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最好不要打草稿（创作漫笔之十六）
·2002·1979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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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那些日子(长篇小说，原始草稿）歌词曰：
那些日子，已经久远，暖暖的情怀还围绕在心间。那些日子，没多少钱，人情很纯洁有苦更有甜。那些日子，许多经典，激情在燃烧情谊真缠绵。
噢，回不去的日子，回不去的思念，回不去的是我们的那些年。回不去的是我们的那些年。
1974年初，过了元宵就开学了，我们带着老师布置的寒假作业返回到学校读书。其实那时候的作业还真少，一般也就是 七八个题，而且都是抄下的。那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印刷好的作业本什么的。要知道，那时候的考试题目，都是通过刻钢板然后再在印刷机上一张张打印出来。作业真不多，最多也就十几个题，两天就能做完。
那时候，我读三年级，突然传来消息说，北京有个学生叫黄帅，是个造反的英雄。老师还让我们学习《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而且每个人学习了之后要写一篇读后感，我们哪里知道什么是读后感，就让四年级或者五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替我们抄，不抄也过不了关，老师要检查的。其实，这就很矛盾。你老师不是要让我们学习黄帅吗？按照人民日报的原文，黄帅就是一个敢于造反的小闯将，我们要都是小闯将，我们还听老师的话干嘛？要造反，我们还写什么读后感，就是抄袭我们也不愿意的，因为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学习黄帅。可是那时候我们小，也不知道偷懒，老师让我们干嘛就干嘛。用高年级一些调皮孩子的话说，五年级一部分人和四年级以下的孩子全是“五分加绵羊”，是当不了革命小闯将的。要当小闯将就要和他们一样，砸玻璃，逃课，打鸟。可是，我怎么也不理解，我们这些红小兵，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呢，既然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怎么能够胡作非为呢？怎么能不听老师的话呢？说起红小兵，我们班四十多个人，只有三十多个同学参加了红小兵组织，还有十多个同学不是红小兵，因为他们的情况和我们不一样，不是是表现不好，就是家里出身不好，要么是黑五类，要么是四类分子。
老师还说，我们学生就是要向黄帅学习，勇当革命的小闯将，做时代的主人，要批判师道尊严的旧传统，旧观念。我当时还是一个三年级的学生，可以说很多世事都是混沌初开的，不要说师道尊严，就是什么是四旧我也不知道。
听高年级的同学说，老师让造老师的反，这样的事情好像太奇怪了，因为这太不合情理。我们的老师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气糊涂了，老师还让我们学生造他们的反，让我们爬到他们的头上去，甚至骑在他们的脖子上拉屎才舒服吗？天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啊？(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可不管是老师提倡造反，还是学生想造反，反正教学秩序很快就变得一塌糊涂了。我们学校的玻璃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就被砸碎了很多，已经所剩无几了。只有校长办公室和它旁边的几块玻璃像是幸运的宠儿一样没完全破碎，但是，也有或明或暗的裂痕。早春二月，一阵阵寒风从教室的窗户里刮进来，冷得我们浑身直打哆嗦。尤其是张小和同学，他有个外号“鼻涕虫”，那长龙似的鼻涕常常让人看着都恶心。学生造反了，玻璃破了，漏风了，受冻了，他的鼻涕就像是初春舞动的柳絮似的，随风而舞。后来，我们不再喊他“鼻涕虫”，我们给他改了个外号“鼻涕年年呼”——————其实，这是当时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中文译音。一方面，我们觉得有趣，另一方面，也给“北极熊”苏联以尖锐的讽刺。听我大哥和大姐告诉我，中国人原来经常喊苏联人是苏联老大哥，但是后来苏联也变了，变得不再友好了。1959年到1962年之间，苏联人不管中国人的三年自然灾害，还让中国人赔款给他们。我爹告诉我说：“孩子，其实你们都还小，还不懂，以前啊苏联人中国人是好伙计呢，也帮过中国，后来呢，出了个赫鲁晓夫，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才变坏的，对了，中国人还给苏联人取了个外号，叫什么……叫什么……噢，对了，把苏联叫做北极熊，哈哈哈哈哈。”也难怪哥哥姐姐讨厌苏联，骂苏联，他们长身体的时候，正是中国还债的时候。
说起中国人给苏联人还债，我爹还保留了一张用毛笔写就的大字条幅。那个条幅是姚老师写给我的爹的。爹就是通过那张大字条幅，才认识了几十个字的。那条幅上说：“还债还债，偏遇灾害，天灾人祸，怎谋饭菜？五亿神州，同仇敌忾，志同道合，勒紧裤带，原子爆炸，国人豪迈……”到了我读五年级的时候，我爹还把那东西给我看。那是1961年写的条幅，到我读五年级的时候，已经是十几年之后了。那时候，已经是1975年的春天了。我看着相隔十几年的作品，不禁感叹天下竟然有这样的奇人，能写出这么好的东西来。那时候我见的世面小，这样的东西在我看来就已经是十分了得了。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写这个东西的人在1976年就成了我初一年级的语文老师————姚老师。
1959年，我爹和姚老师分配在一个组搞大炼钢铁，1962年，我爹又和姚老师分在一个组，据爹说，这次他们不是一起炼钢铁，而是在一起协助县里派来的医疗队——————查钉螺，灭钉螺————大家群策群力地消灭吸血虫病。爹和姚老师分配在一个小组查钉螺，灭钉螺。一来二去，爹和姚老师熟悉了。姚老师就写了上面那条幅给我爹看，而且，他用那条幅上的内容教我爹识字，那个时候有个说法，叫做为农民扫盲，扫除文化方面的无知，消除愚昧。
我不懂学习黄帅是为了什么，也不知道学习黄帅有什么好处，但是，我知道，这些无辜的玻璃和学习黄帅是有很大关系的。不知道是有人想表达对于现实的不满，还是有人想恶作剧，反正，在我们这个学校，很快就传来了顺口溜。其实，而且，这顺口溜传得很快，两三天的时间，几乎人人都能背诵那个顺口溜。“昨天学黄帅，玻璃破三块，今天学黄帅，玻璃破五块，明天学黄帅，玻璃破几块？”其实，这些歌谣或者说是顺口溜，或者说是恶作剧，但是，正是这些歌谣，极大地阻止了和正在阻止着学生造反的风潮。自古至今，谁愿意看到一个不合常理的社会现象存在呢？
说实话，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中学生，甚至初中生停课闹革命的思潮的确很浓，但是，1973年举行了一次正式的高考（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高考，也是从1966年到1976年之间唯一的一次高考）对于教育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这次高考以后，各地的教学秩序渐渐地恢复了正常。
可是，刚刚恢复不久的教学秩序，再一次遇到了问题，而且是不可回避，让老师和学生都十分头疼的问题。据说，在北京和上海，居然有人向老师扔瓦片和破布。难道就这样再度陷入混乱的局面吗？多少人在关注，又有多少人在担心。
老师都让学习黄帅，那么学生敢不学吗？其实，很多老师都是不愿意让学生学习黄帅的。但是，老师毕竟是社会的基层人物，他们除了可以不像农民那样在风吹雨打的环境中劳动，其他方面，他们实在比农民强不了多少。所以，上面让学习黄帅，老师是敢怒不敢言，他们只好照本宣科地跟着走。这时候的老师，就像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提倡学习黄帅吧，担心学生把老师不当人，甚至侮辱老师，那老师还有什么体面和威信；不让学习黄帅吧，又怕大队和公社等上级组织扣帽子。学习黄帅二十天之后，再也没有老师提倡学习黄帅了。为什么，就因为我四叔说话了。四叔是我们学校的校长。在这个学校，大家都听他的——————学生和老师都对他尊敬，对他友好。
那么学习黄帅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其实这都是上面搞出来的名堂。上面是哪里？是大队？ 是公社？还是县上？瞧瞧这口气，这也太小看了“上面”的层次。
上面到底是哪里？上面是党中央集体中极少数图谋不轨的人，是党中央少数几个坐直升飞机而发达的干部，是那些没有战功却飞黄腾达的政治暴发户。也是，那么大的干部，制造的政治混乱，不要说我们三年级的小学生看不透，就是初中生，不，就是高中生、大学生能够看得透吗？
反正我们觉得，一个乡村的小学教室，四面透风真不是滋味，啊，没有玻璃不是个事，可我们也拿那些造反的大孩子没有办法，连老师和校长都不好对付他们。因为老师说了要学习黄帅的，老师的话，一口唾沫一个钉，我们都要听。我们只好在寒风中等待早日装上玻璃。我们和那些成绩差、不愿意来上学的同学不一样。玻璃大部分是这些人砸坏的。玻璃破了，大家都不便继续好好读书，这也正好合了那些砸玻璃的同学的心意。
那些不想读书的阿Q们就是想大家在一个起跑线，他们就是专门想造反、想当黄帅的人。至少我们当时是这么想的。我们哪里晓得，黄帅也只不过是一个替罪羊，她一个小小年纪的孩子，哪里知道什么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问题。甚至可以说黄帅连两个阶级到底是什么阶级也不知道。黄帅不知道，我们比她还小，我们就更不知道了。我们更不知道，有人躲在阴暗角落里利用黄帅的日记大做文章。黄帅被人利用，其实就是黄帅日记的本质和根源。
其实，这些阿Q似的同学也是很有脑子的，他们想，学习黄帅真好，这个运动早该来了，干嘛等到现在才来啊。早来早超脱。不过，现在来搞搞这运动也好，也不算太晚，总比没有好啊。前不久说是学习张铁生，让大家做一个交白卷的英雄，可是，交白卷毕竟还不是造反啊，交白卷只是不读书，但是也不能随心所欲，更不能砸玻璃让大家都不读书啊。
阿Q们想：学习黄帅，真好，党中央真好。一来，大家都落实了学习黄帅的任务，二来，既然大家都是一样横眼睛竖鼻子的人，如果不学习小黄帅，大家都做小绵羊，不但受到老师的严厉管制，而且，还让人很没有面子。既然大家都是在一个教室读书的人，都是在一起的阶级弟兄，为什么非要考出一个你一百他五十的分数来，那样多寒碜啊，别人考一百，我考五十，那回家也不好意思对家长交代啊。如果坐在教室里读书，阿Q们就是不睡觉也赶不上成绩好的同学，更何况，坐在教室里对于他们来说那真是如坐针毡啊。
这时候，社员们也议论纷纷。社员们都是那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乡村娃子的父母。他们其实都很朴实，很多人对于孩子将来考不考大学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再说，人家上海那么多知识青年都可以千里迢迢地来到我们这乡下种菜、锄禾、打稻子、嗅牛屁股，难道我们本来就是嗅牛皮股的人的孩子，就非要读书不可吗？而且，在乡下，读那么多书干嘛呢？在这样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能认识几个字，能拨拨算盘珠算得来帐不就够了吗？
当然，社员们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些“野心勃勃”的人。他们就想着自己的孩子长大了以后，不要像他们自己一样，总是当农民，总是犁、耕、耙、耘的，总是嗅一辈子牛皮股。他们倒是很希望他们的孩子多读书，读好书。这样的人多了，这样的社员多了，议论也就五花八门了。有的说，现在的党中央和以前有些不一样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经老了，那不是嘛！听说有一次开大会，就要结束会议了，他老人家想站起来送送大家，送送那些来参加会议的人，可就是站不起来，还要等到周恩来总理说一句话：毛主席想看着大家先走。也没法子，他老人家只好目送着那些参加会议的人离开。这不是身体老了是什么？虽然大家都喊他万岁，可人哪有活到一万岁的？一千岁也不可能，一百岁都不容易啊。毛主席他自己也说活不到那么久。有那么几个人，总是想在乱中夺权，因为他们知道毛主席要是不在了，肯定是要交班的。毛主席会不会把班交给他们呢，他们心里没有底，所以，他们就想夺权。要是不制造一些混乱，不利于他们夺权。
其实，社员们的话我也听不懂，我也不想懂。那些年，听说大人都有人想变成孩子的呢，因为他们不想挨批斗。我一个孩子，我为什么要变成大人呢。只是我不知道，寒风侵袭着教室，让我们受寒受冻，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学习黄帅，就要让我们受寒风的侵袭吗 ？
面对学校的玻璃大部分破碎，面对学生受冻的问题，四叔召集老师们开会，他对所有的老师说：“上面的话也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现在我们学习黄帅仅仅二十天，玻璃就被造反的学生打得差不多了。这样下去，就是换下再多的玻璃，估计也要被打破的。”四叔自以为是冒着很大的风险说这番话的。可是，他的话其实并没有多大的风险，因为他说出了很多人想说的话。四叔不但这样说了，还这样做了，他让老师们不要再提学习黄帅的事情了。他说：“学习黄帅，我们就要歇菜，不但我们要歇菜，而且，学校优良的校风就要败坏，学生的品德也很会快败坏，甚至，我们在五年以后，甚至十年以后都出不了什么人才，所以，用顺口溜说就是‘学习黄帅，学校歇菜，道德败坏，没有人才，贻害难改，好人学坏，坏人变歹。’这样下去，还有什么好处，对国家，对于个人，又有什么意义呢？”四叔的话得到许多人的赞成，只是，老师们不敢鼓掌，因为这样的讲话是和“上面”的精神不相符的。
没有想到，人分三六九等，虽然有人倡导学习黄帅，可是，各级政府都有不同的意见。大队书记说，中央的精神看看谁能不执行，谁不执行逮捕谁，法办谁。书记是个酒鬼，三天两头喝醉。凭什么他有那么多酒喝？这话问得？！哼哼，都多余。书记喝酒其实一点不难。我们大队四千多人，社员一共六百多家，总有些人是拍马屁的，这样的人，只要是家里有个婚丧嫁娶的事情，有个孩子参军或者被推荐上大学的事情，都要把书记请到家里吃吃喝喝。慢慢地，书记的酒量也就慢慢见长。
凡是有什么大事，书记都喜欢喝几口，这一次也不例外，他把副书记召集到一起，他们两个人买了些酒菜一起吃着喝着。刚刚打开酒瓶，他就对副书记说：“你说我们这里的校长还是人吗？”他发现自己说快了，赶紧纠正说：“你说我们这里的校长还是一个合格的校长吗？”副书记吃着书记买来的酒，本来就有些感激涕零，他对我四叔本来就有成见，现在看到书记反对我四叔的话，赶紧说：“不想，真的不像。你说这人怎么会这样呢，一个校长，应该上面说干啥就干啥，怎么能指东打西呢？”大队书记说：“他这何止是指东打西啊，他不但不提倡学习黄帅，他还说反动的话呢。”副书记那一副讨好的嘴脸马上凑过去，厚着脸皮问：“他说什么？”书记愤愤不平地说：“他啊，他说的话都够得上死罪，起码要判个十年八年。”副书记一脸奸笑地说：“那好，那最好了，给他来一个下马威，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再说，搬倒他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谁让他乱说话呢。我正愁着没有理由整治他呢，他倒送上门来了。”书记说：“你真是我的好搭档，要不前两年我怎么会到公社推荐你当我的副手呢。”副书记又是一脸的奸笑，说：“谢谢书记的栽培，我一定配合你的工作，一定在你的鞍前马后好好干。”书记很受用地笑了笑，算是接受了他的谄媚。说着话，副书记拿出了纸笔，他想把书记的话全部记录在案，好到上面告状，也算是报答书记的栽培之恩。这个副书记早年在部队当兵的时候是个文书，笔杆子倒是不错，写写画画倒是很有一套，特别是写个报告，总结什么的，那是又快又好。书记不满意地皱了皱眉说：“算了算了，记录就不必了，记在心里其实最安全。”他们又干了一杯，书记对副书记说：“这校长啊，可不得了啊，他不但不号召学习黄帅，他还说，学习黄帅，道德败坏，你听听，这那是紧跟潮流啊，他简直就是要造反，他是要造我们这些紧跟潮流的人的反啊。我们如果再不对他采取行动，那就麻烦了。”大队副书记犹豫不决地问：“书记，我们大队一级能够抓人吗？恐怕没有这个权限吧？”大队书记又说：“谁说没有按个权限，你知道个屁。”他招招手，把副书记喊到他的身边，和他耳语着说：“你不知道，这世界就是人干出来的，革命不革命，敢不敢当闯将，就看你胆子大不大，想不想紧跟上面的精神办事。王洪文当年才多大的官？不是就这十来年就成了中央的首长吗？再说那个邓小平，死脑筋，常常和毛主席、党中央对着干，官儿大又能怎么样？还算是他识大体，不然啊…………”他起身看了看窗户外面，看有没有偷听，毕竟隔墙有耳不是好事情。没人，大队书记继续耳语着说：“不然啊，他就在我们江西呆到死。”副书记像是听到一个大新闻：“真的啊，邓大人在我们江西呆过的啊？”大队书记说：“你这人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他现在是国务院副总理，以前在我们江西可呆过好几年呢。对，就是那个拖拉机厂。你说是在厂里当工人舒服还是当国务院副总理舒服。谁让他以前不听党中央毛主席的话呢？我看这个邓副总理啊，还是和毛主席不太一致的，你看他出来以后，这阶级斗争的弦就不如以前更紧呢！你看看以前，我们这里阶级斗争抓得多好啊，这几年上面总是有人提什么又红又专，其实啊，我们最赞成那句话‘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现在倒好，还什么又红又专，这不是和阶级斗争唱对台戏吗？”大队副书记是个没有多少主见的人，他听到书记这么说，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就迫不及待地问：“书记，你说得真有道理。我看校长的思想有问题，他说话办事都和当前的形势不赶趟。我也觉得把这家伙抓起来最好，可是，我们要是抓人，我们………我们……”书记把酒瓶往桌上一磕，说：“你这人支支吾吾的，到底要说什么呢？”副书记说：“只是……只是我们让谁去抓他呢？”书记说：“亏你在部队呆过那么久呢？我们大队是干什么的？好歹我们也是一级组织啊，我是书记你是副书记，我们这里不是有很多民兵吗？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为了这支民兵队伍花了多少精力？花了多少代价啊？那真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可是，我们什么时候用过这支队伍。你是没有看见，全大队一百多个基干民兵，那都是个顶个的厉害啊。”副书记明明知道这支队伍之所以有些名气，主要还是仗着大队民兵营长李广生才干，和邓思辉这个大队书记基本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在这个问题上，邓思辉和李广生还大吵过呢，要不是公社书记出面保护，邓思辉早就把李广生给解除职务了。可是，陈丹生又是呵呵一笑，说：“这、这全是您邓书记的功劳。我知道，一百多个基干民兵，打靶的话，百发百中的人就有五个，投弹嘛，优秀投弹手就有十几个。当年我在部队也不过如此啊。”邓思辉掰着手指头说：“是啊是啊，射击比赛，我们是全县第二，全县五十多个民兵组织进行比赛，我们是第二啊，强不强？队列比赛，我们是全公社第一。”陈丹生说：“那么说，我们就动员民兵把这个胡言乱语的校长抓起来。”邓思辉和陈丹生的手掌互相一击，算是击掌起誓。邓思辉说：“好，你知道吗？有一年，赣州那地方，杀人都可以不经过上级批准，公社一级都有权杀人。”陈丹生半信半疑地问：“真有这样的事情啊，那是哪一年啊？”邓思辉讨厌地看了陈丹生一眼，爱理不理地说：“呵呵，那早呢，大概就是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一两年吧。”陈丹生讨好似地说：“啊，书记都记得这么清楚，那肯定是真有其事。这么说来，我们抓人还真是小菜一碟。”邓思辉听着这么文绉绉的成语，他也想显摆显摆，好在陈丹生这个老文书面前做出些文化人的样子，就说：“是啊，那时候都可以杀人了，我们现在也不想杀人，我们抓人还不是‘小工见大工’，你说是不是啊？”陈丹生知道邓思辉一定是把“小巫见大巫”错读成了“小工见大工”，可是，他也不好指出自己这个顶头上司的错误，就打着哈哈，头点得和鸡啄米似的。
邓思辉说：“我们不过是抓人，而且抓的是这不跟形势走的反动分子，有何不可？”副书记陈丹生只是觉得好笑，他想：虽然大队书记邓思辉资格老，而且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可是，他真没有什么文化，没想到，末尾，他还来了句文绉绉的话，这么文绉绉的话，连他这个曾经得过嘉奖的文书都不敢说。唉，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啊。他想笑，可是他又不敢笑。
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为什么邓思辉对于校长吴爱民有这么大的深仇大恨呢？上海知识青年顾卢青实在吃不了这里劳动的苦————夏天忙抢收抢种，冬天忙水利冬修。不要说他一个上海来的女知青，就是当地的农民也有吃不消的。
顾卢青在上海家里的时候，因为家庭条件不错，从小娇生惯养，就更是吃不了农村的苦。头两年，因为水利冬修还没有大规模地实行，她倒是还能将就着过这种“不是人过的日子”——————这是顾卢青的原话。后来，水利冬修等等任务越来越重，她终于累趴下了。可是她又是个好面子的人，顾卢青多次偷偷地哭泣。其实，当地的社员对于知青还是很有情谊的，要是他们知道她的困难，一定也会出面照顾她的。可是，顾卢青偏是个累死也不喊出来的人。就连苦，也一定不让别人看见。
顾卢青想着在上海的生活，看着眼下的生活，她想：要是再这样下去，说不定会愁苦死了。于是，她三天两头到大队书记邓思辉这里来求情。一会儿说要请书记照顾照顾，让她到大队的营业部做售货员，一会儿说，请书记恩典恩典，是不是让她到学校里教教书。恩典恩典是她从小说《小二黑结婚》里学来的词语。在上海，她爸爸在一个图书馆工作。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三天两头的破四旧，很多书籍被没收了，不允许看了，可是，顾卢青还是凭着她爸爸工作的关系，偷偷看了那些被没收的书——————大概越是神秘的、不允许看的东西，越是会有很多人感到好奇，顾卢青也不例外。在这些看过的书籍中，《小二黑结婚》就是其中一本。她还把一本《红楼梦》带到她下放的知青点呢。 其实，她不知道，那词语在南方的农村是很少用到的。可她以为，农村人都是一样的，说话自然都是一样。邓思辉听不懂恩典恩典是什么意思，就说：“什么恩典恩典？说清楚一些。”邓思辉掏出香烟，抽出一支往嘴里送，顾卢青马上掏出火柴来，嚓地划着了一根火柴，替邓思辉点着了烟。这一点，倒是让邓书记十分受用。看着邓思辉那眉开眼笑的脸，顾卢青觉得这事也许有门了，她说：“邓书记，求您开开恩，我可喜欢教书了，您就让我到你们学校当个老师吧！您放心，只要我当了老师，我一定会把学生当成我的弟弟妹妹，好好教他们……”她知道，在这个地方，邓思辉的权利不小，据说，他正准备被提拔为公社的革委会副主任呢，要是帮人一点忙，估计也不是什么问题。在上海的时候，顾卢青的爸爸妈妈就交代过她，要对当地的人热情一点，就是对四类分子，最好也不要得罪了，对大队干部就更不要说了。几年过去了，顾卢青对于她爸爸妈妈的话还记得很清楚呢。
邓思辉被顾卢青弄得有些手足无措，他想：什么就好好地教他们啊，这八字都还没有一撇的事情，你一个姑娘家家的竟然能够说得那么远，这叫什么事啊。
也是，全大队三十多个知青，女知青就有十二个，凭什么她顾卢青敢于到邓思辉这里求情呢。就因为她顾卢青长得十分标致，那简直就是上海上层社会来的一个大家闺秀。她不但身体颀长，五官清秀，苗条而又丰满，浓而粗黑的眉毛，大大的眼睛像是会说话。而且，顾卢青脸上那对深深的酒窝实在是谁看谁喜欢。
邓思辉也见过不少世面，也多次到县上听过什么关于知青的报告，那些报告，大部分是说知青们和当地的群众如何搞好关系，当地的干部如何关心知青，而且，邓思辉也接触过一些关心知青的好书记，优秀大队干部。可是，他想：天底下的人哪有一般长的，这人有三六九等，现在他没有缠住她这个漂亮女人，是她自己送上门来的。顾卢青她要是想从他这里得到什么好处，他这个大队书记也不能白白给人家好处，再想想自己家里的那个黄脸婆，他就想和顾卢青恋上爱才好——————哪怕就是那么一两次也好。终于有一次，邓思辉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说出了他自己想了好久的话。他说：“要是我照顾你，肯定要担很多风险，说不定我这顶大队书记的帽子就给弄丢了，你说我都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你该怎么谢谢我呢？”顾卢青只是一个十分青涩、淳朴的青年，虽然青春的成熟让她知道男女间的事情，可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邓思辉会说出这样的话来。顾卢青实在不好回答他的问题。顾卢青的嘴巴张了张，又合上了，然后半天也没有什么动静。
邓思辉也不客气，说 ：其实也没有什么，只要你和我玩玩就行。然后深情地看了看这个水灵灵的上海姑娘，他恨不得用眼神和顾卢青来一场爱的交汇。应该说，邓思辉并没有强迫顾卢青的意思，他以自认为是公平买卖的方式说出了这个要求。他既没有搂着顾卢青的腰，也没有抱住顾卢青的身子，甚至没有碰这个上海妹子的手一下。他又何尝不想一下子就抱住这个秀色可餐的姑娘呢，他还恨不得马上和她一起睡觉呢。但是邓思辉还是害怕，他怕他的粗鲁会引起这个漂亮姑娘的反感甚至是反击。所以，从内心深处来说，他不是不想马上占便宜，他担心的心急吃不到热豆腐，所以他必须采用一种放长线钓大鱼的方针。再说，在邓思辉看来，眼前的好处足以让眼前这个离乡背井的姑娘臣服，根本用不着动粗。
尽管这样，顾卢青还是想给这个禽兽一样的书记一个耳光。说实话，凭着她的形象，凭着她的文化，要做一个小学老师实在不是什么很高的要求。再说，一个在生活上受到挫折的弱女子，提出这样的要求其实也不算过分。退一万步说，在顾卢青看来，作为一个大队书记，既然一个出门的姑娘提出来了，如果你觉得行就行，不行也就拉倒，你干嘛说出这样流里流气的话呢，说出这么不要脸的话，还布下一个陷阱让人家往里边跳。顾卢青还想：论年纪，你都差不多可以做我爹了，而且要文化没文化，粗皮粗骨的，你这些龌龊的思想都是怎么来的，难道毛主席让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据说接受你们农村干部侮辱的？亏你还是多年的大队书记，亏你平时还想一个正人君子那么样地道貌岸然，你这不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吗？你要是提出这样的要求，不要说仅仅是给我一个轻松些的工作，就是再大的好处，我也不干。顾卢青越想越气愤。
顾卢青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虽然从小娇生惯养，可是，她的骨子里还是有很多傲气的。但是，她也不想马上得罪这个恶棍。毕竟，以后还要在这个大队呆下去，毕竟，自己也不能马上回到上海，回到自己的父母身边。于是，她还是不动声色地对邓思辉说：“邓书记，这个问题你实在说的过于匆忙，要是早说我也许有些准备，可是，现在这样，我实在转不过弯来。”听着顾卢青这并不反感的话语，邓思辉心里都乐开了花了。他马上深情地看着顾卢青说：“不急不急，我等你的消息。”邓思辉以为他的沉着能够让顾卢青就范。
回到知青点，顾卢青左思右想也觉得邓思辉这交易太不要脸了。她心里十分气愤，就和邻居————————当地的女社员牡丹说出了自己遭遇到的事情。牡丹是一个十分善良的农村妇女，可是，好人却没有好报——————结婚十多年，她竟然没有一儿半女，不但没有孩子，她连怀孕的滋味都没有体会过。一个结了婚的女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那一个人心里好受呢？
牡丹是个热心人，平时，她经常来到知青点给年轻人送些好吃的，比如黄鳝啊，甲鱼啊，泥鳅啊。他老公不但三个能工巧匠，要是捕鱼捉虾也是个行家里手。他自己会做鱼笼、泥鳅笼，家门口那些竹子是他做鱼笼、泥鳅笼的好材料。有一次，他们一家用五个泥鳅笼竟然抓到二十多斤泥鳅，半个月都吃不完。可是，她老公很小气，常常反对牡丹送东西给知青们。一来二去，知青们和牡丹的关系很好，什么话都喜欢和她说。
牡丹得知顾卢青的遭遇，她突发奇想：要是自己满足大队书记的要求，和他爱一次，那既可以免除顾卢青的烦恼，说不定还可以让自己怀上孕呢。想到这里，三十多岁的牡丹竟然像以一个少女一样害羞了。 要是平时，哪怕就是十天以前————那是邓思辉提出和顾卢青做交易的时候，这样偷梁换柱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可这一段时间，该死的邓思辉害了眼病，而且很厉害。到大医院做了手术以后，他的两个眼睛干脆包扎起来了。要是趁着这时候来个移花接木，那不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吗。想到这里，牡丹的心里扑扑地跳得很厉害。
牡丹说：“ 顾卢青妹子，我和你商量个事情怎么样？”顾卢青赶紧说：“好啊你说吧。”牡丹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地把她的调包计和顾卢青说了。
刚刚听到牡丹的叙述，顾卢青惊得目瞪口呆，她神经质似地说：看着牡丹，她万万想不到这个看似十分朴素的农村女人竟然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她问牡丹：“什么？你说什么？调包计，什么样的调包计？”牡丹读过几年书，她很喜欢看顾卢青从上海带来的《红楼梦》，正是从那里，她学会了调包计这一招。不然，她一个农村女人，是怎么也想不出这样的办法来的。她干脆来个当面锣对面鼓，说：“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调包计不就是《红楼梦》里告诉我们的吗？”顾卢青这才如梦方醒，说：“原来是这样啊。”什么事调包计，牡丹是要让顾卢青带把邓思辉带到一个少人的地方，然后她和顾卢青设计让邓思辉把眼睛蒙上，最后，让邓思辉和她牡丹一起玩玩，这就是调包计的全部内容。
天啊，天下还有这么出主意的人。看着顾卢青那惊恐的样子，牡丹实在过意不去：“你，你要是不愿意呢，就算我没有说好不好？”停了停，她有对着地下“呸呸呸”地吐了几口唾沫，算是取缔自己的计划。
看着眼前这个好心人，看着这个十几年没有自己孩子的女人，顾卢青心软了，现在，好像求人帮忙的已经不是她顾卢青了，反而是眼前这个土生土长的乡下女人了。
顾卢青心想：嘿，别说牡丹说话粗鲁，要慢慢地想想，这其实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这一来，既满足了那个流氓似的大队书记邓思辉，又解除了顾卢青难题，说不定，还能让牡丹这个从来没有怀过孩子的女人有做妈妈的希望呢。这样看来，至少是一举两得，说不定还是一举三得呢。顾卢青再也不像刚刚那么惊恐了，也不像刚刚那么愁苦了。可是，她想起了牡丹的老公，还是觉得有些缺德。可是，这个节骨眼，哪里还能顾得了许多呢.。
人要是逼急了，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的。顾卢青也觉得容不得她细想，再说，她想起了牡丹的大方和友好，想起了牡丹老公的小气，顾卢青觉得现在也只有这个法子最好了。谁让牡丹老公那么小气，要是换了别人，她还真的有些不忍心呢。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平时老实巴交的牡丹也应了那句老话：兔子急了也咬人——————虽然她这是帮助好人，同时也算是惩罚坏人，可是，她却把自己 卷进去了，这以后能说得清吗？
顾卢青和吴爱民那个共大毕业的儿子结婚了。
五个民兵荷枪实弹地真的来到了我四叔家，说着话就要把他抓到县里的大牢里去。四叔一看那么多荷枪实弹的人来到家门口了，他毕竟有些紧张。他不知道到底犯了什么罪。他一问，才知道是大队书记和副书记决定来逮捕他——————仅仅是因为他说了一些关于学习黄帅的话。这时候，他反而镇定了很多。仅仅是说了几句话，就引起了大队的强烈不满，竟然派出那么多民兵来抓人，那真是有些滑稽。这大队书记也不知道是怎么当的，怎么连起码的知识都不懂，现在的社会已经不是前几年了，那几年是有不少随便抓人，随便法办人的事情。自从后来提出的要文斗不要武斗以来，逮捕人的程序不是慢慢恢复正常了吗？他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呢，一个大队书记竟然敢于开口让民兵来抓人，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
四叔知道，他其实并没有什么大错，关于学习黄帅的话，在外人看来是有些过头，可是，不管什么世道，天地君亲师，这已经是中国人奉行了很久的天条，不说是金科玉律吧，可是，任何时代，老师虽然不是什么很神圣的人物，但是，自己只不过是为老师说了些公道话，还用得着民兵来逮捕吗？他想了想，只想发笑。四叔这样的气魄倒是把民兵们震住了，他们都不敢来抓人。这时候，大队书记亲自出面，说：“你们都愣着干什么？上，抓人！”这时候，公社革委会主人正好从这里路过，他大手一挥说：“我看谁敢？”大队书记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个局面出现，他十分尴尬地笑了笑，说：“这人犯罪了，他……他恶毒地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学习黄帅的最高最新的指示。”
公社书记说：“校长是最有勇气的校长，是个好校长，是最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校长。”他还说，谁要是再提学习黄帅，我就让谁赔全公社损失的所有玻璃。在学习黄帅这一个月内，全公社损失玻璃两千多平方米。
关于四叔被公社革委会主任救下来的事情传到了县里，一个副县长听到公社革委会主任的话，把那公社革委会主任传唤到他的办公室，对他说：“你小子是不是拿经济压制革命啊，学习黄帅是全国性的事情，谁要是反对，我让人审查你，审查属实的话，我还要让公安局逮捕你。”两天以后，公社革委会主任倒是没有被逮捕，因为到大寨学习取经的革委会主任金怀玉回来了，金主任十分支持公革委会主任的意见。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副县长挨了金怀玉狠狠的一通剋。金主任把那个动不动训人的副县长喊到办公室。一听金怀玉传唤他，那个平时威风十足的副县长一下子硬不起来了。金怀玉对那个软得像个皮球似的副县长说：“我们党历来是下级服从上级，是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金主任也有说这个话的资格。想当年，金怀玉可以说是战功赫赫。是他，跟随方志敏带的一个营作战，一次就消灭了好几百国民党匪徒；是他，在强渡大渡河的时候冲锋在前；是他，一个人深入鬼子的窝点，端了日本鬼子的炮楼；是他，带领二十多个敢死队员打死了五十多个日本鬼子；是他，在抗美援朝的时候坚守在上甘岭的山洞里。听老辈的人说，在我们这个地区，行署专员都要看他的脸色行事。
金主任一锤定音，他说：“学什么黄帅？黄帅是一个多大的人？他现在不过是一个孩子，孩子造反？那成什么体统？我们这几年造的反还不够吗？还要让小孩子参与造反吗？你们要知道，黄帅写的日记其实本来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可是，有的人就是想树立一个榜样，就把黄帅的日记小题大做。我知道，小黄帅现在的确很吃香，她还参加过我们国家的国宴。可是，那又怎么样？我想，这么大的场面和不该得到的荣誉，对于小黄帅来说，也许不是她自己所愿意的，也许对她是一种痛苦呢！”也许，一个县级的革委会主任在我们中国来说实在是太普通，太一般了。可是，他参与的那一次强渡大渡河，有多少后来成为高级将领的人对他终生难忘，所以，他的消息渠道可以通向中南海。正是靠着这个消息渠道，他得到了许多人不可能知道的内部消息。
金怀玉不光知道像那样学习黄帅是不对的，他还知道，黄帅本人只是一个小孩子，她连自己的信被人们别有用心地利用了都不知道，她怎么能够知道未来的前途呢？
金主任还知道：我们党有一些人就是唯恐天下不乱，不然的话，许世友等等那些老将为什么有一段时候会怄气不去上班，不理朝政。要不是林彪倒台，他这个县革委会主任肯定还会在五七干校劳动。因为当年他说过很多林彪的坏话。
金主任的话一级一级往下传，传到了四叔这儿，四叔十分高兴。金主任讲话的精神给了四叔大力的支持，也给了全县许多校长和老师以力量和勇气。过了大约一个月，学生造反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不光是我们学校，全县所有的学校都没有过。
到了1976年八月底，我所在的小学升格为初中附设小学。“一座学校六百烟，几处村落排两边，门前大河长又宽，除了农庄全稻田。”我不知道这么描述能不能大致地反映我们那所小学的环境。“六百烟”当然是说我们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一起有六百个人。哦，对了，说小学已经是委屈它了。现在已经是初中附设小学了，也不知道这和打倒四人帮有没有关系，反正我也是道听途说的————说是公社党委开会，经过两天的反复讨论，决定在我们这个远离公社但是生活水平算全公社最好的地方开办初中。
刚刚开学不久，突然传来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听到这个噩耗，我们都很难过，我们这些刚刚读上初中的学生，虽然大都只有十二三岁，但是很多人都哭了。
1976年9月中旬，我们学校开追悼会，隆重悼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
班长吴文章拿着一本屠格涅夫的书《猎人笔记》出现在教室。张小和问：“班长，你好，你这是什么书啊？”吴文章说：“哦，这是一本屠格涅夫的书籍。”
整个会场哭成一片，哭得最厉害的应该是数学老师刘金山。刘金山是1950年出生的人，1966年，正在读高中的刘金山去北京串联。在北京住了几天后，他见到了日夜思念的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现场，人们激情澎湃。刘金山想起他爷爷悲惨的一生，想起他父亲在岁月中慢慢强壮起来的身体，想起了一家人的日子慢慢好起来，自己能够读上高中，后来又上了师范学校，那都是多亏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啊。解放以后，是毛主席领导的人民政府免费为刘金山的爹治病，要不是人民政府，他爹也许早就死于血吸虫病了。想到这些，刘金山就热泪盈眶。广场上“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刘金山喊得比谁都响。可是，他多次喊了万岁的毛主席竟然就这么离开了大家。他能不难过吗？
我们这地方叫什么呢，为了表达我大半生的感情，我全部用真名，我们这地方叫鱼池沟。听听，多么好听的地方，鱼池沟，我们这儿沟沟汊汊，大河小湖，可到处都是鱼啊。用一句文词来说，我们这里真是鱼米之乡啊。还有一句老话说，我们这里比沙家浜还沙家浜。
那时候，我们鱼池沟大队有七个人在外地当兵。有两个人就有过同样的故事：他们在部队和他们的战友拿着小马扎一起看电影《沙家浜》，就有几个来自山区的兵，他们不要说是看沙家浜，其实他们根本没有看过平凡的湖泊和港汊。在他们看来，沙家浜美极了。他们看着沙家浜那么美丽的风光，就和鱼池沟的子弟兵商量，说是等到以后有机会，无论如何要去沙家浜看看。这两个鱼池沟的子弟兵说什么呢。注意，这两个鱼池沟的子弟兵不是在一个地方当兵的啊，他们几乎有心灵感应，他们说：“还用去沙家浜看吗？战友们，以后你们到我家乡看看不就等于到了沙家浜吗？甚至比到沙家浜还要过瘾。”这话传到老家鱼池沟，慢慢地变成了鱼池沟比沙家浜还要沙家浜。
就地读初中，这对于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娃娃们来说，当然是最好的福音，至少我们不需要跑到十多里外的地方上学。现在，鱼池沟人有了自己的初中了，多方便！远的人家四五里地，近的也就是一、两百米。虽然有个别的小傻子说什么读书其实离开家越远越好。但是，据我观察，说那样的话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学习成绩都是不太好的半吊子。半吊子是我们这里骂人的话，其实在我们这里，半吊子比二百五，比十三点，比二流子还要难听。
1976年10月，传来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姚老师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觉。他连夜写了好两首诗歌，一首是：《垮台的小丑》：“ 张牙舞爪终垮台，跳梁小丑何其坏，王张江姚想夺权，一枕黄粱梦沉海”；另一首是《骂四人帮》：“迫害多少好干部，无数忠良冤魂哭，拨开乌云见太阳，王张江姚死有辜。”我还记得四叔写过好几首诗歌，到现在，我只记得其中两首：“豺狼哭泣人民笑，善恶到头总有报，作恶多端四人帮，不是不报时未到”，“结成四人小帮派，今天一起大垮台，踩人终于被人踩，人民高歌向未来。”看得出，四叔的前一首诗歌是有所借鉴的，在1976年的清明节期间，天安门广场涌起了一股纪念周总理的热潮，人们用诗歌、大字报来抒发他们对于总理的感情。其中就有类似的句子，哦，对了，是：“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说实话，无论是姚老师还是我四叔，原来是写不出诗歌的，毕竟他们长期都是小学老师。是1976年公社决定将我们学校扩大————————将小学改成初中附设小学，他们才教上了初中学生。我们这里有个高人，他就是老右派——————刘胜先，他原来是大学文学讲师，文学造诣很高，是他的热心帮助，姚老师和四叔才慢慢学会了写诗歌的。
看看姚老师和我四叔的这些作品，写得也不错吧，虽然有些斧痕，可是意境还是好的。
四叔虽然读书不多。在万恶的旧社会，四叔是我祖父家最小的一个人。1947年，爷爷去世了，当时我还没来到这个世界。奶奶拉扯着四个孩子，这还没有渡过最为尴尬的日子，没有等来政府的救济，却等来了一场大火。一把火，把父亲那个只有四十多户的村子烧了个精光。
政府在干什么？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正在打得不可开交呢。共产党倒是想救，可是，救得过来吗？他们自己都立足未稳。国民党有义务救，可是，国民党有那么好吗？可怜的救济也不是没有，可是，杯水车薪，村里的老人只好哭，死命地哭，似乎只有哭泣才能够用泪水把大火浇灭。奶奶带着伯伯、父亲，三叔，四叔，一家人的生活很穷。全村着火，却难以得到政府的救济。这就是旧中国的现实。父亲这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据说从抗洪前线返回家以后，发现家全烧光了，他已经没有眼泪了。我爷爷死的时候，他几乎把眼泪哭干了。
本来就是破破烂烂的家，这下更加没有立足之地了。天啊，这不是水深火热是什么？村子的四周全是水。这里是水乡，有的是水。要是有了消防车，再大的火也能扑灭。离开村子十公里之外就是浩瀚的鄱阳湖。可是远水救不了近火。远吗？村前的湖泊只有十五米，而且有取之不竭的水，竟然让一把大火把全村烧光了。
村里人为了给这次惨痛的灾难中得到深刻的教训，给他们的孩子取名都和“火”字沾边。男孩子叫火生，女孩字就叫火花。更有意思的是，一个孩子取了个名字很有个性——————火发。虽然很多人不理解，可是，这名字寓意很深————火是红彤彤的意思，有火一样的东西，虽然眼下的日子难过一些，可是，不久的将来，那日子必然会像火一样，红彤彤地，必然会越来越兴旺发达。1949年，中国，不，是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终于就像是那个名字——————火发，像火一样发达，兴旺。有国才有家啊，这句话真是千古不变啊。1954年，同样的一场铺天盖地的一次灾难，五四年水灾。让地处水乡的故乡如同被大水洗过一样。可是，因为有了政府——————有了共产党领导的好政府的引导、帮助，家重新建起来了。
爷爷去世的时候，虽然奶奶很苦，但是，奶奶很有志气，她看着扔下她和孩子们而去到天堂的爷爷，一边哭泣，一边赌气似地发誓：“你走吧，你一个人走吧。你走了我也要活下去，我不但要活，我还要好好地 活下去。我还要让我的儿子读书，让我的孙子读书（那时候，我最大的堂哥————奶奶的大孙子还在我伯母的大肚子里呢）。我还要看到以后翻身解放的日子。”村里人都以为奶奶气疯了。因为奶奶和爷爷的感情据说很好，要不是疯了的话，奶奶怎么会骂爷爷呢，以前他们可是举案齐眉的夫妻啊，何况是已经死去的爷爷呢，何况，那时候离开解放还有两年多呢。
气话归气话，可是，让孩子们读书真是奶奶的肺腑之言。奶奶发自内心里想让家里出一个读书人。因为只有有了文化才能不受人欺负，甚至还可以为穷苦的人们讨公平。四叔也很争气，读了四年书，全部靠着他自己自学——————就像写《半夜鸡叫》的高玉宝一样。他通过自己修养，抓住一本书就顽强地读下去，读到天黑，读到没有了光线，读到别人全部睡了。于是，慢慢地，他这个读过四年书的人竟然当起了初中附设小学这样一个学校的校长。
四叔很喜欢看各个朝代的历史书籍，什么明朝的历史啊，清朝的历史啊。他可以说出明朝和清朝任何时代的皇帝的名字和年号。那时候，我还年幼无知，曾经不知天高地厚地问四叔：“你为什么只是知道明朝和清朝那些皇帝的年号和名字，却不知道其他朝代皇帝的呢。”四叔无奈地笑笑，说：“因为明代的和清代的离开我们的时代近一些，所以也就好记一些。”生姜还是老的辣啊，我不知道四叔这样的回答对于我有什么意义，这不是绕开了我问的问题吗？
那时候，除了毛主席语录和马克思列宁的书籍，几乎很少有什么好书的看，很多好书都被带上了封资修的帽子。四叔很有心，他通过和红卫兵的头头套近乎，这样，才获得了一些当时被禁止的书籍，像《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些曾经被毛主席赞扬过的书籍他都看过。有一次，有几个造反派抓住四叔看过的书不放，说是要告到县革委会去。如果真是被告状，那四叔可就惨了。而且他们随口就能说出当时的罪状：“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可是四叔很善辩，他对造反派说：“你能说这些书是反动的嘛？连毛主席都说过这些书都是好书呢。”造反派不甘心，一定要追根究底，说：“你不要胡说八道，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会夸《水浒》呢”。四叔不慌不忙地说：“1953年底到1954年初，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初稿，一天他让罗瑞卿把浙江省委书记江华找来打几圈麻将，当时开玩笑地说：“我说过，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三是打麻将牌。”虽然四叔说得有板有眼，有时间有地点，可是造反派一听到有四旧之一“麻将”，他们像是猎犬闻到了肉味，顿时兴奋起来。大家都知道，麻将已经在社会上消失了很长的时期了。而四叔竟然引经据典地说那么绕嘴，说麻将是中国对于世界的贡献，并且说这话是毛主席说过的，这不是对于伟大领袖的无端攻击的栽赃和陷害吗？造反派想出了一句当时最流行的话，说：“你也不想想，你凭你，凭你这么个小人物，还想陷害毛主席他老人家，那不是‘蚍蜉撼树谈何易’吗?”据说，那时候，四叔几乎被气哭了，他知道，要是没有真凭实据，和这些无知的小年轻是说不清楚的。四叔一边走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一边说：“我是一个贫农的后代，是毛主席、共产党给了我翻身解放的机会，给了我做教师的机会，我感谢毛主席他老人还怕来不及呢！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说着话，他已经从里边拿出一本记录毛主席关于《红楼梦》、《水浒传》是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贡献的一段原话。
四叔写的第一首诗歌，本来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凭大脑是根本记不下来的。因为我用笔记录下来了，所以，是二十多年以后我还记得，只是因为五年前搬家我把那个当时抄写的东西遗失了，可是，因为留到了五年前，我已忘不下它了。那是一首嘲讽乾隆皇帝的诗歌：乾隆诗歌名不扬，风花雪月无痛痒，李杜随意能流芳，皇帝万首又怎样？
看得出，四叔寄托在这首诗歌里的思想是：通过讽刺皇帝的诗歌不如李白杜甫的诗歌来说明，任何文学作品都是需要深入生活的。应该说，四叔的这首诗歌还是比较粗糙的，可是，作为第一次写诗，作为一个只是读过四年书的人，能够这样是不是也很好了。
四叔可以一字不少地写出三十六计，他还可以随口说出一百个姓氏。我常常对他很羡慕，我夸他的时候，他总是很谦虚地说：“这其实不算什么，你不知道呢，你们的姚老师比我厉害得多呢。他可以一个不少地说出五十六个民族，还可以把从汉朝到清朝的几百个皇帝的年号说清楚。”
那一年的下半年，我读初一年级。那时候，我和四叔家是最近的邻居。某个星期天，当了小学校长的四叔在家里念台词。
四叔念念有词，我因为好奇，就走到他家来听。我知道四叔喜欢我，所以，现在不像以前那么怕他。其实我以前怕他是因为我敬畏他。
四叔拿起那张稿纸，轻声背诵道：“……英明领袖华主席，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我也许是因为没有听清楚，就问四叔：“叔，华主席那么厉害的人，他也贪玩吗？”四叔笑中带怒道：“说什么呢？你知道什么？小孩子家家的。”我说：“你不是说华主席玩久了吗？不贪玩的人怎么会玩久了呢？”四叔彻底收起了微笑，一脸严肃地说：“去去去，什么玩久了玩久了？”自从我读五年级以来，因为我个个学期都是三好学生，四叔对我比以前客气一些了。有好长时间，他从来没有这么严肃过，怎么了？今天这么不客气，我被他的愤怒吓怕了，飞也似地逃到家里去了。
五天以后，也就是11月初，我们学校召开了一次深揭狠批四人帮的全校大会。
四叔面对坐在操场那六百学生说：“同学们，大家知道，最近我们国家发生了一件大事。“
我正在纳闷，怎么了，以前开会，每次都要唱歌，不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学习雷锋好榜样》，要不就是《红米饭南瓜汤》，可是今天没有，什么歌都没有唱。也许，这个我有史以来最大的批斗会不适宜唱歌吧，天知道。
四叔接着说：“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采取了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摧毁了他们的帮派体系。英明领袖华主席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 现在，党中央提出了抓纲治国的号召，这是我们国家的大事，好事，是我们国家的大好事。具体来说，也是我们学校和学生的大好事。华主席号召我们，要以大批促大干，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被‘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把已经浪费的时间夺回来…………”我觉得，四叔的这些话好像是从哪里抄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想睡觉了。读五年级以来，我得出一条经验，一个报告或者讲话是不是抄来的，就看我听了以后想不想睡觉，如果想睡觉，就是抄来的；不想睡觉，而且越听越有味，就是一个很好的报告。
其实，这也不能怪四叔。那年头，大批判会，小批判会，斗争会，忆苦思甜大会，现场会，群众大会，可以说是大会套中会，中会套小会。会议一个接一个，而且每一次开会总要弄上好几个人发言。这还不算，一发言，大家就好像个个都是文学家，人人都是演说家一样，一说就说好久。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五十分钟的报告其实不算长，还有比这个长得多的呢。公社书记的发言，县里局长、主任的演讲，县委书记的动员令，县长的报告据说要说上四五个小时呢。报告长，怎么办？那也就只好抄，有道是：各人抄小报，小报抄大报，一直抄到想睡觉。
虽然，四叔的报告不是很精彩，可是，他是校长啊，他每说几分钟，操场上就会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呢。我常常会在这片掌声中被惊醒过来。我常常想：你们也真是的，批评“四人帮”的大会都已经开过五次了，还有什么好鼓掌的呢。你们要是不鼓掌，也不至于惊醒我的美梦。不过，我对这些掌声也不只是嫉妒恨，也有一些羡慕呢。我想：啊，当校长真好，别看四叔在家里一切都要听四婶的，可是在学校四叔却是那么神气，每说几句话都要受到欢迎。啊，当校长的感觉真好，今后，我长大了，也一定要当校长，真的，哪怕先当几年副校长也行。我听我爹说：当干部都要一级一级上进的，就像人吃饭一样，也得一口一口慢慢吃。哪里有一口气吃成胖子的啊？正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有个老师走到我身边，在我手臂上轻轻地碰了一下，小声说：“不要没精打采的，专心听大会。”我心想：什么啊，四叔的这报告我在家里都听过很多遍了，我差不多能背诵下来。我连看也不看这老师一眼。我知道这老师对我还是网开一面的，因为他知道我是校长的侄子不给我面子，总要给四叔一点面子吧。看看，在那边，噢，就是靠近学校菜地的那个地方，一个学生想睡觉，立刻就被罚站————而且是站在几个女同学的身边，那得多么丢人现眼啊。我为了证明我对于四叔的报告很熟悉，台上四叔大声做着报告，我在台下小声背给那老师听。那老师听我背得和校长一模一样，真有些哭笑不得。他还是严肃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是不是啊？”这下我彻底闭口了。我读了五年书，共十个学期，课文上的文字，老师说的，校长教育的，哪一个学期不是说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啊。我谁的话都可以不听，我爹妈的话我都会不听，要是觉得他们说得没道理，或者胡说八道，我甚至会反驳。可是，我很听毛主席的话。虽然他老人家走了已经五十多天了，我心里总觉得毛主席就在我心里。和你说句悄悄话，毛主席刚刚去世的那时候，我得知毛主席不在人世了，我在一个有很多人的场合，竟然大声地问：“毛主席去世？不可能，毛主席怎么能去世呢？”当时在场的人觉得我这话其实很可笑，可是，在那么一个全国人民都十分严肃的时候，谁敢笑啊？再说，谁有心情笑啊？五年以后，当毛主席被大家重新评价的时候，大家说起我关于毛主席不可能去世的那段话，大家都哄堂大笑，而且给我取了一个外号，叫做“不可能”。五年以后，我读高二，已经十七岁了。
还是回到批斗会的现场吧，我被那老师说了一通以后，会场上突然变得鸦雀无声，秩序非常好。
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大家都高喊口号，“打倒王洪文，大倒张春桥，打倒江青，打倒姚文元。抓纲治国。”我也跟着高喊，打倒四人帮，抓纲治国。
开完会的那天晚上。我在村里看了电影《地雷战》。听说现在在城里有很多新电影看了，什么《暴风骤雨》、《英雄虎胆》、《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天仙配》、《红楼梦》……我纳闷，这乡下就是乡下，城里能看到的，乡下还是看不到。唉，看来看去，就是这么几个老片子————《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沙家浜》、《红灯记》…………不过，现在好像比以前还是要好一些，以前看电影，一个月最多只能看到一次电影，现在，一个月可以看到两次甚至三次电影了，这是不是也和打倒四人帮有关系呢。也许有吧。
虽然电影不太好看————严格地说是因为看的次数太多才不好看的——————再好的电影要是看上十次八次也会乏味的。不过，这一晚上有两件事情让我兴奋：一是我整晚上都是在电影放映员的身边看的电影。呵，电影放映员可是我们这里吃香的人物，能够和他那么接近，我感到十分荣幸。有一个故事说：三个同学都在夸耀自己的爸爸厉害。第一个说：我爸爸让人跑东决不跑西，我爸爸让人跑西，决不跑东。原来这人的爸爸是司机。第二个说：你爸爸也没什么出息，我爸爸才厉害呢。我爸爸让谁低头就低头，让谁仰头就仰头。人们猜测，那不是公社书记吗？批斗四类分子的时候，公社书记是最神气的。让抓谁就抓谁，让怎么批斗就怎么批斗。可是，第二个人却说：什么啊，我爸爸要是公社书记就好了，可是我爸爸是个理发的。第三个人不屑一顾地说：你们的爸爸都不行。我爸爸才是说一不二的，他说在城东，全城的人都得往城东跑，他说在城西，全城的人就得往西跑。原来，他的爸爸是个电影放映员。第二件事情就是我有了拾金不昧的机会了。
我在那天晚上，捡到了一支钢笔，金灿灿的钢笔。刚捡到那钢笔的那一刻，我就像是拾到了一块金子一样，差点高呼毛主席万岁————虽然毛主席他老人人家不在了。我想：谁要是丢了钢笔，心里一定很着急。我必须想办法还给人家。这钢笔可不是一般的钢笔，一看就知道是比较贵重的的。在我们这个地方，谁能用这么好的钢笔呢。
钢笔上面还刻了毛主席的语录：要斗私批修。我读了五年书，可是从来也没有过这么漂亮的钢笔。我多么希望自己也有一支这么漂亮的钢笔啊。我拿着那支钢笔摩挲了又摩挲，还把它一会儿贴在我胸前，一会儿靠在我脸上，我似乎听见了用它写字时发出的沙沙的响声。我知道的，我们班上的同学，自从开学以后，人人都有一支钢笔，可是，他们的钢笔不是英雄牌的就是永生牌的，谁有过这么好的钢笔啊，没有，从来没有，这可是金星牌的钢笔啊。
钢笔啊，钢笔，我多么想把这钢笔据为己有啊。不是吗？鲁迅先生也在他的文章文中称赞钢笔比毛笔好，简便实用。何况这是个名牌钢笔啊。可是，我又一想，这个钢笔就是再漂亮，就是再好写字，我也不能把人家的东西贪下来。不然，自己成什么人了。 我想：一定要把这个钢笔还给人家，不然，老师教导我们学雷锋不是瞎忙活吗？再说，还给人家后，人家也一定会谢谢你的。我又对自己的这个想法感到恶心，连忙呸呸呸地朝地下吐着唾沫，算是对自己思想的厌恶。可是，我总想这是自己第一次做好事的机会，也马上丢失了——————第二天上学的时候，钢笔竟然不翼而飞了。我捡着钢笔，连最要好的朋友张大和都没有说过，这怎么就会丢了呢？
有人举报我，说：“报告老师，有人捡到钢笔了却不交公。”刘老师：“谁啊？”举报人说：“就是校长的侄子夏友明。”刘老师：“去，把夏友明叫进来。”
我被人喊进了刘金山的卧室。刘金山老师是我的数学老师，同时他担任着五年级的班主任。刘老师以前在部队当过兵，满脸的络腮胡子。他是一个很帅气的人，有点像潘冬子的爸爸。那时候，许多电影还在禁锢当中，不知道为什么，反映红军在苏维埃的电影《闪闪的红星》却十分火爆。我对于潘冬子他爸印象不深，也忘记了他叫什么，反正，对于小英雄潘冬子印象十分深刻。真的，刘金山老师要是年纪再大一些，就是活脱脱的潘冬子他爸。
刘老师的那个卧室我看真不算是卧室，其实只有五个平方米，除了摆下一张床之外，就没有多少转悠的地方了。可是，刘金山老师却常常显得那么满足而又充实。
刘老师说：“大家都在批斗‘四人帮’，要狠斗私字一闪念，怎么？你竟然捡到东西不交公了。”
我嗫嚅着说：“报告老师，我……我……”
刘老师说：“我、我什么啊？我知道校长是你的四叔，可是，这就更加要求你要学雷锋见行动，用实际行动来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再说，就是我想顾及你的面子，可是，你四叔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他要是知道了，可要对我不客气。”天啊，我还不还钢笔竟然还和四人帮产生关系了，我真的感到很无奈。我说：“刘老师，我昨天晚上看电影的时候，的确是捡到一支金星牌的钢笔，看样子起码得四、五元钱，可我不知道怎么弄丢了。真的让我弄丢了啊。”前天晚上捡到是事实，可是丢了也是事实，现在，我怕跳到黄河洗不清了。昨天晚上，我还想去买一支钢笔还给人家呢，可是，我哪有那么多钱啊。望着刘老师那不完全相信的眼光，我也
学校一般的规矩是，开学后一个多月才由学校的会计、出纳把一学期的学费交给校长统筹。今年也是一样，到了十月底，我班的数学老师兼学校会计的刘老师向四叔交了这次报名的学费。四叔问刘老师：“开学已经一个多月了，还没有交学费的学生有几个？”刘老师回答说：“这一次比上学期好多了，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欠学费的学生只有两个，一个是何龙才，一个是王三军。”四叔咧开嘴笑了，说：“好啊好啊，也省得我们以前老是像化缘一样地一家一家去催。”刘老师说：“是啊，以前，一个学期都要结束了，欠学费的人还有十几个。哎， 校长，这学期怎么会这么自觉呢？”四叔说：
“看样子，社会真是变了，人心也顺了。你说说看，就这么一元五毛钱，他们是真的交不起吗？”刘老师说：“我看不是，有些人家里过年的时候都能杀一条三百斤的大猪，怎么能交不起学费呢。”四叔说：“是啊是啊，真是这样，他们根本不是交不起，而是不愿意交。为什么不愿意交，就是看着以前那样一个世道。现在好了，四人帮倒台了，大家的气也顺了。
连农民都觉得开心了，拖欠钱的人自然就少了。哦，两个欠学费的同学我了解，他们都是读书的好材料，根本不像那些顽皮的孩子，而且，他们家里也确实困难。”姚老师说：“是啊，他们家里的确困难，要不要开个会讨论一下，减免他们的学杂费啊？”四叔说：“这就不用开会了，不就是一个学期的学杂费吗？！一块五毛钱，啊，也不算多嘛！还是和以前一样，我替他们掏了吧。”刘老师说：“校长，这次说什么也不能让你掏钱了。你已经为这些学生出过好几次钱了。”四叔说：“什么几次几次的，这几年，我加起来也没有垫下几个钱，还值得这么说啊？”姚老师说：“校长，打倒四人帮，我哥哥的苦日子看样子也熬到头了。”四叔大声音放低了很多说：“你说话可要注意一些哟，熬没熬到头能让我们自己说吗？你要注意，我们以前吃亏可都吃在这个上头啊！”刘老师知道四叔是真为他好。四叔和教我语文的姚老师，和刘金山老师，他们三个人其实是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
说着话，四叔把刘老师引到了他自己的房间。这个地方不但在学校最偏僻的地方，而且隔音较好。就是这样，四叔也提醒刘老师说话要小声一些。
四叔说：“你说说看，为什么说你哥哥的问题会有转机。”刘金山老师说：“因为我哥哥就是说了‘四人帮’的坏话才被判刑两年的。四人帮真的不得好死，看看，现在给抓起来了吧？”四叔笑笑说：“ 这么看，你哥哥不但没有错，而且他很有眼光，连将来的事情都能预料。”刘老师说：“那倒是拔高了他了，唉，还谈什么有眼光，可怜他现在还在监狱里关着呢。”说着，刘老师的眼泪都流下来了，四叔忙递过去他自己的手帕，刘老师没有去接手帕，而是端起了进门时候四叔为他倒下的一杯茶，一仰脖子，几乎把茶喝光了。刘老师好像觉察出了自己的失态，他揉了揉眼睛，他怕四叔为他的事情担心。
刘老师脸上又恢复了笑容不知道是自然的流露还是故作姿态。刘老师说：“这段时间，我心里真的很高兴，我是发自内心的。这样吧，这钱就让我出了吧，我看着这样的社会，看着我们的党中央这么有魄力，出这钱就算我表达对于现在这社会微薄的支持吧。”四叔打着哈哈说：“你高兴？难道我就不高兴吗？郭沫若老先生不是说过吗,‘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吗？这个钱谁都不要和我来争，就由我来出，好歹我还是学校的校长嘛！”刘老师不管四叔怎么说，扔下一元五毛钱就走出四叔的房间。
刘老师留下的钱，四叔是肯定不会要的，他把那钱又还给了刘老师。四叔解决极少数学生欠费的办法是：用学校的积累下来的一点钱解决了几个学生的学费问题。学校在周围开垦了一块三四亩大的农田，利用学生劳动课的时候，种了些油菜、芝麻等经济作物，卖出油菜籽和芝麻之后，多少有了一些大家都知道得积累。这积累也算是救了急。
因为是刚刚办的初中学校，为了体现对于初中的重视，初中阶段的学费由各班单独核算，一并以初中的名册另外交到学校。
四叔问到初一年纪收费情况的时候，初一年级班主任说：“初一年级两个班级，一共有一百一十三个人，现在就两个学生没有交费。”四叔问：“都是谁啊？”姚老师说：“一个是那个富农的儿子邓四秋。”四叔说：“就是那成绩很好，而且短跑跑了个全校第一的邓四秋？”姚老师肯定地点点头说：“就是那孩子。”四叔十分不解地皱了皱眉头说：“邓四秋家里我去过，按理说，他家里不算穷啊，他怎么会不读书呢？哦，对了，姚老师，你以后不要把学生分成贫农的孩子和富农的孩子好不好？这样对于学生是一种侮辱呢!”姚老师有些抱歉地说：“校长，我记下了，以后我再也不叫什么富农的孩子了。”四叔说：“好。”姚老师说：“听人说，邓三秋家不是拿不起这一元五毛钱的学费，据说他父母觉得以后读了书也没有什么用。他家还戴着富农的帽子呢。其实，不光是他家这么看，很多人家里都有这情况。他们的看法也不是没道理的。现在，上大学都是靠推荐，不要说他邓三秋，就是贫下中农的孩子也没有机会上大学，上大学的机会都让大队干部的孩子、公社干部的孩子给占去了。”四叔说：“是啊是啊。就目前看来，像他这样的孩子，不要说是上大学，就是读高中都要经过一些手续呢。”姚老师说：“可不是吗？我们那个村大呢，八百多户呢，可地主家的孩子没有一个读上高中的。”四叔说：“地主是地主，富农又要好一些。这样，你还是到邓三秋家里去一趟。”姚老师说：“去他家干嘛？”本来，姚老师是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的，可是他很不喜欢邓三秋，那是因为姚老师和邓三秋家里还有一些旧账没有算清。
那是1975年的夏天，村子门口的大河竟然干得见底了。姚老师一家也像其他社员家一样去河里捞鱼————其实，姚老师除了自己是一个公办老师，其他和社员也没有什么区别。他除了一周在学校住三次外，其他时间都回到五里地开外的村子居住，他妻子和孩子都是农村人。那一次，他家六个人出动了三个————他的老娘在医院住院，姚老师特地吩咐大女儿和二儿子在医院照看。姚老师的娘听说大河都干了，她知道那里的鱼在大河干涸之后会多到什么程度。所以，她多次医院有一个人照顾就够了，硬是要把另一个孩子赶回去。可姚老师是个孝顺的人，对于他的老娘更是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来到距离村子三百米开外的抓鱼。经过大半天的劳动，一起捞得了满满三箩筐鱼：鳜鱼、鲢鱼、黑鱼、鲶鱼、草鱼，应有尽有。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回家的时候，三箩筐鱼竟然只剩下两箩筐半，还有半箩筐鱼硬是让别人偷走了。谁偷走了半篓子鱼呢？据几个看见这一幕的人说，偷鱼的就是邓三秋的爹邓肖亮。从此后，姚老师对于邓三秋一家就没什么好印象了。既然偷都偷了，姚老师也不再追究罢了。半箩筐鱼在别的地方也许是很珍贵的，可是在这水乡其实也算不了什么太大的事情。虽然这事情过去了快两年了，姚老师怎么也忘不了这事。
四叔说：“哦，也许你不理解吧，动员他来读书啊。”姚老师说：“这……这…… 这还有必要吗？”四叔说：“我的话你不听是不是？”姚老师对于我四叔历来是很尊敬的，他一听这话，连忙说：“不是不是，我去，我去还不行吗？”
四叔还是有些担心，他掏出壮丽牌香烟，自己用嘴巴衔上一支，然后给姚老师递过去一支香烟，姚老师接过烟，忙取出火柴打上火。四叔推挡着，掏出一个漂亮的打火机自顾自地点上了。姚老师说：“你到底是校长了，都用上这么洋气的打火机了。”四叔说：“这个东西又不贵，才三毛钱，下次我到县上也给你带一个来。”姚老师说：“那太好了，我难得去县上。我早就想买一个好一些的打火机，我那个旧的不好，那火石很容易就掉下来。可我就是一直没去过县城。”四叔说：“你不知道，邓三秋家里对我有恩啊。别说他家里是富农就是他家是地主，我也要帮助他读完初中。”姚老师想起来了，四叔说的事情其实我我爹也有关系。
“那是1954年的事情了。”四叔说起了那一年的事情。“那一次，全国性的洪水泛滥。我们这里…………………………………………………………
初一（二）班出现了纠纷，说那班的班主任谭老师狠狠地骂了学生，而且还撕了学生的书。那个被谭老师撕了书的学生把满腹的愤怒告到四叔这里来了。
四叔把谭老师喊到他自己的办公室，和谭老师谈起了关于学生告状的事情。
谭老师还不等四叔开口，就说：“现在，四人帮被打倒了，我真的很高兴，我终于有了一个好好教学生的机会了，我……我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知识都教给学生，可是，可是那个学生太笨了，我只不过是情急之下批评了一下他。没有想到，他竟然告到你那里去了。”
四叔说：“你不要动不动就四人帮四人帮的。是，四人帮是很坏，四人帮是犯了很大的罪，四人帮是破坏过我们国家的教育，可是，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你不能把什么事情都推到四人帮的头上去吧，再说，四人帮已经被逮捕了，被抓进监狱了，他们已经是死老虎了。你能说那几条死老虎还能咬人吗？”谭老师自知理亏，可是，他不愿意承担责任，他怕承担责任以后会让自己失去老师的威信，也担心学生家长会纠缠他，所以他继续狡辩：“要这么说，我以后还真不好批评学生了。我干脆什么都不管了。”
四叔一听这话，更来气了，他用手指着谭老师说：“批评也要注意分寸，不然的话，哪个孩子敢到你班上来啊？据说，你不光骂得学生狗血淋头，你还撕人家的课本。你敢说你没撕吗？”谭老师嗫嚅着说：“撕是撕了，可我那时候实在是气不过，才撕他书的呃”。四叔说：“听听，听听，你还算年轻，可你是一个老师啊，是老师就得为人师表吧。”其实，谭老师已经三十四岁了，说他年轻，那纯粹是照顾他的面子。四叔说：“你说人家孩子笨，那是很不好的。老师对于学生，不能轻易说笨这个字的。孩子笨，不就是他不懂吗？要是他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那还要我们老师干什么啊？古话说‘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又说‘一惑，可释，再惑，为自错。不可怨。’也就是说，学生起初不懂，我们老师可以解释分析，如果我们的解释和分析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学生还是不懂，他仍然很疑惑，也就是所谓的‘再惑’，其实，那已经不是学生的事情了，更主要的是我们老师自己的错误，所谓‘为自错’。”谭老师虽然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四叔的话，可是，那满脸的怒气显示了他仍然不服气，四叔也不管他的态度，继续说：“不管怎么说，你撕书就更不对了。去，你明天就去县里一趟。”谭老师明知故问地说：“去县里干嘛？”四叔说：“这还用问吗？你替人家买一本新书来，赔给学生。”谭老师说：“校长，你是不是小题大做了，不就是撕了一页书吗？又不是弄坏整本书。”四叔说：“你说得轻巧，那是一页书吗？那是一个小学生的感情，甚至可以说那是一个学生的心。你没看见那孩子哭得多厉害啊。你……你要是不去，我给你处分。”以往，四叔关心学生已经够多了，特别是对于十几个寄宿的学生，他更是倾注了热情，有时候送给他们稍旧些的衣服，有时候从家里带些咸菜给他们吃。可是，这一次，四叔坚持要让谭老师自己掏钱买书。因为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让谭老师深刻地认识到他自己的错误。
在四叔的坚持下，谭老师不得不答应去县城买一本新书赔给学生。这还不算，四叔还想说说他自己心里的话。他掏出随身带的壮丽牌香烟给谭老师递过来。谭老师也许是不好意思接过烟，也许是对四叔还有抵触，就说他感冒了，不能抽烟。四叔自顾自地点上一支，他说：“人们都说‘教师无小节，处处是楷楷模’，古人还有句话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作为老师，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感染学生，以后我们都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谭老师听了，什么话也不说，只是脸有赧色地点了点头。其实，四叔对于谭老师算是留了面子的，谭老师这次的火气的确过分了：骂学生，撕书，而且他还拧了学生的耳朵。四叔觉得，只要是谭老师赔了学生的课本，问题也就解决得差不多。毕竟，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四叔说：“刘老师，你看过 学生的寝室情况吗？”刘老师说：“哦，是这样，全校六百二十个学生，住校的人有十八个，这十八个同学，有三个同学没有带被子来，现在已经是深秋了，再不带被子来的话，恐怕吃不消的。”
四叔说：“那个学生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刘老师说：“
四叔说：“批判四人帮的墙报办得怎么样了？“刘老师说：”这个你放心，我已经吩咐好几个同学去办了。他们已经开始动手了，明天你就可以看到。对了，校长，我让学生分成两个小组，每个小组各出一个专题墙报，并要求在办好之后进行评比，看看那个组办得更好。”四叔终于露出了难得的一笑，他说：“太好了，没有想到，你想的比我还要周到。对，现在华主席提出抓纲治国，就是要形成一种万马奔腾，比学赶超的局面。”说完，四叔从高高的木头柜子上拿出十几张各种颜色的纸，交到姚老师的手中。面对四叔表扬的话，姚老师有些不好意思了，他说：“领导这么夸我，这不是要羞死我……”四叔笑着打断他的话说：“什么领导领导的，在我面前，你还用得着客气吗？其实我们就是同事，要不是上半年你吃了些苦，说不定你还是我的领导呢！”四叔说的是今年清明节后不久的事情。也许应了艺高人胆大的俗语，姚老师平时说话胆子比较大，眼睛里揉不得一点沙子。那一年，听着广播里说起悼念周总理的事情，姚老师十分关注天安门广场的事情。他听广播里传来一个高亢嘹亮的声音，说什么有坏分子在北京进行破坏，一些“反革命分子”被逮捕了。
姚老师的大儿子在北京某部队服役，在写给家里的信中，他告诉家里说：天安门事件其实就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他才知道天安门事件是为了悼念周总理而引起的。其实这事情是颠倒黑白的。那些悼念周总理的人都是一些正义的人，而把这些正义的人逮捕起来，恰恰说明了某些人的歹毒。有一次，老师们聚在一起谈论天安门事件的时候，姚老师忍不住说了一句：“这都是什么世道？”结果，这句话被一级一级的往上传，一直传到公社党委去了。公社书记是个比较左派的人，他把桌子一拍，说：“这个老师也太狂妄了吧？他胆敢这么说话？这不是对于我们社会主义的无端攻击吗？赶快给我抓起来。我要亲自审问他。”三天的审问之后，姚老师当校长的希望彻底泡汤了。要不是那个公社书记因为贪污了八十五元钱而被判刑的话，也许姚老师还要被逮捕法办的呢。
当然，在那前后，四叔一直是学校的校长，只是根据大家的呼声，姚老师很可能被提拔为未来的校长，代替四叔的我位置。因为此前，早有消息说我四叔将被提拔到一个更大些的学校担任校长。所以，四叔的话纯粹是一句谦虚的话。
姚老师拿着纸走出四叔的办公室，直往初一二班教室走去。来到讲台，姚老师对同学们说：“同学们，办墙报的事情，学校很关注，我们现在就可以动手了。“说着，他把这些纸分发给同学们。
办墙报的活动，我也是一个成员之一。我们五个人一组，我当组长。同学们听到要办墙报，都兴奋得跳起来了。
其实，我们五个人并不是个个都有什么特长，更主要的是我们人人对于四人帮有着比其他同学更深刻的仇恨。有人主张，把四人帮这三个字倒着写，我不同意这样的做法，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其实不能让人口服心服。要批判什么人，更主要的是从精神实质上进行挖掘和分析，而不是外在形式上的侮辱。
我和同学们商量，大家都觉得把“四人帮”三个字写大一些。我们其实对于四人帮的罪行并不知道多少。只是我们隐约地感到，一个让姚老师这么好的人喊去审问的时代，那至少不是一个凭良心的时代，起码是有人在捣鬼。后来，我们都听大人说，像姚老师这样经历的人有很多，就感到这样的混乱，要不是中央的大干部，谁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啊。所以，我们都感到四人帮的确很坏。
“打倒四人帮，人人都舒畅，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我们在墙报上编出了这么几句口号，哦，应该也算是诗歌，因为，姚老师都认为它是一首好诗。我们听着姚老师的赞美，都很不好意思。我们都说：“就是个顺口溜哦。”姚老师肯定地说：“你们不要谦虚嘛！要是用大人的眼光看，这好像就是个顺口溜。可是，你们这个年纪，能够写出这么合辙押韵的语句，而且气势不小，意境也很不错，这么来说，这不是诗歌又是什么呢？”姚老师的话深深地激励着我们。特别是我，从这里深刻地觉得学习是多么重要。要不是学习了汉语拼音，连声母韵母都分不清，我们还谈什么写出押韵的诗歌呢。
我在墙报上画线，吴文章按住尺子，姚雪亮看看画正了没有，不断地喊着“这边高点，那边低一点”，“往左一点”，“往右一点”等等，随时帮助我调整尺子的水平线。画到高的地方，我够不着了，吴文章便自己爬上垫底的课桌————他比我可要高出好几个厘米呢。他的热情很高，可是，我深怕他从上面掉下来，因为吴文章不但个儿高，而且是个胖子。我急忙喊道：“吴文章，你快下来，不然的话桌子就要塌了。”吴文章打着哈哈，笑着说：“你别吓唬我啊好不好？哪有那么恐怖啊！”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他这麻痹大意的样子倒把我给弄紧张了。我气不打一处来，故意做出一个要摇晃桌子的样子。姚雪亮和吴文章都被我逗笑了，姚雪亮的鼻涕就像两条长龙似地从他高高挺起的鼻孔里绵延地流了出来。怪不得吴文章有个绰号叫吴大胆，这时候他还能仰头大笑。
吴文章看到我那恐惧的样子，打趣地笑话我说：“你这个胆小鬼，要是到了战场，你一定是个王连举。”姚雪亮死死地盯着吴文章，看也不看我，附和道：“他哪能做王连举啊？他厉害着呢！”我以为姚雪亮语气变了，似乎是要夸我。我兴奋地对吴文章说道：“看到了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怎么能做叛徒王连举呢？”我说的就是当时常常用的一句大众语言，倒是真没有想到说这话的人的名字很巧合——————叫雪亮。吴文章对我说：“你这不是废话吗？他本来就叫雪亮，他不雪亮谁还雪亮啊？”姚雪亮脸朝我说：“你啊，王连举你肯定做不了，你看，人家王连举手臂都伤了，再看看你自己的手臂，据说力气大得很，能举起一百多斤的石墩。你啊，最多也就是个蒲志高。”我没有想到，这家伙就像是说相声的抖包袱一样，一个逗哏的包袱在这儿远远地等着我呢。一看姚雪亮那似笑非笑的神态我就知道他在和我开玩笑。我放下扶住桌子的手，顺便捡起地下的一根短棒就朝姚雪亮追去。姚雪亮一看这架势，知道我是要追打他，赶紧掉过头就跑。我一看他跑了，就笑着朝他追去，一直追了两百多米，才把他追到。同学们我们是真在打架，赶忙跑过来劝架。我拿起那个泡沫棒棒说：“你们看看，这是什么样的棒棒呢？”大家发现，这么个棒棒根本就打不疼人，大家都开心大笑起来。姚雪亮这时候才发现我手里的武器根本算不上武器，那就是个泥菩萨。被我累得气喘吁吁的他干脆不停地笑骂着：“蒲志高，蒲志高，你就是个蒲志高。”
这时候，班长吴四西跑过来对我们说：“你们还蒲志高蒲志高呢。看看你们做的好事，班长都让你们给摔坏了。”原来，我放开手去捡那个短棒的泡沫棒的时候开始晃动，等我刚刚离开，那桌子一歪，吴文章从桌子上摔了个嘴啃泥————弄得他一嘴血糊糊的。我那时候已经跑远了，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
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是1977年的一月八日。那是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学校让几个老师做花圈，说要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学校正在准备期末考试。大家怀着沉痛的心情地做花圈。在这些做花圈的老师队伍里，姚老师的心情是最为沉痛的。因为这几个月来，他看过许多反映四人帮为非作歹的有关报道和消息。最他看着触目惊心的是如下这些文字：“1月9日，新华社向姚文元反映首都新闻单位和许多省、市、自治区报社提出的一个问题：如何组织悼念周总理的宣传报道，发表悼念周总理的文章？ 姚文元却回答：“悼词尚未发表，现在不组织。悼词发表后是否组织，应再请示。”根据治丧委员会的规定，全国的悼念活动都是在追悼大会以前举行。 ……在姚文元的禁令下，从1月9日到15日追悼大会以前的6天当中，总共只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同周总理遗体告别及举行吊唁的两条消息。除此之外，首都和全国各地悼念周总理情况的报道就再也没有了。 在首都举行追悼大会的第二天，即1月16日，姚文元下令：“治丧报道要立即结束！”而新华社原定16日发布的全国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的综合报道，也被姚文元一刀砍掉。
这些文字为什么在姚老师心中会引起那么大的震动呢。差不多在四年前，也就是1972年的时候，姚文元开始在中国政治的舞台上春风得意，他逐渐地由基层领导成为一个党的领导人。和姚文元一个姓氏的姚老师心里还一个劲地乐呢。他甚至时不时地说：“中央终于有一个姓姚的高级干部了。”可是，近几个月来，他才发现这个姚文元竟然是一个披着人皮的狼，是一个拉大旗作虎皮的伪君子。现在，他感到，自己以前把魔鬼当作神仙来夸耀，是多么无知啊，此刻，他感到十分痛苦。他要用实际行动来表示他对于人民公仆周恩来的哀思。
学校又出了一次墙报，内容是“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看着这样的墙报，姚老师想起了今年三月底的事情，他感慨万千，他更多的是为中国能有这一次重大的转机而感到十分欣慰。
1976年的三月，他要去部队探望在北京服役的大儿子，他的小儿子姚雪亮也嚷嚷着要去——————姚雪亮很小的时候就常常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歌曲，他多么想有一次到北京玩耍的机会啊。姚老师不高兴地看着姚雪亮说：“你以为是到县城啊，到北京这么远的路，我都不见得找得到地方呢，还带上你这个累赘，你做梦去吧。”
姚老师从景德镇买好了去往北京的火车票，车到南京，因为身体突然出了毛病，他不得不在南京下车，他办好了签证，找了个医院看病，病很快就好了，离开从南京到北京的火车开车还有十几个小时。他不禁想道：好不容易出一次门，时间又有富余，干脆到南京市区去转一转吧。这一转不要紧，平生以来最触目惊心的一幕出现了。 南京街头，出现了大幅标语，“誓死保卫周总理”。他想，周总理不是已经逝世了几个月了吗？干嘛还存在着誓死保卫这一说呢。他想：肯定是党内出了坏人，就像当年的秦桧陷害岳飞一样，不然的话，也不存在保卫不保卫的话。不平则鸣，只有当有人陷害忠良的时候，才有很多有良心的人站出来说公道话。
当姚老师来到鼓楼区广场的时候，一幅幅声讨江青和王洪文的大标语让他毛骨悚然，身上直冒汗。天啊，江青，这不是毛主席的妻子吗？她不是一直都是很红很红的一个人吗？今天这是怎么了，怎么江青也有人敢于打倒呢？
然而，想起这几年社会上一些很不正常的事情，姚老师又热血沸腾了。他觉得，也该来一场运动了，因为凭着他的直觉，党内绝对有坏人，既然有坏人，不斗争怎么能行呢？有道是：“人民力量比天大，小丑猖狂谁怕它，乌云终难挡太阳，雨过天晴满天霞。”
让姚老师更加既胆怯又有些兴奋的事情还在后头。当姚老师来到西新街口的时候，他看到四五百人举着巨幅的周总理画像径直往前走。周围有上千群众看着周总理的画像泣不成声。姚老师心里也很难过，他也默默地流下了热泪。这时候，他才得知，这些游行的人们是南京大学的的学生和老师。跟着那个游行队伍，姚老师一直王往前走。一路上，姚老师还看到了他从未看到过的巨幅标语：“打倒张春桥”。而且，那个“桥”字是倒着写的，在这幅标语上面还打了叉叉。还有几幅小一些的标语分别是：“打倒张春桥，清除隐患，挖出定时炸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张春桥从党中央滚出去”。 “同打着白旗反周总理的人血战到底！”“反周总理的一系列反革命事件要彻底追查！”姚老师终于不害怕了。他觉得，南京人民真的有勇气，敢作敢为，胆子特别大。
来到梅园，姚老师看到：已经有更多的群众早早等候在那里。这时候，让人担心的事情出现了，从新街口到梅园新村的道路上，人民警察挥手阻住了所有的车辆，不让它们往梅园新村走，他们还围起了护栏。姚老师担心同样的命运会出现在这支游行的队伍里。可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警察们用热情的手势引导游行队伍从护栏之间通过。
姚老师看到了正义的力量，现在，他再也没有胆怯了，有的只是兴奋和幸福。这时候，从一栋高高的建筑物上抛下来一团东西，这团东西，很快散开。啊，原来是千万张小纸片，这千万张小纸片就像从天而降的雪花，慢慢地降落到人们手里，降落到地下。
啊，这些小纸片原来是小字报，上写着“谁反对周总理就不得人心”。姚老师抓住一个放在口袋里，心里觉得特别解气。
在南京偶然的一次停留，让姚老师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是啊，位卑未敢忘忧国。一个乡村普通教师又怎么样？那些在南京街头起来反对党内坏人的不都是普通人吗？姚老师想：回去以后，我一定要把南京看到的一幕讲给大家听。
现在到了出专题墙报的时候，为了纪念周总理的逝世，啊，世道终于还给人民一个公道，多好啊！人民也终于有了表达自己感情的时候了，痛快啊！他再一次拿出了那张在南京街头得到的小字报…………
1977年10月，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那时候，我读初一，离开高考还有好几年呢，但是，我从大人们那喜气洋洋的笑脸里感觉得到，恢复高考对于我们农家孩子，对于我们几代都没有机会和科举、高考等好机会结缘的人家来说，无异于是晴天听到了一声霹雳。
说起恢复高考，我就很自然地想起我那个好老师——————刘胜先老师。刘老师曾经对我们说过：你们要认真读书，社会不可能总是这么乱糟糟地，也不可能总是这么样地没有高考机会。他还说，现在的社会有些不可思议，上大学这么重要的事情竟然不要考试，而是通过推荐上学，这在世界上恐怕都是很少的。其实刘老师就是个说话不把门的人，不然的话，他也许就不会在那场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又因为他是老右派，加上那“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嘴巴，他继续走霉运，直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到了1975年，他刑满释放。因为刘胜先 老师的文化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很难找到好老师的公社干部，通过举手表决，让他这个曾经的右派分子当了我们的老师。没有想到，刘老师的话才说了一个月，就成为现实了。
差不多是一个月前，也就是1977年的9月，我们得知刘老师死亡的消息，跑到五里开外的县医院去为他送行。刘老师据说原先是个副教授，在大学教过古代文学和写作呢。天啊，在大学里教书，那得多高的水平。要不是因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这样的人是说什么也不会来我们这里教我们这些初中娃娃的。
说来也是造孽啊。据说，刘老师这个差点评上副教授的大学讲师，因为凤凰落架，虎落平阳，变得很无奈，不但看不出一点大学老师的样子，连生活都成问题。刘老师在我们学校最出名的有三件事：一是怕老婆，二是做灯笼，三是抓鱼。那时候，做灯笼其实是多年都没有过的事情。为什么会那样呢？那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