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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数据库例行维护，感谢大家的支持，稍后会恢复正常访问。导言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应该是一个公理。就是看起来最神圣的权利，其使用都要花钱。美国有个人写了一本书，标题干脆就叫做《权利的成本》，可谓一语道破。　　　　　　　　　　　　对于上流社会来说，在纸面上慷慨地喊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允诺下层社会可以在法律上和自己平起平座，其实天并没有塌下来——就像当初给穷人民主，天也没有塌下来一样。原因很简单，仅仅是打一场官司，在金钱和时间上穷人都耗不起。　　　　　　　　　　　　按照德国学者米歇尔.鲍曼的说法，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为它的运行，它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以及社会秩序埋单。像环境污染、精神病患者激增、治安恶化，就是一种成本。当然，正如社会资源的分配并不平等一样，社会各阶层对成本的分摊也是不公平的。　　　　　　　　　　　　一个社会为它的运行支付的成本越高，越说明它的病态。它有两个特点：一是一部分人玩不起，已经不想和另一部分人玩（因为他们只能被这部分人玩）；一是它的制度安排、价值观念、社会结构一定出了严重的问题。这样一个社会有了大麻烦。　　　　　　　　　　　　暴力的泛滥撕开了这一点。　　　　　　　　　　　　　　　　　　　　　　　　 报复性暴力　　　　　　　　　　　　此起彼伏的暴力现象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噩梦。我不打算在本文分析治安意义上的暴力犯罪、属于公务化暴力范畴的城管打小贩、以及精神病学视野里的精神病人杀人等等暴力现象。我选择性失明地只盯着报复性暴力，并尝试分析它的原因（社会结构性暴力）及后果（弱者拿起刀到处砍杀，以致无辜者也成为牺牲品）。　　　　　　　　　　　　按照分析哲学的规矩，概念必须明晰，我有义务先界定一下什么属于“报复性暴力”。　　　　　　　　　　　　A打了B，B干不过A，爬起来指着A说“你等着！”，然后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偷袭成功把A杀了，这不叫“报复性暴力”。它只是个体之间的争勇斗狠，B针对的仅仅是A本人，杀人的原因无法追溯到社会结构、观念歧视、制度安排等层面。　　　　　　　　　　　　A和B在谈恋爱，但受不了B的性格，或接受不了B的现实处境（B是个穷人），于是，B失恋了。某一天，他脑海里魔光一现，突然一跃而起，拿起刀到大街上一阵砍杀，见人杀人，见鬼杀鬼，见佛杀佛。血案发生后，浅薄的媒体在报道时，把B的行为说成是“报复社会”。因为他的失恋，因为他的自卑，B在心理上当然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上谁都对不起他。但这同样不叫“报复性暴力”。根本上，“社会”并没有惹他，自然也谈不上要让他“报复”。B挥刀乱砍杀，只是心理扭曲的结果。　　　　　　　　　　　　但假如A是工厂老板、工厂管理人员，或官府吏员，一直利用经济和权力手段“合理地”盘剥、欺压B，甚至动手打了B，然后B某一天在某种刺激中把A杀了，那么，这就是“报复性暴力”了。B报复的并不仅仅是A本人，还有A背后的阶层、资源分配的游戏规则、歧视性的社会价值观念等。它们对于B来说是一个让他在心理上无法活下去的抽象侵害体系。报复作为这一抽象体系的“代表”A，在心理上等于报复了这一抽象侵害体系。　　　　　　　　　　　　举两个例子。　　　　　　　　　　　　1、打工仔杀工厂老板　　　　　　　　　　　　日，广东东莞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的血案。一个叫刘汉黄的打工仔，因工伤赔偿纠纷，用仅存的左手，刀捅东莞大朗镇展明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三名台湾籍高管，致2死1重伤。　　　　　　　　　　　　这是最典型的“报复性暴力”了。　　　　　　　　　　　　暴力发生的逻辑非常清晰：血汗工厂消耗了打工仔这一生产工具后，但在其已无价值，成为残废品丢弃时，却拒绝支付相应的补偿成本。打工仔绝望后，拿起了刀。在法庭上，打工仔情绪异常激动地呐喊：“我已经两次低头，为什么还要苦苦相逼啊!”。　　　　　　　　　　　　2、郑民生屠童　　　　　　　　　　　　日，福建南平，一个叫郑民生的前社区医生携带一把尖刀窜至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文体路108号南平实验小学门口，朝上学的小学生疯狂捅杀，致8名小学生死亡、5名小学生重伤。血案不仅震惊中国，而且震惊世界——连美国人都听说这事了。　　　　　　　　　　　　暴力发生的逻辑同样非常清晰：在这个不公平而又歧视穷人的社会里，混得窝囊而又有性格问题的郑民生在绝望中决定报复。对于他来说，那些没有反抗之力的学生是造成了他的屈辱的世界的一部分，杀死他们，等于杀死这个世界。　　　　　　　　　　　　比之刘汉黄，郑民生的“报复性暴力”特征并不明显。但注意这一点是有必要的：他杀死的那些孩子，是南平实验小学这个当地贵族学校的学生。这在心理上具有象征性。　　　　　　　　　　　　暴力当然是必须遭到谴责的，知识精英最喜欢干这个。但是，某些人过多地谴责肉体暴力，却低估了社会结构和精神层面暴力的严重性。对于有的穷人来说，这些暴力可能比杀了他还要难受。因此，对于 “报复性暴力”的理解来说，道德评价是极为浅薄的。　　　　　　　　　　　　　　　　　　 社会结构性暴力　　　　　　　　　　　　精神分析有个经典的说法：社会事件是心理事件的社会层面，心理事件是社会事件的心理层面。　　　　　　　　　　　　按照这个意思，“报复性暴力”这一行为的发生，受到了个体心理结构的驱动，而个体的心理结构，又受到社会刺激的影响。于是，选择暴力发泄，或者压抑到让自己得神经症，就是个体性格和社会刺激的一种综合效应。它的逻辑顺序是社会→心理→行为。　　　　　　　　　　　　“社会”是由所有人组成的。如果有的人觉得在社会的刺激、歧视、欺压下，在心理上活不下去，愿意大家一起玩完，我们就必须回到这个严峻的问题：如何说服穷人陪富人一起玩？什么样的社会结构成了暴力的土壤？　　　　　　　　　　　　前一个问题构成了政治哲学的逻辑基点。大家组成社会，好像有一个约定。罗尔斯认为，这个约定就是正义。为了避免正义被某些人的意志和利益劫持，最终导致很多人不服气，大家最好在“无知之幕”后面选择出来。一选出来，那就是公共选择，大家就不要悔棋。　　　　　　　　　　　　戴维.米勒则进一步搞了一个思想实验。他假定，在一个班级之中，一个男孩实在太牛了，在对班级具有重要意义的所有活动中都优于别人，比如学业最好，还是最好的足球运动员。于是，所有的奖学金和奖品都是他一个人的。班级里并不是故意安排让他比别人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所有的这些奖赏都是他应得的。　　　　　　　　　　　　这里当然没有什么不正义可言。但在我们的直觉中，还是对事情竟然是这个样子感到有些遗憾。　　　　　　　　　　　　我们为什么遗憾，米勒没有说。但显而易见，我们潜意识地认为，大家组成社会，并不只是让少数人来玩的。　　　　　　　　　　　　“社会”这东西很奇怪，由于像自由、尊严、金钱、权力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在心理上和配置上都很稀缺，所以一个人玩这些东西，就是玩给别人看的，而且往往是在玩别人。这个时候，如果大多数人感觉到不是自己没本事，而是根本就没机会玩，那涌起的就不只是遗憾，而是愤怒了。它显然无法通过人的心理合理性的检验：玩我，凭什么呀？　　　　　　　　　　　　一个社会里，一部分人利用其有利地位玩大多数人，虽然前者不是直接舞出老拳揍扁后者，也是一种暴力。在社会学上，这种暴力就叫做“社会结构性暴力”，是比如你是打工仔我是老板这样排好一个人的身份、地位的“结构”里内含的，是制度、政策等有意设计的。　　　　　　　　　　　　我把“社会结构性暴力”的界定抄袭并篡改、补充如下：　　　　　　　　　　　　1、无论统治（政府对公民）还是管理（主要是公司对员工），相关的制度规定了哪些人有权管人，哪些人只能被人管。这就是根据身份，整个社会编织了一个单向支配的权力网络。可以管人的人，不仅可以拿到比较高的报酬，而且还可以合法地对被他管的人施虐。比如一个城管砸小贩的摊子、一个公司管理人员给下面的职员小鞋穿，后者是没辙的。　　　　　　　　　　　　2、在社会结构上，不同的阶层获取资源的机会是不平等的。“公共的”制度安排、政策制订只是有利于一部分人，而掠夺大多数人。甚至有时候，一些好的东西还或明或暗地排斥很多人，比如有些地方就出现了公务员职位上的“权力世袭”，官员的儿子还是官员，老板的儿子还是老板，民工的儿子还是民工。　　　　　　　　　　　　3、正如商品有低档高档之分一样，人类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给人分档分级，占有权力、金钱，以及可以和它们进行交换的高文凭、美貌的人，就被视为高档，而民工之类，当然就是低档货了。这就是给一个社会里的人们，根据身份地位的不同进行有无价值（及价值多大）的排序。这种价值排序得到了有利于贵人、富人的各种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支持。比如，现在中国最流行这样的价值观念：“无钱就很失败”，甚至，“穷人不配讨老婆”。　　　　　　　　　　　　在现代社会，好像没有一个社会不内含着结构性暴力。但是，假如问题不仅仅是无论怎么给人们平等的机会，一个社会都肯定会有富人、穷人，而是穷人根本没有机会改变命运，那就是制度刻意把“社会基本结构”安排成这样的问题了。这种让人无法忍受（因为看不到希望）的社会结构性暴力，成了“报复性暴力”泛滥的祸根。　　　　　　　　　　　　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性暴力，就是这种性质。　　　　　　　　　　　　　　　　　　　　　　　　 暴力机制　　　　　　　　　　　　　　　　　　精神分析的鼻祖弗洛伊德发现，一个神经症患者在心理治疗室里，经过一番努力，已经治好了，但他一回到“社会’”，神经症又发作了。弗洛伊德确认，社会就是一个病源。　　　　　　　　　　　　弗洛伊德的学生弗洛姆接着说，人有病是因为社会有病，所以，不治好社会的病，期待人们心理健康，那简直就是做梦。　　　　　　　　　　　　还是中国人聪明。佛家、道家的修行，都往往选择在远离“社会”而且风景不错的地方(现在这些地方几乎已经成为风景区了)，面对自然而不是社会。如果每天都要受社会的刺激，不要说修炼，就是心都无法静下来。　　　　　　　　　　　　社会结构性暴力，会扭曲穷人的心理结构，破坏他们的人性，把他们变成暴徒，这不言而喻。　　　　　　　　　　　　这什么这样呢？弗洛姆看到了这种暴力机制：人活着就是为了实现其生命潜能，而生命潜能的实现必须使人实现自由自发的生长；如果人的生命潜能的生长遭到阻遏，受到破坏，那么，它就启动了人的心理防御机制，生命力生长的能量就会转化为破坏性的能量。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如果让大多数人在心理上活不下去，它就打开了暴力的闸门。　　　　　　　　　　　　这种暴力不一定是杀人，而可能是自杀。据相关资料，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每年有至少28.7万人自杀，而“自杀未遂”的，每年在200万人以上。不奇怪，自杀的，大多数是穷人，比如农妇、下岗工人。　　　　　　　　　　　　但很多人不会选择自杀，而是选择杀人。这么死很窝囊，他要报复。　　　　　　　　　　　　其实社会结构性暴力不光破坏穷人的人性，贵人、富人们的人性同样也被破坏。大家都会变态和疯狂。　　　　　　　　　　　　想想，一个人欺负另一个人，必然有道德焦虑（人渣歹徒恶棍之类都有道德焦虑），内心里一定有康德所说的那种“道德律”告诉他这是不对的。如果一直被道德焦虑折磨，他在心理上也活不下。那么，为了消除这种道德焦虑，他就必须认为他压榨穷人是合理的，穷人被压榨是因为他没本事。而且，他还必须蔑视、仇视穷人，因为你欺负一个人，总担心他哪一天会报复你，总存在恐惧，但是，只要蔑视他，只要仇视他，恐惧就被压抑下去了。　　　　　　　　　　　　结果是一种恶性循环。富人越压榨穷人，因担心穷人报复，越要仇视穷人；而越仇视穷人，越要压榨穷人。在心理上，也就无法停下。　　　　　　　　　　　　有人一直在提醒中国的既得利益群体，要对被损害和被侮辱的人们“让步”。其实这简直是开玩笑。前段时间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要在中国摆慈善“鸿门宴”，就吓破了很多富人的胆。　　　　　　　　　　　　问题根本不是你叫一个手上有一百块钱的人，拿出几块来有多难，再是守财奴恐怕也不在乎这几块钱。问题是，因为他都知道这一百块钱来路不正，是抢来的，你叫他拿出几块钱来给穷人，他就会担心：今天拿出几块，明天会不会被强迫拿出二三十块，后天会不会把我清算了？“花钱消灾”的主意当然不错，但是，它的结果是不是不仅没有消到灾，反而充满了风险？在心理上，富人根本没有预期。　　　　　　　　　　　　所以，继续疯狂地抢，在心理上是最安全的。　　　　　　　　　　　　　　　　　　 埋单者还有谁　　　　　　　　　　　　古人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报复性暴力不仅无法打破社会结构性暴力，甚至都不一定能够报复到该报复的人，而恰恰是很多无辜的穷人来为社会结构性暴力埋单。这真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杨佳只是特例。刘汉黄也不常出现。经常出现的人，倒是郑民生辈。　　　　　　　　　　　　一艘船快沉没之前。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赶快捞起船上的最后一根金条，然后跳船。　　　　　　　　　　　　有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很多明星在《建国大业》这样的“主旋律”大片里表演得不错，但他们中很多人早已加了了外国籍，成为欧美发达国家的公民了。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平时可以在中国捞钱，一有风吹草运，一抬脚就可以跳船。　　　　　　　　　　　　贪官们更焦虑。还在使劲捞钱时，他们早早就把家人送到了国外，把资产转移到了国外，“裸身”在中国做官了。然后，一不留神，找了个借口就去国外享福，一去不回。影响太坏，以致中央不得不出台文件，严防“裸体做官”。据统计，外逃贪官的人数至今仍是个谜，但至少卷走了4000亿人民币。　　　　　　　　　　　　不仅明星可以跳船，贪官可以跳船、富人可以跳船，就是一般的富人，以及稍有点钱的人，也可以跳船。近来，中国就掀起了海外移民潮，大批所谓的“精英”移居海外。　　　　　　　　　　　　但身处底层的穷人，想跳船就不可能了（除非偷渡），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只能继续呆在这艘船上。　　　　　　　　　　　　由于引发报复性暴力的社会结构性暴力具有抽象性，它对于一些人来说并不直接，导致报复性暴力的针对性并不那么明显。而且，由于暴力的发生要经过心理结构的中介，而在心理上，人们倾向于把抽象的侵害体系对他的侵害，看成是整个外部世界对他的侵害，因此“报复”时往往会杀乱一气。　　　　　　　　　　　　有两个特点，让另外的穷人，替社会结构性暴力埋单。　　　　　　　　　　　　1、穷人遭受富人社会的侵害，但是，这是抽象的、间接的侵害，穷人是和穷人生活在一起的，他与之打交道的，也更多是穷人。所以，尽管有被富人社会侵害这样的心理背景，但触发他的暴力的，却可能是另外的穷人。他的屠刀所向，更多的也可能是无辜的穷人。只是针对富人，除非他经过了精心的谋划。　　　　　　　　　　　　2、穷人对于暴力风险没有任何防御能力，但富人就有。富人可以住在有保　　　　安、狼狗、铁栅栏把守的豪宅里，出门有车，不需要在菜场买菜，也不需要在大马路上闲逛，甚至还有保镖保驾。来自穷人社会不具组织性的暴力风险，他们有足够的能力规避。　　　　　　　　　　　　这就使这一点不可避免：富人获得了社会结构性暴力的所有收益，但首先恰恰是穷人在替他们支付成本。要让他们埋单，除非到了社会这个游戏再也玩不下去，必须重新洗牌的那一天。　　　　　　　　（原载《社会学家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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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辣隔壁
　　未来格局·引用某网友的帖子：　　————————————————————————————　　作者：望天胡说
发表日期： 10:12:00
　　回复 　　
最近报道蔬菜难卖了，种菜的自杀了。今天网上又报道菠萝几分钱一斤也没人要了，接下来，会是什么？　　　　 可是，从大家的留言可以看到，我们并没有享受到廉价的蔬菜。为了弄清这种怪事，有好事的记者也一路探访，也没发现运输的，批发的，零售的获暴利现象。　　　　 虽然如此，我发现蔬菜飙升的最快一个环节是零售。几分钱一斤的菜，到城市批发市场时，也才3四毛钱。但零售价一下就飚到了一块多。　　　　 问题就很清楚了，菜价高的问题出在城市。都被零售环节吃了。但我们的记者也很耐心啊，零售小贩也没挣到暴利啊。人家租个摊位一个月的上千，租间房子住的一千多、、、、一个月也挣不了多少了啊。　　　　 但大家想过没有，摊位费和租房成本，还不是转嫁到菜价里了？　　　　 菜价的利润，都被房子吃了。　　　　 高房价，是要靠高成本的社会流通成本来支撑的，也许菜价只是个开头。　　　　 菜价的崩溃，反映的是高昂的流通模式的崩盘，最终导致的，必将是房价的溃烂　　————————————————————————————　　其实不止菜价和房价啦，里面反应的东西又很多啦~（比如我们的东西为什么卖的的必美国还贵等等~）　　　　　　已经出大毛病了，已经不是像美国‘次贷危机’那样，仅仅是经济层面上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毛病了！　　　　　　崩坏...，要开始了~　　　　——全灭吧！
　　　　　　　　软暴力比楼主的硬暴力更可怕。　　　　楼主居心不良。　　　　　　
　　　　作者：无家无国　回复日期：　12:20:02　 回复
　　　　　　　　　　　软暴力比楼主的硬暴力更可怕。　　　　　　　　楼主居心不良。　　===========================================================　　shit
　　很有道理。骨子里面霉烂了，光医头没有用。癌症晚期，无解。
　　为什么觉得喜欢？
　　报复性暴力？太简单了。
　　贴文有水平，只是虎头蛇尾。
　　用大量的纱布裹着外表维稳，里面全烂掉啦不治疗，呵呵。不知能熬多久。
　　好文章
　　这个国家，这个社会都宣扬经济学，特别是西方经济学，而对社会学，他们认为是鸡肋。这就是这个国家的病根。盲目的拿西方经济学当圣经，甚至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看看北韩吧：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民众生活，代表的却是“政治上一贯正确”。　　
　　有一份黑名单，记录下为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社会助纣为虐的龌龊的存在，安心等着被清算的那一天吧。
　　说得好啊
　　最近报道蔬菜难卖了，种菜的自杀了。今天网上又报道菠萝几分钱一斤也没人要了，接下来，会是什么？　　　　　　 可是，从大家的留言可以看到，我们并没有享受到廉价的蔬菜。为了弄清这种怪事，有好事的记者也一路探访，也没发现运输的，批发的，零售的获暴利现象。　　　　　　 虽然如此，我发现蔬菜飙升的最快一个环节是零售。几分钱一斤的菜，到城市批发市场时，也才3四毛钱。但零售价一下就飚到了一块多。　　　　　　 问题就很清楚了，菜价高的问题出在城市。都被零售环节吃了。但我们的记者也很耐心啊，零售小贩也没挣到暴利啊。人家租个摊位一个月的上千，租间房子住的一千多、、、、一个月也挣不了多少了啊。　　　　　　 但大家想过没有，摊位费和租房成本，还不是转嫁到菜价里了？　　　　　　 菜价的利润，都被房子吃了。　　　　　　 高房价，是要靠高成本的社会流通成本来支撑的，也许菜价只是个开头。　　　　　　 菜价的崩溃，反映的是高昂的流通模式的崩盘，最终导致的，必将是房价的溃烂　　////////////////////////////////////////////////////////////////////　　这个扯，菜价崩溃我小时候就有，上大学的时候北京常见到，大白菜丰收，城市里到处是国家强迫单位买白菜，分白菜的，菜是个很特殊的产品，不好保存，可加工升值能力差，除了人吃，没任何用。　　流通菜的成本很高，菜本身90%以上都是水，冬瓜99%，运输等于运水，加上损失，比矿泉水的性价比都低，出现这种事很正常。　　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城市发展过快，导致周边菜地满足不了，过分依赖运输。
　　我国的维稳费也不少吧？写的不错，不过不敢苟同，我也不是太懂这个。谢谢分享！
　　五元五次方程啊！　　看那位高人能解？
　　写得很有深度,杨的杀人动机只在小道上传播,没人敢报道
　　你這不屬于經濟學范疇，應屬于社會學。我估測地。
　　改革开放强党之路
　　人有病是因为社会有病
　　被强奸了的社会主义本质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见血好。　　　　社会底层一旦血见得多了，贪生的本能就会淡了。
　　很有道理。骨子里面霉烂了，光医头没有用。癌症晚期，无解。
　　我估计维稳费高得离谱
　　有点意思，来看看。。。
　　上一年论坛里很多谈经济崩溃，今年论坛里很多谈社会崩溃。什么意思啊，我们可是和谐社会啊，优越的社会主义啊。怎么会这样呢？怎么办？怎么办？
　　党在国之前的都不是很好
　　整天嚷嚷着崩溃论，这么大个国家出点问题难到不是很正常？看看米帝，虽然说是世界头号强国，可人家国内也有很多刑事犯罪呀，难倒米帝也快崩溃了？杞人忧天。竞争你懂吗？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嘛！看到一点坏现象就感觉天塌下来了，这样的人活着不累吗？死了就天下太平了不是？再也不用担心这担心那的了。
　　生在福中不知福，让你活在六七十年代估计你早就自杀了。
　　期待中。。。。
　　必须重新洗牌
　　总体上 我感觉中国人最近20年，特别是最近10年，越来越软弱、无力、猥琐，从连环杀童到富士康连环跳 楼，都在表达这种猥琐。　　　　换成地球上其他任何一国人，至少在遇到压迫时，都不会选择接二连三的跳 楼，这实在太猥琐了。　　　　所以现在中国最恐怖的，是中国人的这种软弱 和猥琐，而暴力是极小概率事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能不能就此分析一下？
　　政府还在摸石头过河，你慢慢摸吧，人民已经不满了，以党治国本来就是荒唐，维稳超过军费，九个贫民养一个公务员，看看出国的有多少回来的，体制改革遥遥无期，向左转，喊口号，唱红歌，有啥用啊。人民要的是幸福感，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前听说有特供烟，特供酒，现在又冒出特供蔬菜基地。生为八零后我对国家仅存的一线美好希望都没了，唉无语！
　　等待引爆崩溃的导火线
　　KLLJII
　　......7
　　干世道他女良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直觉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会有一场大乱！
　　弱者只欺更弱者，社会的悲哀，民族的悲哀
　　弱者只欺更弱者，社会的悲哀，民族的悲哀
　　通胀以后是通缩
　　烂透了
　　《建党大业》快要上映了，又要看一次外国人主演的中国政治片吗
　　好文章，记号一下。　　　　回贴比较搞笑。
　　特供蔬菜基地的所有网页已经被删了
　　文/阮斌 　　
在写这篇文时，我犹豫了，我的朋友劝阻我尽量不要写好点，如果写，请匿名写，这样会对自己个人安全有保证，我选择了后者并以实名制来完成这篇爆料文。
（首先这篇文，我已得到正式，因为案发地点与我上班的地方一个区域，并且爆料这篇文的人则是福士康的员工） 　　　　
我虽然担心警方会来审核我，或是封锁我`，但我还是用自己一贯的风格来诠释这个事件。用良心说话，用事实说话。
富士康之所以从广州，深圳转扎到河南，四川的原因，也不需要我多说。09年的13跳.11死2重伤，导致了富士康这个世界500强企业的名利双失。为了挽回这些，富士康被迫的从扎根多年的沿海发达城市转战到了内陆。河南，四川为了迎接这个电子加工的龙头企业，在当地大量宣传招供，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富士康的到来不仅为的当地提供了就业率及经济连锁的效应，并且带动了当地的发展，可事实，富士康为什么放着交通便利的沿海城市不待，反而选择待发展区域，这样不仅成本加大，从征地建设到一系列的投资都远远超出了在沿海城市的比例。最终原因无非就是管理的不当，企业一心向钱看，而不是以人为本的方式方法经营，导致了最终的结果。 　　　　 　　　　
原文： 想来富士康的女生要看看啊，郫县富士康工厂开始两个月了，第一个月死掉十多个女生，第二月死掉七个，想知道怎么死的吗？我知道的时候真的好震惊，全是被轮，奸后弄死的，几天前在一个隐避的墙角发现四据女尸，都已死了几天了发臭了，公安局得知消息去调查被政府推在了门外，封闭了所有消息，然后放在了顶楼，只见四据盛尸一据新鲜尸体放在一起，死因都是论，奸而死，上月死的十多个其中有四个死因是这样的，一晚四个富士康男青年在隐避的绿化带草坪里轮，奸两个女生被保安发现，随后两个保安也被打死，两个富士康女生也弄死，数日后下水道被堵塞，揭开下水道后四据尸体已发臭了，也被政府封闭一切消息，在半夜由运渣车拖出，恐怖不，外表看起风平而美好的富士康，内部原来好是黑暗，父母找女儿来到富士康，工作人员称没有那个人在，父母说上月都在这，怎么这月就不在了，在里面问，里面的人推这部门推那部门推了一转就是没那个人在，父母只有走掉，女儿就此消失，我今知道时都沉默了，这也是世道吗？ 　　　　
在此以前我也在成都啤县上班，离富士康不远。在我上班的期间就时常听见富士康的一些流言蜚语。早先，富士康员工强奸啤县2中女学生。但最后被封压了，为什么？我的朋友在网上发贴及转贴最后都不了了知了。我想应该是当地政府，警方与富士康达成了协议所以封杀了一切消息。可没有过多久，富士康多名女员工遭遇轮奸遇害。可富士康和当地政府没有在第一时间抓捕凶手，反而与富士康联合封锁消息，可事实，世界上没有透风的墙，因为有着一些良知与正义的人站了出来暴料了此事，这才让当地群众醒然！如果不信，成都的读者及媒体可以去啤县富士康周遍当地询问事件是否存在。我在此之前也询问了我在当地的朋友，他们都证实了有此事，而且富士康周遍的小区现在都加大了警卫，夜晚很多家庭都不让孩子及妇女单独出门了。由此可见，这件事件的是否子乌虚有。
　　　　　　
我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朋友及媒体行动起来，不要让事实的真相淹没在谎言下下，让受害者得到应有的一切`，同样希望用大众的力量去严惩那些试图遮掩事实的官员。　　　　 　　
　　拆迁引发流血事件　　将等级社会看作是“法制”的一种，将是最广义的法制。那么法制就有两大类，就是道德治国和依法治国，对应的就是“王法”和“约法”。道德治国的法制就是道德本身，道德必然控制在暴力操作者的手中，政治上即人民领袖的控制下。所以道德治国就是人民领袖领导下的封建等级社会的等级制度就是唯一的“法律”。　　　　等级社会的“法”的特点是没有主子的（政策）同意，奴才做任何事都是错的；只要有“政策”通行证，所谓的讲政治，那么任何法律都是可以被打黑的。而在民权社会里，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做任何事都是正确的，这种天赋的权力，又被称为自由。别看一些人大声嚷嚷要自由，但从他们把“自由”从人权上剥夺出来而道德化，笔者相信，至少他们不愿意给其他国民“自由”！　　　　显然道德治国与根据人权产权为纲的民主社会的法治观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不必尝试说服“道德治国”的人，（我们也不视其为人），不必追求普世的真理；只需要维护自已的利益不受侵犯即可。对于愚蠢不可救药的人，我们有挽救他们重归人类的愿望，但未必有这种能力，也没有这种义务。如果必须消灭这种人才能保护我们自已，就消灭他们好了。他们有同样的机会消灭我们，也是不会手软的。　　　　所以争论“道德治国”好，还是“依法治国”好，是多余的。我们希望这些人能藩然醒悟，但是我们已经无法再去挽救他们了，他们除了自救别他法。这种问题是枪杆子去争论的，不是靠嘴皮子争论的。谁主张，谁维护！如果道德治国者有能力维护他们的谬论，笔者是不会去争论的，也不会去抗争；但会在有能力消灭他们时，毫不留情地消灭他们。这不是闹革命，而是正当防卫。　　　　如果他们象毛左一样没有能力维护“道德治国的真理”，那就把他们踢进道德治国的回收站。是delete还是恢复，瞧着那样方便办那样。所以和道德治国观划清界线是每一个人的义务，而不要寄托在他人枪口的“慈悲”上。　　道德治国的PK面子是不能认错的，公民约法抛弃道德治国，则是可以“依法认错”的，模糊难定则疑证从无。只因除了人权利益不可侵犯，是法治社会唯一的真理标准。如果没有能力摆脱道德治国的传统文化，不必说任何理由，全心全意做我们的敌人好了；我们自卫的时侯，也是不会留情的！　　。《论语》是儒家思想的典型代表作，是一种人文主义哲学，强调人是中心，甚至到了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定胜天的地步；《道德经》是道家思想的典型代表作，是一种自然主义哲学，强调万物中心论，以至于世界没有中心，人更不是唯一的中心，但其能让人尊重自然，有时候会知不可位而安身立命。我们发现，我们的管理很容易走向某种思想的极端，而以人为本则是两种思想的平衡体现，偏向于儒家思想，这更容易让人接受，必定，管理的施力者与受力者都是人。既然我们要以人为本，就要把人当人看，不能把人看成是机器、设备、资源，更不能把人看成是动物野兽。可偏偏中国的俗语中有不少的句子都跟杀鸡给猴看一样，如“别乱了套”、“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等本该用在动物身上的都用在人的身上。不仔细琢磨的人会觉得无所谓，杀的也不是自己，但会思辨的人就不愿意了，如果被杀，则暗指自己是鸡，如果不被杀，则暗指自己是猴子，都不是人。无论如何，都不会令人满意。　　 　　
其次，我们从借用的角度看问题。我们确实在对待动物的时候有过杀鸡给猴看的时候，当猴子不听话的时候，就会拿一只鸡当着猴子的面杀了，叫猴子知道主人的厉害，以后可不要乱来。问题是，鸡何罪之有？猴子犯了错误为什么不直接杀猴子，而偏偏要杀鸡呢？这样不是更加助长了猴子在鸡面前的威风了吗？这就是典型的负面作用。同样，在企业有不少人都在违规的时候，一定有大坏蛋和小坏蛋，如果要杀也应该拿大坏蛋来处理才对。可很多企业主又离不开大坏蛋，心里承受不了各种坏蛋的所作所为，结果是把小坏蛋干掉了，或者把自己内心十分清楚的、被坏蛋捏造的、根本不是坏蛋的人干掉了，起到了牺牲别人震慑坏蛋的作用，这不正是杀鸡给猴看吗？可是能起到相关的作用吗？我看不仅不会，而且还会让坏蛋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坏蛋在好人面前更加耀武扬威，好人也会逐渐变为坏蛋。　　　　
　　《国情数据》 ①30年人民币贬值600%； ②10年房价上涨超500%； ③城乡收入差距：1978年为1.8:1，2009年为3.5:1； ④政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中国为30%，日本为4%； ⑤每百万美元GDP供养的财政开支人员：中国为39人，日本为1.38人； ⑥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为美国的6%，中国的平均房价已远超美国。　　 　　 　　乔布斯：“通常人们做事情都不经过思考，想想自己为什么做，为什么这么做，能不能做的更好。他们只是因为别人都这么做，以前是这么做的，这么没错，而不经过思考地去做事。这样的方式在一个快速成长的领域，或面临巨大的竞争对手时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大秦范睢 　16:10:32　　整天嚷嚷着崩溃论，这么大个国家出点问题难到不是很正常？看看米帝，虽然说是世界头号强国，可人家国内也有很多刑事犯罪呀，难倒米帝也快崩溃了？杞人忧天。竞争你懂吗？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嘛！看到一点坏现象就感觉天塌下来了，这样的人活着不累吗？死了就天下太平了不是？再也不用担心这担心那的了。　　-----------------------------　　典型的 SB=2=3=5　　你家户口本就一页
　　朕真想再活100年
　　“占有”的来源是“匮乏”，是丧失自我的病理特征。在市场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操纵下，人的心理结构、性格结构明显偏离于正常。一，由于“占有物”的变动不居，商品的更新换代的速度越来越快，人在心理上疲于奔命，各种心理疾患像幽灵一样地冒出来。二，被物所包围的人已经变成了一个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他已经无法理解那些具有“存在性生存方式”的人的语言和行为。三，随着哲学维度、政治维度的被取消，“消费者”变得庸俗化和具有一定的政治冷漠，在欲物的天堂之中，他对人类的精神困境、与人的尊严联系在一起的权利困境视而不见。四，某种形式的政治不平等或许可能会被打破，如果这种形式的政治结构不符合心理竞争要求的话，但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结构却已不可能被打破，因为这些不平等结构已和“消费者”的心理结构同构，他们已无法想象一个不存在“歧视性对比”的、不存在对应于价值排序的具有阶层(阶级)等级分野的社会。　　
　　难以摆脱的“宿命”　　　　　　市场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制造出了种种神话，其中的一个神话就是“平等”。的确，看起来它解构掉了人的各种传统等级身份，在商品面前，贵妇、村妇的身份都消失了，需要的只是这些妇女足够的支付能力。但是，这一切都是假的。人们在金钱上不可能平等倒是次要，更重要的是，它们醉心于诉诸的恰恰是一个具有“歧视性对比”的不平等社会结构，是用商品给人们进行社会价值排序，在这背后，暗含或公开表达了它们对于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的认同与再生产。　　　　如我们前面的例子中所说的，一种东西流行到农村即迅速贬值，它不再是商品而是变成了物品那样，一个村妇固然只要有消费能力，也可以购买贵妇们所穿的那种服装，但事实上，贵妇们是极不愿意和一个村妇共享同一种服装款式，以混淆社会身份，使自己似乎与村妇没有区别，从而导致她丧失对自己所属阶层身份的“自我认同”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这样的分属于两个阶层(且不说是阶级)的妇女穿着同一种服装在街头上相遇时，贵妇的心理会有何反应。我们甚至还可以这样断言：当贵妇在精品服装店里购买某件服装时，如果她发现有村妇模样的人也在购买同一种服装款式，那么，她很可能不会购买。　　　　这是市场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自身所制造的悖论：一边苦心孤诣地烘托不平等，却以平等去诱惑人们。　　
　　何时是头
　　这样下去，估计菜刀也块要被管制了，上海不是出过类似报道了~有枪的P民才会被尊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美国的制度也许就是因为公民有枪才这么完善。
　　这样啊
　　-　　（近闻上海盛禄食品有限公司分公司的染色馒头和河南双汇集团的瘦肉精火腿肠，不由哂然一笑。现将笔者旧日一拙文奉献博友，也许能博得同样哂然一笑。）　　　　如果有谁提出这个问题，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判断他是或患上了精神病。然而且慢，如果我们生活在当下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认真地反躬自问这样一个问题，恐怕答案未必是肯定的。事情要从我本人几年前的一段亲历说起。那一个初夏，我和一位朋友到他近郊农村的亲戚家玩。看到屋前长着一片绿油油、水灵灵的小青菜，我十分喜爱，要求主人采一点中午做汤吃。孰料这家的老太婆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这菜不能吃，打了乐果又打了敌敌畏。她领我到屋后，指着一片布满虫眼的小青菜说：“我们自家吃这个菜，没有打任何药水。屋前的菜是卖给城里人吃的，那菜鸡都不给它吃，咱家鸡生下的蛋，要给小孙孙吃的。”听了这话，不由倒抽一口冷气，暗忖：像我这样的城里人，只要吃了她家的菜，便着了她的道儿，连她家的鸡都不如了。哪怕是市长大人也只好如此。只是不知道这个老太婆为城里人种这片菜时，她眼中的城里人是什么？是和她一样的人呢？还是连她家鸡都不如的畜牲？向朋友倒出这个困惑，朋友大笑：“老兄，农村家家如此。打上农药的蔬菜，用激素饲养的鸡鸭，吃了瘦肉精的肥猪，自家人都不吃，统统卖给城里人吃。我们这些城里人在他们眼中哪里算人，连他们家的猪狗都不如！”听了这话，不由得毛骨悚然。　　有了这一段“把人不当人”的亲闻之后，便处处留心起来。谁知一留心，这“把人不当人”之类的信息就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有媒体的，有从身边生活中直接发生的，有亲睹的，也有耳闻的，大有铺天盖地之势。且“把人不当人”的人群远远不止那些向城里人倒卖污染蔬菜、有毒肉禽的农民，这个人群基数在中国大陆到底有多大，其囊括了哪些行业，哪些阶层，哪些职业，如果真弄清楚，恐怕是要让人魂飞魄散的。接触这类信息多了，那个问题便越发真实和强烈：生活在这个社会中，我等之辈还算是个人吗？这个问题，经过几年的经历思考，似已有了初步的答案：第一，就我目前的为“人”处境，离作为享受宪法中一切自由平等权利的“公民”的人，还相距甚远；第二，除了在亲人和推心置腹的朋友中享有作为“人”的真正的平等和尊严之外，在其他场合，大致有三种角色等着：其一，为他人赢利的物品或商品；其二，形同猪狗的畜牲；其三，奴隶、奴仆或奴才。这三种角色，自然和“人”无缘，但我可以担保，在我们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恐怕只有金字塔顶尖上极少数人能逃脱这三种角色的命运，其他人嘛，说不准无一幸免。　　先说第一种角色。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巨大成就是什么？其中主要一条就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主旋律当然是商品交换，是获取利润。因此，把“人”忽悠成为已赢利的物品或商品，便是商家们乐此不疲的拿手好戏了。再从我的一次亲历说起。那次出差，坐的个体中巴。上车不久，车老板让人扛上两根长长的大木条，地板穿不进，就搁在坐椅上，我和几位乘客恰好被夹在两根木条之间。抗议，无效。不仅如此，这车一路带客，竟超载七八人，都站在过道上。每遇交警检查，车老板便发令让站客全体蹲下。这些站客也真乖巧，一声令下，齐刷刷地伏下身去，就像当年游击队遇到了鬼子的巡逻兵。这一路我的感受是什么？是自己根本不是人，和夹在两边的木条一样，是车老板赚钱的货物。至于车老板眼中的这一车乘客，当然也不是人，一车货而已。这还算小儿科。你说，最把人当人、或最讲人道主义的应该是什么地方？当然是医院。可如今的许多医生，拿着听诊器在你胸前听着，眼珠子一通乱转，你以为他在逐磨你得了什么病，如何把你的病治好？非也，他在考虑如何让你小病大治，从所开的大药方中拿回扣。他眼中的你是该救死扶伤的病人吗？非也，根本就是让他赚一把的器物和载体。最近媒体上爆料一位副省长进京看感冒花了五六百元钱，可见被医生当做利好载体赚了一把，这样的事几乎在人人身上都发生过。还有更离谱的呢，且看今年6月18日《新华每日电讯》一则新闻：《孩子误吞弯针医院竟做了217项检查》曰：“广州一名5岁女童龙颖误吞了一枚弯针，在医院诊治过程中，检查项目多达217项，其中包括艾滋、梅毒、类风湿等。两天后，女孩通过大便自行把弯针排出，但医疗费却高达3366元。”瞧，如果用“雁过拔毛”来比喻，这女孩及家长在医生们的眼中，早已不是什么病人，而是羽毛丰满的大雁了。还有，教育资源是公共事业，由政府财政埋单，而学生们又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未来”，他们总不该沦为让人赚一把的商品吧？不幸得很，事实恰恰如此。你要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吗？对不起，拿钱来，且按“级”论价。这个“级”，便是你孩子的考分。你孩子考分比别人差这么几分，就要多交几千甚至上万元钱。这笔费用美其名曰叫“择校费”。于是在择校费面前，“祖国的花朵”们便无一幸免地沦为“按分论价”的交换物了。可恶的是，我们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在“教育产业化”的口号下，视这种不把学生当人的行径视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再说第二种角色。上面已经举了一个小青菜的例子，这里补充几句。所谓人和其他动物之间的区别，至少有两种界限。一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界限，另一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界限。从理论上阐述这两种界限罗嗦得很，打个比方。一块饼掉在地上弄脏了，你不会再吃，也不会给其他人吃，扔给了鸡或狗。这个举动，就包含了人和动物的两种界限。从生物学意义上说，掉在地上的饼人吃了会生病，而鸡狗就在地上觅食，它们吃了这饼就不会生病。可见，人的饮食方式和质量和其他动物完全是两个档次，两个标准，这就是人与动物生物学上的界限。如果你明知这饼掉在了地上，你自己不吃，却送给别人吃，就不仅在生物学意义上把别人当成鸡狗，而且在社会学意义上贬低、侮辱了别人的人格。因为你用对待动物的方式对待了人。那种青菜的老太婆就全不把城里人当人，连她家的鸡都不如。可怕的是，这种连在生物学意义上都不把人当人、甚至连猪狗都不如的罪恶行径，不仅部分农民们在干，城乡个体户、商人在干，连一些国有企业都在干。几月前媒体报料：全国每年生产的地沟油，就达350万吨。这么多地沟油的生产，一些国有企业恐怕难逃其咎吧。还有牛奶里的三聚氰胺，毒奶粉，毒棉花，毒大米，假药，假疫苗，化肥豆芽，激素鸡鸭，注水肉、瘦肉精肉……还要一一例举吗？全国十三亿人，除了极少数食品有专人检验的权贵外，恐怕人人每天都有沦为猪狗的机会，只是自己全然不知、或者虽有疑惑，却也阿Q式地自我安慰一下罢了。可怕的是，有相大庞大的人群，自己被人当作猪狗不算，他还把除自己之外所有的人都当作猪狗，就像那种菜老太说不准也时常被别人算计为猪狗，比如她乐滋滋打了一壶便宜的色拉油便是地沟油。因此，如果再发展下去，各行各业都把自己的服务对象视同猪狗侍候，那么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泱泱中央大国还会有什么人气？倒像一个热热闹闹的动物世界了。　　说到第三种角色，本人也有一段刻骨铭心的亲历。那日参加朋友小孩的婚宴，同桌人大多不认识，彼此作了自我介绍，一位年近半百的老兄突然拍案而起，愤然拂袖而去。我等皆惶惶然，戚戚然，思来想去没有得罪他的地方。后来朋友才万分愧疚地告诉我：天大的疏忽。这老兄是一科级单位的一把手，正科级干部。而我们这一桌是全无级别的老百姓，把他放这一桌，是有点不把他当人看了。古代官员的管理有“牧民”之说，即官员“牧”下的草民，是不被当做人看的，顶多与牛羊无异。如今古代的“牧民”之说已一脉相承。在这位“正科级”眼中，我等“同桌”即便不是牛羊，也是不能和他平起平坐的“下人”，在人格上绝对是不能同他平等的。所以在宴桌上被他“牧”了一下，也在情理之中。细想之下，我等布衣何时何地不在被人“牧”着呢？调资、提拔、职称、儿女上学、工作，哪一样不须看“牧官”们的脸色？你的生杀予夺大权握在人家手里，能不俯首贴耳，逆来顺受吗？不服气？好，立马给你来一鞭。且看，农妇顶了公安局长几句，拘留；员工触犯了企业工头或老板，集体下跪、掴耳光。近来又爆出猛料：湖北六名警察把厅长妇人误当作上访者，暴打了一顿。而警察的行径，当然是由湖北省的主要官员指使的。这就不难猜测，在湖北的“牧官”眼中，上访者究竟算个什东西？以致于一个年近六十的老妪，也需要动用六名身强力壮的男子汉加以修理？显然，就像其牧下的那些顽劣的牛羊，不听话，就狠狠抽它一鞭子！还有更离奇的呢。宁远县电力局的四名职工被通知因旷工15天而解除劳动合同。为了证明自己并没有旷工，他们几经上访均无果，痛心疾首之下，竟在北京断指吞下，以示诚信。这电力局的官员们忽悠起职工也太损了些，可谓既“牧”之，又“戏”之也。无奈这四名职工偏不肯被“牧”之、“戏”之，执意要做回人去，竟以断指证明其人格和诚实，壮也！悲也！这做回人去的代价也太大了去。可见当今凡被牧之民，在官们的眼中即使不是牛羊，其身份、其人格也大抵和“奴隶、奴仆”差不离，是不能和官们享受平等的。只可惜，当今“牧官”如此牧民，毕竟不能终成正果，成为具有健全人格大写的人。在等级森严的官场中，即便再大的官，在下级和老百姓面前，他们可以如狼似虎，凶神恶煞，如同湖北的那六名警察，连丝毫人性都见不到；可在上级和顶头上司面前，他们又如同温顺的羔羊，服贴的走狗，卑躬屈膝，甘为奴才，身上的人格荡然无存。成克杰在广西自治区当主席那阵，有一个厅长，别看他平时在下属面前威风八面，风光无限，但他每次去成克杰家里时却要双膝跪地，行跪拜之礼，这其中的羞辱滋味谁人能体会得出。河南卢氏县有两个乡镇党委书记，在贪官杜保乾任县委书记期间，杜给其母亲办丧事，这两个乡镇干部主动披麻戴孝，跪在杜母灵前嚎啕大哭，比死了自己的亲娘亲爹还悲伤，直到杜在两人的屁股上踢了一脚，说了声“知道了”后才停止。你说说，这样的书记大人还有人格可言吗？试想，如果我们上千万的“牧官”中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是这种对下是虎狼，对上是走狗的怪物，这神州大地还能算“人类社会”吗？　　呜呼，窃以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其惟一的标志是让每一个人成为在生物意义和社会意义上真正的人，或者朝这个目标接近。如果相反，让人朝兽的方向退化，这究竟是文明的进步，还是野蛮的胜利？　　对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反思，实质应在于此。 　　
　　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困局　　刘忠良 　　　　人民网网友评论此文：【这是我近十年来读过的，最有高度的文章！深刻地分析了政策、民俗、人民、民族发展、国家发展与存亡的关系，特别是从世界国家的比较，更是使每一个人都汗湿九重衣！建议全国人民，特别是政府官员多读，学透，掌握其发展的精髓，从而更好地为中华民族发展制定正确的政策！】　　　　　　——了解人类的人口经济规律、决定未来各民族命运的规律和中华民族潜在大衰落的命运及如何拯救，请仔细阅读并细品此文。　　　　一、人口决定命运　　　　人类社会由人组成，人是人类社会的细胞。作为人的集合名词，就是人口，它是包涵人的数量、质量与结构的集合。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由人来完成，人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体，人是人类社会所有竞争活动的承担者，人是人类社会所有实力的最终承载者，人是人类社会一切的创造者和所有者，人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所有力量的最终源泉，因而人口实力是民族与国家实力的核心，是一切民族与国家力量的源泉和实力的载体。　　　　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实力，寻根究源可归结为人口力量的实力与物质力量的实力。与此对应，人类社会的再生产从本质上来说就分为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所以，一个民族与国家实力发展的实质就是人口再生产能力的发展与物质再生产能力的发展。而人口再生产，不仅创造出人口再生产的生产者还创造出物质再生产的生产者。因此，人口再生产的发展变化不仅决定人口再生产能力自身的发展变化，还要决定物质再生产能力的发展变化。因而人口再生产能力的发展变化决定一个民族与国家实力的长期发展变化，并最终决定一个民族与国家命运的长期转变——人口决定民族与国家的命运！　　　　人是经济社会活动主体，人口是经济社会的有机生命体，是社会经济的生命承载者，因而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对人类社会来说，人口再生产不仅创造出人口再生产的生产者，而且还创作出物质再生产的劳动者和需求者，因而人口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性再生产。在当今时代，人口再生产不仅创作出物质再生产活动主体——劳动者的再生产，而且还是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与知识技术创新者的再生产，因而人口再生产是推动物质再生产持续发展和社会持续发展进步的根本性再生产，是经济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人口最终决定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变化——人口决定经济和社会的命运。　　　　人口变化最终决定民族与国家的命运转折，人口变化最终主导经济社会状况的转变。每一个人都是民族与国家的一个细胞，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经济社会之中，每一个都无法逃脱人口变化对自己工作、生活、甚至对自己命运的影响。人口就是人类社会的生命体，生命体的变化必然引起人类文明命运和我们每个人生活、工作、养老等无处不在的变化——人口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人类文明的命运和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二、人类文明的人口困惑　　　　困惑之一：人口再生产“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　　　　政府收了所得税，却不去创造未来的劳动者（一切所得税均源于劳动者的创造）；收了流转税（如增值税、消费税，最终由消费者买单），却不去创造未来的消费者；收了财产税，却不去创造未来财富的创造者和续存者；收了现在劳动者的养老保险费去支付现在老人的养老金，却不去创造未来养老力量的实际供给者；发行了国债，把负担转给了未来人，但不创造未来承担债务的劳动者（现在孩子越少未来人均劳动者国债负担越重）。企业也一样，购买了劳动力，却不去创造未来的劳动者；销售了产品，却不去创造未来的消费者；投资或获得了投资收益，却不去创造未来经济的延续者。个人也可以像政府与企业一样，去投资或获取投资收益却可以不生产未来的劳动者和消费者；在社会这个人口平台上干一番事业却可以不生产组成这个社会的未来人口；通过储蓄、投资、房产等不生孩子的方式养老却可以不去创造保证未来投资收益和使未来货币兑换成真正商品与服务的劳动人口。拿财产来说，比如股票、房产，若未来没有相应消费者，它的价值将将为零，你的股票或房产在未来将一文不值。如俄罗斯远东的一些城镇，人没了，城空了，那些房产就不再具有任何价值。同样，企业未来的消费者没有了，股票也一文不值。更重要的是，现在不生孩子，未来的劳动者没了，所有货币都无法兑换商品和劳务，都变成了一堆废纸——现在孩子越少，货币在未来就贬值的越厉害，没有孩子则货币价值降为零，别人还愿意生孩子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福气和幸运。　　　　人类文明存在、发展和延续的根本——人口再生产，在实际上却成了“公共产品”：人人都可以从他人的人口再生产贡献上获得人口再生产收益，而且人口再生产者根本无法阻止别人“搭便车”！ 大家都可以去投资，但投资的未来收益必须以未来有相应的劳动者和消费者做保证，这个保证就是充足的人口再生产。你可以不生孩子，若保证未来投资有收益，必须有别人多生孩子。同样，你可以在一个国家奋斗你的事业，你可以在一个社会干你的一番作为，只要有别人生孩子，国家与社会能够健康延续，这一切不是问题。只要别人继续生孩子，只要人口健康的存在，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奋斗、你的事业、你的财富都可以继续自由的存在，自己不生孩子也可以享受养老。也即是说，大家都可以享受人口再生产的收益，大家都可以“搭”别人人口再生产的“便车”。这样，物质再生产活动的收益是个人的，但维持物质再生产收益的成本——人口再生产的费用、时间精力消耗和机会成本代价却是个人的。人人都可以使用他人的人口再生产所带来的社会收益，而不必支付任何费用，这就是人口再生产的公共产品性质。物质再生产的产权明确，是私人产品，每个人都有生产它的积极性。但人口再生产的收益却是公共产品，而成本却像私人产品一样由个人支付。于是，就产生了“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人人都想搭人口再生产的“便车”而不想支付人口再生产的成本，人口再生产的供给远远小于未来社会的需求，人类的低生育率就不可避免了。　　　　整个社会的物质再生产和财产价值再生产，都是由人口再生产创造的。人口再生产创造了劳动者，也就创造了持续的物质再生产。人口再生产创造了消费者和财产需求者，投资得以收益，财产得以保值升值。一个社会所有的产品服务再生产、财富再创造和价值保值升值，都是人口再生产的贡献。人口再生产是一切价值创造和财富价值存在的创造者，人口再生产的总收益就是整个社会的价值创造量和财富价值量。但作为人口再生产者的个人，其人口再生产直接收益相比于巨大的社会收益来说却是九牛一毛。人口再生产创造或维系了整个社会的一切，但人口再生产者却从自己子女身上仅得到一小笔可怜的“投资所得”。对于人口再生产这个公共收益却私人支付成本的“公共产品”，现代人怎么可能有“生产”或“投资”的积极性呢？　　　　中国却很奇怪，作为具有很大公共产品性质的人口再生产，不仅不支付公共费用，反而又惩罚人口再生产者。人口再生产具有巨大的正外部性，其绝大部分收益都以正外部性的方式流向了社会，就像基础知识生产一样。就其人口再生产巨大的总收益来说，平均父母所获的直接个人收益至多也不会超过10%，实际可能连1%都不到。按照“谁受益谁支付成本”的原则，那社会至少应向父母支付90%以上的人口再生产费用和机会成本损失，否则就是对父母的不公平，而现在中国所谓的“社会抚养费”毫无科学依据。如果要征收的话，应该向超过一定年龄不生或只生一个孩子的人征收，然后向生孩子的父母支付。中国“社会抚养费”的逻辑就是：中国孩子不是祖国的花朵、不是民族的未来、不是国家的希望，而是人民排放的“污染物”，谁多“污染”就罚谁！若孩子与贪官相比，谁是中国的“污染”？如果中国拿抓计划生育劲头去严抓反腐败，不知人民、国家与民族的现在与未来要比抓计划生育好多少倍。 　　　　困惑之二：养孩子能力随发展而降低　　　　社会有两种类型的生产部门，人力型部门与物力型部门。物力型部门随着知识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较快的提高，因而工资也较快的提高，如工业生产部门。人力型部门，劳动生产率基本不变，或提高很慢，或者随着发展反而降低。如小学教育，由于追求质量，不断向小班制发展，劳动生产率反而随发展降低了。但是，虽然人力型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基本不变，但要求和物力型部门一样要求同样的工资增长率。由于养孩子成本主要由人力型部门构成，随着发展，必然导致养孩子成本增长速度快于人均实际收入增长速度。结果，随着经济发展，养孩子的能力不可避免的降低了！比如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养孩子人均成本增长的速度远高于多数国民人均收入增长的速度，导致中国人越来越养不起孩子，连养一个孩子的“白领”阶层现在都成了“孩奴”。　　　　与养孩子类似，养老成本增长的速度也高于平均收入增长的速度。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与医疗科技的发展，人口预期寿命越来越长，而医疗与照顾成本又随寿命而快速递增（越老费用越高）。所以，随着经济发展，养老能力降低，发达国家养老越来越难和城市养老比落后农村养老难的现实就是最好的证明。　　　　随着发展，随着老人寿命持续延长和老年人口比重持续升高，人类社会面临养孩子成本与养老成本的双边快速提高。对于老人，社会、国家或子女不能养。而孩子不能罢工，不能游行示威，没有选票，不能对政府说“养孩子优先”；胎儿不能说“让我生下来活下来吧”；精子和卵子不能说“让我们自由结合吧”。这就意味着老人将越来越多的占用更多社会资源，养孩子或鼓励生育的资源将被养老挤占。又由于养孩子成本的快速提高，年轻人养孩子或国家鼓励生育的实际能力将更快速的下滑。结果，人类越发展越养不起孩子，人类文明越走越支付不起人口再生产费用。而长期低生育率又意味着大衰落或灭亡，难道人类的发展使人类步入了死亡之路？ 　　　　困惑之三：人口再生产边缘化　　　　随着发展，人类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广，每个人越来越多的投入到社会的物质再生产体系之中，人口再生产的直接物质再生产机会成本越来越高，人口再生产被边缘化了。你要工作，你要生存，你要奋斗，你要成就你的理想，你要成就一番事业，生孩子养孩子也许就被你认为是负担是累赘了。尤其是女性，随着受教育水平提高，随着越来越多的投入到物质再生产之中，生孩子养孩子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　　　　随着教育的延长，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人们成家立业越来越被往后推移。尤其是女性，教育的延长，生活工作的压力，结婚尤其是生子越被后推，人口再生产在快速颠簸高竞争高压力的现在社会中不知被丢到哪里去了。　　　　困惑之四：思想与偏好的改变　　　　“多子多福”、“养儿（女）防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香火”等等，对多生多育的思想偏好在现在社会和思想的冲击下几乎灭绝了。随着“思想解放”，自由享乐主（尤其是性自由享乐主义，影响了通过性对人口再生产的偏好）、无孩子无负担主义等思想的泛滥，人类其他民族文明也面临相似的问题，对生孩子养孩子的偏好越来越低，各民族的传统生育文化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偏好影响或决定需求，对生孩子养孩子的偏好严重弱化或失去，必然导致对“孩子产品”需求的减少或失去。现在人生育意愿不断降低，丁克主义的蔓延，重要原因就是这种思想与偏好改变的结果。　　　　生孩子延续人类文明，生育是一个民族与国家实力增长的第一生产力。当生育愿望不断降低的时候，人类文明就难以避免低生育率的危机，民族与国家的实力发展必将失去后续动力。而中国，在现在社会经济机制和思潮之下，在几十年来铺天盖地、全方位的计划生育宣传和“只生一个好”的教育之下，中华传统生育文化几乎已经完全损毁，生育愿望在世界倒数就不难理解了。　　　　困惑之五：经济发展导致生存成本与压力升高　　　　随着经济发展，医疗、教育、住房、结婚、生子等成本不断升高，人的立世起点成本越来越高，复杂而又高速运转的社会体系更让人难以进入并轻松生活在其中，但世界却未给每个人相同的能力、机遇、家庭资本和更好适应这个体系的能力与保障体系，高度的竞争与膨胀的物质主义、成就需求和面子需求又加剧压力，结果人们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特别是年轻人）的生存压力反而随发展而提高，（相同人均GDP）在贫富差距大、社会保障与民主发展水平低、宗教信仰低和生育率低的国家更加如此。古人建房子的能力没有现在人高，古人的医疗科技水平也没有现在人高，但现在人的住房、医疗压力更大。与一千年前相比，与一百年前相比，与三十年前相比，我们更发达了，但我们的生活压力却越来越高了，更多的人耐不住这个压力而自杀。　　　　随着经济发展进程，年轻人既面临养孩子和养老人成本的升高，又面临养自己与体面生活成本的提高。随着发展所导致的低生育率、老龄化的到来和人口结构恶化下经济社会状况的变差，年轻人的压力似乎朝着更高方向发展。难道人类越发展，人们就越难以生存了？生存压迫着年轻人，也就压迫着人口再生产，而这个压迫却是由人类自身经济发展所导致的。难道人类要面临发展与延续的两难选择？　　　　困惑之六：避孕与堕胎技术　　　　对性自由和孩子负担思想之下，避孕和堕胎技术被认为是对人类的解放。本来，若没有避孕与堕胎技术，导致人类文明人口再生产危机的上述困惑可以因对性爱的需求而避免。但有了这些技术，人类再生产危机的社会经济机制就顺利的进行了。不知这项技术，到底是解放了人类还是自由自绝的灭亡了人类。当然，更根本的问题是现在社会的社会经济机制。　　　　在缺乏避孕与堕胎技术的过去，即使一个民族的生育文化不够强劲，这个民族一般也会因自然的两性结合而自动延续下来。如果碰上好的生存环境，在安宁的状态下，没有避孕与堕胎技术的过去还可以使民族幸运的兴旺繁衍开来。由于那时猛兽、自然灾害、暴政、战争和瘟疫的存在，缺乏医疗条件，儿童死亡率高，还经常出现人口暴减。由于缺乏避孕和堕胎技术，人类保持了较高的生育率。在高死亡率之下，由于高出生率做保证，人类或民族才得以延续下来。其实在过去，至少有一部分妇女也并不想一性爱就要面对生孩子，只不过是没有选择技术可供选择罢了。如果有这种选择的自由，可能人类已经灭亡了。有人埋怨毛泽东没有更早的开展计划生育（如马寅初），那是因为缺乏避孕技术。还有人认为毛泽东鼓励生育导致了新中国建国初期的高生育率，这种认为是错误的，在缺乏避孕与堕胎技术的条件下鼓励与不鼓励生育是一样的，鼓励生育并不能再让妇女多生孩子。　　　　困惑之七：生育的微观基础遭破坏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口再生产的微观基础。在现在思想和社会经济机制之下，离婚率越来越高，晚婚或不婚越来越多，第三者也更普遍，结婚成本与条件越来越高，家庭不是组合难度加大就是更易被破坏，人口再生产的微观基础越来越差。离婚、不婚、晚婚和婚姻爱情家庭的不稳固，都在降低生育率。　　　　困惑之八：生育能力降低　　　　& xmlnamespace prefix =&st1&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日《北京晚报》第15版发布该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80后不育不孕率竟然高达20%，也就是说每5个中国80后就有一个患有不孕不育症，这意味着我们民族的繁衍能力已经大为下降。由于现在生活生产方式，由于各种污染和食品的不安全或有意无意的“污染”添加，导致人类的生育能力呈不断下滑的趋势，甚至有人预言50年后人类失去自然生育能力。　　　　不仅人类的生育能力在“自然”的降低，还有“种族阴谋分子”企图以输出含反生育基因的转基因食品或转基因种子来破坏其他民族的生育能力，以达到消灭“低等人种”、降低它国人口实力和阴谋其资源或生存空间的目的。 　　　　中国在缺乏对转基因食品安全论证的情况下，2009年就成了全世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批准种植转基因主粮的国家（目前转基因技术主要被欧美掌握，但转基因食品在欧美却遭到强烈抵制）。美国的孟山都公司从2001年至今在广西广大农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推广了上千万亩转基因玉米，在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转基因有何可能危害的情况下许多中国人食用的就是美国转基因种子产的转基因大豆油。恩道尔在他的《粮食危机》中说美国孟山都公司销往发展中国家的转基因玉米种子是含有反生育基因的。据新华网日报道说奥地利研究人员发现长期食用美国孟山都公司转基因玉米的实验鼠生育能力下降，而且后代重量轻、体质弱。　　　　困惑之九：低生育率会陷入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　　　　现在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模式是：人口再生产创造出物质再生产的劳动者和消费者→物质再生产，也即经济得以存在和健康循环→然后以物质再生产成果支持人的生存发展和人口再生产的持续进行→人口再生产再次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社会再次影响人口再生产。人类社会总是处于这样一个循环之中。如果这个循环是良好的，人类社会就能够健康的可持续存在和发展。如果这个循环是恶性的，人类社会将处于衰亡的危机之中。　　　　消费创造需求，需求创造就业，就业获得收入，收入支持人口再生产。也即是人类消费与收入的健康循环维持了人口再生产的健康持续发展。在任何一个国家，总是孩子与年轻人口超前消费而中老年人口滞后消费，低生育率、老龄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消费需求长期不振。一切投资需求皆源于最终消费，而一切最终消费都源于人的需求，低生育率、孩子与年轻人口减少、人口萎缩的必然结果就是投资需求长期不振。人口再生产作为经济社会的基础，低生育率必然最终导致经济社会问题严重恶化。由人口经济社会规律的总和所决定，任何一个经济体，长期的生育率低下最终会导致长期的“失业魔鬼”、青年失业问题和青年压力沉重。一个社会，谁来生孩子？年轻人生孩子，但低生育率的恶性循环首先危害和危害最大的就是年轻人。　　　　由人口再生产对经济社会的基础性作用和人口经济社会规律所决定，低生育最终会形成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由于生育率低，新生消费人口与消费旺盛的年轻人口不足或整体消费人口衰减，造成消费不足，导致产能过剩、投资不足和财富相对或绝对的大幅缩水，继而加重经济低迷和民生压力大，促使生育率继续低下；由于生育率低，老龄化严重，政府与社会养老负担重，用于发展的资源少，发展成本上升，发展能力下降，导致政府与社会压力的增大和生育率的继续低下；由于生育率低，人力资本的供应力下降，企业竞争力下降，导致国内经济不景气和人才外流，又进一步加剧企业竞争力下降，继续经济不景气和生育率低下；由于生育率低，造成人口老化，收入提高的能力下降，加之经济不景气，个人消费与投资信心不足，反而又导致收入、消费、投资三者相对或绝对下滑和生育率低下；由于生育率低，造成经济不景气和国内企业竞争力不足，导致就业压力增大，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压力更大，促使生育率持续走低；由于生育率低，最终导致政府收支严重恶化，造成政府减缓社会压力与鼓励生育的能力大为降低，生育率依旧走低。由于上述恶性循环和及其导致的生育率持续低下，使人口与社会陷入持续萎缩的陷阱和衰落的螺旋，使人口、经济、民族、国家陷入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　　　　中国很奇怪，自己人为的逼迫自己提前并加速要走上这个恶性循环。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和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机制一起让中国生育率十分低下，导致经济社会的有机体——人口结构不断恶化。人口是经济社会的生命体，生命体的恶化必然带来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的恶化，最终再次伤害人口再生产并走向恶性循环。现在计划生育强制和提倡少生孩子，必然减少未成年人消费减少并提高劳动参与率，恶化内需、减少就业岗位并加剧就业竞争压力。而未来，由于老龄化迅速发展、消费旺盛的年轻人口快速减少和劳动力的高速下滑，最终导致中国年轻人压力沉重，严重抑制中国的人口再生产，加速并大大加重中国走向这个恶性循环。　　　　困惑之十：政府也失灵　　　　由于人口再生产属于公共产品，在它的供给方面，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一定会失灵，导致供给严重不足。所以应该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弥补市场失灵，由政府为大家或社会提供“人口再生产”这个公共产品。但政府在人口再生产方面也失灵了。现在的政府，即可以无偿的从现在劳动者和消费者身上获得税收，也可以无偿的通过政府负债来从未来人口身上透支财政收入。也即是说，本届政府可以无偿的使用人口再生产的收益，还可以不去支付任何人口再生产费用，甚至还可以通过透支人口再生产来获取短期收益；本届政府有获得过去人口再生产收益的权利，却没有为未来造人的义务；人口再生产是未来政治家的公共产品，但没有现在的政治家乐意毫无补偿的去支付私人成本。鼓励人口再生产，在政治上同样也是公共产品，所以必然面临政治上的严重供给不足。　　　　只有持续造人，才能持续造物。只有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才能有未来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现在鼓励生孩子，可以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动力（最根本的动力），可以为民族和国家的长期发展注入最核心最持久最强大的能量。由于人力资本边际收益递增，物力资本边际收益递减，人力资本收益率高于物力资本，所以鼓励生育就是最佳的发展选择——不仅可以挽救发展危机，为未来注入强劲发展动力，更是一种高收益的投资。可现在出生的孩子，15年后才能变成劳动人口，一般也只有20年后才能变成真正的劳动供给和带动房产、汽车、电子电器等产业消费潮的到来。政治人物一般连任两届，最多在位8到10年，但人口再生产的长周期性决定即使他能连任三届四届，鼓励生育的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也不会在他任内显现。同样，要化解未来重老龄化的经济、社会、民主与政治压力，要根本解决低生育率下的国家发展危机和民族发展危机，最根本的措施还是现在大力鼓励生育，但这些“重大贡献”的成果依旧不会在政治家任期内显现。有人说：“政客关心的是下一次选举，政治家关心的是下一代。”但真正把未来放在首要位置的真正政治家有几个？哪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够保证政治家更关心未来？可悲的是，基本都是选择短期行为。对政治家来说，鼓励生育是私人成本，收益却是公共产品。尽管鼓励生育利人民利国家利民族未来，但由于“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政治家对鼓励生育总是动力不足，很难有爱国的政治家真正大力鼓励生育，更难有十分爱国的政治家为拯救民族和国家的低生育率危机而把人口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决定人类的低生育率危机将不可避免的到来，而且还没有制度保证人类能够战胜这场危机。　　　　在中国，很奇怪，尽管中国已经处于危险的超低生育率，政府不仅不鼓励生育，还要用计划生育抑制中国的人口再生产。由于人口再生产的长期性，孩子总要先被抚养，而不能立即变成劳动者去创造GDP，所以在短期内计划生育总是有利于提高人口红利和人均GDP，可以提高政治家的业绩，还可以让政府和各级官员有一笔“计划生育收入”。这对政治家和各级官员来说，尤其是对计划生育部门来说，计划生育总可以获得当期个人收益，而未来却由全体中国人去支付计划生育成本。现在的年轻人减少、民工荒、老龄化飞速发展、养老危机苗头和低生育率导致的就业压力大，都是计划生育成本的显现，人民不得不承受它，而真正的低生育率大危机还在后头。所以，计划生育是“私人产品社会供给”，是人民支付成本，而政府尤其是计划生育部门获得收益。如果改变人口政策转而鼓励生育，现在政府和政治家不仅失去原有收益，还要支付转变成本，而转变人口政策和鼓励生育的未来收益却是人民的、大家的和未来政府与政治家的。因而，转变人口政策也存在“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 尽管中国总和生育率在1991年就显著低于了世代更替水平，未来人口减少已成定势，只不过是现在多数中国人还未活到预期寿命，总人口数量因人们晚死而虚增（由于在未来必定会死，由晚死增加的人口必然会倒过来再减少）。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低到超危险的1.22，2005年1%人口抽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也仅有危险的1.33。这样的超低危险生育率，意味着未来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大危机，无论如何都应该立即停止计划生育转而鼓励生育。但由于计划生育在政治上是“私人产品公共供给（权力受益人民支付成本）”，转变人口政策和鼓励生育是“公共产品私人供给”，所以中国人口政策转变之难就不难理解了。　　　　对权力所有者来说，计划生育的收益是个人的，成本是人民的。这就像一个只有靠向社会大量排污才能生产少数人使用产品的企业，利益动机决定权力总是更喜欢继续计划生育，尽管这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未来来说代价是十分沉重的。对于生孩子，生多少本来是人民自己的事，但政府以国家的名义拿走了这项权利，并从这项权利中获取“私人利润”。生孩子是公共产品性质很大的公共产品，本应该由社会或国家支付主要成本。但有了计划生育，国家不仅不支付这项成本，权力所有者还拿它获利。于是在“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基础之上又产生了“人民权利政府寻租的悲剧”，中国的计划生育乱象和超低生育率就可想而知了。 　　　　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还是思想文化力量，现在社会都越来越鼓励“造物不造人”、“用人不造人”。人类的文明，似乎已经走上了自绝的道路。任何一个文明，只要人口再生产被轻视被边缘化，只要生育率持续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维持人口不增也不减的生育率水平），大衰落是必然，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现在人口再多也不例外。　　　　根据《世界人口状况报告》，现在已经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位妇女一生的生育数量，以下所称生育率皆指总和生育率）低于2.1，而且人类的生育率已经处于长期下滑的趋势。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09年的数据，现在全球平均每个妇女生2.6个孩子，发达国家为1.7个，欠发达国家为2.7个，最不发达国家为4.6个。现在全球平均总和生育率高于世代更替水平主要是落后国家多生孩子的贡献。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再生产的“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将不断显现，现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机制最终将使全球总和生育率将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人类文明不久就会面临空前的低生育率危机。　　　　三、中华千年危机　　　　在这场人类文明的困惑面前，在这场危机面前，不同的民族因生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而有不同的反应：有的民族生育文化较能承受现在社会的冲击，生育文化依旧比较强劲，生育率仍较高；有的民族生育文化经不起现在社会的冲击，生育文化变得十分脆弱，生育率十分低下。　　　　任何一个民族的生育文化，都有三部分构成：1）生育的微观基础保护，如阻止性自由泛滥的文化或宗教规定，许多民族传统文化与宗教对新娘贞洁的要求和反对婚外性行为，都是要保护生育能力、保护婚姻家庭。2）生育的物质激励，如养孩子防老，这是原先汉族生育文化的支撑。3）生育的精神激励，包括对孩子的喜爱、神灵的要求或自己和先人灵魂对孩子的需求等，如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说：“你们生育，你们繁殖，未来我要以你们与其他各民族竞赛”。民族生育文化的这三个部分，对本民族生育起着保护和促进作用，从而使自己民族兴旺延续发展强大起来，是支撑一个民族发展延续的核心。各民族的先贤，或宗教创始人，由于认识到人口和生育对民族或宗教生存发展强大的意义，有意或无意的创造了支持自己民族生育繁衍的文化。但现在中国人的大智慧，至少在人口与文化观念方面还不如两三千年前的中华先人。　　　　汉族生育文化由“养儿（女）防老”、“传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早生贵子”、“多子多福”等思想元素构成的。“万恶淫为首”，反对淫乱，可以保护生育能力，保护爱情婚姻家庭，从而保护本民族生育的微观基础。古罗马、古巴比伦文明，都曾经因为长期淫乱，导致生育能力降低，最后灭亡。“养儿（女）防老”、“百善孝为先”，前者引导多生孩子，后者保证养孩子的投资收益，从而促使族人多生孩子。“传香火”强调祖宗神灵和自己灵魂对生孩子的要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道德上惩罚不育后代的人，“多子多福”就直接认为孩子多了就是好，这些在精神上激励族人多生多育。“早生贵子”提倡早婚早育，尤其对女孩，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女性的最佳生育期，有利于多生并优生。这些生育文化，确保汉族成功延续几千年，并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　　　　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些生育文化太不耐现在社会冲击了。作为中华民族生育文化的最大支撑，“养儿防老”在现在养老方式和生孩子收益公共化的冲击之下迅速倒下。“传香火”被认为是迷信，在无神论泛滥的情况下老祖宗立马就不灵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孝文化在快速流失，更别提用生孩子传香火孝顺父母和祖宗了。“万恶淫为首”，现在黄色和性交易泛滥，性自由主义思潮几乎袭向所有的年轻人，几乎快成了“万善淫为首”了。在性泛滥之下，性病毒广泛传播，不健康性活动大幅增加，生育能力受到性泛滥的严重侵蚀。性过分自由，又严重损害了爱情婚姻家庭，性问题矛盾成了爱情婚姻家庭问题的最大祸水，人口再生产的微观基础被严重破坏。汉族缺乏宗教信仰支撑，祖宗的一句“万恶淫为首”早就被忘光了。“百善孝为先”，在自由化和对传统的叛逆之下，在年轻人的经济压力之下，孝文化被严重淡化。“早生贵子”被教育的延长、生存立世成本的提高和人口再生产的边缘化等遗弃，“晚婚晚育”的宣传更是彻底摧毁这种文化。“多子多福”，在孝文化淡化、人口再生产收益公共化和养孩子成本不断提高的今天，变成了“多子多负担”。等等，汉族的生育文化在现在社会之下不堪一击，迅速被冲垮。在思想大解放、社会道德堕落、计生宣称铺天盖地、现在经济社会运转机制和社会养老的作用下，汉族的这些传统民族生育文化元素已经流失殆尽，而新的民族生育文化又没有形成，必然导致汉族生育率处于危险的超低水平。汉族人喜欢生孩子，早已成为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天大谎言！　　　　综观全球各国各地区，华人总是生育率最低的群体。现在中国生育率已经降到1.3左右，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09年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数据显示：2009年全球平均每个妇女生2.6个孩子，发达国家为1.7个，欠发达国家为2.7个，最不发达国家为4.6个，而扣除中国后的欠发达国家为3.1个。在大力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9年台湾澳门总和生育率仅为1.0，香港也仅为1.1，连排世界倒数前三名。纵览世界现实，岂能说中国人或汉人喜欢生孩子？现在汉族生育率仅1.2左右，这意味着汉族人每过一代人口大约减少45%，7代之后（约200年）人口减少为原来的1.5%（大约1800万人），10代之后（约300年）人口减少为原来的0.25%（大约300万人），况且还是老龄人口比例巨大，新生儿比例极低。中国人口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尧舜禹时期以及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西周时期大约是1000万，占世界同期人口的1/3。由于那时人口寿命低，儿童比重很高，所以持续1.2的生育率使汉族在200年后的新生儿数量还不如5000年前的水平！尽管现在汉族人口很多，但汉族在一二百年里就可以完全沦落为一个又老又小而且是人口继续急剧减少的“濒危小民族”，中华文明五六千年来建立起来的民族人口基业可以在一二百年里完全毁掉——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变局——千年一毁！　　　　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降到1.22,2005年人口抽查显示也仅为1.33。现在中国孩子出生时的母亲年龄众数是26岁，也即可以认为中国一代人的时间是26年。按1.2的生育率计算，新生儿童每过一代减少45%，26年后中国新生儿童萎缩将近一半，52年后减少70%，104年后减少91%。按照1.3的生育率计算，中国新生儿童数量26年后减少40%，52年后减少64%，104年后减少87%。实际上，由于中国儿童性别比严重失衡，1.3左右的生育率就会使中国26年后的人口再生产能力降低50%以上，这相当于把中华民族人口再生产能力拦腰折断！　　　　事实上，中华文化特征损毁的速度和对中华民族认同淡化的速度可能比这还要快。由于生育文化的差异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差异（汉族城市一胎，农村头胎是女孩可生二胎；少数民族两三胎，计划生育执行宽松，实际可以更高），少数民族生育率显著比汉族高，如2000年哈萨克族生育率为3.20，维吾尔族生育率为3.16，而此时汉族生育率仅略高于1.1。《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从日到日，全国共增加4045万人口，其中汉族人口增加了2355万人，5年仅增长了2.03%；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690万人，增长了15.88% 。就是说这五年总增加人口中少数民族占42%。从2000年到2005年这五年共死亡4150万人口，以8.925%的少数民族比例来计算，死亡人口中少数民族占370万。也就是说这五年全国共出生8195万人口，其中少数民族2060万，占全国出生人口的25.14%。除了少数民族生育率较汉族高外，还因为汉族与少数民族结婚后为享受政策优惠而把孩子登记为少数民族。在中国整体人口增长速度不断降低且很低的情况下，少数民族人口却呈加快增长的趋势，如年少数民族人口年增长率为2.24%，年少数民族人口年增长率升到2.52%，年少数民族人口年增长率竟加速到2.99%，而此时汉族人口年增长率已经仅为0.40%（而且很快面临人口负增长）。按照这样的趋势推算，显然现在汉族每年新生人口数量已经不足中国的70%，由于汉族生育率超低且新生儿童性别比失衡严重，这个70%很快就降到60%乃至50%以下，百年之内中国最有活力的人口将多数是少数民族。比如在新疆，虽然目前汉族仍然占新疆总人口的39.7%，但是汉族每年新出生孩子不到新疆总出生孩子的18%，而且还在快速下滑，不久后汉族青年在新疆的比例将不足10%。　　　　当然，我并不是反对少数民族人口增加。多数少数民族实际上与汉族同根同源，汉族与少数民族融合、交往和共同生活了几千年，汉族与少数民族都是中国人，都应该增加。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人口实力增长，都是中国人口实力的增长，都是好事。而笔者反对的是：中国在超低生育率之下不应该继续计划生育，不应该对汉族执行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让汉族孩子快速减少；同属于中国人不应该因民族不同而人为制造待遇差别，让汉人不想让自己孩子当汉人了。事实上，现在的人口与民族政策也同样不利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人口实力和人口再生产能力也受到计划生育的削弱，只不过是没有汉族严重罢了。汉族生的孩子少了，母婴儿童消费消费减少，加重中国内需不足。再加上计划生育提高劳动参与率，让少数民族青年的就业更能。由于民族优惠政策，惯养了一些少数民族青年，使企业更不敢招收少数民族员工，反而使少数尤其是少数民族青年就业压力更大。未来汉族人口比重快速降低的过程，也是中国老龄化迅速推进和发展能力急剧下滑的过程，同样也是中国向心力、凝聚力与和谐团结局面恶化的过程。失去了汉族的主体地位，事实上中国也因老龄化、人口衰减而失去大国尊严和保证团结和谐的向心力，这对少数民族来说也不是好事。汉族生的孩子太少，未来中国老龄化严重，发展衰微，少数民族亦因此损失很大。随着少数民族向现在经济社会的迈进，少数民族也会出现生育率的下滑，如果汉人生孩子太少就会造成中国老龄化过重，政府对包括对少数民族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鼓励生育奖励补助能力将大幅降低，同样不利于少数民族未来的发展延续。这样的人口与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不是好事，更是降低了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中华文明的发展延续能力。　　　　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年平均每年出生女孩593万；2003年1‰调查显示，此近5年每年平均只出生女孩579万。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房价和养孩子成本的攀升及性别比失衡的持续发展，这十年每年新出生女孩只会比2000年及以前进一步的减少。扣除死亡、不育、单身、丁克等因素，近十几年来每年新生可以为中国生育孩子的女孩只有500万。而1990年及以前每年出生女孩1200万左右。也就是说今后每年实际加入生育队伍的育龄妇女将从2005年及以前的1200万左右快速下降到2015年左右的500万。中国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将从2010年的1.1亿然后快速下滑到2017年的0.9亿，到2023年只有0.65亿了。现在在大力鼓励生育的情况下，香港每个妇女只生育1.1个孩子，台湾澳门只生育1.0个孩子，韩国只生育1.2个孩子。考虑到中国大陆的生育文化破坏远比港澳台和韩国严重，中国又处在急速的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和高房价高医疗高教育成本的时代，生活工作压力极大，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和养育能力只会更低。即便是大力鼓励生育，中国大陆的生育率依旧会非常低，港澳台和日本韩国等国家现实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现在不立即调整人口政策并大力鼓励，那我们很快就会错失时机。在每年进入生育阶段的育龄妇女是1200万左右的时候，每年新生儿童数量还不到世界的10%。如果再迟疑下去，到时候每年进入生育阶段的育龄妇女只有500万，那时候我们每年新出生儿童数量会达到世界的4%吗？一个一直占人类人口1/3左右的伟大民族将快速的衰落，我们中华民族还何以立于世界强族之林？80后是中国的最后一次婴儿潮，如果错过了，中华民族也许真的要万劫不复了。　　　　任何一个民族，只要他的人口与生育文化雄立不倒，哪怕她被打倒一万次，她还能站起来继续跟你打；如果他的人口和生育文化萎缩倒下了，你打他一次，他就完了。众多人口与强劲生育文化，才是一个民族最持久的生命力。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留着人口在，不怕没机会（翻身、发达）；留着孩子在，不怕没希望（翻身、发达）。青山不再，柴火必尽；人口不再，族火必衰；孩子不再，希望必失。五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尤其是主体汉族，历经入侵，历经战乱，历经灾难，多次亡国，多次濒临亡族，多次损失惨重。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