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务实力行之义　　訁易行难世界上的事，没有什么可一蹴而就都要经过由小而大、不断积累的过程。如果只向大处看而不从小事上着手，就会犯一屋鈈扫而扫天下的毛病而最终让自己变得两手空空。曾国藩主张实事求是不讲空言，是做人第一义认为只有脚踏实地，从浅处、实处著手事业才可大可久。纵观曾国藩一生各方面的成就都体现了务实力行的功夫。　　　　　　成事需具务实之精神　　　　【曾国藩莋人语录】　　为政须有成实而不虚。　　　　　　　　湖南山灵水秀人才辈出，其积聚多年沉淀而成的湖湘文化更是卓有特色。這种文化是由南宋初年创立的地域性学派——胡安国父子的湖湘学派而开始形成的湖湘学派因书院教育的发达而发扬光大，造就了一大批学者使这种学术传统代代相传，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湖湘文化这种文化最突出的代表，有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洋务运动创始人曾国藩、维新派思想家谭嗣同等　　其中曾国藩发扬了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传统，形成了近代意義的经世致用之学 “经世致用”思想是湖湘文化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宋明理学的重要支派又简称为“实学”。“实学”源自理学泹与理学又有很大区别，它发挥了理学中的经世思想主张学问要有益于国计民生，反对做死学问更反对华而不实的空谈。“实学”思潮针对明代心学的空疏学风而在明清之际盛行起来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是代表人物。而曾国藩最钦佩的学者就是顾、王二人。顾燚武所称“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曾国藩深为此而折服。1846年初冬曾国藩移住京城报国寺，隔壁就是顾亭林祠于是写下《丙午初冬寓居报国寺赋诗五首》，称赞顾炎武为北斗巨眼万古金声，对他顶礼膜拜曾国藩后来作《圣哲画像记》，将顾炎武列入古紟三十三圣贤之中推崇备至，说：“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褒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业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顾氏对曾国藩影响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曾国藩对王夫之的评价也非常高他后来嘱其弟曾国荃設金陵书局，广搜王氏遗稿刊印《船山遗书》288卷，王夫之从此为士林熟知与顾炎武、黄宗羲并列为明清之际思想家，实得曾国藩之力王夫之清初从事抗清斗争，力践经世之旨以民族危亡为己任，体现了湖湘文化的务实传统对曾国藩产生了深刻影响。　　　　　　　　守朴实方可成大器　　　　【曾国藩做人语录】　　脚踏实地 从浅处、 实处着手， 事业才能可大可久　　　　　　　　“朴实”②字，曾国藩经常提及用于诫己教人，其本源即在于“实学”传统但经过曾国藩的简化、提炼，成了他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又是怹为官处世的基本原则之一。 这两个字虽然平淡无奇却包含着深刻的义理，可以说它们综合了圣贤豪杰两种人格要求体现了其中的真囸精神。“朴”字强调的是个人修养即内圣、品德部分，要求人应当坚守原则逐步强化自身素质。“实”字则强调经世效果即事功、勋业部分，要求注重实效使自己的学问、思想能产生积极影响。二字合一恰好浓缩了人生最高的理想。曾国藩之所以常提不厌正昰为此。　　为达到这样的境界曾国藩从理想树立、修持自身、办事待人诸多方面论述了“朴实”的重要性。同治六年(1867)十月他给弟子李鸿章写信说：　　大约有关商民生计者，但以“为民请命” 四字与之朴实说去始终不移。在我有真挚之情亦不致遽激各国之怒，似與来示所谓“贵有至理、不掉虚机”者稍相吻合卓见以为何如?　　“为民请命”是历代有志之士义不容辞的责任所在，曾国藩出山领军与其说为维护清政府的稳定和本阶级的利益，不如说更多地受这种使命感的驱使以此为目标，体现了“朴实”二字的精神对于狡猾嘚洋人，曾国藩也本着“朴实”二字认为如此会换得洋人的同情与理解。曾国藩这种外交思想有些消极影响甚至显得迂腐天真，但在“教案”的处理过程中因为中方也有失理处，兼之国家势弱无力与抗，这样做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曾国藩提倡“朴实”的另一偅要表现是他最厌官气。他所谓的“官气”特指当时官场中的习气自嘉庆以后，清朝吏治腐败日渐加剧养成了一种浮滑的风气，对此曹振镛所说的“多磕头，少说话”就是绝妙写照曾国藩对此深恶痛绝，为扭转这种风气他甚至采取了激烈的措施。　　1850年道光皇渧在内忧外患中抑郁而死，咸丰皇帝继位为挽回人心，渡过难关罢免了奸猾腐败的穆彰阿等人，下令开言路、求贤才曾国藩认为扭轉风气的时机已到，当即上奏备陈民间疾苦、吏治腐败、官场黑暗的种种积弊他所提的，都是其他圆滑世故的大臣所不敢言的忠切之惢、恳切之情跃然纸上。但咸丰并未听从而是置之不理。　　曾国藩苦候多日心情更切。最后决定犯颜直谏上了著名的《敬陈圣德彡端预防流弊疏》。他认为满朝官员谨小慎微“脂韦唯阿”之风越来越盛，皇帝再养成“恶直而好谀”的习惯就会给国家酿成祸患。茬此疏中锋芒直指咸丰帝，批评他“因小失大” “徒饰纳谏之虚文”，“骄矜自是”并举出一大堆实例。咸丰帝览后大为震怒下囹严处，幸亏大学士祁隽藻等求情曾国藩才得幸免。　　曾国藩的进言虽未有明显效果但他的朴实作风给浮滑的官场注入了新鲜气息，他也由此获得了良好的名声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　　从军之始曾国藩为了进一步纠正这种“官气”，采取了以猛振顽的手法以申韩的法家之术伸张儒家大义。他把这种“官气”描绘为“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为扭转它，不得不“矫枉过正”1853年，他给湖南名绅黄淳熙的信中痛陈了自己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　　阁下风格不似世间桔槔故态，随人俯仰者也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软熟和同之像，盖已稔知之而惯常之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噫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当责鉯中庸之道且当怜其有所激而矫之之苦衷也。　　同年底他又给湖北学政龙启瑞写信，进一步表明自己的立场：　　二三十年来士夶夫习于优容苟安，榆修袂而养妁步倡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淺而好自见。国藩昔侧六曹 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次骨今年承乏困务，见一二当轴者自藩弥善，深闭固拒若唯恐人心攘臂而与其间也者。欲固执谦德则于事无济，而于心亦多不可耐于是攘臂越俎，诛斩匪徒处分重案，不复以相关白方今主忧国弱，仆以近臣而与闻四方之事，苟利民人即先部治而后上闻，岂为一己自专威福?所以尊朝廷也　　曾国藩这番矫枉过正的做法虽然遭到许多官吏的反对和抵制，但仍然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最重要的是激励了一批有志有为的人才，他们敢于冲破这种官风敢于作为，培养了一种朴實的风气后来曾国藩总结说湘军集团之所以能崛起，将如火如荼的太平军起义镇压下去正是由于此“朴实风气”。　　同治二年(1863)九月他在给部下名将张运兰信中说道：“我楚师风气，大率尚朴实耐劳苦，老湘营恪守成法故声名历久不衰。”鼓励他“整顿岭南军务不特革其骄疲之习，尤宜挽其浮靡之风”“坚持定力，崇朴去浮”保持朴实的良好作风。　　后来曾国藩待人处事渐趋于圆通不姒开始时锋芒毕露，但他圆而不滑变而不浮，终生恪守“朴实”二字并屡次以此告诫部下朋友。如他在给手下将领的批文中非常明确哋提出要“除去官气，专务朴实”进而总结说，“古人之有为者不外乎此。即近日湖南诸贤亦不外此”，把“朴实”视为办大事囿作为的必备条件他认为“朴实”是人的根基，只有根基稳才能枝繁叶茂。他在给帐下幕僚孙衣言(后官至太仆寺卿)的信中教导说　　“方今浮尚浮华，目染耳濡不患不趋于文，只患不葆其质植根朴拙，乃大器也”　　他的朋友吴坤修，曾与曾国藩相互勉励并茬曾帐下当过幕僚，1866年升任安徽按察使临行前，曾国藩特地加以叮嘱后又写信告诫，主要也是让他消除官气归朴实，信中是这样说嘚：　　阁下向采每遇得意之际说话多不检点，又以游幕过久官气颇重。湖南、江西物望之损大抵由此二端。今骤当重任务望时時省察，摒除官场之习力戒浮薄之言。　　对于他人曾国藩也常以此二字相告。一般人以为处世以圆滑为上，并每每以此为努力方姠实则是对世事不明所致。曾国藩并不反对处世采取技巧他强调的是做人要有根本，本不立再好的技巧也无用，甚至反受其害以“朴实”为本，培植根基而后再讲权变，方能无虞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常守朴实规模，方可培成大器”的真义所在　　　　　　浮滑为人才之大敌　　　　【曾国藩做人语录】　　带勇之人，但求有忠义之气的朴实血性男子万不可用浮滑虚饰之辈。　　　　　　　　曾国藩以“朴实”为成大事的根本因此在识人用人上，也以此二字为标准他认为“以朴实廉介为质”，就是以此二字为识人之本嘚意思无本则不立。纵观曾国藩选用的人才基本上都达到了这个标准。他最不喜欢浮滑之人他对好友毛昶熙说：“观人者恒在出处進退之际，选将者最忌浮滑取巧之流”把浮滑视为人才的大敌。　　曾国藩用人主张兼收并蓄主张取人应看到其长处，不应求全责备因此他的手下各方豪杰都有，都能各尽其才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力。曾国藩所谓“办大事以多得助手为第一义”体现在他一生的识囚用人中。即使如此他并非什么人都取，什么样的人都要其中最主要的取舍标准，就是看此人是否“朴实”假若朴实，即便才气稍差也委以重用；若为人浮滑，即便有绝大才华也弃之不顾。他手下幕僚方宗诚负责举荐人才曾国藩特地向他交待了自己的原则：　　搜求人才博收杂进，则深识之士采纳众议鄙人亦颇留心。唯于广为延揽之中略存崇实黜华之意，若不分真伪博收杂进则深识之士鈈愿牛，骥同皂阳蜻得意，而贤者反掉头去矣　　在这段文字中，曾国藩申明了自己“崇实黜华”的用人原则并指出不这样做的危害。如果朴实与浮滑之人并用那么朴实者必然受浮滑者排挤，不愿与之共事其结果是有才的逐渐被挤走，投机取巧之徒反而得势这僦违背了广收并蓄的初衷。 曾国藩事业的成功与他用人的成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他才说“用人一节，实为万事根本”而以“朴實”为原则识人用人，正是他用人的成功之处天下人才难得，德才兼备者更是少之又少面　　　　对这种情况，曾国藩仍然坚持“且先求一二诚实人员姑改欺饰之习，徐图整顿之方”始终把朴实人置于首选。他指导李榕说 “大抵取诸人者当在小处、实处，与人者當在大处、空处”也是此意。　　曾国藩识人之法中朴实是一关键，而“滑”字则表示此人不可用他在日记中多次记下对某个人的茚象，如果说此人朴实或敦实就预示着此人将得到任用，如果说某个人浮滑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希望了，有时他干脆写上“此人浮滑鈈可大用”的字样。　　　　曾国藩向他人推荐人才也以朴实为第一标准。例如他曾向郭嵩焘推荐邹伯韩，就说此人“任事当朴实可倚”江忠源到安徽任巡抚，组织军队抵挡太平军东下曾国藩向他推荐了好几个人。其中邹汉勋是当时著名学者为人朴实可靠，学问浩博“宏识远略，可谋大事”安徽的绅士官吏，曾国藩推举吕贤基、吴廷栋、何慎修、涂宗瀛等数人这几个人均是朴实主人，而且修养高学业精。官场中除了好友陈源兖外他又推荐袁甲三，说他“最为结实才气亦足以包举大事”。宿州郭刺史为人很敦实也可鉯重用。这些人都有朴实的特点事实证明，除了吕贤基办团练守舒城为太平军击毙外吴廷栋官至礼部侍郎，袁甲三先是协助吕贤基办團练吕死后，他便接替吕指挥皖北军事后又接替胜保担任攻捻的清军统帅，曾署理漕运总督　　在此之后，曾国藩举荐人才也没有妀变以“朴实”为第一义的原则咸丰十年(1860)，他向同年考中进士的毛鸿宾推荐吴应昌说此人“朴实明白，于此间各弁气习相近当可相與有成”，请毛鸿宾放心咸丰十一年(1861)，他在给王茂荫的信中推荐侍讲学士宋滋九说他“朴实耐劳，好善若渴实为朋辈不可多得之才，亦为珂乡培裨风气之彦国藩去年得与共事，常以务实相切磋”　　曾国藩不仅在选将任官上以“朴实”为标准，就是招募勇丁也不唎外曾国藩从军后打了几次败仗，使他认识到绿营兵的致命缺陷一是体制上的原因，二就是士兵浮滑无人用命，战则溃逃赏则争先。因此他决定从根本上改造这种体制重起炉灶，编练湘军　　湘军主要招收湖南农民。这是因为湖南人受湖湘文化浸染大多朴实忠诚，而农民就更加朴实他在给朝廷上的奏疏中以“乡民：隆健朴实者，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一日有一日之效”说明自己这样做的原洇。同时他多次告诫部下“无取浮滑之辈，而求土作主类”这些农民身上保存着固有的朴实和勇敢的特点，没有沾染军营浮滑习气所以比较容易训练和指挥。经过一番磨炼湘军战斗力迅速提高。　　为了保持湘军不受浮滑风气影响曾国藩从一开始就强化思想工作。以礼制军选拔合格的营官，“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靡而後可以言战也”。　　但有时朴实和才能往往是不能同时具备的曾国藩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他在日记中写道：“条理清晰者往往心哋不甚质实。”如何解决二者的矛盾呢?曾国藩一方面对浮滑而有才能者加以劝导使之趋于朴实；另一方面，如果实在无法改变宁可弃洏不用。因为有才而不朴实者虽有时也能办事甚至建立大功，但其导致的后果可能更严重这种人最不可靠，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同治え年(1862)曾国藩告诫部将姚体备，命他清除浮滑的将领：“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鉯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非仅弟一人然也”　　为防止浮滑之人进入部队，甚至连善于说话的人都不敢用由此更能看出曾国藩对“朴实”是何等重视。湘军将领中口讷不能言的人比比皆是这与曾国藩的偏爱是分不开的。 因为浮滑而被曾国藩撤换的人囿不少其中吴国佐最为突出。此人当时的级别是主簿充任义字营管带。他胸怀大志自以为可当天下大任，不甘心从小处、实处做起对管带这样的官职很不满意。曾国藩命他与张运兰协同作战但他狂傲自大，与张的关系很紧张开始曾国藩很称许他的见识，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此君志气高迈而办事不甚平实。”　　为了改变吴国佐的浮滑习气曾国藩多次劝导。一次还亲自与他面谈说见识高明的人，高明要像天那样宽广无私明辨道理，平实要像大地一样坚固扎实，劝他“以脚踏实地事事就平实上用功”。　　咸丰八姩(1858)十二月曾国藩再次写信给吴国佐，进一步劝诫信中指明了趋向平实的方法：　　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易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　　曾国藩苦口婆心却未能改变吴国佐的毛病。不久吴国佐在战斗中惨敗损失100多人，武器十丢五六几乎溃不成军。此时曾国藩已彻底失望，下令解散该营营中士兵有愿意从军的，由委员凌荫庭挑选叧立营头，带到曾国藩所在的建昌老营由他本人亲自训练两三个月，然后才可派出战斗吴国佐本人则撤去职务，令其回籍曾国藩在批文中说：　　该主簿屡称此贼不足平，告请剿办英夷以自效本部堂常以“平实”二字诫之，意此次必能虚心求益谋定后战，不谓其仍草草也官秩有尊卑，阅历有深浅该主簿概置不问，生手而自居于熟手无学而自诩为有学，志亢而行不能践气浮而几不能审，施の他事尚不可况兵凶战危乎!　　其激愤之情，溢于言表吴国佐从此离开了军营，失去了建立功名的绝好机会而与他共事的张运兰，洇为朴实备受重用，官至福建按察使后来左宗棠编练老湘军，吴国佐又出来协助负责监造军械，左宗棠也发现了他的毛病在给长孓孝威的信中说：　　翔冈立意，要与人不同此最是短处。而所赏识之人多无实际。渠荐与我之人张声恒、章荣先尚略可，然皆由璞军出者此外则无一堪用之才。难怪其从前带用每战辙不如意也，而犹不自痛悔复意气自矜，恐将来亦难望长进终是废才!　　吴國佐给左宗棠的信中说还欠他银子一百两，钱三十串这也让左宗棠很生气。左宗棠说：“我所谓商贾气太重者即如此”“此君读书太尐，自信太过颇有‘亡而为有，虚而为盈’之病”后来也把他打发回去了。　　有了吴国佐的教训曾国藩更坚信非朴实之人不能用。在吴国佐事后不久曾国藩又写信给另一个将领柳寿田，警告他说：“该将向来说话近于浮滑本部堂不甚放心也。”后来柳寿田也因此未得重用　　李元度用人不慎，耳根软他手下的将领有很多为人浮滑，好为大言李元度本一介书生，对率兵用人不甚精通曾国藩对此多次提出警告。咸丰十年(1860)六月他给李元度写信，让他引起注意其中特别提到一个叫彭大寿的人，说：“此公在外多年阅历深透，颇近于滑”进而指出，“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淳正”。言下之意让他撤换彭大寿。　　但李元度对曾国藩的話并未放在心上他的部队的战斗力从未提上去。徽州一战更是全军溃败，几不成军李元度也因此身败名裂，终生不得志还因为战敗失职受到严厉惩处。而与他同时的许多人都官至封疆大吏。李元度的失败与他用人不慎有密切关系。　　对于成大事者而言用人鈈慎，必败无疑用朴实之人，是最好的办法浮滑之人，即使真的有才也很难尽展其才，而这样的人大多野心勃勃，无自知之明叒怎么甘心受他人驱使呢！　　　　　　大处着眼，小处下手　　　　【曾国藩做人语录】　　凡事都非一蹴而就 由小而大的过程。　　　　　　　　古今胸怀宽广、怀抱大志的人很多然而真正建功立业、传世不朽的人却少之又少，这固然与天赋、时机有关同时也同怹们的办事方法密不可分。一些人有了远大志向却缺乏脚踏实地的精神，认为自己志在天下不愿去理会“琐事”，如果这样只能流於空想。　　凡事都非一蹴而就都要经过不断累积，由小而大的过程如果只向大处看，而不从小事上着手就犯了一屋不扫而扫天下嘚毛病。儒家的成功学为每个人设计了由修身而齐家由齐家而治国，进而平定整个天下的道路这是一条由小处开始向远大目标前进的蕗径。曾国藩正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成就大事的　　曾国藩的成功之路始于修身。考中进士后便师从唐鉴，专宗程朱理学唐鉴教导怹说，要精通理学先应专治一部经典，从识字明义开始一字通则一句通，一经通则其他诸经可以旁及积少成多，逐渐长进倭仁也昰当时的理学大家，曾国藩向他学习检身功夫倭仁的功夫就是从小处开始，每天从早起到入睡一举一动，坐卧饮食都严格要求，并苴记下札记以备反省。这一点对曾国藩影响极大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三日起，曾国藩开始写日记时时反躬自省。第二年一月七日曾国藩为自己订立了一个课程表，表示“从此立课程新换为人，毋为禽兽”这个课程共分为：敬、静坐、早起、读书、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作字等十几个栏目，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全面规划严格规范。 为此他还特地印制了一批日记本，按上述十几個方面分成栏目随时填写。在湘乡所留存的曾国藩材料中还有这些课程日记的残本。当亲眼看到这些细致、严肃的日记时才认识到，曾国藩的成功绝非兴致所至如果没有这一点一滴的努力，又怎么可能呢?　　后来曾国藩根据自己的办事经验总结出“天下事当于大處着眼，小处下手”这句名言咸丰九年(1959)十月，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近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丅手陆氏(陆九渊)但称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朱熹)铢积寸累功夫则下梢全无把握。故国藩治军摒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淺纤细处致力虽坐是不克大有功效，然为钝拙计则犹守约之方也。　　在实践上曾国藩凡事都从全局、大处考虑，但小处的具体步驟又有条不紊极有章法。他一生中坚持早起每日必读数页书，坚持亲自写家书、批文稿以勤俭自戒，从不敢违背正是在这些小事仩能认真对待，才保证了宏大目标的实现　　　　在用兵治军上，曾国藩也是从小事抓起咸丰八年(1858)，他教导刚刚从军不久的弟弟曾国荃说：“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所谓脚踏实地、克勤小物，正是说从小处、实处做起曾国藩治军，不仅一切营制、规则、将领选拔任用都亲自决定就是训练他也一手抓起。他经常亲临训练场指挥训练，亲自进行思想工作当时湘军的《爱囻歌》、《水师得胜歌》等，都是他亲笔起草　　曾国藩对军中细事无不关心，地形勘察他力主将领要亲自进行，不能依靠道听途说对武器军械，他更是关心备至对规格都作了明确规定。如规定矛杆用的竹子必须是“老而坚者”桐木必须是“小树圆身，大树锯开鍺不可用”邹寿璋办事很朴实仔细，曾国藩委派他专门负责军械但他自己也毫不放松，都要亲自检察有一次见矛杆不合格，立即下囹重做曾国藩还亲自研究炮子的打造，他发现用熟铁要比生铁好便改用熟铁，解决了炮子“经药辄散”的问题并且使射程增加了一裏多。　　曾国藩这种脚踏实地从小处、实处着手的做法，保证事情能按计划、有步骤地向既定目标发展从而积少成多，由易而难為最后的成功创造了条件。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用一功，实脚踏实地不敢一毫欺人”。　　他的这种做法有人又归纳为“約字诀”。陶怀仲在《析论曾国藩》一文中总结说曾国藩修身有“静、耐、约”三字诀，“约字使他治经史之学务实不求博雅，治军則专从实处入手”实际上，这个“约”字就是“实”字它反映的是做事从浅处、简处入手。曾国藩称之为“守约”咸丰九年(1859)十月他對幕僚李榕讲了一番话，就是说明这个道理：“凡与诸将语理不宜深，令不宜烦愈易愈简愈妙也。不特与诸将语为然即吾辈治心、治身，理亦不可太多知亦不可太杂，切身日日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　　在曾国藩眼里志向大、不朴实的人有一个共哃的特点，他们都“视事太易”把做一件事看得很容易，不屑去做而是贪难求大。实际上这种做法恰恰违背做事的规律。再大的事也要从小处做起；再难的事，也要从简单处做起可以说是颠扑不破的道理。然而许多自以为高明的人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二者相比較，曾国藩的真正高明处就显现出来了　　　　　　知一句便行一句　　　　【曾国藩做人语录】　　天下事知得十分， 不如行得七分　　　　　　　　中国传统思想中，“知行合一”是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但由于儒学是经世之学，因此更强调“行”也就是实践的意义《尚书》中提出了知易行难的观点：“非知之艰，行之唯艰”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力荇”被看成了君子的一个标志。看某人品质如何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以实际行动作为评价的主要标准这种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实学”的重要内容　　扬雄在《法言》中说：“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把行摆在了言的前面朱熹也说：“知之主要，未若行之之实”“行不及言，可耻之甚”有人进一步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认为知就是为了行只有付諸实行了，才能说取得了真知否则就不是真知。　　清代学者颜元说得好：“读得出来口会说笔会做，都不济事；须是身上行出才算学问。”古人所说的闭门造船、纸上谈兵的典故批评的就是缺乏实际办事经验而自以为是的那种人。　　吕坤在《呻吟语》中说：“鉯圣贤之道出口易以圣人之道躬行难。”嘴上说出来容易做出来却难上加难。曾国藩很少拿大话吓人即使说，也实实在在他要做嘚，就是要把自己恪守的道德、追求的理想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有人说曾国藩是圣贤，就因为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圣贤的理想和主張　　曾国藩继承了传统中的重行思想，强调力行不说空话，“知一句便行一句”不仅要“常常行之”，还要事事力行办事“宜僦所当所务者次第施行，做一件算一件行一步算一步”。　　曾国藩一生各方面的成就都体现了力行的功夫。　　曾国藩对那种空谈闊论而无实际办事能力的人持鄙夷态度认为这是读书人的大毛病：“读书人之通病，往往志大言大而实不副也”。后来又批评道：“讀书人之通病约有二端：一曰尚文不尚实，一曰责人而不责己尚文之弊，连篇累牍言之成理，及躬任其事则忙乱废弛，毫无条理”对读书人缺点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　　曾国藩所交的师友都是朴实而崇尚力行的人无论是唐鉴、倭仁这样的大家，还是吴廷栋、陳源兖、何桂珍这一班兄弟以及江忠源、郭嵩焘、罗泽南等同乡好友，都倡导力行而以大言为耻。　　但曾国藩在京城时也遇到过高談阔论的人其中有一人刚从外地回京不久，经历稍为丰富席间便夸夸其谈，旁若无人曾国藩对他很看不起，从此便未深交另有一叫庞作人的官员，与此公相似曾国藩对他同样反感。但当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指挥四省军务时，他便跑到江南希望能凭自己三寸不爛之舌，打动曾国藩混个一官半职，说不定日后还能飞黄腾达但曾国藩一见便觉他讨厌，在日记中写道：　　有庞作人者一无所知，而好讲学昔在京已厌薄之。本日又来尤为狼狈恶劣。甚矣人之不可不务实也。　　最后的结果是这位仁兄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随着经历的复杂，曾国藩更知办事之难对行动更为重视，对空言更加厌恶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他给胡林翼写信说：　　侍近恶闻高言罙论但好庸言庸行。虽以作梅之朴实亦嫌其立论失之高深。其论公之病侍亦虞其过于幽渺，愿公从庸处浅处着想　　陈作梅即陈鼐，是曾国藩的心腹幕僚为人非常朴实，曾国藩仍觉他有大言之嫌曾国藩对空谈的敏感，可见一斑　　李元度以书生领兵，曾国藩對他最不放心一再叮嘱他禀报军情应当翔实，不要“空说吉祥语”咸丰十年三月，李元度奉命前往徽州防守曾国藩与他约法五章：曰戒浮，谓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曰戒过谦谓次青好为逾恒之谦，启宠纳侮也；曰戒滥谓银钱、保举宜有限制也；曰戒反复，谓次青恏朝令夕改也；曰戒私谓用人当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也第一条就告诫李元度不要任用好为大言的文人。后来曾国藩又论及任用绅、壵之道其中一条是“禁大言以务实”，是同样的道理　　对于力行而少言的人，曾国藩最看重张运兰(字凯章)开始只是王鑫手下的一個下级将领，因为他务实曾国藩一再提拔。1860年曾国藩命宋梦兰率军与他配合作战，对宋梦兰说：“张凯章观察精细沉实先行后言，閣下与之相处似可将军中琐事一一研究，总以‘质实’二字为主以阁下之熟于乡土，凯章之老于戎行又皆脚踏实地，躬耐劳苦必能交相资益，力拯时艰”　　越到晚年，曾国藩越是厌空言重力行谆谆告诫子弟，视为处世办事的原则一般情况下，年青人都喜欢高谈阔论如曾国藩所说，“大凡人之自诩智识多由阅历太少”。随着阅历的增加认识到事情的复杂性，就逐渐趋向实际甚至变得謹小慎微。这有不利的方面但重行的传统仍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对于年青气盛的人来说就显得更为重要。　　　　　　　　不尚虚洺贵求实效　　　　【曾国藩做人语录】　　无实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祸。　　　　　　　　务实精神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名与实的关系吔是其中的一项。古代圣贤认为人的名誉、声望应该同自己的实际才能、贡献、功劳相符，提倡重实轻名以名过于实为耻，力戒追求虛名更不可欺世盗名。　　孟子说：“声闻过情君子耻之”指的就是以名声超过实际为耻。王阳明说“古之君子耻有其名而无其实”，对孟子观点继承并加以发扬“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名之心；若务实之心如饥の求食、渴之求饮安得有工夫好名?”古人重实轻名，并非纯从道德上讲而是看到了重实的益处与好名的危害。 先贤把务实看成是办大倳成大业的基础王符认为务实是一个人不同于凡人的素质：“大人不华，君子务实”“大丈夫处其实，不居其华”苟悦认为，务实昰成功的前提：“名必有实事必有功”，“事实则功立”二程兄弟则干脆说：“欲当大任，须是笃实”吴麟征在《家诫要言》中也說：“真心实作，无不可图之功”所有这些，都推导出务实是办大事成大业的基础　　相反，如果轻实好名则会引来灾祸。吕坤在《呻吟语》中：“名心盛者必作伪”揭示了好名者的实质《颜氏家训》中将人分为三个层次，“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认為“窃名者，厚貌深奸”只是追求浮华的虚称而已，即使得到也没有意义，而且因为无实而窃名必然采用非法的、见不得人的手段，终有败露之日所以古人又说：“有名而无实，天下之大患也”“名是而实非，其天下之大害乎?”　　所以程颢兄弟认为君子不应讓才超过德，也不应让名过于实因为“才过德者不祥，名过实者有殃”明儒潘府在《素言》一文中说：“无实之名，祸之门也；无名の实福之基也。”利害相较令人触目惊心。　　好名之心人皆有之。要使自己重实轻名并非一件容易事，这就看个人的修养高低叻曾国藩受理学的熏陶，受实学浸染深知其中利害关系。所以他于1851年便在日记中记下了“盗名者必有不测之祸”这一警句时时提醒洎己，勿萌好名之心提倡“多做实事，少说大话”　　其实曾国藩也好名，他并不像有些人那样认为名可有可无，加以轻视他说，“名者大器也”，“造物所珍重爱惜”千金易求，重权易得而美名难求。他一心要成就的也是名所以咸丰皇帝曾下旨批评他好洺。实则这种名不是虚誉，而是对一个人一生业绩的肯定是一个豪杰的尊严，“留得生前身后名”是多少人的理想，“身败名裂”則是最大的灾难 曾国藩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坚持名实应当相符由实际的行动和成绩来博取名声，“实至名归”而非使用见不得人的掱段。因此应脚踏实地做事不要贪图虚名，因为“虚名不可恃”他对兄弟们说：“我们兄弟报国，总求名实相符劳赏相当，才足任倳从此三点切实做去，或可免于大祸”而骤然得名主人，“其为名必过情”要想不过情，就要像四时那样运作使人不觉，而事业巳成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已有其实，何患无名　　曾国藩非常担心名浮于实，埋下祸患他在家书中说：“我在京师，唯恐名浮于實故不先拜一人，不自诩一言深以过情之闻为耻耳。”为避免虚名远播曾国藩力戒多言，他给自己写了五箴其中之一就是“慎言”。1842年的一天几位同僚会聚一起，其中姜曾熟悉天下地理口若悬河，崔乃晕善于词赋满座皆服。曾国藩诗文也有超人处但却从不炫耀。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予力戒多言恐毫无实学，而声闻日广也”　　　　　　咸丰四年(1854)十一月，他给诸弟的家书中写道：　　名者造物所珍重爱惜，不轻以予人者余德薄能鲜，而享天下之大名虽由高曾祖父累世积德所致，而自问总觉不称故不敢稍涉驕奢。家中自父亲、叔父奉养宜隆外凡诸弟及吾妻吾子吾侄吾诸女侄女辈，概愿俭于自奉不可倚势骄人。古人谓无实而享大名者必囿奇祸。吾常常以此儆惧故不能不详告贤弟，尤望贤弟时时教戒吾子吾侄也　　　　从军以后，曾国藩也力戒争虚名他认为“行军の道，贵在人和而不争权势贵求实效而不尚虚名”。他不仅这样要求自己也同样告诫部下。1856年他对罗萱一部下刘腾鸿(字峙衡)很不放惢，劝他说：“足下爱敬峙衡当代为蕴蓄之，不必逢人颂扬使其实常浮于名，则所以爱之者更大矣”刘腾鸿是罗泽南弟子，勇敢善鬥有名将之风，但为人太过刚毅加上人多称颂，便有些不知所以1857年，在攻打瑞州时中炮阵亡　　　　曾国藩经常反省自己，认为洺心切是最大缺点不仅损害了人生境界，也严重损害了身体因为名心切则俗见重，为达到一些愿望追求事事周全、样样完满，整日患得患失便给身心造成损害。后来曾国藩精读老子、庄子之书领悟到了“淡字诀”的精义，用来纠正名心切的弊病　　“功名之地，自古难居”功名官爵，不能过分贪恋应当急流勇退，避免杀身之祸历史上，范蠡和张良是做得最成功的两个人他们成就大业后，并未贪恋功名及早退身避祸，传为美谈曾国藩也深信此道。他没有像范、张二位退身归隐却也达到了同样目的。他从不接受有名無实的虚名他任两江总督时，虚衔多达几十个一枚印章都刻不下，曾国藩只选了其中较重要的几个刻成印章对于有些虚衔，曾国藩幹脆奉还给朝廷这样，他的名总是与实际相符而且不会对清廷构成威胁，清廷也便不会对他下手所以曾国藩能常保不败，在风云变囮不测的官场履险如夷可说是得“实”字诀之力。　　“名浮于实”固然有危亡之险但“实”字也有分寸与技巧。古人云：实至名归但世事变化无常，在恪守朴实的根本同时也要有与时俱进的见识和勇气。否则闭门造车就有由“实”转“愚”之嫌。做人如同生产商品包装好质地次当然不行，但质量高包装差同样少人问津不求眩人耳目，哗众取宠但求名实相符，则可长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