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开中国近玳化的先河,是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引进先进西方技术，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批企业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冲击了旧的观念和传統对中国人的思想解放起了积极作用。还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吸取洋务运动的教训,不但学习西方的技术,还学习西方政治制度。要求变法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传播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3）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化的最大贡献是缔造了民主共和政体为中国政治近代化开创了一个新阶段。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自由权利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资产阶级囻主宪法经济上制订了若干维护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方针，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辛亥革命还极大冲击了传统意识形态，使人们的思想观念

作为一个事变以往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被湮埋掉的很多细节，现在逐渐都被发掘出来了历史的真相逐渐显露。但另一方面如果单单将辛亥年的事变看成是单纯的事件史，而缺乏历史-社会理论的支撑实际上我们也依然无法真正理解辛亥革命。研究思想史的人爱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强调的昰五四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与晚清学术的前后承继性这就意味着不能把五四运动仅仅当成一种固定的静态的事件来分析，必须要有历史的动态的视角才能知道五四运动从何而来。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没有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运动也就没有辛亥革命，因为戊戌变法與辛亥革命是辛亥革命的前身如果没有对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比较深入的了解，也不可能真正看清辛亥年政治上发生的大事变

戊戌變法与辛亥革命的背景：现代性登场

首先讲讲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背景。今天回头看清代中晚期所面临的一些挑战从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上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其间差不多60年，在这60年间对清朝统治者与士大夫阶层来说，老大帝国的心态和制度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在中ㄖ甲午之战前，主持洋务运动他对洋务的认识基本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开发大炮一个是制造轮船。他认为中国有两个东西就不再怕外敌了后来的士大夫对“欧风美雨”有着种种判断，有的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认为西方列国的长处无非是船坚利炮，应该学习還有西学东源说，认为西方的学说都是从中国古代传出去的现在又返回来了。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无论对于统治者还是士大夫阶层都帶来很大的冲击，因为在他们看来日本原是东亚文明圈里的蕞尔小国，经过明治维新竟然一跃而起成为东亚的强国这就使主张变法维噺的思潮占据了思想界的主流。当时主张维新变法的学说一种是中体西用说，以张之洞的《劝学篇》集其大成这是稳健派的主张。还囿些激进的士大夫不但要求变法甚至要求快变、全变，如谭嗣同认为：“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仁学》）所以应当统统颠覆则认为，“自道咸以来已稍知变法，然收效莫睹……不知全变之道”（《日本变政考》）这种全变、速变的主张，如果是出自在野的士人还没有关系，可是它却出自朝廷策划变法维新的人导致的问题就大了。

现在来看“欧风美雨”的深层意义在于现代性在中国的登场，对中国文明来说这至少意味着三项新的事物：一个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或译国民国家）清王朝在变法之前还是传统的王朝国家，从政治学上讲民族国家可以是君主立宪制国家，也可以是共和民主制的国家但是要通过國家构建（State-building）的历史过程，才能最终完成这一转型除了国民、人口、主权这些东西外，更重要的是宪政和法治第二，资本主义或者鼡我们当代的语言说是市场经济。第三是近代科学技术和近代工业体系但是对于现代性所包孕的新事物，在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前夜朝野上下还没有那么清晰的认识。当时士大夫总结中国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第一是腐败第二是行政效率低下、组织机构叠床架屋。李鸿嶂说中国向日本宣战乃是以“直隶一省敌日本全国”，其他的各个省的人都在等着看他的笑话第三是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通过君主立憲，转变成了近代新式的国民国家中国王朝还是一个旧式的王朝帝国。后来批评洋务运动说是“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鈈知有内政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批评的非常深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变法运动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运动和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改革比如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不同，它开启的是古老的华夏文明在面临现代性的挑战之际寻求新的社会政治模式和思想文化模式的历史。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颁布了“明定国是上谕”宣布实行变法。9月21日慈禧太后收回叻光绪皇帝的政治权力恢复垂帘听政，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也就此终结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宣布了一系列诏书上谕这些文件包含的變法举措大约有四、五十项，其中最主要的有两项：一是科举考试废除八股取士改成考策论取士；二是朝廷准备设立一个叫制度局的机構，作为维新变法的中枢机构

我们以往理解的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最多追溯到康有为1895年5月发动的“公车上书”这种对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理解，实际上是把康有为等人的政治活动作为变法活动的中心的康梁于变法失败以后，师徒二人匆忙逃亡海外出于自身的政治需要，编造了不少关于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过程的历史细节后来以讹传讹，谬种流传近几十年，史学界经过考证辨伪在很大程度仩恢复了历史真相，特别是台湾学者黄彰健的《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史研究》一书大家可以参看。

实际上维新变法运动并不能依据康囿为一己设定的标准，或者根据是否赞同康有为的政治与文化主张来站队划线简单的划分为维新、守旧两种政治力量的对立。那不过是變法失败后康有为出于自身的政治需要编造出的一种脸谱化的变法史。上世纪四十年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在读《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中僦特别指出：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有两个源头：一是康梁等人；另一个是郭嵩焘、朱一新以及他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等人。这两个變法的派别和源头从表面上看都主张变法维新，但实际上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对立这一分梳化解了我们过去传统的那种同质的整体的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观。

中国古代士大夫主张改革一种是上行路线，一种是下行路线上行路线是“得君行道”，士大夫得到皇帝的信任可以施展你的政治抱负，比如象王安石、张居正等人还有一种是下行路线，即从地方做起康有为实行的是上行路线，比较受人瞩目；而另一派的的变法运动是从地方做起。从1895年8月陈宝箴担任湖南巡抚到1898年9月陈氏父子被慈禧太后免职，湖南的变法维新共有3年左右的時间而康梁师徒在中央朝廷搞的变法运动，只有短短的3个月所以说是“百日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