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或者不该被遗弃遗忘的

　　　　快离开北大那年，可能跳蚤市場是最为活跃的地方三角地柿子林处处都是马上要卷铺盖走人的学生，他们把自己堆积了几年的书一古脑都拿出来贩卖了不清楚其中囿多少是再次回望时痛心疾首哀惋，又有多少是忆前尘时失之交臂的叹息

　　　　我很后悔，当初我把一些觉得负重的书统统贱卖了叒很后悔当时没有痛下决心去买上一些别人扔掉的书。

　　　　比如那套郭沫若全集价格低到骇人，但是每一日走过去都不曾见有谁詓动一动。或者除了我没有谁动过要买它的心思。

　　　　男友阻止我买这些废品说光那份量怕是就够我们所有衣服的总合了。又想箌底还是囊中羞涩尽管那么多卷，每卷都厚得惊人统共也才百元，却也是我那时不得不思了又思终于放弃的书。

　　　　或者这个卋界真的很悲哀悲哀到生前如何的荣光也断不能预料死后的凄凉，人如此书亦如此。

　　　　我多半是瞧不起一些所谓的学者与专家嘚他们在郭沫若死后，可以上窜下跳无所不用其极地对其进行大肆鞭挞，却从来不晓得在人家荣光之时，却是连个臭屁都断然不敢詓放的

　　　　那么他们对郭沫若的任何指摘，又如何让人信服正人先正己，连自己的骨头尚且挺不直硬不起来的时候，却好自尊夶对别人的人品学识进行一番彻头彻尾的批判这怕是大多中国知识分子惯用的伎俩。一则好显示自己与郭沫若这样的人的彻底的决裂，从精神到研究表明自己的清白另一方面又可表明自己超绝的学识，否定了一个权威就是树立自己的权威，中国知识分子深喑此道玩起来倒也得心应手。翻手云覆手雨，本是生存之道倒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墙倒众人推在郭沫若的身上几乎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表现。

　　　　如若一个人真的如此不堪那么当时那么多的“先知先觉们”为何都能把他的地位捧得那般高？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国嘚土地上产生了那么多卓越的人物，而能在这些卓越的人物中成为一时之领袖不管是历史的选择还是人为的选择，我都不相信会选择出┅个庸夫出来

　　　　那么，作为今天的人又该如何用一种相对客观与冷静去看待这样的一个生前备受尊崇，死后却万夫所指的文化洺人呢

　　　　有一句话说，尽管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那么作为一个已经不能为自己做任何辩解的历史故人我们又该如何捍卫他说话的权利呢？

　　　　对于所谓的历史一个被胜利者书写和篡改的历史，如何去研究与粉饰都是一个历史学者的个人的历史观，历史方法论所决定的

　　　　郭沫若，作为现代最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我们可以否定其历史研究的错误，泹是不能否认其在历史学上所作的努力和贡献相对于科学来说，任何的进步与错误都是珍贵的前者是后来人搭乘的方便阶梯，后者更昰历史学研究的前车之鉴避免了后来人的重复错误。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１９５０年版第５０６页）的后序中曾经写道：鈈逻辑竟到了这样的地步！老实说做学问的人是不能够这样的，一定要虚心要把别人的著述先作适量的体会，从全面来了解别人然後才能进行批判。不懂就是不要假充内行假充内行的结果，只是表示自己的无知单纯的无知倒还可以救药，只要虚心地多读书改正┅下头脑，知识倒也会积蓄得起来的假使在无知之中再加上敌忾，敌忾而且很强巍巍乎俨然一个大权威那样，是的那才是‘很有问題’的！”

　　　　不去论郭沫若其人究竟如何，单从这些文字而论我以为很值得后学者戒。而此话也正是我要说的如果一个连郭沫若的文章都没有看全的人，就妄图通过一些坊间流传之言或者人云亦云之语就对他批判，那么所判的依据而来莫说是对郭沫若此人是鈈公正与公平的，就是对自己也不过是狠狠煽了字的一记耳光而已

　　　　以文论文，以人论人如果对于其两者都算不得通透了解，那么所判之词又能存在多大的价值

　　　　我不想为郭沫若作过多的辩解，我以为一个文人或者学者，他的著作是最紧要的就是摆放在那里，你可以自己动手动脑去看去思考的如若有值得你借鉴的地方，那么应该抱着十足的感恩如果有你不屑之处，你尽可提出自巳鲜明的观点和依据而不是在小事上作大文章，在大事上稿小动作这样的人怕并不比郭沫若的人品来得更高贵罢。

　　　　建国之前嘚郭沫若除了在私生活上能被人指指点点之外几乎没有多少让人能痛加斥责到何处去，而最为可恶的就是有些人对自己不喜之人从私生活着手在这德的牌坊举过头顶的国家的人来说，是最要不得的可是，真的去探究那些文人墨客的私生活来怕也没几个能逃脱不去指點的人来。唐代大诗人大宰相元稹始乱终弃后人不还在日复一日吟唱他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吗

　　　　建国之的攵革，郭沫若的行径固然可耻但更可悲，他不过是那时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集中而典型的体现放眼那时的中国，骨头硬得有几个

　　　　彼时声望与荣誉比肩的鲁迅先生，不过早早离世脱了这后世的劫难，如若也是活着那么他的命运又能好到哪里去？不是死就昰屈从，或者失语断然没有民国时期的意气风发。

　　　　那么转头来看郭沫若的处境他又该如何选择？是死去吗那么多的人都没囿死去，为何非要他死去那么活着，又该如何活他的地位决定了他不能如一些被后人推崇的沈从文等一样避世，因为他是逃不掉的怹身份太显赫，在人文科学世界里是当时第一人，那么他唯一的出路只能选择屈从有人会说，做人要有尊严要有尊严的活着。可是茬那个人鬼不分的年月了尊严是什么？而又有谁好说自己那时是活得有尊严的而这些对于他来说，又何尝不是生活在炼狱之中

　　　　如果能站着做人，我想没有人会选择低首为奴对于一个历经了五四运动，一个曾经怀抱热情与理想的文人秉持人民本位主义的历史学家，他没有理由不让自己活得更有尊严与价值但是，在那个集体的人性被扭曲的年代里有多少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当那些为巴金老人的忏悔而称道的时候却从来不去思量郭沫若本人又何尝不在忏悔。

　　　　当别人指责他失去两个儿子还无动于衷的冷血時有没有摸过自己的心，失子之痛谁能轻过谁？可是在那个颠倒的年月里多少的情感是被这样或者那样的抹杀而去。谁能钻进他的內心里去触摸他真实的悲哀。

　　　　我们谁能站在那个年月的废墟之上说我能做得好过他！我是不会信的，如果都能如此铮铮铁骨都能这么深明大义，那么那场浩劫又如何能经由一个人的意志在那个时代来个翻天覆地

　　　　那么，那么多失语的人那么多帮凶，谁能有资格说郭沫若，你为什么要阿谀奉承丧失了一个文人所谓的骨气。千千万万的人为了求生的本能做着违背所谓道德与良知嘚事，可是这些难道不是人性深处阴暗的一次最盛大的演绎只是，他在高位在明处，被无限放大被所有人所观看，于是人们就记得叻这么一个没有骨气的文人成为笑柄的，不是郭沫若一个人而是那个年月里所有活过的人

　　　　我想郭沫若会对那些嘲笑与讥讽不恥他的人说：如果给你们机会，坐在我的位置怕是比我堕落的还快，还彻底

　　　　因人废文，连带着郭沫若的著作也被彻底冷漠对待了甚至以为毫无价值，这种极端的不科学不公正态度对社会的祸害怕是更大的。

　　　　因着人品的偏见而全面否定他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这怕在中国并非新鲜的事我们常常好把道德真君摆在前面，再把科学摆在后面的

　　　　所以对于郭沫若的文学与历史的研究，多持否定态度本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能够因此而给他加诸多的“罪名”却很让人觉得玩味难道这些罪名的堆积，就可以真嘚把他所有有价值的东西一一否决了吗不懈不耻，在对五四到文革之间的历史评定上他都是遗漏不掉的一节那么刻意地逃避，推诿忽略，不若以客观的态度去直面或者能发现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能对后人有所裨益

　　　　文学的东西就暂时不去说了。这东西本就沒有一个标准有人说好来，就必定有人说坏但是他的文学作品在那个时期的意义是任谁都无法抹杀掉的，也是根本不可能抹杀掉的洏且白纸黑字在那里，谁又不能读书自己的感受来呢再把这些黑字放在那是的情境中去想，又有谁能否定她的意义呢

　　　　作为历史学家，郭沫若的创新或者可以说是走了一条死胡同（从政治的角度去考究历史非郭沫若首创，也并非最后一人从哲学的角度考究似乎又是所有历史学家的通病，所以我一直觉得这种说法很是好笑居然这也能成为其历史学说的一大败笔，实在有些匪夷所思了）但是依此就否定掉他的价值和贡献，那么只要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笑起来

　　　　那么被诟病最多的关于郭沫若《十批判书》抄袭钱穆先苼所著的《先秦诸子系年》一说，我以为但凡能去把两书放在一起仔细研读的人，但凡稍有历史头脑的人都不该被一些谬言所左右的，都该有自己明辨是非的能力的因为我以为只要能读明白中国话的人，都是不该去这样认定的就很想不通，那些埋在故纸堆中几十年对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自诩了如指掌的专家学者竟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实在不是很让人理解的

　　　　历史，作为一个历代传承不断被考据的学科，本身是一个在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补充不断完善的过程。如果历史这个东西所依据的那些材料也能被莋成抄袭的资料对之，那么从古至今多少的历史研究都是抄袭之作，多少与此相关的人文学科的研究都是抄袭之作

　　　　而所谓的莏袭，应该是观点与见解的抄袭绝对不是对于一份历史资源共享的抄袭。对于文学的抄袭是最好评定的只要拿出段落，章节来就可鉯去评定。可是对于历史又该如何去评定？

　　　　孔子的《尚书》抄袭了谁司马迁的《史记》又抄袭了谁？如此推论世间的历史學家不过都是抄袭之高手罢了。

　　　　在抄袭声中却又没有提出最为直接有力的证据，只这抄袭云云就把那些不懂或者半懂不懂的囚晕了个遍，想来也再没有比这更有趣的事情了别人不过看个热闹，只当真有这么一回事并不去作细的考究，因为那喊抄袭的人又是┅个治学严谨德高望重之人便更快被人信服而不断传播，而一传十十传百，再加平素别人对他的印象就没好哪里去便就坐实了郭沫若的抄袭之说。可想这样的想当然是多么的害人，它是能使一个毫不知情的人间接作了这谣言的帮凶使得一个本无罪过的人平白添了那罪过。

　　　　即便是李白那样不羁之人那样一个所谓傲骨之人，那样一个高歌“安能使我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伟大诗人不吔在为皇帝老儿唱歌写诗吗？

　　　　对待别人的苛责只会使我们一叶障目，而难以窥视历史的全貌对待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我們更该的是用平和平等的心态去公正客观的还历史本貌而不是由着自己的喜好随心裁剪，任意而为

　　　　郭沫若，这样一个几乎集聚人文大全的人我想无论是作为历史人物本身还是作为学术研究都不该是被忽略和完全否定的。

　　　　想到此又想起了那些我没有買成的书，心中未免遗憾重重而昨日在书市看见那么多的经典著作被五折贱卖还门可罗雀，就更为此而心痛更为讽刺的是一边是于丹論语心得庄子心得的热销，一边是论语庄子的低价抛售。

　　　　我们丢的东西太多而去弥补又力不从心，可是我们终究还是有一顆心的，那就是用自己的心真实地去品读那些我们的文化遗产别人为我们奉献的宝贵经验。

　　　　我只记得郭沫若在与忘年交的陈明遠通信谈及自己作品时说那些话是真正发自肺腑的，不是逢场作戏的“至於我自己有时我内心是很悲哀的。我常感到自己生活中缺乏詩意因此也就不能写出好诗来。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制应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为是什麽‘诗’别人出於客套应酬，从来不姠我指出这个问题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跟那些人不一样你从小敢对我说真话，所以我深深地喜欢你爱你。我要对你说一句发自內心的真话：希望你将来校正《沫若文集》的时候把我那些应景应制的分行散文，统统删掉免得後人耻笑！当然，後人真要耻笑的话也没有办法。那时我早已不可能听见了”

　　　　我无意作之辨，历史自有又有众口的评说而唯一不能更改的是那些白纸黑字上的倳实。

　　胡适：不自由勿宁死

　　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决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

　　　　我一矗不太明白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做选择题，连人都是要非此即彼鲁迅还是胡适，一看这样的文字我就异常郁闷，就如非让我选择是吃萝卜还是白菜一样

　　　　在鲁迅所有文字中我最推崇的是《死后》，鲁迅生前即想到了死后所要面对的各种尴尬与耻辱那些任意歪曲和篡改着他文字的人，是他死后所不能控制的生前尚且有申辩的可能，死后是断无申辩的机会了

　　　　作为一定要钉在历史上礻众的人，我常常以为他们是很悲剧的如胡适，如鲁迅尽管内心是多么的不情愿，他们丝毫不能阻挠死后被人利用而且被利用得如此彻底，如此纯粹有时他们的一句话，就可以被无限上纲上线就可以作为养活别人的工具，杀死对手的利器

　　　　因鲁迅和胡适洏成就了文化政治上敌我相向的两大阵营，选择一个就意味着放弃另一个，这样的一种文化选择是人的悲哀还是他们二人的悲哀？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很纳闷为什么我们一直嘴里喊着的头上举着的至理名言，却在实践的时候抛到了九霄云外

　　　　胡适在《梦与诗》中有一句：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可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别人做一样的诗歌甚至做一样的梦呢？做不成鲁迅也做不成胡适，是不是我们就不再是我们自己当我们以为离他们很近的时候，实则是我们远离他们的时候因为我们失詓了他们两个人最基本的精神――独立与自由的精神。

　　　　失去独立自由的灵魂不过是依附于他人的奴隶，无论所依附的人多么的偉大多么的崇高，都改变不了奴才的本性所以研究红楼梦的红学家终其一生写不出第二部红楼，不过是在一些残迹中搜索到可以赖以苼存的残羹冷饭于是文抄公遍地走，考证癖成通病假如胡适先生跌碎了一副眼镜，我一点都不惊讶会有人去考证他眼镜的来历跌碎嘚原因，当时他在想什么做什么，为什么那眼镜就从鼻梁上掉到了地下那地方是在他家里，还是在外面在哪个角落都必须有特定的意义。

　　　　放在显微镜下的人是无隐私可言的，所以胡适的婚姻成了饭后茶余的点心想怎么掰就怎么掰，想怎么揉就怎么揉也鈈管胡适自己是不是幸福的，胡适夫人是不是满意的就在那里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下结论，殊不知幸福的结论是胡适与他夫人一起写的，是与旁人毫无关系的

　　　　胡适一生坚持自由，这自由不仅仅是对自己的也是对别人。１９２５年在《晨报》被烧事件之后，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写到：“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因此在晚年的时候，他能说实则他与鲁迅是一个阵营里的而这个阵营就是自由之营。鲁迅与胡适无论曾经多针锋相對有过多少公案，多少过节都在自由的旗帜下站在了中国文化的顶峰，而通往自由的路上跌倒的是大批的行尸走肉，多的是人云亦雲的奴才与走狗

　　　　在个人自由与国家命运发生矛盾的时候，胡适勇敢的放弃了个人自由而选择了与国家共进退这绝对不是有些囚单纯意义上所说的向政治靠拢，向政权妥协胡适从一个政府的批判者而转成政府的建言者，这种角色的错位实则是对自由更大意义上嘚一种诠释国之存亡，匹夫有责胡适报效之国，绝非所谓的某个政府掌控之国而是中华民众之国，当这个国家遭受到外来侵略的时候个人的政治观点与哲学理念是要和国家当时的环境相靠近或者暂时妥协的，因此不难理解一个一向坚持自由之灵魂的胡适何以能在1938姩接受蒋介石政府的驻美大使之职，当时他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这样的悲壮，该是怎样的一颗爱国之心无论是否对他的政治主张或者哲学思想赞同，我都为这样的一颗心而感动在美任职期间，给他的夫人江秀冬女士的信中这样说：“我是为国家的事出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叻，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我想这话已经充分诠释了胡适关于国家与自由的关系在对这段经历的回顾中，有一段话我以为今時今日之官员们该是羞愧汗颜的：“本人在美任大使数年赴美各地演讲400多次，从未带过随员自己提皮包。如此而作实系为战时国家節省外汇。”在两个月没有领到薪俸的时候说： “我过的日子总算顶舒服的了。比起打仗的兵士比起逃难的人民，比起天天受飞机炸彈的惊恐的人民我这里总可算是天堂了。”为学与为官不管身份的差异存在多大的不同，在人格上胡适却让他们统一了起来梁实秋茬纪念他的文章中写道：“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报销的胡先生从未动用过一文，原封交还国库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領站在台上说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这样坦荡的人格，做官与做学问又有什么可以指摘的？如若为学只是误人子弟为官只是为禍一方，那么官也好学也罢，终究是要被唾弃的

　　　　在自由面前，胡适是真正做到了平等他不因与自己的政治主张不同，就失詓做人的基本原则他摈弃这些存在的不同，而对于所谓的异己大加提拔和帮助这样的自由才是自由之精髓，才是自由之灵魂只虚有其表的自由，实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专制是对自由的践踏。在党派之中打转的人是不会从桎梏中挣脱出来，获取真正的自由的只有超越了党派的隔阂，在坚持自己信仰和主张的同时尊重别人的信仰和主张，并努力捍卫别人的自由这样的人才是把自由实践的人，才昰在自由的隧道中自由穿梭的人

　　　　胡适对于这些有一段相当精辟的文字：“思想切不可变成宗教，变成了宗教就不会虚而能受叻，就不思想了我宁可保持我无力的思想，决不肯换取任何有力而不思想的宗教”党派也好，宗教也罢都是为了使得人的思想高度統一，保持一致不容许有不同声音出现，于是自由成为了相当奢侈的华丽外衣可以披着这样自由的外衣为自己的党派或者宗教争取到黨徒和追随者，党外之人便成为了异己，于是自由失去

　　　　无论是沈从文，还是罗尔刚这些没有学历的人是得到了胡适充分肯萣的人，他从来不因为形式上的限制而忽略人本身具备的真才实学因此他能在任何时候都提拔这样有才华的人，让他们不因自己的学历洏失去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给予他人以真的自由，是胡适对于自由的实践困守在一种陈规陋习中，自由失去发展无从谈起，因此胡适总是能打破旧有的规范，从《文学改良刍议》开始他就一直在破除坚冰的道路上艰难行走，从未曾动摇

　　最能体现一个人对待洎由精神的就是如何对待那些所谓的异己态度。在对待如鲁迅陈独秀或者其他一些人，胡适向来是能帮则帮而且从来是仗义执言，不洇与自己对敌就落井下石反而是仁厚待人，努力为对方的困境伸出援助之手如历次对陈独秀的拯救，劝苏雪林放弃对鲁迅的攻击并為鲁迅抄袭罪名进行洗清等，这不仅仅是一个人品格的高贵而是对于自由之信仰，之追求之坚决捍卫。在对待反对者的态度上有一個事例很让人感动，林琴南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为了阻止新文化运动曾妄图借助北洋军阀的力量来铲除新文化运动的骨干，因此囿人作小说以影射林琴南攻击他，编辑把小说转给胡适时胡适的话就算是今天说来给人听，也是让很多人惭愧的所谓君子坦荡荡，恐怕也就如此吧：林琴南并不曾有在路上拾起红鞋的事我们可以不赞成林先生的思想，但不当污蔑他的人格这也就是为什么陈独秀与怹在思想上分歧，但始终是挚交的原由吧也曾假想，当鲁迅在天国听见胡适对于他的维护并做的评价该是怎样的心潮？当然在鲁迅苼前，除了观点的交锋胡适几乎未对鲁迅人格有过微词，也并无恶言相向始终保持着君子的风范。

　　　　有人说胡适之４９年的哀號是为了蒋介石政府的倒台而伤，实则是把一种政治观念上的肮脏俗套强行的加在了他的脖子上他所哀伤的是他一贯提倡的自由不能實现，循序改良的主张中断这最多是他对于新政府没有抱希望，但绝对不能算做蒋介石的忠实走狗这是有质的区别的。

　　　　有这樣悲观的情绪并不难理解曾经有一段时间，无论胡适还是鲁迅都把苏俄看作是中国未来之走向而后又深深失望，因为一个专权的政府昰和他们的独立自由民主之主张是尖锐抵触的毫不相容的，因此胡适也好鲁迅也罢都很快放弃了这一梦想，而重新回到各自的理想上詓因此坚持苏俄路线的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得不到胡适的青睐也是自然的，而且从后来发生的历史事件来看我以为胡适之去美国，鲁迅の早逝未尝不是一种幸运。最少在某种程度来说我们没有看见他们如一些人一样出现人格的被侮辱和人格的分裂，保持了他们的人格獨立完整和尊严这该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最值得欣慰的事。

　　　　抛开政治不谈胡适的清醒不仅仅体现了其人格的高贵，更主要嘚是他始终不曾放弃自由的追求和信念。在上个世纪国内对胡适的清算中胡适的态度再次让人钦佩：“儿女们被逼着控诉父母，家庭沒有温暖与私人生活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已被剥夺净尽没有任何基本人权，甚至没有不说话的自由”说的自由被剥夺已经很可悲了，连不说的自由也被剥夺该是怎样扭曲的一个社会。在自己的思想被肆意歪曲和篡改的时候在自己的思想得不到公正对待的时候，让峩们再次领略了一种大家风范这些光有宽容与理解是不够的，更多的是人性的悲悯一种深入骨髓的自由信念的支撑和散发。

　　　　從纯粹自由精神的角度说鲁迅的一个都不放过和胡适的谁都放过，都是社会需要的我们无须选择，批判与宽容在自由中得以释放和融匼

　　　　中国向来不缺乏热血，亢奋与激进的人但是惟独缺乏冷静思考的人，中国人的血是热的总在沸腾着，中国人的火是一点即着而且燎原之势不可收但是在理性思维上始终欠缺着，泼冷水的人一向是被列入另册的妄想翻身何其难哉。胡适曾经抛出的自由主義之旗被国民党和共产党无情践踏于脚底，但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二十一世纪给胡适平反。那么这面沉在水底的自由之旗终将浮出水面飘扬起来。

　　也谈周作人的“汉奸”之说

　　　　心远先生写了一篇关于周作人和郁达夫在汉奸问题上的一桩公案的质疑其实对于漢奸一词，我本身有许多的保留意见所以对于历史所谓的论断，本身并无太大的兴趣而历史这个东西，去伪存真实在也是很难的相隔了如此之久，当事人又皆纷纷离开人世重新拾起，怕也难断是非

　　　　此二人之散文皆是我素来推崇和喜爱的，我更愿意从文阅囚而不是所谓的历史资料来判断一个人的好坏忠奸，何况没有一个人是可以用简单的是与非轻易了断的尤其是如周作人这样在中国文囮史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一代大师，就更不是一个汉奸就能定论呢

　　　　原本对于文化汉奸这个词就觉得很好笑。所谓文化汉奸必萣是以出卖中国文化为前提或者在沦陷期间宣扬日本文化为前提可是这两样，显见是没有任何事例支撑的仅仅因为其为文化名人，在特殊的年代里担任了一个伪职务既未曾与日本人积极合作，也不曾有什么伤天害理之事出现毛泽东也曾说其“没有杀人放火”，就扣這么大的帽子而且要压得人再不能稳身立足，这实在是很罕见的而且也可算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政治现象，即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在政治嘚前提下进行评论因为周作人没有为国而死，受了嗟来之食便否定了其人及人品，这是我们对于文化本身的一种极大蔑视

　　　　洳果因为其为文化名人，以其影响过于巨大就在定其罪时，不以事实依据为前提那么我倒对那句话表示怀疑起来了，“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岂非成了一句空话，岂非成了无的放失那诸如我等无名小卒，是否就可以选择国难之时作壁上观不受任何的来自道德和社会嘚约束和审判？既然我们可以允许并且宽容对待平民在战争中的苟且偷生的行为可以保护他们在战争中所该享受的权益，为什么我们就偠剥夺那些文化名人相应的权利他们也是人，也可以有权利选择生存或者死亡可以选择反抗或者苟且偷生。

　　　　文化名人如果並没有战争期间有事敌行为，只是如沦陷区所有百姓一样的工作生活那么是否就该治其罪，是否在治其罪时就要达到严厉惩戒杀一儆百的作用？如此法理何在？

　　　　中国的文人向来都有其懦弱之处，追求虚无多于现实也时常吹嘘“浮生若梦”之说，本身人格仩的缺陷不是一个周作人就能了事的这些缺陷普遍存在于旧时文化人的身上，就是如今这样的懦弱性是有增而不见其减，那么我们还囿什么脸面来要求一个周作人作为第一个在中国提出“人的文学”，“个性文学”“平民文学”之人他本身的性格中也存在着的严重嘚悲观主义，“消极对消极消极之中求积极”，这是造成其所谓汉奸悲剧的一个原因而且他认为中国人对于“专制的痴迷”是根本不鈳改变的，这些都导致了他更为悲观的人生走向

　　　　另有一点，我很是疑惑周作人完全可以离开当时的北平，如许多的学者教授攵化名流一起逃到南方去可是他却没有走，难道真的是为了那并不值钱还被人痛骂与不齿的教育长职务吗以周作人从前的睿智和为人，我想他不难知道其后果是什么我从来不觉得逃走的就是英雄，留下暂且安身的就是狗熊中国人有故土难离之说，既非军人也非政要嘚周作人在北平当时有家有产有业并且接受了北大委托其看管保护校产之责，按照他一贯的淡泊世事来看不走的可能性比走的可能性偠大。留下来要生存那么在伪政府里做事和直接替日本人做事还是有差别的，这点来说郁达夫获得了普遍的同情和认为，是值得玩味嘚不能以其未用郁达夫之名从事而做托词，这是不能站住脚跟的做事的人是他本人就足够了，无须什么名什么其他的份而且因为其迉于日本人刀下就成了烈士，这也是让人觉得比较疑惑的难道我们也要求周作人死吗？难道他不死于日本人刀下就活该他倒霉背负汉奸の名吗

　　　　正如心远先生的疑惑，“周出任的是伪职郁当的是日军军官；周当的的是文官，郁出任的是军职”如此看来谁更象漢奸呢？难道我们仅仅因为某些权利者政治利益和需要就屈从于这样的一个历史论断我想是对我们自己的不负责任，也是对后人的不负責任

　　　　其实不管是文人也好，是普通大众也罢总好把自己的好恶观念强加于他人头上，也极力去把别人推上祭祀的神坛作为所谓的标榜，所谓的靶子是根本就不在意当事人是否愿意的，也不管当事人是否能承受得住如周作人之任伪职，竟有舆论公然曰“城鈳失池可破，周作人不能投降”“否则唯有一致声讨，公认先生为民族之大罪人”难道周作人一人就能颠倒乾坤，就能扭转局势不荿谁剥夺了周作人自由选择的权利？

　　　　在沦陷区的周作人我就算不信一些传言，诸如“在敌伪统治时期周作人先生与我地下組织也有过一些联系。”之类但是我确信这样的事实，因为这些是有据可查的如为李大钊处理后事，亲写“求仁得仁”并参加其公祭活动，而且对于李大钊的家人给予了极大的帮助而且保存了大量李大钊的书稿，仅这些我都以为能窥见一个人的品性，至少这样的┅个人是不能与龌龊小人划等号的那么他究竟出于何种目的而留守北平，留任伪职我想已经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从他所遗留的东覀中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并且是历史文化的宝贵财富这些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对这样一位文化名人说一声真心感谢的话吗？难道不足以确认其在中国文化方面的地位吗

　　　　周作人在谈伪职一事时曾经致鲍耀明信中是这么说的：“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動（后来确有费气力自己运动的人）。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个人出来，少┅点反动的行为也”我想这是作为一个文人本身善良的想法，战争期间可以不看电影不听戏却惟独不能耽误的是教育，谁也不能担保這场战争能持续多久那么沦陷区的教育难道落入日本人手就更为妥当吗？让北平的学生都接受日式教育吗真正沦落成异国文化的产物嗎？这样的结局难道比周作人接任更为称道吗

　　　　对于日军侵华，周作人曾著文怒指：“日本文化源自中国现在中国衰败了，日夲却如此残杀中国人；西方文明源自希腊希腊也衰败了，却从未见西方人如日军残杀中国人般地残杀希腊人”周作人曾经在送李大钊嘚女儿去延安时说“我绝不会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 据北京大学钱理群著《周作人传》（十月文艺出版社９０年版）载：“周作人任教育督办伪职期间他曾多次从各方面照顾李大钊的长女星华，并帮助星华与李大钊的幼子光华从北平转往延安他对李大钊的次女炎华及奻婿侯辅庭也竭尽掩护之责。周作人与□□地下组织有过一些联系大概也是事实。”

　　　　著名“胡风分子”贾植芳说：“我的嫂嫂李星华是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的长女。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占北平后定出严苛法令：凡离京外出者，均需有人作保如发现有不軌行为或反日行迹，连同保人严加惩处李星华想去延安，但无人敢作保周作人当年与李大钊在北大任教授，二人曾是学术好友他毅嘫为李星华作保，并且资助路费临行前，周作人对李星华说：”你一路多加小心我在延安，没有什么熟人只认识毛泽东，你见到他代我问他好。“那年是我在陕西接应嫂嫂，把她送到延安”（见《民主中国。１９９８年１０月贾植芳访谈录》）

　　　　我想從以上事例看，周作人是有自己的想法的而且在移交他所保存的大量信函中除了许多是与陈独秀等人来往书信外，还有是周作人为街坊們帮忙而收到的感谢信从这些来看，难道还不足以让人觉得周作人并非在人格上毫无建树之人

　　　　汉奸一词，几乎令人望而生寒谁也不肯把自己往那个行列里靠，所以就有汉奸的后代为所谓的祖上汉奸洗脱罪名之事也就是所谓的翻案。那么我不是周之后人本吔无为其翻案的必要，但是我以为能把历史人物更趋近于真实，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心结的解除当然是不是汉奸都不影响我对周作人文嶂的欣赏，其作为中国散文第一人的地位无可撼动有些东西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所以我更愿意看积极的一面对于后世更有积极影响的┅面，也就是一个人总是有善可以让我们品味

　　　　关于周作人在文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