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运熙先生的钟嵘《诗品》研究对于《诗品》中某些难解而历来多有争议之处，如某诗人源出于某之义例、陶潜源出于应璩等问题以“释古”的态度，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对于钟嵘所持的思想艺术标准坚持实事求是，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研读王先生的论述，不仅能获得关于研究对象的正确认识而苴在研究态度与方法上，也能得到可贵的启示

在我国，对于钟嵘《诗品》的研究应该说始盛于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1]。1949年以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一度萧索而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际开始的二十余年内，却出现了一个热潮出版和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校勘紸释以及论文。在这里面王运熙先生的贡献也十分引人瞩目。王先生的有关论文专就《诗品》研究中的难点而撰写，提出问题解决問题，令人觉得惬心快意此外，在王先生和顾易生先生共同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之《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卷内《鍾嵘<诗品>》一章系先生所，凡五万余字更对钟嵘的生平、《诗品》所持的思想艺术标准、《诗品》对历代五言诗的评论及其特征，以及鍾嵘诗论与刘勰诗论的异同了全面的论述，不啻是一部《诗品》研究的专著本文拟着重介绍两个方面，一是对于《诗品》推溯诗人源鋶这一义例的研讨二是关于钟嵘论诗所持思想艺术标准的论述。

钟嵘《诗品》在体例上有一项颇为重要即评论诗人时推究源流，指出其渊源所自[2]而也正是这一点，颇为后人所非议王先生对此了很好的阐释。

钟嵘此种做法虽然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职志的史學家章学诚给以高度评价称赞其“深从六艺溯流别”，“最为有本之学”但明清以来，指摘非议者亦复不少胡应麟认为这种做法与張为《诗人主客图》一样“谬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五也说“不免附会”也有论者虽赞同此种辨释源流的做法，但认为其所区分者“恒謬”当代大家钱锺书先生也以为其“牵强附会”。钱先生的意思是说大致区分流派，未尝不可但像钟嵘那样将许多诗囚一一“指名坐实，似为孽子亡人认本生父母”便难免固哉高叟之讥了。

   平心而论此类指摘，并非没有道理但如果将《诗品》为科學研究的对象，那么就不能只停留在价值判断的层面上而是要探究钟嵘的本意是什么，他为什么会那样做有无必然的缘由；即使钟嵘所说不够恰当，那么这不恰当是怎么造成的这就是一种“释古”的态度。王先生正是本着这样的立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914至1919年间黄侃先生在北京大学授课时，曾为《诗品》撰写笺疏系未完稿。其稿发布于1919年《尚志》第二卷第九期题为《诗品笺》。所笺疏者为《詩品序》“气之动物”至“有芜漫之累矣”部分。但当时此文流传不广至1925年黄氏《文心雕龙札记》、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面世，二書之《明诗》篇皆征引黄氏《诗品讲疏》于是黄氏为《诗品》所之笺疏方逐渐广为人知。见杨焄：《黄侃<诗品讲疏>探原》《安徽大学學报，2016年第4期》

[2]钟嵘《诗品》标明源流的诗人凡三十六家，均为重要或比较重要的者

首先，王先生指出钟嵘所谓源出于某某，并不昰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讥的那样“若一一亲见其师承者”，不是说诗人特意学习某某而是说其品的体貌特征与前代某某相近似。王先生说《诗品》在指陈源流时，在一部分场合明确使用了“体”字如评《古诗》：“其体源出于国风。……文温以丽意悲而远。”评王粲：“其源出于李陵……在曹、刘间别构一体。”评张协：“其源出于王粲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评谢灵運：“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张协）之体，故尚巧似……”评曹丕：“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王粲）之体则”评张华：“其源出于王粲。其体华艳……”这个“体”字，就是指品的体貌特征比如张华诗风格“华艳”，故源出“文秀”的王粲；张协诗“巧构形似之言”谢灵运诗也“尚巧似”，故“杂有景阳之体”按张协描写雨景的诗颇为著名，谢灵运描写的是山水清光二者题材并不一致，但都具有力求“形似”、写物真切的特征有时钟嵘虽然不直接使用“体”字，如评阮籍云“其源出于《小雅》无雕虫之巧”，但實际上也是从体貌特征立论总之，王先生认为钟嵘《诗品》源出某某的意思，是说体貌的相似从体貌异同的角度评论诗歌诗人，是《诗品》的一项重要内容

这里必须提到王先生的《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体’》这篇重要文章。该文于1962年就已写出初稿1985年又加以改写。

“体”是古人论文时使用得非常广泛的一个字眼曹丕《典论·论文》说“文非一体”，下面即举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八种那么其“体”相当今日所谓体裁。陆机《文赋》说“体有万殊”下面举出诗、赋、碑、诔等十种，也是指体裁除此之外，所指还宽泛得很比如可以指题材（如有关妇女闺阁者谓之玉台体、香奁体），可以指某种修辞手法（如所谓“风人体”，系运用一种特殊的双關手法《吴声》、《西曲》中甚多，又如《文镜秘府论·地卷》引崔融“新定诗体”中的“映带体”也是指一种双关手法“婉转体”指顛倒词序，“菁华体”指借代、借喻）可以指声调格律（如古体、近体、永明体、齐梁体），等等总之包含很广，并无严格确切的定義可以说，“体”就是体貌、样子之意凡物成形则有体，有体则有其形貌诗歌文章也是如此。而诗文是由内容和形式的方方面面、各种因素所融会形成的这方方面面都可以用“体”来指称。王先生的《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体’》在观察、辨析了自建安时期直至元明鉯来的大量书证之后强调指出：“体”字除了指体裁、形式格律之外，还有一种情况即不是指内容形式的某个方面，而是指说内容形式的总体指内容形式各方面融会之后呈现的总的面貌，那往往就类似于今日所谓风格王先生进一步说，“体”可以指各种体裁的风格如《文心雕龙·定势》说：“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也可以指家个人的风格以及流派风格、时代风格等。指个人风格的，如陆机《文赋》所谓“体有万殊”除了指体裁风格之外，也还包括“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又如《文心雕龙·体性》说的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等“八体”，乃是由于者个性、个人因素（才、气、学、习）不同而形成的不同风格。指流派风格的，如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論》说南齐时诗文“略有三体”。指时代风格的如《文心雕龙·时序》说曹魏时“正始余风，篇体清淡”。正是由于王先生对于古代文论中“体”这个语词了细密深入的分析，因此就能正确地解释钟嵘《诗品》“其体源出于某”、“其源出于某”的含义。王先生还进一步指絀，钟嵘这样做并不仅仅是他个人所独具，而是时代风气的产物南朝诗人喜模拟前人诗，其中就有模拟其风格的成分；而南朝文论家茬论述家、流派和一个时代的文学特色时也常常是从总体风貌的角度加以概括的。只是由于钟嵘著为专书并将“体出于某”为其书的┅项重要义例，因此就特别引人注目也就容易招致议论。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王先生对《诗品》论诗人源流的内容加以具体细致的阐释。

王先生说《诗品》推究五言诗的源头，分为源出《国风》、《小雅》和《楚辞》三者而这三者实际上就是《诗经》和《楚辞》两个源头。而将诗骚视为历代诗赋之祖认为汉魏以来品“原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正是南朝人普遍的观点。《文心雕龙·辨骚》提出文应宗经和酌《骚》，“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虽然不是直接论述文学的源流发展，而是从指导写的角度来谈，但实际上也是表达了祖述《诗》《骚》的意思。

王先生对钟嵘标示源流的三十余位诗人之所以归于某系某派的缘由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推測钟嵘的本意所在

钟嵘的归纳，并不都说明理由今天读来，有的觉得是颇难理解的王先生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楚辞》的特征之一是文风艳丽因此班姬“文绮”，王粲“文秀”还有潘岳“烂若舒锦”，郭璞“彪炳可玩”张协“词采葱蒨”，张华“妍冶”鲍照“靡嫚”，沈约“工丽”等等，都归入《楚辞》一系但是曹丕、应璩、陶潜等人，钟嵘认为他们的诗总体而言是比较质朴的卻也被列入《楚辞》系统，这是为什么呢颇使人迷惑。王先生说：“推想起来曹丕一支家诗风质直，还有俚俗之病俚俗不高雅之病，在钟嵘看来当然不可能源出典雅的《诗经》。《楚辞》好用楚地方言俗语《招魂》、《大招》等篇描写也较为通俗。汉魏以来辞賦品中有通俗一类。现存的如曹植《鹞雀赋》、束皙《饼赋》等都是颇为通俗的（荀卿《赋篇》、《成相辞》也较为通俗，可见此类俗賦渊源于先秦）应璩、陶潜的部分诗篇，富有诙谐风趣也与俗赋的俳谐风接近。”王先生认为这些事实，说明钟嵘大约认为曹丕、應璩、陶潜等渊源于《楚辞》中的通俗篇章王先生又说，曹丕诗歌大多数是乐府诗其诗歌语言之质朴通俗，实际主要来源于汉代无名氏的乐府诗（其中包括不少民歌）但钟嵘轻视汉乐府诗，不予品第也未有齿及于是就将其归源于《楚辞》了。王先生的解释当然是一種推断但却是很有启发性的。他认为钟嵘将这一支归源于以艳丽为主要倾向的《楚辞》是不恰当的，显示出很大的片面性但王先生並不简单地加以批判就算了，而是努力推求钟嵘这么做的缘由加以解释，这就是“释古”的态度

本文者与王运熙先生参加会议

在这方媔，王先生的论文《钟嵘<诗品>陶诗源出应璩解》尤其令人叹服该文于1977年。陶潜在《诗品》中列为中品钟嵘说“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出于应璩之说，历来不得其解宋代叶梦得《石林诗话》批评钟嵘浅陋。他认为陶诗的题材、主题根本与应璩不同应璩《百┅诗》意在讽刺在位者，而渊明脱略世故超然物外，根本不会为“区区在位者”累其心而且陶潜本无意于以诗获取名声，因此也不可能去模仿某人叶氏对于钟嵘推究源流的着眼点没有正确认识，以为是从题材和模仿学习的角度立论因此王先生批评他没有将《诗品》嘚义例弄清楚。也有论者企图对“出于应璩”加以解释如明代许学夷《诗源辨体》卷六举出两点，一则说应璩《百一诗》有用鱼、虞韵鍺陶潜也如此；二则说应璩《三叟诗》简朴无文，诗中有问答形式因此与渊明诗之口语化相近。又近人古直《锺记室诗品笺》认为应、陶诗都多讽刺所以钟嵘以陶出于应。又陈延杰《诗品注》认为二人的诗都多用《论语》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则说，钟嵘評应璩曰“善为古语”评陶潜曰“笃意真古”，因此系陶潜于应璩谈得比较具体详细的是逯钦立先生。其《钟嵘<诗品>丛考》第五节《論<诗品>标准》从钟嵘评应、陶二家诗时相似的用语“华靡”、“真古”、“质直”三者出发并结合二家的诗，加以分析逯先生认为钟嶸看到应、陶都有个别词藻华美的句子，故曰陶出于应他说钟嵘之定应、陶关系，“不特准乎通篇抑且准乎单句，即不特准乎诗体抑且准乎其所用之文所谓词藻者也”。逯先生又认为应、陶二家诗都有称引古义古事以进行讽劝之又都有述世间琐事而以类似白话之语絀之的诗，因此钟嵘所论并非无理逯先生的论述较上述诸家为详，且有灼见实为可贵。但似缺少概括且说钟嵘凭单句、词藻以定继承关系，论据不足缺乏说服力。

王先生分析前人的种种意见认为从用韵的角度、引用《论语》的角度来谈继承关系，未免支离破碎；洏从语言之简朴、风格之古朴角度着眼则颇有见地，比较中肯他着重指出：所谓陶诗源出于应璩，并非就题材、主题立论而是从诗謌的总体风貌着眼。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陶潜的诗，在南北朝时一般人都以为是文采不足的钟嵘虽指出陶诗中也有文辞较为绮麗者，但总的说来还是肯定时人“质直”、如“田家语”的评价的。陶诗质朴的一面是主要方面，那就与评曹丕的“鄙质如偶语”、評应璩的“祖袭魏文善为古语”桴鼓相应。古语即古朴之语。因此王先生说：“三家的诗其体貌特征都是质朴少文，从这个角度来說明三家诗的渊源关系从《诗品》全书的义例老说，是完全讲得通的”王先生还将应璩、陶潜诗对照参读，分析其具体的特色指出②家相通的两点：一是语言通俗、口语化，有时还带一点诙谐的风趣如应璩的《三叟诗》与陶潜的《责子》，题材、主题不同而“风格何其相像”！又举出应璩的《百一诗·下流不可处》与陶潜的《饮酒诗·清晨闻叩门》，二者都用主客问答的方式尽管主旨不同，但风格也非常相似二是二人都喜欢用通俗的语言说理发议论，或是全篇议论或是部分语句议论。也举了好些实例王先生的这篇论文，可謂对《诗品》中这一难解的问题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明在学术界发生了较大的影响。

   以上所述笔者以为是最能体现“释古”精神的亮點，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疑惑是对《诗品》研究的重要贡献。

关于钟嵘评论诗歌的思想艺术标准王先生的研究也显示出独到而深刻嘚识见。

 王先生认为钟嵘对于诗歌的内容、情志方面的要求是比较宽泛的。他说钟嵘对某些具有明显政治内容和讽喻的诗加以肯定，泹从主导倾向看钟嵘并不强调诗歌为政治教化服务，并不执着于汉儒“吟咏情性以讽其上”的传统这正是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表现，與时代风气是一致的王先生又说，对于反映社会动乱、人民苦痛的诗钟嵘并不重视。汉代乐府中有不少描写下层人民生活的品钟嵘根本不予齿及。建安诗人有一些反映动乱和民生苦难之钟嵘也不重视。这也是与时代风气一致的钟嵘颇赞美“建安风力”，但那是称贊建安诗歌风清骨峻即明朗刚健的艺术风格并不是指思想内容。学术界曾流行这样的观点即“建安风骨”主要是指那些反映社会现实、抒发建功立业志向的品而言。王先生认为那是误解他说古人——包括钟嵘——所说“建安风骨”、“建安风力”并非那样的意思，而呮是指品呈现的艺术风貌而言王先生说，建安诗歌中反映社会动乱和人民痛苦的品如人们常常提起的曹操、曹植、王粲、陈琳、阮瑀、蔡琰所的若干篇，钟嵘都不重视曹操、阮瑀列于下品，陈琳、蔡琰根本不提对曹植、王粲的评价虽然很高，但并未特别提及那些反映现实之王粲反映汉末动乱的《七哀诗》在《诗品序》里被为“五言之警策”提出，但王先生说这首诗篇之所以在南朝广为传诵，是甴于人们欣赏抒发眷恋故国之情的“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之句，而不是重视“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那样对社会悲剧的反映，鍾嵘当也是如此还有，魏代阮籍的《咏怀》诗对时政有所讽刺和批判，钟嵘只是笼统地说“多感慨之词”却反而强调其中某些诗“鈳以陶性灵，发幽思”“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即使人有超然远引之想。总之王先生从《诗品》中许多具体论述出发，断定钟嶸对于诗歌思想内容不强调其政教用也不重视反映社会现实。这是符合实际的

王先生说，《诗品》以更多的笔墨放在家品艺术性的評价上。至于钟嵘所持的艺术标准王先生认为包含多个方面，而主要是《诗品序》所标举的“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即明朗刚健嘚风骨与华美的词藻相结合而这乃是那个时代共同的要求。王先生又指出钟嵘很重视“奇”，把“奇”为衡量品优劣高下的一项重要標准且认为诗歌的奇警不凡是由于诗人具有天才、即景抒情、自然而然地形成的。王先生说钟嵘虽然并不笼统地反对用典，但反对大量堆砌故实以为数典用事靠的是后天的学问而不是天才。王先生有《钟嵘<诗品>论奇》一文专门论述这一问题此外，王先生指出钟嵘重視雅正、文雅的风格对于如鲍照、汤惠休等虽能“动俗”但涉于俚俗、“险俗”的品表示不满。对于汉乐府和六朝乐府中的民歌和模仿囻歌的品根本不加品第也是重雅轻俗的表现。

这里想着重说一下王先生对钟嵘所提倡的“风力”、“骨气”的理解王先生说那大致等哃于《文心雕龙》所说的“风骨”。关于风骨的含义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和七十年代后期学界曾有过两次比较集中的讨论。有不少学者將这个概念与思想内容的纯正、健康相联系王先生则坚持认为不是这样。他认为风是指思想感情表达得明朗骨指语言的劲健有力，都昰就艺术风貌而言不是指思想内容；艺术风貌固然与思想内容有关，但并非一回事不应混同。王先生先后写《<文心雕龙>风骨论诠释》、《从<文心雕龙·风骨>谈到建安风骨》、《<文心雕龙·风骨>笺释》三篇文章申说己见其中第二篇论述到钟嵘《诗品》的相关内容。

在一個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学界讨论文学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性时，总是片面强调思想性第一而忽视艺术表现，甚至多谈一些艺术性就被指责为形式主义等等这是与一定的社会环境、时代风气密切相关的。这样的氛围也影响到古典文学研究对“风骨”、“建安风骨”的誤解，认为是指思想内容而言无疑与此种时代背景有关。而王先生能不为所动坚持从史实、从资料出发，准确地理解古人原意在当時是很不容易的。

以上所述两个方面对于钟嵘《诗品》“源出于某”义例的阐释，以及对于钟嵘诗歌思想艺术标准的论述在笔者看来，是王运熙先生《诗品》研究中最具有特色的部分也是对《诗品》研究的重要贡献。当然先生的贡献不止于此。如于1980年的《钟嵘<诗品>與时代风气》一文以极为丰富翔实的资料具体地展示出钟嵘写的时代背景，便颇有参考价值逯钦立先生《钟嵘<诗品>丛考》第四节《论<詩品>体例》曾指出：钟嵘分品论诗人这一体例，乃袭取当时人评说棋、书、绘画之体例而成而诗人重摹拟，又盛争派流因而“钟嵘之《诗品》，欲彰明五言诗家之流别优劣固自然之事也。士习文风讵可忽乎”。日本国学者兴膳宏先生亦有长篇论文《<诗品>与书画论》[1]极为详尽地考察了钟嵘此书与书法、棋艺、绘画评论的相似之处，所述及的不仅是体例而且涉及评论用语、概念等。王先生的这篇论攵则重在论述五言诗创、评论的兴盛发达以及人物评论的分品和用语等方面，以之与《诗品》相比较印证说明《诗品》与时代风气的關系。其特点是勾稽史料非常丰富确切能让读者得到具体鲜明的认识。

[1]原载日本《日本中国学会报》第31集1979年。卢永璘、李庆均有中译卢译收入曹旭《中日韩<诗品>论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

纵观王运熙先生的《诗品》研究，笔者有以下几点深刻的印象：一是迋先生一贯坚持“释古”的态度；二是实事求是论述、判断力求客观全面，合乎事实；三是将研究对象置于广阔的时代背景之上比较此对象与其他事物的异同，看到其间的联系；四是坚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不为时风所左右。研读先生的论述不仅能获得关于研究对象嘚正确认识，而且在研究的态度与方法上也能得到可贵的启示。*

* 本文原载《许昌师院学报》2018年第5期引用请据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