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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简介
作者：司马光
《资治通鉴》－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约300多万字。《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断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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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用多久写成资治通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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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由北宋名臣、史学家司马光负责编纂,历时十九年,全书共294卷,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前共1362年,《资治通鉴》德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目的是要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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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为何要写《资治通鉴》？
凤凰网历史专稿【
（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刘义光供稿）
我很喜欢《通鉴》这本书，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来看，有几年的时间，每个夜晚，都坐在书桌前，翻看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上下二大册图书，字是小了点，可却是原版缩印，有胡三省的注，一路读来，也是欢喜。在看书的过程中，一直想搞清楚《通鉴》的写作缘由。也就是说，余不大满足司马光的平实说法，其为人厚道，康节说他是“九人真人”，自然不事张扬。可我觉得，作为后人，还是有义务厘清其创作的初衷。
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命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于是司马光进奏说:
“自少已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机，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未易。窃不自揆，常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其余浮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
上述便是司马光之所以编攥《通鉴》的通行说法，温公在很多文章里都有过相似的表述，道理很平实，就是希望皇帝能鉴往知来，将国家打点好。可是余略览英宗朝前后事，略觉司马光编辑是书，应有更深一层的寄寓在里面。
自宋太祖皇袍加身，至宋英宗时，赵宋王朝立国已百来年。王朝内部一些积弊，也日渐显发出来，其中最突出、也最为棘手的问题，便是用度的紧张。相较于来自北面和西北面的军事危胁，王朝的财政问题，更让掌权者感到头疼。治平二年（1065）三月，英宗恩准司马光带薪休假，回故乡陕州扫墓，四月十九日，司马光给英宗上了一个折子，论钱粮事。略云:
臣今蒙恩给假，至陕州焚黄。窃见缘路诸州仓库空乏，至官吏军人料钱月粮，并须逐旋支给，其余臣所不到处可知。窘竭如此，何以为国？
国家财政竟至连官吏军人的工资都开不出去，时年46岁的司马光深感忧心。尽管赵宋王朝在外交上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1004年的宋辽澶渊立盟，赵宋每年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称为“岁币”。时隔40年之后的1044年，赵宋在一连串的军事失利下，不得不承认西夏独立，宋朝每年“赏赐”给西夏银5万两，绢13万匹，茶2万斤。另外，每年还在各种节日赐给西夏银2万2千两，绢2万千匹，茶1万斤。此即“庆历和议”。但这些“岁币”只占赵宋财政入的一小部分，“这种为和平付出之代价无疑要比战费来得低廉。”（黄仁宇）
而王朝内部，所需财政供养的人员过多，加上用度不节俭，才是致使赵宋王朝无法息肩的原因。当时国家军队约计八十多万，仅军饷开支一项，既占财政开支的三分之二（《中国人史纲》）。而过多的地方冗员，也耗费了不少银两。有鉴于此，王朝内部便有革新的声浪。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遂欲更天下弊事”，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庆历新政”。由范仲淹领衔主演，于“庆历和议”前一年的庆历三年，轰轰烈烈地展开。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他的十项改革措施，其中的中心工作便是整顿吏治，裁汰内外官吏中老朽、贪墨、无能之辈。范仲淹整顿吏治首先拿转运使开刀，因为转运使掌管一路财赋问题，转运使得人，或可解决财源问题。范仲淹翻点名册，将那些庸碌无才之辈统统勾去。富弼对他说:“范六丈公(范仲淹)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范仲淹的回答在历史上非常有名:“一家哭，何若天下哭。”
也因此，遭致强大的反对，那些人便指责范仲淹搞朋党，争来争去，“庆历新政”只维持了一年时间，便宣告谢幕，并没有给赵宋王朝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收成。但是其对思想界的冲击还是相当巨大的，便是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包括被后人指斥为“保守党”的司马光，同样也支持变法，只是变法的路数与王安石不同而矣。
除了革兴的呼声以外，北宋君臣还热衷在文献里找到中兴的路子。仁宗与手下一帮大臣同时向往唐朝的为国长久，因此朝堂议政必引唐代故事。文官之间研究唐史、讨论唐事，遂成了一种时尚，他们是冀希望于探讨前朝的经验，来引申出救世的路子。在欧阳修、宋祁于仁宗嘉祐五年（1060）撰成《新唐书》之前，已有多人着手撰述唐史。孙甫著《唐史记》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见当时治乱，若身历其间，人谓“终日读史，不如一日听孙论也。”司马光、欧阳修、苏轼都很推重是书，欧阳修为其作“志”，司马光写了一篇“书后”。苏轼不认识孙甫，学生李方叔手录寄去。苏轼读后，推许书中很多观点“皆《旧史》所不及”，比如孙甫说唐宣宗“有小善而无人君大略，”就很合苏轼之意。又说孙甫“议论英发，暗与人意合者甚多。”亦可见当时风气。赵瞻著《唐春秋》五十卷，赵邻几追补《唐实录》会昌以来日历二十六卷，陈彭年著《唐纪》四十卷。《廿二史札记》说:“诸人皆博闻勤采，勒成一书，必多精核。欧、宋得藉为笔削之地。”“欧、宋”是指欧阳修和宋祁，仁宋认为《旧唐书》太过浅陋，下诏命二人领衔重修《新唐书》。而参修的吕夏卿熟于唐事，博采传记杂说数百家，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宋敏求亦熟于唐事，尝私撰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148卷，编《唐大诏令集》130卷。
而温公编撰《通鉴》亦有一个历史远因。宋朝立国之初即重视从前代的兴亡经验里探寻得治国之要，因此极重视文化建设，亦重视“国家图书馆”的建设。宋沿梁制，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改建三馆，总名崇文院。温公编撰《通鉴》时，书局就设在崇文院。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又于崇文院中堂设秘阁，别选三馆善本图书万余卷入藏。淳化年间扩建秘阁，宋太宗御题“秘阁”匾额，说:“今方及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至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时，六阁所藏经典总共3341卷，史传7258卷，子书总共8489卷，文集总共7108卷。
宋世较大规模地对前代书籍进行校堪共有5次，第一次在仁宗景祜年间，用了8年时间，到公元1041年编成《崇文总目》66卷；第二次在嘉祜年间(公元年)，按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分别编目。这些成果都完成在《资治通鉴》编修以前。这些馆藏为宋世文官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大便利，最显要的成就就是号称北宋官修“四大类书”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前三部书修于宋太宗时，后一部书成于宋真宗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宋李昉等奉敕撰。以太平兴国二年受诏，至八年书成。初名《太平类编》，后改名为《太平御览》。”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记载，太宗每天偷闲读书三卷，一岁而读过一遍，故赐名《太平御览》，意思是太宗亲阅之书。宋太宗曾说:“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此即“开卷有益”一语的来历。《太平御览》采集群书1600余种，分为55门，历代典籍尽萃于是。而时至今日，书所引用的古书，十之七八现在已无法看到。《册府元龟》之“册府”，意指帝王藏书的地方﹐“元龟”是大龟﹐古代用占卜以帮助决断国家大事，意即资以作为帝王治国理政的借鉴。
宋世私人藏书也获得较大发展，比如参修《新唐书》的宋敏求，就是一个大藏书家。家藏三万卷，皆略诵习，熟于朝廷典故，朋辈中遇到疑难，必去向他请教。欧阳修称其“文学该赡，多识故事”，又赞“藏书万卷覆强记，故事累朝能口传。王安石编《唐百家诗选》时，便是依据宋敏求“家藏唐诗百徐编”，“择其精者”而成。”宋敏求尝说:“校书如扫尘，随扫随有。”其家藏书皆校三五遍者，以善本著称。仁宗时，宋敏求居长安春明坊，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方便借阅讨教。当时，春明坊一带的房租钱就比他处高出一倍。黄庭坚的舅父李常也是一位藏书家，黄庭坚七岁作《牧童诗》:“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岸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李常称有“一日千里之功。” 黄庭坚十四岁丧父，家道中衰，便随李常游学淮南。李常少读书于庐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名曰“李氏山房”，家藏九千余卷，开放于好学者。参与编篡《崇文总目》的王洙，及其子王钦臣，父子藏书4万多卷，还特意将部分精品书缮写两份，一份保留，一份专供借阅者使用。
宋太宗不仅要“蓄天下图籍”，亦要“延四方之士”，以“图书之府”来“待贤俊而备讨论”。因此，馆阁之臣成为当时最荣耀的职位，他们往往在与皇帝探讨前代兴亡与治国方略中获得晋升，宋世许多著名的人士，都有过馆职的经历，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沈括等。馆职包括:直昭文馆、直史馆、直秘阁、集贤校理、秘阁校理馆阁校勘等。《梦溪笔谈》的著者沈括曾任馆职8年，他36岁时，参与昭文馆编校工作，38岁补昭文馆校勘，42岁任史馆检讨，43岁任集贤院校理。司马光最初曾任过的馆阁校勘，之后还担任过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和天章阁待制兼侍讲（龙图阁与天章阁分别贮藏太宗、真宗御用文物）。
司马光编《通鉴》，便是产生在这样的氛围里。嘉祐年间，温公既对刘恕表达了撰述的意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候，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刘恕《资治通鉴外纪·自序》）也就是说，温公编是书，有借前朝往事来寻出致治的意思在。此一番有为也是受当时风气的影响，只是温公的天资与学力，其所取得的成就遂卓越于他人了。
注:旧时品官新受恩典，祭告家庙祖墓，告文用黄纸书写，祭毕即焚去，谓之焚黄。后亦称祭告祝文为焚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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