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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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北影厂拍摄的《千万不要忘记》在全国反响最大。这部作品无论在话剧舞台还是在银幕上，都引起全国性的轰动，甚至一度成为对年轻人进行理想教育的范本。买一套毛料西服竟然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引起的家庭风波，也许现在的年轻人摸不着头脑，可这正是那个时代的特点，折射出那个年代中国人的审美时尚。&无产阶级革命美学支配下的中国社会，时装或者标新立异的衣着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且还是严重的政治问题。1964年的中国已经走出了困难时期，人们摆脱了饥饿，经济建设也略有起色。不过在衣着方面，不管男女老少，大多数人都穿的是黑、灰、蓝色的中山装和肥大的直筒裤。每年每人供应的布料，还不够做一套正装。这一年有一条轰动上海的社会新闻，引发了人们对生活方式的热烈议论。据《解放日报》报道，5月17日在南京西路高美服装店，一个顾客同营业员发生了争吵，争吵原因是女顾客要求，把一条灰色的华达呢裤子做成“小裤管”。在那个年代这属于典型的“奇装异服”，营业员拒绝了她的特殊要求，营业员说“社会主义商业不能制作有害社会风尚的商品”。那时，男青年留鬓角，女青年烫发都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大逆不道的事情。除了演员，一般女人是不许烫发的。我有个同学的父亲是理发师，因为擅自给熟人烫发而被组织上处以警告处分。1965年，我在呼市五中念书时，一位从北京转来同学穿来一双黑色塑料凉鞋，引起好大一阵轰动。此鞋其实并不“港”（当年用此字形容时髦），既没有“前面露蒜瓣儿，后面露鸭蛋儿”，色彩也不出格。只不过鞋型较瘦、网眼的幅面，与大路货不一样，就被老师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幸亏不到半年，呼市也开始流行此种鞋。于是，接二连三，大伙也都穿上了这暧昧凉鞋，该同学才如释重负。那年，同学李五来上学，头上有股香水味。下课后，这个来他头上摸一下，那个来他头上揪一把，搞得他难受兮兮的。洒香水当然也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要洒香水，他说是睡在猫皮上头上有怪味，妈妈就给他洒点花露水压压。还有位女同学长得很漂亮，姑妈家在香港，买了一套裙子给她穿。花枝招展，在当时是大忌，更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老师很鄙夷她，有个无赖同学更是经常打她。后来她无法安心读书，只好留级了。不过她倒也因祸得福，没赶上上山下乡，躲过了一劫。那时，瘦腿裤也被纳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人人对之口诛笔伐。校长经常拿着尺子在校门口量裤腿。我们学校的标准是7寸，大于7寸为无产阶级，小于7寸为资产阶级，违禁者必须回家换了肥的再来。不知为何，无产阶级要比资产阶级费布？那时，发型方面的讲究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当时男生典型发型就叫学生头，比小平头长或曰接近分头的长度。但不能分缝，一分就资产了。背头绝对犯禁。我学徒时买过一双三接头皮鞋，一盒发蜡，曾被工地主任点名道姓地辱骂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被团支部书记批驳的体无完肤。尽管教育者们耳提面命，被教育者却总不安分。比如我为了保养皮鞋，总想给皮鞋打油，这无疑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只好把皮鞋打完油放几天蒙尘后再穿。出门前才用手指头在鞋脸上一抹，露出一道亮儿来。虽然四顾无人，仍然胆战心惊。1966年，文革来了，满街都是红卫戴着红袖标，剪大辨子和剁高跟鞋。资产阶级的大背头也被他们剪得犹如狗啃了。我的一个师妹，文革时20岁左右。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她也不列外。她就因为涂抹了口红被抓出来与其他“牛鬼蛇神”一同弓着腰站在台上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罪名就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究竟有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美学还真不得而知，因为那个年头批判这、批判那，却鲜有提倡。印象里凡是“美观”的，都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到了文革，全民声讨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罪行，最后一条都是追求腐朽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具体内容有两条，一是追求吃喝，二是乱搞男女关系。直到电建公司搞活人展览，看到总工程师屠钦渭的钢丝床、裘皮大衣，才算是第一次直观地看到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还有个上海籍的女工，她的宿舍也被抄了。衣服用绳子给穿起来，系在两棵树之间；另一根绳子上挂的是她在上海买的绣花乳罩。就连她用的卫生纸也抖开以后，挂在那里随风飘荡……记得那根绳子上，还挂着一个纸牌，上写“资本家的臭小姐王文兰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王文兰，坐在旁边的凳子上有泪空垂……前年公司退休人员大聚会时看见她，提起那段往的事她还满肚子怨气。一个师傅，弟弟是驻外使馆成员。一天，他和人们说起欧洲某国人用洗衣机洗衣服，听得人们咂舌。有人问他：“是机器人坐在凳子上，用搓板搓吗？”他说：“具体怎么洗，我也不知道。”后来，有人向军宣队告发，军宣队指导员知道后在全工地大会上批判说:“有人竟然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说什么可以用机器洗衣服！”文革时，电建公司某男，结婚之后拒绝与妻子性交，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该妻子只好向父母诉苦。父母也无奈，因为当时谁也不敢说性交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冥思苦想之后，岳父来找女婿说：“是的，你说得对，性交确实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人生阅历给我的教育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就是：吃的好，穿的好，住的好。天天吃鱼吃肉，穿料子衣服，住小楼，出门小车代步。无产阶级应该是：穿破旧衣服，吃糠，鞋子前门必须露出两个大脚趾。不能天天洗澡、不能识字、没有科学文化知识；除了认识“万岁”二字，其他皆茫然。否则就是披着无产阶级外衣的资产阶级。简单地说，那时但凡衣着讲究、追求时髦、爱吃西点、喜欢西方电影等行为都是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当时社会不能容忍的行为，也是属于严厉打击的对象。如果按照那时的标准，现在的年轻人统统都要抓起来！其实，那时人们对西方人生活方式的了解，大部分都是电影里看来的，或听别人侃的，很多还是以讹传讹。真正了解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人并不多！一次，我去一个上大学的朋友家里聊天，他问我：“知道中国足球队为什么上半场还龙腾虎跃，下半场就抽筋儿了吗？”我：“不知道”。他说：“告诉你吧，人家吃的是肉，咱们吃的是草。米饭馒头哪样不是草籽儿做的？”他接着说：“人家为什么整天都精神抖擞、跟打了鸡血似的？就因为人家每天喝的水里都掺酒，你是不是喝了酒后也兴奋呀？聊着聊着，他从厕所的水箱里提出两瓶水淋淋的啤酒来，得意地说：“哥们儿虽然买不起冰箱，但一样过的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时一般人家里都没冰箱，都是现买现吃。因为“家无隔夜粮”，为了一碗剩粥就不值的糟践电了！所以，这个哥们才突发奇想，把啤酒放在厕所的水箱里冰着。只要一冲厕所，自然就换了水，既省事儿、又不浪费。记得那时我的妹妹曾问我：“什么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说：”使用抽水马桶就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无产阶级都是蹲坑不使用马桶的；还有睡觉使用席梦思软床也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无产阶级只能睡硬板床。“妹妹又问我：“解放前的地主过的是不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我说：“我觉得不算，就拿得胜堡的地主来说，冬天也没烧的，冻得三孙子似的；吃的和贫农也差不多，也是莜面囤囤、山药鱼鱼，连双洋布袜子也没穿过。”妹妹说：“那为啥还说人家是资产阶级呢？”我无言以对，她只好犹疑地走了。我的一个同学在美国资产阶级的大学里拿到了文凭。我对他说：“你在美国买汽车，住洋房，一定是享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了吧？”他说：“在美国买汽车和住洋房还算不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还是无产阶级生活方式。等你的房贷付清了，也只是有房产，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还有距离。汽车和洋房很多人都有，包括无产阶级。所以，仅有汽车和洋房还不能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听得我一脸茫然。尽管如此，我还是祝福他早日成为资产阶级，过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后来我才发现，那些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喜欢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资产阶级革命家，却最喜欢无产阶级生活方式。比如“四人帮”里的江青，住在钓鱼台，享受着世界上最新的科技，开空调、睡席梦思、吃西餐，看专门为她译制的故事片，这算什么生活？而奥巴马吃完饭，喜欢用面包把盘子里的汤汁蘸干净、马英九一年吃七百个泡面，这又算什么生活呢？我不知道为啥，最近特别想过稳定的资产阶级生活。也许我真的开始老了，越来越觉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还真是满舒服的。比如搞个文学沙龙，海阔天空地闲聊；或搞搞化装舞会，大家都戴上面具，谁都可以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去摸一下好朋友老婆的屁股或胸……我去年曾经在“上岛咖啡”体验过一次“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博友某姐说：“我特别喜欢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嘻嘻，那么我们就资产阶级一把吧！”……于是，我们决定来这家咖啡店尝尝猫屎咖啡。其实，任何女人，都喜欢做资产阶级的大小姐，喜欢那种带着某些调调的生活。一杯咖啡，一杯奶茶，一碟瓜子，一碟子水果……昏黄幽暗的灯光，迷离的眼神，暧昧的情愫，贴心的话语，靡靡之音……&台球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吗？以前一定是的，但后来让中国人给庸俗化了。我经常路过锡林南路的台球街，看见掏大粪的把茅勺立在墙角，然后玩一把台球。我还经常看到电力小学的孩子们放学早不回家，聚集在台球街。书包胡乱堆在地上，老板则热情地招呼这些低龄顾客。开房、嫖幼女、打炮、包二奶、雇直饮奶妈、做阴毛笔、阴部整容，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吗？不得而知，因为不是西方传过来的，发明权属于中国，似乎又不算。这年头，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搞得我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了。我曾经去过一趟美国，在纽约想体会一下资本主义的腐朽糜烂生活，然后回国规规矩矩做人。然而没想到，那里除了个别夜总会有点脱衣舞女，一到天黑，什么娱乐也没有。一些内地城市，过了晚上八点，甚至连个吃饭的地方也找不到，因为大家都睡觉了。远不如咱们东莞红火热闹。用发展的眼光看，原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现在都成了我们“无产阶级生活方式”了，不知道该喜还是该忧？（责编：彳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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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无产阶级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
被束缚住手脚的危险是从哪个方面来的？
　　马克思主义者绝对相信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那些对俄国来说是势在必行的政治制度方面的民主改革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就其本身来说，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泛而迅速的发展，即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基地，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社会革命党人不可能了解这个思想，因为他们不懂得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规律的基本常识，他们看不出，即使农民起义完全成功，即使为着农民的利益和按照农民的愿望重新分配了全部土地（“土地平分”或其他类似办法），也丝毫不会消灭资本主义，反而会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加速农民本身的阶级分化。社会革命党人不了解这个真理，这就使他们成为不自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坚持这个真理，对社会民主党说来不仅在理论方面而且在政治实践方面都有重大的意义，因为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无产阶级政党在目前的“一般民主主义”运动中必须保持完全的阶级独立性。
　　但是，绝对不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民主革命（按其社会经济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没有巨大的利益。绝对不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民主革命不能以既主要有利于大资本家、金融巨头和“开明”地主又有利于农民和工人的形式来实现。
　　新火星派对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的内容和意义的理解是根本错误的。在他们的议论中经常透露出一种见解，以为资产阶级革命是只能产生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结果的革命。其实，这种见解是再错误不过的了。资产阶级革命是不超出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范围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反映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它不仅不会消灭资本主义的基础，反而会扩大并加深这种基础。因此，这个革命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既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是不可避免的，那就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说，资产阶级革命与其说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如说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可是，如果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完全不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那就是十分荒谬的想法。这种荒谬想法不是归结为陈旧的民粹主义理论，就是归结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前者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矛盾的，因此我们不需要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后者认为无产阶级绝对不应当参加资产阶级政治，不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不应当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在理论上，这种想法是忘记了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必不可免地会发展起来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的原理。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并且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交换关系的社会，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自己也必不可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说什么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可以不经过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和范围内进行阶级斗争的道路，而经过其他道路来跳出或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坚决屏弃了他们的这种荒诞言论。
　　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是一般说来还是单就俄国说来，都是已经得到十分详细的证明和反复说明的。而根据这些原理就应当得出下面的结论：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象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同工人阶级有绝对的利害关系。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自由和迅速发展的旧时代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要最坚决地扫除旧时代的残余，即农奴制残余（属于这种残余的不仅有专制制度，而且有君主制度），正是要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
　　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就愈有保证。只有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的起码常识的人，才会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或者是奇怪的、荒诞的结论。而根据这个结论还应当得出下面的原理：从某种意义上说，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正是从下面这样一种意义上说这个原理是无可怀疑的：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依靠旧时代的某些残余，例如君主制度、常备军等等来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过分坚决地扫除旧时代的一切残余，而留下其中的某一些，就是说，要这个革命不十分彻底，不进行到底，不坚决无情。这个思想，社会民主党人时常用稍微不同的说法来表示，这就是资产阶级自己背叛自己，资产阶级出卖自由事业，资产阶级不能实行彻底的民主主义。对资产阶级更有利的是要资产阶级民主方面的种种必要的改革比较缓慢地、渐进地、谨慎地和不坚决地进行，即用改良的办法而不用革命的办法进行；要这些改革对“尊贵的”农奴制设施（如君主制度）尽可能谨慎些；要这些改革尽可能少发扬小百姓即农民特别是工人的革命的主动性、首创精神和毅力，因为不这样的话，工人就会更容易如法国人所说的，“把枪从一个肩膀移到另一个肩膀”，就是说，更容易用资产阶级革命供给他们的武器，用这个革命给予他们的自由，用清除了农奴制的基地上所产生的民主设施，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
　　反之，对工人阶级更有利的是要资产阶级民主方面的种种必要的改革恰恰不是经过改良的道路，而是经过革命的道路来实现，因为改良的道路是一条迁延时日的、迟迟不前的、使人民机体的腐烂部分慢慢坏死而引起万般痛苦的道路。由于这一部分的腐烂而首先感到痛苦和感到最大痛苦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的道路是迅速开刀、使无产阶级受到的痛苦最小的道路，是直接切除腐烂部分的道路，是对君主制度以及和君主制度相适应的令人作呕的、卑鄙龌龊的、腐败不堪的、臭气熏天的种种设施让步最少和顾忌最少的道路。
　　因此，我们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刊物，就不仅仅是由于考虑到书报检查制度，不仅仅是由于畏惧当局，才对可能有革命道路感到悲哀，才害怕革命，拿革命来恐吓沙皇，设法避免革命，奴颜婢膝、低三下四地乞求实行小得可怜的改良来为改良主义道路打下基础。站在这个立场上的不仅有《俄罗斯新闻》、《祖国之子报》、《我们的生活报》、《现代报》，并且还有秘密的、不受检查的《解放》杂志。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地位必然使它在民主革命中表现不彻底。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却使它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老是向后看，害怕势必使无产阶级壮大起来的民主进步。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它借助于民主制度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4页。――编者注］所以，资产阶级革命在实行民主改革方面愈彻底，这个革命就愈少局限于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范围内。资产阶级革命愈彻底，就愈能保证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民主革命中获得利益。
　　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对资产阶级革命漠不关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是我们能够大大扩展这个范围，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这个范围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为无产阶级当前的需要、为争取条件积蓄无产阶级的力量以便将来取得完全胜利而奋斗。有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拥护参议院、“请求”施行普选制、同时在暗地里偷偷摸摸地就残缺不全的宪法和沙皇政府搞交易的君主派地方自治人士，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拿着武器反对地主和官吏、带着“幼稚的共和主义情绪”提议“驱逐沙皇”［注：见《解放》杂志第71期第337页注2。］的农民，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有德国那样的，也有英国那样的；有奥地利那样的，也有美国或瑞士那样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民主革命时代竟没有看到民主主义的这种程度上的差别，没有看到民主主义各种形式的性质上的区别，却专门“卖弄聪明”，说什么这反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反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果实，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可真是了不起。
　　我们的新火星派正好就是这样一些目光短浅但还以此自诩的聪明人。正是在必须善于区别共和主义革命派的资产阶级民主和君主主义自由派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时候和地方，他们却仅仅局限于谈论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至于区别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就更谈不上了。当问题是要在当前的革命中进行民主主义的领导，要强调先进的民主的口号，以区别于司徒卢威先生之流的叛卖性的口号，要直接而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真正革命斗争的当前任务，以区别于地主和厂主的自由主义经纪人行为的时候，他们却满足于忧郁地谈论“各对立阶级相互斗争的过程”，――他们好象真的变成了“套中人”。现在，问题的实质，你们诸位先生所没有看到的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我国的革命是以真正的伟大胜利来结束呢，还是仅仅以一种可怜的交易来结束；是要达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呢，还是“倾注全力”去求得一纸自由派希波夫式的宪法！
　　初看起来，也许会觉得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离开了我们所讨论的题目。但是仅仅是初看起来才会觉得这样。事实上，这个问题正好就是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社会民主主义策略和新火星派代表会议所规定的策略之间已经十分清楚地显露出来的原则分歧的根源。现在，新火星派在解决对工人政党说来是更复杂、更重要和更迫切得多的问题即工人政党在革命时期的策略问题的时候，重新犯了“经济主义”的错误，结果就不是退两步而是退三步了。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十分用心地分析上面所提出的问题。
　　在我们所摘录的新火星派的那部分决议中，指出了社会民主党在和资产阶级不彻底的政策作斗争时有束缚住自己手脚的危险，指出了社会民主党有溶化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中的危险。害怕这种危险发生的思想贯穿在一切典型的新火星派著作中，这个思想就是表现在我们党的分裂中的全部原则立场的真正关键（从这个分裂中的无谓争吵成分完全让位于向“经济主义”转变的成分时起）。我们坦率地承认：这种危险确实存在，而且正是在现在，在俄国革命处于最高潮的时候，这种危险特别严重。我们大家，即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或――我宁愿这样称呼自己――政论家，担负着一个刻不容缓的非常重大的任务，就是要弄清这种危险实际上来自哪一方面。因为我们的分歧的根源并不是争论有没有这种危险存在，而是争论这种危险是产生于“少数派”的所谓尾巴主义呢，还是产生于“多数派”的所谓革命主义。
　　为避免曲解和误会起见，我们首先指出，我们所说的危险不在主观方面，而在客观方面，不在社会民主党在斗争中所采取的形式上的立场方面，而在现在的整个革命斗争的物质结局方面。问题不在于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是否愿意溶化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中，不在于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正在被溶化，――现在谈不到这个问题。我们不相信有哪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会怀着这种愿望，而且问题决不在于愿望。问题也不在于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能否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保持形式上的独立性、独特性、不依赖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自主的地位。他们可以不仅宣布这种“独立”，而且还在形式上保持这种“独立”，可是结局还可能是他们在和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作斗争时被束缚住手脚。革命的政治上的最终结局可能是这样：虽然社会民主党能够保持形式上的“独立性”，虽然社会民主党能够保持组织上的、即党的完全的独特性，但是它在事实上并不独立，并没有力量对事变的进程刻上自己的无产阶级独立性的标记，而且非常软弱，以致总的说来，归根到底，最后，它“溶化”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中终将成为一个历史事实。
　　这才是真正危险的所在。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危险会来自哪一方面：是如我们所想的那样来自以新《火星报》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的右倾呢，还是如新火星派所想的那样来自以“多数派”、《前进报》等等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的左倾。
　　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取决于各种社会力量的行动客观上是怎样配合的。这些力量的性质在理论上已由马克思主义者对俄国现实的分析所确定，而现在在实践上又由各个集团和各个阶级在革命进程中的公开行动所确定。马克思主义者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前很久就作出的全部理论分析，以及对革命事态的发展所进行的一切实际观察，都向我们表明，从客观条件看来，俄国革命可能有两种进程和结局。俄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方面的改革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排除的。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阻止这种改革。但是，从实现这种改革的现有各种力量的行动的配合中，可能得出这种改革的两种结果或两种形式。二者必居其一：（1）或者结果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2）或者是要取得彻底胜利力量不够，结果是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中最“不彻底的”、最“自私自利的”分子搞交易。具体的细节和配合情况多种多样，谁也无法预见；但是总的说来，结局不外乎上述两种中的一种。
　　现在我们把这两种结局考察一下，首先从这两种结局的社会意义方面来考察，其次从社会民主党在前一种结局和后一种结局中的状况（社会民主党“溶化”或被“束缚住手脚”）来考察。
　　什么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呢？我们已经看到，新火星派使用这个概念时，连这个概念的最直接的政治意义都不了解。至于这个概念的阶级内容他们就更不了解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如何都不应当象现在许多革命民主主义者（如加邦之类）那样，让自己迷恋于“革命”或“俄国大革命”之类的字眼。我们应当确切地知道，究竟有哪些实在的社会力量反对“沙皇制度”（这是一种完全实在的而且是一切人都完全了解的力量），并且能够对它取得“彻底胜利”。大资产阶级、地主、厂主以及跟着解放派走的“社会人士”不可能是这样的力量。我们知道，他们甚至不愿意彻底胜利。我们知道，他们自己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不能和沙皇制度作坚决的斗争：他们带着私有财产、资本、土地等过分沉重的镣铐，不能去作坚决的斗争。他们非常需要用沙皇制度及其警察官僚和军事力量来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所以不能尽力去消灭沙皇制度。不，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能够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力量，我们是就主要的巨大的力量来说的，并且把农村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人民”）分别算到了这两种力量中去。“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一早已由《前进报》指出过的结论，是我们的新火星派怎么也无法避开的。除此而外，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
　　这样的胜利正好就是专政，就是说，它必不可免地要依靠军事力量，依靠武装群众，依靠起义，而不是依靠某种用“合法的”、“和平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机关。这只能是专政，因为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所迫切需要而且绝对需要的改革，一定会引起地主、大资产者和沙皇制度的拼命反抗。没有专政，就不可能摧毁这种反抗，就不可能打破反革命的企图。但是，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而是民主主义的专政。它不能触动（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至多只能实行有利于农民的彻底重分土地的办法，实行彻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义，直到共和制为止，把一切亚洲式的、奴役性的特征不仅从农村生活中而且从工厂生活中连根铲除，奠定大大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并提高其生活水平的基础，最后（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把革命烈火烧到欧洲去。这样的胜利还丝毫不会把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不会直接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范围；但是这样一种胜利，对俄国和全世界的未来的发展，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除了已经在俄国开始的革命的这种彻底胜利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毅力提高到这种程度，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把达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完全胜利的道路缩得这样短。
　　至于这种胜利的可能性如何，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决不对此抱盲目乐观的态度，我们决不忘记这个任务的莫大的困难，但是我们既然去斗争，就应当希望获得胜利，应当善于指出达到这种胜利的真正的道路。能够获得这种胜利的趋势是肯定存在的。的确，我们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群众的影响还非常非常地不够；农民群众所受到的革命影响还微乎其微；无产阶级，特别是农民，还非常散漫，非常不开展，非常愚昧无知。但是革命能迅速地把人们团结起来，能迅速地使人们受到启发。革命每向前发展一步都能够唤醒群众，并且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把群众吸引到革命的纲领方面来，因为这是唯一能彻底而完全地代表群众真正的切身利益的纲领。
　　力学的定律告诉我们：作用和反作用相等。在历史上，革命的破坏力量如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以自由的趋向所受到的压迫如何厉害和如何长久为转移，以过时的“上层建筑”和现代的新生力量的矛盾如何深刻为转移。国际政治形势也在许多方面变得对俄国革命最为有利。工人和农民的起义已经爆发，它是零散的、自发的、软弱的，但是它无可争辩地、毫无疑义地证明存在着能作坚决斗争并能达到彻底胜利的力量。
　　如果这种力量不够，那么沙皇政府就来得及做成现在已经由布里根先生们和司徒卢威先生们两方面准备着的交易。那时，结果就会是一纸残缺不全的宪法，在最坏最坏的情况下，甚至会是对宪法的拙劣可笑的模仿。这也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过是流产，是早产儿，是发育不全的低能儿罢了。社会民主党不抱任何幻想，它知道资产阶级有变节的天性，它就是在最暗淡无光的日子，即在“希波夫式的”资产阶级宪法行时的日子，也不会灰心丧气，也不会抛弃自己在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教育方面所做的顽强的耐心的坚定不移的工作。这样的结局就会同19世纪在欧洲发生的几乎一切民主革命的结局多少有些相似，那时，我们党就会循着困难、艰苦、漫长、但已为我们所熟悉、已为人们所踏平的道路向前发展。
　　现在要问：在这两种可能的结局中的哪一种结局下，社会民主党在反对不彻底的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时会真正被束缚住手脚，会真正“溶化”或者几乎溶化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中呢？
　　这个问题只要明确地提出来，就不难马上给以回答。
　　如果资产阶级竟能通过与沙皇政府搞交易来破坏俄国革命，那时社会民主党在反对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时就会真正被束缚住手脚，那时社会民主党就会“溶化”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中，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将不能对革命刻上自己的显著的标记，不能用无产阶级的方式，或者如马克思曾经说过的，“用平民方式”来消灭沙皇制度。
　　如果革命能取得彻底的胜利，那时我们就能用雅各宾派的方式，或者说，用平民的方式来消灭沙皇制度。马克思于1848年在有名的《新莱茵报》上写道：“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来消灭资产阶级的敌人，即消灭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见《马克思遗著》梅林版第3卷第211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25页。――编者注］那些在民主革命时代用“雅各宾主义”这种吓人的字眼来吓唬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人，是否在什么时候思索过马克思这句话的意思呢？
　　现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吉伦特派，即新火星派，并没有和解放派打成一片，但是由于他们的口号的性质，他们已经在实际上成了解放派的尾巴。而解放派，即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是想用柔和的、改良的办法来消灭专制制度：能让步就让步，不得罪贵族和宫廷；小心谨慎，不打碎任何东西；殷勤周到，彬彬有礼，象绅士们一样戴上洁白的手套（如彼特龙凯维奇先生在血腥的尼古拉接见“人民代表”（？）时戴上的那副从刽子手手上脱下来的手套，见《无产者报》第5号）。
　　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雅各宾派，即布尔什维克、前进派、代表大会派或者无产者派――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想要用自己的口号，把革命共和派小资产阶级，特别是把农民提高到完全保持着自己的阶级独特性的无产阶级所具有的彻底民主主义的水平。他们要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用平民方式”来消灭君主制度和贵族，无情地消灭自由的敌人，用强力镇压敌人的反抗，决不对农奴制度、亚洲式暴政和对人肆意凌辱的万恶余孽作丝毫让步。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仿效1793年的雅各宾派，套用他们的观点、纲领、口号和行动方式。完全不是这样。我们的纲领不是旧的，而是新的纲领，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我们有新的口号：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如果我们达到革命的真正的胜利，我们还会有新的行动方式，同力求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和目的相适应的行动方式。我们打这样一个比喻只是想说明，20世纪的先进阶级无产阶级的代表，即社会民主党人，也是分成两派（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就象18世纪的先进阶级资产阶级的代表分成两派，即分成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一样。
　　只有在民主革命取得完全胜利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才不会被束缚住手脚；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才不致“溶化”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中，而会对整个革命都刻上无产阶级的标记，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刻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标记。
　　总而言之，无产阶级要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作斗争时不致被束缚住手脚，就应当有充分的觉悟和足够的力量把农民提高到自觉革命的程度，领导农民举行进攻，从而独立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
　　新火星派解决得极不妥当的所谓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有被束缚住手脚的危险的问题就是如此。资产阶级永远是不彻底的。企图拟订一些条件或条款［注：斯塔罗韦尔在他那个被第三次代表大会取消了的决议中就试图这样做；代表会议在同样不妥当的决议中也试图这样做。］，以为履行了这些条件或条款，资产阶级民主派就能被当作并非虚伪的人民之友，那是再幼稚和再白费力气不过的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彻底的民主战士。只有农民群众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战无不胜的民主战士。如果无产阶级力量不够，做不到这一点，资产阶级就会成为民主革命的首领并且使这个革命成为不彻底的和自私自利的革命。要防止这种危险，除了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以外是没有别的办法的。
　　于是我们就得出一个无可怀疑的结论，即新火星派的策略客观上正是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效劳的。鼓吹组织界限模糊，以至于主张实行“全民投票制”，实行协商的原则，使党的出版物脱离党；贬低武装起义的任务；把革命无产阶级的全民政治口号和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全民政治口号混淆起来；曲解“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条件，――所有这些综合起来，就正好构成了革命时期的尾巴主义政策，这个政策不仅不指出达到胜利的唯一道路，不仅不把人民中的一切革命共和派分子吸引到无产阶级口号下面来，反而把无产阶级引入迷途，瓦解它的队伍，扰乱它的意识，贬低社会民主党的策略。
　　为了证实我们在分析决议的基础上得出的这个结论，我们再从其他方面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来看看一个不大聪明但说话坦率的孟什维克是如何在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解释新火星派的策略的。其次，我们再看看事实上究竟是谁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利用新《火星报》的口号。
《俄罗斯新闻》（《Рус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报纸，年在莫斯科出版。它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君主立宪，撰稿人是一些自由派教授。至70年代中期成为俄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80―90年代刊登民主主义作家和民粹主义者的文章。1898年和1901年曾经停刊。1905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　　《祖国之子报》（《Сын　Отечества》）是俄国自由派的报纸（日报），日（12月1日）起在彼得堡出版。为该报经常撰稿的有解放派分子和形形色色的民粹派分子。日（28日）起，该报成为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同年12月2日（15日）被查封。　　《我们的生活报》（《Наща　Жизнь》）是俄国自由派的报纸（日报），多数撰稿人属于解放社的左翼。日（19日）―日（24日）断断续续地在彼得堡出版。　　《现代报》（《Нащи　Дни》）是俄国自由派的报纸（日报），日（31日）―日（18日）在彼得堡出版。日（20日）曾复刊，但只出了两号。――33。
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是因循守旧、害怕变革的典型。――35。
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两个政治派别。　　雅各宾派也称山岳派，是法国国民公会中的左翼民主主义集团，以其席位在会场的最高处而得名。该派主张铲除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是当时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的最坚决的代表。其领袖是马?罗伯斯比尔、让?保?马拉、若?雅?丹东、路?安?圣茹斯特等。　　吉伦特派代表共和派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主要是外省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许多领导人是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省代表，所以后世历史学家给它起了这个名称。吉伦特派的领袖是雅?皮?布里索、皮?维?韦尼奥、罗兰夫妇、让?安?孔多塞等。吉伦特派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走同王党勾结的道路，最终变成了反革命力量。　　列宁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为雅各宾派，而把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称为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后，列宁经常强调指出，孟什维克就是工人运动中的吉伦特派。――40。
指日（19日）尼古拉二世接见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团一事。这个代表团是由―25日（6月6―7日）在莫斯科举行的有贵族代表参加的地方自治局和市杜马的代表会议选出的。代表团向沙皇递交了请愿书，要求召集人民代表会议以便在沙皇的允诺下建立“革新的国家制度”。请愿书既未包括要求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权，也避而不提保证选举自由。列宁对这件事的评论，见《资产阶级背叛的头几步》和《戴白手套的“革命家”》两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77―283页和第284―288页）。――41。
指亚?尼?波特列索夫（斯塔罗韦尔）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并为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对自由派态度的决议。列宁在《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文中也批评过这个决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165―174页）。――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