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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孔子年表：1&孔子先祖&宋国谥号 姓名 在位时间 在位年数 启&子启（商王帝乙长子，庶兄）&前11世纪
子衍(子启弟）
宋宋公 子稽（子衍之子）
子申（子稽之子）
宋前愍公（又称憨公) 子共（子申之子）
子熙（子共弟）
子鲋祀（子共之子，弑子熙自立，原意传位其长兄，弗父何不受，乃封其于粟（今河南省），为卿）
弗父河&任宋国国卿。封于粟（今河南省），生宋父周宋父周&生世胜父。世胜父&生正考父。正考父世袭公卿。周幽、平、桓王时，为宋国的上卿，德高望重，学识渊博，他曾经整理、核定《商颂》十二篇。曾辅佐宋国的戴、武、宣（前799年-前729年）三公执政。正考父既是邹氏的先祖也是孔姓的先祖。汉高祖皇帝御封正考父赞：德盛礼恭，义精仁熟，孔邹皆仰，以似以续。万世朝宗，光锡无笃。正考父鼎铭：“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正考父之子。，时为宋国（一至九年，一至九年，前728年—前711年）。受宋穆公遗命，辅助宋殇公。周桓公十年。即宋殇公十年（元前七一0年）宋国太宰华父督叛乱，先杀孔父嘉后弑君，谋反摄政。立穆公之子冯（当时在郑为人质）为国君华父督摄政。（孔父嘉受赐族之典，其后人以其字为氏，乃曰孔氏。孔父嘉为孔子六代祖）木金父&元年(1724年)追封肇圣王祁父&元年追封裕圣王防叔父&自宋奔鲁，原因有二说：“一为华督所逼，二说，宋后愍公十年（前682年），杀后愍公子捷，又杀华督，立宋前废公子游。宋国大乱，故避乱而走。”&为鲁防地（今）大夫，故曰防叔。其为大夫只受禄，等同士族。元年追封诒圣王伯夏父，元年追封昌圣王，居鲁昌平乡郰邑尼丘。曾为鲁郰邑（今山东）大夫，故亦称郰叔纥。年轻时武力绝伦，以勇称时，&左传&襄公十年(前565年）:&晋人围逼阳，逼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县门发，郰人纥抉之以出门者”&叔梁纥娶鲁之施氏，施氏生九女，无子。有一妾，生男取名伯尼，又称孟皮，病足，为废人。出施氏，求婚于颜氏，颜氏，与孔氏同居于郰邑尼丘山麓，素相知。颜氏季女名征在，许配叔梁纥，生孔子。&（老师认为，史记野合之说，是神话孔子之举，据江永《乡党图考》，认为施氏因为无子被出，为续妻，我认为，颜氏乃当地大族，也不可能让颜征在当妾）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追封齐国公，至顺元年(1330年)加封启圣王，九年(1530年)改封启圣公，元年追封启圣王
孔子生平（孔子生平以前的部分以其他资料和钱穆《孔子传》相加，孔子生平以钱穆《孔子传》为主）孔子生于周灵王廿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夏历八月廿七（现行阳历9月28日），名丘，字仲尼，因孔子父母祷（祷，导也。引产曰导。产子亦曰导。引何新《孔子年表》）于尼丘山而得生，故以得名。(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中有“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之言，钱穆老师的《孔子传略》采取这个说法，“生而首上圩顶”，圩，本指洼田周围的堤埂。引申为中低而四面高。顶，头盖骨。即婴儿“囟门”，至于推倒“祷于尼丘山”，则因为孔子的哥哥孟皮，字伯尼，因此仲尼应该是接着伯尼而来，尼，亲近意中有详细推理，但尼字解法则是我注）
三岁，叔梁纥死注：“括号部分除特别说明部分外，皆为引据钱穆《孔子传》所加。下文不复说明”《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祭祀礼器），设礼容。”注：孔子生于士族家庭，父母两族皆士族，乡党亲戚宜多士族，家中必有俎豆，为士者必习礼。孔子耳濡目染，幼时即已是知礼之人。《论语*卷一*为政第二*四*吾十章》：“子曰：‘吾十而有五而志于学’&”注：当时士族多为儒业，《说文》：“儒，术士之称。”指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以进身谋生之途，此即儒业。《论语*卷三*雍也第六*十一*女为章》：“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论语*卷四*泰伯第八*十三*三年章》：“子曰：‘三年学，不志于谷，不易得也。’&”注：当时士为儒业，是为了俸禄，此即小人儒，而孔子十五志学，见世间礼崩乐坏，而道义之知识，皆在儒生，若儒生都是为了利禄而奔走，便无人可以弘扬大义，匡扶大道。所以孔子十五时便志于学，为天下而学，以成君子儒。十七岁前，母卒《礼记*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父）墓，殡（母）于（鲁城外）五父之衢。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其（指孔子）慎也，盖殡（母）也。（孔子）问于邹蔓父之母，然后（孔子父母）得合葬于防。”注：可见孔子年少时临事已如此慎密《孟子*卷十*万章下》：“孔子尝为委吏（主管仓库委积之事，料量升斗，会计出纳）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主管牛羊放牧蕃息之事，晨夕饲养，出放返系）矣，曰牛羊茁长而已矣。”《论语*卷五*子罕第九*六*太宰章》：“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注：孔子早孤家贫，不得不急谋出路，此时虽然算得上是小吏，但不能算是正式出仕。&《孔子家语》：“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亓官氏，一岁而生伯鱼。伯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赐孔子。荣君之贶，故因以名曰鲤而字伯鱼。”注：亓官氏当时亦在鲁，亦自宋徙鲁。见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古者国君诸侯赐及其下，事有多端。或逢鲁君以捕鱼为娱，孔子一一士参预其役，例可得赐。不一定说孔子二十岁前便已出仕《论语*卷二*八佾第三*十五*太庙章》：“子入太庙（鲁周公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叔梁纥)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卷二*八佾第三*二*三家章》：“子曰：‘&‘相（助）维辟公（诸侯），天子穆穆（肃静）’，奚取于三家之堂？’&”注：此时孔子已出仕，得入太庙助祭。称鄹人之子，则其时尚年少，当在三十前。前文提及，孔子幼时即已知礼，不致如今少年出仕反而“每事问”，之所以有此举，乃是当时礼崩乐坏，种种非礼之事举目可见，而孔子当时，年尚少，位尚卑，明知此种种非礼之事，而不便明斥，但孔子有志于为君主儒，必然要对此有所作为。便以问礼的方式，使当事人知道自己非礼，以求其自省。以上括号内注解引自沈元起与张兆瑢注释《白话本论语读本》
《左传》昭公十七年秋（前525年）：“郯子来朝，公与之宴。。。。。。。。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注：是岁孔子年二十七，其实必已出仕，故能见异国之君。故知孔子出仕当在此前公元前523年，周景王二十二年，鲁昭公十九年。&（时间引明陈镐撰《阙里志》）：《韩诗外传》曰：孔子学琴于师襄。子曰：“丘得（知道）其（琴曲）意，未得（知道）其（琴曲描述的）人。”有间（过一阵子），曰：“丘已得（知道）其（琴曲描述的）人矣，未得（知道）其（那人的)类(样子）也。”有间（过一阵子），邈然远望曰：“洋洋乎？翼翼乎？其唯文王之间乎？”&(特别说明，钱穆老师的《孔子传》中说孔子学琴于师襄的时间不可考，而我在&这个网站上看到有关时间，而这个时间说法来源《阙里志》，是收录于四库全书中的，暂时相信，另外，括号中的翻译是我自己加的，未必对）《论语*卷一*为政第二*四*吾十章》：“子曰：‘吾十而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注：前文所见则孔子入太庙时尚不便明斥非礼，不可谓之立，而到三十则得以立，必是已经暂时退出仕途之果，而且正因自己有所立，方才可以开始传道授业，如此，则孔子授徒设教应起于三十。至此，孔子广布大道，开百家之先河，为中国史上第一个以教导为人大道为业的教育家，后世尊之曰：“至圣先师”。《论语*卷四*述而第七*四*自行章》：“子曰：‘自行束(十挺）修（干肉）以上，吾未尝无悔焉。’&”注：当时人从师求学六艺，以求仕进者已多，从师必有贽见礼，求学必有学费。束修为童子见师之礼，为礼中最薄者。可见孔子乃求学者无不教也。至此，弟子求学可视其家有无，对师致送敬仪，交纳学费。孔子可以此为生，故授徒设教后便不复出仕。另外，以上为钱穆老师和一些传统看法，我则有一新说，是在网上看到有人讥笑说孔子此举乃只教富人，古时没有束修的人多的是，我觉得这是鸡蛋里挑骨头，忽然一想，古时恐怕也有此等人士，孔子主张恢复礼治，则其自身必然要言行合一，如若不然，古时的挑刺人士岂非可以群起而攻之？故孔子授徒设教不可无贽见礼，但孔子不想使其成为门槛，所以挑选了贽见礼中最薄者为标准。当然，钱穆老师和传统说法应是主因，而我的新说这是一时感悟而已。以上括号内注解引自沈元起与张兆瑢注释《白话本论语读本》
《左传》昭公二十年（前522年）：“卫齐豹杀孟絷，宗鲁死之，琴张将往吊。仲尼曰：‘齐豹之盗，而孟絷之贼，女何吊焉？’&”注：是年，孔子年三十。琴张乃孔子弟子，殆在当时已从游。以此知孔子三十岁后授徒设教。颜无繇，仲由，曾点，冉伯牛，闵损，冉求，仲弓，颜回，高柴，公西赤诸人先后从学。《左传》昭公七年（前535年）：“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我若获没，必属说（南宫敬叔）与何忌（孟懿子）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注：当时贵族多非礼，又不悦学礼，不知礼。孟僖子相鲁君过郑至楚，在种种礼节上无法应付，归而深自悔憾。其卒于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是年孔子年三十四，授徒设教已有声誉，故孟僖子闻而知之。临死，乃遗命其二子往而学礼。时二子十三岁，其正式从学当在后。另有南宫敬叔与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一节，钱穆老师认为不实，见《先秦诸子系年》《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将禘于襄公，万者二人，其众万于季氏。注：禘是大祭，万是舞名。业此舞者，是日，皆往季氏之私庙，而公家庙中舞者仅得两人。其时季孙氏骄纵无礼，心目中已更无君上，而昭公亦不能复忍。（故后有昭公攻季之事）《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季平子与郈昭伯以斗鸡故得罪鲁昭公，昭公率师击平子，平子与孟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于齐，齐处昭公干侯。其后顷之，鲁乱。孔子适齐。”《论语*卷二*八佾第三*一*八佾章》：“孔子谓季氏：‘八佾（佾，舞列，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注：八佾者，以八人为一佾，八八六十四人。此章说斥，或即鲁昭公二十五年事孰不可忍者，谓逐君之举在季氏而言可以忍为之也。或说：季氏如此无君，犹可忍而不治，则将为何等事，乃始不可忍而治之乎？是孔子在季氏逐君前已推知季氏有逆谋，鲁国将乱，其发为此言，不仅为季氏之僭越而已。较之子之入太庙一章所载语气意态大不相同，见道愈明，出辞愈厉。此亦可见孔子三十而立后之气象。是年，孔子年三十五，其适齐，据《史记》，乃昭公被逐后避乱而去。或说在昭公被逐前见国中将乱而先走，今不可定。另外，关于鲁昭公攻季之事的缘由，依钱穆老师言为昭公二十五年一事，左传所记则是由于季平子与郈昭伯因为斗鸡而生怨，郈昭伯怂恿鲁昭公攻季。我对比两说，认为若仅是郈昭伯的怂恿，鲁昭公未必会弄到公开攻伐的地步，何况郈昭伯还是因为斗鸡一事和季氏结怨，昭公未必不知道其中的缘由。所以，昭公攻季，起因应该是因为季氏用八佾为舞，而且还是在祭祀昭公父亲襄公时，大胆至此，昭公发怒而攻季，当在情理之中。今从钱穆老师言。以上括号内注解引自沈元起与张兆瑢注释《白话本论语读本》
《论语*卷一*学而第一*十*子禽章》：“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我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孟子*卷十*万章下》：“孔子之去齐，接淅（淘米未干，急着走，所以一边走，一边把湿米滤干）而行。”注：论语中齐景公两语，先后异时。先见孔子而悦之，私下告人，欲以季孟之间待孔子。是欲以卿礼相待也。后志不决（坚决），意（想法）转衰怠，乃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时景公在五十左右，自称老，其无奋发上进之气可知。故孔子闻之而行，且行之匆忙。另外，有齐景公与晏婴适鲁，孔子适齐时，有为高昭子家臣，又景公以尼溪田封孔子，晏子阻止，齐大夫欲害孔子诸说，俱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但钱穆老师认为，前人竞致疑辨，所以这些说法不可信。（括号中的注释引自）鲁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三十六岁返鲁。《礼记*檀弓》：“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赢博之间。孔子曰：‘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往而观其葬焉。”注：吴季扎适齐在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事见《左传》。赢博间近鲁境，孔子盖自鲁往观。孔子以昭公二十五年适齐，二十七年又在鲁，盖在齐只一年。或说孔子留齐七年，或说孔子曾三至齐，皆不可信。吴季扎当时贤人，孔子往观其葬子之礼，亦所谓无不学而何常师之一例。《论语*卷一*为政第二*二十一*或谓章》：“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周书*君陈篇》）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推及）于（到）有政（家政，因为下句“是亦为政”）。’是亦为政，奚其为（说）为政？”《论语*卷一*为政第二*四*吾十章》：“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注：孔子以六艺教人，此本当时进仕之阶。孔子施教有名，故时人皆期孔子出仕。但在孔子看来，出仕为政，乃所以行道。其他一切人事也是行道。家事亦犹国事，如果出仕为政而不能行道，则不如居家孝友（指“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我注)，反而更能行道。孔子回答或人（上文的或，简译为有人，我注）的问题，可以看到孔子言缓意峻。这件事发生在适齐前，或适齐后，不可定。孔子说十五志学，即志学此道，三十而立，即能立身此道。四十不惑，即在此道不再有惑。世事之是非得失，吾身之出处进退，声名越大，则孔子交涉世事越广，情况越复杂，之中的关系越大。在孔子看来则是见到愈明，而守道愈笃，所以不汲汲于出仕。以上括号内注解，除注明我注，是我个人理解外，均引自沈元起与张兆瑢注释《白话本论语读本》《论语*卷四*述而第七*十六*加我章》：“子曰：“（上天）加（宽余）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注：这句话应该在孔子接近五十岁时。皇侃（南朝梁时儒学家，多以老庄解经。引自百度百科）曰：“当孔子尔时，年以四十五，六。”此无确据，但亦近似。孔子的教育和孔子自身的学习相互促进，孔子设教时间就是孔子自身学习的时间。孔子也知道自己声誉名望一天天升高，但鲁国的混乱一天天紧迫，形式所趋，孔子最终不可能长日闭门不出仕。于是孔子希望在五十以前还能在学术修养上更进一步，以后出仕时，希望可以没有大过。这里是指出仕行道说的，不是说四十不惑以后，居家设教，还不免有大过。另外，钱穆老师说，上文中的“亦”字有的版本作“易”所以有孔子五十学易的说法，这件事前人疑辨亦多，钱穆老师的《先秦诸子系年*孔门传经辨》有详细考证。
《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论语*卷六*先进第十一*二十五*侍坐章》：“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侍，地位低的人在一旁站立，侍坐，尊卑双方坐下）。子曰：“以（因为）吾一日长乎尔（你们），（你们）毋（不要）吾以（因为）也(意即，不要因为孔子年长而不敢说话）。居（日常）（你们）则曰：‘不吾知也（不知道我）!’如（如果）或（有人）知尔，则何以（用来做什幺）哉？”（意即若是有人用子路等人，子路等人将藉此做什幺?)&子路率尔(匆忙）而对（回答）曰：“千乘之国（相当于中等国家），（被）摄（夹）乎大国之间（意即千乘之国被夹在大国之间），（大国）加之（千乘之国）以师旅，因（恰巧）之（千乘之国）以（被）饥馑（饥荒）（困扰）（意即大国趁千乘之国饥荒而派军队攻击它）。（这时候）由（子路名仲由）也为之（当这个千乘之国的官），比及（等到）三年（之后），可使（人民）有勇，且知方（大义）也。”夫子哂（微笑）之。“求（冉有名求，字子有）！尔何如（做什幺）？”（冉有）对曰：“（比如一个）方（方圆）六七十，如（或）（方圆）五六十（的国家），求也为之（当这个方圆六七十或五六十的国家的官），比及三年，可使足（富足）民。（但是）如（如果要）其（人民)(学）礼乐，（就只好）以（这个国家）俟（等待）君子（来教导）。”&“赤（公西华名赤，字子华）！尔何如？”（公西华）对曰：“（礼乐）非曰（我）能之，（但是）（我）愿学焉。宗庙之事（祭祀礼乐），如（比如）会(诸侯相会）同（诸侯同去朝见天子），（我穿着）端（礼服）章甫（礼帽），愿为小（谦词）相（赞礼的官）焉。”&“点（曾皙名点，字皙）！尔何如？”（曾皙）鼓瑟希（歇，停止），（有）铿（象声词，弹瑟结束时最后一个高音）尔，舍（放下）瑟而作（起身），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才能）。”子曰：“何伤（妨碍）乎？亦各言其志也。”（曾皙）曰：“莫（同“暮”）春（暮春，三月）者，春服（春天的衣服）既（已经）成，冠者（成人）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洗足，古人逢三月上巳日出游，临水洗濯，解除不祥，叫“袚除”又叫“禊”）乎沂（沂水)，风(乘凉）乎舞雩（雩，鲁国进行祈雨祭天的祭坛，因为祭天祈雨时用乐舞，所以叫舞雩），咏（唱歌）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赞同）点也！”&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的志向）则非邦(治国之道）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的志向）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论语*卷四*述而第七*十五*饭疏章》：“子曰：‘饭（吃）疏食（粗饭），饮水，曲肱（手臂）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注：孔子自齐返鲁，直到五十出仕，之间还有十三四年。以三十岁开始授徒设教，一共将近二十年。这是孔子第一个教育阶段。这期间的弟子中，着名的有颜无繇，仲由，曾点，冉伯牛，闵损，仲弓，宰我，颜回，高柴，公西赤等人。从侍坐章可以看出孔门弟之讲学欢情之一斑。子路小孔子九岁，四个弟子中最年长，所以列首位，曾点，曾参的父亲，或许比子路年纪小一点，所以列子路之后。冉有小孔子二十九岁。公西华是四人中最年轻的，小孔子三十二岁，所以列最后。孔子问四人，如果被人任用，会有什幺作为。可见四人当时都还没有被任用，孔子五十出仕之后，子路和冉有都先后当官。所以此章所说的事情应该在孔子五十之前。从中可以知道，子路擅长治军，冉有擅长理财，公西华擅长外交礼仪，三人所学各有专长，可以使用于当世。孔子听了三人的话，他的快乐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孔子又感慨大道不被世人所用，对三人一意进取，但可能不被任用而感到可惜。所以欣赏曾点放情事外，从容自乐于平常。饭疏章可以看到孔子当时生活十分困难，但是始终不改其乐道之心。曾点寄心事外，还必须等到暮春，穿着春服，和冠者，童子，一起到沂水袚除，到舞雩乘凉。也就是必须遇到可以快乐的情况和可以快乐的事情。但是孔子则乐无不在，比曾点更加高超。孔子生平，只有颜渊可以达到孔子这个境界。从这之中可以看到，孔子当时“吾与点也！”一叹，别有感慨，有特别在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人面前说出这句话，是希望令到三人的胸怀变得宽广，不要汲汲于必求用世。另外，我认为，孔子对子路的微笑，是因为对子路的直率而感到有趣，不是讥笑之意。以上括号内注解，引自沈元起与张兆瑢注释《白话本论语读本》以及百度百科，百度知道等
额，11.12.13楼为发重了的，请吧主删了，今天就发到这里，我会把全文发到空间里，请移步观看（不是打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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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本人对孔子的生平很不了解，看了楼主的介绍，才对孔子这个“人”有了点切实的把握，而不仅仅是一个“符号”。非常佩服楼主这样能踏踏实实读书研究的人，能写出这篇文章，不是那些浮躁的人可以做到的。
通过楼主的文章，看到了孔子的成长轨迹。他父母早逝，依靠自己自谋出路，绝不是想象中的柔弱书生，更不是那种能说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公子哥话的人。
但孔子不同之处便在于其志向。所谓“志”，就是“为士之心”，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是只考虑到自己的俸禄，而是考虑到天下苍生的忧乐。
孔子年轻时候在鲁国太庙那一段我觉得很有趣，看得忍不住笑了。年轻人血气方刚，看不惯这些家伙的所作所为，但毕竟自己还是个新人，又不好直言不讳（何况这也不合礼），就老是问一遍：“这个是这样做的吗？”显得自己什么也不懂，其实是提醒他们，这样做错了啊！很有趣，让人能感受到那个青年的一番抱负。
其实孔子与自己学生们一起谈论将来志向那一段，我以为真算是《论语》里最让人心旷神怡、悠然向往的一段，楼主其实可以再细写些，我们看到了一个平易近人的老师，和一群充满理想的学生。大家都很直率，想什么说什么，没有现代所谓师生的隔阂，亦师亦友，真的很让人向往之。
其实曾点已经有点道家出世思想了，按理孔子还是觉得应该入世的，但此时孔子应该是近于五十的知天命了，有些事强求不来，入世出世，其实都应该悠然自得，不拘于物，这才是最后“从心所欲不越矩”的最高境界。但这样的状态，的确也非常人可以达到了。
《论语*卷三*公治长第五*六*道不章》：“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可惜桴的材料，依钱穆老师意，我注）无所取材。’&”
《论语*卷五*子罕第九*十三*子欲章》：“子欲居九夷（东方少数民族，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或曰：‘（九夷的地方）陋（荒凉），如之何(怎幺可以去，我注）？’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有什幺荒凉）？’&”
注：如果大道可行，即使吃粗饭，喝白水，也值得快乐。如果大道不行，其事可伤可叹，也不是浴沂风雩可以解脱的。当时凡来孔门学习的人，都希望被世所用，但是未必都有志于行大道。孔子的“吾与点也！”一叹，是为了各位弟子汲汲于出仕而叹。
道不章的乘桴之叹，则是为了大道不行而叹，大道不行于世，于是孔子想乘桴出海，这是孔子的出世之道，而像曾点那样的想法则有点像老庄了。但是乘桴出海也要有竹木以为桴，孔子最后说“无所取材”，是说连想乘桴出海的材料也没有办法得到，从此可以看到孔子感叹的深刻啊！子路虽然致力于出仕，但是孔子如果决心出海，子路必定勇敢地相从。当时孔子师生之间的心胸意气，可以从此看见。
子欲章的居九夷之想。也是因为大道不行，而寄托一时的深沉感慨。这都是因为孔子对所持的大道抱有的自信之深，对时势感伤之切，忧虑世界之殷，所以才有这种感慨，不是漫尔兴叹。以上括号内注解，引自沈元起与张兆瑢注释《白话本论语读本》以及百度百科，百度知道等
《论语*卷三*公治长第五*二十五*颜渊章》：“颜渊、季路侍。子曰：‘盍（何不）各言尔志。’
子路曰：‘愿（坐）车马，衣（穿）轻裘，与朋友共（共同使用），敝（损坏）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夸耀）（自己的）善，无施劳（功劳）（意即，对别人有功劳，而不认为是自己施加的，依钱穆老师意，我注）。’子路曰：‘愿闻子（老师）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思念）之。（意即，使老者安定，使朋友信任，使年轻人思念我的恩泽。我注）’&”
《论语*卷十*子张第十九*二十五*子禽章》：“子贡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使自立）之斯（就）立，道（教导）之斯行（奉行），绥（安抚）之斯来（归附），动（调动，我注）之斯和（和洽）。’&”
注：颜渊，颜无繇的儿子，小孔子二十一岁，在孔子第一个教育阶段中，入门较晚。孔子在前期弟子中，最喜欢子路和颜渊。颜渊章应该是有一天孔子趁着两人都在旁侍坐，因此让他们各自说自己的志向。后世《论语》的编纂者，认为颜渊以后的成就比子路高，所以把颜渊放在子路之上。而在当时，颜渊不满二十岁，而子路是颜渊父亲的朋友，所以子路抢先回答（我认为子路的性格真的很率直啊！）
子路说希望把财物拿出来和朋友分享，而没有自私利己的想法。颜渊则从财物上升到品德，自己有善德，不自夸。有功劳，不认为是自己的。也就是说，尽管善德功劳在我，但（在自己看来）我和别人之间的分别已经消失。颜渊和子路是同等胸怀，同等志愿，但是颜渊的学识更深罢了。至于孔子，则不仅仅希望自己达到人我一体之仁，即使是和自己相处的别人，也可以达到这种仁道，一起达到化境，不再有别人和我的分别了。在我这角度则使老者安定生活，而老者也配合我的行为。我用信任来和朋友交往，而朋友也反过来信任我。我对年轻人施加恩德，年轻人也感激我的恩德。（其实对于这一段，和钱穆老师的解释有点不同，是加入了我的见解）其实孔子这种心胸志愿，和子路，颜渊相同，只是从中看到孔子学识的更加精进而已。
如果孔子的志向和大道可以在政治上施行，则会像子禽章中子贡所说的一样大治了。
以上各章，都是在孔子五十出仕之前的事情，从中可以看出孔子生活的清淡，以及孔门师生之间讲学时彼此的真挚和活泼，事隔两千五百年，仍然可以跃然可见。以上括号内注解，引自沈元起与张兆瑢注释《白话本论语读本》以及百度百科，百度知道等
《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桓子嬖臣（宠信的臣子）曰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欲逐怀，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怀益骄，阳虎执（抓）怀。桓子怒，阳虎因囚桓子，与盟而醳（释放）之。阳虎由此益轻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
注：阳虎为季氏家臣，以上诸事，见《左传》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季氏是鲁国三桓之首，执鲁政，其家臣阳虎心生叛变。孔子素来主张裁抑权臣，对季氏有“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之叹，当时又已声名在外，阳虎既然想背叛季氏，自然希望借助孔子来扩大声势。以上括号内注解，引自沈元起与张兆瑢注释《白话本论语读本》以及百度百科，百度知道等
《论语*卷九*阳货第十七*一*阳货章》：“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送）孔子豚（猪）。孔子时（等到）其（阳货）亡（出去）也，而往拜之。遇（阳货）诸途（路上）。（阳货）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阳货）曰：“怀其宝（才能）而迷其邦（知道国家失政而不出仕），可谓仁乎？”（孔子）曰：“不可！”好从事（做事）而亟（屡次）失时（错失做事的机会），可谓知（智慧）乎？”曰：“不可！”“日月逝（过去）矣，岁不我与。（时候不多，不能等孔子太久,即催促孔子出仕）”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孟子*卷六*滕文公下》：“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阳货矙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
注：阳货，即阳虎，虎是他的名。当时鲁国大政在三桓，三桓最大为季氏，季氏为阳虎把持，所以阳虎位近大夫，孔子虽然不想接受阳虎的请求，所以故意避开阳虎，但是阳虎则趁机留下礼物，按当时礼仪，大夫有礼赐给士，士不在家，应该事后前往拜谢。孔子提倡礼，所以不能违背（这个事情可以作为我关于孔子收弟子“束修”的解释的佐证，即当时也是有人借孔子提倡礼的缘故，加以刁难）孔子仍然不想见阳虎，所以趁他不在家时前往，如此则又登门道了谢，又不必见阳虎。但是不想，孔子在到阳虎家拜谢后，回来途中，竟然还是和阳虎相遇（或许是阳虎一开始就这幺计划的）。阳虎为大夫，叫孔子上前，孔子不得不上前与之交谈。阳虎连发两问，切中孔子怀才而不被用，见国家乱而不能有所作为的情况，最后一句，则又加以暗示和催促，从此看来，阳虎游说之术应该了得，可是孔子则以不变应万变，连答两个&不可”，最后又敷衍说“我将仕矣”，原因是孔子知道阳虎事不可成，不想在口舌上和他多费功夫。以上说法，（是以钱穆老师的说法为本，我加以发挥。）阳货见孔子一事，应该在定公五年后。以上括号内注解，引自沈元起与张兆瑢注释《白话本论语读本》以及百度百科，百度知道等
《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公山不狃不得意于季氏，因(恰巧）阳虎为乱，欲废三桓之适，更立其庶孽阳虎素所善者，（公山不狃）遂执季桓子。桓子诈之，得脱。”
《论语*卷九*阳货第十七*五*公山章》：“公山弗扰以费畔（叛乱），召，子欲往。子路不说（通“悦”，，曰：‘末（无）之（去）也（意即没地方去），（就）已（停止，算了），何必公山氏之（到）之（。。。。的地方）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徒然，即召孔子一事不是空口胡说）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创造）东周（在东方的周）乎！”
《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
《论语*卷八*季氏第十六*二*天下章》：“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盖十世希（很少）不失(失去）矣；（礼乐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大夫的家臣）执（掌握）国命（国家政治），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因为行道有方，所以没有过错，所以庶人不议论）’&”
《论语*卷八*季氏第十六*三*禄之章》：“孔子曰：‘禄（我解释为国家）之去（鲁国）公室,五世（自宣公起，鲁国公室渐失政权，就是从宣公，然后成公，襄公，昭公，定公五世）矣，政逮（到了）于大夫,四世（季氏掌权，自季武子起，然后悼子，平子，桓子）矣（意即大夫掌政），故夫三桓（季氏，叔孙氏，孟孙氏都是鲁桓公的后代，所以称为三桓)之子孙,微矣。’&”
注：事情详见《左传》，为了便于理解，我把阳虎为乱的过程写一下,阳虎在定公八年作乱，原本想借宴会的机会杀掉季氏的族长季桓子，然后让季寤支配季氏，让叔孙辄配叔孙氏，因为季寤在季氏不得志，叔孙辄在叔孙氏不得宠，所以可以和阳虎达成阴谋。而阳虎是孟孙氏的支系，他可以支配孟孙氏，这样一来，三桓就全部换人，而且都是阳虎的人，阳虎可以更加专政。公山弗扰就是公孙不狃。而此时公山弗扰因为不得志于季孙氏，上文提过他阻止过阳虎的叛变行为，但是此时则沦为阳虎的同谋，不过此时他只是和阳虎暗中达成协议，没有外漏，所以事后他仍然做费宰，而《论语》中因为他此时已经有叛乱之心，所以虽然没有叛乱之实但仍然称他叛乱。而阳虎的叛乱被三家镇压，失败，阳虎逃到讙（今山东宁阳北而稍西三十余里）阳关（今山东泰安市岱岳区南阳关）两地。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阳虎被三桓打败，阳虎奔齐，顺带把鲁国汶阳的郓，讙，龟阴三地的田地献给齐国。（杜预注史记，称郓，讙，龟阴都是汶阳的田地）公孙弗扰召孔子，原因和阳虎相近，也是为叛乱制造声势。子路不悦是因为子路认为，以孔子的贤人之身，不应与公山不狃为伍。但孔子当时，忧心于世，天下章里就说明了孔子认为的礼崩乐坏的现状，禄之章则举鲁国一例佐证，当时三桓内部确实混乱四起，大有微矣之势。孔子不是想死守周礼，但是天下礼崩乐坏的状况下，可谓乱事四起，春秋二百四十年与西周四百年对比，则有道者和无道者判若列眉。孔子因此抱有一颗行道救世之心，前者也说过孔子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大仁了，但是孔子抱有此心，但却“莫能己用”，所以孔子听到公山不狃的召，有了想要前往的想法，不是为了孔子一人的仕途，也不是为了助公山不狃，而是希望表明自己行大道的想法。不过孔子当然知道公山不狃不可成事，所以终究没有前往。孔子想去，可以见孔子的仁。孔子最终没有去，可以见孔子的智。孔子最后没有去，心中那种大道不行的想法，难以和子路等弟子详谈啊。所以孔子遂有：“我与点也”&“乘桴浮海”和“居九夷”的叹啊！公山之召应在定公八年。以上括号内注解，引自沈元起与张兆瑢注释《白话本论语读本》以及百度百科，百度知道等
《论语*卷一*为政第二*四*吾十章》：“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论语*卷一*学而第一*一*学而章》：“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注：定公八年，孔子五十，孔子知天命，天命有二，一，大道不可行，所以孔子有三叹，所以孔子不应阳虎，公山不狃之召。二，大道不可不行，天下之乱，愈演愈烈。孔子最终不得不在五十一岁出仕，以期对天下有更大的帮助。孔子此前讲学，后来终于出仕，并不是由消极转向积极，讲学之义，前文《或谓章》已经讲明，到了此处，孔子知天命，明白了自己的大道确实难以行，但是时势则又到了不得不行地步，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孔子学识的深化，此中不可与人语。所以对于子路的不悦，孔子难以直言其义，吾道所在，既然不能骤然之间被朋（同道）所了解，则只有循循善诱，教人不倦这一种方法了，这样的话，又有什幺可以生气的？
《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阳虎不胜，奔于齐。。。。。。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鲁国邑名，在今山东汶上西）宰（长官），一年，四方皆则（效法）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职掌监察纠举、司法刑狱，为鲁卿）。”
注:鲁国经历阳虎之乱后，三桓对于礼崩乐坏的恶果有一定的认识，而鲁国政治把持在三桓手中，三桓之意就是鲁国之意。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得以出仕，其年孔子五十一岁，一年内升迁如此快速，可见当时三桓重用孔子的心情的迫切。孔子为中都宰事见《礼记*檀弓》，《孔子家语》，以及《史记》。鲁国国卿，季氏为司徒，叔孙为司马，孟孙为司空，孔子升为司空，应该不是卿级的司空，要不然岂不是夺孟孙权？所以孔子所升司空，当为小司空，属下大夫之职。孔子升小司空一事，见《孔子家语》和《史记》。升司寇一事，见《韩诗外传》，《左传》，《孟子》，《礼记*檀弓》，《荀子》，《吕氏春秋》，《史记》。这个司寇应该是大司寇，位列卿职，原因有二，一，《史记》以前诸书，都称为司寇，《史记》特称大司寇，是因为要和前面的小司空相区别。二，《韩诗外传》载孔子被任命为司寇时的命辞：“宋公之子，弗甫何孙，鲁孔丘，命尔为司寇。”这是任命卿的命辞，所以孔子应该是升为大司寇，位列卿职。至于《礼记*檀弓》和《孔子家语》里记载的孔子为中都宰和小司空时的行事，有可疑的地方，不列。《荀子》和别的书所说孔子诛少正牟一事则不可信，事祥《先秦诸子系年*孔子诛少正牟辨》以上括号内注解，百度百科，百度知道等
《左传》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实际上是）夹谷（一名“祝其”，齐国地名，在今山东泰安莱芜县南，齐灵公灭莱，莱国人民流浪在此）。孔丘相（赞礼者，即盟会司仪。）。
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孔丘以（让）公（鲁定公）退（后退），曰：‘士兵之（士兵们，命令鲁国士兵）！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意即不是齐国君主命令诸侯会盟的本意）。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对于）德为愆义（耽误大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
齐侯闻之，遽（马上）辟（通“避”）之（莱人士兵）（意即让莱人士兵回避）。
将盟，齐人加于载书曰：‘齐师出竟（出境作战），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意即有如盟书上所写的违约规定惩罚）’
孔丘使（让）兹无还（鲁国大夫）揖（作揖）（意即孔子让兹无还传话）对曰：‘而(通“尔”？）不反（通：“返”，归还）我汶阳之田，吾以共（通“供”供给）命（齐国的命）者，亦如之（也像你们说的，按盟书上的违约规定惩罚）。’
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
注：春秋时，遇到外交事情，诸侯出国，作为相跟随的一定是卿，鲁国自鲁僖公以下，作为相外出的都属于三桓，都是任卿职的人。另外，我本人也举一证，上文中，孔子让一个大夫代为传话，则孔子必然是卿职，才有这个资格。因此，会盟夹谷应该是孔子当司寇，任卿职以后的事。至于为何三桓此次让孔子前往为相，而不依惯例，由三桓族人出任。则是因为自鲁定公七年后，齐景公与晋争霸，郑国和卫国已经服从齐国，而当时晋国也已经国力衰落，齐鲁因为接壤，互相之间有所积怨，大概是孔子主张和解，献谋与齐相会。三桓害怕齐的强横，恐怕遭受挫折侮辱，不敢前往（这个可以举前文孟僖子的事情佐证，表明当时出使外国，确实有一定的这方面的隐患）。所以让孔子前往。齐国君臣果然让莱人威胁鲁君，以此希望得到外交让步。幸好孔子以义正辞严的说辞折服齐人（当然我认为则是孔子的强硬态度出乎齐人的意料，齐人因而不敢冒险行事）。然后齐人又在快结盟时，要求鲁国以小事大，履行跟随齐国出战的军事义务。当时，回绝则盟约不成，同意则鲁国损失较大。此时孔子临机应变，就齐国的话，反过来要求齐国归还之前阳虎带着一起投奔齐国的汶阳等地的田地。这些田地本属于鲁国，齐国纳叛而占有，如今两国言好，则齐也没有占有此田地的理由。若是不还，则齐国无结盟之诚，鲁国无履行随齐国出战的义务。孔子就事论事，既不进逼，也不退缩，而先得利于前。如果田地归还，则这部分田地的田赋，足以用来支付随齐出战的供给了。
孔子的口才和机智可以从此窥其一斑。另外，《史记》和《谷梁传》有孔子命人杀舞者的记载，现在据《左传》予以怀疑。另外，《史记》有：“齐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的记载，好像是齐乞盟于鲁，这是后人过分渲染孔子的缘故，当时齐强鲁弱，齐绝不会因为孔子为司寇就大为恐慌，另外，《史记》里把齐人归还汶阳田地说成是因为无礼而谢过，但是当时齐是想让鲁舍弃服从晋国，转而服从齐国，以利于齐国与晋国争霸。所以归还汶阳田地，是用来拉拢鲁国。绝不是谢过。这还是后人为了渲染孔子而虚构的。今据《左传》予以怀疑。以上注解引自网络，可惜我忘记记录网址了，请见谅。
《左传》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围郈，弗克”
《公羊传》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于是帅师堕（毁掉）郈，帅师堕费。”
《左传》定公十二年：“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三桓采邑），于是叔孙氏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三桓）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季氏家宅内）。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败逃）。国人追之，败诸姑蔑（山东泗水县东）。二子（公山不狃，叔孙辄）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意即公敛处父让孟孙氏假装不知道堕成之事，让处父出面抵抗堕城行动）。”冬十二月，公围成，弗克。”
注：前文说过孔子出任司寇卿职，其实出自三桓的主张，而三桓之中，季氏最大。所以自然是季氏的主张。孔子在夹谷会盟中，让齐国归还了阳虎叛鲁，投奔齐国时连着献给齐国的汶阳田地。因此季氏对孔子更加信任，而孔子弟子仲由可以成为季氏家宰，可以作为季氏信任孔子的佐证。《公羊传》：“三月不违。”三月已经是一个季度，是说季氏对待孔子，可以整整一季之久而不违背孔子的话。则孔子的话，季氏大多可以听从。所以孟子说：“（孔子）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意思是孔子得到季氏信任，可以行使大道。但是孔子当时所想进行的最大的政治决策，是剥夺三桓的非法政权，也就是堕三都，让鲁国恢复正常秩序，大政回归公室。这不是孔子想对三桓不利，而是想从长远角度为鲁国谋利益。（我认为，当时鲁国礼崩乐坏，秩序混乱，不仅有三桓夺公室权，连三桓自己的属下也是图谋不轨。国家穷于内斗，毫不团结，这对于鲁国来说，是百害无一利。）所以孔子直接告诉季氏，说按古礼，私家不得藏兵甲，私家封邑，不得超过百雉。孔子这么和季氏说，自然近乎与虎谋皮。但是，季氏也有自己的忧虑，鲁昭公十二年，南蒯据费叛，然后鲁定公八年，阳虎作乱。现在，公山不狃实则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对于季氏，从道义上讲，季氏若想解决鲁国的混乱，不得不做一个表率。从利益上讲，费城险固，季氏虽然可以因而得利，但是公山不狃也可以以此叛季氏。季氏自然知道其中得失，所以同意孔子的主张，进行堕城。其实孔子这么做，一则为季氏除内患，二则为鲁国正国风，三则推演开来，是为天下人类谋福利。而当时，叔孙氏方面，叔孙的家臣侯犯据叔孙氏采邑郈城叛鲁，后奔齐，而齐国把郈城归还鲁国。而叔孙辄在阳虎之乱时和阳虎同谋，现在则和公山不狃同谋。叔孙氏也是外有叛臣，内有叛子，情势和季氏一样危急。所以也同意堕城以免再有据城叛乱的事发生，并进而对国内公山不狃叛乱势力予以铲除。三桓中已有两家同意，那么孟孙氏当然也只能附从。因而开始堕三都，三都之中，郈城无宰，最为容易堕，所以首先堕郈。然后费城公山不狃和叔孙辄两人是打击重点，所以紧接着堕费。而公山不狃果然抗命。但堕费后，孟孙氏的态度却转变了。孟孙氏的首领此时是孟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前文中有说，他们受父命，前往孔子处学礼。但是此时孟懿子掌管孟孙氏，事务繁多，恐怕没有太多时间学习孔子的教诲。学道不勤，则见道不明，进而信道不笃。前面阳虎之乱时，阳虎想除去三桓，特别是孟孙氏，阳虎希望杀了当时继位的孟懿子，让自己取而代之（前面说过阳虎是孟孙氏人，在此再说一遍。）。而幸亏成城的宰公敛处父警觉有谋，才使孟懿子得以逃脱。所以孟懿子极为信重处父，处父的话也似乎有理，春秋时国家已经国土大扩，不再是以国都为国，所以堕城无异于自毁国防。何况与季氏和叔孙氏不同，孟孙氏的成城没有叛乱的危险。所以孟懿子虽然不敢公开违命，但是也认同处父的话，于是听任处父守卫成城。处父固然是个能臣，因而可以坚守成城，但是其实季氏和叔孙氏两家见到成城坚守，已经知道孟孙氏的态度，原本的积极态度因而消减，不尽全力进攻，于是堕成城失败。孔子堕三都的主张至此受到大挫折。以上注释引自李梦生《左传译注》
《论语*雍也第六*七》：“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请使者）善（好好地）为我辞（辞去费宰的职务）焉！如有复（再次叫我出任费宰）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纹，纹水，纹水以上，则是说纹水以北，纹水在齐鲁边境，纹水以北就是齐国，意即若是再来，就离开鲁国）矣。”
注：堕费后，公山不狃已经奔齐，季氏鉴于家臣为患，所以希望从孔子弟子中选一个贤人来出任费宰，以正家风。闵子骞名损，字子骞小孔子十五岁，已经是出仕之年，在孔门中，位列七十二贤人，以德行和颜渊并列。季氏选择闵子骞当然是正确的决策。但是此事应该发生在堕三都后，在堕成城失败后，鲁国政局又起波澜，闵子骞或许知道孔子有去职的想法，所以不愿意出仕。《论语》记载孔子门生时，都直接记名字，就算是颜子和冉子，也叫他们的名字回和雍。只有闵子骞，一直叫字而不称他的名字，可见论语编纂者的尊敬，从此可以看出他的贤良，可惜他的事情没有多少流传的。以上注释引自钱穆老师《论语新解》
《论语*先进第十一*二十四》：“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害）夫人之子。（意思是子羔年轻，轻易出仕，对他不利，子羔小孔子三十岁，年二十四）”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意思是为政必治民，必祭祀，可以从中学习，不一定要读书学习）”子曰：“是故恶夫佞者。（佞者，能言善辩者，言像子路这样善辨的人）”
《论语*雍也第六*三》：“子华（公西华）使于齐，冉子（冉求）为其母请粟（因为公西华外出，他的母亲在家里，冉求因此希望拿一些粮食给公西华的母亲）。子曰：“与之（公西华的母亲）釜（六斗四升）。”（冉求）请益（加多一点）。（孔子）曰：“与之庾（意即在一釜之外再加一庾，一庾，二斗四升）。”冉子与之（公西华的母亲）粟五秉（一秉，十六斛，五秉为八十斛，一斛十斗）（意即冉求不按孔子的意思，而私自给予公西华的母亲五秉）。
子曰：“赤（公西华名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周，不其不足，急，穷迫，继，续其有余公西华到齐国去，乘肥马,穿轻裘，则其家富，虽有母在家，但不需太多给养，所以即使冉求请求增加，孔子最后还是没有多给）。”
原思（原思，名宪，字思）为之（孔子）宰，与之粟九百（当为九百斛，约为四百五十亩田的收成，所以原宪因为给的太多而推辞，而孔子叫他把多余的分给邻里，原宪家贫）辞。子曰：“毋（禁止，意即孔子让原宪不要推辞）！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注：子羔一事当在季氏想让闵子骞为费宰前后，当时季氏选任费宰，两个候选人都是孔门弟子，可见季氏尊信孔子之重。子羔年幼，孔子希望他继续为学，不想让他过早出仕，而子路的话，不过是强辩，不是顶撞孔子（子路性格率直，有点好胜）。从上面两例，可以看到孔子为司寇时，孔子弟子相随，依然具有一个学术团体的精神。后面冉求和原宪两事，应该是不同时的事情，此处合计一章，孔子为司寇时，孔门弟子相随出仕的，除子路外，又见三人。公西赤小孔子三十二岁，是年（钱穆孔子传以鲁定公十一年计，我为了便于和子羔对比，以鲁定公十二年计）二十二岁。冉求小孔子二十九岁，是年二十五岁。都很年轻。子华擅长外交，当时刚好有事，孔子让他去齐国办事。冉求擅长理财，孔子让他管理孔府的出纳。这两人的出仕和子羔不同，公西华是暂时外出，很快就可以回来，即得到历练，又不会有太大的犯错的可能。冉有是在孔子身边工作，有什么过失，孔子可以及时纠正。而子羔如果出任费宰，就是独当一面，长期在外，而他年纪轻，易犯错，而孔子却无法在旁指导，所以孔子说这是害了他。原宪小孔子二十六岁，比冉求，公西华年长，当也不超过三十岁。孔子让他做家宰。在《论语*雍也第六*三》中，我们看到，孔子对于冉求的请求（给公西华母亲给养），虽然知道不须这么做，可是却不直言拒绝。对于原宪的推辞，也没有责备他的不当。孔子授徒，斟酌尽善而极严。教导弟子，宏裕宽大，从此可知古人所谓大义，不是不计财利，也不是不近人情。从以上部分可以看出，孔子为司寇时，门下弟子已经有很多相随出仕，子路最为年长，推荐为季氏家宰。原宪，冉有，公西赤等则任用在身边。而其他的杰出弟子，孔子不汲汲使用，则是孔子想留到将来作大用途。孔子一面从政，一面仍然留心教育，政治责任随时可离去，教育事业则须终身坚持。至于弟子的俸禄，孔子根据情况，有的给的多，有的给的少。弟子有的代友请求加多，有的自己推辞，也都对俸禄一事不敢随便处理。师徒之间，既严又和，行政犹如讲学，讲学犹如行政，也就是孔子所说吾道一以贯之。以上注释引自钱穆老师《论语新解》
其实曾点已经有点道家出世思想了，按理孔子还是觉得应该入世的，但此时孔子应该是近于五十的知天命了，有些事强求不来，入世出世，其实都应该悠然自得，不拘于物，这才是最后“从心所欲不越矩”的最高境界。但这样的状态，的确也非常人可以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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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曾点说的这个可能是雩祭
聘为妻，奔为妾，不合礼法为野合。叔梁纥是在鲁襄公17年〔前554〕向颜家求婚，颜家有三女，小女征在遵父命适叔梁纥。他两人的岁数相差40－－50岁，且叔梁纥有妻又有妾，婚事不合礼义，故称野合。在史书中记载叔梁纥妻施氏时用娶字，写妾时用纳字，写颜正在时用适字，娶，纳，适三字是意思不同的。
据记载，叔梁纥在与颜征在婚后祈祷于尼山，同居于尼山半山腰一洞中，生孔子于此洞，故此洞又称坤灵洞或夫子洞。叔与颜在此洞同居数年，直到孔子三岁时，叔梁纥死。据此看叔梁纥是在和颜氏婚后，即遗弃了妻妾和其他孩子。现在曲阜有梁公林，里面葬有叔梁纥和颜征在的合葬墓及孟皮的墓。是孔子17岁母死后由他埋葬的，却不见叔梁纥妻妾和女儿的坟墓，可见他也没有遵守礼法。
聘为妻，奔为妾，不合礼法为野合。叔梁纥是在鲁襄公17年〔前554〕向颜家求婚，颜家有三女，小女征在遵父命适叔梁纥。他两人的岁数相差40－－50岁，且叔梁纥有妻又有妾，婚事不合礼义，故称野合。在史书中记载叔梁纥妻施氏时用娶字，写妾时用纳字，写颜正在时用适字，娶，纳，适三字是意思不同的。&
据记载，叔梁纥在与颜征在婚后祈祷于尼山，同居于尼山半山腰一洞中，生孔子于此洞，故此洞又称坤灵洞或夫子洞。叔与颜在此洞同居数年，直到孔子三岁时，叔梁纥死。据此看叔梁纥是在和颜氏婚后，即遗弃了妻妾和其他孩子。现在曲阜有梁公林，里面葬有叔梁纥和颜征在的合葬墓及孟皮的墓。是孔子17岁母死后由他埋葬的，却不见叔梁纥妻妾和女儿的坟墓，可见他也没有遵守礼法。&
并非如此,首先阁下所举.不知出自何书,另外,祷字作导字解,我的说法是引自钱穆老师的,有一番论据,阁下所说也应该如此,把所依据的书说一下,要不然不知何意.
没有其他意思，只是有的地方不同意你的看法，探讨一下。
&1。春秋时士的正式婚礼是要守规矩的即士婚礼，要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等一套礼制。叔梁纥迎娶施氏时应该行的此礼，但纳娶颜征在时，没有行此礼，原因是不合礼法。史记。陈丞相世家；乃假贷币以聘，予酒肉之资以内〔纳〕妇。说的就是正式聘娶。礼法制度称正妻为〔适〕，颜征在非正妻，用适不妥。叔梁纥正是因为怕适妾争宠，才离家而和颜征在同居于山洞。这些情况孔子长大后应知道，但他没有将叔梁纥同正妻和葬，而与其母和葬，不合礼制也有私心之嫌。
&2。孔孟是最坚持三年之丧的，论语。阳货篇；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孟子也说；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大家都知道孔子死后，弟子在墓地守丧三年，子贡守6年。但根据孔子年表，孔母卒于鲁昭公7年〔前535年〕，而季孙氏宴请名士，孔子赴宴被阳货拒，也是在那一年，见孔子世家。孔子娶妻是鲁昭公9年，见孔子家语。本姓解，时间距母丧仅2年，孔子没有守三年之丧。由此可见，不能教条的，盲目的崇拜，因为人无完人，圣人也不例外。
3。太庙问礼。太庙始建于周公长子伯禽就封于鲁时，周公死后，神位亦入太庙受祀，因此又称周公庙。庙中建筑，摆设均依照周初古礼。孔子入庙是在青年时，30岁以前，以他当时的身份，进入太庙的机会不多，以他对周礼的了解，应该也是没到精通之时，所以完全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的，子入太庙，每事问。绝对不会是已知周礼去难问。不然不会有34岁时再问礼于老子。根据孔子年表，他有机会入太庙，是在20－21岁做仓吏和乘田吏时。
关于叔梁纥和颜征在居住夫子洞及生孔子的情况，见元。至元六年〔1269〕尼山孔子像记碑碑文。
对孔子合葬父母的理解，我也有不同看法。叔梁纥死后葬于防山北麓梁公林村，而防山距曲阜仅13公里，阙里文献考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相传孔母在孔子幼时就教习他周朝贵族礼仪，孔子也自诉15岁致力于学，孟皮与孔子也有来往，以此推论，孔母和孔子不会不去祭扫叔梁纥墓，不知葬处说不可信。
古时人死后，三日给死者换衣，放进棺材钉盖，是为大殓。然后将棺材置于两楹之间或西阶之上，是为殡。殡葬是有要求的，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士大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孔子殡母于五父之衢，是依制而行，谈不到缜密。有一点是孔子首创，古时有墓无坟，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将父母合葬后，起坟冢，高四尺。葬后起坟之制始于孔子，流传至今。
好久没看到贪嗔痴客了呢。。。。。。。。
额，原来如此，我的这篇文章是根据钱穆老师的孔子传为大体写的，钱穆老师认为，研究孔子，应该以《论语》为主，因为它书或许有疑。首先钱穆老师引江永《乡党图考》，认为叔梁纥的原妻因为无子而被出，这是符合礼制的，而颜征在也就可能是正室。而孔子赴宴的说法引自论语以外，所以钱穆老师觉得不可信。至于太庙一节，则是解法不同，孔子或许是求学与责难两者皆有。至于孔子不知父葬地一说，则阁下似乎正确，不过钱穆老师也是依《礼记》推理而已。请阁下引用书时加一下书名号，额，麻烦了另外，感谢阁下花时间看我的这篇陋文，谢谢
《论语*宪问第十四*一》：“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拿俸禄，即当官）；邦无道，谷，耻也。”注:&宪即原宪，原思家贫，但高守自贫，孔子给他厚禄，原宪推辞，以为这是可耻的，所以孔子告诉他，当邦有道是出仕受禄，不可耻，当邦无道，还出仕受禄才可耻。从此可以看到孔门师徒之间，没有一件事不是讲学论道，而孔子因人施教也可从此看出。以上注释引自钱穆老师《论语新解》《论语*八佾第三*十九》：“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注：定公之问，必在孔子为司寇时，这是三桓掌权，政不在公室。君使臣以礼，则对臣下应该有所节制，方可使臣下有所敬畏。臣事君以忠，则当对君有奉献，收敛自己的行为。孔子的话好像缓和，实则鲁国的君臣都被孔子责备了。孔子主张堕三都，本意也是如此。《论语*子路第十三*十五》：“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话是不能这么期待的）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定公）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话是不能这么期待的）。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我不想当君主，如果我想当也只是因为我的话不会被违背而已）’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如果话是对的而不违背，不也是善吗？如果不对也要不违背，那不就是几乎一句话而亡国了）？”注：定公以为用一句话就可以兴国和亡国，而且，他的问题应该也是一句人言，所以孔子以人言作答案。从此可以看出，定公不是一个可成大业的君主。孔子得以出仕，是因为季氏，想要恢复秩序，则要抑制季氏，另外还要侍奉君主，但是季氏势大，定公无用。如此看来，孔子执政的大道是难以实行的。以上注释引自钱穆老师《论语新解》《论语*宪问第十四*三十八》：“公伯寮愬（进谗言）子路于季孙(意即向季孙氏说子路坏话）。子服景伯（鲁国大夫子服何，字伯，景是谥号）以告（孔子），（子服何）曰：‘夫子（季氏）固有惑志于公伯寮（被公伯寮的话迷惑），吾力犹能肆（杀人后陈列尸体）诸市朝（大夫列尸于朝，士列尸于市，此处是偏义副词，公伯寮是士，当列尸于市）（意即子服何可以和季氏说明子路无罪，是季氏知道公伯寮进谗言，然后将公伯寮诛杀然后列尸于市）。’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公伯寮能对天命做什么？）’&”注：公伯寮，孔门七十二贤人之一，但是他进谗的行为，令后人不耻，,明嘉靖年间被开除出孔庙。孔子堕三都的主张是通过子路传到季氏耳中的。后来堕成城不成。季孙氏和叔孙氏因而生惰意。公伯寮趁机进谗言，季氏因为公伯寮的话而疑惑，从此而对孔子生疑怠之心。子服何是孟孙氏族人，出于公愤，想让季氏治公伯寮的罪。而孔子阻止他，因为堕三都主张不能行，自鲁定公到三桓都有责任，是一时的众人之业，时运使然。孔子称之为命，孔子五十知天命，不是不知道鲁国当时情势之不可为，而是已不可不为，所以如今出仕，便尽力而为。天命在当时，或许不可为，当天命在己，则有所必为。在外，当知天命在于时势，在内，当知天命在己之亲历亲为。对于公伯寮的进谗，只是区区小节，孔子不复计较。人道不可违称为义，天道不可违称为命。天命不可知，君子唯有以义来确定命，凡是义不可为的事情，即是天命里没有的，这样的话，即使不得天命，还不至于失去义。普通人对于智力不可达到的称为命，所以一定会尽全部智力去争取（如子服何）。而君子则以义为标准，有些事情即使力量可以争取，智力可以图谋，但如果不义，就不会强求，称之为命。孔子对于公伯寮一事，未尝不能倚仗子服何，但如此下去，则不是孔子。以上注释引自钱穆老师《论语新解》
《论语*微子第十八*四》：“齐人归（馈赠）女乐，季桓子受之，（观看女乐）三日不朝，孔子行。”《孟子*卷十二*告子下》：““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祭祀用的肉）不至，不税（脱）冕（帽子）而行（意即走的紧急）。不知（不聪明的）者以为为肉也（以为孔子为了肉的事情而离开鲁），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何不）致地(把土地送给鲁国）焉？’黎鉏曰：‘请先尝（尝试）沮（阻止）之（孔子）；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不要）迟（延迟）乎！’於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彩衣）而舞康乐（舞名），文马三十驷(一百二十匹），遗（赠送）鲁君。陈（陈列）女乐文马於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将要）受，（季桓子）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告诉鲁国国君，要四处周游），往观终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将要）郊，如致（送）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注：孔子堕三都，无疑于引起鲁国内外政局变化，齐鲁接壤，原本齐国不惧鲁，但是夹谷之会时看到孔子的能力后，对于孔子为司寇大为不安。赠送女乐固然是政治图谋，但是季桓子对孔子的不信任，主要是堕成城失败和公伯寮进谗言，季氏因此生惰意。受齐女乐，三日不朝，只是他内心冲突和政治态度的转变的表现，只是偶因，不是主因。齐馈女乐，在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冬，和鲁国堕成城同时，如果季氏心意坚决，则堕成城一事还可成，正因为季氏看到孟孙氏的不支持态度，心生动摇，便不再理会堕成城之事，借女乐来作逃避。孔子还一时不愿离去，等到明年春祭，季氏不送祭肉，暗中表明了对孔子的不信任态度，于是孔子才离开鲁国，所以孔子离开鲁国应该在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孔子自定公九年出仕，到此已四年，为大司寇三年。另外，《史记》有孔子为师已作歌的记载，这件事也见于《孔子家语》:&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师己送，曰：“夫子则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师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师己以实告。桓子喟然叹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孔子的歌，和论语*宪问第十四*三十八》：“公伯寮其如命何！”语气大不相同，难道公伯寮不如群婢？难道群婢掌握天命？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难道是“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尤其是吧孔子堕三都主张失败这个大关键忽略了，使人把目光转移到齐国的女乐身上，大失史实。故此事当可疑。以上论语注解引钱穆老师《论语新解》，另外两个引自网络。
《论语*子路第十三*九》：“子适卫，冉有仆（赶车，古礼，幼卑者为长者赶车）。子曰：“（卫国人口）庶（众，多）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曰：“富之。”&（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曰：“教之。”注：鲁卫接壤，卫又多君子（《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故孔子离开鲁国后就去卫国。上文是刚到卫国时的话。以上注解引钱穆老师《论语新解》《论语*宪问第十四*四十二》：“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荷，担负，蒉，草器，用来盛土)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于救世）哉，击磬乎（意即有心救世的人在击罄）！”既（接着）而曰：“（这个击罄的人，指孔子）鄙（鄙陋）哉，硁硁（石头声，此指磬声，引申为指孔子坚定不疑，联系上文，意即指孔子不随世而变，故称为鄙陋）乎，莫己知也（没有人了解自己），斯己而已矣(意即人不知道自己，则守主自己就可以了，不必在顾虑于世）。深则厉，浅则揭（《诗经·邶风·匏有苦叶》，厉，覆石渡水，揭，以手提衣服。水的深浅，以过不过膝盖为标准，这句是讥笑孔子没有人了解自己还不知道停止，不能适应深浅）&子曰：“果（果决）哉！末（无）之难（驳难）矣（意即荷蒉的人坚决出世，孔子无法说服他了）。”注：孔子初到卫，应该是闲居在家。击罄遣怀，有一个荷蒉的隐者经过门外，听见磬声而知道孔子心事，告诉他世人不了解自己，就独善其身就可以了。孔子感叹荷蒉人果决于出世。这时孔子初到卫，虽然没有汲汲出仕，但孔子没有出世一意则可知。孔子从初学师襄，然后到在齐国听韶乐，现在在流亡中击罄。孔子的道德和艺术融凝。到了孔子晚年，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第二*四》，则到了道德和艺术融凝合一的最高境界。以上注解引钱穆老师《论语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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