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共有几次人口大规模迁徙，其原因和意义是什么？看看你的老家原在哪里
中国历史上共有几次人口大规模迁徙，其原因和意义是什么？看看你的老家原在哪里
（一）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黄河故道中、下游地区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古代中国人口分布的重心所在。直至秦、汉之际，此地区的人口在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大体保持在80%左右。 西汉末年长达数十年的社会动乱，致“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黄河流域人口受到严重损失。 东汉末年至三国末年前后九十年间，中原地区战乱频多，此地区人民纷纷向相对安定的南方逃亡，使&中原户口，十不存一&。 黄河流域及附近地区出现\&名都空而不居，百城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结果黄河流域人口比重由80%下降至60%，直至唐中叶的\&安史之乱&前，全国人口分布，大致稳定在这一局面。（二） 发生在天宝十四年(755年)的&安史之乱&，第二次造成了中原人民大量南移。&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 &安史之乱&后，中原地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官方人口统计只剩约1700万人，总数不到此一历史事件发生前的三分之一。 这次战乱虽仅持续七年(755-763年)，但中原地区人民南迁并没有因战乱的结束而终止，直至唐末和五代十国时，南迁的中原人民仍相望于道。经过&安史之乱&后中原人民的南迁，南、北方的人口比例，首次出现均衡的状况。（三） 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再次导致中原人民南迁，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可与历史上的&永嘉之乱&、&安史之乱&相伯仲，其结果使南方人口第一次超过北方，最终完成了中国人口、经济、文化重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从此中国社会便进入南盛北衰的阶段。 此后中原人民南迁并未停止。宋末元初，元末明初，明末清初的几次社会大动乱，又 一次次导致中原地区的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尤其是蒙古人、满洲人入主中原之初，迫使中原人民纷纷南逃避难，而先期迁徙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中原移民则部分流往岭南。（四） 赣南客家人因迫于清廷颁布&迁海令&而返迁其祖居地陕南。清统治者颁布&迁海令&的目的，是企图通过对东南沿海地区居民强制迁移，隔绝收复台湾的郑成功的反清武装与内地反清势力的联系，防郑再次北伐。 按&迁海令&的规定，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各省，划地为界，令居民限时迁出。&初立界去海二十里，犹以为近也，再缩二十里，犹以为近也，又再缩十里，凡三迁而界始定。& 广东最早实行迁界和受害最重的是粤东客家人聚居地，&坠县卫城廓以数十计&，&尽燔庐舍，民间积聚器物，重不能致者，悉纵火焚之。乃着为令，凡出界者，罪至死。&&迁海令&实施前后持续约二十年之久。它的施行给包括客家人在内的沿海地区的居民带来惨重的灾难，迁民颠沛流离十不存八九，渔舟、商船禁止出海，致众多的商港、渔村变为废墟，阡陌良田也成灌莽荒丘。在此情形下，客家人冒险远走南洋，北返西北其祖地，是理所当然的。同人口本身的发展一样，中国人口迁移的历史虽然悠久，但其演变过程也不是直线渐进的，而是表现出典型的波浪式起伏。当社会比较安定时，其规模就小，也比较平稳；当社会因天灾人祸出现动乱时，其规模就会陡然增大，增大的程度几乎同动乱的大小完全成正比例。此外，人口迁移的规模与各个朝代采取的政策也有关系。受以上因素影响，在中国人口迁移史上大致形成了以下几次高潮：（1）秦代和西汉 秦是一个能量很大的皇朝，它统一中国后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其中有一些在中国的人口迁移史上，是属于先驱性的，对以后历代的移民政策影响很大。除政治流放外，其内容主要分两类。第一类是“实关中”，如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目的在于加强统治，把关中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政治中心。第二类是戍边和开发新区，其中最著名的有北戍五原、云中，南戍五岭，人数均达数十万人，对长城沿线和华南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汉承秦制”，继续奉行“实关中”和移民戍边的政策，尤其是对河套地区、河西走廊、青海东部以及新疆中部的大规模屯垦移民，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2）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罕见的社会大动乱时期。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促成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在三国鼎立的形势确立以前，即各地军阀大混战时期，移民均为逃避战乱的流民，他们由战乱最烈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迁出，大部分向南迁至长江流域。移民中不少学者、士大夫后来均为吴、蜀二国罗致，其中最著名的有诸葛亮、周瑜、鲁肃、张昭等，原籍临淮（今安徽定远）的鲁肃曾号召部属：“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千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是为典型代表；另一部分则向北迁至长城沿线甚至辽东，移民中著名的有管宁。三国鼎立时期，为壮大己方实力，三方均努力招抚流民，发展屯垦，并尽量从境外招收、劫掳人口，包括少数民族，如曹魏把大批匈奴、乌桓人迁至内地，孙吴派兵至台湾，“得夷州数千人还”。经过前后近90年的人口大迁移，中国长江流域和长城一线人口增加，并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少数民族的迁入，给中华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但在当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民族矛盾，为随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期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社会动乱埋下了伏笔。（3）两晋南北朝时期 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大分裂、大糜烂、大破坏的时期，迁入北方的各少数民族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长达一两个世纪的动乱中，黄河流城惨遭蹂躏，从而促发了一次又一次向南方移民的高潮。仅据官方统计，公元313～450年之间北方南渡的人口即达90万人，占北方原有户口的1/7。事实上这一统计由于流离混乱之际，户口多有隐匿流失而大大缩小。正像有人早已指出的：“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民籍不立。”“时百姓遭难，流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这说明移民的实际规模当远在上述官方统计之上。期内移民的分布仍以长江流域为主，更南的福建两广移民也不少，据记载：“晋永嘉二年，中州版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为中国经济和人口重心自北向南的历史性转移奠定了基础。（4）“安史之乱”隋、唐两朝在政治上能量很大，但在人口迁移上的作为却远不如秦、汉，原因在于人民在此之前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动乱，饱尝流离之苦，安土重迁，从心理上对人口迁移十分反感。此外，秦、汉之官方移民，包括屯垦戍边，大多未能终善其事，往往利未见而害先行，教训是很大的。故隋、唐二朝官方组织的人口迁移甚少。直至震撼全国的“安史之乱”爆发，黄河流域再次沉入血海，才触发了又一次人口南迁的大潮。据史书记载：“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南奔，吴为人海。”“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这次人口南迁大潮的余波，一直持续到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至此，中国南方的人口规模第一次达到了同北方平分秋色的地步。（5）“靖康之难”至南宋末年 由金人大规模南侵造成的“靖康之难”以及其后长达100余年的宋、金对峙，使中国又遭到一场巨大的社会动乱，由此产生的人口迁移，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均堪与“永嘉丧乱”和“安史之乱”相伯仲，其性质和形式也相似。据记载，“建炎末，士大夫皆避地……衣冠奔踣于道者相继。”“西北士大夫遭靖康之难，多挈家寓武陵”。“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连南方一些偏僻山区，也接纳了不少移民，如广西容县“介桂广间，渡江以来，避地留家者众。”北方大批人口的南下，对南方的社会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南宋的许多文臣武将亦多来自北方，岳飞、韩世忠、张俊等皆是；平民中南下的著名人物也很多，如李清照、辛弃疾等。（6）元末明初 中国广大的中原地区在从“靖康之难”到元末的两个多世纪中屡遭浩劫，至明初已是“中原草莽，人民稀少。”与人口高度稠密的江南形成鲜明对照。这种极不平衡的人口分布格局，产生了对人口迁移的现实需求，再加上开疆卫边的需要，使明初出现了人口迁移的一个高潮，但其性质与前几次因动乱产生的大移民完全不同。明朝建立后不久即着手组织人口迁移，如“徙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徙“沙漠遗民”屯田北平附近，徙江西农民于云南湖广，等等。故史籍称“太祖时徙民最多。”明初为了巩固边防，在长城一线设立了称为“九边”的9个镇，在国内其它战略要地，也设立了许多驻兵设防的卫，仅洪武朝三十一年设卫即达136处。为解决边防军的粮饷问题，明初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屯垦戍边，“于时，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兴屯矣。”前往云南屯田的移民多达四五十万，规模浩大，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收到较好的效果。（7）清代对台湾的移民 台湾在元代正式列入中国版图。17世纪初被荷兰殖民者侵占后不久，郑成功即率兵一举收复。此后郑成功组织了对台湾的大移民，不长时间内移民数即达20万人，在全岛总人口中占了大部分。清朝统一台湾后，对移民问题采取了暧昧的态度，即不准移民携带家眷，使之难以在台湾生根，目的乃在于防止台湾人口日增，羽毛丰满后重蹈郑成功在台湾抗清的“覆辙”。直至清代中叶，因大陆人口压力增大，上述政策才有所松动，从而引起对台移民的高潮。1811年台湾汉民已逾200万人，比一个半世纪前猛增了六七倍。清代后期，朝廷鉴于国际形势之险恶，对台湾的战略意义有所认识，不仅完全解除了对移民的限制，还在厦门、汕头、香港等地设立“招垦局”，以提供资助和优惠来促进对台湾的移民，为日后的发展在人口上奠定了基础。（8）清末和民国时期对东北的移民 在历史上中国的东北地区（含内蒙古东部）人口一直不多，清初满人倾族入关后人口更加稀少。满清统治者视东北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为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并在辽宁境内筑起“柳条边”，严禁居民越界垦殖。同时又把东北作为流放犯人的场所，这些所谓“流人”，对东北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加上违禁前来的农民，全区总人口至清代中叶仍有明显增长。进入19世纪，黄河下游广大地区连年遭灾，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不顾禁令，源源流入东北，至1840年全区总人口已突破300万人，比100年前猛增了七八倍。这时全国人口已达4亿人，人口压力使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而在国际上，列强步步进逼，尤其是沙皇俄国对东北一直虎视眈眈。在此形势下，满清朝廷遂于1860年在东北局部弛禁放荒，1897年全部开禁，如此既减轻了关内人口压力，为朝廷开了一项财源，又充实了边防。此外，对移民还“酌量给以工本”。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一股“闯关东”的狂潮，到1910年东北总人口已增至1800万人以上，比1840年增长近5倍。民国建立后，“闯关东”的洪流仍然源源不断，“九一八”以前估计年均移入约25～30万人，大部分来自山东、河北两省，此后移入人数仍很可观。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区总人口巳近400万人，比1910年再翻一番。纵观中国整个人口迁移史，清末民初对东北的移民，强度最大，效果最佳，无论对中国人口地理还是经济地理，均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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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增3565万，他们流向哪里？史诗级人口变迁正在重塑中国
原标题:净增3565万，他们流向哪里？史诗级人口变迁正在重塑中国白小起，经营指数专刊来源：智谷趋势 作者：青岩过去5年，中国大陆增加了3565万人。2011年的13.47亿，到2016年底变成了13.82亿，相当于新增一个加拿大、一个半澳大利亚的人口。把这3565万个鲜活的生命化为人口统计上的数据，它们可不会老老实实按照自然增长率呆在原地。它们化为无数的1，参与到中国、也是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中去。这是服从于某种大格局的系统性流动，它反过来也重塑了当代中国。说起内在原因，没有谁比司马迁那句话解释得更贴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为了尽可能弄明白统计学意义上的三千多万人究竟去了中国哪里，我首先选择了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超大城市，在人口流向中，它们从来都是最大块头的磁铁；同时为了观察得更全面，又追加了人口低于500万的省会城市、特区城市，作为区域中心城市，它们的吸附效应绝对不容小觑。没想到的是，正好凑了100整。查数据是一件痛苦且幸福的工作。数据易于获得的程度基本和经济发达程度正相关。前六七十个城市的数据，去到各地政府官网很轻易就可以查到，顶多就是不够系统或不同来源的数据有冲突，需要你多翻几个页面，多做一点数据验证。再二十个城市，就要费些功夫。时间近一点的还比较好查，远一点的就难了许多，需要用当年的一些若干文件、数据来还原，而且还出现了统计口径不一致的情况。最后十几个城市的数据，就是一种折磨。要么根本没有，比如拉萨、长春个别年份的数据，完全不按照官方标准来——宏观经济数据很早就要求使用常住人口，但依然有地方顽强的使用户籍人口，或者混用；要么，完全没影子，需要你自己去搜集官方的相关数据进行推演，比如湖南永州、邵阳、乌鲁木齐、哈尔滨……但无论如何，总算完成了这份近五年中国100城市的常住人口变迁统计表，虽然有个别空依靠公开渠道不太可能填上。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试着回答一下：过去五年增加的三千多万人究竟去了哪里；中国人比过去更爱“动”吗；他们的流动究竟蕴含了怎样的经济逻辑，将会给个人以怎样的启示……01流向：城市、大城市、一线城市见下表（部分）：这100个城市，过去五年人口增长超过100万的有5个城市：天津以207万居首，后面依次是北京、深圳、广州、重庆人口净增超过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有6个城市：郑州、成都（不含简阳）、武汉、上海、长沙、石家庄人口净增25万以上50万以下的有22个城市：杭州、青岛、阜阳、泉州、福州、保定、济南、合肥、临沂、信阳、南宁、乌鲁木齐、西安、厦门、沧州、贵阳、菏泽、南昌、永州、邯郸、邵阳、大连33个城市五年人口净增1902万。这么说可能没什么感觉。你就想象一下，24%的人口规模却生出了一半多的孩子，或者全国一半多新生儿降生到了不到5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里……现在看一下中国人口密度图和超特大城市分布图，是不是立刻有一点密集恐怖症的感觉了？世界经济发展历程已经证明，系统性的人口大规模流动往往和“大事件”相依相偎。过去三十年，这种流动在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长的高速增长、当然还有令很多人抱怨的高房价时代。显然，决定人口增减的主因不是自然增长，而是用脚投票。投的什么票？钱、机会、上升空间、教育、安全、便利等等。有城市被选择，自然就有城市被抛弃的。过去五年，核心城市中出现人口负增长的也有8个，人口下降最大的也是一个超大城市。人口净流出城市集中在传统农业大省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这大概也是某种轮回。02纸面上的秘密人口数据，可以给人产生简单、粗暴的直接冲击。有一些是因为超乎日常经验、想象之外而造成的。比如，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中居然还有石家庄、保定、临沂、南阳，和它们对标的可是北上广深，再加上新一线天津、成都、重庆、武汉，还有老牌的哈尔滨。这样的对比实在太违和了。对这四个城市，你只能感慨人家底子足够厚，这四个城市的自然增长率几乎秒杀所有一线。再比如，省会城市在本省人口总数不是第一的居然有十多个省份。最狠的是山东，省城济南人口排名只能排在第6，难怪在山东考大学竞争那么惨烈。还有就是个别数据“怎么看都不象真的”的问题。比如有一个省近五年人口净增长为负。从年，常住人口稳定的每年增加1万人，但到2015年，一年间净减少9万人，2016年还在继续减少。这个省当年没有重大灾害，也没有限制人口政策出台。那两个年增1万，透着古怪。另外，有一些属于数据难查到令人抓狂的。比如湖南、黑龙江、吉林、新疆、西藏五省都存在下辖市常住人口数据部分或全部缺失的情况。新疆、西藏情有可原，人家地广人稀，内地的很多抽样统计方法在这两地不适用，但吉林、湖南的几个城市到底是什么情况：一个干脆注明经济数据使用户籍人口，一个干脆也不说，但就是没有。这两个省近些年有大量人口外流，莫不是一旦公开常住人口数据，面子上挂不住？03真正的秘密总是躲在幕后（1）中国人越来越不喜欢迁移了最近二三十年，人往城里跑都是主旋律，但愿意跑的人正在飞速下滑，分水岭就在年。年是人潮汹涌的年份，当年排名前13的城市人口净增高达2137万人，超过同期全国的新增人口，那样的迁移规模有一种空前绝后的感觉。，排名前13位的城市人口净增只有543万。仅仅4年时间，中国人口迁移规模下滑速度之快，超乎想象。急速下滑的数据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准备定居了，不打算再四处折腾了。（2）人口迁移分散化趋势明显年，有13个城市人口净增超过100万，人口流动集中在少数一线城市、区域中心城市。相比较而言，年，人口净增超过100万的城市下滑到5个。越来越多城市进入接纳外来人口最多的排名榜中，人口净增在25万至100万之间的增加到28个，有一些迅速上升为人口大城，比如石家庄、长沙、杭州，有一些则逐渐淡出，比如东莞、佛山、厦门。不少一度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城市近两年出现人口回流的态势。最典型的是哈尔滨，哈尔滨在2013年人口应过千万，但在2014年后人口降到千万以下，到2016年终于重回“超大”之列。（3）城市外来常住人口占比将开启下降通道2016年的自然增长率是过去11年中最高的，如果我们以稍低的5‰为基准，代入这100座城市，有38个城市人口净增长数低于概略的自然增长数。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些超特大城市中有小一半在2016年处于人口流失状态。当然，这样的测算只是帮助理解，没那么精确。另一个数据更直观，有39个城市2016年人口增加数少于过于五年平均的常住人口增加值。2010年前后，由于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而且很多人来了就留下了，就此奠定了许多城市人口结构。以一线城市为例，2012年北上广深外来人口占比分别是37.4%、40.3%、36%、72.7%。5年后，北上广深外来常住人口占比分别是37.2%、40.5%、38%、66%，深圳的数据变动最大最有意思，合理的解释是，由于深圳落户政策相对宽松，所以很多外地人变成了深圳人，即便深圳人口流入一直在增加，但有更多的人落户了。未来若干年，大城市消化外来常住人口的速度将会加快，新外来人口的增长可能赶不上城市签发户口本的速度。04大拐点在敲门了人口数据重要，是因为它直接决定了需求，在很多层面影响供需基本律，并产生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城市人口变化既然是“利”塑造的，那么它就可以在很多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上给出趋势性的相对准确的判断。那房产举例吧，关于房产，业界有一句话的经典秘笈：短期看政策、中期看供需、长期看人口。政策，普通人捉摸不住。人口数据则是现成的，只要不是今年买了，明年就想着卖，人口数据就已足够。至于供需，说到底人口也是关键一个因素，只不过还得结合土地供应、开发完成度等等其他因素统一考量。今天我们只说人口因素。从人口看房产，大体可以判断中国楼市繁荣整体上已到尾声。（1）很多城市将陆续出现无人接盘的情况。大多数情况下，人口增幅与房价涨幅正相关。人多的地方，需求旺盛，涨也正常；反之，如大连、温州、长春、乌鲁木齐这样人口流失的地方，房价能维持低增长就不错了。当人口增长减缓，而且减缓的范围还在扩大，那问题就出现了。这些城市里的房子今后还能卖给谁？如果再考虑到中国讳莫如深的“空置率”，那么这个问题就会被瞬间放大了。（2）人口流入迅猛的地方可以重点关注天津、北京、深圳、广州、重庆、郑州、成都、武汉、上海、长沙、石家庄都属于过去五年增长超过50万的。另外，还有最近十年出现百万增长的地方，比如东莞、厦门，这样的增长不是三五年可以消化的。它们都值得重点关注。需要注意的是，北京、天津、上海2016年出现人口增长大幅下降的情况。由于这种下降属于典型的政策因素，它只是暂时强行中止了大量需求，那就不排除这种需求在某个时候强势反弹。（3）房价走势与人口变动出现严重背离的地方也值得关注人口增幅不错，而房价却长期低迷的地方，比如广州、重庆、成都、西安、长沙……以西安为例，过去五年新增人口31.9万，人口增长呈加速态势，而过去一年的房价却出现了负增长。西安是西部少有的复合型城市，产业配置合理，人才流入层次较高。房价出现负增长在正常情况下无论如何都难以理解，只能将之归因于政府的人为干预。而任何背离供需的人为干预往往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所以对于这些地方而言，如果不是出现土地、住房超额供应的情况，那么有购房指标的人抓紧时间买房吧。那可能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投资。（4）城市化完成度低的地方可以适度关注中国超大、特大城市中，有一些农业人口占比比较高，城市化程度低的，主要集中在河南、河北、山东等传统农业大省，以及近些年实现了自我扩张的城市，比如合并了简阳的成都等。这些地方提升城市化水平就能创造大量需求，如果人口居然还在增长，那就意味着机会。这些地方的人口增长，要么是因为回流，但更大的可能则是生孩子。全面放开二孩后，生孩子就是城市竞争力。这比一线城市的提供户口、住房、搬家基金招揽人才还靠谱。（5）人口增长有限，房价上涨迅速的地方则要谨慎这类城市有厦门、苏州、南京、珠海……以苏州为例，过去五年人口增长10.7万，年均2.1万，房价却蹿升至全国第14，最近一年涨幅44%。可以考虑的因素有二，一历史上的外来人口量还没能完全消化，二是城市住房供地严重不足。如果这两个因素都没有，就要保持高度警惕了。人口是决定一地经济决策最基本的数据，它的变动可不是房市、房价这么简单。观察一个城市常住人口的变化，我们可以得出很多有意思的结论——你的城市是在被抛弃还是正朝气蓬勃；你的城市能容得下你的人生、抱负、理想……或者更直接点，如果你真的买了房，你的这笔人生最重要投资到底是不是划得来。要知道，让中国愿意背井离乡的地方、人们更愿意扎堆的地方，也往往意味着那里“利”多多——赚钱、换工作比较容易，财富积累不拿么费劲，房子升值更快，维持阶层投入少……你可以不相信绝大多数统计数据。但这个数据不太会说谎。它就是人口数据。眼下，正是这个数据告诉我们，大变局在敲门了。中国7千万以上的人口大省:广东、山东、河南、四川、江苏、河北，除了广州和成都外，其他省会的人口规模都远远比不过土耳其和伊朗首都。于是我们会发现，中国特大城市、大城市、省会的规模，不仅比不过发达国家，甚至也比不过发展中国家中的人口大国。中国目前的"大城市化率"，其实是低于中国当前的经济水准--这和中国独有的制度是分不开:城市土地国有:城市土地出让由政府垄断，政府严格限制大城市土地供给。户籍制度:通过限制大城市公共品对非户籍人口开放来限制人向上的自由流动。转移支付:每年数万亿资金在县、乡镇、村保持大量体制内就业机会和公共品供给。但是，上述各类国家的数据可以表明，人们向往大城市的意愿在全球都是一样的。中国独特的制度，并不能抹掉人们的内心需求，而只能是通过给新移民创造麻烦来人为地减缓大城市化速度。就像一个蓄水池，虽然出水口被人为缩小，但终有一天水还是会流完。于是在现实中我们就会看到，中国特大城市的规划往往是首先迎合决策者的主观意愿，而通常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然后在一次又一次被现实打脸后，只能按照实际的人口规模来修改规划以作为补救:《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年至2010年)》里预计，北京到201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250万以内，但实际上北京到2000年就达到了1382万。《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里预计，北京到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万以内，但实际上北京到2010年就达到了1961万。于是，在2015年时，北京2020年总体规划又被修改为: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于是，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深入，大城市化的持续，政府规划被现实教训得步步"退让"，中国的省会最终可能将会发展到如下规模:6000万人以上的大型省:省会人口达到万。万人的中型省:省会人口达到600-1500万。2000万以下的小型省:省会人口达到300-600万。届时，中国大多数省1/5-1/3的人口将会集中在省会，全省2、3位的城市大都将只有不到省会一半的人口。部分双核、三核的省，如山东、辽宁、福建、内蒙、江苏等，届时将会是top2、3的城市占据全省1/2-2/3的人口，其余城市的规模则将会小到无法相提并论。关于这一点，塞冬在老家的一位好友已经有所感触，他说:"以前并没有觉得贵阳有多好，但现在去贵阳，发现商场里都挤满了人，而老家地级市的商场里服务员比客人还多，就几年时间，差距被实实在在的拉开了。"投资品、消费品和纪念品说道这里，可能很多人会有疑问:塞冬你这说法有点夸张了，中国和美国不一样，美国是移民国家，美国的小地方本来就是大农场没啥人。但中国是有几千年历史的，小地方世世代代住满了人，保定、阜阳这些大平原地级市，都是上千万人口，怎么可能会在几十年后缩减到相比省会不值一提的程度。塞冬对此的回答是:老龄化+少子化+城市化将共同造就这种奇特的突变。我们就以著名的中原塌陷区人口大市阜阳和其省会合肥为例，我们先来看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的数据:阜阳，户籍人口1014万，常住人口759万，比2000年减少40.4万合肥，户籍人口502万，常住人口570万，比2000年增加124万一来一去，10年间，阜阳比合肥的人口优势减少了164.4万。但这还不是最关键--需要注意的是，常住人口统计的是全量人口，也就是说，大量城市化率很低的中老年人口会长时间作为阜阳的基数。而另一点，中国的出生人口在快速递减，而这也将会神奇的改变人口分布，如下表所示，我们做一个简化的小模型来进行推演(不代表真实数据):2010年时，假设整个经济体共有100人，城镇化率为50%，也就是50人住在各级城镇，50人住在农村。我们假设每一级城镇都住10人，常住在省会及以上的占总人口的20%。假设在2010年时总共有20个25-35岁青年，他们的城镇化率已达到75%，20人中只有5人还常住在村里，常住在省会及以上的为30%。由于90后出生人口大跌，到2025年时，25-35岁的年轻人的数量，只有2010年的60%，也就是12人。而这12个人中，选择居住在省会及以上城市的仍然是3+3人，所有的空缺都将由下层居住地来承担。于是，2025年这一代的年轻人，其城镇化水平提高到了90%以上，常住在省会及以上的达到了50%。照此演化下去，当较低城镇化水平的中老年沉淀基数人口逐渐走向衰亡，整个经济体的城镇化率就越来越趋近于新一代劳动力的城镇化率。同时由于生育大幅下滑所造成的空缺基本都由中下层区域来承担，整体的城镇化水平、大城市化水平，就会伴随着超低生育率而戏剧性快速攀升。上述推论的一大环节:"生育大幅下滑所造成的空缺基本由中下层区域来承担"是否成立?我们继续以日本为例(因为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就是完美拷贝20年前的日本):在日本整体人口减少的背景下，保持增长的是东京圈的1都3县(东京、埼玉、千叶、神奈川)和爱知、滋贺、福冈、冲绳各县。东京都人口达到1351万人，增加2.7%。东京圈人口达到3613万人，在5年里增加了51万人。在日本全国所占的比例比5年前提高0.6个百分点，达到28.4%。也就是说，当全国出生人口打6折，并导致20年后年轻劳动力数量打6折时，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可能不会打折(东京人口不减反增)，中等城市打6折，县城打4折，小镇打2折，农村打1折--越往下层的区域，越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年轻人口减少--》经济缺乏活力，就业机会少--》促使年轻人口进一步逃离就中国自身而言，陷入此恶性循环的典型案例就是比全国早10年进入老龄化的东三省。于是，大家会慢慢觉察到这样一个事实:年，一线城市从5千涨到2万，小县城也从800涨到3000，全国一荣俱荣，大家皆欢喜年，一线城市从2万涨到8万，省会翻番，但小县城则在3000横盘多年然而需要知道的是，2016年仍然处于85后高峰人口购置婚房的末班车，小地方仍然有一定接盘人群。再过3到5年，当人口总量比85后打6折的95后站上房市舞台时，全国人民可能会发现自己手上的筹码，进一步分化成三大品类:1、投资品:大型地级市、省会及更高级别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全国年轻人口打6折时，这些城市的年轻劳动力数量不打折，固定资产仍然不乏接盘人群2、消费品:普通地级市、县城--全国年轻人口打6折，这些城市打4-6折，接盘人数量腰斩，人口快速老龄化，当前山海关外的惨状将会原封不动的在5年后重现在这样的城市--这些地区的房产属于消费品，有使用价值，但难以原价转手了3、纪念品:偏远的县、镇、村--这些地方的年轻人口将会打1-2折，固定资产大批沦为"乡愁纪念品"。半个世纪以后，中国农村大地上将矗立着上亿栋300平米钢筋水泥大独栋纪念碑，用来纪念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头十年期间，在中华民族最佳人口红利期里所造就的人类煤铁水泥工业文明巅峰万事万物都是相联系的，人口、周期、规划，这些看似宏大的主体，却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许多人可能并不太在乎家庭资产的增减，只求过得舒坦即可，但这实际上是一个博弈，就如同无厘头的抢盐大赛一样:" 虽然我不想抢，但我怕别人给抢没了，于是我也被迫参与其中抢。"抢盐是很无厘头的，但资产转移竞赛、学区房占坑大赛，并不是无厘头，而是有其背后实实在在的供需逻辑白小起，经营指数专刊更多文章关注白小起，经营指数专刊我们需要对世界有更加深刻的认知；更何况这是一个越来越动荡的世界；没有一种商业模式是长存的；没有一种竞争力是永恒的；没有一种资产是稳固的；这是一股从未有过的革命浪潮，为了让大家彻底认清时代究竟在发生什么，水木然写了下面四本书：《工业4.0》探讨的是科技进步，《跨界战争》讨论的是商业重组，《时代之巅》讨论的是经济变革，这三本书关系层层递进，合称为变革三部曲，《天才创造世界》探讨的是自我管理和提升，这四本将帮你认清社会的发展动向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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