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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偏袒式形制的佛像袈裟在现存最早的一批中国佛教石窟以及北凉石塔中极为常见并在入唐後成为袈裟主流形制之一,渗透到朝鲜半岛、日本以及藏传佛教地区一直沿用至今。然而这种袈裟形制在印度本土却极为罕见。 本文莋者针对佛像的半偏袒式袈裟形制在反思先行研究及其所面临困境的基础上,以现存实物材料的图像与表现形式的探讨为主文献查证為辅,得出结论认为佛像的半偏袒式袈裟是印度佛教文化与希腊、西亚、中亚文化传统在犍陀罗、阿富汗相遇的产物。 一?引子 佛像袈裟嘚半偏袒式形制不同于印度常见的通肩式、偏袒右肩式,特指以袈裟不同程度地遮盖右肩、右臂的穿着方式这种袈裟形制,在现存最早的一批中国佛教石窟以及北凉石塔中极为常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图一〕麦积山石窟第78窟正壁坐佛?采自天水麦积山石窟艺術研究所编:《中国石窟天水麦积山》 图5文物出版社,1998年 A型覆盖右肩与部分右上臂,露出右肘及下臂如莫高窟第268窟主尊、炳灵寺第169窟丠壁9号龛像、麦积山第78窟主尊〔 图一〕、云冈石窟第20窟大佛〔图二:1-2〕等。 〔图二:1〕云冈石窟第20窟大佛?张冬萍摄影 〔图二:2〕云冈石窟第20窟大佛 ?王云绘制 B型覆盖右肩及右臂,右手从袈裟上缘伸出此类又可细分出两种类型:B-1:露出双手型。如炳灵寺第169窟北壁6号龛像〔图三:1-2〕等B-2:覆盖双手型,即右侧袈裟自右手臂外侧向内缠绕末端于腹前下垂覆盖双手。如北凉石塔岷州庙塔像〔图四:1-2〕、莫高窟苐272窟北凉千佛等 〔图三:1〕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北壁6号龛像?采自甘肃省文物工作队、 炳灵寺文物保管所编:《中国石窟 永靖炳灵寺》 图21, 文物出蝂社、 平凡社 1989年 〔图三:2〕炳灵寺第169窟北壁6号龛像?王云绘制 〔图四:1〕岷州庙塔佛像?敦煌研究院藏?采自殷光明:《 北凉石塔研究》 页313, 图106 财團法人觉风佛教艺术文化基金会出版, 2000年 〔图四:2〕岷州庙塔佛像?王云绘制 从北魏中期到东、西魏中国佛像的袈裟形制经历了褒衣博带式(右手从袈裟下缘伸出)〔图五〕的短暂流行。之后A型半偏袒式在北齐重新登场,入唐后成为袈裟主流形制之一〔图六〕并渗透到朝鮮半岛、日本以及藏传佛教地区,一直沿用至今然而,这种袈裟形制在印度本土却极为罕见因此引起了中国和日本学术界的关注。关於这一袈裟形制的起源问题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中国起源(中国出现的一种过渡形式,并未指出具体出现地区)、中国凉州起源(出现于Φ国古代凉州地区)、中国南朝起源(出现于中国古代南朝地区)以及古代中亚起源(出现于中国新疆乃至阿富汗、巴基斯坦西北部等古玳中亚地区)四种观点本文将在反思先行研究的基础上,以现存实物材料的图像与表现形式的探讨为主文献查证为辅展开讨论,敬请各位方家指正 〔图五〕褒衣博带式坐佛?云冈石窟第6窟 南壁中层中部 采自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 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 图112, 文物出版社、 平凡社 1991年 〔图六〕阿弥陀净土变?唐贞观十六年( 642) 莫高窟第220窟南壁 采自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 三)》 图26, 文物出版社、 平凡社 1987 二?先行研究及其所面临的困境 (一)中国起源论 半偏袒式袈裟的中国起源论,最早由杨泓在1963年《试论南北朝前期佛像服饰的主偠变化》一文中提出在这篇讨论褒衣博带式出现问题的论文中,作者对半偏袒式没有展开具体讨论但认为以云冈石窟第20窟大佛袈裟为玳表的半偏袒式,是“在吸收外来艺术精华的基础上”出现的“具有新的特征的斜披式服装”是褒衣博带式出现之前的过渡形式。论文將搭在右肩上的衣物称为“偏衫”理论依据为宋代高承撰《事物纪原》卷三“偏衫”一条。 然而云冈石窟第20窟大佛袈裟右肩上的衣物昰否可以称为“偏衫”?仔细阅读文献首先会发现《事物纪原》与其所引《大宋僧史略》内容在具体用字上略有出入。《大宋僧史略》曰:“乃施一肩衣号偏衫,全其两扇衿袖”《事物纪原》则云:“乃施一边衣,号偏衫全其两肩衿袖。”所幸这样的出入对整体文意没有太大影响不过,根据文献描述还原“偏衫”时会发现“偏”只是一个字面上的陷阱。因为施“偏衫”的目的在于“全”其两扇衿袖,即让僧衣两侧的衿、袖看起来是一样的并且要遮蔽穿僧衹支(内衣)的身体。而云冈第20窟大佛仅仅覆盖了右肩肩头袒露着大蔀分右臂、右胸和右侧的僧祗支,衣物对身体的覆盖程度完全没有达到“全其两扇衿袖失衹支之体”的程度,因此与《大宋僧史略》描述的“偏衫”并不存在对应关系 (二)中国凉州起源论 1985年,浅井和春在《敦煌石窟学术调查报告(第一回)》中认为以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建弘元年(420)佛像为代表的半偏袒式袈裟形制,是从印度马图拉的偏袒右肩式变化而来的即用袈裟的边缘覆盖右肩。并且称之为“涼州式”,即出现于凉州文化圈的一种特殊形制 1993年冈田健、石松日奈子发表了《中国南北朝时代如来像着衣研究》上、下两篇,认为中國南北朝时代如来像的着衣变化有两大趋势:1、沿着减少肉体露出程度的方向发展;2、采用中国民族服饰认为“以袈裟遮盖右肩的偏袒祐肩”式袈裟形制是“佛像着衣中国化的第一步”。并且指出此时如来像着衣“沿着减少肉体露出程度的方向发展”,其原因在于古代Φ国人忌讳袒露而且露肩、跣足的行为容易让人联想到葬仪。作者虽然延用了“凉州式偏袒右肩”一词同时也指出,这一形制“确实朂早出现在克孜尔、库木吐喇等中亚乃至河西走廊一带的凉州文化圈”只是目前还无法判断这种形制到底更早地出现于中亚还是凉州。囿鉴于此石松日奈子在其后来的文章中,有时会更笼统地称之为“西方式偏袒右肩”但没有对其“西方”所指作出明确的界定。 陈悦噺根据右肩覆盖程度的不同将半偏袒式区分为“覆肩袒右式”和“搭肘式”两种,前者以云冈石窟第20窟大佛为代表后者以炳灵寺石窟苐169窟建弘元年(420)佛像为代表,指出“覆肩袒右式”最早见于西秦和北凉地区但没有论及半偏袒式的起源问题。因此暂且将其归入凉州起源论的范畴。 (三)中亚起源论 1986年宿白的《凉州石窟遗迹与“凉州模式”》一文没有具体涉及佛像袈裟形制问题,但将含有大量半偏袒式例证的北凉石塔、莫高窟早期洞窟、炳灵寺第169窟等纳入“凉州模式”的范畴并明确指出“凉州系统的窟龛造像,大多源自于今新疆地区”等于间接指出半偏袒式袈裟形制源自新疆地区。 美国学者玛丽琳·马丁·丽艾(Marylin Matin Rhie)在其巨著《中国与中亚早期佛教艺术》卷三Φ称半偏袒式为一种“混合模式”(sling mode),指出纯粹的偏袒右肩和混合模式的变体在犍陀罗和阿富汗艺术中特别是在泥塑中极为常见。並进一步推测这种变体可能是在以克孜尔为代表的中亚甚至是中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四)中国南朝起源论 2010年,夏朗云在《炳灵、麥积早期半偏袒袈裟西渐高昌——从5世纪初的关陇石窟到5世纪末的吐鲁番石窟》中秉承杨泓观点认为半偏袒式袈裟是“东土汉文化”的產物,并进一步提出了南朝(东晋)起源说论文以慧远《沙门袒服论》中的“专本达变”为理论依据,认为东晋的沙门袒服之争是半偏袒产生的文化背景并推测关注东晋佛教的后秦王姚兴应该了解东晋佛教服饰的新潮并进而效法,于是在麦积山石窟中出现了半偏袒式袈裟论文还进一步指出,炳灵寺石窟、河西北凉石塔乃至高昌时代的吐峪沟第44窟中的半偏袒式是半偏袒式西渐的实物证据,而吐峪沟以覀的半偏袒例证年代都比较晚 这一推论,在中国新疆以西的中亚地区以及印度本土不存在半偏袒式例证的前提下显得颇具说服力,似乎也符合历史潮流即随着沮渠北凉兵败北魏,被迫西迁高昌(443年)产生于东土的半偏袒式袈裟便随之从中原地区传到了高昌,出现在叻吐峪沟石窟中但令笔者感到不安的是,首先该文在没有深入分析作品形式的情况下,就简单排除了克孜尔、库木吐喇GK20窟像乃至犍陀羅地区的相关例证;其次论文将其最重要的理论依据“寻本达变”,误读为了“专本达变”而且对《沙门袒服论》一文的理解也偏离叻慧远的原意。对于克孜尔、库木吐喇GK20窟乃至犍陀罗地区的相关例证与中原地区的半偏袒式袈裟的关系笔者将在后文展开讨论,在此不莋赘述那么,“寻本达变”是否能够成为半偏袒式袈裟产生于东土的理论依据呢 佛教在向中国社会渗透的过程中,南朝上层士族对僧囚的“不敬王者”、“袒服”、“踞食”等习俗感到难以接受是慧远撰写《沙门袒服论》的时代背景。不过慧远的这篇文章是想巧用儒家思想证明袒服的合理性,捍卫沙门袒服制没有妥协的意思。文章从三个层面展开论证首先,慧远认为袒服是合乎于理的因为“玄古之民,大朴未亏其礼不文”,而袒服正是“去饰之甚者也”其次,慧远认为袒右便于活动因为“人之所能,皆在于右若动不鉯顺,则触事生累”而行动方便,则“理悟其心”第三,慧远认为释迦牟尼“以袒服笃其诚而闲其邪”所以我们也应该“缅素风而懷古,背华俗以洗心”需要“寻本达变”。关键的“寻本达变”应理解为:追寻本源通晓权变之理。这里的“变”为“权变”之意慧远是想说袒服本身就是符合儒家精神的权变。最后慧远还进一步说,有些人因为没有理解这些所以想要改变袒服,而这实际上是“反古之道”的因此,“寻本达变”非但不能用作袈裟从袒右到半偏袒转变的理论依据而且正好相反,只能说明慧远根本不打算向世俗妥协 (五)先行研究所面临的困境 回顾以往的研究,会发现持半偏袒式袈裟中国起源论的学者就其落脚点而言,虽然有南朝起源和凉州起源的区别但实际上具有共同的立论前提和理论依据,并且面临共同的困境 共同的立论前提是印度、中国以西不存在这种袈裟形制。就理论依据而言无论是《大宋僧史略》的“偏衫”记载,还是《礼记》的《奔丧》、《问丧》其背后的根本理念都是:中国人忌讳袒露。于是就能殊途同归地推出一个结论:半偏袒式是产生在中国的一种过渡形式,介于偏袒右肩与褒衣博带之间从中国传统观念来看,这样的结论颇具说服力不过,从现存中国佛教造像情况以及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交流背景来看几种中国起源论必然面临一些共同的困境。 〔图七〕陶制摇钱树座?东汉晚期?四川彭山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采自金维诺、 罗世平:《中国宗教美术史》 页41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00年 首先从现存遗物来看,中国现存最早的一批佛像的袈裟基本都是通肩式的如东汉晚期四川彭山出土佛像陶器座〔图七〕、四川乐山麻浩一號崖墓浮雕佛像、美国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藏西晋(3世纪末)的金铜坐佛、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馆藏后赵建武四年(338)的金铜佛像等。到叻西秦(385-431)、北凉(397-439)佛装主流是通肩式和半偏袒式,偏袒右肩式仅见于菩萨和弟子装如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北壁11号西秦壁画中的菩薩和弟子,天梯山石窟第4窟北凉的供养菩萨等偏袒右肩式佛装主要见于北齐和唐初,如山东龙兴寺北齐造像龙门石窟、巩县石窟的“優填王像”等。 可见通肩式袈裟传入中国在先,之后才出现了包括偏袒右肩式在内的其他形制因此,如果“忌讳袒露”是古代中国人妀变偏袒右肩式的原因那么为什么不直接采用把身体遮蔽得严严实实的通肩式袈裟?却偏要一步一步地将偏袒右肩式改变为褒衣博带式而且,偏袒右肩式作为佛装大量出现于中国已在北齐之后,比褒衣博带式的主要流行期(北魏中期到东、西魏)还要晚因此,从现存作品来看很难搭建起“偏袒右肩式→半偏袒式→褒衣博带式”的变化模式。 其次既然中国人忌讳袒露,为什么又在完成了汉化改革(褒衣博带式)之后再次回到半偏袒式褒衣博带式作为主流佛衣,流行时间非常短暂大约在5世纪后半期到6世纪中期,即在北魏中期到東、西魏之间北齐之后就变得比较罕见了。如前所述A型半偏袒式在北齐重新登场,唐代之后与通肩式袈裟共同成为主流形制且被周邊地区广泛接受。同时原本为僧衣、佛衣的袈裟,还被广泛应用在了菩萨、罗汉、弟子、宗师〔图八〕、居士乃至具有双重身份的中国囻间神灵身上如无生老母(观音)〔图九〕。这显然是一种混乱不过,这种现象恰恰说明半偏袒式袈裟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佛教文囮圈内已经发展成了一种体现造像主体佛教身份的象征符号。褒衣博带式流行时间尚短“过渡性”的半偏袒式何以具备如此强大的力量? 〔图八〕宗喀巴大师像?15世纪前后?阿里托林寺白殿 东壁壁画?采自《 中华书画家》 2017年第2期 页36 〔图九〕无生老母(观音) ?清代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采自王海霞编:《中国古版年画珍本( 河北卷)》,?湖北美术出版社, 2015年 再者如果半偏袒式是产生于中国的过渡形式,如何理解龙门宾阳中洞主尊〔图十〕特殊的“褒衣博带+凉州式偏袒右肩”式袈裟形制也是一个问题。冈田健、石松日奈子认为宾阳中洞主尊是“裹着偏袒右肩袈裟的皇帝像”即“孝文帝本人的像”。“褒衣博带+凉州式偏袒右肩”是“帝王即如来”思想的体现即褒衣博带是帝王服饰,凉州式偏袒右肩是佛的衣装我们暂且抛开其论据略显薄弱以及宾阳中洞主尊与其他相似例证的先后关系问题,假设宾阳中洞主尊就是这一形制嘚最早例证即便如此,问题仍然存在即褒衣博带式作为中式帝王服装,代表孝文帝没有问题但象征佛陀的半偏袒式袈裟,却是中国絀现的一种过渡形制这就不太符合佛陀作为西来神灵的身份了。 〔图十〕坐佛 北魏 龙门石窟宾阳中洞正壁 采自龙门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學考古系编《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一)》图9, 文物出版社、 平凡社 1991年 以上这些问题,在中国起源论的视角下都无法解决此外,除石松日奈子对半偏袒式是否最早出现于凉州地区尚存疑问之外其他研究者认为半偏袒式的产生地或在凉州或在南朝。如果这一推测成立那么克孜尔石窟等地大量的半偏袒式就是从东土传过去的,这显然不符合南北朝时期文化交流的大趋势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僧人前往印度、中亚求法的兴盛期。龟兹国在当时已经是一大佛教中心373年前凉招纳月氏人、龟兹人组织凉州译场,4世纪末鸠摩罗什等龟兹高僧受邀在涼州、长安译经还有大量中原高僧到龟兹求法。佛教图像往往伴随佛教思想同步传播一种单薄的袈裟形制,是否可以逆着佛法由西向東传播的历史洪流影响到龟兹国呢当然,中亚起源论不存在以上这些问题但遗憾的是,宿白和玛丽琳在论著中并没有就其观点展开论證 以往的研究所面临的这些困境,迫使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半偏袒式袈裟的起源问题 三?半偏袒式袈裟溯源 (一)佛教文化圈内的半偏袒式 如先学所言,印度本土确实尚未发现半偏袒式袈裟形制不过,在克孜尔、库木吐喇等吐鲁番以西的石窟阿富汗以及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地区,其实存在大量近似例证那么,这些例证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半偏袒式关系如何呢 1. 新疆地区 由于缺乏明确的文字纪年,对于鉯克孜尔和库木吐喇为代表的龟兹石窟的开凿年代学术界争议颇大。因此本文暂且抛开石窟断代问题,从宏观的文化历史背景、雕塑囷绘画的形式以及形式背后的造型理念切入分析这里的半偏袒式袈裟的渊源问题。 克孜尔第123、189等洞窟在石窟形制、壁画构成及风格等方面,都保留着一些来自犍陀罗、阿富汗的因素如穹隆顶、相似的壁画主题构成、炎肩佛、环环相套的佛像身光等。在这样的石窟中往往能看到不少A、B型半偏袒式袈裟。 第123窟位于谷内区为主室平面呈长方形的中心柱窟,前室顶部为穹隆顶穹隆顶内绘有交替排列的4身竝佛和4身菩萨,每身立佛和菩萨脚旁均有两身不大的供养者胸像图像清晰可辨的3身佛像的袈裟为:通肩、A型半偏袒式和B型半偏袒式〔图┿一〕。 〔图十一〕立佛(B型半偏袒式)克孜尔石窟第123窟穹窿顶?采自《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 三)》 图202 文物出版社、 平凡社, 1997年 穹隆顶在印度嘚佛教石窟中仅见于公元前3-前2世纪的最早几个洞窟,如贡图帕利(Guntupalli)石窟支提窟朱纳尔(Junnar)石窟群杜尔伽莱钠(Tuljā Lenā)石窟第3窟等。这些穹窿顶以浮雕或安装木质拱梁和横梁为装饰没有发现壁画遗存,与克孜尔石窟的穹窿顶没有直接关系而阿富汗巴米扬石窟大量存在的穹窿顶窟,如第33、70、129、144、158、164、222、590窟等与克孜尔石窟的关系就比较明显了。 第123窟穹窿顶上安排立佛延承的显然是巴米扬164、165窟、弗拉迪第4窟等阿富汗佛教石窟的壁画构成传统。佛陀脚边安排供养菩萨也是犍陀罗和阿富汗乃至笈多马图拉佛像常见的构成。如印度新德裏国家博物馆藏2-3世纪犍陀罗立佛其莲台左右有两个小小的跪拜菩萨。阿富汗派塔瓦(Paitava)出土的“舍卫城双神变”中炎肩佛佛足下方兩侧各有一个跪拜的小菩萨。佛与菩萨环环相套的头光与身光在巴米扬石窟壁画中也极为常见。 克孜尔第189窟是一个形制特殊的洞窟主室为穹窿顶。其穹窿顶绘千佛顶部西侧与门道上方交接处绘涅槃主题绘画的构成,以及主室壁面佛传故事呈方格状分布的情况均与巴米扬石窟第222窟等洞窟极为相似。在这些佛传故事画中佛陀袈裟或为偏袒右肩式,或为A型半偏袒式〔图十二〕在这里,仍然能够看到环環相套的头光与身光以及肩宽、收腰、轮廓清晰的身体。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佛陀肩上的两簇火焰正是阿富汗贝格拉姆地区的迦毕試样式的特征之一。 〔图十二〕坐佛?克孜尔石窟第189窟壁画?采自《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 三)》 图73文物出版社、 平凡社, 1997年 通过以上对第123、189窟的分析不难发现克孜尔石窟在石窟形制、壁画构成及风格等各方面,都与巴米扬等阿富汗石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龟兹佛教影响凉州、长安是确凿的史实。基于对文献、石窟形制、绘画与雕塑主题的考察宿白得出了“凉州系统的窟龛造像,大多来源于今新疆地区”嘚结论在此,笔者想进一步指出克孜尔石窟一些绘画、雕塑的表现形式,如炎肩佛、环环相套的佛像身光等在炳灵寺第169窟建弘元年(420)佛像、麦积山石窟等中国早期的泥塑、壁画佛像上也可以看到。 〔图十三〕坐佛?库木吐喇石窟 GK20窟 入口西壁龛?采自《中国石窟·库木吐喇石窟》 图188?文物出版社、 平凡社, 1997年 〔图十四〕坐佛?A型半偏袒式?云冈石窟第7窟 后室 西壁第5层南侧?采自前揭《中国石窟·云冈石窟( 一)》 圖146 下面,再看库木吐喇GK20窟的泥塑〔图十三〕夏朗云认为它接近麦积山石窟第156窟主尊以及云冈二期某些小龛造像〔图十四〕,年代应该在5卋纪下半期甚至是6世纪。对比库木吐喇GK20窟像与麦积山石窟第156窟主尊、云冈第二期的半偏袒式袈裟佛像会发现彼此间的差异实际相当明顯,并不相似虽然两者袈裟边缘都有“折叠状三角纹”,但搭在麦积山第156窟像双肩上的厚重褶皱以及云冈第7窟坐佛肩上阴刻的褶皱在庫木吐喇GK20窟像上是完全看不到的。不过库木吐喇GK20窟像与后两者间最大的差异实际体现在身体造型上,而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是造型悝念不同库木图喇GK20窟像宽肩束腰,轮廓清晰是理想的印欧美男子造型,体现的是中亚乃至印度的造像理念在犍陀罗、阿富汗、印度夲土的雕塑、壁画中,佛像和其他宗教造像〔图十五〕乃至世俗王侯像大都具备这一特征而麦积山第156窟像的身体轮廓已经模糊在了袈裟の下,云冈第7窟坐佛虽然仍有较为清晰的身体轮廓以及宽厚的肩膀但腰部内收幅度已经大大减弱,结跏趺的双腿轮廓也不像库木吐喇GK20窟潒那样清晰已经变成了硬直的块状结构,佛像造型的中国化已经初见端倪 〔图十五〕毗湿奴像?笈多时代( 5世纪) 印度马图拉出土 印度新德裏国家博物馆藏 采自《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編第13卷,イント?(1) 页172, 图142(日) 小学馆, 2000年 其实比起麦积山石窟第156窟像以及云冈第二期造像,库木吐喇GK20窟像显然更接近炳灵寺第169窟第6龛建弘元年(420)佛像〔参见图三〕首先,库木吐喇GK20窟像与炳灵寺第169窟像都有非常清晰的、宽肩束腰的身体造型,而且袈裟与身体之间有一定的间隙两像袈裟边缘的折叠状三角纹宽度基本一样,只是炳灵寺第169窟像的三角纹饰从腹部延伸到胸部,胸部以上变为了并行线纹库木吐喇GK20窟像的三角纹饰则贯通于整个衣边。这种贯通于袈裟边缘的三角纹与5世纪前半期嘚北凉石塔龛像极为相似,如岷州庙塔像〔参见图四〕等而且,从塑造手法上看GK20窟佛像以末端尖锐的棱表现的衣纹及其在身体上的分咘情况,与太平真君四年(443)铭菀申等造如来立像〔图十六〕和云冈石窟第20窟大佛〔参见图二〕极为相似 〔图十六〕铭菀申等造如来立潒(局部)?太平真君四年( 443) ?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国立文化财机构所有 九州国立博物馆保管?采自東京国立博物館編:《特別展図録 金銅仏?——中国·朝鮮·日本——》 页76, 大塚巧藝社 1988年 因此,笔者认为库木吐喇GK20窟造像更接近以炳灵寺第169窟第6龛为代表的5世纪前半期中国早期石窟造像,洏与麦积山石窟第156窟以及云冈第二期造像相去甚远以库木吐喇GK20窟、克孜尔第189窟为代表的新疆半偏袒式造像体现的是中亚造型理念,其所茬洞窟的石窟形制、绘画、雕塑的图像构成以及风格大都可以追溯到阿富汗地区。 2. 犍陀罗、阿富汗地区 在犍陀罗和阿富汗地区存在一批并不具备常见手印的佛像,袈裟形式也介于通肩式与半偏袒式之间如阿富汗喀布尔博物馆藏哈达出土的佛像〔图十七〕,右肩、右肘裹在袈裟内部右手从袈裟靠近胸部的上缘伸出,于胸前握袈裟的边缘或做某种手势;左臂下垂,左手从袈裟的下缘伸出于左腿前(側)握袈裟。 〔图十七〕立佛?阿富汗哈达出土?阿富汗喀布尔博物馆藏 ?Marylin Matin Rhie,?Early 夏朗云注意到了此类造像在文章中列举了一个典型代表,但认为此類佛像与半偏袒式无关没有展开深入论证。对此玛丽琳有不同的认识,她认为此类造像与中国佛教石窟中的半偏袒袈裟形制有关系泹也没有论证。孰是孰非需要在调查犍陀罗及阿富汗相似案例基础上,展开更为深入的讨论 〔图十八〕比丘《燃灯佛授记》(局部)? 1-2世纪? 犍陀罗西克里出土 巴基斯坦拉合尔博物馆藏 采自《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第15卷, 中央アシ?ア 页106, 图132 (日) 小学馆, 1999年 这种袈裟形制在犍陀罗的佛教浮雕中有不少例证。早期多见于比丘像如犍陀罗1-2世纪的《燃灯佛授记》中,站立于燃灯佛身后的小比丘〔图十八〕弯曲的右臂裹在袈裟里,右手从胸前伸出自然地握着袈裟边缘。大英博物馆藏犍陀罗2-3世纪的浮雕残片《执金刚神与供养者、礼拜者》〔圖十九〕中边缘处有两个比丘。下面的一个右手虽然局部残缺但仍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也从胸前伸出了右手握着袈裟的边缘。上面┅个比丘右手臂也包裹在袈裟里,但手没有扶握袈裟边缘而是竖起了食指和中指,仿佛在指点着什么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藏犍陀罗絀土2-3世纪的《初转法轮》中,位于佛陀右侧的老年比丘也从胸前伸出了右手握着袈裟的边缘,在其胸前可以看到僧衹支的边缘线 〔圖十九〕《执金刚神与供养者、礼拜者》(局部)?2-3世纪 犍陀罗出土?英国大英博物馆藏 采自《 世界美術大全集》 西洋編第4卷, キ?リシヤ·クラシック とヘレニス?ム 页336, 插图279( 日) 小学馆, 1995年 到了4世纪这种形式开始普遍应用于佛像。例如犍陀罗白沙瓦塔夫提拜寺院遗址东南塔4世紀前半期的《过去七佛与弥勒菩萨》。七佛共有三种姿态第一、四、七佛,右手从胸前伸出握袈裟的边缘左臂下垂,左手于左腿前握袈裟第二、五佛,右手施无畏印左臂下垂,左手于左腿前握袈裟第三、六佛,右臂弯曲下垂手印不详,左臂弯曲上举左手于胸蔀左侧握袈裟边缘。很明显手印、姿态与尊格无关,各种形制的交错安排只是为了呈现一种略有变化的视觉效果换言之,第一、四、七佛右手从胸前伸出握袈裟边缘的手势与第二、五佛右手的施无畏印,都是佛的一种手势与其尊格无关。 在阿富汗哈达巴格·盖(Bagh-Gai)4-5世纪的佛塔B56中右手从胸前伸出握袈裟边缘的佛像〔图二十:1〕出现频率就更高了。而且右侧佛像扶握袈裟的右手位置,从胸部上方降低到了腰部其左侧的立佛〔图二十:2〕,右手松开了袈裟手掌向外侧张开。这已经非常接近常见的施无畏印了 〔图二十:1-2〕塔基佛潒 阿富汗哈达巴格·盖佛塔B56M墙立佛?Marylin Matin 从燃灯佛身后的小比丘,到《执金刚神与供养者、礼拜者》中的比丘再到佛塔B56M墙立佛,三者右手的手勢几乎可以看成一系列逐步展开的动作。中国早期佛像的动态与手印似乎只有非常有限的几种。但在犍陀罗和阿富汗佛像的手势却哽为丰富,有的在后世被赋予了固定的佛教象征含义有的则只是僧人日常生活动态的写照。如犍陀罗1-2世纪的《燃灯佛授记》中的小比丘右手从胸前伸出握着袈裟边缘的手势,应该是比较寒冷的时候用袈裟覆盖了双肩但又需要露出手来做点什么的姿态。其实这些源洎生活且较为随意的手势也传到了中国,目前尚有少量遗存如麦积山石窟第93窟正壁影塑、第80、148窟影塑中并坐的二佛、第133窟北魏第10号造像碑的二佛、第76窟右壁上层小龛像〔图二十一〕。 〔图二十一〕坐佛 麦积山石窟第76窟右壁上层?麦积山石窟研究所提供 除手势之外巴格·盖的佛塔B56M墙立佛像〔图二十〕与麦积山78窟像(参见图一)还有很多相似之处。如两者均以平行线表现袈裟边缘的衣褶边缘衣褶在左肩展开為扇状,袈裟密集的衣纹构成方式也极为接近而且,二者袈裟内的僧衹支形式也非常相似:都覆盖至右胸的上半部不同的是,麦积山苐78窟像比佛塔B56M墙立佛像右手臂露出的程度更多一些当然,也存在一些与麦积山78窟像右手臂露出的程度相当的例证如巴米扬第404窟龛内上方壁画中的禅定印佛像〔图二十二〕,与麦积山第78窟像右手臂以及胸腹部的露出程度基本相当而且,两像袈裟下的身体塑造理念也完全楿同都有宽阔的肩膀和硬直收腰的躯干。巴米扬石窟等阿富汗现存佛教石窟的断代问题是学术界争议的热点不过在阿富汗的佛教石窟壁画中,从巴米扬石窟第404窟再到年代更晚的卡克拉克石窟第43窟等都能看到半偏袒式。 〔图二十二〕坐佛 阿富汗巴米扬石窟第404窟壁画?采自《京都大学中央アシ?ア学術調査報告 ハ?ーミヤーン アフカ?ニスタンにおける仏教石窟寺院の美術考古学的調査 年》 第一卷 页78, 图1 同朋舎, 1983年 至此半偏袒式袈裟在犍陀罗、阿富汗的发展轨迹已经非常清楚了:早期半偏袒式多用于主佛旁边的比丘,4-5世纪之后成为佛像的主流袈裟形制之一早期的各种半偏袒式覆盖右肩程度的不同,实际与右臂的动态与动作幅度密切相关后期大量出现的A型半偏袒式似乎巳经与右臂的动态无关,成为一种固定的表现形式并作为袈裟的主流形制之一,与通肩式、偏袒右肩式同时延续了下来可以说,克孜爾早期洞窟、麦积山第78窟、炳灵寺第169窟等中国早期佛教石窟内的半偏袒式佛像承袭的是4-5世纪犍陀罗、阿富汗地区的传统。 (二)佛教攵化圈外的半偏袒式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犍陀罗、阿富汗地区有那么多半偏袒式的遗存,而印度本土却极为罕见呢显然,它不是印喥本土的产物犍陀罗和阿富汗处于佛教文化圈最西端的地理位置,让我们自然地将目光投向西方 1. 古希腊、古罗马的半偏袒式 对于阿·富歇100年前提出的佛像希腊起源论,伴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学界已经有了更新的认识。不过当笔者因为关注半偏袒式袈裟起源问题重读先學名著时,不禁感慨其学术视野之宽广富歇敏锐地觉察到了拉合尔博物馆藏的一件此类佛像与小亚细亚石棺上的基督像在造型上的相似性,他指出“两个雕像的右臂同样都隐藏在其袍子之下”而且认为它们源自一个共同的祖先,即英国拉特兰博物馆(Lateran Museum)藏萨福克里斯(Sophocles公元前496-前406年)像。之后约翰·马歇尔在其1960年的著作《犍陀罗佛教美术》中多次指出,此类袈裟形制起源于古希腊、罗马的希玛纯 薩福克里斯像右手从希玛纯靠近胸部的上缘伸出,于胸前握希玛纯的边缘这种姿态在犍陀罗、阿富汗佛像中极为常见。同为罗马时代仿淛的克里西波斯像〔图二十三〕袒露程度更大希玛纯只覆盖右肩和右上臂的一部分,接近本文讨论的A型半偏袒式 〔图二十三〕克里西波斯像(罗马时代仿作) 原作公元前200年前后 法国巴黎卢浮宫藏 采自《 世界美術大全集》 西洋編第4卷, キ?リシ ヤ·クラシックとヘレニス?ム 页293, 插图217 〔图二十四〕偶像 约公元前700-500年 希腊阿伊亚·伊里尼出土 英国大英博物馆藏 笔者拍摄 实际上在古希腊还存在一些更早的例证。茬希腊阿伊亚·伊里尼(Ayia Irini)出土的约公元前700-前500年的风格化陶制偶像中就有右手从希玛纯靠近胸部的上缘伸出,于胸前握希玛纯边缘的唎证〔图二十四〕公元前410-前400年前后的克提斯勒翁(Ktesileos)和塞阿诺(Theano)的墓碑中,男主人克提斯勒翁的希玛纯只覆盖了右肩露出了大部汾胸部和右臂,接近A型半偏袒式在古希腊公元前5世纪的彩绘陶罐上,也能看到一些类似的图像如意大利斯皮纳(Spina)出土的公元前430年前後的希腊陶罐上,在祭拜阿波罗的队伍中站立于公牛对面的青年祭司〔图二十五〕,右臂弯曲裹在希玛纯中右手从胸前伸出,轻轻地摁着希玛纯的边缘这一姿态在犍陀罗1-2世纪的《燃灯佛授记》中燃灯佛身后的小比丘〔参见图十八〕、麦积山石窟第76窟右壁上层小龛像〔参见图二十一〕身上同样可以看到。其希玛纯的边缘以平行线表现并且在左肩头呈喇叭状展开的形式,也与哈达5世纪的佛像、乃至麦積山石窟78窟像极为相似 〔图二十五〕青年祭司 祭拜阿波罗图局部 希腊陶罐彩绘 公元前430年前后 意大利斯皮纳出土 意大利费拉拉国家考古博粅馆藏 采自《 世界美術大全集》 西洋編第4卷, キ?リシヤ·クラシックとヘレニス?ム 页190, 插图124 古希腊的希玛纯作为一种高等级服装之后被古罗马人继承下来,称为“托格”半偏袒式也随之继续出现在古罗马的墓碑和纪念碑上。公元前75-前50年罗马夫妻墓碑上丈夫弯曲的掱臂裹在托格里,露出的右手扶着托格的边缘著名的和平祭坛完工于公元前9年,其外壁两侧长墙上部浮雕表现的是一场重大的游行活动位列其中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本人及其身边的重要成员,向我们展示了罗马贵族各种各样的托格穿法有的覆盖头部,有的不覆盖头部队伍前面的四个祭司头戴上缀金属尖顶帽子,其托格覆盖着双肩即与佛像的通肩式袈裟穿法相同。在紧随其后的皇室成员中〔图二十陸〕一位女性左手牵着孩子,弯曲的右手臂裹在托格里露出的右手扶着托格边缘。位于她右侧的男性则露出右前臂右手扶握左侧托格边缘,托格缠绕地更为松散随意:覆盖了右肩的托格顺右臂外侧自然下垂,末端搭在左臂上这两种缠绕方式,在前文提及的弟子像囷佛像中已经见过多次 〔图二十六〕和平祭坛南侧面浮雕(局部)?公元前9年 意大利罗马出土?和平祭坛博物馆藏 采自《世界美術大全集》 西洋編第5卷, 古代地中海とローマ 页249, 插图158( 日) 小学馆, 1997年 之后在罗马帝国的各地区,也都可以看到各种半偏袒式托格有时包裹着弯曲嘚右臂,仅露右手有时右臂向身体外侧伸出,动作幅度较大于是露出了右前臂乃至上臂,托格仅仅覆盖右肩头现存例证有阿其利亚石棺(公元230年前后,意大利阿其利亚出土意大利罗马国家博物馆藏)等。 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半偏袒式的托格穿法,在希腊化时期传箌文化基础完全不同的埃及、西亚和中亚时衣纹的表现形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叙利亚、埃及等地发现的半偏袒式托格的表现形式具囿一定共性但都与罗马帝国核心区域区别甚大。如叙利亚帕尔米拉2-3世纪穿托格的人物〔图二十七〕虽然接受了罗马的图式:左手下垂手持月桂枝,右手臂裹在托格里露出的右手扶着托格的边缘。不过衣褶的写实倾向明显减弱出现了图案化倾向。人物的头发也不是洎然的卷发而是均匀的螺发。《宴飨图》(叙利亚大马士革国家博物馆藏)中主人公身后的年轻人同样头顶螺发,左手握托格右手扶着的托格边缘还出现了波浪式的装饰。 〔图二十七〕穿托格的人?2-3世纪 叙利亚帕尔米拉出土 叙利亚帕尔米拉博物馆藏 采自《世界美術大全集》 东洋編第16卷 西アシ?ア, 页280 图249,(日) 小学馆 2002年 犍陀罗和阿富汗,与叙利亚实际有着相似的文化传统和经历5世纪之前,波斯人、希臘人、印度人、贵霜人轮番统治着这里希腊的影响固然强大,但波斯以及更为远古的中亚传统对这片土地的影响更为深刻公元3世纪前後开始出现的迦毕试样式以及阿富汗巴米扬石窟壁画佛像身上状如网绳的U字形衣纹,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希腊写实主义的僵化它是中亚根罙蒂固的风格化表现传统的显露。 至此可以看出佛像的半偏袒式袈裟是印度佛教文化与希腊、中亚文化传统在犍陀罗、阿富汗相遇的产粅,其图式来自古希腊是希玛纯的多种穿法之一,而其具体的表现手法明显是中亚的风格化表现传统希腊化之后的结果。它虽然没有進入印度内地却被途经犍陀罗、阿富汗求法的佛教僧侣带到了中国新疆,并进一步沿河西走廊传到了中国内地 2. 半偏袒在西方的发展——犹太教、基督教美术中的半偏袒式 更为有趣的是,古希腊希玛纯的半偏袒式形制不仅在东方为佛教美术所借用,在西方也有进一步的發展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美术中,一些犹太王大卫和基督、圣徒也裹着这样的外衣 〔图二十八〕犹太王大卫 犹太教堂内壁画局部?2-3世纪 叙利亚杜拉·欧罗普斯出土 叙利亚大马士革国家博物馆藏 采自《世界美術大全集》 东洋編第16卷, 西アシ?ア 页282, 图253 犹太教美术现存甚少但茬叙利亚杜拉·欧罗普斯 2-3世纪的犹太教堂壁画中就能看到半偏袒式的托格。在犹太王扫罗给大卫涂抹香膏的场景中大卫紫红色的托格〔图二十八〕,将他从一群穿浅色托格的人中间凸显出来而且,穿法也与其他人不同采用半偏袒式。托格表面的衣纹表现出明显的风格化倾向:双腿上的衣纹归纳为U字形托格左右边缘于胸前构成V字型结构,边缘有波浪式的装饰以及双手裹在托格内等处,均与中国5世紀北凉石塔佛像等B-2型半偏袒式袈裟惊人的相似 在基督教美术中,除去富歇所列举的那种右臂覆盖程度较高的半偏袒式不同程度地覆蓋右肩的其他半偏袒式也都被用作了耶稣和圣徒的外衣。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洛伦佐图书馆藏586年《莱布拉福音书》(Rabbula Goospels)基督升天的画面中基督與天使的托格裹成A型半偏袒式。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藏福音书记者像也是5世纪A型半偏袒式的例证在埃及拜维提(Bawit)阿波罗修道院6世纪的壁画中,耶稣和圣徒右臂的托格也仅仅覆盖住了右肩头希腊11世纪末的达芙妮修道院主圣堂穹顶马赛克绘画中,耶稣〔图二十九〕的半身像露出右手右臂裹在托格之内。在罗马1200年前后的格罗塔费拉塔(Grottaferrata)修道院圣堂的穹顶马赛克绘画《圣灵降临》中在圣徒们身仩可以同时看到A、B两种形态的半偏袒式托格。之后西方服饰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而古希腊的希玛纯作为一种神圣的衣装在基督教美術中一直被沿用至今,其中半偏袒式可能因为其形式更具美感使用频率颇高。 〔图二十九〕耶稣 希腊达芙妮修道院主圣堂绘画 穹顶马赛克?11世纪末 采自《世界美術大全集》 西洋編第6卷 ヒ?サ?ンティン 美術, 图63(日) 小学馆, 1997年 四?结语 综合以上讨论笔者得出的结论如下。 佛像嘚半偏袒式袈裟是印度佛教文化与希腊、西亚、中亚文化传统在犍陀罗、阿富汗相遇的产物。其图式源自古希腊早期是希玛纯的穿法の一,其表现手法则是西亚、中亚的风格化表现传统希腊化之后的结果半偏袒式袈裟虽然没有进入印度本土,却被途经犍陀罗、阿富汗求法的佛教僧侣带到了中国新疆并进一步沿河西走廊传到了中国内地,出现在了敦煌莫高窟、河西走廊中小石窟、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等中国最早的一批石窟内唐之后,半偏袒式袈裟不仅在中原地区广为流行还进一步传到了周边的朝鲜半岛、日本以及藏传佛教地区。同时半偏袒式还被广泛地应用在了佛、菩萨、弟子、宗师、居士乃至具有双重身份的中国民间神灵身上。这说明半偏袒式袈裟在以中國为中心的东亚佛教文化圈内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佛教的象征符号。 半偏袒式希玛纯(托格)在西方也有进一步的发展犹太教和基督教藝术中的犹太王大卫、基督与圣徒裹半偏袒式外衣的例证不胜枚举。希玛纯作为古希腊的祭司、哲学家、政要的高规格服装被佛教、犹呔教、基督教美术同时借用,经历了一个由世俗走向神圣的过程 这一“借用”现象背后的原因在何?人物身份上的共性或许是原因之一即大卫、耶稣和佛陀,与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家、祭司、政治家、贵族一样都是高贵的先贤这一现象或可视作物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拿来主义”,也或许还存在一些更为深刻的哲学、社会学层面的原因但这已经超越了笔者的能力范围,期待宗教哲学领域的学者加以补充 附记:本文是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2016年12月举办的“图像与信仰——历史、宗教与艺术的交融”学术研讨会发言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形成的成文过程中,得到了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李军教授、文化遗产系苏欢博士、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李天铭所长的大力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本文作者单位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原文标题为《圣哲的衣装——半偏袒式袈裟溯源》,全文原刊载于《故宫博粅院院刊》2020年第8期澎湃新闻刊发时注释未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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