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学术争鸣中的文风文德
浅谈学术争鸣中的文风文德
——兼与吴新元教授商榷
笔者与中共青岛市委党校吴新元教授历时三年多的记叙文六要素争鸣，其根本分歧，早在2012年9月吴的《记叙文六要素新论》（简称《新论》）在《写作》发表不久，也就是我热烈赞同《新论》的高潮期间，我于2013年2月2日，在“陈方柱网站”发表《调研文章如何做到八要素齐全的思考》，就明确公开表达：我准确无误地在他的“六要素”上增加“两要素”为“八要素”，这就表明我认为他的六要素仍如传统六要素一样未能全面、完整、准确概括客观世界构成；随后，我对他的《新论》产生更大、更全面的质疑，并迅速向反对、挑战、争鸣、死嗑转变，于2013年11月在《写作》发表《记叙性文章材料三个六要素说哪个更好——兼与吴新元教授商榷》（简称《更好》），牢固树立对《新论》“一个赞同、三个反对、三个坚持”的理念，坚守到底。其聚焦点就集中在对传统记叙文六要素说的认识和行为上：吴教授是“一个肯定、三个照办”：“一个肯定”指他认为“这六大要素较好地概括了客观世界的构成”；“三个照办”指他即以传统六要素之道，还治传统六要素之身，与传统六要素一样未能全面、完整、准确概括客观世界构成，一样犯了多级要素混杂的逻辑混乱错误，和以偏占全、由记叙文独占六要素的错误，并坚持到底，死不认错。笔者的“一个赞同、三个反对、三个坚持”：“一个赞同”就是赞同吴对传统六要素的“一个肯定”，这是我《更好》及其后来所有争鸣文章立题命意的基点；“三个反对”就是反对吴的“三个照办”，也就是一并反对传统六要素说所犯的三大逻辑错误；“三个坚持”就是坚持把所有六要素调整为“时间、地点、人物、事物、实物、数量”六个一级要素，坚持任何一个六要素都不为记叙文独家所有，坚持陈氏（后为事实）六要素说更好，并坚持到底，寸步不让。
三年多来，吴教授面对我的争鸣和挑战，对自己《新论》所犯“三个照办”的逻辑错误，不正确面对，翻然改进不说，反而不断改变手法，翻新花样；故弄玄虚，转移论题；因循守旧，扬长护短：一是分别于2015年4月和8月在中国公文研究网和在成都召开的全国第十四届公文学术年会上发表（发言）《记叙文要素论：还是“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思想情感”六要素说更好——兼谈文本要素、文体、表达方式等写作学基本概念并答陈方柱先生》（简称《还是》），主要用谈文本要素、文体、表达方式等写作学基本概念反驳我对他《新论》的“三个反对、三个坚持”；10月10日，中国公文研究网发表我的《再论记叙性文章材料三个六要素说哪个更好——兼对吴新元教授“两论一讲十三信”总回复》（简称《再论》），把吴的《还是》驳得体无完肤；
10月21日，吴又在中国公文研究网发表《堆粪钉掌难为柱，有文无方须推陈——驳陈方柱主任对我“记叙文要素新论”的再批评》（简称《骂文》或《骂三百》），再次改变手法，转移论题，高举文风文德旗帜，反驳我的《再论》；12月24日，网站发表我针对《骂文》的反驳文章《我问骂圣吴新元——答吴新元〈堆粪钉掌难为柱，有文无方须推陈——驳陈方柱主任对我“记叙文要素新论”的再批评〉》（简称《我问》）。本文仅就文风文德这一论题，向吴教授做点回复。
一、学术争鸣与文风文德
在学术争鸣中，适当引入文风文德的内容，无可厚非。良好的文风文德，不仅可以保障学术争鸣沿着正确的轨道进行，还可优化争鸣氛围，营造良好的争鸣环境，使争鸣各方相互尊重，相互配合，共同努力，把学术理论探讨引向深入。
感谢吴教授在吴我第三轮的争鸣中引入了文风文德这两个新的重点，使我十分警醒和震撼。于是，我就逐字逐句地反复翻阅《骂文》全文，看其有没有像《还是》介绍文本要素、文体及表达方式等写作学基本概念那样详细的内容，谁知结果很令我失望，全文除这两词4字重复多次孤零零地出现外，未见其定义、内涵、外延、功能、作用有半个字表达。这就不仅使这两个重点在文中出现的重要意义大打折扣，也使我对吴引入这两个重点的动机和效果产生了严重质疑。
那么，什么是文风文德呢？
所谓文风就是文章所体现的思想作风，或文章写作中某种倾向性的社会风气和作者语言运用等的综合反映。它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特征，是社会上带有普遍性和倾向性的文章现象。也有人认为：文风，就是著文立说的风气，即包括写作者的态度和方式方法，也包括文章、著作的风格特征，如文章是真实还是虚假，是繁琐还是简约，是晦涩还是通俗，是陈旧还是新鲜，是华而不实还是朴实无华等。还有人认为文风即是人风，也即文如其人，或人如其文。这就与文德联系得很紧密了。什么是文德呢？《现代汉语词典》没有这个词条；新东方网对其释义为：1. 指礼乐教化，与“武功”相对。2.写文章的道德。这就说明文风文德紧密联系，对写文章、书籍极其重要。
学术争鸣主要通过评价、论辩文章、书籍好坏、质量优劣，推动学术进步，学术理论乃至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对其文风文德的要求更高、更严。
我们的争鸣一开始，就受到中国公文研究会及其网站的重视和支持，特别是面对面争鸣在成都会议上进行后，网站进而开辟专栏，反复登载双方争鸣文章，旨在将这场争鸣引向深入，吸引更多的写作学专家学者参与进来，明辨是非曲直，殊途同归，最后得出正确结论，共同把我国写作学理论研究事业推向前进；明确要求大家本着与人为善和公平公道的原则，从更加深广的范围内进行仔细研讨，活跃学术气氛，推进应用文学术发展；还反复强调：“真理自在人心”；学术争鸣不能说脏话；涉及类似有辱人品、人格之类的作品，一律停发。体现了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及其网站对文风文德的要求高而严格；文风良好，文德高尚。
我理解：文风文德在学术争鸣中是十分重要的。当今世界，知识爆炸，学派林立，学者云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强中更有强中手。最重要的，是要有敬畏之心、包容之量；应该是互相尊重，尊重第一；最好是各自都把论敌当作自己的朋友和合作者；谁是谁非，谁胜谁负，并不重要；是与非，胜与负，都是相互转化的：今天是，不一定明天还是；今天胜，也不一定永远胜。能合则合，不能合一，就各执己见，任何一方都不可强词夺理，强加于人。学术争鸣，一定要遵守各相关规则，包括文体、语法、逻辑规则等；一定要以理服人，以事实服人；切不可以学历、学识、荣誉、奖励、雄辩、狡辩服人；更不可以贬损、谩骂服人。任何人都要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勇于向真理低头，从善如流，择善而从。这些，应该成为学术争鸣的永远的规则和风气，大家共同遵守。
二、我国当代学术争鸣中的文风文德管窥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成为我国科学和文化工作指导方针，具体讲，就是在文艺创作上，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题材、不同手法的作品同时存在，自由发展；在学术理论上，提倡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互相争鸣，自由讨论。改革开放后，这个方针全面执行，各级各类争鸣期刊不断涌现，专业期刊如北京的《作品与争鸣》、上海的《探索与争鸣》、吉林的《文艺争鸣》等；根据时势发展和实际需要，定期不定期设置各种争鸣专栏的报刊、网络汗牛充栋，数不胜数；参加人员有各级各类领导、学者、教授、干部、职工。为了弄明本次学术争鸣中的文风文德问题，我特意查阅了近40年来全国30多个报刊及其设置栏目所开展争鸣的内容及其探讨的文风和文德情况。总的是文风良好，文德高尚，既较好深化了学术文化理论研究，促进了学术文化工作，还更好地服务了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从这些参与讨论、争鸣文章及其经验总结的文章、书籍看，其好的文风文德主要为：
（一）讲“四话”。这四话即即将问世的拙著《调研写作学》第三篇第一章第七节讲“四话”正文风中的真话、实话、新话、直话。吴教授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的戒“空”打“假”，正好与拙著四话中的实话、真话相对应，真是不谋而合。拙著所说新话，就是说话要有新思想、新思路、新内容、新举措，不是陈词滥调、人云亦云；直话指说话的方式，要秉笔直书，直言不讳，直抒胸臆，直来直去不拐弯，心直口快，简洁明白，反映言者胸怀坦荡，刚直不阿。我翻阅的近40年30多篇专题讨论、争鸣的文章，几乎篇篇都较好体现了讲四话的优良文风。比如，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影响最大、最著名的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尤其南京大学胡福明教授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当时真如一声惊雷，震撼人心。其震撼力，主要就来自作者针对当时文革结束以后的一片“假大空”乱象，大胆讲了“四话”；我读刑贲思的《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砍旗”吗？》（载1979年9月20日《工人日报》）等文章，也都是讲“四话”的经典。&
（二）讲道理。学术理论争鸣的重中之重就是讲道理，讲理论，讲大道理、硬道理，讲真理；靠用事实说话，用事实讲理，就事论理服人；不靠吹牛拍马、歪理邪说、职位、获奖、行政命令服人，甚至拉大旗作虎皮吓唬人、欺骗人。从我重温和新拜读的近40年中争鸣文章、书籍的情况看，99%是讲道理，讲硬道理、大道理的，不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鸡毛蒜皮、巧言令色。如《秘书》1988年第6期的“笔谈与争鸣”共发表7名作者争鸣文章。《理论探讨》1994年第5期发表朱漪《辩证地理解公有制的地位与作用——与胡连生同志商榷》，主要站在张书印观点一方，针对胡连生在当年该刊第1期发表与张书印商榷的文章，提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特征，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拔高或贬低公有制地位和作用就要犯‘左’和右的错误”等观点，以作张书印文章的补白，与胡连生进行再一次商榷，做到有理有据，以理服人。
（三）要有理论责任心、自信心和参与精神，敢于参与，敢于向权威挑战，理直气壮，无所畏惧。如安徽省六安县肉类加工厂职工龚维英，不怕自己地位低，又是史学界的门外汉，敢于“参照古今学者研究结果，择善而从”，针对当时史学界一种仅凭《山海经·大荒西经》所言的神话故事等三条论据，就“证明启是一个荒淫无度的家伙”，大胆提出《夏启“荒淫无度”说质疑》的争鸣文章，被全国著名大雅之堂的《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二期登载；在当年10月，又被更为著名的《新华月报》转载。较好体现了龚维英高尚的理论责任心、自信心和参与精神，及敢于向权威挑战，理直气壮，无所畏惧的文风与文德，成为改革开放中小人物争鸣大理论的一个典型范例。
（四）讲大度。学术争鸣，在一般人眼里，就是文人相轻，文人们争名夺利、互相贬损的争斗；少数参与者，甚至知名学者，对此也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出发点和目标，个人意见第一，心胸狭窄，小肚鸡肠，甚至于闹个人意气。从我重温和新拜读的近40年中争鸣文章、书籍的情况看，100%没有这种情况，而是大家都豁达大度，既有敬畏之心，又有包容之量；既互相尊重，互相配合，又积极争鸣，明辨是非曲直，殊途同归，最后得出正确的结论，共同把我国写作学理论研究事业推向前进。如上海大学《秘书》杂志原副主编、中国公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耀国教授，一生潜心秘书学及相关学科学术理论研究，著作等身；在他2014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耀国秘书科学研究文萃》一书中，就有学术争鸣文章11篇。我通读这11篇争鸣文章及其附文后，从两个方面管窥争鸣文章的文风文德：一是看刘耀国先生的文风文德：刘老争鸣的对象，既有秘书界的老前辈甚至泰斗人物及秘书学奠基之作，又有一般秘书理论研究人员及其问题，刘均胸怀坦荡，既怀敬畏、尊重、包容之心，又明辨是非曲直，丁是丁，卯是卯，褒贬分明，一丝不苟。如在《秘书科学萌发与清代幕学专著——兼与董继超等先生商榷》一文中，对秘书理论界董继超等老前辈“不符合史实”地方一一指明，不让“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在《三议李欣先生的秘书工作基本规律说》一文中，针对被称“我国现代秘书学奠基人”李欣的奠基之作，秉笔直书，直言不曲地表达了自己历来所持的三点意见：“第一，要肯定；第二，有不足；第三，须完善”，毫无保留，全盘提出；心直口快，酣畅淋漓。其高风亮节，溢于言表。二是看刘与众多争鸣对象，如亲朋好友，既据理力争，寸步不让，又相互尊重，殊途同归。如刘与刘翔飞、罗谢君就《册府元龟·幕府部》的史鉴思想和历史价值的两次商榷及杨文起的相关文章共4篇争鸣文章，他们相互尊重、互相配合，可说是谱写了一曲共同推进秘书学理论研究发展的优美乐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我重温和新拜读的近40年中争鸣文章、书籍的情况看，在文风文德上还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特点是，格调高雅，语言质朴，干净利落，没有一个低俗、媚俗、庸俗的字、词、语句。
三、从争鸣实践看吴氏文风文德
从吴教授自我介绍中得知，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吴主动和被动参与过不少场次学术争鸣活动，发表过不少争鸣文章，对当代学术争鸣政策和情况十分熟悉，深知学术争鸣中文风文德的重要性，因而，才主动以文风文德向我挑战。古语云：听其言，观其行；还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文就以古今一致的用人的行为和实践检验方法，回顾并检验吴氏在历次学术争鸣中的文风文德，发现原来他这一手竟是一个幌子（引自《理法》第190页吴称李昌远提出树立良好的学术研究与“争鸣”之风的意见为“意气宣泄的幌子”），他竟是用这个幌子，掩护自己拉大旗作虎皮吓唬人、欺骗人；哗众取宠，混淆视听；虚张声势，夸大其词，乱扣大帽子；胡搅蛮缠，贬损谩骂，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一）从李吴争鸣看吴氏文风文德
为此，我大致翻阅、查对了吴教授《理法》、李昌远《秘书工作研究百篇——耄耋秘苑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简称《百篇》）及其《2016年1月13日致陈方柱同志的信》（简称李《信》），具体从三个方面看：
1.用造谣中伤、散布谎言（李《信》中语）代替讲真话。李《信》主要披露了4件事：一是吴说李“从2006年开始经过3～5年的研读、探索……针对吴的《理法》的前身《公文写作一读通》……‘巨细无遗的全面解读和质疑’……”系吴“杜撰”。
二是吴说“两刊”（《秘书战线》《秘书理论与实践》）停发双方争论文章，并未通知他，其实李也只接听过《秘书战线》电话，未讲原因，李就当即表态同意，认为两刊是一视同仁的。
三是成都会议无谁邀请李，李不知有此会，吴说“李老自知理亏，不敢到会当面讨论”，这是吴“又在通过造谣抬高自己”。
四是吴在2014年2月2日致陈方柱复信中说“李昌远讨论文章，全部收录在书（《理法》，陈注）中138～190页”。李《信》认为，吴“这又在说谎。”“而且谎言叠加，混淆视听。”实际上李吴此次争鸣，李是4篇文章，吴在《理法》中只收录了3篇，第4篇未录。吴在成都会议印发和发言的《兼答李昌远先生》中，辩称此事说：“从网络传来影印件，看到其内容如其按语只是重复以前一些偏执空洞泄愤贬损之语，并无新的理据论证，加之并无期刊印证，因而不予采纳。”李《信》披露：“我在编辑拙著《百篇》时，就电话问过吴，为什么《理法》不登争鸣中我的第4篇文章，他避而不讲原因，但承认未登。这说明他早见过此文，何来从‘网上’见？此其一。其二，拙著《百篇》出版后，即邮寄一套送他，记得他用手机发来短信，坚持说他的理论不可动摇，达到科学‘最高境界’云云，旨在气我，我一笑了之，未复。可见他早知有载第4篇的拙作，又何来从‘网上’得之？何况拙作从来没自主上网，是否有他人发到网上，我至今仍不知情也没有搜索过。其三，吴说第4篇文章‘无期刊印证’，该文明明登载在《秘书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6期上，吴作为该杂志经常的作者与读者，不会见不到吧！为什么吴新元先生明知我有第4篇争鸣文章，而无胆量收录在他的《理法》中呢？我在拙著《百篇》收录吴的全部9篇争鸣文章的《按语》中，事实上已经作了剖析，但仍提醒他，其原因‘只有吴先生自知’（见《百篇》第527～529页），目的是劝他有点自知之明。殊不知他不听劝告，反而在2015年8月于成都召开的全国公文学术研讨会上竟背着我散布种种谎言，并攻击李的第4篇文章‘只是重复以前一些偏执空洞泄愤贬损之语，并无新的理据论证’……事实是该文对吴写的9篇（其中有3篇是未公开发表载入《理法》）中的4篇核心文章（即全面展示了他的以‘公文内容三要素’为核心的吴氏理论体系，含文体与表达方式论、内容要素论、格式规范论、评价标准论、写作过程论五部分）的全面辨析，指出其建立理论体系的指导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方法是烦琐哲学，故作深奥，内容矛盾百出，问题多多，远未达到吴氏所谓科学化的‘最高境界’。从而，剌痛了吴氏理论体系的‘软肋’，因此他不敢将该文通过自己之手公之于众，让读者两相对照，分别其谁是谁非；同时，这也便于他掩盖和歪曲事实、漠视真理，用‘假、大、空’自吹自擂和攻击他人等手法来喧染和维护吴氏理论。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经笔者查对《百篇（下）》《理法》两书，可进一步证实吴在“并无新的有思想价值的理据论证”上说谎：一则，从李4篇讨论文章的大标题看，4篇文章的大标题及其侧重点各不一样；大标题侧重点有交叉的只有文章1和文章4：文章1的标题为《现代公文正文内容结构的商榷意见——评吴新元著〈公文正文三要素说与公文正文格式化导论〉》，文章4标题为《再评吴新元“公文内容三要素说”及其写作理论体系——兼答对拙文〈现代公文正文内容结构的商榷意见〉的质疑》，文章4明显是文章1的继续和延伸。二则，从这两文的小标题看：文章1有3个小标题：（1）吴著对研究公文正文结构开拓了一条思路，但尚有缺陷；（2）不宜将公文内容格式化，更难说掌握内容构成“三要素”就能“一读通”；（3）欢迎“争鸣”，取长补短，繁荣公文理论研究。文章4的3个小标题为：（1）关于所谓公文“正文三要素”与“内容三要素”说的研究对象；（2）关于所谓“公文内容三要素说”写作理论体系的构建；（3）关于所谓“公文三要素”的格式化。文章1的3个小标题，只有第2个涉及到“格式化”和“三要素”；文章4的3个小标题都涉及到“三要素”，第3个还同时涉及到“格式化”。这说明在内容上，文章4是文章1第2个小标题多侧面的展开，这是绝对不可说“并无新的理据论证”的。三则，从篇幅上看：文章1第2个小标题从第473～479页，有6页内容；文章4从第510～526页，有16页内容。四则，从具体内容看，文章1收录“国办”“中办”等文件例文4个，占2.5个页面，占了40%篇幅，围绕“格式化”“三要素”论述的内容十分有限。文章4则分别从三个方面对“公文内容三要素说”及其理论体系进行了深入探讨（没有收录例文），这怎么能说明文章4“并无新的理据论证”，有理由“不予采纳”呢？
2.用夸大其词、扣大帽子代替讲道理。从《理法》收录的李昌远讨论文章的第一篇《现代公文正文内容结构的商榷意见》看，用语谨慎而谦恭：3个小标题分别为：（1）吴著对研究公文正文结构开拓了一条思路，但尚有缺陷；（2）不宜将公文内容格式化，更难说掌握内容构成“三要素”就能“一读通”；（3）欢迎“争鸣”，取长补短，繁荣公文理论研究。导言第一小节最后称：“对这一著作，我先是粗读，最近抽时间又细读，收益匪浅。”第小节最后又说：“本文仅围绕公文正文内容结构这个主题，提出几点商榷意见。”第一个小标题下的引言最后一句更为客气：“有以下几点似应商讨。”全文13000字，轻言细语，鞭辟入里；苦口婆心，娓娓而谈；赤诚之心，溢于言表。吴氏仅是针对李的前2小题就写了4篇雄文，以3万多字的压倒篇幅猛烈回击，第1篇文章的大标题落笔就是“怎一个‘结构’了得……”声色俱厉，恶语相加；后边更是纵横捭阖，一泻千里，共列出15个二级标题，极尽故弄玄虚、避实就虚（李称为“雾里看花”）、避重就轻之能事，不惜夸大其词，接二连三扣大帽子以代替讲道理。吴在其回复的第2篇文章“兼答李昌远先生二”结尾处称：“对比李老前后两次给笔者杜撰的‘罪名’……第一次是诬笔者绝对肯定‘章法’，第二次却又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反诬笔者绝对否定‘章法’——李老到底想治笔者什么‘罪’呢？反正两个‘罪名’都是‘死罪’，蒙上一个非死即亡，但‘罪名’是否属实就不必管那么多了！”吴在其回复的第4篇文章“兼答李昌远先生四”，给李文扣上4顶桂冠：即“割裂法”“转移法”“贬低法”“否定法”进行“辩驳”。如“一、辩驳割裂法”，就是列出了一大串发表吴多篇文章的期刊名称，和“数以万计的读者、学员纷纷给予……等盛赞”之类，用以代替其“辩驳”的“理据论证”。这不就是扣了一顶大帽子，讲了一通空辩驳、假辩驳、无辩驳吗？难道那些期刊名称、粉丝赞颂就都是论证了吗？
3.用恶语相加、贬损谩骂代替学术争鸣。从李信和吴书对照看，二人以文相交自2004年起，2005—2010年在公文学术讨论会上还见过面，互相尊重，以礼相待，应该算朋友了。谁知吴在2009年1期《秘书理论与实践》发表李吴三轮讨论文章第一轮第1篇回复《怎一个“结构”了得……》时还竟是恶语相加，在同年《秘书战线》第1、2期发表《谈抒情性公文的科学性等问题兼答李昌远先生》（第二轮），就忍耐不住，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学术争鸣中贬损谩骂、大骂论敌、大骂老人；并且一骂不可收场，逐步养成谩骂恶习，愈演愈烈，发展到登峰造极，成为“骂圣”。《理法》第191页中（陈看到的吴最早的骂），吴骂李老“思维方式乖谬、反常”等语达6次之多；2013年7月，吴在《应用写作》上发表《谈“文心对应”规律和“普通文体五分法”的科学性——兼答李昌远先生》，全文五六千字，贬损谩骂李先生10多句，其中“思维方式乖谬、反常”5次；2015年8月，吴在成都会议上，又发资料又发言，真叫口诛笔伐李昌远，就在该文的最后4000字中，连骂李先生12句，“思维方式乖谬、反常”5次；在骂我的《还是》和《骂文》中，只要提到李昌远3字，他就要连带骂几句；恶语相加就不值一提了。这就是吴的“以骂代鸣”及其“骂风”“骂德”了吧？！
4.李昌远老先生点评吴新元文风文德。一是《百篇》第537页“五、关于对‘吴氏理论’的总体看法”：“从吴新元先生著作反映出的学风文风看，给人印象是，虚而欠真、华而欠实、出言随便、责任心不足，严重影响其学术研究成果产生的‘正能量’……由于‘吴氏理论’的立论之基‘文心对应’规律被证明为伪命题，‘五大文体’分类违背现代心理科学和逻辑划分原则，这就好比‘吴氏理论’大厦的基石和墙体坍塌了！”二是李《信》：“事实上，‘吴氏理论’尽管有某些正确的成份，但整体讲，是华而不实、虚而失真，是脱离实际的‘书斋’里的产物，只要有点马列主义水平和逻辑学知识，不用花多少功夫，就发现其破绽百出，不是像他自吹的那样，达到了科学的‘最高境界’。”“讽刺和谩骂这已偏离了‘百家争鸣’，追求和服从真理的轨道，而且把人民内部的问题探讨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敌我争斗，这已自践‘文德’的底线，还有何德可言？！”
（二）从陈吴争鸣看吴氏文风文德
1.拉大旗作虎皮吓唬我、欺骗我。吴所拉大旗有政治领袖、学术权威、吴的获奖及其金科玉律的论著等。如吴在《骂文》第二部分（一）《谁是一坨屎》标题之下，第一句就是“习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多次强调克服不良文风……”这面旗帜算是拉到顶了。然而，在下文没有半个字解释和提到有关党中央“强调克服不良文风”具体内容和措施，这本身就是不良文风中空话、大话、套话“假、大、空”。他以为他只要把这样的大旗一拉出来，就吓唬住我了，下面他就可以任意发挥，想怎么欺骗我就能怎么欺骗我了。仅看这个开头，他都是多么自欺欺人，滑稽可笑。你开头就把“一坨屎”，搁在了“习总书记”头上，不说你政治上是什么居心，就从表面上看也是又脏又臭，不忍视听，太“粗俗、低俗、庸俗”了吧。再者，吴搬出学术权威来吓唬我就多了，如他在《还是》中针对我在《更好》中披露了他《新论》立论的第一个论点的缺陷，提出修改，并向我致歉，被我拒绝后，他在《骂文》中作了进一步修改，贬损谩骂我一通之后，抬出应用写作学会某某教授吓唬我，再次吹嘘他怎么具有“真知灼见，以及”“从善如流等珍贵品质”，贬损我怎么“学识浅薄、蛮不讲理。”再三，他用自己获奖的荣耀及金科玉律的论著吓唬我、欺骗我就随处可见了。特别是他用获奖作品吓唬人，手法纯熟，动不动就来一个“奖讹诈”，非常地得心应手。
2.造谣撒谎诬陷我、诽谤我。最先是吴在《还是》导言第二句就捏造事实，诬我在2013年7月，在杭州召开的全国第十三届公文学术讨论会上，主动提出对他“普通文体五分法”有疑问；并提出说我自己最近琢磨出一种“三大文体说”。当我在《再论》中揭穿他谎言，并向他讨还清白后，他不仅不思改正，反而变本加厉，在《骂文》中
睁开眼睛说瞎话，诬我“主动交流不言真意”“索要我书不言真意”“来函‘求助’不言真意”“三个不言真意”。先不查证据，只从第一句的语法及逻辑上分析，就能看清他撒谎：你说我“主动交流”，我不说明与你交流什么、为什么交流，你怎能确定我与你“交流”了，而且是“主动交流”呢？即使我只主动问你“好”，或者“吃饭了吗”，那意思也很明白呀。否则，就是我不针对任何人，只是在人群中自个儿“呵”了一声，那也算不上是与你“主动交流”呀？事实上，就按你在《还是》导言中诬我我向你说的也是两个意思：一是通报我对你“普通文体五分法”有疑问；二是通报我自己琢磨出“三大文体说”，这也是“言真意”了。何况真实的事，就是我向你通报我写了一篇与你商榷的文章，标题叫《天下文章之三个六要素说哪个更好》；你也承认你当时不假思索就反问我：“什么天下文章？大而不当。”很专业，很理论，很打烙印。我当即就下决心改标题，改全文。这全是事实，何来“不言真意”？“索要我书不言真意”的事，就在《还是》导言中写的第二件事，就是“我将新著《公文要素对应写作理法——公文写作原理与科学速成法》赠他（指陈方柱，陈注）”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何来“索要我书”？“来函‘求助’不言真意”。就在同一文章、同一页面，上一件事的后面一句就把时间、事由写得一清二楚：“他（指陈，陈注）于2014年2月2日（正月初三）电邮一封‘致吴新元教授的求助信’，再次询问文体划分的事。”仅是这一句简短的记述，其“求助”的“真意”，也就一清二楚了，何况还有电子稿就在双方的邮件中。这在《还是》导言中一分钟就能看明白的“三个真意”，为什么又在《骂文》中这样变本加厉呢？这不是诚心诚意造谣撒谎诬陷我、诽谤我，又能是什么呢？
还有一条值得一提，也就是在《还是》导言的最后部分，本来就明白无误地在“半斤对八两”后面括注为“陈先生评语”，但到《骂文》导言中，却成为骂人之语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吴教授在与我争鸣的第三个回合中，打算改变手法，以大骂为主线，一骂到底，他想要“‘骂’出有名”，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一个陈骂在先的实例和借口，把“首骂”之责推得干干净净才行。但他纵观他的《还是》，和我的《再论》，怎么说，也是他骂在先。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再次把目光移到我的《更好》。谁知《更好》一文，怎么也找不出一个比半斤对八两更像骂人的词语，无奈之下，就只好横下一条心，也顾不上他是否出尔反尔，是否常识、良知、文德、师德之类，就只好从“半斤对八两”着手，他在挖空心思，从我的《再论》中名曰搜集整理，实则拉夫凑数，寻找我谩骂他词语时，将半斤对八两排在最前面。他只在“出口伤人、谩骂侮辱、捏造歪曲之词”后边的括注中说：“从前文（指《更好》，陈注）只有一句半斤对八两，发展到牛头不对马嘴……”就使这个半斤对八两的中性词，一下子变成了骂人的词语。这就使他如愿以偿地将“首骂”之责，强加到我的头上。这不就又是他造谣撒谎，诬陷我、诽谤我的一个高招和实例吗？
3.贬损谩骂蔑视我、侮辱我。仅以《骂文》为例，落笔就骂，一骂到底；飞流直下，一泻千里；波澜壮阔，气象万千；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我最先清点其骂我的词条、短语、短句、长句、短文共300条。也怪我目光短浅，别有用心，想以“250”的寓意回骂之，便舍弃50，只计为250。现在想来，我一不该不讲真话，“贪污”50；二不该用“250”骂人。最应该的是实话实说，记为“300骂”，那不就是名符其实的“骂三百”，与历史上的《诗经（三百首）》《唐诗三百首》齐名、并列，那是何等荣耀！尤其是由我独享，就使吴教授蔑视我、侮辱我适得其反了。《骂文》之骂，节奏紧凑，高潮迭起：时而浅唱低吟，时而高歌猛进；时而山涧小溪，时而大河奔腾；时而田间堤埂，时而神鹰（指飞机）穿云。尤其四个古今中外的文学名篇，错落有致，前后呼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简直是骂中绝唱，绝唱中的骂神。让被称千古绝骂的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也会自叹不如。《骂文》之“骂伤力（即是其恶毒性）”更是无可比拟，那可真是句句戮肝，字字诛心。仅是该文那个主标题，就足以显示吴教授的“另一绝活”之绝无仅有，竟把草民的小名嵌入一幅对联之中，可说在骂人之中也算空前绝后，这可是我人生一世，以73岁高龄第一次享受如此殊荣。从法律上看，他是明目张胆地侵犯和诽谤我的姓名
权和名誉权，侮辱我的人格和人格尊严，我随时都有权依法控告。从其文章格调看，可能就叫人不敢恭维了。吴教授拉大旗作虎皮，把习总书记党中央强调克服不良文风的武器拿来吓唬我，原来只是虚张声势，演了一次“假大空”，未讲一句实质性内容。这就让我来补充一下：习近平论文风，最有名的，一次是2010年5月13日发表《改进文风要在“短、实、新”三个方面下功夫》；二次是2015年1月4日，在北京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对照习总书记强调的坚决抵制“三俗”之风的精神，吴教授的《骂文》不就是正好碰到“枪口”上了吗？难道吴教授的《骂文》不就是一篇典型的粗俗、低俗、庸俗之作吗？我在拙作《我问》之中，对吴教授堪称一绝的嵌名对联，和精选、精用的古今中外四大文学名篇，嗤之以鼻，未着一字，只是点评为“又脏又臭，不忍视听”。其实，就是暗示你吴教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4.笔者点评吴新元文风文德：
文风恶劣，文德败坏；诬告反坐，诽谤不该；
骂债要还，责无旁贷；耻辱终生，遗臭万载；
教训当代，引以为戒。
这里解释一下什么是“骂债”？我理解：一是曾经有一部著名的知青电视剧叫《孽债》，孽债就是不肖子弟欠下的道德良心上的债；二是我小时候，母亲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教育我不要骂人，凡是在生前骂了人，阎王爷都给记在账上，等于你欠了一笔债；待你死后，他就会按照账簿与你结算，判罪惩罚。我听了很害怕，很长时间都记在心里，不敢骂人。骂债跟孽债比较，可属一个类型。后来我想，这“耻辱终生，遗臭万载”有点过重，应改为“只要改正，也很痛快；如若不改，谁会爱戴？”最终，此次点评就是12句，48字。
（三）从四封奇信看吴氏文风文德
这四封奇信指《吴新元与高子洋关于〈公文要素对应写作理法〉一书的学术交流信》（载《秘书理论与实践》，2015年第4期第24～29页）。高子洋系哈尔滨市科技局处长。2015年9月13—17日，高吴俩往来信件4封，各2封。从这个时间上看，正是我与吴在成都会议上面对面争鸣后，从当年8月20日到9月22日，就有关记叙文六要素争鸣往来信件35封，其中吴18封，我17封的火热时期。8月26日20时，我在给吴的第4封信中明确表示：“以便我一并回复。这也是你今天提示我的‘把事情搞清楚，不应当存疑，真理越辩越明’。”9月3日22时信告诉他我文《再论》的总标题和总主题；9月16日，我发给他《再论》全文，请他“批评指正”。从这个时间上和高吴这四封信件的内容看，这四封奇信大约有“四奇”：
1.奇在吴教授“两面作战”，创“两个奇迹”。两面作战：一是吴在与我公开争鸣，一边与我私信交流，一边在准备与我公开争鸣的文章；二是他同时还在与高子洋热线通信，“交流有关《理法》的学术”。这就是他一面要准备和构想以骂为核心的回击我的《骂文》；另一面以“吹”为主题，大力推广《理法》的吴氏理论。创两个奇迹，就是他密锣紧鼓、夜以继日，两面作战，两面推进，两面登顶，两面登峰造“圣”。他成功地打造了“骂圣”，我不必再说；还有一个打造，我就只说过程，不说结果是打造了“吹&”。这就是他创的两个奇迹：一个是骂的奇迹，二个是“吹”的奇迹。
2.奇在“吹”的手法多样而高明。一是喜欢自吹。吴的自吹可说是闻名于世，举世无双。自称什么“金科玉律”“不再留下历史遗憾”“最高境界”等，不一而足。二是喜欢“他吹”。“他吹”就是别人吹吴。吴就拿了别人吹他的话，到处炫耀、吹嘘。三是互吹。两个或两个以上喜欢相互吹捧的碰在一块相互吹捧。从高吴往来的这四封信看，吴教授是真正遇到知音。吴在给高的第一封回信，连称“知音难得”“再次感谢你的知音”。就是这位知音，使吴的“三吹”得到了最为全面、完整地展示，收到几个1＋1﹥2的效果，吴氏理论靠“三吹”。
3.奇在“吹”的内容极致。高子洋给吴新元的第一封信连称吴是“当之无愧的大师”，吴的大作（指《理法》）是“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普及大作是当务之急”。吴给高的第一封回信称对高信的“具体感受”是“情真、意切、准确、到位、具体、全面”；对高给吴的“一系列极致用语（赞誉，陈注），但我平心而论，并非溢美之词，而是成名之下，其实相符”，表示全面接受，毫无谦虚之意，与毛泽东对赞颂他的人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完全相反。吴给高的第二封回信，表示对高给吴第二封信中的赞誉之词全部接受，特别是对高在该信中一小节146个字中的23个感叹号大加赞赏：“这23个感叹号像23支丘比特的金箭，剌中我的心窝，也希望它们也能剌中其他读者的心窝！”还连称“发现天才的也是天才”“你（指高，陈注）的领悟能力卓然超群，是发现天才的天才”。这种“三吹”，天下有二吗？如果说有的话，那就只有20世纪50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样的“产量浮夸”可比。这就只要把吴氏的理论“三吹”，改为“理论浮夸”即可对应比较。这就是我国奇迹般地实现了从1958—2015年的“产量浮夸”向“理论浮夸”的历史大跨越，这可是吴氏理论创造又一跨世纪“奇功”。然而，这种“三吹”的实质，不过是典型的“低俗、庸俗、媚俗”的另一种展示。
4.奇在感叹号楼梯式叠加。这四封信总共7100字，共用235个感叹号。其中，2个感叹号叠加使用的43处，3个感叹号叠加使用的31处，4个感叹号叠加使用的3处，5个感叹号叠加使用的2处。如“吴老理论的‘蛋黄中蛋黄的蛋黄’！！！太美了！！！太精妙了！！！！！真是大道至简啊！！力量无比啊！！”仅32个文字，就配用了15个感叹号。竖起来看，是多好的一组楼梯！高信赞颂一遍，吴信重复一遍。这又是一个1＋1﹥2的效果，真是超凡脱俗。感叹号这样使用，我这一生还真是第一次见到。“文革”中用“最”字，好像最多是叠加三个，被杂文小品讽刺、幽默了40多年。我不知道高吴的感叹号奇用到这个水平，我们是该学习推广，还是该让其回归到按规范使用？从吴教授在其第一封回信中，引用538字的北大毕业典礼致辞《做自己尊重的人》的标点符号使用情况看，致辞中使用三两个感叹号实属正常，然而，它却一个也未用。对比起来，还是（借用吴教授语）北大致辞的教师代表饶毅干净利落，文风良好，文德高尚。
（四）从两次争执看吴氏文风文德
一次是据李《信》披露：“2013年5月，在天津召开的方放首届秘书学评审会上，他（吴新元，陈注）新修订的‘导论’（即《公文要素对应写作理法》）只获得三等奖。听说他得知后很不高兴，还与参评专家发生争执。”这事虽不能证明他文风如何，但是可以窥见其文德之一斑的。
二是中国公文研究网《致歉函》一事。2015年12月24日，中国公文研究网配编者按发表已在网站拖延一个半月的拙作《我问》；5天后，吴在网上读后，觉得编者按对他不公，“强烈要求更正道歉”。网站负责人反复解释，他总是不听；最终，只好本着息事宁人的意愿，于2016年1月5日，在网上发布《致歉函》称：
吴新元先生作为全国公文界乃至写作理论界卓有贡献、享有盛誉的著名理论家，以及我会德高望重的老会员，在退休养老之年，仍老骥伏枥发挥余热之际，无端遭此不公评价，我们深感痛心与自责。为此，特向吴新元先生竭诚道歉，敬请谅解。
谁知吴仍不依不饶，将争执升级，闹得谁也下不了台。我作为此次争鸣的始作俑者，又是与之“对骂”的“对头人”，当然不可以置身事外，袖手旁观。于是就反复翻阅了与之争鸣的全部文章、资料和往来信件，还采取多种方式调查了解了一些相关的人和事，撰写了本文，并在此基础上，就吴的文风文德问题再作点评：
1.恶人先告状。本文前面以1.1万字的篇幅，基本上叙述了本次争鸣的主要过程；谁在讲理，谁在骂人；谁先骂，谁骂得天昏地暗、登峰造极。明眼人一看便知，因为白纸黑字，人证、物证俱在，一目了然。吴教授也是心知肚明。在成都会议以后，争鸣双方在中国公文研究网上发稿，他1篇，我2篇；每篇都配发了编者按，每篇编者按都对双方有褒有贬。什么是辩论说理，什么是贬损谩骂；什么是机智、幽默、泼辣，什么是粗俗、低俗、庸俗；谁先骂，谁陪骂；谁骂的登峰造极，谁骂的不忍视听，都如光头上的虱子，一清二楚。就说骂吧，拙作《更好》《再论》，还真正找不出一个骂人的词句；尤其《更好》，半斤对八两，是怎么也算不上是骂人词语的。吴作《骂文》罗列我《再论》中500多个骂人词语，瞪大眼睛看，全是二三级中、小标题和成语、歇后语等，不是骂人语句。其中有几处用“谬误”的，但“谬误”就是错误，不是骂人的。“谎谬”才是骂人的。吴作《还是》中有两个用“荒唐”组成的句子，接连10次诬我“误读、曲解、擅改”吴文，这才是贬损谩骂的话。《还是》一文从2015年4月16日在中国公文研究网发表，连同10月21日发在网上的《骂文》，一直在网上、会上骂我8个多月，好不容易到12月24日，拙作《我问》才真正露面陪骂。这可是板上钉钉，谁也推不脱，赖不掉的。李昌远老先生看了我发给他我与吴的争鸣文章，写信对我说：“吴文从题目到内文的确是一骂到底，您封之为‘骂圣’作为回应，也不为过。”这就说明真正有资格讨说法、公道的是我，不是吴。然而，我却大气不吭一声；吴却吵闹不休。这个先告状的恶人，不是吴，还有谁呢？
2.颠倒黑白自吹自。他不看事实、不顾常识、不讲道理，把“首骂”、贬损谩骂的骂债、骂责全部推给别人，自己干干净净；他撒泼耍赖、颠倒黑白，坚称自己“此生别无所求，唯视真理为生命！所以此事我绝不会退让。”还责备别人不理解他“机智、幽默、泼辣的行文风格……”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明明白白是黄泥巴坨，他要说是黄金宝贝；明明白白是“粗俗、低俗、庸俗”之风，他要说是“机智、幽默、泼辣的行文风格。”还列出一些“可以判罪的极端负面评语”强加于人，吓唬人。
& 3.不找对头找无辜。俗话说：“舂米只找对碓（对）头人。”我与吴这次争鸣、对骂的对头人只有我，确定无疑没有其他任何人；在拙作《我问》公开发表之前，他公开、背面，会上、会下，文章、信件，反复多次，不厌其烦地要求、教导我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么向真理投降，要么将争鸣进行到底。《我问》发表之后，他竟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不仅不理我，还正经八百地向网站表明“不再答复”（陈，陈注），他却“一根筋”去找网站负责人及其工作人员等，提条件，讨说法。真叫局外人弄不懂，只有吴和我心里明白：首先，在骂字上，他是首骂，我是陪骂；他在前骂了我8个多月，我才骂了他五六天；他怎么骂我，我都无所谓，而我骂他，仅是一顶“骂圣”桂冠，就把他骂趴了。他的《骂文》，能叫文章吗？往深处想，真是他的终生耻辱；而拙作《我问》，20问，问问经典，我归纳的《骂三百》可与历史上的两个《诗三百》齐名，真是扬眉吐气，万世流芳。在法
律上，他货真价实地侵犯和诽谤了我的姓名权和名誉权，侮辱了我的人格和人格尊严，我随时都有权依法控告；还有他诬陷我“三个不言真意”，我也是可以告上法庭的。这都是人证、物证，铁证如山。在法律上，他抓不到我一要毫毛。在学术上，我的“一个赞同”“三个反对”“三个坚持”，实在使他无计可施；他更换那么多手法，集中到一点，包括他与李昌远先生的争鸣，就都是抱残守缺，扬长护短，死守他那本《理法》。我与李老，在他一书一文（指《新论》）的理论框架上，不谋而合，我们都抓住了他的“死位”，主要是“文心对应”规律（李老给他以致命打击）和逻辑规则，让他整个的“吴氏理论”“基础和墙体”都要坍塌了（李《信》）。李老是看透了他，烦了他，再加上年事已高，不想再与之争鸣。谁知这就使吴有了可乘之机，到处造谣中伤、贬损谩骂李老。而我呢，本来不打算跟他死嗑的，谁知我多次要与他各执己见，他都“不允许”，我真是被他逼上梁山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死不认输，就只好从中国公文研究会找根稻草，回过头来，再与我算总账。这就是他不找对头找无辜的因由。
四、笔者自查自纠
（一）自查
在这次与吴教授的争鸣中，从吴提出的文风文德方面看，我主要存在三个问题：1.无论陪骂还是不得不骂，总归是骂了，欠下骂债，当负骂责，责无旁贷；2.情绪偏激，提出“坚持到底，寸步不让”的观点，犯了极端和绝对化错误（感谢李《信》批评）；3.因为我的陪骂和绝对化观点，是导致此次争鸣偏向的重要原因之一，给中国公文研究会及其网站和负责人等，带来不少麻烦。这虽为所有人始料不及，但我毕竟是始作俑者，内心里深感不安，无限自责。
（二）自思
主要是反思和见贤思齐、反向思维。
1.反思。主要反思我所受到的家庭教育、传统教育、继续教育和终生教育。最值得反思的是家庭教育。我是穷家娇子、娇独子；母亲是个农妇，目不识丁。她望子成龙，希望我成为一个有教养、有学识的人，就用她自己的方式给讲故事，当然是极简单、简短的故事；然而，就是那个教训我不骂人的故事，却让我终生不忘，而且受益，主要就是她告诉我人在做，天在看；只要你骂了人，阎王爷就给你记下一笔骂债，你死后，他就与你结算，治罪惩罚。这就使我从小就有了敬畏之心，包容之量，而且牢记在心，什么时候都不能骂人。否则，就是笔终生的欠债，终生的耻辱。谁知，在我有生的70多年中，写了近1000万字的文章、书籍，未写过一个骂人的字眼，却在我73岁高龄的2015年12月24日，大开“骂戒”，与人对骂、大骂，欠下骂债，晚节不保，深感耻辱。我所受到的传统教育，主要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中庸之道教育，要求自己能够自省、自律，成为不肯做坏事的人。我所受到的继续教育和终生教育，尤其是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鲜明肯定普世价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要求不断提高自身思想道德素质；对照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坚决抵制“低俗、媚俗、庸俗”之风的讲话精神，是更不应该陪骂、对骂、大骂的。不骂人，应该是学术争鸣中文风文德的底线，不准任何人逾越或践踏。
&2.见贤思齐，主要是学习古圣先贤和现当代文论专家学者优良的文风和高尚的文德。古代的，感谢吴教授给我提供了《谁是一坨屎》，苏轼兄妹，尤其苏小妹高风亮节，机智、幽默、泼辣，面对当时文坛泰斗、位尊权重的自己的亲哥，也敢当面批评。当苏轼到处宣扬自己胜了佛印，小妹却毫无惧色，对其亲哥说：“其实是你输了。佛印心里有佛，所以他看谁都是佛；你心里有屎，所以看谁都是屎。”我当时读到《骂文》大标题，就火冒三丈了，越往后看，越对吴教授耿耿于怀。谁知把苏小妹回她哥的话一读完，就豁然开朗：这不分明就是吴教授告诉我：我心里有圣人，就把吴看成骂圣；吴心里有屎，就把我看成屎了。于是我立刻释怀，对吴教授的满腔怨恨和怒火，烟消云散。苏轼兄妹这不就值得我学习了吗？现当代的就多了。刘耀国、李昌远、岳海翔等，举不胜举。李昌远，吴新元那么对他恶语相加，贬损谩骂，骂不绝口，他不仅只字不提，反而在2013年5月，在天津召开的方放首届秘书学评奖会上，作为评审委员会副主任的他，对吴新元参评的《理法》一书，“会上会下只字未讲对吴氏理论的看法，”也是与其他评委一样，投了《理法》获三等奖的赞成票（见李《信》）。这是何等的豁达大度和高风亮节！岳海翔，中国公文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别的不讲，只说他对我与吴争鸣的几篇按语及对我的《我问》的编辑处理，真是文风良好，文德高尚。尤其对《我问》1/4垃圾内容的删除，更体现了他公道、正派。他之所以在压一个半月之后才不得不将《我问》发表，完全是因为我又写《呼吁书》，又题诗等不断地催逼所致。我诗曰：
忍看《骂文》传九洲，乌烟瘴气布流毒。
&&&&&&&&&&&
若非《我问》狂敲打，如此歪风咋罢休！
这对他是多大的压力。我给他带来那么多、那么大的麻烦，他对我却无一点怨言。岳与李老一样，是何等的豁达大度和高风亮节！
3.反向思维。主要是思考长期以来，学术理论争鸣的评判机制缺乏，不少专家学者遇事弯路走，问题不插手；多栽花，少栽剌；只说好听的话，不说得罪人的公道话；有的甚至姑息迁就，养痈成患。许多争鸣者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老虎屁股摸不得。我看李吴争鸣文章的时候，觉得他们各自都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各自判自己胜，对方负，只能苦笑而已。现在想起，李老如果在吴教授第一次恶语相加，尤其第一次使用“乖谬、失常”等语，贬损谩骂侮辱自己人格的时候，给予严词批评，让他有所收敛，或许，他后来就不至于那么肆无忌惮，张口就骂，养成谩骂恶习。这就让我想起尼莫拉牧师说过关于纳粹的一段名言：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党人，我想我不是共产党人，我没说话；后来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想我不是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想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没有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三）致歉
1.真诚地向第一个教育我不骂人的我的母亲致歉，并借此机会祭奠她与我父仙逝四十周年。母亲是个文盲，但她对我的教诲，胜过所有文人和文豪。我一生一世不知直接间接接受过多少老师、名师、名人对我进行的修身养性的教诲，翻阅过不知多少文人、文豪教人如何做人处事的名著、巨著，但他们的格言警句，几乎没有一条像母亲所讲的那个简单、简短的小故事那样让我震撼和牢记心中，终生受用。我在古稀之年，竟然背离母亲教诲，欠下骂债，成为不孝儿子，现在，谨向父母真诚致歉，并保证痛改前非，再不骂人。
2.真诚地向古今所有文风良好、文德高尚的文人贤士致歉。
3.真诚地向中国公文研究会及其网站领导、同仁致歉。由于我文风欠优，文德欠佳，在此次争鸣中贬损谩骂，逾越底线，伤害论敌人格形象，尤其对研究会及其网站造成不良影响，给领导和相关人员带来不应有的麻烦，实在不该。在此，本人除向大家深表歉意之外，还真诚表示，凡是由本人贬损谩骂造成的责任和负面影响，全部由本人负责，并且负责到底，不与研究会及其网站、领导及相关人员有任何关系。凡是有谁以此纠缠，恳请各位不予理睬，一律推给本人为盼。
4.真诚地向中共青岛市委党校吴新元教授致歉。吴与我天各一方，之所以能结成学术争鸣关系，实乃今生有缘。我们既是争鸣对手，又是合作者和好朋友。吴教授有许多优点和优势值得我学习，这是我们争鸣的基础。感谢吴教授反复多次劝导、鼓励、支持我坚持真理，或者大胆向真理投降，或者把争鸣进行到底，切不可把争鸣半途而废。中间出现互相贬损谩骂的偏差，这当然很不好，但也不必大惊小怪，只要共同正确面对，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骂人不对，谁骂人都要承担骂责，偿还骂债，这是谁也推卸不了，逃避不掉的。我愿意向你道歉：因为我是长者，应有长者的风度；应该有敬畏之心、包容之量。我承认，我回骂你是不对的；赠送你“骂圣”桂冠现在收回，留给那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圣洁的学术理论殿堂，破口大骂，尤其是大骂老人，把两个甚至两个以上老人合并在一起大骂、恶骂者。希望你我继续把已经开展的争鸣进行到底。卢梭说：“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四）自纠
1.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我因骂人自毁形象，是在中国公文研究网上，所以我恳请中国公文研究网，继续以包容、宽容和开放、开发的精神，一如既往为我提供自查自纠，把记叙文要素之争鸣进行到底的学术争鸣平台，发表我的相关文章。
2.我将努力克服自己小心眼、绝对化和自己基础知识不足的毛病。真正把所有争鸣对象当作自己的朋友和合作者，互敬互学，从善如流，择善而从，既提高自身学术研究水平，又推进学术理论发展。
3.我无怨无悔。既不讳疾忌医，也不因噎废食，噤若寒蝉。继续把调查研究及其相关学术理论研究当作自己的终生事业，欢迎广大同仁和专家学者热烈批评我的理念、文章，自己更加积极应对，要留思想在人间，留取文章立永言。
4.建议中国公文研究会及其网站以其写作学尤其公文写作专家学者众多的优势，建立健全学术争鸣批评机制，正确引领学术争鸣顺利和健康发展。《应用写作》2015年12期发表郝学华《试论公文批评学的理论建构》，在这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探讨，是值得引起重视和尝试的。公文学界如能这样，对笔者自纠，是一个很大监督和促进。
作者为湖北省荆门市委政策研究室退休干部；
地址为荆门市北门路28号市委大院1号住宅楼二单元2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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