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五月，或，为我叹息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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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五月，或，为我叹息 转
对于一九六八年五月在巴黎和其它法国城市中发生的事件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称谓和表述：危机、革命、内战、(学生)公社、大罢工、动乱等等；或者径直称为“五月”或“岁月”；或者在转喻的意义上代之以“街垒”；当然还有那个著名的蔑称“狗的早餐”(“一团糟”)。而我们似乎一直以“五月风暴”来强调我们的价值取向，虽然在所有的相关法文和英文表述中并没有与“风暴”相对应的词语。史学界更习惯使用“事件”这个平淡而暖昧的称呼，如果依罗兰·巴特之说：“描述一次‘事件’即暗示着‘事件’已经被书写。”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再书写一次“事件”？
所有相近或相异的称谓引发不同的联想：公社——巴黎公社；革命——十月革命；内战——慕尼黑起义(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但是，被联想或被暗指的那些历史事件一般只有一个名称，为什么有关“五月”的称谓却如此复杂歧异？“五月”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和文化事实，其语义的丰富和内涵的芜杂令任何观察者都不得不充当一种解谜人的角色。这里我们就陷入了埃德加·莫兰(EdgarMorin)的著名悖论：“我们必须去理解五月的意义，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又必须首先使那些事件的谜一样的特质重新显形。”而与其说“五月”是莫测高深的斯芬克司，不如将它视为一面多棱镜，可以全方位、多角度地折射战后法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变迁，当然这种折射同时也必然是扭曲和畸变。
所谓“危机”是在强调建制方面：“五月”的高潮阶段政府濒于解体，第五共和国岌岌可危；而“起义”、“造反”和“革命”则强调反抗的本性和反抗的欣悦。青年人似乎依据加缪的教诲明确区分了反抗和革命：“五月”不是政治革命，“因为没有人杀人，也没有人想杀人”，所以“五月”是作为生命的运动和作为人固有特性的“存在的反抗”。事实上，整个六十年代在西方世界普遍爆发了青年人的反抗运动。美国正统史学家倾向于把六十年代总结为青年人与成年人的斗争，以“两代人之战”和“俄狄浦斯情结”来解释美国青年的反战运动和嬉皮文化自有道理，但“五月”的斗争中似乎其它方面的因素比年龄差更重要。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了：戴高乐比萨特大十五岁——整整一代。
“革命”一词曾轰传于“五月”，但现在它是最失宠的称谓。莫兰说：“‘革命’是一个被玷污的词。”可能部分是由于雷蒙·阿隆(RaymondAron)那本臭名昭著的《难觅的革命》。而“五月”的青年偶像丹尼·科恩－邦迪(DanielCohn－Bendit)二十年后的回忆录的书名则富有挽歌式的反讽意味——《我们曾如此热爱革命》。
“狗的早餐”和“大罢工”是两个最明显地突出政治内涵的词：前者为新法西斯主义者所钟爱，是典型的戴高乐分子的用语，将军本人也因在“五月”期间的讲话中大声疾呼“变革吗？是的！一团糟？不！”而为自己赢得了“一团糟”的绰号；后者是法共的措辞和定性，暗示了“五月”的意义存在于工厂和车间，而不是大学和剧院。“大罢工”强烈地唤起对一九三六年和“人民阵线政府”的记忆，当时法国工人占领工厂以支持当选的左翼政府和四十小时工作制。最重要的是，法共将“五月”定义为“大罢工”，便是对将其称为“革命”的直接否定。
虽然“五月”处于整个六十年代的文化语境之中，任何理解的尝试都拥有这一基本的前提，但是“五月”又无论如何是无法预见和无法预后的。因为最根本的问题是表述的危机，各种叙事在话语的层面上遭遇纠缠。这一场历时月余，造成法国事实上瘫痪的“事件”与六十年代其它国家发生的类似事件不同之处在于：法国学生和工人联手了，并引发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总罢工，九百万工人参加，一千五百万个工作日失去。从整个社会结构陷于危机的角度说，只有随后的捷克“布拉格之春”及苏军侵入事件在规模上与之相当。突然爆发的大地震并不见得是所谓“六十年代主导文化情绪”和政治激进主义的必然结果，或许我们仍然需要从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法兰西传统中寻求解释。戴高乐也曾以一种混合了沙文主义和反讽的语调称：“像以往一样，法国引导着路向。”
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加缪的《反抗者》、布迪厄和帕斯隆(Jean－ClaudePasseron)的《继承人》、勒菲弗尔(HenriLefebvre)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和马尔库塞、阿尔都塞的著作都曾是“五月”学生们的枕边宝书，但传单、标语飞舞的校园中又贴满了切·格瓦拉、卡斯特罗、胡志明等“第三世界英雄”的肖像。但是，青年们并未陷在意识形态的狂乱之中，正相反，意识形态为青年们的反抗开拓了宽广的视域。萨特认为：表面上的失控并不意味着失去方向，“五月”表达的绝不是“无序的意志”，而是“对另一种秩序的向往”。在索邦大学，巴勒斯坦人竟与犹太复国主义者比邻而居，散发各自的传单，这样的景观可以被视为精神的症候，但它无疑更接近于一场公共的狂欢。
青年们清醒地意识到与既存建制的格格不入，他们对贫富差异忍无可忍，对刚刚结束的阿尔及利亚战争记忆犹新。像任何时候一样，青年们被迫在延宕青春期、拒绝成人式和进入大学世界、反而受到社会权力机制的更直接控制两者之间无望地选择。空间的压迫和禁闭使得独立生活的理想永远无法企及。所以萨特宣布：“他们(青年人)与学校的唯一可能的关系，就是砸碎它。”德勒兹(Gi1lesDeleuze)和夸塔里(FelixGuattari)剖析了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的症候(《反俄狄浦斯》，一九六九)，指出：“资本主义依据一项世界性的通则而运作，即不断地用新的限制来阻挠流变不羁的革命性力量。”那么，一种革命暴力美学和欲望的政治学的建构就变得空前重要，萨特从科恩－邦迪等青年人那里发现了这种建构的可能性——“想象力执政”。在这个意义上，“五月”可以被称为一场“心理剧”，但它正是不折不扣的精神和身体政治的解放，所以，雷蒙·阿隆故作深沉的评论：“人们创造历史，但不了解他们创造的历史”根本毫无意义。
一九六六年接管了斯特拉斯堡学生会的境况主义者们称青年学生“如同戈达尔(Jean－LucGodard)和可口可乐一样，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学生们在经济、政治、心理和性方面与青年工人一样境况悲惨。境况主义者对民主和狂欢节革命的鼓吹深深影响了楠泰尔和索邦的同学们。这时间，学生人数暴增，但教育经费和质量均在下降。学生生存空间——教室和校舍日益局促，无关痛痒、僵化陈腐的课程和普遍的社会经济萎缩、权力者对公民生活不屑一顾等种种现象同为青年们展现了一幅绝望的图景。于是，大学危机成为了“五月”的导火索。
一九六八年一月，青年和体育部长弗朗索瓦·米索福在楠泰尔学院(巴黎十大)为一个新建成的游泳池剪彩，社会学系的德裔学生丹尼·科恩－邦迪向部长提问，为什么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只字不提学生们在性方面的问题？部长自作聪明地建议科恩－邦迪“可以跳到水中来败败火”，科恩－邦迪针锋相对地回答：“这是法西斯官员能对学生们作的唯一答复。”学生群中突然爆发怒吼：“打倒性别隔离区！”部长不知所措。这一小小的不敬事件似乎是“五月”的预演。青年们的反抗开始了。三月二十一日，一个左翼突击队袭击了在巴黎的美国捷运公司大楼，以抗议越战。六名被捕青年中有一人是楠泰尔的学生。二十二日，科恩－邦迪遂率众占领了学院行政大楼以示抗议，这是法国历史上青年们首次占领教育机关——这一象征性权力的主要据点。“三月二十二日运动”于焉成立，同时各团体在楠泰尔汇聚，渐成规模。
“五月”的另一场序曲是“朗格鲁瓦事件”。亨利·朗格鲁瓦(HenriLanclois)是巴黎电影资料馆的创建人和馆长，深孚众望。但政府，准确地说是文化部长马尔罗试图干涉资料馆事务，并宣布解除朗格鲁瓦的馆长职务。电影界迅速集合，起而捍卫他们的“教父”。二月十四日，数千名电影人、知识界人士示威要求马尔罗辞职。十六日，保卫电影资料馆委员会成立，让·雷诺阿(JeanRenoir)任名誉主席，成员包括阿伦·雷乃(AlainResnais)、戈达尔、特吕弗(FrancoisTruffaut)、罗兰·巴特等人，斗争持续近两个月。四月初，法国电影俱乐部同盟投票表决意见，绝对多数支持保卫电影资料馆委员会，保卫朗格鲁瓦运动达到了高潮。四月二十一日，马尔罗让步，朗格鲁瓦仍任馆长，但马尔罗以撤销对资料馆的政府资助来报复。整个保卫朗格鲁瓦运动不是一场激进的斗争，其意义在于在法国电影文化体系内部建立了一个组织基础和交流网络，这一网络在随后的“五月”中作用非凡。六十年代末是被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称为“媒介即信息”的时代，电影电视机器一方面可以被用来为劳工阶级服务，最典型的就是戈达尔的“电影传单”；一方面它们也在“五月”的神话制造层面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五月二日，校方关闭楠泰尔学院。科恩－邦迪等八名“三月二十二日运动”成员被要求到巴黎大学总部纪律委员会接受训斥。三日，索邦(巴黎大学)集会抗议。政府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AlainPeyrefitte)和索邦校长让·罗什(JeanRoche)担心“楠泰尔事件”引发连锁效应，使得索邦这所法国最古老的大学因骚乱而被迫关闭。于是他们招来了警方，而法国的一贯传统是警方不得进入大学的领地，部长的这一决定使所谓的担心变成了事实。下午，警方冲入校园，逮捕五百余名学生。警方花了三个小时将被捕者押上警车，同时不停地驱散围观者。学生们高喊：“释放我们的同志！”“停止抓人！”，得到的回答是催泪瓦斯和警棍。学生和过往青年们一起用石块在卢森堡广场建起了第一处街垒，战斗开始了。接下来的几天，烟雾、瓦斯、爆炸、叫喊、掷石战充斥了拉丁区。六日，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UNEF)和全国中等和高等学校教师工会(SNESUP)号召总罢课和罢教。八日，萨特、波伏娃等发表声明，号召“所有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在物质和道义上支持学生和教师们发起的斗争”。数万名示威者挥舞黑旗(无政府主义)和红旗，高唱《国际歌》游行。九日，萨特、波伏娃、雅克·拉康、勒菲弗尔、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Blanchot)等联署一份宣言，“向用一切手段摆脱异化秩序的学生们致敬”。阿拉贡奔赴奥居斯特·孔特广场，在科恩－邦迪陪同下发表演讲。但政府拒绝释放被捕者，所有和谈和调解均告无效。塞纳河所有桥梁被警方封锁，左岸爆发更大规模示威。两方发生严重肢体冲突，伤者无数。电影电视工作者介入，媒介使斗争立刻传遍全法国，南特、斯特拉斯堡群起响应巴黎。十日是整个“五月”的中心点，“占领拉丁区！”的口号叫响，晚九时，拉丁区到处用树枝、铁篱笆、汽车、铺路石建起了街垒。从准军事的角度说，这些障碍物毫无用处，但正是在这无实用意义的层面上存在着一种象征性价值。街垒在“五月”是一个符号：它把人们带回到了历史中，把历史带到了青年一边，把戴高乐分子变成了凡尔赛分子。
五月十一日晚，总理蓬皮杜结束在阿富汗的国事访问回到巴黎，即发表电视讲话，同意青年们的要求，下令警方撤出索邦，但一切似乎已经太晚了。十三日，法国总工会(CGT)、法国民主劳工同盟(CFDT)和巴黎学生组织八十万人横穿巴黎的游行，科恩－邦迪、雅克·索瓦热奥(JacquesSauvageot)和教师工会秘书长阿兰·盖斯马尔(AlainGeismar)三大青年领袖走在最前面，队伍中还有几位职业左派政治家：社会党人密特朗、孟戴斯－法朗士、法共领导人瓦尔德克·罗歇(WaldeckRo－chet)等。索邦迅速被学生收复，接下一周内，“占领运动”成为主调：各大中学校、工厂、商店、建筑均被青年控制，追求政治权力和个人自治的斗争直接体现为占有物质性或象征性空间的斗争。
十四日，戴高乐赴罗马尼亚进行五天国事访问，他可能也已经意识到了：他的权威无论在道德意义上还是在宪法意义上都受到了质疑，但是他不愿直接面对这一困境。十五日，国家剧院奥德翁被青年们占领，院长因向青年们表示了同情在事后受到处分。米歇尔·比托尔(MichelButor)带领一群作家占领了作家协会办公室。几乎同时，戛纳电影节在戈达尔、特吕弗等导演的强烈抗议下草草闭幕(“当我们的同志在巴黎的街垒前倒下时，我们不能再继续节日了！”)。戈达尔旋奔回巴黎，同阿伦·雷乃等开始摄制一系列反映当下运动的时事短片“电影传单”，在学校和工厂巡映。十六日起，巴黎附近的雷诺汽车厂开始罢工(“工人阶级从瘦弱的学生手中接过红旗！”)。十八日，公交系统罢工，巴黎完全瘫痪。这时的巴黎，“十年够长的了！”、“严禁使用严禁！”、“实现梦想！”等标语、口号、传单满天，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巴黎似乎变成了爱丽丝的“奇境”，“五月”成为真正的狂欢，人们亲身经历了幻想的乌托邦。二十日，萨特、波伏娃、玛格丽特·杜拉丝等受邀到索邦参加文化讨论，萨特乐观地预言：“社会主义和自由结合了！”但是次日，政府发出了对“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科恩－邦迪的驱逐令(他在月底又秘密返回巴黎)。二十二日，爆发空前规模的反对驱逐的抗议示威，两方发生激烈冲突。二十四日，戴高乐终于发表讲话，同意改革，建议公民投票。将军以一种似是而非的哲学派头试图再次鼓舞起法国人民，但他的个人权威未能得到重新确立。抗议者指出：“他等待了三个星期，讲了五分钟；他又准备在一个月内完成他十年都没完成的事情。”当晚的情况更加混乱，自称为“恢复秩序的力量”的右翼分子向高喊“再见，戴高乐！”的人们进攻，两名学生死亡。二十五日，由于意识到危机可能会彻底颠覆法国，工会和政府开始谈判，在政府代表中还有一位年轻的官员——雅克·希拉克。二十七日，双方达成一系列协议，但各大工厂工人拒绝这个方案，人们高呼：“人民政府！”同日，在夏特莱体育场的盛大集会上，密特朗呼吁戴高乐辞职，科恩－邦迪提出“选择孟戴斯－法朗士”，左翼力量团结在一起，试图以反资本主义的共同纲领建立过渡政府。
二十九日，戴高乐失踪。整个巴黎传言将军准备辞职，甚至准备自杀。但实际上，他在酝酿反击。戴高乐乘机到达德国巴登—巴登，会见了驻德国法军总司令马索，军方表示完全效忠总统。于是，当戴高乐在三十日下午四点三十分发表对全法人民讲话时，他完全恢复了自信。将军宣布：解散国民议会，下月进行大选。知识分子们借用布莱希特反讽苏军镇压一九五三年东柏林起义的名言评论道：“如果政府不喜欢人民，为什么不解散人民，再选一群人民呢？”但是该讲话无疑令“恢复秩序的力量”欢欣鼓舞，雷蒙·阿隆在收音机前不时高呼：“戴高乐万岁！”
当晚，戴高乐分子组织了支持将军的游行，队伍中有马尔罗、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等人。六月一日，工会试图组织“选举＝背叛”的示威，但大潮已经渐落。警方采取严密措施禁止示威和集会，大批罢工工人被解雇，两名工人被杀。六月十日，选举开始。拉丁区布满了警察，十四日，青年们撤离奥德翁剧院；十六日，撤离索邦。三十日，议会第二轮投票，戴高乐分子大获全胜，“五月”彻底结束了。左派撤退前留下的最后一句口号是：“这只是一个开始，让我们继续去战斗！”
重访历史并不能让我们获得解释，甚至叙述也可能是最危险的。阿兰·图海纳认为“五月”揭示了太多的矛盾，而没有解决其中任何一个。莫兰则看到了一场试图超越资产阶级文明的“面目不清的革命”。但在雷蒙·阿隆笔下，“五月”这一出巨型“心理剧”不过是戴高乐主义的消亡和复活。而如萨特所言：“我敢打赌阿隆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在如此的山崩海啸面前，会有阿隆这样的“自由思想家”面不改色，冷静客观地独立思考，这本身就是一件让人起疑的事情。青年们说：“宁与萨特共享谬误，不和阿隆走向真理。”问题在于，阿隆握有什么样的真理？萨特和阿隆之争曾被认为是“介入”与否的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冷静最终演化成为了犬儒主义，风行于革命之后，然后就不再有人怀疑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冷静地思考。
无论如何“五月”又是被不断地重读和感悟着的，从《辩证理性批判》的再发现到戈达尔的回顾和反思；一本《学生公社日记》甚至也被推荐为“理想藏书”。或者我们可以采用所谓的“历史逆推法”来观察：无论是一九六九年四月戴高乐的下台、一九八一年密特朗的当选，还是精神分析学说、女性主义运动，现代电影理论和意识形态批评的发展都被视为“五月”的延后效应。虽然“五月”中的青年被称为以萨特主义来反对列维—斯特劳斯主义，但“五月”落幕之后，“结构不上街”成为知识界的座右铭。“五月”试图回到现实中去，但最终却使知识分子同社会经验彻底分离。
詹明信尝试用“历史阶段论”的模式来思考六十年代和“五月”，他认为那些曾经拥有的自由感和可能性就六十年代的过程来看是瞬息间的客观事实，但是现在重看它们就不过是历史的幻觉。那么，与其对辉煌的年代依依不舍，或为曾经的失误求全责备，不如像布努艾尔(LuisBunuel)一样，叹息一声并且承认：“五月”像超现实主义运动一样，在所有次要方面获得了胜利，但在所有主要的方面都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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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ID：foreignlinkOrg『峰岭，传递外交正能量』文|新井一二三新井一二三，女，1962年生，日本东京人。中文专栏作家，明治大学（东京）讲师，曾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广州中山大学留学。中文著作有《东京上流》（台湾大田出版，以下同）、《午后四时的啤酒》、《我和阅读谈恋爱》等十多种。正文我是一九六二年在东京出生的。户口簿上写的出生地点是涩谷区红十字会产院，算是东京较好的医院之一。比我大两岁的哥哥也在同一个地方出生。听说，奶奶当初对儿媳妇的决定颇有意见；毕竟她自己把九个孩子都在家里生下的，何必花好多钱到医院生小孩？说家里，其实是整天都有很多人来来去去的寿司店后面。母亲属于战后受民主教育长大的一代，绝不肯服从婆婆的命令。多年以后，她还对我诉苦道：“刚怀孕的时候，你奶奶叫助产士来诊察过我。就是跟铺子只隔一张纸门的地方，又没办法锁住，随时会有人拉开门进来的。当时，店里雇佣好几个伙计、徒弟，全是年轻小伙子。我怎么受得了他们好奇的眼光？”▼图：战后日本人热烈向往美国式生活（一九五六）看统计，一九五五年在日本呱呱落地的孩子当中，在产院出生的只有百分之十八，到了一九六五年竟增加到百分之八十四：分歧点是六零年，此后在产院出生的婴儿超过一半（直到二十世纪末，才出现一些人批判产院分娩造成母子之间的心理鸿沟，并主张恢复家庭分娩）。那一年，谢国权医生（台南诗人竹轩谢溪秋三男）写的《性生活之智慧》问世，用照片介绍做 爱姿势的书轰动全日本，成了总发行量达三百万本的超级畅销书。当时，他就在红十字会医院当产科主任，我是由他接生的。可见母亲多么会赶时髦！奶奶一个人无法挡住时代潮流的势头，最后非让步不可了。但是，婆媳矛盾日趋激化。我懂事的时候，父母早已从寿司店搬出来，在新宿区神田川边只有一间房的木造平屋，独立经营小家庭了。▼图：产院分娩一九六○年左右普及，图为生后三个月的定期诊察严重空 气 污 染导致大量儿童患上气喘病（一九六五）我平生第一个记忆是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开幕的东京奥运会。虽然当时我才两岁半，但是全体社会极其兴奋的气氛还是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父母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挺手枪，乃用来发出竞赛开始的信号声，成了我和哥哥整个童年时代的头号宝物。东京奥运会是战后日本头一次举办的国际级节目，全国上下齐心祝贺的状况，跟三十多年后长野冬奥时多数人漠不关心的世情截然不一样。为了迎接国外游客，东京、大阪两大城市之间开通了东海道新干线。在东京中心区，则完成了首都高速公路网第一工程。跟日本多数家庭一样，我家也为了观看奥运会直播而买了第一部电视机，乃黑白的乐声牌。现在很多人都说：在奥运会以前和以后，东京的景观彻底改变了。如今回顾“美好昨日”的文章，一般也就讲到奥运会之前，一九六○年左右的日子。他们指出；直到五十年代末，东京市内还处处看得见近代化以前的生活小景，如：水井、洗澡盆、蚊香、风铃、煤炭炉、和服、塌塌米。但是，奥运会一来，古老的一切都走了。我小时侯，家里每年增添新的电器、生活用品，如：电话、双门冰箱、彩电、热水器、空调、立体声音响组合、微波炉。关起门来开冷气，在塌塌米上铺化纤地毯，放西式家具，穿着牛仔裤看美国连续剧，或听英国摇滚乐，大家都觉得很先进、好酷，却甚少有人介意传统文化和街坊生活同时遭破坏。战后日本人的生活目的是赶快富起来过跟美国人一样的日子，祖先留下的一切反而显得陈旧落后。之前严禁孩子们站着吃东西的父母，后来鼓励我们边走路边嚼口香糖甚至吞下汉堡包；因为整个社会认为学美国人就不会错。经济高度成长的时代，差不多每个家庭的收入都直线提高；不是一部分人发财，而是大家一同富起来的。失业率几乎等于零，大企业的终身雇佣制给上班族保证了一辈子的铁饭碗。能够毫无疑问地相信明天一定会更美好，社会风气相当好。我小时候父亲一个人开办的印刷厂，没几年工夫就雇请很多员工了。对曾经贫穷的日本有记忆的，我们可以说是最后一代。一九六八年出生的妹妹没有经历每年购买新一种电器那样的生活。她懂事的时候，家里已经有录像机，或者说，连续剧中的美国家庭拥有的一切，我们家也全有了。以奥运会为标志的近代化，不仅改变了市井生活，而且对整座城市的基本理念带来了根本性的调整。比如说，为了赶上奥运会开幕而匆匆完成的首都高速公路网，主要建设在旧水路上的。东京的前身江户曾是能跟苏州、威尼斯相比的美丽水城，市内交通以水上航线为主，市民生活无论是交易还是娱乐都跟水路有很密切的关系。看江户时代的浮世绘，很多都画着水景。然而，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维新以后，铁路、公路运输代替了水路的重要性，在市内四通八达的运河被放弃不用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奉命设计高速公路的一批工程师们，发现有现成的交通网沦落为恶臭冲鼻的脏水沟，毫不犹豫地决定填平起来了。他们千万没有想到，江户城的遗产其实对居民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即确保东京湾刮来的海风通过的路。果然，四十年以后温室效应成为全球性燃眉大问题时，东京的气温上升幅度比全球平均高出两倍，简直呈着热带化趋势，除非恢复绿地和水面，每年中暑丧命的人数只会直线增加！当然，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工程师们的身上去。当年，高速公路上汽车疾驰的情景是进步与未来的象征，在科学漫画家手冢治虫的作品中也常出现。人们只挂念经济发展，环保意识尚未兴起的时期，东京的各条水路确实肮脏至极。我童年时代听父亲说，他小时侯（一九四零年左右）曾在附近神田川游泳抓过鳗鱼，觉得难于置信，因为我认识的神田川是发出恶臭，满处是废物的浑水坑。每年购买新电器的居民往往把旧货干脆推下河中去的。政府清洁部门开始回收大型废物是后来的事情。到了世纪末，市议会才通过景观条例企图恢复水边生态。如今神田川的水质已经明显有改善，周遭更修成了挺舒适的散步路，似乎回到了我未曾见过的六十多年前。难道我的孩提是日本社会的一场噩梦？一九六八年，我上小学。日本的国民总产值到了世界第三名的水准，同时国内各地纷纷发生公害案件，经济高度成长的反面效应逐渐明显起来了。大学生共鸣全世界政治潮流，“全共斗”学运达到高峰，学运分子与警察机动部队在东京大学安田礼堂展开了两天的激烈斗争，最后三百七十五名学生遭逮捕。参加示威的人大喊的政治口号“安保反对”（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连我们小孩子也耳熟了。虽然社会上有种种矛盾，但是总体来说，大家对未来还很乐观。那年另一个流行语是“昭和元禄”。江户时代元禄年间是社会稳定、经济发达、消费生活烂熟的高峰期。战后二十多年的日本人自我感觉非常好，竟想起元禄年间的繁荣来了。街上走的年轻人，不分男女都流着长头发，穿喇叭裤和高跟靴，弹吉他唱反战歌，也就是日本版本嬉皮士。两年以后，国际文坛上颇有名气的小说家三岛由纪夫，带领私家小军队冲入自卫队基地，呼喊起义而失败，最后自行切腹并由徒弟砍掉脑袋的血腥案件发生了。他享年四十五。那是我有明确印象的第一宗社会案件。有些报纸竟刊登了跟身体全然隔离的三岛头部照片。周围的大人包括父母和学校老师好像都不知道该怎样解释给孩子好，结果保持沉默了。我当时根本不懂是怎么回事，只是非常惊愕，觉得特别可怕。长大以后看各种评论才慢慢开始理解其所以然。总之，三岛对战后日本的美国化肤浅风气看不顺，非得纠正政治方向不可。但是，他一类的极右派政治思想在七零年的日本完全得不到支持。社会上一般认为三岛之死基本上是一种文学理念或者艺术审美观的表现，如果不就是与众不同的性爱趋向所致的越轨行为。毕竟他的同性恋倾向是公开的秘密；文章里又多次提到过切腹场面使他兴奋。（二零零五年，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大江健三郎在长篇作品《告别了，我的书》里探讨：如果三岛多活了十年或三十年，会否拥有较大的影响力。结论还是否定的。）那年夏天，日本全国为大阪博览会（EXPO70) 沸腾过一回。“你们好，你们好，从世界各国来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好，到樱花国来的宾客们！”：流行歌手三波春夫开朗做作的歌声弥漫着东京的大街小道，社会风气确实肤浅得可以。当时，我家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母亲肚子里还有一个，即是年底将要出生的老五小弟。父母决定暑假举家去大阪看博览会，但是开支要尽量节约。坐新干线太贵，于是父亲开五百多公里的私家车去；小轿车后面的位子挤满了四个孩子，困了就要重叠地睡觉。住旅馆太贵，于是托亲戚订了某公司休养所，但是一个在滋贺县琵琶湖边，另一个在神户六甲山顶，都离大阪相当远。酷热的夏天在人山人海的博览会场，到底看见了什么，老实说我不太记得的。美国馆展出阿波罗号从月亮带回来的石头，吸引最多人，但是排队好几个小时才能进去的，好像我们没有看到。模糊地记得我跟家人分开，单独进去了一个东欧国家的展览馆，似乎是匈牙利的。我买票吃了一种当地食品：上面撒着酸酸的白色酱，不太合口，但是非常特别，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异国风味。当时，有个电视知识比赛节目送给冠军的奖品是去夏威夷的团体旅行券。我周围还没有人战后去过海外旅游；有个同学因父亲调职而搬去德国，叫我们羡慕至极的。在博览会场尝到的欧洲小吃让我长年忘不了。一九七二年六月国会议员田中角荣发表《日本列岛改造论》，七月被选上首相。他主张：日本各地建设高速公路和新干线网络才是拉近城乡差距、解决公害的好方法。农民出身，只有小学毕业，外号叫推土机的土木公司老板成为国家领袖，一时轰动了日本全国，好比他体现了社会的民主化、公平化。媒体纷纷报道田中刻苦奋斗的经历，连儿童出版社都推出了新首相的半生记。我记得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看，被班主任嘲笑了。他是左派教员工会的成员，一贯批判自民党政权的。田中角荣是名副其实的推土机，行动能力特别强，上台后两个月就飞往北京会见周恩来和毛泽东，迅速完成了两国建交的大事业。跟矮个田中比较，中国领导人显得特别高大有风度；忽然间，日本社会掀起了中国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年十月到东京来的一对大熊猫兰兰和康康。我跟一批同学们一起去上野动物园，隔着玻璃窗看了爱吃竹叶的中国大熊猫。当时它们在日本享有的名气非常大，大概仅次于推土机首相本人。全国每个玩具店都推销布做的大熊猫，服装店则出售大熊猫花样的衣服，至于儿童用品，从笔记本到牛奶杯全都印有兰兰和康康了。一九七三年，我小学六年级时，中东战争爆发，石油震撼发生了。记得有一天，卫生纸卷开始从超市商品架上消失，有风闻说是石油价格急升的缘故。大家半信半疑，但是没有了卫生纸卷怎么了得，于是每家主妇都争先恐后地去抢购，没半天就真的卖光了。当时六十多岁的姥姥无所其事地说：没有了卫生纸卷就可以用新闻纸吧。但是，我们一代的东京小孩是从小用冲水马桶长大的，从来没有用硬硬的新闻纸来擦过屁股（其实，下水道普及的只有市中心而已。姥姥住在东京东部葛饰区，直到一九八六年去世，厕所里一直有个大黑洞）。很快，卫生纸卷重新出现，但是比从前贵得多了。第二年，日本经济创下了战后头一次的“零下成长”记录。从一九五六年起维持了十多年的高度经济成长到此结束了。我家经济也到此直线上升，日后却是有起有落了。还清楚地记得，最后临坠落前，有一段时间饭桌的情景特豪华起来，又不是过年过节还天天摆着烤鸡腿什么的，叫我预感到不祥了。果然，初中二年级的一天，父亲的公司倒闭。听母亲说是买了太多太贵的印刷机。父亲则认为上了坏律师的当；他要我长大以后学法律，替他跟不公平的社会算个帐。父母卖掉所有设备，解雇全部员工，把住家客厅改造成办公室，开始经营小出版社了。幸亏，早几年经济还好的时候，买过一栋旧房子，虽然破旧但是有五间二厅，我们至少没有失去窝。当年日本有个规则：经济越不好书卖得越好（社会进入后现代阶段后，则不适用了），何况父母卖的是算盘、簿记学、会计学等的习题集，找工作的人很多都要买的。他们年纪还轻，起死回生得相当快，但是那几年里，我平生第一次尝到了生活水准下降的滋味。来帮忙的姥姥发现，晚饭吃的咖哩汁不含肉；我们小孩子早已司空见惯，只要整个锅里有几片，就算是有肉的了，即使没分到自己的盘子上来也不会埋怨。父母拼命工作，拼命存钱，四年以后重新办起印刷厂了。同时改建住房，乃母亲出的主意。她不要丈夫把所有的钱都拿去花在事业上。几年不停地挺身奋斗的结果，母亲得了胃溃疡。我高中三年级那年，她割掉了三分之二的胃，为了手术住院长达一整月。比我大两岁的哥哥高中毕业后，只上了半年的职业训练班，便开始帮父母工作。果然是当时的家计情况叫他放弃了升学的念头。我小学、初中都上了家附近的公立学校，高中则考进了国立名校：东京教育大学（现筑波大学）附属高中。同学们的父母亲几乎清一色是大学毕业生，其中不乏医生等社会地位很高的人士，叫我心中很委屈。我父母都没上过大学，高中毕业就在社会上做事的。父亲在爷爷创办的寿司店当厨师，白天有空时还做皮鞋卖过；母亲则当美容师。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时，他们分别为十岁和八岁的小孩，均在政府命令下离开家人跟老师同学们一起在外地农村过着避难生活，回到了东京，不仅自家的房子连带整个地区都在美军空袭中早已化为灰烬的。父母亲告诉我：在废墟般的东京成长的一代，先得考虑如何吃饱穿暖，即使想读书也根本没有条件。但是，我上了国立名校就发现，其实跟他们同代的日本人当中也有不少人读过大学的。说实在，只有小学毕业搞土木的田中角荣当首相而轰动全国，就是其他领导人全有大学文凭的缘故。看看在他前后掌权的佐藤荣作、大平正芳、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等政治家，没有一个是例外的。推土机首相的好日子没有维持很久，上台的两年后发生的金钱丑闻迫他辞职，我还没上高中之前的一九七六年，因贪污罪遭逮捕了。一九七零年为了改进空气质量，闹区开始周日禁止车辆通行，图为银座大街泡沫经济时期的东京，到处拆掉平房盖了公寓七十年代的日本有个流行语叫“一亿总中流”。中央政府每年施行的舆论调查中，被问“你家经济状态属于上层，中上，中中，中下，还是下层”，回答说中上、中中、或中下的比率，一九五八年有百分之七十二，到了一九七三年则超过了百分之九十。这十五年里，国民平均收入上升幅度为二点八倍，绝大多数日本人的生活确实改善了。同时，随着都市化的进展，从前很明显的白领／蓝领区别不再容易看得出来了：穿着西装系领带、开着私家车上班的公司职工，到了职场就换穿工作服而从事生产线劳动，没人觉得奇怪了。结果，很多其实属于蓝领—工人阶级的日本人，一相情愿地把自己划为“中层”；我们家也不是例外。父亲虽然中学毕业，但是白手起家做了小公司老板，虽然有起有落，从未穷到挨饿穿不暖的田地，自我感觉还不坏呢。谁敢说我们家属于下层？然而，在高中同学们面前，我的自尊心受了严重的创伤。母亲受的打击好像比我还厉害；陪我参加入学典礼后，她再也不肯来我学校了。主要不是人家有钱，而是文化根基之厚压倒了我们的。比如说，我父母没有阅读的习惯，至多看报纸翻杂志而已，当然没什么藏书可说；同学们家倒有高达天花板的书架，装满的东西名著是家庭成员之间聊家常时候的话题。又比如说，我父母喜欢跟着爵士乐跳舞，哥哥则玩吉他、搞摇滚乐，在亲戚朋友当中，我们家算是有文化的；名校的同学们却是从小听古典名曲长大的，个个都会弹钢琴、拉小提琴,或者日本三弦,放学以后的课外活动项目中，竟然有交响乐团、歌剧团。我当时连一次古典音乐会都没有去过，更何况歌剧演出，听到从附小上来的名媛们哼着意大利语歌曲，不能不受到极其深刻的阶级震撼。要参加体育社团吧，骑马、帆船等专门属于上流社会的项目可不少，叫我只好从远处向往而不敢插手。我十五岁就发现了日本社会的establishment，也意识到难以跨越的阶级鸿沟。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区别？恐怕至少追溯到三代以前：人家的祖先不是武士就是富农，我祖先则是吃不到干饭的贫农。日本所谓的名门中学，主要意味着升学成绩好，具体来说考上东京大学的人数多。同时，越是程度高、难考进的学校，越有标榜自由主义的趋势。学校当局对学生的管理相当松弛；没有制服，没什么校规，跟其他学校比较，自由得多了。我们是高中生，但是所受到的待遇基本上跟大学生没有分别，一点不拘束地泡咖啡厅也去酒吧，尽情享受名门生的特权。同班男同学们，一来出身不错，二来书念得也不差，即使没考进东大也都上了好大学。几年以后毕业找工作时，他们的职业选择颇为保守，除了继承家业做医生的少爷们以外，很多要么做了高级官僚，或者加入了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财阀旗下的银行、商社、制造业公司。女同学的选择当时还很有限；成绩最好的人都做了医生，其次则做了学者，任职于普通企业的人一般就很快碰到了“玻璃花板”，即使没有被迫辞职，也不能担任重要职务。等到一九八五年，即我们多数人毕业本科后的第二年，男女雇佣平等法才施行，法律上保证两性就业机会该平等了。但是，法律归法律；现实为，直到今天，日本是女性社会地位在全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一九八一年，我上了私立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该系一年级共一千一百一十名学生当中，女学生只有七十多，所占比率才百分之七，而且连一个女教授都没有。果然，政经系校舍内没有女厕所，要解手一定得到院子里后来添盖的小屋子去，不方便极了。我选择的第二外语是当年算冷门的汉语，结果两班同学共一百名里，竟然仅有我一个女学生（也就是百分之一整）。九十年代以后，学汉语的日本人大幅度增加，除了英语以外，这些年最多人学的外语就是中国话了。如今在早大政经系也有多半学生选修汉语。但是，八十年代初，日中经济交流还不太紧密，刚建交时期的中国热稍退了之后，只有少数人在学汉语的。作为唯一的女学生，我在汉语课堂上无法避开老师的视线，非得努力学习不可了。好在我对这一门课，从一开始就特别喜欢。当年我们系的汉语主任是著名的音韵学者藤堂明保老师；他是日本中国语文学界的泰斗，本来做东京大学教授，却在一九六八年的学生运动中支持学生造反而辞职，转到早大来当客座教授的。后来回想，我深深感觉到，由藤堂老师亲自教一年级学生汉语是老天爷给我送来的人生礼物。记得第一次上课时，他在桌子上放下索尼录音机，一按扣子就传出来充满异国情调的中国音乐，前奏完毕后，女高音开始唱：“北风那个吹……”。接着，全体学生跟着老师练习四声：“妈、麻、马、骂”。那瞬间，好像一股电力通过了我整个人，被雷劈了一般，从头到脚全身发抖。汉语美丽极了！不仅听起来特别悦耳，而且说起来非常舒服，说一句话就像唱一段歌。说我对中国话是一见种情，一点儿也不夸张。藤堂老师看见我的表情，马上建议说：“你真要学好，光在大学每星期上两堂课是完全不够的。去日中学院吧。上傍晚的课，每个星期三次，学费很便宜，而且我当院长。”我选修汉语，主要出于对远处的向往。在早大的入学申请书上填写“第二外语选择”时，在“德、法、西、俄、中”共五种语言当中，对我最有“异国魅力”的就是中文。自从在大阪博览会场尝到了东欧风味以后，我是一直憧憬远处的。小时侯，接触到外国文化的机会少之又少；偶尔被父母带去横滨中华街吃饭，我都兴奋至极。好热闹的大街小巷边，挤满着大餐厅小饭馆，大红大绿的招牌就是跟日本食肆的素淡颜色不一样，而且门前挂有全鸡全鸭之类，有的更是压扁过的。哇，多么特别！可以说，横滨中华街是一九六○，一九七○年代的东京小孩唯一能踏足的外国领域。进入了青春时期，别人大多热中于英美文化，我却始终被稍微不一般的地方所吸引。十三岁，自己看书学过一点西班牙语。十四岁，集中看了日本作家五木宽之以东欧、苏联为背景的小说。十六岁，在高中上了两年的德语课，但被复杂的语法吓坏，也嫌语音不悦耳。当年，“汉文”还是日本高中生必修课之一；把古汉语用古日语念下来，很不好啃。但是，我们满喜欢听老师讲有关古代中国文人的种种插话，比方说，爱酒如命的大诗人李白晚上坐船要捕捉水面上的月亮而不幸溺死等。另外，“国语”课本收录的鲁迅作品《故乡》（竹内好译），对我们影响也相当大，几乎每一个同学都能背诵最后两行，登场人物闰土又亲切得犹如住在远处的老朋友。对我来说，中国文化一方面并不陌生，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上的距离与社会体制之不同而觉得非常遥远。两个互相矛盾的因素加起来就造成了很强烈的“异国魅力”。高中、大学时期，我经常因没赶上“火红的年代”而感到遗憾。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日本学生，早已失去了对政治的兴趣，连文学都开始受冷落，大家各管各的后现代风气正在成气候。大学校园和平安静却充满着颓废的享乐主义。只有少数男同学认真上课，其他人则从大白天起忙于打麻将，到了晚上就带女校学生去迪斯科舞厅。她们打扮得跟最新一期的时装杂志《JJ》一模一样，有时像冲浪族，有时像美国常春藤大学女生，始终没有个性可说。因为政经系里的男女不平衡实在过头，我在大学总觉得不自在。加上，早大学生多数来自外地，没见过世面，不懂得都会生活，和我那些潇洒成性的高中同学们比较，真是土得要命，羞死人了。由于对早大环境的疏远感，我一方面去参加跨大学的文化活动，另一方面又相当积极地上日中学院的课了。那里有不同年龄的学生们，小的跟我一样岁数，大的则跟我父母差不多，平均年龄三十出头。有些人为了专业、工作的需要而来学中文，更多人纯粹出于个人兴趣。他们的学习态度比我在大学的同学们认真得不知多少倍。其中不乏当时三十多岁，曾经历过“火红的年代”的一代人。他们普遍崇拜毛泽东的新中国，有的在“文革”时期作为日本学生代表团成员坐船去中国参加过交流活动。我开始学汉语时，中国已经开过三中全会，早进入了改革开放阶段，但是在一衣带水对岸的中国话学校，清一色的日本学生还在和声唱《不落的红太阳》。还有高年级同学们在联欢会上唱的一首歌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至今都忘不了，那竟然是《游击队之歌》！我的大学时代正巧是东京学这一门学问兴起的时候。文学评论家矶田光一写的《作为思想的东京》已在一九七八年问世。他在文中指出：东京不是一个地方而是概念，乃有作为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要“上”来的“中心”。就像田中角荣小学一毕业就离开冬天下大雪的农村而到东京，从土木工人起一步一步爬上社会梯子，最后做了国家首相一样，很多日本人都把东京当做拼搏一番的舞台。土生土长的东京人始终是少数，多数是从外地来奋斗的新居民；他们对这座城市的感情自然不深，主要想好好利用她。这是经过明治维新，江户城改名为东京市时候就开始的现象；连天皇家都是那时侯从京都搬过来的异乡人。战后复兴期，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都越来越集中于东京；相对而言，大阪、名古屋等其它城市的地位低落了许多。日本没有上海之对于北京，洛杉矶之对于纽约，从头到尾只有一个东京，使得这座城市的“概念化”特别严重。这样想来，我在故乡东京感到异化，也许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老东京作家谷崎润一郎早在一九三四年发表的散文《思东京》里，慨叹过他曾经优美的故乡被乡下武士糟蹋到底了；半世纪以后，我在早大教室被外地出身的同学们包围时候的感觉也有所类似。外地人可以“上”来东京，我作为东京人，却得另找个方向，就像谷崎润一郎中年以后迁居京都、神户等地，沉浸在关西地区的精致传统文化中。从高中一年级起，每逢假期我都一个人坐长途火车到各地旅行；美丽的小城市可多，如京都、金泽、弘前、仙台、松江。但是，只要从东京往日本国内的其他地方去，那移动一定是“下”去的；作为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我想要“上”去，或者找另一个坐标轴。一九八二年，大学二年级的夏天，我平生第一次办护照，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平生第一次从上空看见的万家灯火是上海的。我赴北京参加华侨补习学校为外国人举办的暑期汉语进修班。中国民航班机入夜后才离开了成田机场，飞越东海后向北，于北京首都机场落地时候，周围是一片漆黑。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巴士，忽然看见了天安门上亮堂堂的毛泽东肖像。长安街上几乎看不到其它汽车的影子，深夜在暗淡的路灯下，竟有些年轻人在踢足球。古老的北京城就像鲁迅所描述，也像我在东京看过的影片《城南旧事》、《骆驼祥子》。那夏天，我终于发现了地球上日本以外的地方；北京对我成了世界的入口。一九八三年，东京迪士尼乐园隆重开幕了；不仅小朋友，连大人都争先恐后地去享受美式娱乐。大学生也不例外，男女双双约会去，有些人更购买通年卡经常去。我自己却怎么也兴奋不起来；一方面，始终不太欣赏美国的通俗文化，另一方面，有东京人的宝贵记忆。迪士尼乐园所在地东京湾北岸，我小时侯曾经是每年春天全家一起去找蛤子的浅滩。一手拿着小锹子，一手拿着塑料桶，在潮湿的沙滩上蹲下来挖洞，发现小小的贝儿在喷出盐水，是多么令小孩子惊喜的经验！而且每次都一定是特别丰收，塞满了好几个塑料桶的蛤子不容易吃完，还送给邻居朋友，场面真热闹、愉快。跟美国公司携手的投资商把那浅滩填平起来建设彻头彻尾美国式的主题公园，甚至禁止游客带饭团（即传统日本食品）进场，由我看来岂有此理。二十一岁的我对周遭现实感到疏远，宁愿被鲁迅、老舍、巴金等中国作家带到另一个世界去。独自坐在白天都昏黑的咖啡馆里头，一个词儿、一个词儿地查着词典看五四小说，我的心脏不由得扑通扑通跳起来。当初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忽而想通：这难道不是恋情？那年年底，我平生第一次在家以外的地方迎接新年，乃在上海宾馆顶楼的迪斯科。回东京后，马上申请去中国的公费留学，幸亏顺利地通过了选拔考试，出发日期定为一九八四年八月底。我到中国，第一年在北京外语学院汉语进修班，第二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上课；每次放假都背上背包跑去神州各地：从沿海到四川、云南、东北、内蒙、新疆、青海、西藏、海南岛，越远的地方越值得去。我对中国的理解主要来自当年天南地北的自由旅行，对中文的掌握则来自旅途上跟各地老百姓的交谈中，真得感谢中国教育部每月二百七十块人民币的奖学金了。一离开家乡就不大想回去，多想看世界，恐怕是很多人年轻时候的经验。为期两年的留学生活结束后，我回国毕业当了记者，可是老梦想着海外，不久就提辞呈，订了往加拿大的飞机票。根本没预料到，这一趟会是从多伦多到香港长达十年的大漂流。永远改变了日本社会的泡沫经济，是一九八五年由纽约广场饭店的国际金融协议开始的。之前，一美元换二百四十日元，广场协议之后，则换一百二十日元了。日元的购买力一夜之间翻了一番，很多人赶紧跑到国外去抢买名牌皮包，回到国内炒股炒地了。本来节约勤劳的日本民族，忽而全变成了投资家、投机家。我偶尔从国外回东京探亲，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大家异口同声地谈着股票、外汇、房价、银行、利率等。股票和地价都越炒越热，东京旧市区的土地总价格竟等同于全美国了。在新宿等闹区，几乎每个行人都穿着名牌服装、名牌鞋子，花大笔钱喝最高级的红酒、白兰地到酩酊大醉，然后不怕车费多贵都一定打的回郊区的住家去。那几年的日本，简直开着没完没了的嘉年华，或者说是天天过年晚晚过节的全民性疯狂。经济过热的副作用很快就明显了。本来一点不值钱的小块土地，在短短几年内升了几倍，竟值几百万美元了；这么一来，传统的长子单独继承制行不通了，因为小弟弟小妹妹都要分到一杯羹。我爷爷、奶奶留下的寿司店，成了父亲兄弟姐妹八个人互相打官司争夺的对象；姥姥留下的小公寓也成了母亲三姐妹互相打官司争夺的对象。官司总有一天要打完，但是骨肉之间的感情，闹了彻底别扭以后，再也没有办法修复的。于是，我结束十余年的海外生活回国时，父母双方亲戚之间的来往差不多都断绝了。可悲的是，我家并不是例外，很多东京人的家庭在八十年代末的几年里解体的。同时，传统习俗也在那几年内消失了。比如说，元旦曾是全家老小团聚的场合：一月一日早晨大家一起去附近的神社拜年，然后回家吃年饭，小孩子受到压岁钱，并用“福笑”、“羽子板”等只有新年才看到的玩具玩耍；二日则去母亲娘家吃吉祥食物、年糕，再一次领到压岁钱。可是，泡沫以后，那些习惯一去就不回了。父母每年都参加旅行团到国外过年去，为了休息，也为了省事。果然，合理化、计算化思考压倒了古来的生活文化。泡沫经济只维持了五年左右，一九八九年达高峰，一九九○年就破裂。看最后决算，虽然有些人在炒买炒卖中发了大财，但也有不少人高利率借来的钱没来得及还清，结果破产或背上重债了。本来经营寿司店的我四叔，就是在投机游戏中抽了大王吃大亏，最后失踪的。此间媒体把九十年代称做“失落的十年”。在广大世界，一九八九年冷战结束，开始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价值观念的大调整；然而，当时的日本人还在泡沫中集体跳着疯狂舞：第二年，泡沫破裂以后则茫然若失好几年，没有及时去对应在外面发生的重大变化。结果，国民经济长期停留在低迷状态。九十年代末，一些评论家开始用“第二次战败”一词；美国、中国等国家的经济很活跃，相对而言，日本的国际地位下降得厉害，有必要重新复兴了。几乎同时普及的“全球化”一词实际上意味着“美国化”，让日本人更加感到失意。各大企业进行裁员，一些银行差不多倒闭而被国有化，客观情况非常严重。但是，很多人还忘不了八十年代的陶醉感，只要自己的银行户口里还有点储蓄，不想认真去考虑国家财政面临的危机多么大。我对泡沫时期的社会风气非常反感，当初以为经济冷却一阵会是好事情，若迫使大家冷静下来重新过朴素踏实生活的话。可是，后来的发展却不如我所愿。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世界受了“9·11”的大冲击，日本则在小泉纯一郎领导下越走越非理性化。社会上，泛滥于各媒体的流行语是“赢组VS输组”。在新的经济环境里，不是大家一起过朴素踏实的生活，也不是全民协力复兴国家，而是两极分化日趋悬殊，不属于“赢组”就属于“输组”的弱肉强食时代已经开始了。日本人不可能再做“一亿总中流”的美梦，即使只是梦；二○○五年的一本畅销书就叫做《下流社会》，消费市场分析家三浦展在文中预测，今后的日本社会，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属于上层，百分之四十五属于中层，百分之四十属于下层，而越年轻的一代越有可能从中层滑到下层去。前些时，我参加了高中毕业二十五周年的校友会，甚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感。上层阶级出身，名牌大学毕业，任职于第一流公司的同学们，几乎无例外地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悲观。有一个人，东京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加入了大银行，在当时看来是保证高收入的稳定选择。谁料到，十多年以后，一些大银行消灭，一些互相合并，一些竟被外资收买。他很尴尬地报告近况说“我已经在第三家银行做事了”，但是在座的人听了那家银行的名字都很陌生，让人家更加尴尬。他是很典型的例子。在其他公司工作的朋友们，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对自己的职业最满意的似乎是东大法律系毕业后任职于大藏省（现财务省）的一个同学。最保守的选择，获利最多：这是低成长社会的悲哀。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大多同学们今天失意的原因，就是他们一贯太保守了。最近常在经济新闻上曝光的市场强人，如Livedoor（互联网金融业者）的堀江贵文、乐天公司（网上购物中心）的三木谷浩史、村上基金的村上世彰，虽然都是东京大学、一桥大学等名门的校友，而且三木谷和村上两人也分别在日本兴业银行和政府通产省做过事，但是都中途离开了既定的人生道路而投入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我们一届刚超过了日本人的平均年龄；那么，市场强人多数比我们小（三木谷一九六五年生，堀江则一九七二年生）也不足为怪。非得指出的是，在这些市场强人当中，没有一个是东京人；他们要么在关西或者在九州长大，十八岁单兵独马“上”来东京，气势劲头之大就是东京少爷们学也学不到的。谷崎润一郎在《思东京》一文中，把自己家人骂为“败北的江户儿”：他们有都会人的潇洒，但是缺乏奋斗的力气，于是在社会大转变的时刻，总是跟不上潮流，必定为败者。一百年前的江户儿是，现在的东京人也是。堀江、三木谷、村上，三位强人的办公室都设在东京西南部，六本木HILLS森塔里。二○○三年完成的五十四层综合大楼是“赢组”公司的根据地，老板们又集中住在邻近的住宅塔。用大众媒体的说法，“HILLS族”是“赢组”中的“赢组”。二次大战后的六本木，因为曾经有美军基地，附近出没的洋人挺多，所以西式食肆、酒吧等夜生活场所特别繁荣；东京第一家汉堡包店、比萨店都开在六本木的（于是日本人习惯性地把香港兰桂芳形容为当地六本木）。高中时候的我，有一次被富裕女同学带去白人顾客占半的高级俱乐部，在充满异国情调的薄荷色灯光下目眩过。八十年代，六本木的迪斯科倒成了人人皆去的消费大众圣地；在泡沫经济时期，其热闹庸俗的程度，称得上是大人的迪士尼乐园了。后来，一时沦落为满街都是东欧妓女的低级红灯区。谁料到，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六本木竟会起死回生为东京的新经济中心。我回国定居已有八年多，这些年一直住在东京西郊，到六本木要一个多小时的地方。但是，心理上的距离则远多了。是我年纪大了？还是属于“输组”了？不能否定的一点是：我也甩不掉的“败北的江户儿”属性。附 记二○○六年一月，Livedoor（活力门）公司的总经理堀江贵文（俗称Horiemon）因违反证券交易法而遭逮捕。几乎同时，他头号手下的遗体在冲绳县饭店客房里被发现；令人怀疑该案件有相当复杂的背景。才半年前，堀江在执政党推荐下参过选，给捧为新一代年轻人的榜样；然而，情况一变，落水狗被打得可惨。他曾发出的一句话“金钱能够买一切”成了道德观念败坏到底的铁证据，这回被形容为二十一世纪初日本社会风气堕落的象征了。在拘留所蹲了九十多天后，堀江付三亿日圆（约合两千万元人民币）的保释金而重新获得了自由。三个月内，他瘦了八公斤，读了两百本书；看起来并没有憔悴，精神好焕发的样子。虽然失去了公司的经营权和大部分财产（因股价猛跌），他还是拥有六本木HILLS豪宅；大概正在俯瞰着整个东京而思考下一个棋子该在哪里放下。本文摘录自《我们这一代东京人》。如果你有喜欢的文章想要分享给我们，欢迎发邮件到 tuijian@foreignlink.org更多精彩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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