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地球之眼&&作者：石一枫
&&&&&&&&&&&&&&&&&&&&&&&&&&&&&&&&&&&&&&&&&&&&&&&&&&&&&&&&&&&&&&&&&&&&&&&&&&&&&&&&&&&&&&&&&&&&&&&&&&&&&&&&&&&&&&&&&&&&&&&&&&&&&&&&&&&
作者：石一枫
　　石一枫，1979年生于北京，现居北京；青年新锐作家。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原创作品有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节节最爱声光电》等，译作有《猜火车》等。作为青年新锐作家，石一枫以自己戏谑幽默的京味语言、亦庄亦谐的叙述风格被誉为“新一代顽主”，拥趸甚众。
　　在我大学时认识的那些狐朋狗友里，后来混得最差的叫安小男，混得最好的叫李牧光。这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多说的，人嘛，都有混得好的和混得不好的。尤其是如今这个年头，两个阵营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几乎有变成两个物种的趋势了。不过我想指出的是，混得最差的安小男原来可没有那么差，相应地，混得最好的李牧光原来也没有那么好。他们在学校里的状况和后来的境遇恰好相反。当然，这也没什么奇怪的。社会嘛，通行的标准肯定不是上学时的那一套，否则“混”这个词也就没有那么准确而传神了。
　　那么我想说的究竟是什么呢？恐怕是安小男和李牧光之间那段奇特的雇佣关系。
　　还是先介绍一下安小男。他本来跟我不是一个系的，念的是“电子信息和自动化”，但是宿舍离我很近，就隔着一个水房。对于理科生，我们这些读文科的往往有一种偏见，认为他们大脑发达但是思维狭隘，生活很没有情趣。当我们像孔雀开屏一样每天不知道瞎咋呼些什么的时候，他们却在实验室里吭哧吭哧地埋头干活，课余时间也就是守在电脑前面打游戏或者下“毛片”。埋头干活是为了拿学分，打游戏是为了放松大脑，下载“毛片”是为了在右手的帮助下抚慰肉体，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有着简单而明确的目的。也就是说，做什么事情都必须要“有用”，这是他们普遍信奉的生活哲学。然而安小男却好像和大多数理科生不一样，他跟我熟起来，恰恰是通过讨论一些“没用”的话题。
　　当时正是盛夏天气，学校的考试季快到了，我闲散了一个学期，如今只好捧着复印来的笔记到图书馆里死记硬背。这种工作是很折磨人的，往往还没有背上两条名词解释，我就会不停地打哈欠、流眼泪，然后不得不跑到楼下去抽一棵烟。一棵不够就两棵，两棵不够就三棵，其间还要喝汽水买零食，再瞄两眼穿得比较暴露的女同学，一个晚上下来，浪费的时间肯定要比背书的时间长得多。有一次正坐在水泥台阶上发呆，背后忽然有人叫了我一声：
　　“这位同学。”
　　一回头，便看见一张又瘦又黄、胡子拉碴的脸，让人想起北京人用来搓澡的老丝瓜瓤。我想了想，似乎是在宿舍楼道里见过这人，便问他：“有事儿吗？”
　　“你是历史系的吧？”
　　“是啊，咱们共用一个厕所。”
　　“你对中国历史一定很有见解。”
　　“至今还比较懵懂……期末考试可能会挂。”
　　他又说：“那么就是说，你主要在研究中国社会的当下问题喽？”
　　我有点儿被搞晕了，但也只好敷衍道：“这就更不是区区不才所能关心的啦。”
　　这人却热情地一拍我的肩膀：“你太谦虚啦——咱们谈一谈怎么样？”
　　说完就一屁股坐在了我身旁的台阶上，瘦膝盖尖锐地顶到下巴上，脸却45度角上扬，呈现出一副很有情怀的样子。我更加惶惑了，同时还稍微有了一点不安，不自觉地把身体往另一侧挪了挪，问他：“你想谈什么呢？”
　　“谈一谈中国的历史、现状，以及中国会向何方去？”
　　“这也太宏大了吧。”
　　“那么就谈谈中国人的道德问题好了。你觉得当前的形势是不是很严峻，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体系是不是失效了？”
　　面对他那诚恳而热情的目光，我哼唧了半天，说：“这又太抽象了。就算我想谈，你又让我从何说起呢？”
　　“怎么会抽象呢？我的问题非常具体，而且离每个人都并不遥远。”他说着，突然把手往半空中的某个方位一扬，“比如说那里，很可能就存在着严重的道德缺失。”
　　我顺着他的手，也朝斜上方45度角望了过去。我看到远处的围墙之外，一幢碉堡般的建筑物耸立人云。那是我们学校的“三产”，一个在中关村乃至全北很著名的电脑城，里面每天川流不息着形形色色的高科技二道贩子。而现在已经是晚上8点来钟，电脑城通体黑黢黢的，只留下顶端的一圈儿航空警示灯正在有规律地明灭着。仿佛这幢大楼正在呼吸。分明是指路明灯，他是怎么看出道德问题来的呢？
　　“恕我肉眼凡胎……”
　　那人一拍膝盖，“咳”了一声，语速飞快地对我讲解起来：“国家规定，离地高度90米以上的建筑物航空警示灯，其闪光频率应为每分钟20至60次之间，有效光强不低于1600坎德拉——坎德拉也就是一种光学上的计量单位。然而根据我的实地测量，这幢大楼上的警示灯是每4秒钟才闪烁一次，也就是说每分钟只有15次。更危险的是，光强也根本没有达标，在下雨或者大雾天气，很难对几百米上空的飞机起到提示作用。我还查了一下，国内生产信号灯的厂家很多，达到法定标准也并不需要多么先进的技术，那么采购的人为什么非要选择这种不合格产品呢？这分明就是拿了回扣嘛……这不是腐败又是什么？而腐败的根源难道不是道德败坏吗？”
　　作为一个高中“分科”以后就没有再翻过物理课本的人，我固然对他的那些技术用语感到糊涂，而好不容易听明白大概意思之后，糊涂的感觉却越发加剧了。我仍然想不出来几盏劣质信号灯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说句不好听的，就是真有一架飞机晕头转向地撞上了我们学校的电脑城，那儿离我睡觉的宿舍也还远着呢。进而，我不得不把眼前这位仁兄归入了“校园神经病”的行列。在我们这所号称兼收并蓄的大学里，这类人还是比较常见的。其中的女神经病症状倒还温和，顶多是到比较英俊、比较有风度的老师（比如中文系的一位著名诗人）课上去发发春，当堂朗诵几首题为“翡冷翠”或者“我底爱人”之类的诗歌什么的。男神经病就要激烈得多，我在上“中国思想史”这门课的时候，曾经见过一个长相很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超实用主义民间哲学家”，他提出了一个论调，说的是应该把社会上那些“没用的人”统统消灭，肉做成罐头，脂肪用来生产力士香皂，皮拿去做鞋。他宣称，如果国务院采纳了他的建议，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指日可待了。然而所谓“校园神经病”大多数是一些半流浪状态下的旁听生，还有那些考了几年研究生都没考上的落榜者，年龄也都在三四十岁上下，而这人明明是个热门专业的在校生，他发哪门子神经啊。
　　更加让我纳闷并且懊恼的是，图书馆门口进进出出这么多人，他干吗非要找我来“谈一谈”呢？难道我看起来比别人精神不正常吗？
　　于是我截断了他的话头：“打住打住，我可没工夫听你瞎咧咧。”
　　“我知道你是个谦虚而低调的人。”他居然露出了委屈的神色，“如果你觉得我的分析不够深入，没有触及本质，你可以反驳我，但不能把我扔下不管呀。我确实很想听听你的见解。”
　　听起来好像我对他、对中国社会负有多大的责任似的。我差点儿急了：“凭什么呀？你想跟我聊天我就必须得陪你聊吗？这不是牛不喝水强按头吗？你把我当什么了？三陪？你给我钱了吗？”
　　对于我的一连串问话，眼前这人却不慌不忙，从随身携带的旧帆布包里拿出一摞书来。上面的几本分别是《中国大趋势》《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何以说不》，而压在底下的那本则名叫《谁敢不让中国说不》。看到那色调花花绿绿，仿佛刚拍扁了一只老鼠的图书封面，我突然傻了眼，又好像明白了什么。
　　“这难道不是你的著作吗？我在楼道里见过你连夜整理书稿。”
　　他没说错，那本跟风烂书的确出自我手，但这么说又有点不全面。实际情况是，我在上个学期想和女朋友郭雨燕去九寨沟旅游，顺便在路上把她给“办了”，便经人介绍从一个书商那儿领了这个活儿，打算用挣来的钱支付路费、门票和宾馆的房费。书里面的内容全是我到网上扒下来，再胡乱拼贴到一块儿的，至于署名，我给自己取了个颇有“民国范儿”也颇有自知之明的笔名，叫“老放”——比起“老舍”和“老残”，我所干的事儿和通篇放屁也没什么区别。顺便说一句，这本《谁敢不让中国说不》刚一上市，雇了我的书商就破产跑路了，说好的报酬也没给我。又过了没多久，郭雨燕认为我这个人既无能又言而无信，一怒之下把我给踹了。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还导致我在考试的紧要关头遭到“热心读者”的滋扰，这都是什么事儿啊。
　　与此同时，我又想到了前女友郭雨燕那小狐狸般的眉眼和一对大胸，不免感到了真诚的哀伤。我站起来，茫然四顾，想找个由头甩开身边这人。恰好这时，我的身后又扬起了一个清脆的声音：
　　“咦，你怎么会认识他这种怪胎？”
　　我再次回头，看到的却是我的表妹林琳。她是比我低两级的数学系学生，长了一张白白嫩嫩的娃娃脸，眼睛又黑又亮，眼窝还有点儿异族风情的凹陷，看起来好像用气枪“砰砰”两声，把两颗葡萄打进了一坨奶油里。兄妹两人都考进了同一所著名的大学，这很可以被传为一段佳话，也说明我们家族的基因比较优秀——可能主要来源于我姥爷那边儿，他当过“反动学术权威”嘛。然而我这个表妹自打入校伊始，就对我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几乎见面如仇人。当然，我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我曾经以林琳为诱饵，勒索那些暗恋她的傻小子们请我泡酒吧、打台球、到小西天的中影公司放映厅看进口大片，甚至还打算召集全体有姐姐妹妹的男同学，组建一个“换亲俱乐部”，把“因为太熟而不能下手的资源”转化为“可以下手的资源”。林琳在毫不知情的状态下，已经被我同时许配给七八个人了。
　　而这时，我的第一反应是，难道林琳也认识这人，并且也认为他是一个怪胎吗？可再一打量，她说话时的眼神明明是看向我身旁那人的。也就是说，她在向对方宣布我是一个怪胎。我不由得气哼哼地说：“我好歹也是你哥。”
　　“狗屁哥。”林琳同样气哼哼地说，“摊上你这种哥，我算是倒了血霉啦。”
　　然后忽闪着大眼睛对那人说：“你是安小男吧？我在去年的高数冬令营里见过你。你解开那道函数方程的思路，我一直都没有想明白……”
　　那人却露出了和刚才的我如出一辙的惶惑，然后又转换成了乏味。他把我的著作和其他几本书一起放进包里，站起来说：“问我也没用，我也讲不明白。你自己查查书去吧。”
　　说完拍拍屁股就走了。
　　作为一个长期被本系男生像狗似的围着“嗅”的漂亮女孩，林琳遭受到这种待遇，恐怕还是破天荒头一回。我心里升起了古怪的快意，顺便问她这个安小男是什么来头，脑子到底有没有被驴踢过。林琳却鄙夷地瞥了我一眼，说：“就你，还看不起人家呢？”
　　据林琳介绍，安小男的确是个“神人”，这里的“神”是神奇的“神”，而非神神道道的“神”。他简直可以被称为近几届理科生中的传奇：高中曾经获得过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金牌；从来没上过高等数学、理论物理的专业课，但考试的时候随随便便一写就是满分；可以背诵小数点后一千多位的圆周率……他还是个电脑高手，不管多复杂的计算机编程语言，只要看一遍就无师自通。据说电子系的系主任，一位年近七十的老院士曾经摩挲着他的脑袋，笃定地说：
　　“这里面装着半个硅谷！”
　　这话说的，倒令我感到那位“民间哲学家”的思想应该修正：需要活体利用的其实是安小男这样的奇才，只要把他的大脑像杏仁豆腐一样一勺一勺地挖出来，就够中科院之类的单位忙活上几十年的了。
　　林琳又问我：“他找你做什么？”
　　我矜持地说：“事实上，他有一些问题向我请教。”
　　林琳的眼神更加鄙夷了，仿佛在看《围城》里自称“被罗素请教过几个问题”的野鸡哲学家褚慎明。而我也的确疑惑起来：安小男为什么会对《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何以说不》以及《谁敢不让中国说不》这样的狗屁玩意儿感兴趣呢？经过一番思索，我的答案是：这恰恰可能是因为他太聪明了。作为一个奇才，“自然科学”这个确定性的、答案一望可知的领域令安小男感到了乏味，而“人文思想”的本质则是混乱的、含糊的，想不明白的东西更能容纳他那无穷无尽的智力，也就更让他觉得有意思。就像老鼠特别爱啃桌子腿一样，是因为桌子腿好吃吗？不不不，只是由于老鼠的牙齿过于发达。这样一想，我在感到滑稽的同时，又有了那么一点肃然起敬。
　　总而言之，经过那天晚上的一面之交，我和安小男就熟悉了起来。一个楼道里低头不见抬头见，我在此后又被他频频骚扰，请教一些历史学以及有关“中国社会”的问题。他的请教常常发生在厕所里，有时我们正在并排尿着，他突然就撇过来一句：
　　“农耕文明是否终将被海洋文明打败？”
　　或者我正在蹲坑，他从隔板外面撇过来一句：“官僚体制是否扼杀了中国社会的创新能力？”
　　他那虚心向学的态度令我越来越不好意思了，而在这期间，又发生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小插曲：我表妹林琳写了一封信，逼我转交给安小男。那封信我毫不犹豫地拆开来偷看了，内容很简洁，说的是她有几道数学难题一直没解开，想请安小男帮她讲解一下；还说希望安小男能和她结成“对子”，在晚自习期间一起探讨、共同进步。言辞虽然纯洁，可是其心昭昭——对于文科生而言，恋爱的发端是借书，对于理科生就变成解习题了。
　　“你是不是对他有‘意思’啦？”我直截了当地问林琳。
　　林琳还想抵赖：“你管得着吗？”
　　“当然要管，狗屁哥也是哥嘛。”我苦口婆心地劝她，“我知道在你看来，安小男有很大的优点，这个优点就是聪明。可是找男朋友又不是数学比赛，聪明不是唯一的标准，否则你直接找台586去谈情说爱不就得了吗？对于男朋友，还是需要看看长相，看看性格，看看他有没有……魅力嘛。”
　　“可我恰恰觉得他有魅力。”林琳涨红了脸说，“他那副呆头呆脑的样子再配上聪明得冒尖儿的脑袋，让我觉得帅极了。”
　　这个小书呆子，对男性的口味也真够古怪的。我劝她不动，只好冷笑两声，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把信交给了安小男。而安小男自然是看不出林琳的潜台词的，他哼唧了几声，极不情愿地说：“我是看你的面子才去的。”
　　当晚他便离开了男生宿舍，到理科楼后面的小自习室去和林琳会面了。这两个家伙待在一起会闹出什么样的笑话呢？我躺在下铺饶有兴致地猜测着。到了晚上9点多钟，安小男回来了，他敲开门告诉我“任务已经完成”，我表妹的数学难题全被他解开了。
　　“除了数学题，你还解开了别的什么没有？”我相当下流地问。
　　他好像没听懂一样，继续汇报道：“不过，其他的事情，她让我很为难。”
　　我更加好奇并且焦急了：“她让你干吗了？”
　　安小男说：“我们从自习室出来的时候，她突然对我说，大家都是爱学习的人，所以不要在勾勾搭搭上浪费时间，如果我喜欢她，那么就亲她一下好了。…
　　“你怎么做的？”
　　“她把脸一仰，眼睛一闭，我就趁机跑了……这不直接回来了么。”安小男摊摊手说。
　　我“咳”了一声，穿鞋出门往外就跑。安小男居然把一个向他求吻的漂亮女孩孤零零地扔在了大街上，这他妈的是人干的事儿吗？好找歹找，我总算在食堂斜对面的冷饮店里找到了林琳，这时候她已经咕噜咕噜地喝下去了三瓶酸奶。好在林琳并没有因为羞辱而大哭，她只是眼神儿发直地盯着呈等边三角形排列的瓷瓶，幽幽地说了一句：
　　“他比我更不愿意浪费时间。”
　　后来林琳就再没动过谈恋爱的念头，一心念书，考GRE，没过两年就出国留学去了。而经过这件事情，我对安小男倒有了点儿模模糊糊的好感，对于他在人文学科方面的兴趣，也不得不郑重对待了起来。为了不至于误人子弟，我劝他扔掉从地摊儿上买来的“说不”系列，转而到图书馆里找几本“有营养”的书籍进行深入学习，比如汤因比的《历史哲学》、斯塔夫利阿诺斯的《1500年以后的世界》和费正清的《剑桥中国史》之类的。那些书我只是听说过却压根儿没看过，但是既然被公认为名著，那么想来应该是不错的。况且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就是厚，都是能压弯一根勃起的阳具的大部头，这有利于更多地消耗安小男的时间和精力，让他少来烦我。
　　在这么做的时候，我本人也承受着一定的思想压力。我有时会想：我间接地助长了安小男把他那得天独厚的大脑浪费在“没有用”的事情上，这会不会导致我们国家错失一个诺贝尔奖，甚至让整个人类的科技进步都将蒙受巨大的损失呢？再举个历史八卦作为例子，抽水马桶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侍臣哈灵顿爵士发明的，但如果女王在当时勒令爵士先生去研究点儿别的，那么我们今天就还得忍受厕所里的臭气熏天。但我也安慰自己：万一安小男本来会变成一个邪恶的科学家，发明出一种能够毁灭地球的机器、电磁场或者计算机程序呢？那么我的所作所为就相当于把全世界人民给救了。
　　在跟安小男的接触中，我倒是越来越有科学精神了。
　　就这样又熬过了一个学期，暑假来了又走，我们这茬儿学生迎来了大四学年。重新回到学校之后，我特地昼伏夜出了好几天，为的是躲开安小男。躲他有着另外的原因：按照他的认真劲儿以及智力水平，那几本大部头应该全都“啃”完了吧？如果他再来缠着我“谈一谈”，而我却一问三不知可怎么办？那这人可就丢大了。事实上，随着阅读的深入，他上个学期问的那些问题已经让我越来越头疼了。身为安小男在人文领域的指路明灯，我既感受到了荒唐的虚荣，又不知不觉地心虚了起来。我担忧自己这个“伪劣产品”会像电脑城顶端的引航灯一样，被他有理有据地揭穿。
　　然而躲是躲不过的，我总得拉屎撒尿嘛。那天晚上10点多，我夹着本书溜出了宿舍，正好在厕所门口撞上了同样夹着一本书的安小男。只不过我手里的书是看了第三遍的《笑傲江湖》，而他的则是法国历史学大师布罗代尔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狭路相逢，我心下一凛，在那一瞬间多么希望他考一考我东方不败的男朋友叫什么名字，或者华山派共有几人为了修炼《葵花宝典》而把自己给阉了。
　　那当然不太可能。安小男的眼神依然热切，拉住我说：“跟你说个事儿。”
　　“你问吧。”我又瞥了瞥他的书，心里绝望地打着鼓。
　　安小男却说：“我想从低年级的专业课听起，把历史系的所有课程都听一遍，你说怎么样？”
　　我吃了一惊：“你图什么呀？”
　　“当然是解决问题喽。”他用食指指了指太阳穴，但那动作却像是朝着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你给我推荐的那些书我全读了……都很好。但是对于我心里的那些疑问，他们似乎都说了点儿，但又都没说清楚。再来问你呢，恐怕也不是个事儿。说句不怕得罪你的话，你和我一样年轻，和你探讨一下问题，共同进步是可以的，但要想答疑解惑，恐怕还得求助教过你的那些老师。他们都是真正的专家，我想我有必要系统地接受一下他们的思想。”
　　也许安小男已经看出我是个不学无术的混混了？他的话让我一阵失落，同时却又感到释然。但随后，我却真切地为他担忧了起来：“可是咱们都已经大四了啊，马上就要找工作或者考研究生了，哪有时间去听外系的课呢？况且你还要听全本儿的。”
　　“那就申请延期毕业嘛。”安小男挥了挥手说，“实在不行我就转系，从历史系的大一开始念起。我查了学校的规定，这在理论上来说是可行的。”
　　他那既淡然又决然的态度，简直让人想起弃医从文的鲁迅先生。也许一个天才的脑袋，就是和我们这样的俗人不同。但我仍然本着一个俗人的善意，继续劝解着他：
　　“这恐怕有些不妥……你应该三思而后行。没必要为了爱好把专业都扔了啊，那可是你将来吃饭的手艺。”
　　安小男却说：“我意已决。”
　　说完，他就错开身子走了出去，而我也没再说些什么。这一来是因为我感到自己至今仍然缺乏和他这样一个“神人”沟通的能力，二来则是因为我已经快憋不住了，再废话裤衩上就要多出一个“柿饼”来了。后来不出我所料，安小男的延期毕业和转系申请果然闹出了不小的风波，他本人也成了我们毕业季里一桩奇闻的主角。
　　首先是安小男的母亲，一个肉联厂洗肠工，从河北H市赶到了北京。她冲进我们学校的校务办公室，怒斥有关责任人“没有抓好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导致她的儿子眼看就要自毁大好前途，去钻研“连猪屎都不如的没用学问”。她质问校方，如果安小男真的转了系，那么谁能为他注定穷酸到底的未来负责？又有谁能为一个含辛茹苦的寡妇的晚年生活负责？如果只是学生家长闹一闹，那还不算什么，但是经由这一闹，安小男的问题就演变成了电子系和历史系两个团伙之间的矛盾。没过几天，电子系的系主任，曾经断言安小男的脑袋“装着半个硅谷”的老院士也向学校施加了压力。他表示，一般的学生倒也罢了，但是如果把安小男埋进了故纸堆，那实在是一种资源的浪费。老院士的言辞固然委婉，但也使得我所在的历史系深受侮辱，老师们抗议说，你身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楷模，怎么说话的逻辑也像家庭妇女一样呢？这不还是在说历史作为一个冷门学问，不如电子、信息、自动化之类的“格致之学”有用吗？进而不又是在说人文学科的人不如理工科的人有用吗？你们这些理工科也太欺负人了，盖大楼你们先盖，拿项目经费你们比我们多几十倍上百倍，连买汽车都能从项目里面报销，到了这时候还不忘踩我们一脚，让不让人活了？
　　本来是一个学生的一厢情愿，只要稍有阻力，那么说不要也就可以不要的，但是本着不争馒头争口气的精神，历史系的老师却怂恿历史系的领导，跟电子系“杠”上了。他们向校方递交了一份意见：学生选择专业，本是个人自由，又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焉知损失“半个硅谷”，换不来一个范文澜、陈寅恪或者钱穆？进而又大谈历史学乃至全体人文学科之重要性，并上升到了国家民族的高度。搞文科的人都是善于言辞之士，那份意见写得冠冕堂皇，让校方也不好反驳，于是决定破例为安小男举行一个多方面试，大家来决定一下这个学生到底待在哪个系比较好。
　　没承想，那个面试会议又把风波推向了新的高潮。在会上，电子系的班主任先代表老院士发了言，说的还是人尽其才那一套。安小男表情呆滞，无动于衷。接下来，历史系颇有名气的商教授便闪亮登了场。我们系的老师里，能在学校外面混得开的人物不多，这位商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他入选了好几个政府机关的参事，为不少级别相当高的领导干部写过讲话稿，隔三岔五还会在党报的头版“刷”上一篇社论；而给他带来最大名气的事儿，当然还是登上过央视的《百家讲坛》，讲的好像是“中国宦官干政考”。大家公推这样一位人物出面，可见是想先声夺人，让对方知道我们历史系也不全是碌碌鼠辈。
　　商教授保持着他在电视机里的一贯作派，先轻轻胡噜了一下毛泽东风格的大背头，又抖了抖西门庆风格的“五彩洒线揉头狮子”对襟唐装，然后才循循善诱地开了口。他问道：“这位同学，你贵姓？”
　　“姓安。”
　　“那么我可以叫你小安子吗？”
　　不得不指出，这话说得实在有些轻佻。而商教授这个人，向来的确是轻佻的。对于轻佻，他还专门发表过一番解释：既然我们这个社会的风气，就是把轻佻当有趣，而人在任何时代都在追求有趣，都在尽量活得不那么沉重，那么轻佻一下又何妨呢？他还引证说，许多历史上的名士，譬如阮籍、金圣叹和唐寅，骨子里都是些轻佻的人。这么一说，他的轻佻好像就有了传承与深度。再加上这套作派在电视上和领导干部的圈子里都很受欢迎，那么商教授更可以理直气壮地插科打诨下去了。
　　果不其然，商教授一开口，原本凝重、尴尬的会场气氛登时轻松了下来，许多人脸上不知不觉地泛上了一丝笑意。有些人就是有这样的本领，他们很善于改变周遭的“气场”。现在，全体教职工都在等着欣赏这位电视名人的表演了。
　　对于商教授的问话，安小男的反应先是愣了几秒钟，然后磕磕巴巴地说：“这不妥吧。”
　　过了一会儿又补充道：“您又不是慈禧。”
　　此言一出，现场的人们就真的忍俊不禁了。不要说学校教务处的领导，就连电子系那两个满脸“常量函数”的教师代表都互相看了一眼，嘴里“扑哧”一声。本来嘛，地球又不是围着一个学生转的，搞得那么兴师动众干什么？而得到了安小男不经意间的“配合”，商教授就更加胸有成竹了，他笑容一敛，将谈话引入了正题：
　　“还是说说你平时都看一些什么书吧——我指的是在课余时间里。”
　　安小男便将我开给他的书目一一报上名来。要知道，这些书连许多历史系的研究生都是没有读完的，就像很多中文系的研究生却没有读过《红楼梦》一样。商教授眼睛一亮，有些惊奇也有些技痒，便当堂考问起安小男的学问来。
　　一考之下，令人惊奇，安小男对答如流。他不仅能够把商教授提到的具体章节精确地复述下来，而且对于关键的段落还能全文背诵。他原本是木木讷讷的模样，一谈到书本却像插了电一样，眼珠子里往外喷射的全是精光。如果不是商教授及时打住，那么他可能会孜孜不倦地说下去，直到两个嘴角下方越积越多的白沫流到脖子里去。
　　“大家都看到，情况已经很清楚了。”商教授轻轻地吁了一口气，转向了校方代表，“这位小安……同学在历史方面达到了相当的造诣，虽然他的阅读稍嫌不成系统，还有点凌乱，但是他对重要著作的熟悉程度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我想如果不是对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是不可能付出这么多的时间与精力的。而学校作为一所人才培养机构，为什么要扼杀学生的兴趣呢？这是不负责任的。当然，搞教育的都有爱才之心，电子系诸位同仁的心情，我们历史系也能理解。不如由我个人来提一个折中的方案：我们给予小安同学电子系和历史系的双重学籍，他继续在电子系读研究生，同时还可以到历史系来念本科，由我本人亲自担任辅导老师。现在的大学教育不是提倡打通，提倡跨学科吗？历史上那些真正的大师也都是通才：笛卡尔既是一位数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同时也热衷于演奏小提琴；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同时也爱好着古典诗词以及翁帆女士……”
　　商教授好不容易正经了片刻，终于又在发言的结尾流于轻佻。但这轻佻却是恰到好处的轻佻，它让在座的众人哄堂一笑，有了皆大欢喜之感。既把安小男的人留在了电子系，又保全了历史系的面子，多么完满。只要这种长袖善舞的人物在场，那么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校方的领导们满意地点了点头，宣布“再回去研究一下”，假如对学生好，对学校好，“特事特办也是可以的”。
　　大家欠起屁股，已经准备离席了。但没想到，安小男却在这时候又开了口。他的话是对商教授说的：“我还没决定去不去历史系。”
　　难道今天的会不是为了你转系才开的吗？这时候说这种话，不是消遣人么？商教授不免一愣：“什么意思？”
　　“我是说，在系统学习历史之前，我想再问您一个问题。”安小男说。
　　“你也想考考我吗？”商教授饶有兴致地笑了，“一个问题够吗？”
　　“就一个。”
　　“那你说。”
　　“历史到底有什么用？”
　　商教授又一愣，但过了半晌，笑容便重新网熟起来：“历史当然不如电子有用啦。但是兴趣嘛，喜欢嘛，如果再纠缠于有用没用，是不是有点儿俗了呢？”
　　“您没听懂我的意思，可能我没表述清楚。”安小男舔了舔嘴唇，直视着商教授说，“研究历史是否有助于解决中国的当下问题？”
　　“比如说什么问题？”
　　“比如说中国人的道德缺失问题。”
　　“明史鉴今当然也是一种思路……但是我想，没必要把历史学理解得这么直接吧。”
　　“可是有些问题明明是绕不过去的。或者我再换一种问法，您对中国社会的腐败和道德缺失有什么看法？想过怎么解决它们吗？”安小男说。
　　“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商教授的眼神便开始迷离了。他一定感到了和我当初一样的惶惑。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问题。”
　　在安小男的锲而不舍之下，商教授又吁了口气，看了看与会者中有着领导头衔的那些人。历史系的党委书记还没有走出门去，据说这人有可能要提成主管文科教学的副校长了。于是商教授陷入了另一种逻辑，这种逻辑就是容不得轻佻，但也容不得过分郑重的了。
　　“你可以去看一看上个月《新华文摘》上的一篇文章，是我今年刚写的，其中也有一部分谈到了知识分子应该如何面对今天的现实。”商教授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分清主流和支流，比起繁荣的、蓬勃的历史主旋律，这样那样的问题都是小小不言的。”
　　“也就是说，可以不关心吗？”
　　“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主流，或者潜心于自己的专业……”
　　安小男一字一顿地说：“我认为您很无耻。”
　　他说话的声音并不大，但在会场上却有如炸雷。一些人被定住了，另一些人则逃也似的加快了脚步离开。商教授着实是蒙了，他半张着嘴，瞪着安小男，僵在了原地，连话也说不出来。
　　接着，安小男便抬起了一只手，手指尖利地指着商教授的鼻子，开始了滔滔不绝的大鸣大放大批判。他质问道，中国社会已经沦落到了怎样的一个地步，难道您没有看到吗？难道您不忧虑吗？如果是一般的人也就罢了，但您作为一个学者，一个在公共领域拥有话语权的知名人士，居然选择了鸵鸟策略甚至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这是何种用心？安小男还说，他之所以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正是由于认为比起中文、哲学和社会学等等其他人文学科，历史最有希望解决他的“核心问题”，但今天看来他错了。中国的历史学家并没有他所希望的那样高大，他们归根结底还是一群“没用”的家伙。
　　谁能想到，安小男的历史研究之路沿着汤因比、费正清和布罗代尔等等大师绕了一圈儿，又绕回了在那个盛夏之夜和我讨论的领域。他挥斥方遒地发表了10来分钟的演说，直到商教授也面色铁青地溜走了，会场上空无一人，才喘息着停下来。据说此时的他已是满脸热泪，他居然哭了。
　　毫无疑问，转系的事儿被彻底搞砸了，而安小男也在文科生之中出了大名。再顺便说一句，那位商教授曾经把我们折腾得不善，他自己忙于上电视和走穴，基本上不给学生上课，但到了考试的时候却摆出铁面无私的架势，把题目出得非常难，一定要“挂”掉一批人才过瘾；他还把系里比较漂亮的几个女生招致麾下，通宵达旦地为他整理新一期《百家讲坛》栏目《中国秽乱官闱考》的讲义。基于这个情况，大家虽然认为安小男有可能疯了，但也不得不感到大快人心。一时间，大家争相到电子系的宿舍去瞻仰、声援安小男，每天都有人隔着门帘对他挥挥拳头：
　　“干得漂亮！”
　　按照众人的理解，安小男之所以突然发飙，正是因为那个“小安子”的玩笑——那让他觉得受到了侮辱，进而失去了自控能力。再细一想，他对商教授的指责虽然突兀，但又来得多么刁钻，多么让对方无所适从。一个研究过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同学阐释道，按照福柯的理论，疯子虽然和正常人驴唇不对马嘴，但是他们的思维其实有着严密的内部逻辑，一旦进入那个逻辑，正常人的经验和智慧便丧失了作用，甚至也有可能会被搞疯掉。这也是以商教授之机智老辣，却被一个小毛孩子诘问得张口结舌的原因。
　　在这种时候，我却越发感到自己有必要躲开安小男了。作为一个骨子里很“辰”的人，我对于那些具有狂暴因素的人与事，向来抱以本能的敬而远之，然而还得怪学校宿舍的布局以及我们排泄系统的生物钟，躲了一阵，我终于又被安小男堵在了厕所里。
　　那是一个清晨，我刚冲完水，正迈着发麻的两腿从隔扇里挪出来，正好撞上安小男也站在小便池前。他迅速抖了一抖，提上裤子拦住了我的去路，眼里满是悲伤。
　　我抠了抠眼屎，仍旧不知说什么才好。安小男却先开了口：“我想，你应该理解我。”
　　“理解你什么？”
　　“我的初衷并不是想去故意捣乱，更没有针对商教授个人的意思。”他的一边嘴角抽搐了两下，“我很真挚，的确是希望历史学，希望研究历史的人能够帮助我解决困惑。”
　　“对不起，我们都让你失望了。”
　　“怪我，我不该强人所难……我太幼稚了。”
　　安小男说完，抛下我转身走了。而我却沉默地站在原地，生出了一种类似于羞愧的心态。那感觉，就好像急匆匆地方便完了，才发现自己闯进了一间女厕所一样。
　　相比于安小男，后来混得最好的李牧光虽然和我是一个系的，住得也离我近得不能再近，但我对这个人的印象却一度是模糊的。这倒不是说他没有特点，恰恰相反，李牧光正是南于特点太过鲜明了，才导致我最初和他的交流极其有限。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新生入校的时候。因为我属于北京生源，所以不必提前几天赶过来安家，而是卡在了录取通知书上规定的最后一天，才背着铺盖卷走进了宿舍。当时屋里看似没有人，大家或许都去参加“入学教育”了。我草草铺好了褥子，又到水房涮了涮脸盆，突然瞥到窗台上摆着一只“爱华”牌双卡收录机，还是那个年代最新的款式呢。我一时手欠，便按了播放键，喇叭里随即传出了鼻音浓重的“牛津腔”英语：
　　约翰先生，今天的培根煎得怎么样？
　　爱丽丝小姐，我们来跳一曲华尔兹吧。
　　看来这台收录机主人还真爱学习。我无言地笑了笑，把机器关了，这时却听见一声呻吟从我床铺的上方传来。然后，上铺的被窝里钻出了一个人脑袋：
　　“哥们儿，几点了？”
　　这人一嘴东北腔，同样也是鼻音浓重。刚才居然没发现自己的脑袋顶上就躺着一个活人，这让我先被小小地吓了一跳，随后便不好意思起来。人家正在睡觉，我却在宿舍里东搞西搞，太不合适了。
　　我抬手看了看表：“下午4点多了……吵到你了吧？”
　　“没事儿没事儿。”那人长得倒还周正，是一张东北人里常见的国字脸，肤色也颇为白嫩，只不过睡得有点儿肿胀了。他把一条光溜溜的胳膊也拔了出来，指了指双卡收录机，“你要听就接着听，抽屉里还有磁带，音乐的也有，相声小品二人转的也有。”
　　看来他是那台机器的主人，我就更不好意思了：“那多吵呀，你怎么睡觉？”
　　“我不怕吵，在哪儿都睡得着。”他说完，把身子往被窝里一蜷。
　　我看了看他杂草丛生的天灵盖，又扭脸望了望窗外，轻声叫他：“那我先出去，你知道别的同学在哪个教室吗……哥们儿，哥们儿？”
　　上铺无声无息，这人居然一转眼就又睡着了。
　　到了晚上，和宿舍里的其他同学见了面，才知道我上铺这人名叫李牧光，是从赵本山的故乡“铁岭那旮旯儿”来的。同学们又喷啧称奇地介绍道，自从到校以来，他就一直在睡觉，已经连睡了两天两夜了。何以要睡这么长时间？这时李牧光终于不情愿地起了床，他一边睡眼惺忪地刷着牙，一边对大家解释，这是因为报到之前，他们家人带他到欧洲和澳大利亚玩了一圈儿，偏巧地球又是圆的，纵横几万里，时差把他的生物钟统统搞乱了，所以需要用睡觉调整过来。这个理由有些牵强，但却暴露了李牧光的另一个情况，就是他的家庭条件很不错。我考上大学以后，父母只是给我买了块手表，并且还不是瑞士的，而是日本“精工”，就算“以资鼓励”了。其他两个来自广西和贵州的兄弟更惨，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走亲串邻地借债。再瞧瞧人家这日子过的。
　　一个同学问：“欧洲什么样？”
　　李牧光打了个哈欠说：“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全忘了。”
　　有一个同学问：“你爸是老板吧？”
　　“算不上，也就是给国家打工的。”
　　说到这儿，李牧光咂吧咂吧嘴，又从柜子里拽出一只沉重的纸箱子来。嚯，那里面真是五花八门：真空包装的酱鸡腿、卤牛肉、整只鸭子，进口蛇果、红提、山竹和哈密瓜……这些大概是李牧光的父母给他留下来的，难道他们怕儿子吃不饱饭吗？李牧光嚼了两块饼干，然后又看了看我们，招招手说：
　　“愣着干吗，大伙儿一块儿呗。”
　　我们这些没出息的家伙便一拥而上，吭哧吭哧地吃了起来。这个聚餐会刚进行到一半，李牧光突然又伸了个懒腰说：“你们慢用，我就不陪了。”说完爬上床，不到半分钟，又没声儿了。
　　谁也没见过这么爱睡觉、这么能睡觉的人。此后的日子里，我更加为李牧光在睡眠方面的造诣而惊叹。每天早晨大家出门去上课，他正在被窝里酣睡；中午大家回来，他仍在被窝里酣睡；勉强被我们拽起来，极不情愿地到食堂扒拉两口饭之后，他总算有了一点精神，于是便会在园子里东逛逛西逛逛，到球场去看人家打会儿篮球，但才过晚饭点儿就又困了，火急火燎地跑回来睡觉，好像刚上了一个大夜班似的。课他自然是不怎么上的，不管是本专业还是公共课，考勤表上缺席的记录都占了大多数。大二的时候，全体学生被拉出去军训，李牧光正在太阳底下站着“军姿”，突然就像一段枕木一样拍在地上，不省人事了。教官被吓了一跳，以为他中暑了，休克了，然而我们几个同宿舍的人却一点儿也不着急。我们知道，他只是睡着了。
　　这基本上就是李牧光大学生活的常态。套用一句伟人的名言来说，一个人能睡觉不难，能天天睡觉也不难，但要是能天天都睡得像李牧光这样惊世骇俗，那可就难了。日子久了，对于宿舍里永远有一个人在睡觉，我们从不适应到适应，又从适应过渡到胡思乱想，甚至还有了一种恐怖的感觉。大家都担心突然有一天，李牧光会无声无息地睡死在被窝里。于是我提议，每天早上出门之前，都要有一个人去探一探他的鼻息，如果不幸真的发生了，那就赶紧通知校医院的太平间。我们不能允许他臭在屋里。
　　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了大学毕业。
　　我也不免好奇：难道李牧光一直都是这么嗜睡吗？假如中学时代也是这么睡过来的，他又是如何考进我们这所赫赫有名的大学的呢？难不成他像电子系那个传说中的安小男一样，也是一个天才型的人物，而学校为了保护天才，才特批了他不需要上课、写论文，甚至不需要考试吗？
　　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天才怎么会像那些抱着小孩卖黄色光盘的妇女一样，你走到地铁A口冒出一个，走到地铁B口又冒出一个。有一次班级聚餐，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被灌醉了，才吐露了李牧光背后的真相：他父亲是东北一家重工业大厂的一把手，专门在厂里为我们学校设立了一个理工科的“创新基地”，说白了就是赠送一块地皮，供学校在当地开办形形色色的收费班，贩卖注水文凭；而这么做的条件，是学校要给李牧光一个免试入学名额，并且保证他顺利毕业。换句话说，李牧光虽然不是天才，但是他爸却是天才——搞钱的天才、搞关系的天才，而那些天才要比智力上的天才更加畅通无阻。
　　不过这个信息流露出来，我们虽然在理性上感到了不公，但却对事不对人。再看到李牧光安然高卧的时候，并没有谁会真正地讨厌他。平心而论，李牧光其人除了舍生忘死地爱睡觉之外，身上并没有一点儿“各色”的、让人不愉快的东西。他的脾性随和极了，压根儿没显露出过公子哥儿的骄娇二气。有的时候大家闲得无聊，就用报纸卷成小棍，去捅他的鼻子，捅得他喷嚏连天的，但人家却一点儿也不生气，打完喷嚏哼哼两声“不要搞我，想吃什么柜子里有”，然后就继续睡过去了。还有一次，我对面床上那位兄弟也不知怎么弄的，把半壶热水浇到了李牧光的被子上，他被烫得嗷的一声坐了起来，愣了片刻，憨笑道：
　　“我尿炕了吗？”
　　除此之外，自然还有物质上的收买。如前所述，李牧光那装满了吃食的百宝箱，大家是可以随意享用的；他那台“爱华”牌双卡收录机也早被宿舍里的两个英语狂人霸占，练听力用了。世纪之交，个人电脑在学生中间普及了起来，别的宿舍都是大家凑钱集体购买，还有为了你掏多点我掏少点而打架的，李牧光却大手笔地一人买了两台，一台台式机，一台笔记本。这两台电脑，他这个长睡不醒的人几乎从来没有摸过，而我们却可以用台式机打游戏时用笔记本下“毛片”，或者用笔记本打游戏时用台式机下“毛片”。
　　说来也惭愧，我吃着李牧光的，用着李牧光的，心里还不止一次地嘲弄和诋毁过李牧光，但整整四年，我却从来没跟这个人进行过深入的交谈，更别提交心了。我对他说过的话，仅限于“你果然还在睡”“你居然也会醒”和“给我用”“给我吃”这样的层面，而他的回答则基本上是“哦”“嗯”“好”以及无声无息。我毫不怀疑，只要大学一毕业，我就会把李牧光给忘了，就像他同样会在睡梦中把我也给忘了。然而临到毕业时的一件事，却使得李牧光认定我是他“最好的朋友”，而交到我这样一个朋友，是他大学期间唯一的收获——当然，作为一个永远长眠的人，他也不可能有别的收获。
　　那又是在盛夏季节，我再次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时候。只不过以往是忙于应付考试，这时却在忙于投简历、找T作。我们历史系的毕业生可比不得理T科，到各大招聘会上稍微一打听，就会发现自己的出路少得可怜。而我的成绩本来就不怎么样，又不是党员和学生干部，形势便更加不容乐观，也就更加需要勤勉。有一天夜里12点，我才刚刚结束了一个位于昌平县城的企业面试，坐着长途车赶回城里。这时宿舍已经熄灯了，屋里充满了此起彼伏的鼾声和臭脚丫子味儿，我本想直接脱了衣服上床，却忽然听到咯吱一响，李牧光的脑袋探了下来。
　　“小庄……庄博益，你睡了吗？”他问我。
　　四年以来，我只见过李牧光在不该睡觉的时候闭着眼，可从来没见过他在该睡觉的时候睁开过眼。我不由得哆嗦了一下，甚至觉得天有异象，马上就快地震了：
　　“你他妈的要吓死我？”
　　“对不住，对不住。”李牧光的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亮，“不过我的确睡不着……也有个事儿想找你帮个忙。”
　　难道李牧光也在为找工作的事儿发愁吗7我没好气地说：“我能帮你什么忙？你应该找你爸说去。”
　　“这事儿他也帮不了我，只能找咱们同学。”他的语气突然变得可怜巴巴的，“我也问过宿舍里的别人，可他们都不愿意。”
　　“别人不愿意，我为什么会愿意呢……到底什么事儿？”
　　李牧光就磕磕巴巴地说了。原来他爸按照很多成功人士的育儿之道，决定送他去美国留学。为了办这事儿，老头子亲自跑了趟得克萨斯，给他联系了一所州立大学，并且以慈善家的身份留下了一笔不菲的捐款。按说这已经足够把路“蹚”平了，然而快办手续的时候，外国佬那种特别“死性”的毛病却又犯了。他们提出，李牧光就算可以不参加入学考试，但总得提交一篇本专业领域的论文，否则没法儿向所谓的“学术委员会”交代。
　　“你们学校的委员会，难道不是归你们这些校领导管的吗？实在不行我就跟你们书记谈。”李牧光他爸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刁难，他一怒之下，简直口不择言了。
　　对方表示，那个委员会还真是有权把任何学生拒之门外的；而他们已经对李牧光很宽松了，如果不是因为这两年财政吃紧，哪能随便糊弄一篇文章就可以入学。至于“书记”这个说法，对方问道：“那是什么东西？”
　　于是压力就转嫁到了李牧光的头上。他爸打来电话，让他火速“攒”出一篇论文来，再翻译成英文。这让李牧光感到很无辜：“我又没想出国，是他们非逼着我去的。这时候事情没有完全搞定，却又来折腾我，有这么不负责任的父母吗？”
　　我只好顺着他说：“就是，他们太不知道心疼你了。”
　　“可是我也只好给他们擦屁股。”李牧光又说，“我这个着急呀，上火上得牙床子都疼了。今天我已经问了好几个人，但他们都说正在找工作，根本没时间替我动笔。”
　　“可我也在找工作呀，我的牙床子也在疼。”我说。
　　“别人不管我可以，但你可不能不管我。”李牧光急道，“谁让你是我的下铺呢，咱俩睡得最近，交情也就应该最深。再说我不会让你白干的……我给你钱。”
　　“不要说得这么赤裸……”我眨眨眼，“多少钱？”
　　他说了个数：“两万够吗？”
　　我仰着头，像一只坐井观天的青蛙，和李牧光对视着。过了半晌，我说：“够了。”
　　我之所以答应了李牧光，首先是因为两万块钱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实在是一笔无法抗拒的巨款；而第二个原因，就是我突然想到，那篇文章其实并不需要我来写——再说我也不认为自己有能骗过美国佬的水平。说定之后，我和李牧光分头安然入睡。第二天他照常没有起床，而我则披上衣服，蹲在厕所门口守候安小男。
　　7点来钟的时候，安小男果然出现了。这时候却是我追着他问了：“你对历史还有兴趣吗？”
　　“实话实说，已经没有了。”
　　“话不能这么说。”我开导他说，“你其实只是对历史系以及历史系的那些人没有兴趣了，但对于历史本身，你一定仍然是乐于思考的……否则也不能解释你为什么一口气读了那么多书啊。”
　　“可我正是因为历史系的人而对历史丧失了兴趣，我不认为那些人所搞的学问，能够解释我的困惑。”安小男把逻辑拽回到自己的轨道上，然后看了看我说，“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凡事应该有始有终，你可以写一篇文章，谈一谈你前段时间研究历史的心得。”我进而扯起了谎话，“我正在给出版社编辑另一本书，是《谁敢不让中国说不》的姊妹篇，名叫《中国想说不，谁也拦不住》。你对历史学的思考，是我见过最独特也最终极的，仆未尝闻有为道德而研究历史者。我认为这本书里如果没有你的文章，那么将是一大遗憾。”
　　安小男的眼神陡然凝聚起来：“你真这么认为？”
　　我点了点头，他也随之点了点头。
　　然后我补充道：“对了，稿费五千。”
　　半个月后，安小男果然交给我一篇洋洋洒洒，长达几万字的雄文。那篇文章我大概扫了一眼，所用的材料和大多数论点都注明来自我向他推荐过的那些书，但安小男对它们进行了重新整合，从而指向了一个终极的天问：中国人的道德水准是如何不断降低的？他从秦王扫六合、五胡乱华和竹林七贤一直写到了五四运动，写到了“文化大革命”。在他看来，中国原本是有道德的，但中国的历史却是一个不断击穿道德底线的过程。一穿再穿，时至今日，我们的民族已经相当于穿着开裆裤上街了。客观地说，安小男的文章存在着严重的硬伤。首先，他将历史解释成了一个有目的、有意志（也即消灭道德）的过程，这已经近乎阴谋论了。要知道，吾国吾民除了败坏道德之外，还在春种秋收，男耕女织，需要忙活的事儿多着呢，谁那么有闲心专门和道德这个劳什子较劲。其次，他絮絮叨叨地说了八百多遍“道德”，但却并没有对道德进行起码的辨析——是儒家道德还是法家道德？内心道德还是社会道德？在他看来，“道德”似乎是一种先验的天成之物，在人类的蒙昧阶段保存完好，一进入文明社会就腐化变质了。但据我所知，原始社会不说别的，起码婚姻制度的基本形态是：看上哪个女的就“给丫一闷棍”，哥儿几个把她扛到山洞里轮流上——这道德吗？
　　看来天才也是有局限性的，安小男在理工科方面的智慧并没有平移到人文社科领域。或者说，他那种一根筋、特别“轴”的性格恰恰说明老院士制止他转系是正确的。我有些担忧这样一篇文章是否能够通过美国学校的审查，但转念一想，我又何必替李牧光那么尽职尽责呢？再说了，也许美国人会非常喜欢这种中国人自爆家丑的态度——就像他们很喜欢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一样。于是我没有耽误，又拿着文章找到了我的前女友，外语学院的郭雨燕，请她将其翻译成英文，翻译费五千元。挟着巨款之威，我顺便企图和郭雨燕重修旧好，并且再次提起了去九寨沟旅游的计划，但是郭雨燕干脆利索地请我滚蛋：
　　“你这种人，一起玩玩儿倒是挺有乐趣的，过日子就太靠不住了。”
　　“谁也没说要奔着过日子去呀。”我说着“香”了她一记，又揽住了她的腰，“我们就是玩玩儿也可以嘛，纯娱乐。”
　　郭雨燕脸色泛红，一对大胸起伏了两下，但随即却嘤咛一声，将我推开。她正色道：“这就是你的爱情观吗？太不道德了。”
　　他妈的，怎么又是道德。安小男不是已经得出结论，中国人早就全无道德可言了吗？可见他那篇文章的确是大谬特谬。
　　随着我的彻底失恋，我们这茬儿学生也最终毕了业。朋友或仇人们像狂风里的杂草一样飞向天南地北，转眼之间大部分都成了陌路人。李牧光如愿以偿地拿到了美国的入学通知书，连最后的聚餐都没参加就上了飞机。临走之前，他给我们留下了两台电脑、一台双卡收录机、几身簇新的西服，还单独交给我一个装满了钱的厚信封。我有点好奇，帮助他通过审查的，究竟是安小男那篇旁征博引的文章呢，还是郭雨燕那流利而精确的英文翻译？抑或这两者都不重要，美国佬既然拿了他爸的钱，所谓提交论文仅仅是走个过场罢了？当然，对于既成事实，我们也没有必要像历史学家那样一味追寻原因，否则生活将会变得更让人疲倦，也更让人难以适应。
　　讽刺的是，出国之后的李牧光倒是与我交往得日益密切了起来，并且真的发展成了他所谓的“朋友”。恨不得刚一下飞机，他就开始给我写信，告诉我自己在美国的见闻和生活状况。这也能够理解，人毕竟是需要回忆的，到了陌生的环境里，往事就会焕发出原先所不具备的温馨色彩。而李牧光的大学四年几乎都在睡觉，可供他回忆的，似乎只剩下了和我之间的那点儿交往。于是他美化了我们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将我给他“攒”文章说成了两肋插刀的朋友之义，又把他给我两万块钱说成了自己的仗义疏财。他的信上没有一点儿美国气息，反而发散着越来越浓厚的东北味儿：
　　咋说呢？咱们兄弟就啥也不要说了。
　　自从我有了手机之后，他和我的沟通方式就变成了打越洋电话。每周起码一次，一打就是一个小时，先声称“啥也不要说了”，然后说的话却比我们睡在上下铺的四年还要多。这个期间，李牧光的谈话主题变成了抱怨。他抱怨美国的白人看不起他，黑人居然也看不起他；中国留学生里比他更富的看不起他，那些穷得连二手“丰田”都买不起的家伙居然也看不起他。作为一个肤色、体格和智力都不占优势的外乡人，他在美国可真是受够了委屈。更加让他忍受不了的，是他在中国都可以尽情享受的自由，在美国却受到了粗暴的干涉：
　　“他们还不让我睡觉。”
　　“谁？”
　　“我那个印度导师，还有美国房东。”说到这儿，李牧光都快哭了，“有一次我在屋里睡了三天，房东就报警了。他们说这是病，必须得治。”
　　我想了想，第一次给了他真诚而善意的忠告：“我也认为你应该配合治疗。”
　　再后来，也许是度过了初来乍到的不适应阶段，李牧光的电话总算渐渐少了下来，每次通话的时间也变短了。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我们的“交情”，当他父母来北京，我总会跑一趟他们下榻的豪华饭店，为他们磕磕巴巴地讲解一遍美国补药的说明书——都是李牧光寄过去的，其实也就是些深海鱼油和褪黑素什么的，想来“吃错了药”也没什么危险；而过了两年，我的表妹林琳考入了美国名校斯坦福大学，我指派李牧光开着他的“凯迪拉克”横穿了几个州，去接林琳入学、给她安顿住处、采购生活必需品并且由他埋单。能交上这么一位有钱有闲，又傻乎乎的热心肠的朋友，这也是我在表妹面前唯一一件有面子的事儿了。
　　林琳专门打电话感谢我，说的话和《围城》里赵辛楣对方鸿渐的评价刚好相反：“你这人虽然讨厌，但还有点儿用处。”　　
　　直到这个阶段，安小男和李牧光之间还没有发生直接的交集。我想介绍的发生在他们之间的雇佣关系，指的也绝非安小男那篇被我克扣了大半稿费的文章。一个“枪手”有什么稀奇的呢？在我毕业之后，找到的头一份差事，是在一个市属机关当秘书，工作内容就是给副局长写发言稿。而像我这样的编制内“枪手”，在各级单位里数不胜数。
　　再说一个笑话，我所“跟”的那位副局长本来是一平谷桃农，普通话不太标准，总是把“我们”说成“碗们”，而恰好我们的局长又姓郭，于是他朗读稿件的时候就变成了：
　　“碗们要团结在锅的周围，坚决解决好老百姓的副食供应问题。”
　　这份工作我干到第二年，就死活坚持不下去了。坐在单位的会议室里，我感到自己真的是一只碗，叮当乱响地空空如也，只等着从锅里分出一点肉汤来。然而锅身边积极踊跃的碗又太多了，他们有的会往锅里倒米，有的是从更大的锅里空降下来的，还有的镶着金边妩媚多姿，并且不惮于随时和锅跳到同一个水槽里去洗澡。看起来，我这只缺了口的破瓷碗是很难熬到出头之日了，于是我咬了咬牙，放弃了这条许多人眼里的“人间正道”，跳槽去了一个地方电视台下属的节目制作公司。
　　随着广电系统的市场化改革，如今的制作公司完全采用项目制，拍一个片子拿一份钱，不想干活的时候，在家躺半个月也没人管你。虽说碗们和锅的关系仍然颠扑不破地存在着，但在这个管理相对松散的单位，我的生活状态总算轻快了一些。我先是当记者，跑了一段时间的社会新闻，然后又转入了编导岗位，很快混上了一个导演的头衔。只可惜我这个导演和动画片导演、动物世界导演一样，都是没机会和女演员们“深入说戏”的。我于的是纪录片，所表现的内容不是边远山区的孩子走几十里路去上学，就是挺着大肚子的女支书都“破水”了还坚持带领乡亲们抢修养猪场。
　　斗转星移地又过了几年，我的某部主旋律片子蒙上了一个政府奖，进而和公司签订合同，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随着财务上的宽裕，我在通州买了房子，接手了一个朋友的二手“大切诺基”，染上了把玩檀木佛珠和沏功夫茶的爱好；为了让自己时时刻刻“更像个导演”，我还留起了络腮胡子，每天出门之前都给自己扣上一顶镶有红五星的绿帽子。总而言之，我终于变成了自己既向往又厌恶的那般模样——一个满嘴跑火车的文化混混。
　　大概是北京刚开完奥运会的时候，我的不知第几任女朋友，一位社会学专业的在读研究生向我建议了一个新选题：中关村和学院路一带的“校漂”人群。这个群体和那两年受到大量关注的“蚁族”又有不同，他们之所以不是学生还赖在大学周边，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人纯粹是毕业之后收入低，贪图食堂的价格便宜；有人是因为还保持着华而不实的精神追求，喜欢隔三岔五去听听讲座什么的；还有人是因为怎么也跨越不了从学生到社会人的心理转变，索性就拒绝长大了。凭着直觉，我感到这些人里也许能挖出点儿什么东西，弄不好还能再骗个国际上的二流奖呢。况且，我也迫切需要拓宽题材。
　　说做就做，我“撒”出去几个聘来的实习生，让他们为我搜集汇总了一批“校漂”的典型人物，然后带着摄像扛着长枪短炮，逐一进行采访。工作进行得出奇的顺利，那些“素材”形形色色，但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都不把自个儿当凡人，表现欲也特别强。他们对着镜头手舞足蹈，或抒情或明志，令我不得不临时调整思路，将一部绷着块儿装深刻的纪录片改换成了喜剧风格。我还特地留心寻找了一下当年见过的那个“民间哲学家”，很可惜，留校任教的同学告诉我，那人因为偷窃了几十件女生内衣，已经被移交公安机关了。
　　几天以后，前期采访工作大致告一段落，我在母校的留学生餐厅请全组人员吃了顿饭，准备回去整理录音。但在席间，一个比较负责任的实习生小张告诉我，在她搜集到的采访对象中，还有一个没有“采”到。
　　“不是都没落下吗？”我翻了翻名单说。
　　“那个人比较孤僻，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名字，也死活不愿意上镜。”小张说，“不过我总觉得这人身上有故事。他没_丁作，也从来不到学校的课堂去听课，每天就是在学生宿舍里窜来窜去，保安把他当成捡破烂的，往外撵了好几回，但每次撵出去，没两天他又回来了……”
　　“没准真是个捡破烂的呢？或者在倒卖偷来的自行车？”
　　“我见过他一次，绝对不像。”小张笃定地说。
　　我时常教育手下的孩子们，干活儿一定要有始有终，哪怕一个镜头没拍到也不能收工。我也对他们说过，真正有意思的素材往往是锲而不舍地“抠”出来的，而非随便拍一拍就能捕捉到的。小张的态度倒好像将了我一军，于是我让其他人先吃，自己跟着她走出了餐厅。
　　小张所说的那人的住处，就在我们学校西门外的“挂甲屯”一带。那儿的居民把平房加盖成摇摇欲坠的简易小楼，再按间甚至按床位租给住户。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城中村仍然又脏又破，熙熙攘攘，土路的两侧摆满了卖鸡蛋灌饼、麻辣烫和羊肉串的摊子，不时有戴着厚厚的眼镜、满脸木然的年轻人夹着书本匆匆而过。小张带我穿街过巷，拐进了靠近圆明园西路的一个小院儿。她在一扇紧闭的门上敲了敲，半天无人应声，又不甘心地透过窗帘缝往屋里打量。
　　“干吗的？”一个穿花睡裤的矮胖女人拎着一网兜蔬菜进来，警觉地看着我们。她大概是小院儿的房主。
　　“这儿的住户不在家吗？”我指指那扇门说。
　　“我出门的时候还在呀。”房主说，“难道又被抓走了吗？”
　　“什么人抓他？警察？”
　　“不是警察，是学校里的人。”房主撇撇嘴，“给我惹了不少麻烦呢，要不是看他孤苦伶仃的挺可怜，早把他撵出去了。”
　　我对小张努了努嘴，和她走出了小院儿。院门对面，是一间污水横流的公共厕所，从刚才起，那股恶臭已经把我熏得很烦躁了。我没好气地对她说：“八成就是个小偷什么的。我上学的时候，就在宿舍里撞上过一个，哥儿几个撵着他满学校乱跑，最后差点儿没跳湖了。”
　　小张却瞪大了眼睛，朝我身后望去，同时抬起了随身携带的微型摄像机：“就是他就是他。”
　　我不由得回过头，看见一个又黄又瘦的人。他的头发长可及肩，脏得都打绺了，身上穿了件分不出颜色的双排扣西服，脚踩一双塑料拖鞋。他的手里攥着一卷卫生纸，卫生纸耷拉下来一截，随风摆动着，倒是这人周身上下唯一鲜亮的颜色了。
　　我像被什么奇异的情绪击中了，半晌没说出话来。他却在红五星绿帽子和络腮胡子之中努力地辨认着我的脸，片刻之后，眼睛里流露出了单纯的、近乎天真的惊喜：
　　“你是庄博益？”
　　“安小男？”
　　他扭头看了看小张，伸出一只因干枯蜕皮而处处斑驳的手，急促地摆动着：“念及同学的情分，你就别拍我了行吗？”
　　真没想到，我和安小男久别重逢，居然又在厕所门口。我让小张关了摄像机先回去，自己跟着他走进了那间小平房。房屋低矮，进门时必须得低头，否则会蹭一脑门子灰；屋里有一床一桌一椅，看起来都是二手市场淘来的旧货，此外再无他物。坐在25瓦灯泡的下方，安小男便显得更加肮脏，也更加瘦弱了，但如小张所言，他绝不像个捡破烂的和小偷。如果让我说，他倒像个80年代的流浪诗人兼过度手淫犯。
　　他那手足无措、局促不安的模样也让我心酸。要知道，我们可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作为改革的同龄人，我们虽然没占到什么改革的便宜，但是比起那些更年轻的后辈，吃改革的亏也还算吃得比较少的——起码找个相对体面的工作不难做到。那些和我一样不学无术的家伙都已经有资格在办公室里大搞性骚扰了，而安小男可是理科生里公认的天才，脑袋里据称“装着半个硅谷”，他怎么会混到这般田地？
　　因为害怕刺激到他，我没有直接发问，而是延续拍纪录片的思路，迂回着和他谈起了眼下的学校生活——都是些琐碎细节。安小男告诉我，学生第一食堂那著名的冬菜包子已成绝唱，图书馆地下室的录像厅也停业了；原来被我称为“肉香阁”的澡堂子却还开着，尤其是女部，飘出来的香味儿越来越浓了，“但洗澡的早已不是原来的人了吧”，他咂吧了一下嘴说，那一瞬间居然显得有些风趣了。
　　总之，学校是雕栏玉砌应犹在，我是前度刘郎今又来，安小男则已经乡音不改鬓毛衰。看到他的状态倒还平和，我终于开口：“毕业之后就再也没见过面……我还以为你留在电子系读研究生了呢。”
　　“也是命，也是活该。”安小男垂下头去苦笑了一声，”我还得感谢你呢，当初刚毕业的时候，是你那五千块钱帮我在北京安了家。”
　　我扫了一眼他的“家”，脸上发起了烧。幸好安小男没有察觉，他自顾自地讲了下去。当初本科毕业以后，他固然没有进入历史系，而电子系力邀他继续读研究生，还开出了免试英语、政治的条件，却也被他拒绝了。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和兴趣、追求之类的东西无关，起作用的只是一个简单的因素——生计。在安小男10岁出头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是靠母亲在肉联厂洗猪肠子拉扯大的。天长日久，母亲的手已经被碱水烧坏了，眼睛也被熏得迎风流泪，视力大大下降，眼瞅着这份活计都做不下去了，幸亏熬到了儿子大学毕业，手里攥着的又是一份热门专业的文凭。供养安小男上学读书，在他母亲看来就是为了改变家里的生活状况，只要能实现这一目标，那么就算回了本儿，含辛茹苦没有白费；相反，如果不能立竿见影地赚出真金白银，那么再多的头衔也是扯淡。
　　“我真是干不动活儿了。”他母亲对他说，“手像咬了几千只蚂蚁，这我能忍，但眼睛要是瞎了，拖累的反而是你。”
　　在此后的择业过程中，也是母亲的意见起了主导作用。安小男没有进入对口的通信公司或者大型国有电子管厂，他母亲的理由是，前者不是有保障的铁饭碗，而后者的效益不好，工资太低。选来选去，她主张让安小男去银行上班。一个纯粹的理工科，到银行又能做什么呢？这是因为刚好在这期间，金融机构开始大力推进数字化办公，他们需要安小男这样的人才提供“技术支持”，说白了也就是当局域网的设备管理员。
　　于是安小男穿上了黑西服，胸口别了一只镀金领带夹。本来这份工作还是很实惠的。首先工资可观，旱涝保收；其次活儿也不多，办公室里遇到的技术问题在他看来都是小儿科，最麻烦的不过是重装系统和恢复硬盘，实在不行还可以开单子重买一台电脑，反正单位有的是钱。那段时间，安小男的生活过得相当滋润，他在西单附近分到了一间精装修的宿舍，宿舍里堆着工会发的鱼、肉、水果、成袋的大米，他还能每月定期往家里寄一笔钱，不仅足够母亲在H市衣食无忧，而且还能攒下来“将来结婚用”。
　　但是变化发生在3年前。某一天的午休时间，安小男所在的那个支行行长突然打来了电话，想约他谈谈。这还是他头一次受到顶头上司的单独召见呢，安小男有点懵懂，但还是准时推开了行长办公室的大门。
　　支行行长正在屋里看文件，他抬起手来向里摆了摆，示意安小男进屋，又向外摆了摆，示意安小男把门关上。安小男把半个瘦屁股坐在写字台对面的沙发上，眼巴巴地看着领导给他倒了杯茶，给他拿出了一包中华烟，又将写字台上那只沉重的水晶烟灰缸放在了他身旁的沙发扶手上，这才意识到了什么。他立刻跳起来，慌乱地躬着腰说：
　　“我不渴，我也不会抽烟……要不您喝吧，您抽吧。”
　　行长被他那拘谨的样子逗得哈哈大笑：“我就喜欢你们这些搞技术的人——实诚，心里没那么多道道儿。”
　　然后又草草问了安小男的T作以及生活情况。安小男一一答了：“谢谢您的关心。”
　　支行行长话锋一转：“向你咨询一个技术问题。”
　　安小男说：“您说。”
　　支行行长说：“通过你那台主机，能否掌握行里每个人的电脑数据，以及他们都用电脑干了些什么——比如聊天、转账、炒股……”
　　安小男说：“从理论上来说，只要使用特定的软件，那么就是可以做到的。因为行里的网络是通过我这台服务器对外连接的，这就相当于我这里是公共汽车的调度站，每一辆车的行驶速度快慢虽然有差别，但是路线和停靠站点全都被我记录着。”
　　支行行长满意地点了点头：“那么交给你一个任务吧。”
　　安小男说：“什么任务？”
　　“去搞一个你说的那种软件，花多少钱我给你报。”支行行长说着，又把一张打印纸递到他面前：“这个名单上的人，你从今以后把他们上班期间收发的所有邮件、用通信软件和别人说的话都保存下来，每周拷贝给我过目。”
　　安小男就傻了。他不知道行长让他做这个是为了什么。这是在严肃工作纪律，落实考勤制度吗？可门口分明已经安装了指纹打卡机，办公室里也设有不留死角的摄像头，总行还会定期派出检查人员，一旦发现谁用单位的电脑玩游戏或者炒股票，立刻通报批评。再说所谓的纪律和制度，说到底都是执行给上面的人看的，又何必那么较真儿，非得将监控细致到每一封邮件和每一段聊天记录呢？
　　“我当时首先的反应，是这个领导吃饱了撑的，多此一举。”安小男对我说。
　　“你太稚嫩了。”我笑着回答他，“他给你的那个监控名单上都是什么人？肯定有一个是单位的其他领导，比如副行长什么的吧？剩下的都是这个领导的直接下属或者有裙带关系的员工吧？这哪儿是执行纪律，明明就是在搞人嘛。你们行长想要通过你的技术优势，把他的对头们搞串联的动向掌握在手里，如果还能抓到什么黑材料，那就更好了……”
　　“还是你聪明。”安小男由衷地说，“我当时就没有想到这一点。”
　　“后来想明白了吗？”
　　“想明白也晚了。”
　　“你是怎么答复你们那位行长的呢？”
　　安小男当时的举动是——凝视了行长片刻，像垂死的鱼一样“啵”地吐了个泡儿，然后说：“您这么干很不道德。”
　　行长同样凝视了安小男片刻，然后抬起手来，往外挥了挥，示意他出去，又向里挥了挥，示意他把门关上。但是我也猜到，事情当然不可能这样过去。在行长眼里，安小男就算没被对立面提前收买，也已经属于那种“知道得太多的人”，如果不能加入自己的阵营，那么就万万留不得了。没过多久，上面来了一纸调令，将安小男调离了技术部门，发配去总行直属的信用卡中心做推销员了。
　　而我突然问道：“对了……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还在看书呢？”
　　“什么书？”
　　“历史书。还有那些思想神棍写的骗人玩意儿。”
　　“当然不了。”安小男说，“不是告诉过你嘛，我已经对历史学失望了。”
　　“那你又何苦扯什么道德啊？”
　　“我也不知道。”安小男在昏黄的光线下垂下了脑袋，油毡一般的长发散发出一股霉味儿，“我当时只是觉得特别别扭，特别难受，好像被人掐着脖子，往肚子上擂了两拳，如果再不说点儿什么就要喘不过气来了。于是我就说了。”
　　我又想起了他在商谈转系事宜时，对商教授的那次发飙。安小男虽然对历史学失去了兴趣，但促使他去研究历史学的终极目标，也即“中国人的道德问题”，却还像华老栓的那包洋钱一样，往腰间一摸，硬硬的还在。调动了工作岗位之后，他的生活就走上了下坡路。信用卡中心属于新组建的市场部门，人员构成大多是编制外的合同工，效益考核也纯粹是计件工资，拉进来一个客户算一分钱。为了多拿提成，大家各显其能，有到各种展会门口摆摊的，有到人多密集的场所扫街的，还有像出租车司机一样隔三岔五到机场趴活儿的。但无论在什么地点面对什么人，你都必须要放得开，要有一张好嘴皮子，让目标客户在极短的时间内对你产生亲和感。而这恰恰是安小男的劣势，他实在不知道应该和那些人说些什么，更不知道如何让人对一样他不感兴趣的东西产生兴趣。他也曾经把同事们的那套推销词语记在心里，一蹴而就地对着目标客户全文背诵，但还没等他把书背完，人家却早已带着莫名其妙的表情走开了。连续几个季度的考核下来，安小男始终是单位里的最后一名，他不仅工资被扣得所剩无几，还要遭受同事们的奚落乃至敌视，因为他的推销成绩严重地拖了别人的后腿．连累大家一块儿跟着挨批评、扣奖金。
　　终于，在信用卡中心新一轮的竞聘组合即将展开时，安小男又一次承蒙领导单独谈话了。这次仍然有茶，有中华烟，有水晶烟灰缸，而当他再一次如梦方醒地客气起来时，领导的话却是：“两条道儿你自己选：要不你自己走，要不我们请你走。咱们这儿任务太重，竞争也激烈，不是养大爷的地方。”
　　就这样，安小男被迫从银行辞了职。
　　“然后你没再找别的工作？”我问他。
　　“找了，但没找着。推销的岗位肯定是干不了了，我说我还能做技术，但人家都不信，因为原先那个行长给我写的鉴定是‘业务水平无法胜任’。”
　　“那么你回到学校来，是打算重新考研究生吗？”
　　“考上也念不起呀。”
　　“你现在靠什么生活呢？”
　　“感谢母校，还是有办法。”
　　安小男告诉我，他失业之后，单位的宿舍自然也没了，于是便来到这里租了间小平房。茫茫北京，他真正熟悉的地方只有学校，走投无路之时也只能回到学校附近。几乎所有的学生在上学期间都恨过自己的学校，但毕业之后一旦混得不如意，却又把学校当成了避风港。他们甚至是在自我欺骗，感觉只要回到当初的状态，那么生活就还有希望。这也是我在拍摄这部“校漂”的纪录片时总结出来的共性。总算是天无绝人之路，安小男闲散了半年，手头的一点积蓄差不多快花光了，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在学校里靠山吃山的新门路。以前银行的人事干部给他打来了电话，吞吞吐吐地求他代替自己19岁的儿子参加高等数学考试：
　　“我看过你的成绩单，理科全是满分，所以请你千万不要谦虚。”
　　前同事愿意为“这一单活儿”支付“市价”，也即5000块钱，恰好和我当初把李牧光的论文“转包”给安小男的价格是一样的。由此可见，那时候的李牧光的确是一个睡糊涂了的冤大头，想找枪手也不先打听打听行情，从而给我留下了巨大的利润空间。没过几天，安小男拿到了用自己照片制作的假学生证，走进了考场。他第一次干这种勾当，固然紧张得满头大汗，但实际的操作过程却波澜不惊。公共课都是好几个系的学生混考，几百人的阶梯教室里基本上谁都不认识谁；况且大家都在埋头答题，即便是同班同学之间，也不会留意谁该来没来，谁不该来却来了。他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做完了卷子，并故意答错了几道题——这是出于雇主的要求：
　　“我们只要七八十分就够了，太高了容易暴露目标。”
　　有了良好的开头，后面的路也就平坦了。通过成绩不好的学生们的口口相传，安小男变成了中关村一带几所大学中赫赫有名的“枪手”，雇主们对他的评价普遍是：待人诚恳，业务精湛，要价合理，不留后患。还有人在校内论坛上主动为他打广告：小男小男，考试不难。他的名气甚至传到了外地，就在去年，一个上海富商的孩子专门为他买了头等舱的机票，请他过去为其斩获了复旦大学微积分竞赛第一名的奖杯。这个行当的经营周期和地坛庙会上卖羊肉串的有相似之处，都属于干三天顶一年，安小男只会在期末的考试季里马不停蹄地赶场，其他的时间则都在学校周边闲逛，或者干脆窝在屋里。
　　不过作为一个枪手，安小男也有着明显的缺点。首先是他的穿着和外貌越来越不修边幅了，身上还散发着呛人的霉味儿，这导致他很容易在考场上引起怀疑；其次就是他过于注重“售后服务”这个环节，每次从考场出来拿到钱，都要苦口婆心地把考试题目向对方讲解一遍，然后再进行一通思想教育：
　　“连这都不会，你对得起父母吗？”
　　听到这里，我不禁哑然失笑，但才笑了一声就生生咽住了。我看到安小男的脸上浮现出了货真价实的痛苦，他讲到自己的失业和窘迫困境时都是心平气和的，但现在却两眼湿润了起来。如果只看那双眼睛，你甚至会把安小男当成一个不慎失足的纯情少女。
　　“我知道你觉得我虚伪，我也知道替人代考本身就是弄虚作假。”他打着磕巴说，“所以我每次劝那些学生好好学习的时候都是真心的，如果他们都能用功点儿，也就不用把父母的辛苦钱花在这种事情上了……”
　　“那样的话，你就连这碗饭也吃不上了。”我打断他，扯开了话题，“你妈怎么样？”
　　“暂时还过得去。”安小男舔了舔嘴唇告诉我，他的代考收入除了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开销，其余全部寄回了H市，并且是分月寄的。他至今没有把失业的消息告诉母亲，因此反倒庆幸母亲的眼睛越来越不好，已经没法儿坐火车来北京看他了。而每年春节回家的时候，只要临时换一身西服，也能大致搪塞过去。这么大的事儿，居然被他瞒了个严实。
　　“所以说嘛，别再把道德什么的当压力。”我顺势替他开脱道，“道德的标准也不是绝对的，得视情况而定。你的处境是饥寒交迫而不是衣食无忧，你面对的又是赤裸裸的生活而不是宗教审判，况且你还有一个母亲要赡养——凭什么要求你的灵魂像那些有钱人的后脖颈子一样雪白呢？那反而不道德也不公平。”
　　“你真是这么想的？”
　　“那当然，而且一直都是这么实践的。”我说，“这年头，就算苍天有眼也被马路上的摄像头给取代了，只要警察不来找你的麻烦，那你就是一理直气壮的良民。日子已经过得不容易了，咱们都得活得尽量轻松一点儿，也务实一点儿，对吧？”
　　安小男这时却咧开了嘴：“可是警察没准儿已经盯上我了，上次替人家考完力学出来，有个助教带着保安跟了我一路，还把我叫出去盘问了半天……他们说以后再看见我就报警。”
　　“那也不用怕，咱们再想想别的出路。”
　　那天一直聊到了傍晚，我带着安小男离开挂甲屯，到以前开在学校东门外的胡同里、后来又移师到海淀体育场一侧的“千鹤”餐厅吃了顿日本菜。没有想到，如今的安小男也开始喝酒了，而且量还不小，我们一共要了五六瓶糯米酿制的清酒，差不多都被他一个人给喝了。酒足饭饱，我又提出找个地方“咯吱咯吱洗干净”，便强拽着他打车去了一家洗浴中心。酒劲儿被冷风吹上了头，安小男的情绪也终于开朗了一些，他踉跄着走在门口的几个“罗马人”中间，手四处乱指着，像小孩儿一样卖弄着学识：
　　“这孙子叫屋大维，这孙子是恺撒。”
　　他身上的泥都快结成壳儿了，搓澡师傅表示必须得收双倍费用。趁他正在搓着，我便穿好衣服走出了洗浴中心，到街拐角的自动提款机上取钱。先取了一万，这是当年我利用安小男的文章从李牧光那儿赚的；又加到一万五，这是把给我前女友郭雨燕的那份儿也添了进去；最后又加到了两万，这是每天的提款上限。我从脚边捡了个塑料袋，将那摞钱胡乱包了，揣进洗浴中心里递给安小男。
　　他正坐在休息间，赤身裸体地摩挲着两扇瘦排骨，好像一只洗干净又煺了毛，只等下锅的菜狗。看到袋子里的是钱，他惊慌地推回来：“这怎么使得……你已经对我够好的了。”
　　我感到了心酸，脸上再次发烧，硬是将钱推回去：“都是同学，客气什么。你先换一个像样点儿的地方去住，再给我留个联系方式，我看看能不能帮上你。”安小男的嘴像鲶鱼一样一瘪一瘪的，似乎马上又要哭了。我的心里五味杂陈，不禁动情地胡噜了一下他的满头杂毛，又用力搂了搂他的肩膀。这个举动倒惹得旁边两个膀大腰圆的汉子好奇地打量了过来，在他们眼里，我们也许很像一对正在上演爱情悲剧的同性恋人。　　
　　在此之后，我又断断续续地找过安小男几次，有时候请他吃顿饭，有时候给他送几件剧组里配发的工作装。那两万块钱他没有用于换房子住，而是都寄回了H市，支付他母亲治疗眼病的费用了。他继续住在挂甲屯厕所边的平房里，等待着下一个考试季的来临，并提心吊胆会不会被校方抓个现行。
　　我也帮他找过工作。很遗憾，我们那个工作室的经费非常有限，因此才只能剥削那些“有志于艺术”的实习生，而要想添加一个全职的岗位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至于我问过的其他同学那里，情况就比较气人了。那些家伙平常都吹得天花乱坠的，可是真赶上事儿，却一个比一个缩得快，给我的答复不是“能力不济”，就是“掣肘奈何”，还有人反过来开导我：
　　“为了那么一个人，你犯得着吗？”
　　这固然也没什么不正常的，世上有贫贱之交，有富贵之交，但最让人无法想象的就是富贵与贫贱之交。让我不舒服的是，他们对我的义举也揶揄了起来。“上次我想在你的片子里插俩‘软广’，你张嘴就要10万，这时候却他娘的扮演起了爱心大使——”一个自己开了个小公司的同学刻毒地挤对我说，“告诉你，就你兜里那俩钢镚儿，想沾染真正的富人癖好还早着呢。”
　　更让我不适应的，反而是和安小男的交往本身。他看我的眼神已经不对劲了，刚开始是羞怯和感激的，后来就渐渐地变成了崇敬。那崇敬之中似乎又藏着什么严肃、高远的东西，仿佛崇敬的并非我这个人，而是我所代表的某种抽象观念。他不会认为我对他的关切是出于什么伟大的情怀，进而把我看成“道德”的楷模了吧？
　　“我在大学期间所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在五道口一个挤满了韩国人、“西巴”之声不绝于耳的串儿吧里，安小男奋力地用嘴撸着一根烤火腿肠，喷散着酒气问我。
　　“是当众痛斥了商教授吗？”
　　“不不不，是那天在图书馆门口和你打了个招呼。”
　　“这实在不敢当。”我躲着他的目光说，“事实证明，我帮助你学习历史什么的，明明都是浪费时间。”
　　“那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不值一提。”安小男用竹签子“点”了我一记，“我的意思是，我很庆幸能交到你这个朋友，这让我不再那么孤独了。”
　　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突然有一种冲动，那就是向安小男坦白，我之所以愿意帮助他只是因为“黑”过他的钱，如今心里突然过意不去了——假如非得把这种情绪称为“负罪感”的话，其性质也仅仅类似于一个立志减肥的胖子在酒足饭饱之后的后悔与自责。但我又在话要脱口之际憋住了。告诉他实情又有什么用呢？当务之急，其实是寻找到一条门路，改变安小男的处境，帮助这个已经被现实逼到墙角的人“跳出来”。
　　恰恰是在这个当口上，另一个曾经把我视为“唯一的朋友”的人空降到了北京。
　　李牧光回国之前并没有通知我，但降落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打了电话。从那鲸鱼腹腔一样拥挤、杂乱的波音777机舱内，我先是听到了乱糟糟的美式英语、澳洲英语、印度英语和粤语、上海话，随后，在一片全球化的南腔北调之中，一个东北铁岭口音抑扬顿挫地宣布：
　　“惊喜不？我南霸天又回来啦！”
　　事实上，我已经有两三年没怎么和李牧光通过信儿了，偶尔在网上聊两句，也是浮皮潦草地匆匆而散。看起来，李牧光已经完全适应了美国的生活。他建立起了新的交往圈子和业余爱好，更重要的是看似弄明白了自己在那边应该干点儿什么，以及能够干点儿什么。而这样一想，他能够念及旧情，首先找到我，就足以令我受宠若惊了。
　　我立刻放下手头的事儿，奔向机场接他。在一群因为不熟悉新航站楼而晕头转向的海外赤子中，我一眼就发现了李牧光。他正穿着一身80年代华侨风格的白西服和花衬衫，精神矍铄地东张西望。看见我之后，他高呼了一声小沈阳味儿的“longtimenosee”，张开双臂将我淹没在“迪奥”男士香水的气息中。
　　“先看看这几个宝贝吧，他们是贝贝晶晶欢欢莹莹和妮妮。”我被呛得喉咙发痒，挣脱出来指着远处广告牌上的五个“福娃”介绍道。这就有点儿没话找话的意思了——我突然对眼前这个李牧光感到陌生。
　　“网上不是说还有丫丫么，她没来？”
　　“这不你丫来了么……”
　　李牧光哈哈大笑，用力地拍着我的肩膀：“兄弟，你还是那么风趣。”
　　开车回城的路上，我递给他一张剧组长包的酒店房卡：“还没订房的话就先到我那儿歇会儿吧，想必你也累了……”
　　“不累不累。”李牧光挥着手说，“我在飞机的头等舱里都没睡，好几年没回国了，太兴奋了。”
　　我惊愕地张大了眼睛。难道李牧光还有睡不着觉的时候吗？睡不着觉的李牧光还是李牧光吗？突然间，我总算反应过来他哪里令我感到不对劲了。一个一天到晚都在睡觉的人是萎靡的、淡漠的，就算站着，好像也已经完全垮塌了，过去的他就是这种样子。而今天的李牧光却是如此的亢奋、躁动和兴致勃勃，身上除了香水味儿之外，还散发着既强烈又炽热的能量。他俨然已经脱胎换骨了。
　　我自然问到了他是怎么治愈嗜睡症的：“他们电你了吗？给你注射什么药了吗？”
　　“电倒是没电。药吃了不少，不过也没什么用。”李牧光不堪回首地摇了摇头，随后又笑了，“倒也真奇了，本来所有人都觉得我那毛病是治不好的，但是突然有一天，我自己反而不想睡觉了。好像我已经把一辈子的精神都养足了，突然就想去吃、想去玩儿、想去找女人、想去干点儿事业了。”
　　“就那么自然而然地——好了，没有什么具体的契机吗？”
　　李牧光歪了歪脑袋，好像思索了一会儿：“如果说契机，可能是我爸退休吧。退休了也就是没权力了嘛，我妈打电话告诉我的时候都哭了，说他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什么事儿都照顾我了，还说我也该长大了．以后就得靠自己了……他们还给我寄了笔钱，让我学着投资去做点儿生意。打这之后，我总感觉身后有一群狗撵着我，日子过得快了，人也有精神了。”
　　这倒是个合理的解释：地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爱犯困。别说李牧光了，我们所有人身上的精气神，又何尝不是被狗撵出来的。只不过在有些人屁股后面追着咬的，是一群得了狂犬病的疯狗，个中滋味就与李牧光这种公子哥儿不同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祝贺他，并且尽量利用好和他的交情——从那身“阿玛尼”西服和“瑞摩瓦”旅行箱看出来，他很可能已经是个相当成功的买卖人了。
　　随后的几天，在李牧光的要求下，我开车带着他满北京地找乐子。这些年，从世界各地尤其是欧美窜回来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我身边的不少朋友都会隔三岔五地接待一批外国还乡团，并且把这种事情当成了负担。他们抱怨说，有一类从海外回来的人很难伺候，那些家伙既像原来一样爱面子，又新学会了斤斤计较；既什么都没见过，又要装作什么都见过；既要蹭吃蹭喝从来不掏钱，又要指桑骂槐地暗示国内的种种不好。总而言之，他们同时具备着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双重没出息和双重不满意。但李牧光可绝不是这样的人，他的作派与其说像个海归，倒不如说像个土财主：
　　“只要是国内有而在美国享受不到的，你就尽管带我去。”
　　于是我们去了“大三元”吃佛跳墙，去了朝阳公园的“八号公馆”做泰式按摩，还去了昆仑饭店附近那家当时尚未查封的夜总会喝了场花酒。每次折腾完，都是李牧光抢着结账，我和他争过两回，他差点儿跟我急了：
　　“看不起我是不是？看不起美国人民是不是？”
　　还训斥我：“别以为世界上的钱都被你们中国人挣了。”
　　我问他：“你人了美国籍了？”
　　“那当然，现在国家荣誉感正强着呢。”
　　能够这样爱美国，可见李牧光的确在那边混得很开。几天吃吃喝喝下来，我便开始打探他“发的是哪一路财”，这一趟回来又是做什么的。
　　“中国人在美国还能做什么生意，无非是老三样：餐馆、洗衣房、倒买倒卖。”李牧光爽快地回答我，“我是最后一样，只不过玩得比一般人大一点儿。刚开始，我在洛杉矶的一家玩具批发公司干活儿，老板是我爸的朋友，他带了我两年，教会了我一些门道，然后就收手不干，搬到迈阿密去享受生活了。我趁机买下了他的公司，又扩大规模，在一个‘帽儿’里新开了家玩具城，占了整整一层楼。这趟回来当然是跑货源，中国是世界工厂嘛。我过两天就要到义乌去了，如果能跟那边的商业协会谈好，绕过中间商直接发货，一个芭比娃娃就能省下10美元呢。”
　　我仿佛看到成千上万个芭比娃娃身穿着一模一样的花裙子，浩浩荡荡地跨过太平洋，前往天使之城，走进了李牧光的玩具大观园。接着，他又向我介绍了正在经手的各种玩具的产地、价钱和受欢迎程度：小丑鱼尼莫、机器人瓦力、凯蒂猫、胡迪和巴斯光年……看来他这个老板的管理风格是亲力亲为，事无巨细都要了解和掌握的。他谈论起生意的精明劲儿，也让我再次感到恍惚，怀疑眼前这人和当年在我头顶长睡不醒的李牧光究竟是不是一个人。
　　也就是在这时候，我动了把安小男引荐给李牧光的念头。我尚未想明白在李牧光的生意里，安小男那样一个人到底能有什么用处，但既然李牧光看起来不像大多数同学那样势利，又“做人正在兴头上”，那么就算他不能帮安小男谋个职位，出于同学之谊施以援手也是很可能的。但我并没有立刻采取行动，而是鞍前马后地送走了李牧光，又耗过了一个多星期，等到他从义乌回来，才打电话约上了安小男。
　　那天算是我为李牧光回美国而设的送行宴，除了安小男之外，还叫上了以前历史系的几个同学。大家都惊愕于李牧光的巨变，但也旋即就适应了全新的李牧光，进而拿出场面上那一套，驾轻就熟地和他套起“瓷”来。在纷飞的名片和酒杯中，安小男表现得比那天面对摄像机时还要无所适从。他佝偻着腰，深陷在沙发椅里，下巴都快与桌面齐平了，歪着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