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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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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上的遗憾.doc 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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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上的遗憾
　　汪曾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料到会有两个笔墨官司与他相关――一个是在世时的现代京剧《沙家浜》，一个是去世后的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帝》。这两个官司有本质上的区别。前一个是真官司，后一个是笔者借用而已。前一个官司涉及到署名权与稿酬等问题，更由于媒体的介入而在社会上风风雨雨、沸沸扬扬，所幸的是，虽经周折但终究达成一致意见。与前一个官司相比，后一个官司既与实际利益无关，其影响也仅限于文学圈子内，媒体也几乎未介入。然而，所不同的是，汪老已经去世近二十年了，这个官司依然悬而未决。
　　我认为，后一个官司也应当厘清，也应当有个合乎事实的结论，不仅对读者、对社会有个交待，而且对于我们认识汪曾祺也不无裨益。汪老生前，笔者曾两次与汪老谈到过《汉武帝》，新近又从汪老子女处获悉一些新资料，我觉得，此文可能为第二个笔墨官司画句号起到一定的作用。
　　京剧与小说
　　汪曾祺要写《汉武帝》，一开始并不是历史小说，而是历史剧。
　　根据汪朗的回忆，汪曾祺在1978年后曾“打算写几个剧本，一个《汉武帝》，一个《荆轲》。为此，他把《史记》、《汉书》仔细看了一遍，并整理了许多卡片”。（见汪朗、汪明、汪朝《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第149―15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下同）汪曾祺在日致陆建华的信中，也说：“我因写戏故，曾翻阅过有关武帝的材料。”（陆建华《私信中的汪曾祺》第10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下同）
　　汪老在北京京剧院的同事梁清?锏幕匾湟菜档煤芮宄?：“那时，他（指汪曾祺）已开始收集《汉武帝》的资料，自己做卡片，想分析汉武帝的人格，后来体力不行，住房太小，没有条件写下去。”（见陈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载《读书》1998年第11期）我以为，这里所说的《汉武帝》也是指的剧本。因为，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他尚未有小说发表，头脑里和实际工作中考虑的与接触的基本上是戏，况且还是处于接受审查这个特殊阶段。
　　在《从戏剧文学的角度看京剧的危机》一文中，汪曾祺于论及传统等剧人物性格的简单化时说：“汉武帝这个人的性格就相当复杂。他把自己的太子逼得造了反，太子死后，他又后悔，盖了一座宫叫‘思子宫’，一个人坐在里面想儿子。”（见《汪曾祺全集》第六卷第384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下同）
　　在《京剧杞言――兼论荒诞喜剧〈歌代啸〉》一文中，汪曾祺又一次谈到了汉武帝，他说：“汉武帝就是一个非常复杂、充满戏剧性的心理矛盾的人物。他的宰相和皇后没有一个是善终的。他宠任江充，相信巫盅，逼得太子造了反。他最后宠爱钩弋夫人，立他的儿子为太子，但却把钩弋夫人杀了，‘立其子而杀其母’。他到底为什么要把司马迁的生殖器割掉？这都是很可捉摸的变态心理。”（见《汪曾祺全集》第六卷第390页）
　　他在这两篇评论传统京剧的论文中都谈到了《汉武帝》，可见，剧本《汉武帝》在他脑海中盘旋了很长时间，至少在七十年代末，他想写的是京剧剧本《汉武帝》而非历史小说《汉武帝》，因为，在此之前尚未发现他要写历史小说《汉武帝》的任何资料。
　　既然最初汪曾祺是打算写剧本的，而且也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后来为什么不写了呢？我以为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他对写剧本已经越来越厌倦了。他认为：“大部分剧种（昆剧、川剧除外）都不重视剧本的文学性。导演、演员可以随意改动剧本。《范进中举》、《小翠》、《擂鼓战金山》都演出过，也都被修改过。《裘盛戎》彩排过，被改得一塌糊涂。”（见《汪曾祺全集》第六卷第54页）汪夫子来气是事出有因，理所当然的。因为汪曾祺一贯重视戏剧的文学性，并主张戏剧必须改革，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他“想把京剧变成一种现代艺术，可以和现代文学作品放在一起，使人们承认它和王蒙的、高晓声的、林斤澜的、邓友梅的小说是一个水平的东西，只不过形式不同”。（见《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第220-221页）然而，汪曾祺剧本的命运并不佳，尤其是汪曾祺认为，“被改得一塌糊涂”的地方，正是他的一些得意的地方，也是突破陈规的地方。大约是在1983年吧，他曾和在中国京剧院当过编剧的徐城北发牢骚说：“在京剧中想要试验一点新东西，真是如同一拳打在城墙上！”（见《汪曾祺全集》第八卷第210页）用汪朗的话说，“这让爸爸很丧气，却又无可奈何。”（见《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第225页）所以，汪曾祺在1993年5月曾明言：“有人问我以后还写不写戏，不写了！”（见《汪曾祺全集》第六卷第54页）这是汪曾祺为江苏文艺出版社新出五卷本《汪曾祺文集》自序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可见先生的愤怨之情深矣久哉！
　　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约稿。由于他在小说上的创作成就，不少报刊、出版社向他约稿、索稿的均以小说为多。有几个出版社还想约写长篇，几乎没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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