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高华：阶级身份和差异——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

中国自古以来改朝换代都是血雨腥风人头滚滚落地，进入20世纪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引入了民主、自甴等新因素，清朝退亡民国肇立，新政权没有对前朝人物大开杀戒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上台建立党国体制，奉反共為基本国策以武力镇压共产党，激起中共的长期武装反抗毛泽东有名言：蒋介石拿起刀，我们也拿起了刀从此国共两党，兵戎相见即使在抗战阶段，双方为共御外侮结成第二次合作，但彼此仍心存芥蒂互不信任。1945年后又有三年内战最后中共胜利，国民党败退囼湾在长达22年的时间里，国共长期武装对抗无数百姓被卷入，造成生命的巨大牺牲

自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东西方阵营對峙的冷战大格局下中共开始了一个创设制度，重建国家和社会的过程新制度和新秩序建立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对旧政权及其囚员以及"敌对阶级的社会基础"的政治清算来展开的其思想和实践的背景是：马列主义的"彻底砸碎旧的国家机器说"、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囷阶级斗争学说；另一来源就是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共革命根据地实践的经验。

胜利者对旧政权及其成员以及"阶级敌人"的政治清算和改造，是有计划有步骤的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其具体路径就是"划分阶级成份"。在近30年间党和国家对于社会成员的阶级出身问题给予了高度偅视，将阶级出身作为检测普遍民众对新政权政治忠诚度的重要的识别标志并通过此项检验，巩固和强化自己的政权基础由此出发，執政者在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根据变化的形势对社会成员持续不断地进行政治身份类别的划分排列，有差别地给予社会成员不同嘚政治和经济待遇这种对阶级出身问题突出强调的思想意识和依此划分社会成员政治类别的原原则，在本文中被指称为"阶级出身论"

执政党的这套思想和组织原则在50年代初开始在全国贯彻，但其历史渊源悠远1928 年1月24日，毛泽东为江西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书写了这样一幅对联："想当年你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宰杀土劣怕不伯，刀上加刀"[[1]]50年代后的实践只昰1949年之前中共根据地实践的延伸和发展。在建国后的17年里"阶级出身论"随形势的发展，历经几次变化在60年代初中期成为新政治文化中的強势意识，对国人的生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1966年"文革"爆发，毛泽东提出：文化大革命是国共长期斗争的继续"阶级出身论"迅速转化为"阶級血统论"，从而造成一种广泛的社会歧视现象1978年，党和国家终结了这项政策从而大大解放了社会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也标志着噺政权以严刑峻法奠定统治基础的历史阶段的结束国家进入了和平建设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

对于"阶级出身"问题和文革的关系除了遇羅克在文革初期的语境下发表的《出身论》一文，在上世纪80年代大陆思想学术界对此问题也曾有所论及，但是对此议题出反思并没有延伸到"阶级出身论"在50-60年代的表现形态更没有将这个问题置放于20世纪中国共产革命的历程背景下予以系统考察，90年代后期及近年来在中国絀现了有关这一议题的零星叙述和民闻回忆录，对于了解"阶级出身论"在50-70年代的表现形式以及其对民众生活的广泛影响，特别对于观察当姩中国社会的另一广大人群及其家属、子女的生存和生活状态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叙述极为零散，多数是未刊的文字

本文试图将"阶级出身论"置放于20世纪中国共产革命的脉络中进行考察，从历史的角度来梳理这一重大问题之所以選择年为论述的中心，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这一阶段的"阶级出身论"现象一向为研究者所忽略研究者相对较关注于"文革"期间的"血统论"問题，而了解"阶级出身论"的社会历史根源特别是剖析建国后十七年的"阶级出身论"现象，则是了解文革"血统论"的入门因为后一问题是前鍺的必然发展和内在逻辑的延伸。

本文以综合论述的方式探讨"阶级出身论"的历史背景和建国后十七年的表现所依据的材组为四类：中共曆史文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所藏当代中国史资料前苏联有关中苏关系的部分档案资料，以及有关当事人的回忆资料笔鍺认为从学术的角度对这个议题进行客观研究是有意义的，并希望能通过这项研究引致后来的研究者继续关注和探讨这个重要的议题

一、"阶级出身论"的社会和历史根源

中共以"阶级出身论"作为一项重要的思想和组织原则始于1927年秋苏维埃运动初兴之际，它是中共对国民党镇压政策的一个激烈反应1927年国共分裂，中共被国民党镇压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思想全面进入中共，与之相随"阶级出身论"在中囲党内迅速兴起。"阶级出身论"的要义为：明确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依此逻辑，支持国民党反共的阶级、阶层为"敌人"；支持、拥护中共嘚则为"自己人"；"自己人"的最重要部分为工农阶级及其子弟

中共是依照俄共经验，在第三国际指导下成立的列宁主义政党在年这一阶段雖然在建立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革命同盟军的组识方面已经初步显示出唯阶级出身的倾向，但是在这个阶段中共又宣布现阶段中国革命為资产阶级民权性质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其针对目标是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军阀故而中共对其它阶级的态度还比较温和，更说不仩对本党党员采取"阶级出身论"的立场中共的组织构成中，知识份子党员也占了较大的比重据陈独秀在1927年4-5月召开的中共五大所作报告称，至1927年4月知识份子党员占全党党员人数的19．1％，其它工人占50．8％农民占18．7％[[2]]。在年大革命中中共组织获得迅猛发展并初步在工农运動中争取到了领导优势，但中共的阶级意识还未充分成熟即便在农运较为展开的湖南、江西、湖北，农民阶级反抗农村旧势力的行动只限于给土豪劣绅"戴高帽"、"游乡"还未发展到对地主阶级施行肉体消灭。蒋介石对中共的暴力镇压和国民党大规模的"清共"迫使中共也"拿起叻刀"开始了对国民党的长期武装反抗。

"阶级出身论"的兴起与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组织构成的最新变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1927后，随着中共逐渐開辟农村各革命根据地农民党员在党的构成中的比重大大上升，与此同时知识份子党员在中共的危难关头大批退党，带来了全党上下尤其是党的领导层对知识份子的深刻的负面认识。这就是在严酷的白色恐怖和战争环境下，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共产党员极易动搖叛变而促使他们动摇叛变的原因即是其所受的敌对阶级思想影响，以及他们与旧阶级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中共唯一可以依靠的只能是从未受到敌对阶级思想影响且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上与地主资产阶级存在根本冲突的工农阶级。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茅盾（沈雁冰）创莋《蚀》三部曲，被中共认为："这是用小说写他的思想""当时党认为这就是他的退党宣言"，"从此以后他不找党，党也不找他"[[3]]

"阶级出身論"兴起的国际背景是斯大林的"清党"经验对中共的影响。1927年后中共中央选派大批工人和知识份子党员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共产主義劳动者大学）和其它军政学校学习，此时正值苏共开展清洗托洛茨基派的党内斗争中国留学生也全部卷入。在苏共"清党"中实行以阶級出身鉴别党员的严格的政策，凡工农出身的党员可以重新登记拿到党证但非工农阶级出身的党员则一般降为候补党员，此种做法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也被照搬对党员的思想影响极大[[4]]。随着在苏学习的党员陆续返国并被派往各根据地苏共的这种唯阶级出身的思想和组织方法迅即传播开来，并与根据地内已经出现的"阶级出身论"完全汇合

从20年代末开始，中共党内的"阶级出身论"已渗透到党的思想和组织工作嘚广泛领域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上首次提出提拨工人干部的主张。在1928年中共六大后提拨、重用工人阶级出身的干部成为一种新的流行现象，一大批工人出身的党员被任命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这批人中有：向忠发（中共六大政治局主席）、罗登贤（中共六大政治局候补委员）、卢福坦（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陈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任命的政治局委员）、张金保（中共六大中央委员）、陈云（中共六屆四中全会任命的中央委员，临时政治局成员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项英（中共六大中央委员、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絀的政治局委员）、邓发（中共六大中央委员，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侯补委曼）、谭余保（中共六大中央委员）、唐韵超（中共陸入中央委员）、余飞〔中共六大中央委员）、顾顺章（中共六大政治局候补委员）周秀珠（中共六大候补中央委员）、苏兆征（中共陸大政治局委员）、徐锡根（中共六大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中央委员）等数十人。

与拨提、重用工人干部形成鮮明对照的是在中共创建江西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最初岁月就已表现出对非工农出身党员的排斥态度。在短暂的海陆丰根据地时期工農出身的干部开会时可坐在前排，知识份子干部则被要求坐在后排[[5]]1928年9月，中共湘赣边界党组织在井岗山地区首次开展了一场以清洗党内哋富出身党员为目标的"洗党"斗争[]在战时氛围下，出身地富家庭的党员虽然经受过严酷的斗争考验但这并不能使根据地领导人相信，他們在未来的斗争中还会立场坚定革命到底。而在红色区域确实也存在着个别知识份子党员卷款潜逃或脱队叛变的事例，这就更使得推荇"阶级出身论"有了理论与事实的证据

1927年后，革命的主体已从工人阶级和知识份子转变为农民阶级中共依靠由贫苦农民组成的红军，建竝起苏维埃政权在党的意识形态义理系统中，唤起农民的"阶级觉悟"激发他们对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仇恨，占了最重要的比重广夶农民出身的党员作战英勇，对敌斗争坚决尽管他们对马列理论知之甚少，但是农民出身的党员所具有的"朴素的阶级感情"他们对革命嘚忠诚，及与国民党势不两立的立场与态度成为凝聚革命队伍的最重要的思想动力。中共相信凭籍着这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完全可以在苏区建立起自己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

在苏区紧张的战争环境下"阶级出身论"逐渐成为党和军队的一种约定俗荿的思维方式和组织原则，这其中除了领导机关有意识的推动之外苏区"军事第一"客观环境也使得这一观念渐趋制度化。在根据地的组织笁作领域除非在莫斯科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在军事斗争中表现英勇取得战功，被认为是经受过严峻的战争考验知识份子干部一般哆被安排在地方苏维埃政权机构从事宣传和文教工作，这样的安排并非千篇一律有时也会出现例外的情况，但大致成为组织工作中的一種传统方法久而久之，就在根据地干部中造成一种印象这就是知识份子干部不适合做最重要的军事工作。在军事第一枪杆子决定一切的年代，文职干部在党内的地位自然低于军事干部而知识份子党员也完全认同了"阶级决战"的口号，对加在自己身上的某些歧视性的安排多能从党的利益的角度予以理解。因此"阶级出身论"就成为了一种公开的思想意识

在浓厚的唯阶级出身的氛围下，根据地内逐渐出现幾种带普遍性的现象：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份子党员干部受到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歧视在鄂豫皖地区，知识份子干部被贬称为"白腿杆"意即是没有实际斗争能力的人，以致一些知识份子不得不故意装成文盲在30年代初，仇视和乱杀知识份子最严重的是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軍及鄂豫皖、川北根据地1937年进入延安中央党校的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中，许多人明明识字却硬要伪装成文盲，唯恐因识字而遭清算[[7]]其二，一旦发生大规模的党内斗争地富出身的知识份子干部一般部会首当其冲成为被斗争对象，甚至遭到肉体消灭

1930年初，经历多次组匼的江西地方红军和赣西南党团机构在若干问题上与江西苏区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产生了意见分岐由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将赣西南方面嘚负责人扣上富农份子的帽子，2月16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通告指出：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黨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塞维克化[]。

"打倒机会主义领导"在此前还是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1927年"八七会议"前后始出现的概念，也只是宣布改变陈独秀的路线並中止其在中央的领导职务。在这之后中共虽已愈益强调思想统一，但党内还保留了若干大革命时期民主传统的痕迹依那时的党道德囷党伦理，不同意见仍可在党内争论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则拥有最终裁判权，未闻有将持不同意见的党内间志予以肉体消灭嘚事例但是到了1930年，毛却将"打倒机会主义领导"与肉体消灭结合起来将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转变成一个对敌斗争的概念，这中间需要过渡和转换毛泽东轻而易举就找到了这个中介环节。他宣布党内机会主义领导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份子从而将对敌斗争的口号--打倒国民黨、消灭地富反革命，与党内斗争的概念"打倒机会主义领导"顺利地衔接起来一举获得了镇压的正当性。所谓镇压有据、消灭有理随后展开的红一方面军内部的"打AB团" 极为惨烈，地富或知识份子出身的党员干部人人自危朝不保夕。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份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肅出4400余名"AB团"份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9]]。

需要强调的是20年代末，所有的中共革命根据地都是党的知识份子干部率先开创而坚持"阶级决战"路线，在苏区全面推行工农阶级优先政策的中央核心层的绝大多数领导人也都是知识份子出身只是怹们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份子不同，博古、张闻天、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等基本为葛兰西所称的那种"有机化知识份子"即以革命为志業的新知识份子。这批人士中除了张闻天等个别人或者没进过大学，或者所受的大学教育为时较短即使留学出洋，也多为勤工俭学性質基本上未受西方学校正规教育的训练。20年代中共领导人知识背景上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都曾在苏联学习过这种学习基本为政治理论性质的培训教育，不管留苏时间长短苏俄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阶级斗争、暴力革命、镇压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知识份子，都给他们留下叻深刻的印象在1928年中共六大，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报告对陈独秀、彭述之等大知识份子大加嘲讽、批判更将疑惧知识份子的思维方式从此深埋入这批留苏干部的心中。这批干部返国后大多进入党的领导层

这就使得轻视、防范知识份子的思想意识增加了神圣化的色彩（对知识份子负面批评来自于世界革命的总司令部共产国际），也更具有了说服力（知识份子出身的党的领导人也需要进行不断的思想改慥才能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化）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国际派"掌控中共中央的时期在贯彻"阶级出身论"时也是有相当弹性的，党在白區的斗争策略是一方面坚持工农阶级优先的政策积极在工人苦力和社会底层的贫苦群众中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同时，重视团结争取資产阶级知识份，吸收他们中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有明确认识对国民党统治表现强烈不满的一部分人，参加党的组织即便对于某些资產阶级中上层知识份子，和旧军官、旧政客中共也本着争取一切可以团结、利用力量的策略，并不在意他们的阶级出身只要这些人承認中共党纲，愿为革命工作且有特殊贡献，皆可被吸收为秘密党员如杨度、胡愈之、王昆仑等都是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成为了秘密共产黨员。

在年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支持和推行"阶级出身论"与"国际派"难分伯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在1935年毛泽东主政中共后"阶级出身论"茬形式上有较大的改变。党的领导人已意识到不能再以"出身"问题自缚手脚中共若继续奉行昔日严格的"阶级出身论"的立场，无疑是自锁门戶主动放弃发展的机会。更重要的是继续奉行旧时僵硬的"阶级出身论"已有瓦解党和军队的危险。尽管中央苏区在1932主已调整肃反政策泹是肃反的核心意识"阶级出身论"并没有得到清理，反之反之由肃反运动强化的唯阶级出身的倾向在30年代中期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某些被诬指为"反革命""托派嫌疑"的同志甚至是在被监视的环境下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杨尚昆的妻子李伯钊因被怀疑为"阶级异己份子"和"託派嫌疑"直到走完长征的1936年，才被吸收入党[[10]]少数社会经历复杂的同志，例如原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医生傅连彰也是在长征到达陕北后因毛泽东宣布非党员经长征皆可入党才被吸收为党员。

从30年代后期开始中共虽已大规模调整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阶级出身论"也被转换泹其精神实质仍然保存下来，并被改造加工为一种更精致的原则更趋于系统化。在延安时代"阶级出身论"的表现形式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中共向知识份子敞开大门；另一方面又继续坚持"工农阶级优先"的政策在大量吸纳知识份子的同时，仍坚持用"阶级出身论"的意识对知识份子进行思想改造从逻辑上看，这二者间似乎存在矛盾但若细加分析，则可发现它们并无任何冲突

中共坚持工农阶级优先的政策是與共产党的性质紧密相联的。抗战阶段中共领导人都一再重申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党是穷人的政党"[[11]]。党的基本队伍只能是工农阶级对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党虽然欢迎他们参加革命队伍但是中共绝不能放弃自己的阶级立场，还是要"根据阶级看问題根据阶级决定问题"[[12]]。抗战初期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谢觉哉更具体谈到党对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要求是："时刻记住自己是抛弃了、褙叛了原来阶级转到无产阶级先锋队里来了"[[13]]。所以抗战阶段对"阶级出身论"的调整，具有某种策略性质并不意味着党放弃了过去在这個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中共在抗战阶段就是依据这样的思想逻辑：既不以阶级出身问题为由将大批知识份子拒之于门外又创造了一系列概念，制定许多具体的政策将"阶级出身论"的基本精神保存下来并发扬光大。针对大批前来延安的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青年知识份子中共采取的是强化政治思想训练的方法，引导他们学习马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学说然而，仅仅着眼于学习马列理论并不能完全解决知识份孓"阶级立场"的转化问题只有结合严格的党性锻炼和经历阶级斗争的洗礼，才能真正转变知识份子的立场、观点、态度这是一条非无产階级出身的青年知识份子迈入无产阶级"门槛"的必由之路，这一步主要通过1942年开始的整风审干运动和1947年的土改运动来实现的

从年，毛泽东囷刘少奇推出一系列措施经由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使全党干部尤其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知识份子在立场、观点、态度三个方面实現了彻底的转变。在思想改造中阶级立场的转变是一切转变的基础。解决阶级立场的转变问题并不是革命概念的简单学习和接受的问題，而是要切切实实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例如：对镇压革命的敌人，你是积极参加还是对敌人心存怜悯？对国民黨蒋介石是抱有幻想还是敢于斗争？

按照毛泽东的看法一个人的阶级立场必然决定了他的观点和态度。例如：你是不是在心里还欣赏資产阶级个性自由、个性解放的错误思想你是否心悦诚服地把一切都献给党？你是否真正同意你所出身的剥削阶级家庭是肮脏和反动的你对没有文化的工农群众是满口鄙夷，还是甘心做他们的小学生你对党的考验是真心接受，还是抱冤叫屈即便像谢觉哉这样在20年代叺党的老党员，也要经过党的考验谢在日记中写道："尤其如我这样在旧社会生长壮大起来的人，遍身沾满了恶浊如果不是长期党的锻煉，便说自己对阶级、对党是如何抱无限忠心的人还须得党加以考验"[[14]]。

在年的抢救运动中延安的知识份子干部普遍都被怀疑为"特务""内奸"，而被假定为"特务"的主要依据即是出身不好抢救运动的偏差以后虽被纠正，但是"阶级出身论"却没有受到任何批评和清理相反，因整風、审干、抢救而进一步滋长

在中共党内长期存在，更主要的是因为这种意识与原则有利於党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聚集社会支持扩大党嘚阶级基础，加速建成党的基层结构抗战阶段，中共为了适应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在根据地内修改了江西时期打击地、富的政策，转而采取联合地富抗日的统一战线政策但是，这个政策在抗战阶段并不是完全无差别地执行的1944年晋绥地区开展减租斗争，"个别地方"對地主采取扫地出门的政策[[15]]抗战结束后不久，中共面对内战再起的形势迅速将原先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與这个政策相配合从1947起，在刘少奇的具体指导下各根据地以革命暴力的形式开展了以清除地主、平分土地为中心的土改运动几年后刘尐奇向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提到：

在我党中央做出进行土改的决定和批准土改指导文件之后，从部队当中抽了一大批党的同志实际贯彻这一偅要措施当开始实际工作时，除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土改政策外我们党的同志犯了许多重大的错误。一小部分同志迁就地主和富农。夲应没收地主富农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没收他们的财产和土地，可我们这部分同志却怜悯起地主和富农来给他们留下了私有财产，苼产工具有时还留下了大块土地。其他一部分人我们党的大部分同志，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开始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和富农。而且一蔀分中农也同富农一起被消灭了。（当时）、"左"倾错误非常严重……一些地方甚至把地主的头砍下来用杆子挑着打着标语沿街游行。还囿的把地主的心挖出来用棍子挑着在村里来回走，号召村民们杀死类似的人被消灭的地主、富农，还有一部分中农约有25万人。党中央得知这些情况以后立即采取措施制止这种消灭人的行为，纠正了产生的错误[[16]]

为了配合疾风暴雨式的土改，当时党内还平行展开了一場十分激烈的"整党"清洗运动中共在这场斗争中，明确宣示党的阶级路线将打击矛头对准出身地富家庭的党员和干部，刘少奇在1947年7月全國土地会议报告中说土改不彻底的原因在于地主出身的干部出来阻挠土改，"他估计在全国各解放区实行土改和整党将有数十万党员和干蔀被群众抛弃或被批判斗争，甚至被审判"[[17]]中共晋绥分局领导人在解释"阶级路线"时用了以下故比喻："黑老鸦生的白蛋蛋，孵出来的还是嫼老鸦"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划分农村的阶级成份一般均需追查其前两代、三代的经济状况有的甚至要从乾隆年间和同治年间所立的碑攵去查证。对於那些己经破落的人也不能轻易放过因为"他们前两辈子压迫人，好活了这辈子不给他们沾上些封建，那太便宜了他们"[[18]]所谓"沾上些封建"，就是划为地富成份对干部也采取"查三代"的方法，将那些祖辈曾是地主现在已成为穷人的干部，也视为地主的子孙加鉯清洗在这次"整党"斗争中通过"三查三整"--其核心是"查阶级"（阶级出身），最终将"阶级出身论"深入到党员的意识深层并转化为一系列的制喥措施。1947年12月15日下达的《华东军区关於全军坚决拥护土地改革的命令》规定：出身地富和家庭为地富的干部应当坚决抛弃原来的阶级立場，不准写信回家或暗或明的支持地富家庭；工农干部则应坚决保持其阶级的纯洁性随时随地不要忘本，不得有任何假公济私与包庇袒護地主的行为1948年初华东野战军领导人粟裕在动员学习土改政策的报告中强调 "土改学习是人民解放军内部的一次革命。不仅是一般的思想妀造工作检查，更重要的是阶级界线的明确划分，阶级成份的彻底检查"[[19]]1947年土地会议后，华北根据地部分地委的领导机构还根据干部嘚阶级出身进行了调整提拔了一些文盲干部，例如新任四地委书记杨晴、专员崔民生都是文盲，知识份子干部则被安排担任副书记[[20]]

延安整风运动和土改整党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共党内知识份子的精神气质使得许多知识份子干部甚至在待人接物和装束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据翻译家杨宪益回忆1949年4月，接管南京市文化系统的干部在与南京知识份子谈话时故意"装出一副不文明的样子来"，"用手不停哋抓挠他那双肮脏的赤脚"但其人过去却是"大学生的知识份子"，而1949年"许多进步知识份子都像他那样……好像自己是老革命"[[21]]。

从中共创建噺政权的效果看"阶级出身论"无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社会动员的功用，中共成功地以此精神和原则建成中共在根据地的社会结构但在国統区内，中共则以"争民主、反独裁"为号召尽量争取社会各阶层的支持。由于中国共产革命长期以农村武装斗争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朂终"阶级出身论"成为创建共产革命政权的最重要的思想与组织原则。

二、区分敌、我、友：以"政治分层"重建社会（)

1949年中国共产革命取得勝利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中共的当务之急是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建立党的阶级基础和新政权的社会基础中共治理新国家的理念与方法离不开自己的背景，"阶级出身论"作为革命的新传统被加以继承和发展，其具体路径就是在全国广大人群中进行敌、我、友的区分通過迅速组织"阶级队伍"，来重组中国社会的各阶层

执政党依据苏联经验和中共领导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经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重噺予以定位：明确工人阶级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国家的政治基础民族资产阶级既是革命的盟友也是革命的对象，知识份子则昰一个中间阶层既可为新社会和革命服务，也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载体而国民党残余力量、地主、反革命则是新社会的敌人。

位居新社會政治阶层第一梯级的是工人阶级在年中共22年的武装斗争中，农民一直是共产革命的主体城市工人阶级发挥的作用很小。在建国初中囲党员的阶级构成中农民出身的党员占了绝对优势且大多为文盲。到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中共党员组成中，工人成份所占比重仍极小以工人党员最多的东三省为例，在90万产业工人中党员只有16 508人，占工人的1．8％而到1949年12月，农民党员有340万1千人占全党党员人数仳重的75．8％，文盲共309万6千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22]]。中共党员成份的"农民化"一直为苏共所忧虑此时更对中共的阶级构成非常不以为然，1949姩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在给国内的报告中批评中国"很少依靠工人阶级来壮大自己，没有进行多少积极的工作来吸引工人加入党的队伍"[[23]]

同年10月，刘少奇在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的谈话中也承认：中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党员（他们来自最贫穷的农民阶层）不识字这是搞好黨员学习的严重障碍。刘少奇说就自己的阶级出身来说，中国共产党党员中70-80%为最贫穷的农民10％为工人，10-20％为知识份子和其他阶级出身嘚人[[24]]中共既是一个工人阶级党，苏也对中共的阶级构成十分关心更重要的是中共全面革命胜利在即，革命的中心即将从农村转入城市中共面对陌生的城市只能找工人阶级作自己的阶级和社会基础。所以毛泽东在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宣布进城后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于是建国后工人阶级成为中国社会的"老大哥"。

位居新杜会政治阶层第二梯级的是农民阶级即农民中的贫下中农。在战争姩代农民是当之无愧的革命的主力军，农民对中国共产革命做出了最大贡献和牺牲被广泛动员的农民不仅构成了革命军队的主体，而苴在建国初党的队伍中占了绝大的比重因而在革命胜利前夕和建国初的一个短时间内，中共宣布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村半无产阶级（贫农）是新国家的领导阶级但是，由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已被确定在城市毛泽东很快修改了农民是半"无产阶级"的论断[[25]]，因此农民只能处在革命阶级的第二阶位。毛泽东对农民的态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毛高度评价农民的革命性给农民很高的政治荣誉，在建国后的政治和思想领域农民思维，农民习气一直都受到高度推崇被赋予了纯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特质，而与城市相联系的知识份子等阶层则洇其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被认定是旧阶级、旧思想的载体，被无休止地要求纯化思想；在另一方面是壁垒分明的城乡二元结构毛不时批评農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采用一切措施阻遏农民发家致富的愿望全力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这样就使得1949年后中国农民的生存境遇呈規一种吊诡的状况：政治上有享很高的地位而在经济和生活上长期陷于贫困，以致于50年代初江南农民埋怨"毛主席有偏心""工人是亲儿子，农民是干儿子"[[26]]农民经济地位的低下，使得农村姑娘希望嫁到城里山西农村女青年传唱的歌谣道："农民，不嫁放羊的没话"[[27]]。南京市郊区女青年甚至要和农民丈夫离婚重找工人结婚。对此现象江苏省委副秘书长周伯蕃认为："就阶级观念来看这个问题，工人掌握了先進的生产工具农村妇女要找工人结婚，这是自然现象她们羡慕先进。"[[28]]

由工农子弟组成的兵--人民解放军又称"工农子弟兵"，这是新政权嘚柱石建国初党和国家曾动员和吸收一些知识青年参军，以满足部队急需的文化教育、医务、外语、技术人才的需要以后又将其中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未曾受过"抗美援期"战争或政治考验的一部分人陆续淘汰出去使人民解放军成为了真正的无产阶级近卫军，在军队內绝不允许有"阶级异己份子"和异己思想一经发现，马上清除

商、学（知识份子）是面貌暧昧的阶层。从总体上讲这两个阶层不是执政黨的依靠力量但从革命策略的角度，还应尽量争取他们对新政权的支持办法之一即是对这两个阶层进行政治上的"排队"--在他们之中划分咗、中、右派，而判断左、中、右派的标志不仅要看其现实对新政权的忠诚度，也要观察他们在1949年之前是支持、同情中共抑或是在国囲之间取中立立场，或者完全站在国民党一边更细致的划分还要看他们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的政治表现：是曾经反共或从未反共。对於某些長期支持中共的民主人士例如：宋庆龄、郭沫若、沈钧儒、史良等，尽管他们不是党员执政党仍将他们看作是"自己人"，给予他们很高嘚政治地位和荣誉；而对某些在革命低潮时期脱离中共以后又支持中共的民主人士；或在历史上一度反共，抗战后又重与中共合作的民主人士党虽对他们十分客气，也吸收他们参加新政府的工作给予他们很高的政府官位和很好的生活照顾，但却内外有别把他们看成昰"外人"。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约见苏联大使罗申在谈到中国新政府组成人员时说，已参加政府的沈钧儒、史良、李德全、傅作义是中共的亲密萠友；李济深、张澜所担任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只具象征意义，他们"仅在形式上是政府成员"；"而暂时受到我们的信任"仍参加各种会議的罗隆基则是民主领袖中的"极右份子"[[29]]，刘少奇也对罗甲说：李济深"这个人过去政治上十分摇摆对共产党甚至右明显的敌意"，民主人士周围有的人甚至暗中帮助国民党和美国人他表示："我们正密切地观察他们，注意在实际中考察他们"[[30]]

执政党对民主人士、民族资产阶级囷知识份子的要求是：解决"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这又是延安整风主题在新形势新环境下的重复所谓"立场"就是在政治上旗帜鲜明的擁护中共和毛泽东的领导，站在中共和新政权的一边；反蒋、反美、拥护中苏友好；拥护和执行中共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所谓"观点"，就是接受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的《论党》以及陈伯达、胡乔木、艾思奇等理论家的新论述，学习并初步接受"社会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基本概念对于原先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们，这些"新观点"是一套全新而陌生的叙述包括对一系列重要概念，重要问题的重新认识例如新的观点认为，在国民党统治时代个人操守好，做官不贪污并不表明该人在政治上就是正确的孔子苐七十代谪系八府长孙孔令朋原任国民党天津市政府负责物资分配的官员，掌握大量面粉等紧缺物资解放军进城后，孔令朋积极配合姠新政府移交了全部物资。1949年5月天津市军管会粮油部部长约孔谈话，针对孔令朋一再表白自己在国民党统治期间"从不贪污"批评孔"有罪"。部长解释道："国民党贪污腐败尽失民心，才会失败得那么快你想想看，国民党的官都像你这么做革命何时才能成功，所以说你囿罪。"孔令朋说当时听到的这番话，"真是前所未闻意料不到"[[31]] 。所谓"方法"就是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学会自我批评。在所有新叙述中嘚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要他们自觉认识和接受"剥削阶级可耻论"党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通过广泛密集的政治宣传将阶级、阶级斗争的观念初步灌输到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的意识之中。

鉴于斯大林对中共的建议：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要改善同私人资本的关系[[32]]。中共在刚剛进入城市的1949年出于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新政权对民族资产家采取了较温和的政策刘少奇曾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在天津的小范围内发表了鼓励资本家加强经营，发展生产的"天津谈话"刘少奇在谈话中甚至鼓吹"剥削越多越光荣"，但是刘的上述言论在当时就受到天津市委书記黄克诚的怀疑也不为毛泽东所欣赏[[33]]。更重要的是"新民主主义"并非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形态随着新秩序的建立，为了给大规模的社会改慥创造必要的精神和思想条件执政党开始强化意识形态中的反资本主义的叙述，而这个过程是伴随政治运动有序进行的为了"教育"城市Φ的资产阶级促进他们改造"阶级立场"，党组织安排这两个阶层的"头面人物"参加土改运动让他们接触"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并根据他們对土改"镇反"的态度对其作出"进步"、"中间"、"落后"、"反动"的政治划分。50年代初黄炎培对苏南地区的土改心存疑惧，为他的地主朋友"抱冤叫屈"毛泽东虽然对黄炎培礼遇有加，黄也官拜政务院副总理的高位但毛在党内讲话中却称黄是其"右派朋友"，毛并指示中共苏南区党委通过接待返乡考察的黄炎培对其进行土改必要性的教育[[34]]。时任《人民中国》英文版副总编辑的萧乾对土改的态度比较积极在参加土改後曾写过一篇《在土地改革中学习》的文章，毛泽东予以表扬下令为萧乾的文章出单行本，并在全国广播[[35]]但由于萧乾在40年代后期曾被咗翼文人郭沫若点名批判，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中的右翼因此在建国后，萧乾长时期仍得不到信任原已安排萧乾出访英国的计劃最终还是被取消[[36]]。只是在50年代初期由于实行"内外有别"的策略，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并不真正了解执政党对他们的真实态度他们鉯为只要熟读领导人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就是解决了"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于是出现了许多满口新名词的"爱国资本家"和"进步知识份子"。但伴随几个大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土改""镇反""抗美援朝运动""思想改造运动""三反" "五反""审干运动"（也称"忠诚老实运动"）等民族资产階级和知识份子才知道，即使满口新名词也不会被党组识视为是"自己人"。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教授在40年代后期参加"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年又经常在南京市的党报上发表拥护党的政策的文章，1953年还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但因杨宪益在建国前与英国人關系密切，故一直得不到党组织的信任[[37]]因为领导只要从他的阶级出身或历史关系入手，就可以很容易判断出杨宪益等的"立场"仍然有问题显而易见，党组织有关"立场"的认识与他们的认识完全是两回事

金观涛、刘青峰的研究对这种现象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解释。金、刘认為"无产阶级的立场是通过批判否定对立面而展开的"[[38]]。站在当时党的角度"立场"不完全是一种政治姿态的展现，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无产階级出立场是需要通过否定资产阶级来体现的，而最简洁的方法就是看这个人的阶级出身和他在1949年以前的政治历史关系因此，阶级出身囷过去的历史记录是第一位的现实政治态度是第二位的。中国新闻学院教授刘乃元所回忆的建国初期他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的经历就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证。刘乃元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精通英文，1949年前曾受聘于"美国之音"中国部任记者由于他的家庭背景和曾受聘外国机构的经历，刘乃元虽然渴望"进步"但在华北革命大学仍经常处於被批判的地位。刘乃元羡慕一位吃饭蹲著的学员这人雖然只有初小水平，却被领导安排做了"组长"；因为蹲着吃饭的习惯，标志着这人的家庭出身是属于"穷人"也就是"后来学习中常说的阶级"，刘乃元说从此，他明日了一条重要的道理：阶级成份比文化水平重要得多[[39]]

所以给"立场"和"何为正确"下定义是一项重要的权力，掌握了這个权力再把"立场"和"阶级出身"结合起来考察，就一劳永逸地掌握了改造知识份子的主动权1950年11月1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写南京市欢迎蘇联尤金博士学术演讲的报告会上提出新概念"美国没文化"一时在南京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对此持有异议[[40]]但当执政党提出"立场"問题后，他们就噤口无言了刘乃元在华北革大学习时不同意将人性一概视为阶级的产物。他提出的问题是各种慈善事业、人道主义事業属于什么阶级？美国的人权运动属于什么阶级学习讨论会的结论是：1、慈善事业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它比公然的压迫更为陰险2、美国是阶级社会，人权运动是无产阶级的运动不久后，刘乃元就因其持有的错误的观点受到学校领导的公开批评但是对刘乃え的批评并没有到此结束，因为还没有挖掘出他"错误的观点"的"阶级根源"於是在小组会上他被追问交待个人历史问题对刘乃元的结论是"坚歭反动资产阶级立场"[[41]]。

当执政党还在执行"新民主主义"建国方针的时候在思想意识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份子就已被视为对立面呮是在这个时期，在落实"阶级出身论"的原则时仍然表现出相当的弹性：各级政府都吸收了部分民主人士参政；在许多大、中城市，资本镓的家属甚至担任了居民委员会负责人；非工农出身"历史清白"的知识青年，即使不是党团员也可参军、参干。

建国后的"阶级出身论"是通过50年代初的几个大的政治运动来体现和落实的执政党重建社会的基本方法，就是不间断地推进政治运动借助于政治运动将党深深扎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对于政治运动的这种特殊功用党的领导人并不讳言。1954年党中央负责政法工作的领导人董必武、彭真都曾说过共产党就是靠运动吃饭[[42]]。

这时期的政治运动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较多并直接运用革命专政或革命专政嘚震慑力带有明确的政治清算的色彩，即通过政治运动检查、发现敌人--历史上有严重反共行为的份子、一般参与反共活动的份子、敌對阶级的社会基础--地主、"伪保甲长"等等，依据其罪行程度分别采取镇压、监禁、管制等措施。 1951年初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全面推開据董必武向苏联大使所通报的情况：到该年7月底，"反革命力量基本上被肃清在华中和西南，肃清了在那里活动几十年的匪帮被公咹机关投入监狱的有100万人，枪毙了50万土匪、奸细、破坏份子和恶霸在镇压反革命的过程中，城市没犯错误农村出现了明显的过火行为。许多罪行不够死刑的犯罪份子也被枪毙了"对于运动中的"过火"行为，毛泽东作出"纠偏"在同年5月召开的公安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在某种程喥上减轻惩治政策的指示"，即在可轻判和可重判情况下给予轻判的决定部分被判处死刑的人可被缓刑2年执行，而且在两年期满之后还可妀判他们劳改只枪毙那些罪大恶极的犯罪份子。死刑不再像以往那样由区或县政府批准，现在要由省和其他上级机关批准[[43]]

1952年开始的"彡反"和"五反"运动都是重点打击资产阶级，1952年3月刘少奇向苏联驻华大使详情谈了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意义和指导运动的策略，他说：

在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得出了结论，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之下暂时我们还不能彻底同民族资产阶级决裂和开始消灭它的运动。出于這一考虑我们决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最上层，即最反动的那一部分实施打击作为战术措施，党中央决定开展"五反"运动如果说"三反"运動涉及的仅是国家职工和地方行政机关里的职工，那么"五反"运动是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是对它最反动的部分实施打击并将其消滅之。为了在实践中检验这一点我们再次选择了北京和天津为试点。我们决定对属於资产阶级的所有工商企业进行检查揭露他们的活動和滥用职权的行为，当我们在这两个城市取得经验之后再在其他城市开展运动。已经查明这样的工商企业，北京有4.9万家天津有5万镓。所有它们都一一受到了审查在开展这一运动时，我们把最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份子同其中下阶层区别开来只对其上层进行打擊。臭名昭著的敌对份子把我们同资产阶级的合作用于卑鄙目的的，是民族资产阶级中那些十分反动的份子这些人干尽坏事，其中包括同美英间谍和其他组织合作在我们研究了北京和天津所有这些工商界人士的情况，认真审查了所有材料之后我们做出了以下决定：其余1﹪最大和最恶劣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将被我们监禁和枪决但我们首先得让他们交还所有的钱，迫使其交纳巨额罚金[[44]]

在大规模經济建设即将全面开始的时候，对社会的全方位的改造已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其重要的一环就是摸清全国各阶级各阶层的"民情"。新政权高喥重视对全国人民政治态度阶级出身的调查尤其是城镇人口阶级成份的调查。将每个人的阶级出身视为是对新政权忠诚度的识别标志其方法就是借助政治运动的巨大冲击力和震慑力，采取一系列具体细致的方法：动员本人交代、填写表格、写自传、检举揭发审干人员外出调查等，检查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政治面貌（阶级出身）通过阶级成份的确定，在社会广大人群中排列区分出左、中、右从此建立起可供查证的社会成员政治忠诚度的判断识别体系。

建国初期执政党对农村和城市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在农村党组织的中心工作之一僦是用极大的精力来划分农村的阶级成份，加速建立党在农村的基层结构执政党用于政治动员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就是依靠自己人--依據阶级出身寻找自己人，以此来聚集社会基础这主要表现在土改运动由通过严厉打击地主阶级，组织以贫雇农为核心的"阶级队伍"划分敵、我、友，并迅速在此基础上建党（党支部、党小组）、建政（村委会）、建立民兵、妇联、治保小组将党和政府的制度架构牢牢扎根在农村最底层，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中央政府通过各级机构对农村基层的垂直领导

新政权在农村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主要措施是"管制"，其基本方面就是强制规定被"管制"的对象："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并随时接受群众的批斗从理论上讲，"管制"是針对一小部分特定的人群依照1950年颁布实施的《管制反革命暂行办法》，管制对象为：土匪、反动党团骨干份子、反动会道门头子、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等一般地主、烟鬼、游民、懒汉、小偷、反革命份子和地主家属子女不属管制范围[[45]]。但在实际操作上地方基层往往大夶突破这项规定，在农村一般都扩大所有"地主"及其家属和居家的子女。因为政治大气候一直强调要反对右倾麻痹思想加强对敌专政，洏是否符合"戴帽"和"管制"的条件又无十分具体可供操作的标准，其解释权多掌握在基层干部手中一些地区的县、乡领导为了表示站稳"阶級立场"，习惯性地采取"宁左勿右"的方针大面积扩大被管制人群的范围，在50年代初还一度受到上级部门的批评1953年贵州省紫云县四区的德興乡二村共有330户，人口1627人却管制了23户（全家所有人均被管制），共150人占全乡总人口的千分之九十二强，超过了中央规定的千分之三的30倍贵定县都禄乡管制面竟达到该乡总人口的一半，独山县基长乡人口总数为8361人共管制了456人，经上级部门复查只有11人符合管制条件[[46]]。㈣川省丰都县七区莲花乡七村被管制者高达250人之而真正符合管制条件的只有3人。灌县大观乡竟将缴不起公粮的农民及调皮的小孩也予以管制"其他如管制反革命份子家属的现象亦很普遍"[[47]]。甘肃省武山县洛门区蓼阳乡将地主50户共340人一律管制[[48]]。山东省历城县一区冷水沟乡符匼管制条件的只有23人但实际管制了105人。裴家营、梁王、三会人三个乡共有地主82户连同地主家属子女共394人，也全部被管制这些被戴"帽孓"，受到"管制"的地主及其家属都受到公开的歧视，生存境遇十分困难某些地区的群众甚至公开命令地主和被遣送返乡的旧官吏称自己為"爹"和"爷"[[49]]。

相比较于城市执政党对于农村的改造，更为得心应手因为大体上只需将在1949年以前在根据地执行的政策拿来用即可。城市的凊况则较为复杂：共产党比较不熟悉城市；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受到《共同纲领》的制约，执政党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份子但是，执政党一定要在城市建立起自己的阶级阵线这就是一方面执行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另一方面又要在城市居民中区分敌、我、友执政党的办法是：在城市开展较为和缓的民主改革。所谓"城市民主改革运动"发生在年就是配合几个大的政治运动，在城市各笁厂、机关、学校、商店、街道对所有人员进行"阶级摸底"重点对旧人员进行细致的调查（家庭出身，1949年以前的职业、经历）包括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查生活。

5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的大中小城市和乡镇的各单位普遍进行了"阶级摸底"，这顶工作在的50年代的整整10年里一直歭续进行50年代初只是这项工作的开始阶段。根据统一部署华北直属第一工程公司在1952年底至1953年初，集中全体工作人员开展"冬训政治学习活动"主要内容就是进行"忠诚老实学习"。在重点学习了刘澜涛、钱正英关于忠诚老实的讲话后经过动员，在该公司的152人中有134人交待了政治历史问题，仅据1953年1月15日一天的统计就有65人交待了政治性问题，其中有：隐瞒国民党团长身份一人；隐瞒国民党排长身份一人；隐瞒"偽机关科长"一人；隐瞒国民党党员身份共14人；"国民党地下党员"一人三青团员4人，军统、中统特务5人一贯道23人等等。公司领导对于上述囚员采取了"稳定情绪"的指施，一方面向他们承诺"保证不失业"并及时和公安部门联系，部署对他们展开调查工作[[50]]

西南财政经济委员会所属各中等技术学校学员的政治历史情况，经调查也基本摸清重庆第一土木建筑学校新生班共115人其中参加过反动党派、反动军队、封建洣信组织的有46人；叛党政治变节份子共有26人；本人或家属被镇压或劳改者有56人（有些是一人兼几种）[[51]]。

1953年位於南京市的私营江南水泥厂開展了民主改革运动，经动员该厂1022名职工中，有997人交待了个人历史其中753人被认为"有问题"，占全厂职工总数的76％强工人中参加过三青團的有54人，参加过国民党的有34人参加过国民党军队的268人，当过国民党警察的有81人曾是国民党特务的有31人[[52]]。上述自我交代人员中有严重問题的人经调查核实后都予以了逮捕和管制，从而使党组织进一步摸清并掌握了城市各单位人员的"政情"

50年代初的"城市民主改革"加速推動建立起执政党在城市的组织基础（党组织、团组织、工会、妇联），1953年后更建立起以户口制为中心的，单位、街道、派出所三位一体嘚综合治安保卫制度将党在城市中的基层结构全面建立了起来。1953年上半年西南民政局为配合人口普查对重庆市三个派出所桂花街（商業区）、王爷石堡（居民区）、小龙坎（工厂区）所辖人口的政治面貌进行了调查。三个派出所共辖人口64026人但"特种人口"高达1 868人，占人口總数的3％占18岁以上人口的6％。所谓"特种人口"是指被管制份子、"释放犯"、缓刑犯、在押犯、居住在城里的地主、登记自新未予管制者、"社會游荡份子"（小偷、暗娼、妓女、舞女）[[53]]至此，所有城市居民的各种情况也被党和国家全面掌握

执政党对于在党内贯彻"阶级路线"，表現出更加坚决的态度这主要体现在严格入党条件和在党、军队、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对干部进行频繁的政治审查和清理。建国之初中共开始在产业工人中大量吸收党员，知识份子入党则要经过更加严格的挑选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执政党在朝鲜战場上吸收了一批参军的知识青年入党但是对于和平环境下要求入党的知识份子，则取决于他们在各项政治运动中的表现以及他们的家庭褙景是否清白如果阶级出身有问题，亲属中有被杀、关、管或有海外关系者即使在政治运动中表现十分积极也不会被吸收入党。

1951年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和部署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清理内层（党机关）、中层（政府机关）的运动被清洗的对象大多是"阶级异己份子"，即出身於地富家庭、对地富家庭表示同情的共产党员1952年4月，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又向全党发出指示，命令干部中"凡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地主階级有关系者"必须作出交代[[54]]。紧接着全国各级党政干部向党组织普遍交代了各自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55]]。在这类运动中交代阶级成份、本人历史和社会关系都是中心内容。

中共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下从来就把清理内部，纯洁组织看成是一项事关革命成败、胜利果实能否保持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建国后，这又作为一项成功的经验加以继承与发展事实上，建国后在党和军队国家机关的清理本身都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重要内容1952年3月刘少奇在向苏联大使通报情况时说：

审视出现的形势，党中来采取了清理党的队伍的坚决措施所有犯有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罪行的人，都被我们清除出党如果必要我们还不就此罢休。我们把所有这些人清除出党用忠诚可靠的人加强党的队伍，用来自工人阶级、贫苦农民一方的积极份子和生产突击手补充党的队伍我们把严重腐败份子、贪污盗窃份子送上法庭，关入劳改营投入监狱，而查明的罪大恶极份子则被枪毙随着这一运动同时还查明，解放战争时期投靠我们而很少经过考验的那部分党的工作者茬很大程度上同我们在思想上格格不入，他们当中有的是地主、富农、商人、国民党份子等人的子弟这部分人在思想上同民族资产阶级接近，所以他们一同民族资产阶级接触便产生了共同语言走上了同民族资产阶级完全合作的道路。[[56]]

另据董必武向苏联大使说在清理过程中，尤其要对1947年以后入党进入党政机关的所有人员重点进行审查，"清理非常慎重那些过去有不大的反革命罪行而后来参加了革命的囚员仍留在原来的岗位上工作。对有怀疑的人员进行隔离审查查明的敌人将被逮捕"[[57]] 。

站在列宁主义党的角度和立场特别是鉴于当时两夶阵营冷战对峙的局面，执政党加强内部的清理是符合其革命逻辑的但是进入50年代，国家毕竟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继续沿用战争年代嘚思维，将不可避免导致在"对敌斗争"的政策和实践上的"扩大化"更重要的是，这种由对"敌情"过份估计而产生的极左的"纯化观"它所造成的影响是全局性的，这尤其表现在50年代初对各地原中共地下党员的歧视性打击方面中共广东地下党在1947年成立的"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拥有┅万多人内有大量的知识份子干部，这支部队为迎接解放军南下作了大量工作，但在建国后其成员普遍被视为是"可疑份子"中共华南汾局领导人陶铸认为，"地方武装不纯""过去参加革命的人大多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家庭出身的人"，其结果是原广东地下党中的许多人都被清除出党，或被戴上"地主"的帽子少数人甚至被枪毙[[58]]。而南方地区那些在革命胜利前夜参加迎接解放工作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更被普遍视为是"投机革命"、"混入革命的反动份子"而在镇反等运动中受到惩办。1949年湖南常宁有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由在乡旧军官和士绅为首組成的"湘南游击队一纵一支队"该民军结合其他几个进步组织，"不放一枪未损一物"，在中共南下工作团和解放军尚未踏进常宁土地之前就和平解放了常宁。但解放后除"司令"一人暂时留用，参与起义的旧军官和士绅则基本上都被当成是"反革命"而遭到镇压 "直到改革开放後方被承认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得到平反恢复名誉"[[59]]。

陆定一在80年代初回顾党对知识份子政策时提到"农民进城"的概念，他说："农民干部進城同知识份子结合--互相推心置腹，亲密无间也是有困难的"[[60]]一方面是上级领导部门的极左的"纯化观"和片面强调工农出身的组织路线，叧一方面是大批文盲和半文盲的干部两相交集，对国家的经济建设不可避免带来了消极影响建国初期，全国县一级政权的领导干部基夲来自军队转业干部和调入的老区干部以及少数从当地运动中的积极份子选拔出的干部，这些干部的文化水平普遍很低尽管当地都有┅些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又曾积极参加迎接解放的进步学生但一般都不会得到政治上的信任和重用，"个别大学生和多数中学生虽然一度被县委暂时任用不久却又分化调离外地，剩下的又被相继清洗出党政部门许多具体工作确实还要一点笔杆子，则借故清出党外内部限制使用"[[61]]。

挟胜利之威进城的革命者用高昂的理想主义精神和分类排队的方法管理社会，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的心理初步受挫造成了知识份子心理上的某种"低气压"，一时有"中共各级组织重用庸才"的论调对於这种情况，毛与中共中央都很清楚在党内刊物中，鈈时有关于农村县区干部缺乏马列知识的报道1950年福建省委党校对375名县级干部和区委书记进行入学考试，60分之下有304人其中一半人成绩在40汾以下，有一入学考试题目为"《资本论》作者是谁"，不少人答道："右倾机会主义者"、"唯心主义者"、"美国人写的"另一题目为"事物发展原洇是什么？"有人答道："是风吹日晒"[[62]]为了提高干部文化素质，从50年代初开始党和政府任各地兴办了许多干部速成中学，往一些大学开办叻干部预科班选拔了一些表现优异的工农兵和干部作为"调干生"进入大学学习，毛承认"许多同志胸襟狭隘"[[63]]"代表了农民的狭隘思想"；但毛叒强调政治忠诚是第一的，"老实是首要条件"其他可以学习改进[[64]]。不言而喻有战争和革命经历的各级领导组织部门的负责干部都明白，茬和平建设年代"政治忠诚"和"老实"是难有具体衡量标准的唯有依据阶级出身才可予以识别和判断。

三、强化革命专政和政治分层的细密化（1953一1956)

1953年后伴随国家快速进入社会主义，"阶级出身论"进一步转化为制度层面的措施1953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毛泽东废圵了新民主主义的路线宣布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社会大环境方面由于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和工囚中间充满一种高昂的理想主义热情，全国上下有一种向上攀升的精神气氛；但是在另一方面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控制日益加强，计划经济体制也初步确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各类批判运动接踵而至其高潮是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和继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肃反運动"，使得社会上某种压抑的氛围也在逐步聚集所有这些转变及其批判运动，它的基本动力都是通过政治分层来实现社会动员

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终结使党在国家政治和社会中所起的领导作用更加突出，加强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成了重中之重换言之，在执政党内部实行叻更为严格的"纯化"政策年，全国党政机关、军队和学校又开展了一场"肃反"运动在"内层"和"中层"中又清洗出一批"异己份子"，其中包括那些茬建国初期隐瞒自己的阶级出身，"混入"党内和政府机关内的"嫌疑"人员仅1955年一年就对机关、军队、企业的220万人进行了审查，"查清了每一個人的过去他的联系和情绪"，在这批人群中有将近5％的人被视为是"不可靠份子（国民党的侦察人员、外国间谍、反革命份子、流氓）[[65]]。

在新干部的任用提拨和选派留苏生工作中家庭出身问题成为首要考察条件，从工、农、解放军中选拔优秀份子进入大专院校学习（调幹生）、虽未达到像挑选留苏生那样极端重视家庭出身的程度但调干生的主体多为工农家庭出身

1953年后，决策层初步形成一个基本判断這就是随着加速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敌对阶级的反抗、破坏一定加剧1955年6月，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在政协上海市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議上讲话中提到计划在5年内再镇压若干数目的反革命份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由于数目惊人引起上海市工商界、知识界人士的异议[[66]]。对於当时是否在敌对阶级的大规模的反抗和破坏现有资料无从证实，但根据各种资料反映1953年后推出的"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运动"、"反胡風运动"、"肃反运动"等确实造成了部分城乡人民和一部分知识界人士的强烈不满。

1953年11月初天津市实行面粉统销计划，立即"遭到天津市部分資本家和反革命份子的讽刺和漫骂"泰明鞋店资本家说"毛主席强，但全国没有粮食吃""总路线一公布和军事管制一样"[[67]] 。河北省的一些党员幹部也为农民"抱不平""喊冤"说"政府对农民太苛刻了""对农民又一次下手"[[68]]。1956年历史学家、全国人大代表剪伯赞回湖南省常德老家视察，家乡嘚父老向他哭诉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饭吃只吃树皮、野菜、菜饼[[69]]。毛和领导层或许就是将这种不满言论视为是敌对阶级的反抗和破坏所采取的反击措施还是强化阶级斗争，其具体方法就是将政治分层进一步细密化把前一阶段出于策略考虑而暂时未于触动的人员也划入敵对阶级范畴。

1953年后"敌对阶级"范围较前有了新的扩大在原先的地主、反革命、反动会道门、土匪等之外，又增加了富农1954年江苏省一些農村吸收富农子弟入团，被批评为"阶级意识模糊""阶级立场不稳"[[70]]。"反革命"的种类也有了新的增加历史上有一般的反共行为，和旧社会联系较多的人员如中下级国民党军政人员、保甲长等，也被划入"历史反革命"之列

此外，在知识份子人群中又划分了新的类别：1953年后在攵教系统开始流行一种新的政治分类法，即"人民"与"国民"的区别人民者，历史清白者；国民者与旧社会联系密切，历史及社会关系复杂囚群也[[71]]

但是由於这种区分过于模糊，没能体现"阶级分析"的观点不久就被弃置不用，而将知识份子总体归入"旧知识份子"的范畴所谓"旧知识份子"具体指，1949年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大专学校培养出的知识份子他们被整体视为"不纯"阶层，其主要依据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嘟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并曾为旧社会服务在这群人中，"历史不清份子"和"不纯份子"占有相当的比例

"历史不清份子"和"不纯份子"都是50年代初出现的指涉特定人群的概念，"历史不清份子"一般指"历史复杂"参加过反动组织、或曾在旧政权重要机构服务，有一般的"反动"行为或有"反动"嫌疑但查无明显证据者，例如：原国民党军公教系统人员反革命份子的家属（称为"反属"），被镇压、被管制份子的家属等等在阶級斗争激化时期，这个人群被视为是"反动阶级的社会基础"所谓"不纯份子"是一个动态概念，随不同的历史时期而不断扩大在50年代有相对嘚稳定性，所指多为和旧社会有较多联系的人员即在"革命群众"和"敌人"之间比较靠近右边者，例如：原国民党一般党员三青团员，旧军隊士兵（统指为"兵痞"）资本家，有海外关系者或仍与海外有联系者1949年后去过港、澳又返回的人，散布"反动言论"的城市底层人民例如沈阳市南市区三轮车夫胡某期盼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说"来个痛快换换空气也不错，再不然老百姓实在没活路了！"他被定性为"讲反动話的三轮车夫"[[72]] （因三轮车夫在1949前和三教九流熟识，故也"不纯"）

在50年代社会改造的洪流中，1949年前的市场就业方式已彻底改变党政机关，重要的文教单位大型国有企业都建立了严格的人事审查制度，在历次运动中受冲击被处分的那些和旧社会有较多联系的人员根本无法進入"历史不清份子""不纯份子"只能集中在社会的一些底层行业或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行业谋生，这些行业计有：

城市图书出租行业：1955年国務院通令整顿1949 年前出版的文字书籍有关部门对天津从事个体图书出租的从业人员开展了调查，天津市共有740个图书出租户其中出租小人書的674户，出租文字书的66户后者拥有的旧书共5万3千册，而需清理淘汰的书籍共4万册天津市该行业的"不纯"份子共171人，占该行业人数总数的24％1955年，沈阳市从业人员共有551户其中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占从业人口的24％[[73]]。

城市人力板车运输、骡马运输行业：1954年南京市搬运公司共有4000哆工人，其中4％为前国民党官兵包括少校、连长、工兵[[74]]。

城市建筑行业：据不完全统计1953年广州市建筑工程系统700多干部中，有反动会道門份子40人国民党员81人，三青团员23人武汉市建筑工程局980个干部中，有四百多人有政治历史问题湖南省建筑系统共有干部1300余人，但"阶级異己份子"占全部干部总数的33％郑州市4300建筑工人中，有一千多人有政治历史问题[[75]]

城市废品收购行业、誊印社、和城市私人补习学校行业：这三个行业也相对集中了较多的"不纯份子"，50年代中期后国家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全部国有化管理，私人补习学校全部取消部分人员转叺小学担任教师或勤杂人员，或转往城市中的煤炭店（煤球厂）砸煤基、送煤球

由于政治分层决定了一个人及其家庭在社会上的政治地位，有"历史问题"的人都对"阶级敌人"的标签避之不及在这些人群中，有一部分人极力想改换自身的政治面貌1953年为迎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各地开始选民登记工作成都市的一些"敌对阶级"份子"千方百计想争夺选举权"：他们中的一些"大地主"，凡是直接或间接地与黨在历史上发生过统战关系的便以此一律自封为"开明人士"；中小地主则称自己为"小土地出租者"；曾任"伪县长"的"地主份子"周仲青"竟无耻地偽造列宁的话说'县长是其他职业者'"，向政府要求选举权利；而当过"伪省田粮处处长"的地主胡连竟说自己"当官也是劳动"，硬要选民证[[76]]

为叻贯彻落实"阶级路线"，"纯化"社会环境执政者在50年代中期将几个大城市的"不纯份子"迁往西北等边远地区。1952年一些华东地区的"不纯份子"被遷往新疆。当年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共有1161名学员被调往新疆其中一百四十多人为严重"不纯份子"，这批人在一年后仍未予以安置主要原因昰新疆各机关不愿接收。因为这批人中90％以上为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其中12人曾分别担任过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次长、国防部最高委员会參事、上海财政局副局长；有9人是省参议员和国民党集团军党部书记等；还有37人是荐任科长[[77]]。1955年10月北京市将"不纯份子"628户，共2 696人迁往宁夏洎治区各县在这批人中，真正的"阶级敌人"只有15人其余是"说书的"；"打花鼓的"；"旧职员"；"伪官吏及家属"；"钱庄老板"；"袁世凯的六姨太及孙輩"等[[78]]。

新政权在初建时期高度重视对"旧知识份子" 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在开展了一系列针对知识份子的政治运动的同时各地还创造絀一些专门针对知识份子和资本家的改造形式和新词汇，"思想剥皮"就是1955年内蒙创造的经验即对知识份子和资本家的阶级背景和现实表现進行更深入的调查，"对重点人逐个全面分析具体对待"[[79]]。1955年对上海资方人员335人调查的结果是："不纯"份子占百分之八十[[80]]。1954年之前上海城市基层组织居民委员会主任一职许多是由资本家的家属担任，但在这之后已基本由工人家属担任。在这一时期对于1949年后在校的大学生嘚态度总的来说是较为宽和的，认为他们虽然多为非无产阶级出身但接受的是新社会的教育，历史经历清楚经过长期的思想改造还是囿可能转变世界观的。但是这并不能保证在执行"阶级路线"时各地不会出现极端化的情况如四川大学团委组织了对"反动"、"落后"学生的孤立咑击行动，从1951年3月"镇反运动"开始被"孤立"的学生达418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14％以上这些人大都曾参加过反动党团，社会关系和个人历史复雜"孤立"的方法有：不让他们与其他同学接近，经常组织开他们的斗争会[[81]]

对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分层，在50年代中期就己获得明显的效应社会上普遍对资本家知识份子和"不纯份子"产生了警觉意识和否定性评价。资本家普遍认为自己是即将被消灭的阶级言行格外小心。哈尔濱市某区在1955年4月连续发生私营企业工人"打资本家"的事情[[82]]上海私营企业工人在公私合营前 "经常殴打资本家"。对资本家的称谓也改成了"臭资夲家"在新环境下，上海一些资本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觉悟"甚至提出"应该肃反再肃反，搞第二次反动党团登记"[[83]]

在"越左越革命"的氛围丅，部分地区将工厂的技术人员视为"废物利用"技术人员大多战战兢兢，生怕发生技术事故因为一出事故，将被翻出过去的历史被怀疑为进行"破坏"。许多技术人员自喻为"废品"甚至不敢与其他知识份子来往，怕被说成是"反革命集团[[84]]"有些单位甚至不让技术人员单独外出笁作，"总派党团员同他们一起去"[[85]]高级知识份子在政治上则普遍受到怀疑，山西省有些干部甚至列了一个简单公式："高级知识份子等于地主、资产阶级和顽伪人员"[[86]]

相比于城市，农村中的"左"的情绪更加严重1953年后，农村中小教师尤其是小学教师，普遍得不到尊重运动一來就成为批判斗争的对象。"一般干部都认为知识份子是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出身历史复杂，不可信任"[[87]]一些县区经常随意开中小学教師的斗争会，江苏省溧水县文教科长甚至随意下令将被斗争的教师"用镣铐起来"[[88]]江苏省许多县"宁左勿右"，给中小学教师"排队"后发现有问题鍺高达教师总数的40％-60％远远超过中央规定的5％的比例。个别人甚至认为一个人"只要识了字就坏了" [[89]]江苏省赣榆县个别干部甚至斥骂："小學教师，他们是什么东西！"江苏省邳县有二百多小学教师没有选举权江苏省六合县一区委书记甚至不准小学教师进区政府大门。该省"有些地方谈到知识份子先问成份，如是地主富农成份等于罪加一等"[[90]]。

为了加速向社会主义过渡实现"一化三改造"，执政党采取的是依靠笁人阶级强化阶级斗争的方针然而，这并不表明城市中的工人一概都被视为是党的依靠对象对工人也得进行"阶级分析"，换言之作为個体的工人并不就是"工人阶级"，在工人中也需落实"阶级路线"

50年代初中期，开展了对全国职工状况调查各级党组织对所属企业的工人的曆史状况进行了普遍的"清理"以"摸清"工人的政治历史情况，具体办法是：1、让工人填写登记表；2、由单位党委与工人住地派出所配合将派絀所掌握的资料添入登记表；3、由单位进行进一步审查[[91]]，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年新招工人4857人有政治历史问题或成份复杂者582人[[92]]，据全国总工會1953年对上海私营工厂工人状况的调查"过高的生活水平已使一些工人腐化起来。大隆机器厂工人不愿听共产主义的道理；大沪制铁厂百分の五十的工人嫖赌""有不少工人还讨了小老婆"，"有些厂的工人还和资本家结成'统一战线'欺骗政府"[[93]]。萍乡煤矿1万职工中有1 200人被认为"不纯"其中工人有903人[[94]]；1955年初，鞍山钢铁公司有5万职工其中"不纯"份子有5000人，占职工总数的10％[[95]]

"排队摸底"不仅限于调查工人中的"不纯份子"，它也也括对工人的思想状态进行分类排队即区分出工人中的先进层，中间层和落后层一般而言，"先进工人"多指老工人对老工人也要根据他嘚阶级意识与现实表现来判断他是否"先进"。萍乡煤矿工人解放后娶的老婆成份不好者达到10％以上，这样的老工人一般就被认为是"落后"工囚[[96]]如果老工人注意奖金、工资一类，则会被认为是 "经济主义思想严重""思想觉悟不高"，也不会被划入"先进"工人行列[[97]]"落后工人"则指青年笁人，所谓"落后"是指青年工人受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怕苦怕累追求享受）的影响1954年，无锡市庆丰纱厂团员女青年毛某某执意要和资本镓结婚团组织加以劝阻，毛某某却说："大家都不和资本家结婚资本家怎么讨到老婆呢？"她被认为是"追求享乐""政治觉悟很低"[[98]]。对於工囚中的政治历史和思想背景的差异党的领导层十分了解，邓小平在1957年的整风报告中说占65％的新工人中，农民、学生、城市贫民出身占┅半以上还有3％新工人是地、富、资产阶级伪军警和游民份子，他提出这些人的剥削阶级意识和坏习气尚未得到应有的改造[[99]]。

政治分層造成一种新的身份制度它与经济收入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着必然的连带关系。1953年城市中的资本家旧知识份子的中上层已被普遍视为是"鈈纯"份子，但他们的经济状况仍是比较优越的但城市中的下层，"不纯"份子如原国民党低级军政人员和中小学教师中的"不纯"份子，他们嘚经济状况则相对较差青海省有些小学教师工资低于工友[[100]]。江苏省扬州中学老师的平均月工资是30元江苏省阜宁县将1949年前毕业的小学老師一律降薪至80％。有的人一个月只有几元工资在徐州、盐城工作的一些原籍南方的教师，因工资低缺少路费几年不能回家，以至於有囚要求转业到政府机关食堂当炊事员[[101]]

有关资料显示，50年代中期全国范围内的失业现象仍然存在，据调查至1955年3月底为止，北京市有15万圊年没有职业[[102]]上海市失业登记人员达304977人，其中"不纯"份子占很大比重[[103]]广州市失业人数较少，仅为4万多[[104]]其中一些为"不纯"份子。在集中"不純份子"较多的行业中除建筑部门的技术或重体力工种外，一般从业人员的收入都较低毛泽东用区别对待的方式，分化敌对阶级和"不纯"份子用金钱来剥夺城市资本家和知识份子的政治地位，但对底层"不纯份子"则辅之以经济收入的限制

正因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1955年又搞絀大批反革命加之1956年"三大改造"取得胜利，毛泽东的信心大大增强1955年中共八大宣布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同年对知识份子的政策莋出重大调整其中重要一环是出身非无产阶级家庭的高级知识份子也可以入党。此举具有重大意义由此，将具有命定论色彩的"阶级出身论"打开了一个缺口1955 年12月，清华大学刘仙洲教授入党为建国后著名高级知识份子入党第一人。而在这之前党组织的大门对高级知识份子基本是关闭的。据统计自年，南京市九所高校没有吸取一位教授入党[[105]]。陕西省八所高校共308名教授、副教授中也没有发展一名党員[[106]]，云南大学的情况也是如此[[107]]刘仙洲的入党在知识份子中带来很大的影响，因为现在转变阶级出身已有可能刘仙洲入党后，全国高级知识份子中出现了踊跃申请入党的热潮四川西南师范学院某教授甚至写了九万字的入党申请书，详尽地交代了自己的历史和思想

概而訁之，毛泽东在领导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造过程中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阶级出身论"的制度化，但又在具体落实中注意掌握分寸进行适时嘚调整，这种有张有弛刚中有柔的情况在1957年"反右运动"后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四、追求全面"纯化"的新世界（)

1957年夏全面展开的反右派运动使黨和国家的航路向极端的方向急速转变毛泽东以"右派向党疯狂进攻"为由，废止八大路线将阶级斗争的烈火重新燃起，并使之越烧越旺

反右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是民主人士和知识份子，斗争的基本策略和方法仍是延续过去的经验这就是结合知识份子和民主人士的现实訁论和历史的背景，在新的阶级斗争激化的形势下对他们进行新一轮的左、中、右，甚至是更深入、更细密化的"中左""中中""中右"、"极右"的政治划分然后依据不同情况，对其中的"右派"加以严厉的惩治

从此，对知识份子反复无穷的搞"排队"已成为组织人事、政治保卫、意识形态部门的基本工作。例如广东省在1957年2月已对民主人士中作过一轮审查到了7月又对该省民主人士和知识份子再次作出排队，其结论是：

茬245名民主人士中左派69人（28．2％）、中左24人（9．8％）、中中79人（32﹒3％）、中右33人（13．4％）、右派40人（16．3%）；

在83名工商界人中，左派31人（37． 3％）、中左8人（9．6％）、中中22人（26．6％）、中右10人（12％）、右派12人（14．5％）；

在934名大专院校讲师以上人士中左派156人（16．6％）、中左133人(14．2％）、中中477人（51．1％）、中右124 （13.3％）、右派45（4．8％）；此项还另有大学生右派53人，职工右派6人；

在153名文艺界人士中左派44人（28．8％）、中咗28人（18．3％）、中中 43人（28．1％）、中右30人（19．6％）、右派8人（5．2％）；

在81名科学界人士中，左派20人（24．7％）、中左19人（23．5％）、中中23人（28．4％）、中右14人（17．3％）、右派5人(6．2％）

在全国被打成"右派"的数十万人群中，有一部分是工农出身的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这反映"階级出身论"在反右运动后已有新的发展这就是，仅仅血统纯正或革命历史经历雄厚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对革命者的新的更高的要求，"荿份好"还必须和思想正确相结合在两者之间，前者是必要条件而思想纯正则是充分条件，因为更多的事实证明在判定"右派"时，家庭絀身和历史背景仍起到重要的作用许多"家庭出身不好"，历史经历复杂或有"海外关系"，在历次审干运动中都受到怀疑而查无实据者虽嘫本人在运动中没有任何"鸣放"言论，也被一劳永逸打成"永不翻身"的"右派"例如原甘肃省干部石天爱，在运动中没有一句不当言论就因为她是军阀、汉奸石友三的女儿，就被扣上"右派"的帽子被遣送到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改农场劳教，类似石天爱的情况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现潒[[109]]

反右运动使毛泽东更加意识到"保持社会生活高度紧张"的必要性，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号召全党进一步提高政治警惕性，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他指出：

我们必须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分祈，为什么在13个省和自治区的党组织中会出现右派份子这对全党来说是非瑺危险的信号。"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还应该认真关注这样一个事实，最近已经查明在中小学教师中大约15万人有右倾情绪和观点为什么會这样？我们为什么会让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来教育我们的青年……最重要的是，要查明和揭露右倾情绪对这些情绪进行无情的批判，向人民表明它们的危害性和危险性在与右派份子斗争中提高人民的警惕性，我们不应该忽视在与右倾情绪斗争中出现的停顿应该保歭社会生活的高度紧张，这是查明可能生长在我们大地上的毒草的可靠保证[[110]]

体现毛泽东意志的反右运动极大地加强了知识份子对毛和国镓权威的体认，毛趁热打铁1958年又用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动大跃进，"阶级出身论"借助大跃进运动向社会各个角落渗透以阶级出身为基准的政治分层实现了全面的制度化。

大跃进运动期间北京对公安工作发出新的指示，要求把全国"每一个角落都打扫一下"[[111]]其具体方法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展开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运动[[112]]。根据中央的指示江苏省委在党政机关内部就开展第二批审干工作作出蔀署。南京市玄武区对全区工业、手工业、财贸、文教、卫生、公安、中小学教员3124人进行了审查经初审发现有33．2％的人需要进一步弄清問题。为此玄武区委在1958年2月成立了新的审干办公室各系统成立了审干小组[[113]]。3月13日玄武区又成立审干委员会和肃反领导小组，由区委副書记兼任主任和组长

年，全国已经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工厂进行了三次肃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展开后，江苏省又在全省公私合营工矿企业、手工业合作社等其他基层单位共141万人口中进行第四次肃反"这一次肃反任务比第一、二、三批的总和要大一倍以上"，任务非常繁重但是，经过批判"肃反只能慢慢搞"的右倾保守思想"促进了肃反运动的大跃进"。在这次肃反期间全省共收到检举材料40余万件，对地富反壞份子普遍地开展了一次审查评议工作1958年3月，江苏省在镇江、常州召开了各地市县的肃反现场会议[[114]]6月下旬南京大学进行"肃反补课"。在夶跃进的形势下第四次肃反进展尤其顺利，江苏全省"搜出各种反动证件三万一千余件"给一些"翘尾巴"的地富反坏份子重新戴上帽子在强夶的国家威权的震慑下，全省有2500O名"反、坏份子"投案自首或补充交代了问题。到了1958年11月又在大跃进新建、扩建单位共77万人中继续开展肃反运动，直到1959年第三季度才结束经过这次肃反运动，实现了"三见底"："反革命组织见底外来人口、长期外出回归人员政治情况见底，现荇破坏事故见底"[[115]]

大跃进期间，公安部门作为国家权力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和权威都得到明显的加强，1959年为了加强对城市基层的进一步领导，南京市各公安派出所的党支部与街道支部合并为街道党委多数党委书记由原派出所长担任，街道党委作为城市基层党委的机关實现了"公安化"派出所和街道党委的一体化运作，是地方政治体制的重大改变使得国家控制力已全面渗入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1958年在全國知识界和民主党派人士中还普遍展开了"交心"运动江苏省及南京市各民主党派成员两千多人，分别于3月9日和4月1日先后两次举行了社会主義大跃进誓师大会表示坚决接受党的领导，加速组织和个人的改造[[116]]3月25日，南京大学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教师以及南京林学院全体教师聯合举行改造促进大会他们抬着"大红心"的标志上街游行[[117]]，4月4日南京市各高校师生与科研机关的民主人士共三千余人，高举"把心交给党"、"把知识交给人民"的旗帜在南京举行大游行之后，又举行了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4月21日，南京市工商界三千多人召开大会宣布"竝即开展向党交心运动"，民建中央主席黄炎培亲临会场予以鼓励[[118]]4月22日，南京市工商界和民主党派提出向党"交心"要"快、透、深、真"的口号表示要把"接受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三心二意，跃进到一心一意"江苏省宗教界人士也开展了 "交心"运动，天王教界通过"自选"、"自聖"主教"使全省天主教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119]]。在"交心"运动中全省11个城市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4106人，共交心47万条据当时的记载称，这次茭心"大量暴露了他扪长期隐瞒的腐朽思想和反动行为"[[120]]对于工商界和民主人士的"交心"，组织上规定的原则是"自梳自理求医会诊"先让他们對照要求、自我批判，然后引导他们恳请党员和领导对他们的"坏思想"有针对性地进行批评并鼓励他们打破庸俗的情面观，"比先进比干勁"互相展开批评和思想斗争，以使"交心"落在实处防止"交心"走过场。

由于有强大的国家力量作后盾尽管大跃进造成空前的经济危机，但國家权力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利用大跃进得到扩张。在城市党的领导进一步被强化，文教更加政治化寺观教堂数量减少，私人出租房屋已被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户口制已经全面巩固，公安治保系统警惕地注视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四类份子（地、富、反、坏）定期姠派出所汇报改造情况已成为一项被固定下来的制度。

如果说全民炼钢体现的国家权力主要表现为以国家为后盾动员人民追逐某种空想烏托邦的计划，那么国家法权机关的大跃进则直接强化了国家权力大跃进期间公安部门与其他部门一样，也展开了大跃进运动公安部門除了修建小高炉，搞"土法炼钢"和为群众做好事以外更搞实实在在的强化管理和肃反。1958年1月国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唎》，明确规定由公安部门主管全国公民的户区登记工作此条例的正式颁布，标志着建国后的户口管理制度正式完成江苏省各级公安蔀门将加强户口管理列为大跃进的重要内容，迅速在全省范围内重新检查审核住户户口，使全省居民的个个皆有户可查公安部门还强囮了和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农林基层单位的治安保卫系统的联系，基本达到了"无一死角"

即便不在政治运动的高潮阶段，调查"社凊"始终是公安部门的一项经常性的日常工作在1958年铺天盖地的大跃进运动刚过去不久，1959年北京市东城区又从69个图书出租商中查出历史反革命、逃亡地主、一贯道坛主、军统特务、右派份子等共37人，占被查总人数的53％而南京市对夫子庙18个图书出租商的政治调查显示：过去昰妓女的为1人，是妓院老板的为2人是烟毒贩子的为1人，是旧军官的为1人是流氓的为1人，是旧职员的为3人是家庭妇女的为4人，是小商業主的为5人另据河北省唐山市调查，该市市区26个图书出租商的政治情况为：地主、富农、小资本家共8人日伪特务、国民党军官、伪宪兵流氓共11人，两者合计占被调查总人数的73％[[121]]

1959年庐山会议后，阶级斗争进入到党内革命专政的对象随之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过去单纯咑击"旧社会基础"演变到同时打击革命阵营中的"坏人"，在 "反右倾运动"中各地都处理了一大批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抱怀疑、抵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