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服饰,中国佛教开始创立自己的学说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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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中国发展 从外来文化到主流文化
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传播,在东晋时期佛教发展进入一个重要转折,无论是玄佛合流,为佛教提供一个重要的机遇,还是鸠摩罗什大师来到长安翻译佛经,为中原地区佛经翻译打下非常好的基础,同时还有很多本土高僧西行求法,也促进了佛教文化在天竺、西域和中原地区的一个交流,最关键的一点,是本土的高僧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解决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冲突的一个问题,他们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式,使佛教与儒家文化在一个更高的层面走向了一致,正因为如此,在东晋之后,佛教的发展走上了一个不断繁荣的道路,并且逐渐由一个外来文化转变成中国传统文化。佛教如何从一个外来文化逐渐变为一个主流文化的呢?南北朝时期:佛教走向繁荣文化妥协,包括:对皇权的妥协例如道安提倡:“不依国主,法事难立”对儒家文化的妥协著《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步入一个正轨,在这发展过程中,大致有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方面采取总的策略是文化妥协。这就是从道安到慧远一直采取的策略,从这之后,人们基本上采取了这种策略。妥协表现为几个方面。第一、对皇权的妥协。对皇权不能采取佛教在印度传播时期那个样子来对待皇权,佛教在中国只有依托皇权,才可能走向繁荣。他们常常和皇权之间有着一种密切的联系,同时,帝王对佛教也大力的推崇,应该说,佛教采取的这种策略是比较恰当的,道安强调“不依国主,法事难立”。第二、对儒家文化的妥协。这种妥协表现在很多方面,慧远把佛教里面的一些观念,尽量和儒家的一些观念去协调,甚至在某些方面一致化。这样一种解说在某些时候不一定符合佛教的原始意义,但是为了发展,不得不采取这种妥协的方式。比方说儒家特别重视孝道,但是佛教的一系列行为是与孝道格格不入,甚至争锋相对的。中国佛教界为了凸显佛教的孝文化特点,他们也讲孝道。他们在佛经里找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典故和语句来说明其实佛经也是讲孝道的。甚至于为了表达佛教重孝的观念,还造了一部佛经叫《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其实这部佛经并不是印度佛教流传过来的经书,而是我们本土造出来的一本经书。为了表达佛也重视孝道这么一个观念。同时在佛经翻译过程中,如果里面有些内容和儒家思想有冲突的话,他们往往也把它给隐去或删除掉不翻,或者用一种很隐秘的方式将其翻译过来。比方说印度佛经里面有很多描写女性的成分,因为在印度文化中,对这样一些描写是比较开放的,他们认为是比较正常的,佛经里也有大量的描写,但是这一部分内容在翻译成汉语佛经的时候,就有意无意被省略掉了。特别是一些敏感的词语,像接吻、拥抱用一种音译的方式,不把这个词直接翻译过来,这就表现了对儒家文化的一种妥协。帝王提倡佛教典型:南朝梁武帝第二个方面就是帝王的提倡。佛教界采取了一种妥协的态度,同时,帝王对这样一个文化逐渐开始提倡,他们接受了佛教界所说的佛教文化对于统治阶层有所帮助的这种说法,所以南北朝时期很多帝王都提倡佛教,甚至信仰佛教。虽然有些帝王反对,但总体而言,大多数帝王是提倡佛教的,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南朝梁武帝的家庭一直信仰道教,是道教世家。但梁武帝在任没过两年,就下诏书颁布天下:“舍道入佛 昭告天下”,同时也让后宫嫔妃孩子信仰佛教,也让大臣们信仰佛教,甚至有一次听说某一大臣没有信仰佛教的,他挺着急,把他找来做他的思想工作。可见梁武帝对佛教之用心。同时,他自己解读经书,在讲坛上讲经,他把自己布施给了当时的皇家寺院,舍身同泰寺。大臣们就很着急,皇帝都被舍到寺院了,梁武帝说你们可以用钱把我赎回去,所以大臣们不得不用钱把皇帝给赎回去。这一方面反映了梁武帝对佛教的一种信仰,也给寺院布施了很多钱财,我们可以感觉到寺院的一种经济实力。类似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一共发生过四次,梁武帝舍身同泰寺一共有四次,可见梁武帝对佛教提倡的一种热烈,所以佛教在梁代是处于国教的地位。南朝四个朝代寺院经济宋1913所 36000人齐2015所 32500人梁 2846所 82700人陈1232所 32000人正因为有着帝王的提倡,南北朝时期,寺院经济非常发达,南朝的四个朝代,寺院的所数以及当时僧众的人数,据统计,宋有寺院1913所,僧众一共有36000余人,南齐寺院有2015所而僧众有32500余人,梁代寺院有2846所,僧众有82700余人,陈相较弱些,寺院有1232所共32000人,这是南朝。而北朝,根据史书记载,北朝北魏末年,北方寺院一共有三万余所,而僧尼有两百余万人,到了北周末期,寺院有四万余所,僧众一共有三百余万人。有如此多的寺院和僧众,可以看出经济实力。因为信仰的人多,布施的人也多了。关于寺院的经济实力,我们可以根据历史上的一个记载,来看它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在刘宋时期,南朝的宋,元嘉年间,宋文帝准备北伐,去攻打北方的北魏,但通过计算发现国库的钱不足,宋文帝找寺院借钱,从这样一个侧面可以看到,寺院的经济实力是多么的强。寺院经济实力的增强显然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以至于政治的发展,所以面对这样的状况,总是有人站出来反对佛教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所以,南北朝时期,对佛教的批评也一直持续着,同时佛教界也常常会有人出来辩论护佛。护佛论辩范缜:“神灭论”灭佛:“三武一宗”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帝、后周世宗在南北朝时期,最有名的一次辩论是在齐梁时期,在南齐的永明年间,范缜一个士人,写了一篇文章,论一个问题叫神灭论,因为当时佛教界推崇的是神不灭论,用此来证明佛教的一种理论基础,而范缜(zhen)针对这样一种理论提出了神灭论,其实就是对佛教理论的一种批判一种否定,此论一出震动了佛教界,认为这样一种理论是对佛教界理论的完全否定,所以纷纷起来跟他辩论。包括一些帝王也组织人来跟他辩论,结果一直没有把范缜辩倒。这个问题一直持续到梁代,梁武帝,这位信仰佛教的最有名的皇帝。在位时,他组织过一次针对神灭论的辩论,他布置给他的大臣和高僧一个任务,让他们每人写一篇神不灭论,来驳倒范缜的神灭论。类似这样的争论一直持续着,总体而言,南北朝时期,佛教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戴,所以它才能不断地走向繁荣。这个时期,对佛教打击的事件也有几起,在历史上被称为三武一宗,法难灭佛,其中在南北朝时期有两次,主要是在北方,一位是北魏太武帝,另一个是北周武帝。这两个武帝在位的时候,曾经有过灭佛的行为,就是对佛教进行打击打压。但总体而言,佛教还是受到大多数帝王的推崇,这使它不断的走向了繁荣。佛经翻译:翻译由经典转向论典翻译大师真谛为代表佛经翻译同样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佛经翻译逐渐的由翻译经典转向翻译论典,使得佛经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在南朝陈这个时期一位翻译大师叫真谛,这个时期翻译的佛经和以往不一样,从语言方面,完整性方面和准确性方面都比之前大大的提高。这一系列的发展变化,为佛教走向繁荣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隋唐时期:佛教处于繁荣期儒道释三教并立与融合佛经翻译:达到真正成熟的时代翻译师典型代表:玄奘学派林立: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净土宗、禅宗等佛教进入唐代,从隋唐开始才真正的走向了繁荣期。因为隋唐之前,特别是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发展,可以说为佛教走向繁荣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那一时期佛教的发展,更多是在引进学习这样一个阶段,具体就是印度或西域有佛经传过来,我们这边就去翻译它学习它,而且把它作为一个标准去照着说。经历了数百年的融汇贯通和理解,到了隋唐时期,中国的佛教不再是被动的照着说,还可以接着说,这和整个隋唐时期文化的背景是有关系的。这个时期儒家、道家和佛教开始处于一个并立的位置,而且三教间不断地融合,佛教内部之间也不断在融合。隋唐以来,南北对峙这样一个状态没有了,南北的文化开始融合,各方面文化开始融合,而三教之间的融合也不象之前一种对立,这为佛教文化的繁荣打下一个好的文化基础。第二方面这个时期的佛经翻译达到了真正成熟的一个水平,尤其是以玄奘为代表,玄奘西天取经,他和鸠摩罗什还不太一样,鸠摩罗什是一位天竺人,是位外来的高僧,虽然在语言上也能够做到很流利,在汉语上没有什么障碍,而佛法水平也不一般。不过,玄奘是一个中国人一个汉人,他去印度学习佛法,语言和理论水平同样非常高,回来以后带回佛经进行翻译,唐王朝还专门为他设立了这样一个翻译的译场,类似于工厂,有一套流水线,每一个步骤有专人来把关,所以这个翻译水平又达到新的高度。标志隋唐时期佛教进入繁荣状态的一个更重要因素是这个时期,中国佛教界开始可以创立自己的学说,不再是照着说,还可以接着说。隋唐时期形成了一系列佛教宗派,像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净土宗、禅宗等,都是非常有名的。尤其是禅宗的创立,使中国佛教的发展有了一个巨大的转折或者巨大的飞跃。以至于后来禅宗就成了中国佛教的一个代名词。无论是天台宗、华严宗还是唯识宗和净土宗,虽然他们所阐释的经典还是印度的佛教经典,可是他们阐释的思想观念却是有新意的,他们不象以前那样只会照着说,现在是可以接着说,不仅可以接着说,还可以自己说。也就是还可以创新。比方说禅宗,就很有创新的一个意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才能讲佛教文化走向了繁荣,或者走上了一个独立发展的道路。也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过程,佛教文化才从一个外来文化转变为我们本土的文化,所以经历了唐朝佛教的发展,佛教到了宋元明清时期,可以说进入了一个融入期的状态。宋元明清时期-融入期诸宗融合:禅宗和净土宗融合为主轴调和儒道佛经翻译宋:汉译佛经的尾声以前人们在介绍宋元明清佛教的时候,常常有一种说法叫衰落期,佛教在这个时期好像衰落了,说它衰落,可能是从这样一个层面来讲,作为一种文化,创新的东西已经不多了,这样一种说法容易引起人们一种感觉,似乎这个时代佛教不行了,其实恰恰不是这样的。宋元清明时期,恰恰是从宋以后,佛教开始确立了它作为中国三大传统文化之一的地位,也就是完全融入到中国文化之中,已经成为我们的文化了。所以宋以后的士人,对儒道释三家文化,都能够融会贯通,都能够有所了解,而且宋以后的很多文学艺术作品里面,佛教的成分也是一种很自然的成分,就像儒家的成分、道家的成分在这些文艺作品里面出现一样。那么在宋以后,佛教的发展大致是这么一个状态,第一个就是各种宗派之间开始融会,在唐代形成一系列的宗派逐渐在合流,其中最有名的是禅净合流,就是禅宗和净土宗合流,并成为主轴。然后是调和儒道,就是儒道释三家文化已经是一种并行的状态。它们之间互相融合互相吸收,使得中国文化的发展,不断生发出一些新的东西。比方说我们都知道,宋明理学对佛教文化有不少的吸收,这时候佛经翻译可以说确实走向衰落了,因为可翻的佛经已经不多了。早期翻译的佛经,基本上已经把可翻的佛经已经翻译完了。所以宋代的时候,还有一些佛经翻译的活动,朝廷专门设译经院来翻译佛经,这已经是汉译佛经的尾声。宋以后,基本上就没有再翻译佛经。而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大部分都完成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绝大部分佛经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都翻译过来了,所以宋以后,基本就没有佛经可翻译。简单的说,宋以后佛教文化就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主流文化。一直发展到今天,成为我们文化成分中的一个元素,很多佛教文化的元素,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已经成为了一种日用而不知的一种文化元素,以至于我们没有觉得它是一种外来文化,而是我们自己的文化。佛教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反思佛教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解脱人生之苦解决此问题的终极方法:灭尽执著解决此问题的具体路径:佛所说之佛经后世佛教徒面临的困境:依法还是依人?大乘佛教欲突破此困境的努力:比如《金刚经》如来说____,即非____,是名____。佛教中国化后面临同样的困境如何解决?关键在禅宗到目前为止,我们从佛教发展的历程,就是从印度一直到中国这样整个历程,已经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我们对这样一个发展历程做一个回顾与反思。我们应该了解到,佛教在创立的时候它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他要解决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解脱人生的痛苦,佛祖在菩提树下悟出了这样一套理论和方法,这样一套方法是什么样的呢?可以说解决这一问题的终极方法就是要灭尽执著,也就是说达到灭这个境界,摆脱执著和烦恼的束缚。当然,我们说这样一个终极方法说出来似乎很简单,但要达到这样一个境界,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对于这样一种终极境界,或者是终极方法,如何去达到,如何去做。其具体的路径,可以说都在佛说的佛经里面。我们可以这么理解,佛所说的佛经,实际上就是在告诉人们,如何去达到灭这样一种终极境界,或者说达到这样一个终极的方法,以此来解脱人生之苦。佛祖当初在印度讲经的时候,从三十五岁成佛到他八十岁去世,四十五年间讲了非常多的佛经,不同的佛经就代表不同的路径,但是所指向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佛说佛经,常常是随机讲经,不拘一格,无论从内容还是从文体,有各种各样的变化,甚至语言,用不同的方言来讲,但是内在精神却是一致的,所指向的目标是一致的,然而后世的佛教徒却面临着这样一种困境,那就是依法还是依人?佛祖当初在去世的时候,曾经告诫他的弟子们,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要依法而不要依人。那就是说,弟子们以后修行去追求佛教的终极境界,应该是遵循方法,或者说你甚至于可以去探求方法,而不要依人,不要把人作为一种方法,实际上就是佛祖的一个担心,担心以后弟子们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权威,当成了一个终极的方法和终极的规则。回顾佛教发展的历史,我们了解到后来的佛教徒恰恰在很多时候,是依人而没有完全依法。从第一次结集时,弟子们整理佛经,前面加上一句“如是我闻”开始,这句话里面已经隐含着一种把佛祖权威化的萌芽,而随着后来佛教的发展,确实是如此。后来的佛教徒们不断地把佛陀权威化,甚至于神化,把佛经也经典化,佛经成了一个不可逾越不可置疑的一种象征。这样一种权威化和经典化的现象,必然会带来一种问题,很容易造成一种故步自封的结果,也就是说,后人在学习或者探求解脱人生痛苦的方式或者说达到灭这样一个终极境界的方法的时候,可能会把佛所说的这些方法当成了终极方法,或者当成了唯一正确的方法。佛在当初说佛经的过程中,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针对不同的人,针对不同的地域、文化、不同背景的人,他讲经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方式不同,目标是一样的。如果佛在世说经不是四十五年,如果是五十年、六十年或者更长,佛所说的佛经还会更多。有时候我们会想,佛当初说佛经,为什么没有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可能有这么一种原因,佛所说的这些东西其实不是固定的,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没有必要把它记录下来,甚至于说完以后就可以扔掉,对于不同的人还有不同的方法,其实如果他的弟子们后来明白了这么一种道理,那么对佛经就不应该把它做权威化经典化的对象,后人还可以不断去探求,达到终极境界的路径和方法。因为从理论上说,这样一个路径和方法是有无数条的,条条道路通罗马,佛在世时也并没有把这些方法都穷尽,后人同样可以依法去探索路径,而不要依人。但是现实的佛教的历史,很多佛教信徒其实是依人而不是依法。如何解决这样一种困境,后来的佛教派别里面,有一些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或者说已经意识到这样一个困境,并且意图去突破这样一个困境,比方说,大乘佛教兴起以后,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举例说明,金刚经中有非常有名的三段话,出现了二十余次,《金刚经》里面佛与须菩提之间的对话,佛不断地说,如来说(什么) 即非(什么) 是名(什么), 为什么佛要不断地说这样一段话,如果说我们填进去一个常见的一个词,佛法。佛说佛法,或者如来说佛法,即非佛法,是名佛法。这两句话显然让人感觉到一种矛盾,明明佛在说佛法,为什么佛要说这不是佛法?这是非佛法,即非佛法,是名佛法。这样一个三段论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或者说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困境,不要把佛所说的经典神化了。佛自己说了,我说的佛法,不是佛法,其实在告诫弟子们不要把这样一个东西权威化经典化,佛法是有无数的,并不是佛说的就一定是佛法,或者说是唯一的佛法。这样说完马上否定的方式就是在告诫人们或者提醒人们,不要把佛法或者佛权威化经典化,要依法而不要依人。后人还可以不断地去探求,达到佛教终极境界的路径和方法。因为不同时代的人,背景和境况都不一样,同样也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说,或者来探求,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随着佛教的中国化,中国的佛教徒同样面临这样的困境,佛教的中国化,佛教也强调忠也强调孝,显然这是和之前的佛教文化,印度的佛教文化不一样的,这里面也有一种困境,如何解决这样的困境呢?在中国也有一个派别,在解决这样一个困境的努力中,应该说做的比较好的就是禅宗。了解禅宗如何形成?并且如何解决这一困境的?我们只有把禅宗放在佛教整个历史上来看,可能才能更深切的理解禅宗的思想的意义与价值所在。请继续保持关注。(本段观点摘自武汉大学高文强教授)参考阅读:高扬 荆三隆:《金刚经新解》,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魏道儒:《坛经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方立天:《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杜继文:《佛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杜继文 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葛兆光:《中国禅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方广锠:《中国佛教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任继愈:《佛教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佛光大辞典在线版:https://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恭敬经典 南无阿弥陀佛 合十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开始创立自己的学说了吗-百谷歌隋唐时期中国佛教本土化与正统化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影响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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