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教科书|南京_新浪新闻
日本人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
　　作者：程诗颖&
　　每年 12 月 13 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本军队攻占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并在接下来的六周里，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强奸以及纵火，史称南京大屠杀。
　　日本军队在战争中的残暴行为，以及战后修改历史书所引发的争议，都引发国人愤怒。但是，在日本人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这个问题上，却有着人性和历史的多元性及复杂性。
　　被冷战改变的反思进程
　　1945 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反思态度是积极的。大部分日本人将战后悲剧归咎于战时的军事领导，反战和反核武器的声音此起彼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后裁决在日本占领南京城的前六周里，约有 20 万中国百姓和战俘遇难。在这个时期，军事法庭的裁决成为了日本教科书的范本。除此之外，在公共和私营行业中， 近二十万名战争时期领导被免职，超过五千名支持战时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教职员工被免职。
　　到了 1950 年前后，冷战的世界格局成型。 美国的目标由最初的惩罚战后日本，变成了重建日本以对抗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崛起。 1948 年 12 月 24 日，麦克阿瑟将军下令释放了远东军事法庭等待最终裁决的 17 人，并宣布结束国际审判。没有任何国家收到日本的战后赔偿。
　　1953 年，日本使者池田勇人（后成为首相）代表日本政府向美国政府承诺，将会全权负责重新建立战后人民的自发性民族主义和自我保护精神。紧接着，教育部开始收紧其对历史教科书的审批，宣布其中三分之一的书没有达到新的标准。教育部公开要求教科书 “避免使用过于严苛的语言来形容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角色” 以及任何像 “侵略中国” 这样的表达方式。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期，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录从历史教科书中彻底消失。
　　“中日友好” 与反日情绪
　　七十年代初期，中日重新建交，“友谊” 而非 “战争” 成了那个年代的核心词汇。中国希望得到日本领先的科技和资本支持；同时，日本被巨大的中国市场所吸引。接下来的几年里，中日贸易由 1972 年的 11 亿美元增加到 1974 年的 33 亿美元。日本成为中国发展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中国也开始尽可能淡化对日本战时行为的批评。1974 年，中国曾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被设定为 “中日友好月”。
　　然而，八十年代，日本教育部更加向保守主义倾斜，试图缓和跟太平洋战争有关的所有词语。日本战时行为不再是 “侵略” 而仅仅是 “不合理”。在历史书上，“日本侵略中国” 被代替为 “日本占领满洲”；“日本侵略中国东三省” 被代替为 “满洲事件和上海事件”。
　　日本 “修正派” 的文章也开始越发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南京大屠杀指挥官松井石根的秘书田中正明声称，日本军队从未在南京滥罚无辜，所谓的 “南京大屠杀” 是远东军事法庭和中国政府联手的捏造和政治宣传。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田中正明开始获得越来越多日本本土的支持者，其中也包括像渡部昇一这样的学者。
　　也是这个时候，日本的教科书争议终于引起了国际重视。从 1982 年 7 月到 9 月，至少有 2439 篇和日本教科书修改有关的报道出现在亚洲的各大报纸上。7 月，中国政府发出正式抗议。《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评谴责其行为，并质疑日本领导者复兴的军国主义倾向。在日方领导拒绝接受中方的批评和谴责之后，教科书争议开始主导接下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对于中日关系的报道。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高涨。《中国青年报》写到，“我们绝对不能容许任何对于历史事实的扭曲！”
　　虽然日本教科书争议并没有影响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合作，但是这个矛盾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不断深化加剧。日本修正派开始声称：战争是为了把亚洲从西方殖民主义中解救出来；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庆祝抗日战争的周年胜利，并在公众媒体中披露战争中的暴行。
　　从那时起，日本在中国变成了一个复杂的名词，其含义包括战争、民族主义以及中国发展的利益合作方。一些学者认为，这个时期中日友好的关系只是表象，实质早已向反日情绪发展。
　　日本内部的不同声音
　　事实上，日本内部从来就不是只有一种声音。修正派和改革派之间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争论从未停止过。1984 年，改革派支持者成了一个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学习小组，希望能够正视日本在战争时期的错误行为。1985 年，这个学习小组中的一名活跃成员——学者洞富雄，编辑了两卷一共 750 页和南京大屠杀相关的史料著作。退役军人也开始站出来讲述他们在南京的经历，包括屠杀和强奸。虽然修正派仍然坚称南京大屠杀从未发生过，但是此时日本所有的初中教科书都已开始提及大屠杀。
　　至今，修正派和改革派在日本社会的争论仍没有停息。他们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对民族自豪感的理解。南京大屠杀揭示了日本人对于一个理想的国家的不同定义：日本究竟是应该承认过去的错误，并且公开道歉，还是应该不屈服于外国压力，坚持他们不过是打了一场解放亚洲的战争？
　　历史学家吉田隆志认为，从 1937 年到现在，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南京大屠杀一直都是政治符号，它的含义随着更为广阔的时代政治背景变化而变化。人们容易忽略日本国内修正派和改革派观点的同时存在，而是从 “日本人”-“中国人” 或者 “受害者”-“施暴者” 这样的二元角度来看待南京大屠杀。事实上，如今日本改革派观点在教科书和学术界才是真正的主导观点。可是，因为修正派能够激起公众更为强烈的感情回应，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它也都将持续获得更多的媒体报道。
　　很多时候，人们习惯纠结于具体的遇难数字。其实，对于屠杀的记忆不应该只是一场 “数字游戏”。学习和铭记历史不应是一个加剧仇恨的过程，而应该是一个珍视生命、反思仇恨的过程。吉田隆志评论道，“面对南京大屠杀，太多的人不是从一种理性的角度来看待，而是仅仅根据自身的国籍和民族身份来决定爱恨。在最糟糕的时候，关于南京的争论加剧了种族和文化之间的敌意，而这种敌意恰恰是导致大屠杀的最初原因。”
　　正如历史学家杨大庆所说的那样，日本应该正视大屠杀的存在，两极化的言论和民族主义所激励的叙述都不能带来有意义的交流和真正的和平。他认为，关于像南京大屠杀这类人为惨剧的真正问题是：“人类社会能否可能真正拥有超越国籍的对历史理解与共识？” 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们才有可能真正避免重蹈历史悲剧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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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魏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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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
&&&&日，一名日本僧人来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准备绝食谢罪。&(资料图片)
&&&&日本社会的主流认知承认发生过南京大屠杀，绝大多数中小学使用的历史教科书上也会讲到南京大屠杀，不过在到底有多少死难者上有不同认识。而用秦郁彦教授的一句话说：“4万人就已经是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了。”
&&&&东京审判中，日方的辩护律师明确知道历史真相
&&&&绝大多数日本人到1945年“东京审判”时，才知道南京大屠杀事件。尽管大屠杀发生时，全世界就都已经知道日本陆军的残暴。
&&&&一般被称为“东京审判”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日正式开庭，两年半之后，该庭宣判东条英机以下25名被告全员有罪，7名被告绞刑。
&&&&日本的报纸当时只有4个版，但遵照占领军最高司令部（GHQ）的指示，几乎每天都以一半左右的版面来报道东京审判，绝大多数日本人是通过这次审判，才知道了那场以天皇制下面的军阀为中心，财阀、官僚、媒体和右翼一起操作的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东京审判中最吸引人们注意的就是南京大屠杀。事件刚发生时，中国政府发表的信息是，日军第六师团杀害了23万人，十六师团杀害了14万人，其他日军部队杀害了6万人，共计43万人，中国政府一直到东京审判时还是坚持这个主张。
&&&&东京审判容许一般人旁听。审判开始后，每周一般有1500名日本人和450名盟国人士参加旁听，而在法庭开始审理南京大屠杀案件时，参加旁听的日本人增加到了2000人以上，这说明了日本人对该事件的关心程度。
&&&&从日本人的立场来说，他们很希望能够推翻检察方的指控，但事实使很多日本人失望，被告松井石根大将以及辩护律师伊藤清几乎没有做出什么像样的辩护。
&&&&辩护方提出的物证，是当时“国际安全地区委员会”给日军的感谢信，内容是感谢他们没有炮击难民区，以及赠给为难民区运送粮食的日本兵个人的礼物。
&&&&这几份证据无法推翻控方提出的大量证人和证词。
&&&&辩护方面没有积极采取辩护行动的原因是，辩护律师中有人明确地知道历史真相，为岛田繁太郎担任辩护律师的泷川政次郎，当年在北京就听说了南京大屠杀，他在1938年夏到南京时，特地坐黄包车在市区内兜了一圈，时间已过去半年，南京市内依然随处是被烧毁的民房，黄包车夫告诉他，这都是日本兵烧的。车夫还说，南京市的女人几乎都被强暴过。
&&&&所以，辩护律师们采取的方式是，放弃对日军暴行的辩护，而把重点放在作为方面军最高指挥官的松井石根大将应不应该为部下的行为负责、以及负责到何种程度。
&&&&最后，松井石根被东京军事法庭判处了死刑。
&&&&东京审判后，有30万受害者的南京大屠杀成了定论
&&&&但应该指出，当年中国政府在日本辩护律师放弃辩护努力之际，并没有努力立证，而是敷衍了事。本身，中国政府仅仅把东京审判看成复仇手段，而没有像苏联政府那样，把东京军事法庭作为讲坛，将日本帝国对苏联的所作所为都进行详细论述。（正因如此，到现在为止，日本右翼始终没有人为从出兵西伯利亚到“9·18”事变这段历史翻案的原因，因为苏联人在这段历史上得到了日本当事人的口供，做成了铁案。）而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则令人遗憾。
&&&&参加南京大屠杀的第十六师团，后来在莱特战役中被美军全歼，13000人仅剩下620人，麦克阿瑟曾请中国政府协助在这些人中寻找有无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凶手，但没有得到积极回应。
&&&&这样的结果，造成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最后的判决书有互相矛盾之处。判决书中提到：“据估计，在最初的六个星期内，南京周围被杀害的非战斗人员在20万以上，发生强奸案两万以上。”而对松井石根本人的判决书则说：“数千名妇女被强奸，被杀害的人数在十万以上。”中国政府对这个明显的矛盾没有提出异议，埋下了一个“南京大屠杀人数未定”的祸根。
&&&&其实“30万”这个数字在东京军事法庭上并没有正式出现过，“20万”的数字则是采信自许传音博士在法庭证词中的“一般认为在20万左右”的说法。“30万”这个数字，实际上出自南京军事法庭对原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中将的判决书。
&&&&南京军事法庭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时间上差不多。东京审判之后，有30万受害者的南京大屠杀也就成了定论，即使在日本也没有人提出质疑，顶多是有人在提到南京大屠杀时说“杀害了好几十万人”。还有人虽然不肯承认30万这个数字，但也都接受了东京审判的结果。
&&&&日本社会的主流认知承认发生过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被重新提出来，是在1971年。从这一年6月开始，《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为了调查侵华日军在中国的战争犯罪行为而访问中国，并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报告文学《中国之旅》，里面10次提到南京。这部报告文学在发行单行本之后，10年内重印了26次，成为长期畅销书。
&&&&这引起了日本右翼的不满。《诸君》杂志开始批判本多胜一的活动，而以早稻田大学洞富雄教授为代表的另一部分人，则在1984年组成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开始具体调查，以反对那种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思潮。
&&&&洞富雄教授所代表的群体，被人称为“大屠杀派”，而企图否定大屠杀的，则被称为“幻象派”，因为这一派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一种“幻象”。后来，参加争论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包括松井石根的秘书田中正明。这些人的主张各种各样，很难被简单地分成大屠杀派和幻象派。各个派别承认的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各不相同，也有人彻底否定大屠杀存在。
&&&&上世纪90年代之前，执政党的自民党政治家很少参加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争论。第一个公开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是1994年新生党羽田孜内阁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结果，他在就任11天之后，因为此言论被迫辞职，此后，现职内阁大臣再没有发表过此类言论。
&&&&但退职后的大臣则不同。比如，历任运输大臣、通产大臣、经产大臣，身为甲级战犯平沼骐一郎养子的平沼赳夫，从2008年开始就多次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
&&&&在野党的政治家，尤其是民主党的议员，则一直喜欢否认南京大屠杀。此次公开发表此类言论的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原来就是民主党众议员。执政以前，他们不是主流，要吸引传媒和选民的注意，只能靠搏出界，语不惊人死不休；执政之后，他们改不掉在野党的游击习气，再加上执政之后并无多少政绩，转而炒作这种话题赚取人气。
&&&&日本社会的主流认知承认发生过南京大屠杀，绝大多数中小学所使用的历史教科书上也会讲到南京大屠杀，不过在到底有多少死难者上有不同认识。而用秦郁彦教授的一句话说：“4万人就已经是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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