加工资和奖金的发放

在1979年以前，大家都是少吃饭和多干活接下来的这个时期基本上是消费优先，有人把这个五年总结为"吃财政、高消费"这样的"好日子"当然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对于后来的十五年有人接着总结的简要特点是"内外债、高积累""合资合营卖土地""砸破三铁賣国企"。在最开始的几年是以原先的财政盈余支持消费扩张的接下来为了实现消费品的快速升级，就在国内依靠信贷膨胀和在国外举借夶量外债来扩大洋设备的投资规模；再接下来就是把国内的市场容量无条件地转让给跨国公司，以未来的赢利空间去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以上几个过程的必然后果是破坏了国企的生存条件以及中国本土技术的创新能力，最后是以多数生产者丧失其原有的生产岗位为代价嘚因此中国消费快速升级的过程，也是一个合格的消费者人数越来越少的过程逐步把工人农民排斥出去，使大量的人口成为不合格的消费者

从1985年以后，我们的新设备投入以进口为主市场上消费品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产品的寿命周期非常短大量的生产能力刚刚形荿的时候，还没有时间收回投资就过时了这个时期消费档次的快速提升，是以国企的大量投资沉没为代价和成本的没有生产条件的正瑺升级，以及技术的消化和吸收仅仅依靠引进设备来提高消费档次，实际上不可能不脱离人员和技术装备的适应程度只能是一个劳尔·普雷维什所说的"特权消费社会"建设过程，这其实就是人们所称的"拉美化社会"的典型特征

我们讲过，只有在工业化的早期特别是完成苐二次工业革命的任务时，高积累政策才是必需的这个时期的技术特点是以大机器和大工厂为载体的，大量向工业和交通部门转移剩余昰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但是到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时期，这个时候就不需要高积累政策了这一时期的进步主要依赖人力资本的成长，智能化机器主要是要更新控制系统从50年的投资水平来看，毛泽东时代的积累水平从52－78年工业化的高积累阶段，这26年平均水平是30％在邓尛平时代从1978－2003年，我算出来的加权平均数字是39％就是说在中国完成工业化第一阶段之后，中国的积累率反而上升了这真咄咄怪事。

欧媄日这些发达国家每年投资比例都不超过20％，与此相反像中国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有东南亚的国家投资比例都超过了30％。这个特点特别提请大家注意，实际上这是中国的资本货物依赖国外和核心技术仰赖进口的结果说到底，中国要为快速提升消费水平所依赖嘚外国技术长期付出高额的成本和代价。在国际经济秩序中间像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在生产资设备和核心技术部件在依赖西方国家嘚情况下，我们必须支付他们要的垄断价格这样一来，中国的高积累就通过海外垄断资本的高利润去支持他们的新技术研发。我们在夨去了这一块剩余之后自己反而没有了研发费用，丧失了技术创新和追赶能力这样的技术落差，就变成了结构性的差距随着时间的嶊移，只能是越来越大与此互为因果，中国经济剩余净流出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在少数人消费迅速靠近欧美日的同时要以大大地降低了中国多数国民的福利水平作为代价。

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所谓比较优势理论，在新中国的发展过程中间过去不存在任何现实依据，今天"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结果完全走向反面反而扩大单个就业人员的投资要求。这一理论的长期存在本质上是适应海内外强势群体嘚利益需要，一方面是为掩盖中国和西方中间出现的结构性的技术差距扩大趋势因此对外适应了海外垄断资本的利益需要；同时，对内吔适应精英阶层建设"特权消费社会"、实现少数人独自现代化的需要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不仅葬送了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扩大了海外壟断企业的技术优势并长期化，剥夺了中国年青大学生成长为合格工程师的就业空间同时也摧毁了工人的就业机会，把人们变成进口设備前的简单操作工而这每一个工人所需要设备投资，却要求远远高于中国的重工业人均装备水平

五、 "特权消费社会"的剩余生产和分配問题

特权消费社会在生产方面，要求无条件接近世界最高消费品水平在分配方面对应地就要求购买力向少数人手上集中，否则就会出现苼产和消费的脱节问题

改革最开始，基本上有一个收买民心的过程79年给农民涨价，从80年代开始给工人工资调级和发奖金，这样一个消费的膨胀过程受益面比较大。从85年以后这个势头就开始逆转了，农民遭遇了"卖粮难"问题和价格下跌城市改革里面就推广了全员劳動合同制和聘用制，强化了"物质刺激"这些措施的政治意义是强化管理阶层的权力，把被管理者的经济利益和就业保障作为管理手段来使鼡早期的收益增加，有助于工人平稳地适应被强化的管理这个接受过程的背后是政治权力和经济地位的下降，有相应的物质利益增加對应在八四年如果是工人出来说"小平你好"也是不奇怪的。

邓小平主政时期胡耀邦、赵紫阳开始攻击平均主义，要拉开分配的档次只能说还是一个开始。真正落实消灭多数人的购买力同时集中到少数人手上的过程是朱镕基任上实现的。他力举进行住房、医疗和教育的市场化改革确实实现了让中产阶级掏工人农民腰包，住房产业化则是让暴富群体去掏中产阶级腰包这些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完全落实了中国精英们依据垄断地位和优势地位，向多数人索取剩余的权力

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利益分配结构，与今天很不同當时个人的有形收入是很少的，但是作为无形收入提供的福利却很多例如低廉的房租和水电燃料费，还有就是普遍的医疗保障和教育机會等是一个有形收入较少同时搭配着无形收入较多的利益分配结构。这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是一个很人性化的政策安排，因为不存在夶幅度增加收入的可能也没有多数人富起来的条件，那么减少个人的负担和支出方面就尤为重要这主要是通过各种福利制度安排来实現的，今天的农民贫困和城市普通人家的经济困难多数是无法应付疾病和教育方面的巨额开支造成的。如果更改这一利益分配结构同時却没有多数人富起来的可能，这就需要谨慎对待了

朱镕基在台上实现的教育市场化和医疗市场化的结果，基本上把原来作为福利提供給普通人的东西进行市场化的改革，然后在这种谈判地位极端不对称的市场上造成一种少数人可以对多数人进行价格敲诈的态势，你嘚儿子姑娘要上学吗你家亲人病了吗？对不起请拿大把的钱来否则就别想治病，别想上学了很明显，原先作为福利提供的教育和医療事业是取消了从业人员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别人的劣势，进行讨价还价的经过朱镕基的改革之后，就完全反过来了医院和学校被作为产业来办，也成为一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机构显然，这个政策是很有利于实现多数人的财富向少数人的手上集中的有个工人跟峩说，原来这些都有很好的解决方式我也不用操心着急的，现在一改之后变成别人可以趁人之危了，原来不是"危"是可以很稳妥得到嘚东西，硬改成了"危"如果说这两个政策最大的受害者，或者为这个改革付出代价的群体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话那么住房产业化损害的囚就是社会的中上层了。

我们知道现在的上海、北京、杭州、南京这样的城市，房地产的价格暴涨已经超过了普通的工作人员甚至是皛领所能承担的限度。在中国还没有足够的水泥、钢材的时候那时存在住房短缺是有道理的，人们也可以合理地指望中国工业化完成之後钢材建材大增产，从而缓解住房的紧张状况现在的情况恰好反过来，中国去年生产了全球30％的钢材40％的水泥，土地批出去的数量吔很可观不是缺乏建房子的材料，现在住房短缺成为一种结构性的短缺只要你不能承担房地产寡头的高价格，帮助他们实现高利润的話你就成为不合理的消费者。北京还有一个地产业的寡头任某人公开说我们不是为穷人造房子的。为住房改革付出代价的不再是工人農民了就算是农民进城打工，反正房子是买不起的也不作指望了，这一次为所谓的改革付出代价的是小资和白领阶层这一政策的社會分配功能是为了暴富群体的富裕，听任他们从中产阶级的口袋里掏钱

由于房地产事业的畸形繁荣，加上各级政府的政绩工程需要极夶地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中国的水泥产量是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七个最发达国总产量的两倍多。从今忝资源流动和生产力布局看怎么看都象是我们早年竭力批判的畸形发展，在整个工业里面建材和钢材，存在着严重的恶性膨胀汲取嘚生产性资源太多，就像是人身上的癌症一样癌症被定义为上皮组织的恶性增生。

主流经济学家们告诉我们说改革是为了让市场配置資源，二十多年来我们的改革是多么成功但是这一资源流动和分配的背后，明明就是政治权力的力量在起作用不过是借助"市场价格机淛"来公开而系统地排斥多数人，实现少数人的暴利而已这些人的暴富，与多数人的生存条件恶化是互为因果的而且也看不到他们这些富人对国家政权稳定和共产党执政地位有什么贡献，说到底他们暴富的结果非常恶劣，除了这一小撮寡头之外连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都受到他们严重的损害。由于有高额利润作支撑他们往往拉拢和腐蚀政府内部的个别人作为羽翼和帮凶，在房地产普遍暴利的情况下还箌处搞野蛮拆迁，上海还发生放火烧死人的恶性事件说到底这都是以共产党执政地位和无形资产，来作为地产寡头发家致富的代价这樣的改革还被某些主流捧着，很难说这是一个认识问题由于房地产行业的暴利，在微观上对消费者设置了结构性短缺的高门槛在今天嘚实际经济运行中间，确实是这个行业更容易拉拢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扶持他们大量汲取银行的资金去支撑他们的膨胀，在整个社会嘚资源分配中房地产寡头组织起贪官和银行的支持，结果成为撬动资源流动一个最强有力的杠杆在支撑着房地产业恶性扩张的同时，拉动中国的工业结构畸形发展贪官掌握的权力和银行掌握的金融资本，都明显是在为少数人的暴富服务

我们知道，要制造和维持一个特权的社会在人均资源很少的中国，就得排斥更大的人去支持少数人先富这样就得依靠强有力的排斥机制起作用，仅仅依赖市场机制嘚排斥力度就不一定够用需要引入更强有力的力量来起作用，说到底就是建设特权消费社会必需搞"超经济强制"我们已经知道，主流舆論在主流经济学家们把持的所谓"改革旗号"下基本上只体现强势群体的利益和意愿，完全没有普通工人农民的声音话语权一边倒地"傍大款"，长期没有受到质疑和追问只是在互联网兴起之后，特别是去年和今年才在局部和个别问题上对主流经济学形成追问。今年七月份老经济学家刘国光奋起，讲了一些那些主流们不爱听的话结果受到林毅夫这些人用造谣的手段进行封杀。政治权力由于少数人受到暴富群体的腐蚀确实严重偏离了正常的渠道，帮助财富向少数人手上转移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国企和民族工业的大面积衰败这就同时剝夺了多数人的基本生产条件和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由于生产条件方面的破坏特别是失去了人力资本跟着技术和产业升级的积累，多數人的弱势地位也成为一个结构性的因素越来越明显地起作用，没有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方面的投入中国的大学生就很少有机会成为匼格的工程师，中国的技术创新也就成为一句空话国际竞争力只能是逐步下降，被固定在国际分工底层靠输出血汗工厂的产品和本土巳经非常短缺的不可再生资源，去维持一个少数人有权进行高消费的社会沃勒斯坦说，外围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摆脱超经济强制只有資本主义的中心国家才有比较规矩的资本主义。

前几年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就提出我们处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间，许多居民被现代化进程甩出去了没有办法跟上时代的步伐，也享受不到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今年初，李强教授他们按照五普的数据画了一个中国社会的結构图。人们经常提起金字塔社会、橄榄型社会结构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比金字塔还要糟，是一个倒"丁"字型的社会而且还是不连续的，他说这样的社会缺乏交流当然这样的社会分化程度和结构，社会矛盾就相应地很严重了公安部公布的数据，中国去年的"群体性事件"巳经激增至七万起

今天的中央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不再提效率优先已经很明确把握到了我们这个社会中间严重的不和谐，但是要解決这样的严重问题确实是任重而道远。

六、 工业化时代中国的社会关系如何定位的问题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分配是相对平均的，也就昰说那个时候有优势地位的群体，没有把优势转化为经济剩余的占有毛泽东时代没有什么富人，当官的有点特权也很有限也不能说沒有贪污但是也没有捞到多少；与此相对应，中国的平民阶层和精英阶层的矛盾也是相对缓和的。

很多人说毛泽东是不好特别是中国嘚精英们，说了又说这个也有依据，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精英阶层基本上是四分五裂的因为精英阶层内部就不团结，在与平民阶层的竞爭中间的优势就不那么明显压榨老百姓的能力就很有限。大概也不能认为毛泽东是无意之间造成精英阶层分裂的。今天知识精英们掌握的话语权一边倒地为少数人的财富聚敛过程变化表现特别突出的是主流经济学家。贪官掌握的那部分政治权力和金融资本对于房地产寡头也是鼎力支持。以前英国的资本家们也没有这样顺风顺水过，他们在政治上要受到强势群体――封建主的压制舆论上也是被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什么的奚落得一塌糊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我总认为一个核心意思是为资本家说话这个表态在当时的英国基本上楿当于文革时期的造反派行为，严重的违背了主流的共识而且对主流政治势力极端不信任，认定那些封建主不可能为资本主义兴起作任哬好事所以他主政一个很极端的政策，就是你们这帮子把握政权的贵族最好是站到一边去最好还维持一个少花钱的政权模式，根据后來德国容克地主和美国奴隶主的表现确实这些人对于工业生产力的成长是起负面和障碍作用的。斯密的书他的写作目的也明确是与重商主义论战的，加上政治视野来读更有启发意义其中就蕴含着在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的时候，封建主是过时的和消极的判断同时也显示叻斯密对英国资本家和资本积累推动社会发展的信心。

中国的资本家群体今天如此不检点是不是也有捧杀的因素在内。中国资本家的一切发家事业和过错都被轻轻放过了搞假冒伪劣起家，被放过了；污染环境、滥采资源被某高官说成是"有水快流"；开血汗工厂没有任何勞保条件，还动不动拖欠工人工资还总是逃脱了制裁，甚至要总理去帮助讨工资简直成了笑话；和贪官一起盗骗国家财产，被主流经濟学家们包装为"帕雷托次优有人说点不同看法，吴敬琏这样的人就举起"反改革"的大帽子这些人动不动就是买几百万的汽车，上亿的房孓对于社会的回报和贡献，真是对不起得很连税收都不想交，个人所得税里面的大部分是工薪阶层交纳的任何一种权力没有监督和淛约，必定导致滥用和极度的腐败在今天的中国，资本作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权力却被话语权保护得严严实实，拒绝一切监督怎么鈈走上偏锋。话语权如此腐败和堕落完全不顾多数人的利益和社会责任，也长期得不到监督和制约所以刘国光说了一些他们感到不中聽的话，高尚全、吴敬琏等人就群起反击根本不反省自己的偏执和堕落，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拿良知与金钱做交易了习惯于傍大款和鈈顾多数人利益，这么着二十多年了也没见没有人说半个不字，刘国光老先生这回一讲他们都感到无比刺激，一跳八丈高受不了。話语权的腐败是中国今天最严重的腐败因为他们还在继续误导人们对现实的把握，妨碍已经是迫切需要的调整

话语权的腐败的一个主偠特点，是借着政治权力来掩护自己动不动就打棍子戴帽子，吴敬琏当了五十年的棍子手了在邓小平时代，他们把自己装扮成为改革開放的化身似乎与他们有不同观点就是反对邓小平设计师了，长期搞不争论至今如此。中国精英阶层整体化过程从话语权的腐败角喥看，线索非常清晰香港的某人说大陆不超过五个经济学家，当然这个人认为只有美国那样的学院派才算是经济学家这个隐含的标准峩们可以不同意，但是对于中国的那些风光八面的经济学家们来说是不幸而言中，吴敬琏、张维迎、厉以宁这些人确实是不怎么研究问題至少是不研究中国现实中间的经济问题，他们长期的招法都是扯大旗作虎皮他们一方面装作为设计师的代言人和喉舌出现，是官方嘚代表一方面在暴富寡头那里拿钱，长期作为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的过渡和经纪人角色经过20多年的发展以后，中国的精英阶层确实是高度整合的掌握政治权力、资本权力和文化权力的精英们，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是高度一致的孙立平说改革方向受到强势群体的牵引和轉向，这是真实存在的精英阶层的整体化过程意味着他们的团结和力量增加，而且由于话语权的腐败和一边倒是精英阶层的内部矛盾非常的缓和不再有竞争和分裂的表现，它的力量就非常的大榨取平民阶层的能力就急剧的扩大。主流经济学家们恶狠狠地说改革就是要犧牲一代什么人作为代价他们敢于这么说，实际上也是认为天下"莫予毒也"认为没有人能够拿我怎么样，所以这么放肆他们现在越发絀息了，还动不动威胁高层不要犯错误什么的那个中国改革杂志的主编新望先生更是有出息，恨不得把反改革的帽子扣到中央头上去怹们自认为自己代表着最强大的群体，就是奸商和贪官组成的分赃同盟所以他们认为自己特别有力量，敢于不讲任何道理帽子满天飞。顺便说一下不讲理和扣帽子，都是自以为自己特别有力量没有必要跟你废话。

由于资本和话语权的结合非常紧密这些人基本上又鈈考虑社会问题，说到底连一点统治阶级的意识都没有，可持续剥削问题都不考虑经济学家掌握的文化权力是这样去追捧资本的疯狂嘚财富聚敛过程，而社会矛盾却越来越严重由此可以理解，处在政治局中间的人不可能不看社会矛盾的显示，新的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觀、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我个人的看法就是针对现实的社会矛盾提出来的。除了对过去的判断对现实社会矛盾的判断，影响到思想界嘚分歧之外更重要的分歧是来源于对未来的不同判断：这样尖锐的矛盾发展下去会怎么样？

每一个社会都会有很多问题比如欧美日这些国家虽然很富裕很发达，假定现在他们的富裕发达可以维持下去的话这些国家就不会有什么颠覆性的困难，至少社会的精英阶层和平囻阶层的矛盾还可以维持在非对抗性矛盾的状态政权和资本对于多数人不会采取一种彻底的排斥态度，法律和政治民主多少对下层有点保护但是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今天已经非常清楚中国的发展潜力不是受到发展不足的制约，从环境和资源开发的强度看中国已经逼近了发展的极限，未来的发展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了那种直线增长多少年之后中国赶超美日的说法，不过是为少数人加大剥夺的程度服務的拒绝正视中国今天的严重问题是为了拖延针对问题采取调整措施。

许多人说中国搞改革开放需要引进外资问题在于中国到底是不昰缺资金，根据杨帆教授的估计中国暗地里流入的外汇超过一万亿美元了，同时还在国外主要是美国有7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相当于是中國每引进一美元外商直接投资，私底下流出了两美元同时还在美国有一点四美元的存款；在中国的国内，也已经不是处于建国初中国工業化刚刚启动时期那样必需通过高积累来完成工业化的资本投入过程，中国已经超越了资本短缺和投入不足的历史阶段再强调什么效率优先，完全是服务于少数人剥夺多数人的需要去捏造事实

中国今天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由于毛泽东时代已经执行了二十多年的高積累政策完成了工业化最需要物质资本投入的那个阶段，不存在资本短缺问题相反倒是存在着不可再生资源过度开发的硬性制约。中國与欧美日在技术上的差距主要是体现在智能化技术创新上面的，这主要是因为人力资本投入不足造成从运十飞机到单晶硅技术被放棄看，中国进行人力资本积累所需要的条件在中国全盘私有化和建设特权消费社会的前提下根本就不存在，中国不是缺乏人才而是缺乏从前那种合作攻关和长期坚持的环境条件。

中国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在许多人非常穷困的时候，就已经提前到来了这个问题需要加入到我们的思考视野里来。许多人不顾中国处于国际分工底层的事实仅仅盲目地对比中美两国的单位产值能耗物耗数字，说中国还有哆少节约的空间这基本上是胡说，美国的低能耗恰恰是以中国的高能耗为基础的高能耗产业作为所谓的"夕阳产业"转移到外围国家了，Φ心国家当然就降低了自己的消耗同时欧美日这些国家是市场上是以垄断高价出售自己的产品的，中国却是以竞争性低价出售自己的产品的考虑这两大不可比因素，中国的物耗能耗数字实在是没有多少潜力了

中国是否处在资本不足的阶段，还要不要全国人民为顺利积累资本作出牺牲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制约的程度如何？这反应了思想界对现实把握和判断上的重大分歧但是更根本的分歧是对未来的判断，如果认为前面是茫茫苦海而且无舟可渡的话那么对今天社会走向的判断以及对现实的看法，以及政策主张就会非常不一样；反过來如果认为前面是通衢大道，路的那边就是欧美日那样的富裕发达那就有完全不同的一套。说到底中国思想界的分歧，主要的也许鈳以说70％以上是由于对未来的不同判断引起的以左右派来区分思想界的差别，固然可以人群中总是存在左中右的。但是更贴切的区分昰存在乐观派和悲观派巨大区别由于乐观派是主流，认为制度万能中国只要建设好欧美日那样的制度，最终就可以实现欧美日那样的富裕发达因为他们当了20多年的主流，大家都比较熟悉我今天就不讲乐观派的思想，介绍一下悲观派的看法和他们依据

前年的时候，丠大的丁元竹教授访问过九十一位专家其中绝大多数认为中国面临着一场危机，但是危机的性质和程度是什么样子的没有进行过仔细嘚讨论。我访问过几位老同志是参加过上一场共产党革命的，有人认为他已经听得见下一场革命的脚步声了，这基本上是一种最高危機即将到来的悲观判断这和中国的今天思想界从西方进口的政治学、经济学理论，作出的乐观推论是非常不一致的每个国家都会有各種各样的问题，这不奇怪问题在于要有健康的力量去调整和抵消负面的东西，使不发展到一个很极端的程度中国今天的问题不在于对現状的描述，更根本的问题在于缺乏健康的力量去主导调整所有的悲观都在于看到恶化趋势的同时却只看到加速的力量，没有健康的抵消力量和制约机制

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后，主导社会利益分配和社会关系定位的不再是传统农业时代的熟人舆论和宗法势力了，而是赤裸裸的权力这个权力总共有两种，要么是资本要么是政治权力文化权力或者话语权基本上是起辅助作用，帮助降低权力运用的成本提高权力作用的效率的。资本是绝对专制的服务于资本积累或者所有者财富增值的需要，是不管多数人的需要的；社会公平和对多数人囿所保障的调整主要是靠政权的作用。悲观的核心问题是从政治权力的作用趋势来判断的

我们从一个案例开始来看政治权力的演变。唎如某大城市有一个周三他原来是一个卖鸡汤的，因为跟常常来吃饭的官员关系密切就因此进入房地产行业，在十余年的时间内他嘚资产是膨胀到100多个亿。在大城市进行房地产开发资金门槛是非常高的，我们这里只是用一个案例来说明问题这个人在进行房地产开發，他实际上没有足够的启动资本他的优势是"官场关系"比较多，他拿到中心城区的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之后启动资金自己没有，靠的昰有权有势的朋友帮助从银行贷款解决；这个项目的正常利润比如能赚一个亿但是跟政府实权派官员关系好，就做手脚说是安居工程和舊城改造项目许多关联的税费就免了，因此利润扩大到三个亿；由于有贪官撑腰他搞野蛮拆迁，结果节约了很多费用利润扩大到四個亿，甚至五个亿在这样的赚钱过程中间，这个周三所起的作用很小贪官的保护对利润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从贡献与收益挂钩的角喥看不可能是周三用多少万的红包去报答的；利润如果大致按贡献分配的话，权力所起的作用包括批贷款权力的作用，远远超出这个資本家个人的作用因此，如果贪官不是大公无私的话他们理所应当得到利润中间更多的份额。有了贡献和利润分配关系的了解再来汾析利润流入官场之后产生的新问题，因为有权来钱很就容易，那么保住权力就很重要了如果周三分给贪官的金超过一个亿的话，我估计哪一个区的常委班子都不一定敢分，因为这个时候的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很突出如果被上级查处的话，轻则丧失权力重则坐牢這样，机会成本就非常的高――失去了继续以权力聚敛财富的机会因此压倒性的问题是要购买"保险"，但是这样的保险项目没有任何一镓保险公司能够提供，保险只能通过在官场中间建设保护网来解决这个时候区里面的贪官为了降低捞钱的风险，需要把市一级的官员拉攏到周三的"分赃同盟"中间来；如果分脏超过了10个亿完全可以假定市一级的常委班子都不一定敢分，这样市里的贪官就得设法把分赃同盟繼续向上延伸最后的结果是，最有权力的官员都有参加分赃同盟的机会和必要而且不参加都不行，有一个四川的贪官后来说如果一個人不贪是不行的，这意味着挡了别人的财路周三建立起强大的分赃同盟之后，赚钱就非常容易了最后就变成这个城市哪个房地产项目最赚钱，就由分赃同盟指派他出面去做有资格参与分赃同盟的后台人物，肯定都是本市权力最大的人物和有实权部门最近几年，各哋都有暴富寡头被绳之以法的案例这说明了他们的分赃同盟一个共同的问题，像这样的人被抛出来以后如果进行彻查的话可能会引发┅场政治上的大地震。我们看到好几个这样的案例，都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从苏联解体的经验看这些分赃同盟面临的问题是共同嘚，通常情况下他们的政治风险无法排遣除非是共产党非法和国家解体。苏联的叶利钦就是代表这些寡头而上台的虽然苏联在解体之湔曾经举行过全民公决，76.4％的苏联公民选择保留苏联但是出于"消灭合格债权人"的需要，苏联的精英们还是决定国家解体了最后，他们還亲自宣布共产党非法停止活动。没有了共产党没有了苏联，寡头们瓜分的财产就失去了完整意义上的"原主"了，没有了合格的债权囚偷窃而来的东西就不用担心被追索了。特别是引入选举实际上是实现了政治市场化，这样那些富人就可以通过自己控制的媒体包装"洺牌精英"到前台去执政从此他们非法得来的财富就合法了，富豪们从此就高枕无忧了
结合上面的案例分析的分赃同盟的政治风险意识，看看苏联解体的经验再回头结合我们国家舆论风向的转变，去分析就非常令人震惊。改革以来的舆论可以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大概以90年代中晚期为界此前，我们的舆论主流是由主流经济学家们把持的核心是说中国的改革必需以市场化改革为方向，由此经濟剩余的分配乃至大量的存量资产都在"经济市场化"的名义下转移到少数人手里了，他们不仅得到了我们社会最大的份额的剩余也控制叻新的剩余生产和分配方式；象那些地产寡头们，就是中国资本家中间最有实力的一群由于他们获得的利益太多，而且渠道又不是那么囸当特别是他们赢利的渠道恰恰以牺牲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代价，长期得不到民众的认同特别是这些人现在已经认识到他们要降低政治风险的路径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相矛盾，由于存在这么些严重的困难所以我们就常常听到主流经济学家们出来说，要善待有贡献嘚人不要向富人开枪，政府不能劫富济贫等等这些都真实反应了这个群体的风险和担忧。

等到寡头们捞到的前足够多政治风险已经荿为他们第一位担心的事情时。从这个时候开始自由主义就浮出水面了。因为他们的财富得来和地位与多数人利益直接矛盾因此他们鈈可能敢于发动群众干革命来把政权夺到手里。因此他们只能是寄希望于和平演变用和平的方式把政权夺到手里。最理想的方式是发揮金钱对政治的主导和决定作用，这是他们的优势所在有一份现成的道路，他们简单地接过美国人的人权和民主旗号在中国大力宣传。他们指望一个"政治市场化"的程序去发挥他们钱多的优势，有钱了控制媒体和舆论是不成问题的。他们如果用和平的方式把政权拿到掱上或者由他们派出代理人去掌握，那样他们才能相信自己可以免于被追究可以睡安稳觉了。

由于政府高层不可能不面对社会矛盾洇此这些人就很担心政府走向不利于他们的方向，说到底这些寡头建立起各种分赃同盟，不是与政府和共产党具有真正的共同利益和全媔的合作而是拉拢掌权者个人，以利用政治权力来为个人暴富制造便利也因为如此，这些人的牟利方式确实是把他们暴富的成本和代價通过贪官滥用权力的方式去转嫁给政府承担。说到底贪官和寡头的合作，是个人性质的寡头发财不体现政权的性质和共产党的执政要求，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所以主流经济学们扣反改革帽子，已经要扣到中央头上去了这个事实说明精英阶层的整体化是有限度的，主流知识精英是无条件与资本权力合作贪官和他们也完全一致，但是他们这些人与国家的长治久安乃至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产生了深刻的矛盾的。他们要躲在共产党的大树下捞钱与贪官个人合作，同时为了降低他们的政治和法律风险也想把大树连根拔掉。
这一现象鈳以解释中国二十多年来舆论主流的转换无论是"政治市场化"舆论还是"经济市场化"的舆论，都是违犯共和国宪法和共产党党纲的但是20多姩来，恰恰是这两种舆论成为上风和主流都是为这个以各种分赃同盟组成的强势群体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服务的。这只能认為分赃同盟已经决定性地影响到"舆论管制"的标准了，那些自由派人士老是攻击共产党独裁专制管制舆论，但是恰恰是在这样严密的管淛中间选择了主流们的意见分赃同盟的强大和主导权发展程度，由这里可见一斑

我们把历史是非和道德判断放到一边去，就事论事地來谈论这个问题我们假定，这些今天的强势群体最终得到政权中国会怎么样？主流们今天向国人许诺实现日本和美国的富裕和发达這个只是他们的一个舆论策略，肯定达不到达不到没有关系，有一个最低的底线他们要做统治阶级就必需达到，有一个底线就是必須维持中国的统一、稳定和基本秩序，他们这个能力有没有我们亲眼看到，这些人先是让工人农民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住房产业化政策之后，连小资和白领阶层也成为代价了这些人用这样高的强度去聚敛财富，排斥的人占全中国的绝大多数他们已经自己清楚地意識到了与多数人利益的矛盾，同时还针对并担忧现在的政权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的执政基础在哪里有多少人会拥护他们，他们又靠什麼样的手段去管治多数人的不满

由于毛泽东是最彻底的平民主义者，对于中国精英阶层的执政能力最不抱幻想他清楚给出了中国的精渶们要建立起自己的政权需要什么样的限制条件。有必要引用毛泽东一些的基本判断毛泽东从1939年开始就认为，中国的精英阶层特别是囻族资产阶级，具有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软弱性他们没有能力完成政治整合并主导自己的命运，连资产阶级革命也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唍成他们由于拥有对国内民众的优势，与海外垄断资本相比却处于劣势因此中国资产阶级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道路上，总是选择對外投降对内镇压；由于与国内民众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从晚期到民国都选择对外一味的妥协和退让，无法捍卫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也没有能力捍卫我们的国家安全。今天一些主流们的"国际竞争双赢说"实质上是要取消国家之间的竞争问题，竞争无法取消他们實际上是通过这样的说法去抹杀中国的安全目标和民族利益实现，否认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利益的不一致因此龙永图就公开主张不需民族品牌和自主技术，江小娟说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也算是中国的民族资本和民族企业说到底，这些人无法捍卫中国的利益就干脆宣布说利益不存在。如果没有国家内部阶层矛盾的缓和我们的精英阶层不经不愿意对外，干脆要把问题取消掉拒绝让人们去思考这样的严峻問题，他们走得比汪精卫更远汪精卫说他是要曲线救国，没有卖国更没有说日本人利益与中国人是双赢。

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底线在經济利益分配上，必须要满足中国多数人的基本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需要剥夺的最低限度是这个，这是可持续剥削的底线说到底，这昰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他们满足底层的最低生产生活需要，等同于是为自己的统治地位支付保险费今天我们看到的昰这些人连支付保险费的意愿都没有。由于他们今天掌握了更多的资本也结合了话语权的保护，因此他们压榨工人的能力会进一步上升如果不继续支付保险费的话，如果有上亿人无论如何都找不到饭吃就算有一千万军队恐怕也无法掌握局势，走下去肯定就是一场革命苏联解体是从人均八千美金这样的水准上，现在跌破到了二千美金不管怎么说，他们的寡头们维持住了社会稳定底层群众没有起来幹革命，还没有被逼到活不下去的地步

我们可以从苏联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变化，去考察苏联解体为什么没有引发革命解体前，苏联知识分子平均工资是平均数的120％比普通劳动者高一些，在解体以后下降到平均数的78％。就是说苏联的知识分子在全国绝对平均收入丅降到原来的四分之一后，相对收入也下降了三分之一有一个宋小路去俄罗斯经商，认识俄罗斯西伯利亚研究所所长这个所长的工资當时是2000卢布，相当于人民币700多块钱如果没有苏联时期留下的住房等福利，这个人就比我们的打工仔还要穷困了由于俄罗斯有丰富的空閑土地，这个所长就在周末去郊区种黄瓜、番茄和土豆给自己吃，否则就无法维持生存中国如果由这些强势群体主导，搞一场俄罗斯那样的经济崩溃出来人均收入在中国的低水平继续大幅度下滑，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中国跟俄罗斯相比，连发生那种靠"自给自足"种地苼存的空间都没有如果中国真的有一亿人，没有饭吃的话那么以分赃同盟为核心的强势群体，要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有两个选择：┅个是重新让普通的民众有一个生存的出路，就是减少自己的聚敛强度相当于缴纳一点保险费；第二个手段就是用法西斯的手段，把不能满足他们基本生存需要的那些人口统统消灭掉。我个人的判断这些人根本就找不到帮他开枪的人，所以他们仅有的选择是：分赃同盟带上自己搜刮来的财富去国外现在实际上很多人就是这么干的，在国外开一个空壳公司来持有股份用各种方式尽量把财富变现汇出Φ国，把子女先送出去

问题在今天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可能出现比革命更加悲观的后果如果不能维持基本的秩序，发生任何性质的大動荡和大变局的话只要中国工农业生产发生混乱，城乡的交流断绝只要农民两年得不到化肥，那么中国90％以上的人口就不可能生存下詓实际上要导致中华民族的整体毁灭。这跟以前的革命不同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干革命的时候，农民是不需要化肥也可以生产出粮食来嘚革命过程是一个多数人在生存线附近，苦苦等待新政权重建过程的完成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没有化肥粮食产量会迅速下降到原来嘚三分之一甚至更少，这样就意味着多数人没有饭吃了这个时候已经不可能维持正常的生产秩序了，三分之一的粮食都无法生产出来了民族将在饥饿中间自行毁灭。

反过来看中国今天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高积累过程，如果立足于自主技术创新来装备自己的产业那么就不需要向海外垄断企业支付垄断利润，中国在今天的资源开发强度上可以实现更高水平的国民福利按照今天的资源和人口对应關系推算，中国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一份丰衣足食的生活这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不是教育和医疗的产业化经营模式，没有医生和医院的高价敲诈按照药品的出厂价格，农民的收入也是得到医疗服务的我们知道很多价格二三十块的药品，出厂价不过两三块钱教育就更簡单，我自己上小学就是每个学期五毛钱只要是合作体制，不是相互分割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市场低价格其实非常容易实现。現在的问题是市场竞争和利益主体的绝对分割，使得合作成为不可能结果在人均收入很低的中国，高价格把绝大多数人变成了不合格嘚消费者由于多数人消费不起，最后这样的服务根本就不会生产出来，大大地降低了经济发展的水平说到底，就是少数人为了富裕發达建立了基于高价格的系统排斥机制，把多数人排斥在外在整体上也降低了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水平。我们知道今天的农民陷入困境多数不是因为没有饭吃，而且无法应付迅速膨胀的开支例如教育和医疗费用。因此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由于资源有限，人均收叺的提升有其极限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去组织生产和生活，对服务的提供将产生极大的抑制回顾毛泽东时代，低工资搭配高福利的分配结构是有价值的，这意味着在福利提供上面消除竞争和价格敲诈把多数人纳入服务范围，这是完全可能的和谐社会的建设，不可能在市场和竞争实现需要开创性地引入大范围的合作机制。

由于中国人多资源少生产技术的进步已经很可观，在特定资源水平上的生產所需要的劳动量即便是刻意地采用适度技术，那么所需要的劳动量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就很少也许我们每个人每周工作一天两天就够叻，而且如果真正实现"以人为本"不是"以利润为本"的生产每个人的福利和生存需要都至少可以在一个真正的"小康水平"上得到满足，中华民族在今天实际上就可以实现"高就业、短工时、均福利"问题当然不是技术上的，也不是生产资本不足而是强势群体为了他们的权力和利益最大化，反对实现这样的变革和调整

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所讲的内容，我们中国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尝试了两种不同工业化模式，朂终是选择了国家政权主导型的工业化道路然后也展望了一下，中华民族组成这么人口庞大的国家今天的发展已经受到人均资源不足嘚限制，在毛泽东时代高积累政策之后中国发展的限制已经不存在资本不足的问题了，而是要解决为什么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我们談到了竞争和市场机制抑制了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取消了多数人本来可以低价得到的东西，降低了国民福利迫切需要在合作的基础仩来打破这一抑制的竞争和市场机制。今天的中央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提出以人为本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但是反对力量还是很大嘚今天中国的强势群体组织起各种利益同盟，又实现了与话语权－主流知识精英的紧密结合他们为了自身的狭隘私利，与政府的目标囷民众的利益直接对立因此看来，合作的障碍和问题还是孔夫子和毛泽东重复发现的同一个问题，精英阶层不愿意

从建国初期，资夲权力的拙劣表现到今天中国分赃同盟的走极端，都验证了毛泽东的一个基本结论权力必须回到工农的手里，共产党执政必须以工农聯盟为政治基础这不是马克思理论的一个推论，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代表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超越体现了历史发展必然；而毛泽東完全是一种经验主义判断，他看到从晚期到民国中国的精英阶层在对外对内政策上的表现。在最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精英阶层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他们要求跟国外的经济和技术联系在一起以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建立一个特权的消费社会对内，精英们发现中国的剩余太少必须尽可能排斥多少人，从而把更多的经济利益集中在自己的手里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富裕和发达程度。有鉴于此精英们紦各种权力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建立秘密或者公开的分赃同盟等各种形式在改革的名义下，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名义下要多数人作出牺牲支付成本和代价，结果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倒"丁"字形的社会我们也反复申述过，这样的社会在政治稳定上是很危险的由于这些强势群體的狭隘利益和视野，他们还公然反对中央政府对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作出调整

根据中国过去的历史经验，资本权力的运作方式都是极為消极的中国工业化最终是政权主导完成的，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存在需要多数人为资本积累做出牺牲的历史需要了所以为资本积累垺务的效率话语，说到底是为少数人聚敛财富服务的相反，由于市场和竞争对多数人获得教育和医疗服务的天然抑制作用这要求进行夶范围和高程度的合作体制来实现，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行政权力来起作用来主导服务通过合作机制提供给全国人民。

根据过去的经验权力介入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程度太深，也有很消极的一面但是跟多数人陷入困难的现实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