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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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
绪& 论（2课时）一、学习提示《绪论》分6节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基本情况。第一节：文学的自觉与文学批评的兴盛。介绍了文学自觉的三个标志，指出了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兴盛是与文学的自觉联系在一起的。第二节：动乱中文人的命运与文人的风尚。指出了这一时期作为乱世文学的“三大主题”：生死主题、游仙主题、隐逸主题。第三节：门阀制度与门阀观念下的文学创作。主要概述了这一时期文学的两大现象：寒士的不平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如左思、鲍照；文学家族的大量出现，如“三曹”、“三张二陆两潘”、“二谢”等。第四节：玄学对文学的渗透。论述了魏晋玄学对文学艺术的影响，玄言诗的历史地位。第五节：佛教与佛经翻译对文学的影响。从5个方面考察了佛教对文学的影响。第六节，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历程。介绍了建安、正始时期、两晋时期和南北朝时期文学的不同风格和特点，指出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酝酿着“新变”的时期。要求了解本时期多种社会思潮、文学观念对文学发展的影响。重点掌握文学的自觉和它在我国文学史的地位。二、重点和难点1、文学自觉2、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历程。从公元196年（汉献帝建安元年）至公元589年约近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北朝，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也有称为中国中古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是一个承上启下，走向繁荣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在文学思想、文学的题材、体裁以及整体风貌上，都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一、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起讫及分期：　　　　　　　　　　　　　　　　　　东魏→北齐汉　　魏　　　　　北方十六国→北魏　　末　　蜀　　西晋　　　　　　　　　　西魏→北周建　　吴　　　　　　　　　　　　　　　　　　　　　　隋安　　　　　　　　南方东晋　→宋→齐→梁→陈　　　　↓　　　　　　　　　　　　　　　　　　　　　　　　　　　　& ↓（196）………………………（约400年）…………………………（589）二、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时代特征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这近四百年间，除了西晋短暂的统一外，一直处于分裂、动荡之中，汉末动乱，代之而起的是三国鼎立。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西晋王朝，至280年灭吴而统一全国，但至316年即由于“八王之乱”而灭亡。317年，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东晋王朝，420年又为刘裕所篡。此后便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北方是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南方则宋、齐、梁、陈几个朝代频繁更迭。这一时期除了西晋的统治时间较长外，其余的朝代均为时较短，最短的萧齐政权不过20余年，王朝更迭带来的争斗以及南北对峙带来的相互攻伐，使这一时期战乱不断，少有宁日。战乱使很多人丧生，也带来了饥馑、瘟疫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文人的心态与精神风貌，同时也影响到整个文学创作的主题、题材与作品的基调。因为战争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使心灵敏感的作家与文人普遍地感受到了人的生命的脆弱、命运的多变难卜，人生祸福无常以及生命个体面对多变的时代风云的无能为力。于是我们便在魏晋南北朝文学里看到了一些集中的文学主题，如生死主题、游仙主题及隐逸的主题。在乱世之中，文人的生活方式或表现为慷慨悲歌、或任诞放达、或及时行乐，追求声色，而文学风貌也呈现出或梗概多气、或隐约曲折、或绮丽华靡的特点，这些都不能不说和特定的时代背景相关。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社会动荡不宁外，其另一值得注意的特点则是门阀制度。门阀制度又称士族（世族）门阀制度。士族或世族，是指高门大族。约在东汉后期，士大夫中就出现了一些世家大族，他们累世公卿，在入仕上，其子弟比一般人更容易获得政治上的权利。汉末以后，他们成为一个独立性很强的社会力量。世族的力量在汉末曾一度受到打击与削弱，但到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后，由于中正官为士族所把持，从而又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至东晋时，由于门阀势力的强盛，一些门阀士族控制了中央政权而形成了政权由士族与皇权的共治局面，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即是这种现象的反映（参田馀庆《东晋门政治》一书）。士族门阀制度无疑是落后反动的，因为它强化了士族的地位，阻碍了寒族（庶族）出身的士人的仕进之路，加剧了士庶之间的矛盾。而门阀制度作为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特点，对这一时期文学特色的形成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一，表现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中，寒士不平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面对士族把持政治权力，不少出身寒族的文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发出强烈的呼喊，形成了一个具有时代性特点的文学主题。左思的《咏史》，鲍照的《拟行路难》十八首，都将他们的不平倾注于诗中，成为这一时期此类文学的代表。其二，士族不仅仅是政治上的高门，士庶的分野甚至更主要地表现在文化上。陈寅恪先生说：“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徵，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唐代政治史述论稿》P71、72）士族在文化上所具有的优越的先天条件，对于形成其在文学上的优长具有重大的影响。南北朝时期出现的以世家大族为中心的文学家族或文学集团，即与士族的文化承传有关。以世族文人群体为特征而构成的文学集团，成为六朝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因为世族普遍地爱尚文义，其群体趣味与个体性情在文学中多有表露，且能影响其文学思想与创作实践（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两晋时的陆氏家族，刘宋时的谢氏家族，萧梁时的萧氏父子、庾氏父子、徐氏父子等文学家族，即是这方面的代表。其三，士族由于其独特的地位与艺术素养，对其文学创作的主题与艺术趣味也具有重大的影响。由于士族重门风与礼法，大都具有家族的使命感，因而他们的作品中也多有追述或炫耀门第、追叙祖先功德之作。其在艺术上多追求典雅、精工等审美特征，这些都对六朝时期文学风貌的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主要特征——文学自觉鲁迅在他的著名论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文学的自觉”是本时期文学的最主要的特征。贯串整个魏晋南北朝，大约经过三百年才实现。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对文学的重视和文学观的发展， 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他所说的文章，不仅包括政治、伦理等方面的文章，还包括诗、赋等文学作品。这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将文学提高到“大业”、“盛事”的高度来看待。这个情况与汉代作比较就可以看出区别。汉武帝虽然也喜欢文学，他的身边确实也聚集了一批文学家，但只不过是“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司马迁《报任安书》）。而他的喜欢文学，更多的是注重文学作品的娱乐消遣作用。所以说，汉代文学还未走向自觉，还未取得完全独立和高尚的价值与地位。对文学的重视还表现在一些学者文人对文学作品的收集、整理、编辑和品评。如梁太子萧统编的《文选》，南朝陈代徐陵编的《玉台新咏》，钟嵘的《诗品》等。文学观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文学批评理论的繁荣。一些文学批评家著书立说，专门对文学进行品评、研究。这方面的主要论著有：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等。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立了完整的体系。主要的贡献：（一）论述了文学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规律；（二）总结了许多宝贵的文学创作经验，揭示了创作活动的奥妙，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作论。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有了对各种体裁的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新的文学思潮，就是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求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分类、文学创作的规律及价值。《文选》列各种文体为37类，《文心雕龙》把文章分为33类，而且将这些类又归纳为两大类：文与笔。《文心雕龙》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里所说的“文”，主要指诗赋等注重文采、抒情体物的文体；“笔”，主要指论说、表章等实用的文体。虽然这样的分法只是从有韵无韵上考虑，但毕竟已经注意到了各种文体的特点和性质。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曹丕《典论·论文》说“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善实，诗赋欲丽”；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的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而梁元帝萧绎的《今楼子·立言》，对文笔的划分更准确了：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若文者，惟须绮谷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这里，他认识到“文”的特点有三：美的辞采、美的声调音律、能够打动人的心灵。他是从审美特征来认识文学的，比较直接的抓住了文学的本质特征。已经跟我们今天对文学的认识几乎一致了。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不但表现在理论的创新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创作实践中追求美的创造。表现在：一是开拓了一些新的题材。陶渊明创立了田园诗，谢灵运、谢朓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这些都是表现自然美的；梁代宫廷里出现了“宫体诗”，主要是表现女性美的；边塞诗也始于南北朝。二是文学形式的更新演化，也反映了一种对美的追求。拿诗歌来说，古体五言诗在汉代已经成熟，经过建安诗人和阮籍等人的创作，在内容、手法等方面又有新的发展和丰富；七言诗在汉代产生，但数量极少，到了曹丕的《燕歌行》，可以看到明显的进步，南朝的鲍照又创立了以七言为主的杂言乐府歌行；齐“永明体”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最美的诗歌样式——格律诗即将出现。三是追求修辞的华美。这与文学观的发展是一致的。曹植的诗歌开始讲究词采华美和对仗工整，开始着意于炼字造句。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公宴》）此后太康诗人、南朝诗人大多着意于此，成为一种时尚。第四，注重文学与哲学的结合。文学与哲学结合这一特点在先秦诸子散文中比较明显，但严格讲，先秦诸子散文不是文学作品。而哲理诗在先秦两汉时较少见。到了汉末，从古诗十九首起，诗歌中已经有了哲理化的因素。到了魏晋时期，文学与哲理的结合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新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与当时玄学有关，另方面与作家个人的经历有关。从根本上说，是作家个人意识加强，重视个体价值的结果。本时期的哲理诗，以阮籍、陶渊明的成就最高。这一种文学与哲学的结合，给中国古代文学的面貌带来了极大的改变。这使文学（主要是诗歌）摆脱了简单的、就事论事的反映现实的传统，表现了作者更为深邃的心理活动，并把读者带入到一个更高层次的思考。诗歌的内涵，由此变得更加丰富、深沉、厚重了。总之，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学史上文学的自觉时代，是文学的各方面都富于创新精神的时代。尽管这个时期的文学还不是很成熟，但是它为后代的文学确立了一些重要的原则，提供了多样的发展空间，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为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四、魏晋南北朝哲学思想对文学的影响这一时期在哲学思想领域的特点是思想活跃，各种思潮纷纷兴起。约而言之，则可概括为儒学式微、玄学兴起，佛、道二教广泛传播流行。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在两汉时期一直居于支配地位，它不仅是整个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纲纪，而且也影响着士人的政治生活与思维方式。汉末黄巾起义，不仅动摇了汉朝的统治，同时也动摇了两汉数百年间儒学一尊的地位。面对满目疮痍的社会与紊乱崩溃的纲纪，要重新恢复整个的安宁稳定与秩序，新的地主阶级的统治者必须寻找一种更行之有效的治国之术。汉末乘时而起的曹操即提倡法治，用人唯才，至于选拔“不仁不孝，而有汉国用兵之术”（《求逸才令》）的人，作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曹操的这些措施又加速了儒学的衰落。顾炎武在《日知录·两汉风俗》中说：“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驰（tuo\& chi/放荡）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起，奸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谓当今年少不复学问为本，专以交通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馀。”即指曹操的措施所带来的思想变化。儒学一尊的地位一旦打破，人的思想一旦从桎梏中解放出来，于是便出现了思想界的活跃局面，各种“异端”思想便流行起来。鲁迅即说这时“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儒学式微的同时，则是玄学的兴起与佛、道的流行。玄学兴起于魏晋之际，而盛行于两晋，其内涵虽在魏晋及两晋有所变化，但总体上看，它是魏晋时期所形成的一种不同于以前的新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玄学的产生，实缘于魏王弼、何晏等人对《老》、《庄》、《易》及《论语》等的注释（王弼有《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何晏有《论语集释》等），因此，玄学的形成实和老庄思想颇有关系。到东晋时，玄学又吸取了佛学的一些成分，进入新阶段。但不论如何，玄学与汉代盛行的神学目的论，谶纬宿命论相比，它更带有思辩性，这从当时玄学所涉及的一些命题即可看出（如圣人有情无情问题，本末有无问题，声无哀乐问题、养生问题、言意关系问题等），这些带有强烈的思辩性的问题，打破了汉代以来繁琐经学的统治，对于解放人的思想、活跃思维都起了重大作用。而玄学中一些命题的辩析探讨，反过来也影响到文学创作风貌的变化，如玄学崇尚虚无、贵自然、辩形神，对于文学创作中追求自然神韵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阮籍的发言玄远，嵇康的清新脱俗，陶渊明的任真自然，都不能不说和玄学的影响有关。除了玄学的兴起外，这一时期另一值得注目者乃佛、道二教的流行。佛教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此后在中国生根、变化、发展，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并溶入中国文化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佛教发源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为释加牟尼所创。史载：“汉哀帝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国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这是关于佛经传入中国的最早的时间记载，至汉明帝永平八年（65年），帝梦金人而遣使至天竺求法，十年天竺僧人竺法兰，迦叶摩腾以白马驮经至洛阳，明帝为建白马寺。桓帝时大月支僧支谶来到洛阳，译经典，此后，又有安世高来华。他们先后译出佛经小乘经典，佛教渐见流传。至魏晋南北朝，又有支谦、康僧会、竺法护、道安、鸠摩罗会、法显、昙无谶、真谛等众多僧人，翻译大量佛经。这些佛经不少是由外来的印度或西域僧人与汉人共同翻译的，而在共同翻译过程中，增进了中外思想、语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佛教的传入，带来了中国政治、思想、经济、文学、音乐、美术、雕塑、音乐习俗等一系列的变化，其中这一时期佛教流行的最主要标志，并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影响者，乃在于佛、玄、儒的交流及大量的佛寺的创设。中国的寺院有相当一部分即创设于魏晋南北朝。据统计，梁时有佛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仅建康就有佛寺700馀座；北魏末，寺院有3万馀座，僧尼二百馀万人；北齐僧尼二百馀万人，寺院4万馀座。就文学而言，由于佛教的流行，玄与佛合流，不少文人大都研习佛理并与僧人交往，这对于丰富文学思想以及艺术形式、表现手法，都有很大影响，其主要者，一是使中国文学中想象更丰富。二是使中国文学的故事性加强。三是天竺声韵理论影响了中国音韵学的产生，进而影响到诗歌格律的形成。四是丰富了中国语言与词汇。五则丰富了文学观念。与佛教相比，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约产生于汉末，相传张道陵为道教创始者。与佛教追求寂天不同，道教的主旨在于追求人的精神自由与长生不死，并通过炼丹、吃药等来达到其目的。葛洪《神仙传》记张道陵云：“张道陵者，沛国人也，本太学书生，博通五经，晚乃叹曰：‘此无益于年命。’遂学长生之道。得黄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药皆靡费钱帛。”除炼丹、吃药外，道教也讲究养生、医术本草。就炼丹吃药来说，道教对统治阶级颇有吸引，而讲究养生、医术本草则对平民有吸引。它求仙而不否定世俗，求长生而不否定享乐，既有很大的虚幻性，又有很强的现实性，所以，道教自产生以后，不论在上层社会还是普通民众中都不乏吸引力。因此，在佛教流行的同时，道教也在社会上广泛地传播开来。道教的求长生、慕神仙以及炼丹、服食等，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有很大影响。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的游仙诗以及作品中所呈现的生命意识与主题，莫不与道教的流行与影响有关。曹操有《气出唱》三首及《精列》，郭璞有《游仙诗》十四首等，均是其代表，也有一些诗中对求仙表示怀疑的，如曹植诗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曹操云：“神龟虽寿，犹有竟时”，等等。这些诗不论是正面的希企求仙，还是反面的否定神仙的虚妄，都反映了神仙之说对文人的影响。这种长生求仙，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动人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对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王瑶《中古文学论集·文人与药》）是否可以说，这种觉醒了的生命意识是道教神仙之说流行的原因之一，而道教神仙之说的流行，也加强了人的生命意识的进一步觉醒。道教影响于文学的另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它对想象力的刺激。儒家是重功利的，重实用的，很少有神奇的怪诞不经的想象，而道教因为求仙，描绘了一幅美妙的仙界，这对于文人想象力的开发，对于文学作品中富有浪漫主义的艺术境界的描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五、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历程编者将这一个时期的文学划分为三个历程：建安、正始文学，两晋文学，南北朝文学。（1）建安、正始文学。建安文学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开始。这时的文坛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在他们的周围集中了王桀、刘桢等一批文学家。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这些特点构成了“建安风骨”这一时代特征。正始文学处于魏晋易代之际，政局恐怖。在哲学史上，正始是正始玄学的开创期，在文学史上，正始文学的主要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他们的作品揭露了礼教的虚伪，表现了政治重压下的苦闷与抗议。（2）两晋文学。两晋太康时期文坛出现繁荣局面。“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是太康时期的代表诗人。太康诗风以繁缛为主，丧失了建安诗歌的“风力”，但在语言的运用上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左思的《咏史》诗，抗议门阀制度，抒发寒士不平，与建安诗歌一脉相承。西晋末年，在士族清淡玄理的风气下，产生了玄言诗。东晋玄佛合流，更助长了玄言诗的发展，使它占据东晋诗坛达百年之久。晋宋易代之际出现了陶渊明，他开创了田园诗，他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3）南北朝文学。宋初经历了由玄言诗到山水诗转变过程，谢灵运是第一个大力写出山水诗的诗人。山水诗的出现扩大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技巧。宋代的鲍照在七言乐府上做出了突破。南北朝民歌给诗坛带来清新的气息。齐梁时代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其一是诗体的重大变革，沈约、谢朓等人共同创立了“永明体”，为唐朝近体诗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其二，浮靡轻艳的宫体诗成为诗歌的主流，它主要是以艳丽的词句表现宫廷生活，女性成为吟咏的对象。六、魏晋南北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1）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酝酿着“新变”的时期。其“新变”可概括为以下三点：文学进入自觉的阶段，文学创作趋于个性化；玄学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为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因素；语言形式美的发现及其在文学上的运用。（2）文体的发展。五言古诗达到鼎盛；骈文的兴盛，为中国文学增添了一种可以充分发挥语言形式美的文体；抒情小赋发展成为骈赋；七言古诗的确立；南北朝乐府民歌对文人的刺激和影响；小说已初具规模，出现了一批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总起来说，没有这一时期的新变和酝酿，就没有唐诗的高潮，也没有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复习思考题（一）解释：1、文学的自觉& 2、文笔之分& 3、生死主题&&& 4、游仙主题& 5、隐逸主题& 6、文学家族（二）填空1、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从汉末&&&&&& 开始的，其终结应以隋文帝统一中国为标志。其时间断限是公元&&&& 年到公元&&&& 年，它共经历了&&&& 年。2、魏晋南北朝文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是&&&&&&& ；第二期是&&&&&&& ；第三期是&&&&&&& 。魏晋南北朝诗歌经历了&&&&&&&& 、&&&&&&&&& 、&&&&&&&&& 的变化过程。3、魏晋南北朝是“文学的自觉时期”。文学自觉有3个标志：第一，&&&&&&&&& 。第二，&&&&&&&&& 。第三，&&&&&&&&&& 。4、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出现了一大批著作，自曹丕的《&&&&&&&& 》始，有陆机的《&&&&&& 》、刘勰的《&&&&&& 》、钟嵘的《&&&&& 》等，再加上肖统的《&&&&&&& 》、徐陵的《&&&&&&& 》等文学总集的出现，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5、魏晋南北朝是典型的乱世文学，文人多遭杀戮的命运，使文学创作形成了一些共同主题，它们是&&&&&&&&& 、&&&&&&&& 、&&&&&&&&&& 。6、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儒学禁锢的崩溃，形成了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其理论形态就是魏晋&&&&&&&&& 。（三）简答1、简述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繁荣情况。2、魏晋南北朝的新的文学思潮是怎样产生的？它的意义何在？3、简述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历程。（四）论述1、动乱的社会对文学的主题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谈谈你对当时文人风尚的理解与认识。2、门阀制度与门阀观念是如何影响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的？3、试述佛学对文学的影响。第一章& 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4课时）一、学习提示本章介绍了建安文学和正始文学的情况。分5节，用4节介绍建安文学，1节介绍正始诗歌。第一节：曹操与曹丕。主要介绍了他们诗歌的内容和风格，也指出了他们对建安文学的倡导和贡献。第二节：曹植。着重介绍了他在政治上的悲剧和在诗歌创作上的卓越成就，肯定了曹植在后世诗坛上的地位。第三节：王桀、刘桢及蔡琰。分别介绍了3人在诗歌创作上的成绩，并连带介绍了建安七子中的其他诗人，如陈琳、阮瑀、徐干等人。第四节：建安诗歌的时代特征。从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表现和浓郁的悲剧色彩等4个方面论述了“建安风骨”的美学内涵。第五节：阮籍、嵇康与正始诗歌。重点介绍了阮籍82首《咏怀诗》，指出其与建安风骨是一脉相承的。本章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重点。要求能结合具体作品的分析，认识“建安风骨”的美学内涵和“正始之音”隐晦风格。要求掌握“三曹”诗歌的主要成就和各自的特点，掌握“七子”中代表的王粲、刘桢、蔡琰等诗歌创作的内容和特点，阮籍《咏怀诗》的成就和影响。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对曹植生平及诗歌的了解。通过本章的学习要充分认识建安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讲析篇目和导读篇目：*《蒿里行》、*《短歌行》、*《燕歌行》、*《美女篇》、*《咏怀诗》(*夜中不能寐、独坐空堂上、驾言发魏都)、《步出夏门行》（观沧海、神龟虽寿）、《赠白马王彪》、《七哀诗》（西京乱无象、荆蛮非我乡）、《野田黄雀行》、《杂诗》（仆夫早严驾）《送应氏》、《名都篇》二、重点和难点1、曹丕及七言诗。2、曹植对五言诗的发展。3、建安诗歌的时代特征。4、阮籍《咏怀》82首。第一节& 曹操与曹丕一、建安文学（见P47注释1）二、曹操的生平及文坛地位操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曹操的家庭出身是微贱的，他的父亲曹嵩是汉桓帝时宦官曹腾的养子，《三国志·魏武帝纪》说“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可知其先世社会地位不高，为当时的清流所鄙视。又一说认为是汉相国曹参之后，则恐不可靠（陈华昌《曹操与道教及其仙游诗研究》一书有考辨）。曹操的家庭出身，加上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使他很少受传统伦理观念价值标准的束缚，他重视实效，崇尚刑名之学，在日常生活中也简易随便。《三国志·武帝本纪》云：“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裴松之注引《曹瞒传》云其“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世说新语》引云：“曹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也？’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云：‘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陈琳文中曾说他是“赘阉遗丑，本无懿德；好乱乐祸，剽狡锋协。”从个性来看，他的特点可说是生性机警，简易通脱。而所谓通脱，就是无所拘泥，不固执，个性与感情能够直率地表现出来。这种个性当然也影响并体现于其文学创作。曹操是政治家兼文学家，这种双重身份使他对建安文学的兴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表现在：（1）建安文人集团的形成与他的汲引罗纳有很大关系。汉末社会动乱，文士颠沛流离，分散各地，是他将他们吸纳到自己的身边，从而形成了一个文人集团。如徐干、刘桢、杨修、邯郸淳、吴质、陈琳、应玚、王粲等，无不是在他的感召与延揽下走到邺城的，邺下文人集团创作局面的形成，曹操实有力焉。（2）他在鼓励文人为他效力的同时，还勉励他们努力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如陈琳草具书檄，深得他赏识，“数加厚赐”，阮瑀受命作书与韩遂，亦受到表彰。（3）他自己的文学创作推动了文学创作活动的兴盛。《文心雕龙·时序》说：“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三国志·魏书》说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而且他常常兴之所至往往要他人参与其事，从而形成了当时集体性的文学创作活动。因此，没有曹操，就难以形成当时文学繁荣的局面。三、曹操的文学创作及其成就曹操的文学创作，主要表现在诗歌上。他的诗歌今存有20余首，数量不算多，但成就却很突出。从内容上来看，大致分为四类，即纪事，述志、游仙、咏史。纪事类诗歌对汉末战乱和人民的苦难作了真实的反映，如《蒿里行》、《薤露行》、《步出夏门行》、《却东西门行》等。其中《蒿里行》写军阀混战造成的惨象，被明人钟惺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述志诗有的表现了他的政治理想与政治主张，以《度关山》、《对酒》为代表。如《对酒》：“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囹囿空虚，冬节不断人。”还有的则表现了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中的《观沧海》、《龟虽寿》。游仙诗则有《气出唱》三首、《精列》。《咏史》有《善哉行》三首其一等。在艺术上，曹操的诗歌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第一，继承汉乐府的传统而又有所创新，曹操现存的二十五首诗歌全是乐府诗，这些诗歌沿用了汉乐府的题目以及乐府民歌中常见的题材，在这一点上他明显地继承了汉乐府民歌反映现实的传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但是他又对汉乐府民歌进行大胆的革新，因而富有创造性，这种革新，表现在一是汉乐府民歌反映现实眼界较狭小，对重大事件较少涉及，而他则在乐府诗创作中直接反映汉末重大历史事件，这就对民歌的传统有所突破。二是他虽沿用乐府古题，却又是以古题写时事，可谓是袭古题而不袭古意。如《短歌行》，崔豹《古今注》曰：“长歌、短歌，言人寿命长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这是古辞内容，而曹操的《短歌行》在咏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时，又加进了求贤才的内容。《蒿里行》、《薤露行》，原是丧歌，崔豹《古今注》云：“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唏灭也。亦谓人死魂归蒿里。……至孝武时，李延年乃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挽歌。”但曹操却用来写汉末时事。由此可以看出曹操在运用汉乐府这一形式时，表现了充分的灵活性，进行了大胆的革新。这种革新，拓宽了乐府文学的表现领域，给乐府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朱乾《乐府正义说：“乐府题，自建安以来，诸子多假用，魏武尤甚。”方东树也说他是“用乐府题目作作诗。”而这正是他对乐府的一大贡献。第二，他的诗在风格上以慷慨悲凉为基调，语言上极为本色。建安时期社会动荡，民生凋弊，满目苍瘐，作为政治家的曹操蒿目时艰，故其抒发情感往往慷慨悲凉，这也成为他诗歌风格的基本特征。而在诗歌的语言上，他又绝少华美辞藻，结构也不很精细，而是喜从大处着笔，厚重古朴，真实直率地坦露自己的胸襟，显示出鲜明的个性。故钟嵘评云：“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敖陶孙云其：“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陈祚明云其“跌宕悲凉，独臻超绝。”第三，在体裁上，他四言、五言均有，且皆成就不凡，就五言而言，他是开建安文人五言诗之风气者，就四言而言，他则《诗经》之后复兴四言的大家。这是因为《诗经》之后，文人的四言诗很少出色者，他不是机械的摹拟《诗经》，而是在内容与情调、句法、词法均有创新，从而使四言诗在《诗经》之后又大放异彩。除诗歌外，曹操的散文也颇有特色，鲁迅称他为“改造文章的祖师”。其文风的特点是清峻与通脱，也即是他的文章不受任何陈规的约束，说话大胆，言辞锋利，用极简洁的形式与朴素的文笔，坦露自己的心境。最著名的有《让县自明本志令》、《祭故尉侨玄文》、《遗令》等。四、曹丕及其文学创作丕字子桓，曹操次子。其兄曹昂早死，故其后来得以继承曹操的爵位。建安二十二年立为魏王太子，二十五年代汉自立，曹丕在政治上无曹操之雄才大略，但他羡慕汉文帝的无为而治，即位后也有一些开明的政策，表明他力求做一个明君。他博学多识，勤于著述，对文学创作也很重视，是曹操之后建安文坛的又一领袖。他的文学创作今存辞赋或全或残约30篇，诗歌据钟嵘《诗品》，说原有百余首，现存约四十首，另《典论》一书，今存二篇。曹丕的诗歌，就题材而言，可分三类，一曰公宴诗，这类诗大多写游赏宴欢之乐，模写山水，往往与诸子同题共作。二曰抒情言志之作，三曰写男女爱情及游子思妇题材。其中以第三个方面写得最好，也最有特色。其次，他的诗在体裁上比较多样，四、五、六、七言，杂言均有创作。在风格上，曹丕的诗歌更多地具有清新流丽、细腻缠绵的特点，这一点与曹操的古直苍凉不同。所以清人沈德潜说他是“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五、曹丕的文学贡献（一）他的《典论·论文》是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门性的论著。《典论》是一部学术性的著作，已逸，《论文》是其中唯一保存下来的一篇。涉及到文学的价值、作家评论、作家的气质、作品的风格、文体的区别等文学批评中几个很重要的问题，为此后的文学批评理论的繁荣开了先河。1、对文学价值的重视。他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曹丕所说的“文章”，指广义上的文章，既包括伦理道德方面的论著，也包括诗、赋等文学作品。它把文学提高到与传统经典相等的地位，这对文学的兴盛，必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2、对建安七子作了评价，指出各人的长处和短处。3、提出了著名的“文以气为主”的观点。它所说的“气”，大体指作家的气质。作家的气质不同，导致作品的风格就不同。4、初步探讨了各种文体的特点：“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二）曹丕有一首乐府诗《燕歌行》，内容上仍脱不了古诗十九首“少妇闺怨”的题材，主要用情景交融的手法，风格清丽婉转，低徊哀怨；更重要的，《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文人七言古诗。比较：张衡的《四愁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独立的完整的文人七言诗。但不是成熟的，因为还带有楚辞的遗迹。（三）与曹操相比，曹丕的诗表现出新的变化：（1）更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2）文人化艺术表现手法的使用与艺术风格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工丽绮练和艺术形式的创造上。讲解：《蒿里行》（P201）“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二句，从视觉和听觉两方面大幅度的勾画出战乱时代百姓悲惨的生活画面。明·钟惺评此诗：“汉末实录，真诗史也。”全诗充满着强烈的爱憎感情，言简意赅，悲慨深沉。讲解：《短歌行》（P202）“短歌”与“长歌”相对而言，非指诗篇幅的长短，而是就歌曲唱时声调的急缓、长短而言。这是一篇用于宴会的歌辞。全篇由两个相互联系的主题组成：一是感叹时光易逝，人生短暂；一是渴慕贤才，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实现统一天下的雄心。正因为感到时光易逝，人生短暂，所以才有时不我待的焦虑，大业未成的忧虑，求贤若渴的心情和建功立业的决心。诗人追求不朽的事业，不仅是一种社会责任感，而且是为了使自己有限的生命获得崇高的价值。全篇以比兴手法，如“朝露”喻人生苦短，“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喻贤臣找到了明君，“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喻贤臣没找到明君的茫然，“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喻自己的博大胸怀。全诗八句为一个层次，感情迂曲幽深，反复申说，从“人生几何”发唱，以“天下归心”收结，诗中流动着一片悲凉慷慨、深沉而雄壮的情调，这正代表着建安诗歌最为感人的一面。讲解：《燕歌行》（P210）这首诗的意义在于，一是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现存最早且最完整的一首文创作的七言诗。七言诗的形式，在曹丕之前，只有东汉张衡的《四愁诗》，但《四愁诗》每句中间加有一“兮”字，而曹丕此诗则完整的七言句式，因而他对七言诗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尽管它还是句句押韵，音节不免单调，但却直接为后来七言诗的成熟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第二，这首诗情致凄婉动人，语言浅显清丽，音切和谐流畅，很能体现曹丕诗的艺术风格。作者将思妇安放在秋夜的背景上来描写，即景抒情，即委婉细腻，又凄恻感人。开头三句写秋景，以燕雁尚知时令以兴起女子对远行丈夫的怀念。“慊慊”二句揣度对方远游也必定思念故乡。“贱妾”以下五句写女子百无聊赖的思念情状。最后四句补写夜景，末二句感慨牵牛、织女隔河遥望，为他们无辜被隔离而叹息。这样景情结合，非常巧妙地表现了女主人相思别离的幽怨之情。全诗语言上平易清新，颇有个性特色第二节& 曹植一、曹植生平植字子建，曹丕之弟。曾封陈王，死后谥曰“思”，故后世称陈思王。在建安作家中，他是留存作品最多，对后世影响最大，后世评价最高的一位作家。钟嵘称他为“建安之杰”， 谢灵运尝云：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奇才敏捷，安有继之？（李瀚《蒙求集注》）曹植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遭遇，是与他和曹丕的争为太子的经历密切相关的。他少时以才思敏捷而深得曹操的宠爱，一度曾被立为太子，但由于他放纵不羁，缺乏政治家的成熟与老练，最终在与曹丕的明争暗斗中失败。由于有这样一段经历，所以在曹操死后，他的日子便很不好过。曹丕继位后，他位为藩侯，但曹丕对他颇多猜忌，屡屡更换封地，加上曹丕的部下多方谗毁，他受到了严厉的迫害，名为侯王，行动却不得自由，动辄得咎，行同囚徒。魏明帝即位后，他希望改变自己的地位，多次上书，力图得到任用，但仍得不到信任，最终郁郁而终，死时年仅四十一岁二、曹植的诗歌创作及其艺术成就曹植的诗歌今存八十余首，辞赋、散文四十余篇，就其创作经历来看，大致以建安二十五年曹丕即位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曹植由于受到曹操的宠爱，显得志满意得，昂扬乐观，充满自信，富于浪漫情调。《白马篇》可说是前期作品的代表，诗中所写慷慨赴国难的侠少年，实际上是作者的自我化身。后期的创作，由于是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极为悲愤苦闷，所以其内容与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品中那种豪迈自信、昂扬乐观的情调没有了，代之出现的则是深沉的愤激与悲凉，作品集中抒写的是对个人命运、前途的失望，对曹丕集团的怨恨，对自己在碌碌无为中空耗生命的哀伤以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赠白马王彪》可说后期作品的代表。曹植后期诗歌，主要是表达由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其内容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对自己和朋友遭遇迫害的愤懑，如《野田黄雀行》；第二类用思妇、弃妇托寓身世，表白心迹，如《浮萍篇》、《美女篇》、《七哀诗》、《种葛篇》、《杂诗》（西北有织妇、南国有佳人）等；第三类是述志诗，如《杂诗》（仆夫早严驾）等；第四类是游仙诗，如《仙人篇》、《五游咏》、《游仙诗》、《远游篇》、《升天行》等。曹植诗歌的价值，除了内容上的充实外，对后代影响最大是他的诗歌艺术。他的诗歌做到了气骨与丹彩的完美结合，故钟嵘说他是“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诗歌上的创造性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他的诗歌抒情性增强，个性更加鲜明。就诗歌体裁来看，曹植诗作中有不少乐府诗，但是他运用乐府体裁，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在诗中更多地注入了个人的感情，从而将乐府诗的以叙事为主，改变为以抒情为主。所以王瑶先生说：“他诗中的抒情成份加多了，有了鲜明的个性，因此独成大家”。比如他的《美女篇》，从形工上看是模仿汉乐府《陌上桑》。但汉乐府叙述的是彩桑女巧妙地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以叙事为主，而《美女篇》主要表现是美女盛年未嫁的苦闷，他以此美人迟暮的苦恼，寓托他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这样就注入了诗的感情，具有了诗人自己的个性。在这一点上，他较曹丕的单纯模仿民歌胜出一筹，因为曹丕的诗好象总是在替别人诉说哀肠，看不到自己的个性。第二，他的诗在结构上更讲究，尤其是发端往往很精警。汉乐府诗往往以气为主，自然道来，无意于工巧，而曹植诗则更注结构的安排，他常常以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开头，渲染气氛，笼罩全篇。如他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以白日西归，星月忽至来写时光的流逝之速；《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以激烈动荡的景象，暗示作者心境的不平和处境的险恶，等等。所以沈德潜说他“极工于起调”（《说诗晬语》）。第三，他更注重诗歌的艺术技巧，尤其表现在注重对偶以及锤炼字句上。曹植诗歌中对偶句极多，这一特点是魏晋诗歌趋向骈偶化的开始，而曹植是将这一手法运用到诗歌创作中的诗人。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公宴》），“阊阖启丹扉，双阙耀朱光”（《五游》），再如炼字的句如“清风飘飞阁”（《赠丁仪》），“明月澄清景”（《公宴》）等，经过诗人的精心锤炼，便达到了十分警醒的效果。这为后来南北朝文人诗歌注重修辞技巧开了先河。第四，他的诗歌中，对自然景物有较多的描写，这也改变了乐府诗的面貌。对后代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曹植对诗歌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后人给予他极高的评价，称其为“建安之杰”。后人之推崇曹植，原因有三：一是文采富艳，二是他对五言诗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三是他不幸的身世引起后世文人的认同。讲解：《美女篇》（P212）诗借美女因不遇理想的配偶而“盛年”不嫁，抒发有才能、有理想的志士因不遇明主，才能不得施展，理想无法实现的慨叹。从《白马篇》到《美女篇》，可看出诗人由前期到后期的心迹讲解：《野田黄雀行》（书P33）建安十四年（219），曹操杀了曹植的好友杨修，次年曹丕即位，又杀了曹植的知己丁仪、丁廙（yì）兄弟俩，这首诗就作于此时。它通过黄雀落网和少年拔剑挑网救雀的故事，反映了当时政治官场上的险恶和黑暗，表达了对邪恶势力的憎恶和自己身处险境、无力救助朋友的悲愤心情。诗中用“风波”喻环境的险恶，以“利剑”喻权力，以“鹞”喻强暴，以“雀”喻弱小和无辜的生命。通篇用比喻，而通篇写心，写眼看一个个朋友被无辜的杀害而自己爱莫能助的无奈和悲愤之心。由于政治环境的险恶，诗人只能用比喻的手法曲折深婉的表达。讲解：《赠白马王彪》（P216）全诗共七章，感情丰富复杂：旅途的艰辛，骨肉分离的悲伤，对人生的失望，对曹丕不敢明言的怨恨，对监视者的诅咒，兄弟之间强作达观的慰勉等等，层见错出，真切感人。而且诗中还出现了一种从根本上对人生表示怀疑、否定的倾向。这是因为，曹植既不能放弃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又看不到现实矛盾有任何解决的可能。天命可疑，神仙虚妄，人生无常，现实世界一片黑暗。本来建安文学具有一种慷慨激昂的基调，但这种基调是建立在对人生价值追求的自信自负的基础之上的。当严酷的政治现实粉碎了这种自信自负之后，诗歌的格调就随之改变。由此开启了“正始诗风”。但从根本上说，曹植早期诗歌的激昂之气与后期诗歌的悲哀情调有相通之处。正是由于建安文人对于人生自由和生命价值有着强烈的追求，当这一追求受到打击时，他们的悲哀才如此强烈。第三节& 王粲、刘桢及蔡琰一、建安七子“建安七子”的名号，最早出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宜，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从此，建安七子的名号便确立下来，其中孔融年辈较长，且在建安十三年（208）被杀，实际只有六人参加了邺下文学活动。七子效命于邺下，于其文学创作，实有幸与不幸。曹操罗织文人于邺下，政治上的考虑大于文学。“诸子在魏，犹孟子在齐，不治事而议论。魏武看诸子，俱是书生无济，然不收之，则失人望，故用之以充文学。”（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5）七子依附曹氏于乱世，虽然有了安定的创作环境，但个性不免受到压抑，无聊的应酬之作亦相应增多，当然这也是政治上一个无奈的结果。“建安七子”中，以王粲的文学成就最高。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高平人。王粲才名早著，少年时即为蔡邕所重。十七岁时避难荆州，依附刘表十五年，但不被重用。后归曹操，为丞相掾，军谋祭酒，侍中等。王粲诗文兼擅，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诗以《七哀诗》最为有名。这是建安时期现实主义诗歌的杰作。第一首（西京乱无象），先叙写在动乱社会不得不离开中原，投奔荆蛮的原因，次写沿途所见所闻，“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极概括地写出大乱中社会的萧条，笔力凝重，感情沉痛。并通过饥妇弃子的典型事件，深刻地提示了当时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结尾抒写作者盼望有明主拯救乱世的愿望。这首诗和曹操的乐府一样体现了以旧题写时事的精神。王粲的《登楼赋》，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抒情小赋，这是作者登荆州当阳城楼时的所见所感。异乡风物之美引发他思乡怀土之情和壮志未酬的沉痛感情，写景和抒情相结合，具有浓厚的诗意，脱尽了汉赋铺陈堆砌的习气，显示了抒情小赋在艺术上的成熟。刘桢，字公干，东平人（山东东平），父刘梁为汉宗室，曾为野王令，性格倔强，今存诗二十馀首。七子中，他的成就也很突出。钟嵘称他诗云：“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侉俗。……陈思之下，桢称独步。”（《诗品》上）其成就主要在诗，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赠答诗，一类是游乐诗。赠答诗中，最著名的是《赠从弟》三首，分别用苹藻、松树、凤凰为喻，抒写坚贞高洁的性格。游乐诗包括《公宴诗》、《斗鸡诗》、《射鸢诗》等。刘桢诗名甚高，可惜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少，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赠从弟》三首，第二首：“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凄惨，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通过比兴手法写出了有理想有报负之士守志不阿的节操。七子中的其他诗人也都有一些著名的作品，如陈琳《饮马长城窟行》借秦代民谣写繁重徭役给广大人民带来的痛苦，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阮瑀《驾出北郭门行》写一位孤儿被后母虐待的情状，从侧面反映出汉末残酷的社会现实。徐干《室思诗》写思妇忧愁苦闷的心绪，哀怨缠绵，堪称佳作。二、蔡琰及其《悲愤诗》蔡琰，字文姬。蔡邕之女，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事迹见《后汉书·列女传》。她自幼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但却遭遇不幸。《后汉书》本传云：“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壁赎之，而重嫁于董祀。”这种文化教养以及不幸的遭遇，使她写下了汉末杰出的诗篇《悲愤诗》。其诗今存三首，五言体《悲愤诗》、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其中五言体的《悲愤诗》比较可信。苏轼《仇池笔记·拟作》以为非出自蔡琰之手，蔡居厚《蔡宽夫诗话》以为是蔡琰所作，以史证诗，当为蔡琰作无疑。（参看余冠英《汉魏六朝诗论丛》）骚体的《悲愤诗》所述情节与蔡琰生平有不合之处，许多学者认为非蔡琰所作。《胡笳十八拍》（载《乐府诗集》和朱熹《楚辞后语》）相传是她的作品，但由于不见《后汉书》，而且文体与汉魏间作品不同，有人也怀疑是后人伪托。（参见中华书局《胡笳十八拍讨论集》）五言《悲愤诗》是建安文坛上的一篇杰作。它长达540字，像这样长篇的叙事诗，是前此文人诗歌中没有的。这首诗生动地描写了诗人在汉末军阀混战中的悲惨遭遇。她在被掳途中，受尽了胡兵的虐待和侮辱；在滞留胡中又倍受思乡煎熬；有幸回国，却又和亲生子女生离死别；归国后，故园一片废墟，怵目惊心。全诗叙事兼抒情，善以女性的细腻感受，通过细节描写，描摹情景，使人如临其境。《悲愤诗》是对汉乐府叙事诗的发展，它对杜甫叙事诗的艺术风格，也有很大影响。第四节& 建安诗歌的时代特征一、政治理想的高扬。汉末动乱，激起建安文人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三曹”以天下为己任，“七子”都不甘以文人自居，造成了当时诗歌“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特点，“慷慨”一词为建安诗人的诗歌所习用。建安诗歌这种悲凉慷慨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二、人生短暂的哀叹。动乱使生灵涂炭，疾疫流行，人多短寿。建安文人或死于疾疫，或被杀害，这种情况对文人刺激很大。面对短促多艰的人生，建安诗人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单纯的哀叹；第二种是慨叹岁月短促，功名未立而努力追求；第三种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后两种思想体现了建安诗人积极的人生观。三、强烈的个性表现。建安时代是文学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也是诗人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他们以文才武略自居，在诗歌创作中不肯踵武前贤或效法同辈，努力展现自己的独特风貌，“三曹”、“七子”可谓风格各异，诗体的运用上也或擅四言，或长五言，或工七言。鲜明的个性特点，是建安诗歌独具魅力的标志。四、浓郁的悲剧色彩。曹操诗悲凉，曹植诗颇有“忧生之嗟”，王粲诗“发愀怆之词”，刘桢诗“感慨至深”。建安诗人处于时代与个人双重悲剧的交汇点上，故诗歌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以上所举各点，就是“建安风骨”这一美学范畴的内涵。补充扩展内容：刘师培把“建安风骨”总结为四个方面（见《中古文学史》）：1、清峻。曹操以刑名法术治理天下，于鞍马间为诗为文，用语简洁，词气峭厉，不傍经典，直抒胸臆，故文风清峻。2、通脱。即随便之意。诗文的随便由思想的随便而来。这跟汉末儒学衰微，玄学兴起有关。故这一时期的文学，既有直面现实人生，积极建功立业的乐观精神，也有命运无常、人生短促的感叹。但总的看来，建安文人对生命短暂的感叹，最终导向及时建功立业、追求人生的不朽的精神。所以，慷慨悲壮，乃成为建安文学的又一风格特征。3、骋词。即气盛词壮。建安文人思想束缚较少，精神比较自由，故其议论时事，抒写情志，无不畅所欲言，力求充分地表现自我，由此形成“骋词”的艺术风格。4、华靡。即华丽。曹操尚质朴为文，而注重诗文华靡的，首推七子和曹丕、曹植兄弟。建安文学之渐趋华靡，表明文学已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开始受到文人的自觉重视。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第五节& 阮籍、嵇康与正始诗歌一、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正始是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9），但习惯上所说的正始文学则包括正始以后至西晋立国这一时期的文学。这一时期文学的总体特征是：在整体风貌上，建安文学中那种高扬奋发、积极进取的精神已基本消失，而对人生的哲理性思考以及浓烈的忧生之嗟成为作品的主调。在艺术上，正始作家不再效法建安诗人用模仿乐府叙事体的方式揭露时事，而是将抨击时事与抒写感愤融为一体，使五言诗的抒情性进一步加强，诗歌在艺术上进一步文人化。在风格上，正始诗人创造了曲折隐晦、清隽艰深的风格，并开创了把多首托喻寄兴的诗歌集合成五古咏怀组诗的体例。而这种以组诗的形式发感慨、寄情怀、写理想的方式，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此以后，文人往往将托喻寄兴的五言古诗集合成组，来集中反映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感怀。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这一文学风尚的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影响最著者，则是政局的不时变动以及玄学思潮的影响。公元239年（明帝景初三年）明帝死，临终以曹爽与司马懿夹辅曹芳即帝位，但是不久曹爽与司马懿围绕权力之争而矛盾激化，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场权力之争几乎贯穿于这一时期的始终。在残酷的政治斗争未见分晓时，身处这一政治背景下的诗人便深感苦闷。正始十年（249）司马懿趁曹爽扫祭高平陵之机，发动政变，控制洛阳，诛杀了曹爽，而在此前，由于不少名士曾依附曹魏，于是曹爽被诛杀后，这批依附者如何晏、邓飏（yang2声）、丁谧等亦遭杀害，史称当时“天下名士去其大半”。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掌权，又相继杀害了夏侯玄、毋丘俭、诸葛诞等名士，这一系列的杀戮，在政治上造成了一种高压的局面，文人便普遍地感受到了政治上幻灭感与危机感，因此，他们在写作诗文时，便不能不有所顾忌。他们不敢在作品中公开论及时政，只能以曲折隐晦的形式，抒写自己的忧愤，这自然就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与建安文学的慷慨激昂、乐观进取形成了反差。除了时局政治的影响外，这一时期盛行的玄学思潮也对文学风貌的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玄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渊源可追溯至汉末，但谈玄而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则是正始年间出现的。正始初期，当时以洛阳为中心，在何晏、邓飏周围聚集着一批谈玄的士人，也即正始名士。至正始中期以后，则形成了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另一谈玄群体。（竹林七贤其名称始见于《世说新语·任诞》：陈留阮籍、谯郡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实际上是个名士集团。山涛、王戎后来投靠司马氏，其余五人都崇尚老庄，任性嗜酒，寄情山水，反对礼法名教，对司马氏的篡权夺位不满。文学成就上，向秀的《思旧赋》为悼念好友嵇康和吕安所作，十分感人，但无诗流传；刘伶只有一首五言诗传世；山涛、王戎、阮咸没有诗歌传世。因此，七贤中真正能代表正始文学最高成就的只有阮籍和嵇康。）玄学在内容上是以老庄思想为中心的。而老庄思想常常表现出对世俗社会、对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的蔑视，因此受其影响，这时期文人的人生态度也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他们的人生取向上，更多地具有了一种超凡脱俗的人生趣味以及一种自由自在、闲适愉悦、心与道冥的理想人生的追求。玄学在对士人的人生态度发生影响的同时，也自然对其文学创作也产生了影响。盛谈老庄玄理，使得他们的诗歌明显地表现出对于清虚高旷、自然悠远的诗歌境界的追求，正始诗歌中的这类诗歌境界，显然是与此有关的。另一方面，谈玄需“校练名理”，通晓抽象理论的思辩，这也就不能不影响到诗歌的哲理成分，正始诗歌在抒情性加强的同时，又大都增添了一些理性的色彩，其原因即在此，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正始文学风貌的形成，政治的因素与玄学的影响，可以说是纠葛在一起的。他们共同的作用，促成了正始文学特征的形成二、阮籍与《咏怀诗》阮籍（210－263，52岁），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人，阮瑀（建安七子之一）之子。其人“才藻艳绝，而倜傥放荡，以庄周为模则”（《三国志·阮籍传》）。为人则“旷达不羁，不拘礼俗”（《三国志·阮籍传》）。司马昭当政时，“闻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营人善酿酒，求为校尉，遂纵酒昏酣，遗落世事”（《三国志》本传引《魏氏春秋》），遂世称“阮步兵”。阮氏对司马氏的拉拢利用虽持敷衍的态度，虽然最终逃脱了司马氏的迫害，但其内心却极度痛苦，终于忧愤而卒。籍容貌环杰，志气宕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门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忘其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晋书·阮籍传》）籍早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焉。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司马昭）初欲为武帝（司马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晋书·阮籍传》）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备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晋书·阮籍传》）阮籍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咏怀诗》82首。八十二首诗虽非一时一地之作，但因内容集中，风格和表现手法接近，可以看成五古咏怀组诗。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抒写内心激烈的矛盾和强烈的忧生惧祸之情。《咏怀》其一“夜中不能寐”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奠定了整个组诗的基调。诗人用象征的手法，通过他夜中难寐、徘徊户外的一系列举动和眼前所见所闻，抒发了一种既难以名状又难以排遣的深沉愁绪。再如其十七“独坐空堂上”，写遥望整个世界空无一人，唯见失群的鸟兽惊惶奔飞，抒发了强烈的孤独感和忧生之嗟，给人以震撼。有时诗人的内心情感也用直抒胸臆的方式表现，如其三十三“一日复一夕”直陈“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倾诉了在动荡不定、变幻无常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哀伤、焦虑、忧愤的心情。这样的作品在《咏怀》中有相当数量。二是讽刺统治集团的荒淫腐朽和专制残暴，批判维护世族统治的儒家礼法的虚伪。这一类作品也往往不是对人物、事件作具体描绘，而主要是抒发由历史事实引起的盛衰之叹。如其三十一“驾言发魏都”由古吹台引起联想，用战国之魏喻曹氏之魏，影射魏王只知歌舞行乐，不知养兵用贤，难免重蹈前人亡国的覆辙。其十一“湛湛长江水”对楚国君臣荒淫误国行径的揭露，显然也是针对曹魏王朝的。更多的盛衰之叹则是针对恐怖政治而发，但这类诗多用曲笔，写得更为隐晦曲折。一般不具体记述史实，而着重抒写作者对于社会和人生感受的思考。诗中还有不少篇章揭露和讽刺了那些趋炎附势的名利之士和虚伪做作的礼法之士，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他们丑恶的嘴脸和卑鄙的灵魂，如其六十七“洪生资制度”。三是借饮酒、求仙表现遗世独立、高蹈出尘的情怀。阮籍在诗中赞美了巢由、夷齐、四皓等隐士，也一再抒发“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其三十二）的隐居求仙的愿望，但这一切都不过是诗人企望逃避现实、排遣苦闷的一种曲折的表达方式而已。《咏怀诗》的艺术风格1、“阮旨遥深”的艺术风格。生在易代之际，高压之下，阮籍抒其怨愤，不能不欲露故藏，欲言又止。故风格隐晦曲折，“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这主要是由时代和他的身世所决定的，他同情曹魏，不满于司马氏，但身仕乱朝，常恐遭祸，故处世极为谨慎，作诗亦不敢直言，常常借助比兴、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或借古讽今，或借游仙讽刺世俗，或借美人香草寓写怀抱，使诗歌变得非常隐晦。李善《文选注》：“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蔽，百代以下，难以情测。”2、就诗歌的特点而言，《咏怀诗》大抵又具备各自的个性，它们远承《风》、《雅》、《离骚》，近取乐府、《古诗十九首》，在艺术表现上兼收并蓄，寓多样于统一。3、诗歌精神而言，阮籍《咏怀诗》与建安风骨仍是一脉相承的。“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严羽《沧浪诗话》）4、《咏怀》开创了我国五言抒情组诗的体例，自此之后，作者代不乏人讲解：《咏怀》（夜中不能寐）（P219）一个清冷的夜晚，诗人忧心如焚，夜不能寐；起坐弹琴，企图求得排遣和发泄。然而如水的月光、冷风瑟瑟、野外孤鸿翔鸟的哀鸣不但未能排遣作者心中的孤独，反而更加深了作者的忧思、伤心。这里写的是外在的景物，实则写作者的心境以及暗示出他未来的命运。全诗以明月、清风、孤鸿、翔鸟，画出一幅凄清的夜景；无寐、弹琴、徘徊、忧思，乃是诗人在此背景下的一系列心理活动。以景衬情，情又外化为人的行为。故情在景中，也在人物的行动之中。至于诗人因何忧思，缘何伤心，未经挑明，也不必挑明，因为这里所描绘的并非实景，也未必隐喻着什么具体事件，而是借诗的意象，用象征手法，寄托一种孤独感，忧伤情。方东树说本诗为《咏怀》的发端，“不过总言所以咏怀不能已于言之故”（《昭昧詹言》）。这首诗可以概括《咏怀》组诗的总体风格。三、嵇康的诗歌嵇康，字叔夜，正始年间诗人，竹林七贤的领袖。父早卒，依母兄长大。康风度极佳，“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凤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晋书·嵇康传》）。《世说新语》引山涛对嵇康的赞誉是：“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然若玉山之将崩”。魏晋人推崇形体美，嵇康又是当时的名士，故引起不少人的崇拜和追随。成年后，娶沛穆王曹林女为妻，曹林与曹丕、曹植是异母兄弟，这样，嵇康便与曹氏政权有了分割不开的关系，自然被司马氏集团划入曹氏集团之中。由于嵇康对司马氏集团的虚伪与残忍的厌恶，决定了它在政治上与司马氏政权的不合作态度。再加上他恃才傲物的性格，决定他只能是个悲剧人物。公元262年，嵇康的好友吕安为其兄吕巽（xun）所诬，吕巽欲夺吕安妻，反诬吕安不孝，吕安入狱，供词中涉及嵇康，康遂被捕入狱。其实，吕安事件只是一个借口，直接的导火索是他写的一篇书信体散文《与山巨源绝交书》，再加上钟会进谗言，最终为司马氏集团所害。康临刑时，“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环顾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晋书·嵇康传》）嵇康诗文兼善，但诗歌成就不如阮籍。现存诗50多首，主要抒写世路险恶，人生忧患。其中四言居大半，其四言诗，意象鲜明，意境深远，内容丰富，风格清峻通脱。代表作是《赠秀才入军》18首，是一组各自成篇而又相互勾连的四言诗。第九章想象入军纵马驰骋豪迈倜傥的雄姿，第十四章描写诗人隐居俯仰自得的雅兴，都生动传神。其中“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两句，透露出诗人高峻的人格和傲世的精神风貌，是广为传诵的名句。嵇康的散文创作中最著名的是就是那篇曾经给他带来杀身之祸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公元261年，山涛被任命为吏部郎，这说明“竹林七贤”发生了分化。山涛举康代自，嵇康得知消息后，于是给山涛写了一封信，要与他绝交。这封信在中国书信史上是继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之后的又一篇力作。文章篇幅宏大，情绪激烈，分析深透，自由挥洒，文字骈散交错，灵活自如，具有通脱恣肆、朴质自然的艺术风格。信中反复申说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个人的性格、爱好，提出了“七不堪”、“二不可”为不能出仕的理由，说自己不能舍其所乐而从其“九患”。信中鲜明的表明自己的个人意识和追求个性自由的精神，这正是魏晋文学最显著的特色。写法上，主要用冷嘲热讽、嬉笑怒骂的笔调进行反语讽刺。体现在两点：1、故意以言过其实的言词，放纵的态度，极度的丑化自己。这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越是丑化自己，就越反衬出自己的清白、山涛的堕落；二是他丑化自己——那“七不堪”、“二不可”的理由让明眼人一看就是虚假的，自己并非没当官的素质，而是官场太腐败，太黑暗，这才是自己不愿出仕的真正理由，即不愿与司马氏集团同流合污。2、言在此而意在彼。作者在文中指桑骂槐，出语鄙俗，毫无礼节，表示出对受信者的极大不恭敬。有时用比喻愤怒的责骂对方（如“自以嗜腐臭，养鸳雏以死鼠也”）。其实，骂山涛变节只是个借口，其真正的目的是揭露司马氏集团的虚伪和官场的腐败黑暗。3、一般书信皆以言事为主，以简要为重。而此信却有多种文体风格：其犀利透辟的辨析，近似政论文；其引经据典，寓言指事，含蓄深邃而富有哲理，又像诸子散文；而其嬉笑怒骂，幽默讽刺，又类小品杂文。鲁迅的杂文受魏晋散文影响很大，我们从他的大量杂文中可以看到嵇康散文的影子。复习思考题（一）背诵默写篇目：《蒿里行》、《短歌行》、《燕歌行》、《美女篇》、《咏怀诗》（夜中不能寐）。（二）解释：1、三曹& 2、七子& 3、建安风骨& 4、正始风力& 5、嵇阮& 6、《咏怀诗》（三）填空1、建安时期的重要作家有“三曹”、“七子”和女诗人&&&&& ，“三曹”是指&&&&& 、&&&&& 和&&&&& ；“七子”是指&&&&& 、&&&&&& 、&&&&&& 、&&&&&& 、&&&&&& 、&&&&& 和&&&&& 。2、建安文学的倡导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杰出的诗人&&&&&&& 。3、曹操的诗歌其中一部分诗反映了汉末战乱和人民遭受的苦难，如《&&&&&&&& 》写“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另一部分描写他本人的政治主张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 》（“对酒当歌”）和《步出夏门行》的《&&&&&&&& 》。曹操的诗学习汉乐府，他采用&&&&&&&&& 写时事。4、《&&&&&&&&& 》是我国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 》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5、曹植的创作以&&&&&& 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前期诗歌主要是歌唱&&&&&&&& ，代表作有《&&&&&&&& 》。其后期诗歌主要是表达&&&&&&& 的矛盾，其代表作有对自己和朋友遭受迫害的愤懑，如表现朋友无辜被害而自己无能为力的《&&&&&&&& 》，对任城王暴卒而表示悼念的《&&&&&&&& 》。还有用思妇、弃妇托寓身世，表白心迹的《&&&&&&& 》、《&&&&&&&& 》。前者以美女盛年未嫁寄托自己的怀才不遇，后者以“沉浮异势”自述无辜被弃。6、“七子”中成就最突出，被《诗品》列为上品的诗人是&&&&&&& 和&&&&&&& 。前者被称为“七子之冠冕”，后者“仗气爱奇”，他们的代表作一是写战乱中饥妇弃子的《&&&&&&&& 》，另一首是个人的抱负和遭遇的《&&&&&&&& 》3首。7、现存题为蔡琰的作品有&&& 篇，其中较为可信的是五言体的《&&&&&&&& 》。8、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是&&&&&&& 和&&&&&&& 。9、嵇康的四言诗的代表作是《&&&&&&&& 》。阮籍的代表作是《&&&&&&&& 》82首，他开创了中国文学上中&&&&&&&&& 的先河。10、阮籍《咏怀诗》风格隐约曲折，《诗品》评为“言在耳目之内，&&&&&&&&&&&& 。”（四）简答1、简述曹操诗歌的主要内容。2、简述曹操在建安文坛上的地位和作用。3、曹丕的《燕歌行》在诗歌发展上有什么地位？4、简述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5、略论曹植诗歌创作前后期的变化及其原因。6、简述王粲、刘桢诗歌的艺术成就。7、试述蔡琰《悲愤诗》的成就。8、简述阮籍《咏怀诗》的影响。（五）论述1、试论三曹诗歌的风格差异。2、试论曹操用古题乐府写时事的成就和影响。3、曹植诗歌的艺术成就和影响。4、谈谈建安诗歌的时代特征。5、试述阮籍《咏怀诗》的内容和艺术特色。第二章& 两晋诗坛（4课时）一、学习提示本章介绍了两晋诗坛的诗风和代表作家。分5节。第一节：陆机、潘岳与太康诗风。主要介绍了他们以才华自负、驰骋文思，在诗歌技巧方面，形成了与汉魏古诗不同的艺术风貌——繁缛。第二节：左思与刘琨。介绍了左思《咏史》、刘琨的《扶风歌》，论述了二人的诗风“再现建安风骨”和“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的特色。第三节：郭璞的游仙诗。论说了其游仙诗“坎壈咏怀”，继承了《诗》、《骚》的比兴寄托传统。第四节：王羲之与兰亭唱和。对兰亭诗的内容作了评价，认为兰亭诗标志着诗人已开始留意山水审美，并从山水中体悟玄理。第五节：孙绰、许询与玄言诗。介绍了东晋玄言诗的产生、发展和影响。本章要求重点掌握两晋太康诗风“繁缛”的特征及其影响，左思《咏史》诗的继承和创新，其《咏史》和刘琨《扶风歌》对建安风骨的再现。了解“游仙诗”和“玄言诗”的形成和影响。陆机、左思、刘琨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讲析篇目和导读篇目：*《咏史》（*弱冠弄柔翰、*郁郁涧底松、 皓天舒白日、 荆轲饮燕市） 《悼亡诗》（荏苒冬春谢）《猛虎行》& 《扶风歌》& 《游仙诗》（京华游侠窟、青溪千余仞）二、重点和难点1、太康诗坛的代表诗人陆机和潘岳。2、太康诗风“繁缛”的特征。3、左思《咏史》诗。第一节& 陆机、潘岳与太康诗风一、西晋文学的基本风貌西晋50年，历武、惠、怀、愍四帝，而文学的繁荣则在武帝太康惠帝元康时期，其中以太康文学为代表，作家则以“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最著名。此外，较著名者，晋初尚有傅玄与张华，晋末还有刘琨与郭璞，而不太著名者也还有不少。从数量来看，西晋一代颇多天才秀异的作家，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曾说：“晋虽不文，人才实盛。”关于西晋诗风的特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多有论及，《明诗》篇中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情采》篇又说：“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总的来说，西晋一代的文学更加注重形式与技巧。如果对西晋文学的特征作一总结归纳，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倾向：一是模拟古人的拟古之风甚盛。拟古是文人创作追求技巧化的一种表现方式，而这种方式则成为西晋文学的一大特殊景观。西晋一代的大部重要作家，如傅玄、张华、束皙、陆机、陆云等都在模拟上下了很大功夫，其中陆机最为著名。二是追求词藻的华美与对偶的工整。这种追求由于大多是刻意为之，是出于呈才炫博的目的，因而显得文字雕琢堆砌，有失简洁明快，潘、陆二人最具有典型性。张华曾批评陆机说：“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作文，乃患才多也”，孙绰评西晋文章说：“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所谓烂若披锦见其雕琢，所谓排沙简金者，显其堆砌。三是总体风格而言，繁缛成为其基本特点。这种风格的形成则是其刻意呈才，过分追求对偶与藻饰的必然结果。西晋一代的追求形式技巧的繁缛文风，常为过去的文学史家所诟病。以通达的眼光观之，追求技巧与形式美，自然是整个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链环，但是如果我们前后比较，不能不承认，西晋文学尽管出现了不少天才秀异的作家，但其作品却缺乏一种力度和生气。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实与西晋士风的特点有关。不论是建安文人还是正始文人，作家的心灵世界往往是充满热情与冲突的，但是，到了西晋，文士的精神境界普遍缺乏一种崇高精神，罗宗强先生曾以“士无特操”来概括这一时期士风的特点。“士无特操”的原因之一，在于西晋政权的“政无准的”。西晋是以强取豪夺的手段取得政权的，尽管它提倡以名教立国，但除了孝的观念尚未泯灭，在对待忠时则往往处于两难境地。实际上整个西晋一代文士，忠君的观念十分淡薄，传统的道德崇高性一旦缺失，就影响了文士的人格建构与理想追求。因此，这一时期文士在出处去就上，往往纯然以自我之得失为中心，求名求利成为他们人生追求的目标。《晋书·石崇传》所载颇能说明这一点。“（崇）尝与王敦入太学，见颜回、原宪之像，顾而叹曰：‘若与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间。’敦曰：‘不知于人云何，子贡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当身名俱泰，何至瓮牖哉！’”“士当身名俱泰”典型反映了此时士人求名求利的心态。正由于此，西晋文士多依附权臣，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而在政治斗争中，他们也往往缺乏崇高的道德意识与是非观念，其命运也常随其所依附的权臣在政治斗争中盛衰而沉浮，不少文人则因卷入其中而最终丧命（据徐公持先生统计，西晋一代文人死于政治斗争者有数十人）。西晋文人热衷于功名利禄，造成了他们作风浮华，思想平庸，耽于逸乐，肆于物欲，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作品也就自然丧失了崇高的精神与激荡人心的活力，而与浮华作风相应，自然也就更崇尚绮丽与繁缛，追求技巧与与形式，刘勰所说的：“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的倾向，其原因即在此。二、太康诗风“太康”，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文学史上所说的“太康文学”，是指从“泰始”（晋武帝司马炎年号，公元264年）到“元康”（晋惠帝司马衷年号，公元299年）约30多年间的文学。这一时期，社会较为安定，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文学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陆机、潘岳是西晋诗坛的代表，太康诗风就是指以陆机、潘岳为代表的西晋诗风。太康诗风总的特点，用两个字可以概括：繁缛。具体说，主要体现在：（1）语言由朴素古直趋向华丽藻饰；（2）描写由简单趋向繁复；（3）句式由散行趋向骈偶。应该说，诗歌的这个变化是从曹植开始的。太康诗歌一方面继承并发展了曹植诗“词采华茂”的特点，另方面对六朝山水诗的发展以及声律、对仗技巧的成熟，有促进作用。三、潘岳与陆机潘岳（247-300），字安仁，他是荥阳中牟（今河南开封附近）人。少年时以才慧而为乡里称为奇童。弱冠之年走上仕途，出任贾充司空府掾，以才能为人所嫉，栖迟十年。后来先后任河阳令等官，最后官至给事黄门郎，因此他的作品集即称《潘黄门集》。关于潘岳其人与其文，在文学创作上引出了一个话题，即人品与文品的关系。金人元好问《论诗绝名三十首》中写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路尘。”即通过潘岳说明人品与文品的对立，了解潘岳及其为人为文，有这么几点值得注意。第一，潘岳美貌，是中国古代的美男子。《世说新语·容止》中说他“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拱之。”潘岳的这一特点，后代常津津乐道，“貌比潘安”成为人们的形容男子貌美的套语。第二，潘岳的人品的确存在缺陷。《晋书·本传》称，“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诌事贾谧，每侯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作为一名文士，潘岳确实德行有所亏缺。不仅如此，他诌事贾谧，除了为贾谧讲《汉书》外，还为贾谧充当枪手。贾谧的《晋书断限》一文，即是他捉刀的。贾后谋废太子司马遹，诬构之文，也是出自他的手笔，这种直接参预政治阴谋，为了谋取个人的权位与前程，趋炎附势，不顾传统道德与个人尊严，不择手段，反映了他在人品道德上的问题。这是一个才子因过分追求各位势利而导致的道德堕落。第三，潘岳的人品与文品确实存在着不一致处。潘岳在政治品格上缺乏节操，但是在那些表现他个人感情生活的作品中，却往往表现出真挚的情感。潘岳似乎是一颇重视家庭生活与亲情的文人，在这一领域，他的不少诗文往往富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内顾诗》是任河阳令时思念妻子杨氏之作，诗中写其对久别妻子的日夕怀念，感情之专注，令人惊叹。而他的《悼亡诗》，写其赴任前对亡妻的悼念怀想，尤其感人，正由于他的影响，“悼亡”成为后代诗人追念亡妻的专门题目。第四，潘岳不仅能诗，同时也是西晋著名的辞赋作家。其赋今存二十余篇，在各类文体中数量最多，著名者如《西征赋》、《闲居赋》、《怀旧赋》、《寡妇赋》，其赋作中，仍以写哀情而见长。故《晋书·本传》称他“善为哀诔之文”。第五，潘岳作品的风格词彩华艳而著称。钟嵘曾引孙绰语评其曰：“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烂若披锦”诚然如是，“无处不善”则有过誉之嫌。就诗歌言，他的有些作品由于铺叙过多，往往显得平缓而缺乏含蓄，有的还失之于枯燥乏味。陆机1、陆机的家世生平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吴县华亭（上海市松江县）人。出身世族，祖父陆逊、父亲陆抗，都是东吴名臣。陆机少为吴牙门将。吴亡，十年不仕。太康十年，与弟陆云入洛，颇为张华推重，名动一时。然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与陆云、潘岳等结为“文章二十四友”。历任太子洗马、著作郎、中书郎等职。后成都王颖举荐他做了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太安二年，为成都王后将军、河北大都督，讨长沙王，兵败，为成都王所杀。年仅四十三。陆机以亡国之臣入洛，又才高自负，热衷功名，仕于乱朝，不免为时人所忌。许多文章都流露出作者的忧惧之情、难言之隐。2、陆机的诗文创作（1）陆机的拟古诗。A、陆机诗今存约100首，多为模仿乐府、古诗之作，内容形式皆少创新，数量约40余首。陆机的代表作《赴道洛中作》写入洛时留恋家乡之情和前途未卜的忧虑，试看其二：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振策陟崇丘，安辔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其他如《门又车马客行》写吴亡之痛，《猛虎行》写人生之艰难，进退之犹豫，《赠尚书郎顾彦先二首》写故人之阻隔，心境之索寞，《君子行》写热衷仕进、又忧惧政局的矛盾，都能真切地传达出他由吴入晋后的处境和心情。B、值得关注的一个特点：这些诗歌多情景相生，显示了自曹植以来，自然景物渐入诗坛的历史趋势。其《招隐诗》体貌山水，穷形尽相，末尾缀以议论，实已开谢灵运山水诗的先声。C、因时风所染，陆机诗好炫博学识，堆砌辞藻，以至于情繁而词隐。张华评他的诗：“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也。”（《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文章传》）至如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 （《文心雕龙·熔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词隐。&&&&&&&&&&&&&& （《文心雕龙·体性》）士衡才思有余，但胸中书太多，所拟能痛割舍，乃佳耳。（陈绎曾《诗谱》）（2）《文赋》。陆机又有赋体论文的《文赋》对文学功能、艺术灵感、艺术构思、文质关系、文体分类、文体特征乃至具体的文学技法，均有论述，是我国第一篇系统的文学创作论。对后来刘勰创作《文心雕龙》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第二节& 左思与刘琨左思与刘琨在西晋诗坛上是两位比较突出的作家，左思继承并发扬了“建安风骨”的传统，作品内容充实，富于力度，有“左思风力”（钟嵘语）之称；刘琨当晋末乱亡之际，抒英雄失路之悲，清刚悲壮。二人确为当时文坛之骄骄者。一、左思的咏史诗1、左思生平左思（250~305？）字太冲，齐国临淄人，少学琴书，皆不成，乃勤与学，貌寝口讷，辞藻壮丽。他是一个出身寒族而又才华的文人。他的父亲左雍曾作过殿中侍御史，其妹左棻也曾被选为贵嫔，但这并没有带给他仕途的腾达。他一生未曾作过显官，只在元康时当过一段时间的秘书郎。贾谧专权时，左思曾加入其“二十四友”中，因此在贾谧被诛后，他便受到牵连而居宜春里。八王之乱时，齐王冏命他为记室，他辞而不就。所以他的一生是不得志的。这既也与他出自寒族的家世有关，也与他的性格有关。左思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据记载，他是“貌寝口讷”，貌丑而且口才不佳，自然容易养成他内向的性格，向内心世界发展。内向性格的人，不善于表现自我，也就不易为人所识拔了解。特别是在门阀社会，出身寒族，又“貌寝口讷”，仕途上的不得意就是可以想象的事。而对于左思来说，也自然容易产生强烈的反抗与不满。左思的作品，之所以不同于潘岳、陆机等人，充满了寒士不平的抗争以及对门阀制度的抨击与蔑视，在他的家世与性格中是可以找到根据的，这一点是理解左思作品的基础。2、左思《咏史》诗的渊源与特征。“咏史”之名，起于班固。但前人咏史，但指一事，隐括本传，不加藻饰，此为“正体”；左思咏史，多自摅胸臆，此为“变体”，其成就远过于前人正体。3、左思《咏史》诗的内容。主要是寒士之不平及对士族的蔑视与抗争。其《咏史》8首，有的表达对门阀制度的不满及对豪右的蔑视；有的肯定寒士自身的价值，有的感叹寒士生活的困顿。4、左思《咏史》诗的艺术手法第一，它的主题深刻。作品虽然写的是左思自己在门阀士族制度下所受到的压抑、抗争与不平，但是这一主题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具有普遍的典型性，反映了整个寒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作品中写自己在门阀制度的重压下，壮志难酬的悲愤与抗争，带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充满了反抗压迫，追求自由解放的浪漫意识，始终贯注了豪迈的气概，这与同时代的诗人相比，显得尤为可贵。由于作品在对抗与冲突中，呈现出激情与力度，因而成为建安风骨嗣响。钟嵘称为“左思风力”，正指出了这一特征。第二，以咏史的方式抒写怀抱，将咏史与抒怀结合，开创了咏史诗创作的新路。咏史诗的创作始自班固，建安以后也有不少作者，但写法上大抵是实咏史事，略述感概。左思的作品则是借古讽今，抒发个人怀抱，是咏史诗的一种新创，对后代诗人咏史之作提供了很好的范型，因而对中国诗歌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第三，是他的语言精当，出语自然，虽有对句而不刻意工巧，不重词采而形鲜明，运用典故又恰当贴切，借古讽今又思致深刻，所以钟嵘评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5、左思《咏史》诗的评价和影响。钟嵘《诗品》曰：“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又曰左思的诗“出于公干”（刘桢），在论及陶渊明时，又曰：“又协左思风力”。钟嵘标举“左思风力”，说明左思再现了建安风骨。左思《咏史》，开创了我国咏史诗借咏史以抒怀的新路，前人评其“创成一体，垂式千秋”。讲解：《咏史》（弱冠弄柔翰）（P223）这首诗的中心是表达建功立业的雄心。同时也批判了士族门阀制的等级观念。诗中塑造了能文能武、才华横溢的诗人自我的英雄形象。以古人贾谊、司马相如、穰苴等历史人物自比，抒怀才不遇的心情。讲解：《咏史》（郁郁涧底松）（P224）涧底之松，纵然高大挺拔，可是生于地势低下之所，竟被山顶上的小松所遮盖。社会也是这样，寒士纵有才华也只能屈沉下僚。而那些庸才仗着门第就可以世居高位。不是以才德取士而是以门第取士，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作者借喻说理，对士族门阀制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二、刘琨的诗1、刘琨生平刘琨（270—317？），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附近）人。他出身大世族，是汉朝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少年时期以雄豪著名，颇负志气，与祖逖交好，有闻鸡起舞的故事传世。但是刘琨的一生经历了由贵游子弟到军阀混乱工具再到救国志士的三个历程。早年时他好尚老庄，追慕放旷，生活豪奢，嗜好声色。他曾事贾谧，是贾谧“二十四友”中最年少者，在洛阳与石崇、陆机、陆云等参与贵游浮华集团的文咏活动。八王之乱起后，又介入了诸王争斗杀伐。但是，在晋室危亡之际，他却志于王室，迎惠帝于长安，被封为广武侯。在经历了天下大变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意识到个人对于国家社会的责任感，因此在给卢谌的信中对自己早年的放纵颇致后悔，说：“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自倾辀张，困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雕残……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从此他一改过去之放旷，而成为一位爱国志士。三十七岁后，他出任并州刺史，从中原到北方，以晋阳（太原）为根据地，在极为艰危的条件下，与各路军阀及各少数民族武装集团转战多年。但由于长于怀抚而短于控御，缺乏将略，不善用人，最终被与他结盟的幽州刺史段匹磾杀害，时年48岁。2、刘琨诗文刘琨现存诗仅三首：《扶风歌》、《答卢谌》和《重赠卢谌》，都是后期作品。这些诗表现了爱国思想、悲歌慷慨，格调悲壮，直承汉魏风骨。在当时思想性薄弱的诗坛上，显得尤其可贵。锺嵘评道：“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刘勰说：“雅壮而多风”。（《文心雕龙·才略》），都指出了刘琨诗歌的主要风格。刘琨之文，感情真挚，朴实自然。其狱中绝笔《答卢谌书》是诗人忏悔录式的自白，骈散相间，真实自然。第三节& 郭璞的游仙诗一、郭璞的生平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绛县附近）人，他是一个博学有高才却不善口才的人。不仅通经术、通古文奇字，而且善于天文卜筮之术。曾注释过《尔雅》、《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楚辞》等。西晋灭亡后，他过江避乱，深受王导和元帝、明帝推重，后来为王敦记室参军，因为反对王敦谋杀，而被王杀害。郭璞与温峤、庾亮等人曾是布衣之交，但他在东晋时却才高位卑，常为缙绅所讥笑，曾著有《客傲》以抒发自己偃蹇傲世之志。当庾亮、温峤致位公卿，但却沉于下僚，这自然使他不免产生不平，而身处乱世，特别是在残忍的王敦手下，他消极避世的思想就比较突出，因此，在诗歌创作上，他便选择了游仙题材，今存游仙诗19首，其中9首为残篇。二、郭璞的文学成就1、郭璞早年颇有辞赋，其中以《江赋》、《客傲》为最著名，《江赋》写景壮丽，设想新奇，唯好用古字奇典；《客傲》仿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牢骚语中，颇多玄言。2、郭璞的《游仙诗》（1）游仙诗的渊源。诗歌以“游仙”名篇始于曹植。（2）南渡后，深感世路坎坷，祸福难测，又目睹晋室豪族争权夺利，不思北伐，乃作《游仙》以明志。今存19首，其中9首为残篇。（3）辞多慷慨、乖远玄宗、坎壈咏怀。《游仙》忧心时事的精神与隐而不显的风格，实源自《离骚》。钟嵘《诗品》称其“辞多慷慨，乖远玄宗”，“坎壈咏怀”。《游仙》诗形象鲜明，造语奇丽，名为游仙，实为咏怀，在东晋诗坛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其五：逸翮思拂霄，迅足羡远游。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珪璋虽特达，明月难暗投。潜颖怨青阳，陵苕哀素秋。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郭璞以游仙写失意之悲，与左思借咏史抒牢骚不平，有异曲同工之妙。（4）自《游仙》出，后之诗人取其谈玄而遗其取象，东晋诗坛玄歌大盛，可视作对《游仙》的消极发展。第四节& 王羲之与兰亭唱和兰亭诗的内容，或抒写山水游赏之乐，表现出山水审美的情趣；或由山水直接抒发玄理。兰亭诗中这两者的艺术水平都不高，但它却标志着诗人已开始留意山水审美，并从山水中体悟玄理。它预示着山水诗将要兴起。第五节& 孙绰、许询与玄言诗西晋王朝在“八王之乱”后，最终亡于北方少数民族的内侵。公元317年，琅琊王司马睿在建康即位，开始了东晋的历史。东晋历104年，就文学而言，玄言诗的盛行是这一时期的基特征。只有到了东晋末年陶渊明的出现，才改变了文坛的面貌。一、玄言诗及其流行的原因所谓玄言诗是指东晋时期以诗歌的形式阐述玄佛哲理的诗歌。这种诗歌大都抽象枯燥、缺乏形象性，因此，可以说它是诗歌发展史上的一段歧途。但是在当时却是一个流行近百年的创作倾向，且有大量的作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则是孙绰与许洵。东晋诗坛玄言诗流行，究其原因是与这一时期文人的心态及玄学清淡的盛大行有关。东晋政权是一个偏安的政权。在东晋建立之初，那些初过江的中原士族，由于弃家别土，仓皇南奔，确曾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