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欧后的英国能续写敦刻尔克到英国距离以退为进的神话吗

【思想界】脱欧后的英国能续写敦刻尔克以退为进的神话吗?
【思想界】脱欧后的英国能续写敦刻尔克以退为进的神话吗?
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新上映的电影《敦刻尔克》和作家格非在清华大学开学典礼上的演讲。诺兰的新片《敦刻尔克》在国内院线上映以来,口碑呈现出两极化的态势。一部分观众认为,与诺兰以往作品复杂的时空转换和高超叙事技巧相比,《敦刻尔克》冷峻克制的风格略显平淡,不是人们期待中的战争史诗;而在另一部分观众看来,正是这种镜头和台词的克制,使得这部关于战争的电影,没有沦为英国版的《意志的胜利》。而在英国脱欧的语境下,这个从欧洲大陆的战争泥沼中全身而退的故事似乎有了一丝特殊的政治意味,今天的英国还能够重演敦刻尔克以退为进的历史吗?过去几十年来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潮流,与二战前后确立的民族国家框架在今天的世界里如何共存?这或许是诺兰的电影美学之外,这部电影值得我们关注的现实意义。上周,2017年度的开学季拉开了序幕,在清华大学2017级本科生新生开学典礼上,作家格非作为教师代表发言,在发言中,格非从文学出发,谈到了不同学科、不同院系之间彼此借鉴、互相融汇的重要性。他指出,自古以来文、史、哲就不分家,他们之间的共生关系是不言自明的。但很多人并不了解,文学与新闻传播和社会学也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信息叙事时代,其中最重要的“讲故事的人”,不是文学作家,而是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同时我们也生活在一个社会分工和阶级区隔越来越细化的时代,作家想要了解人间百态,刻画各色人物,就必须借鉴社会学的调查方法。最后,格非对新生们说,无论人们是否乐于接受,那种偏安于知识一隅而孤芳自赏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如果没有其他学科的参照和刺激,一个学科将会变得越来越自恋和贫瘠。《敦刻尔克》:诺兰的“英式爱国主义”,配方有何不同?诺兰的新片《敦刻尔克》在中国并没有获得众口一词的好评,反而由于中国的特殊语境,由于字幕翻译和与国内同类影片的比较等问题,引发了一些争议。微信公众号“微思客WeThinker”的评论就认为,与中国观众习惯的“主旋律”影片不同,《敦刻尔克》展现了爱国主义的另一副面孔。文章首先介绍了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背景: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后,英国派出远征军进入欧洲大陆帮助法国组织防御,德军出其不意越过马奇诺防线,绕到盟军身后。而在盟军面前只有更多的德军,敦刻尔克成为了唯一的退路。在9天的时间里,困于敦刻尔克海滩上的四十余万盟军,面前是茫茫大海,背后是德军的装甲部队,头顶是德军的战机轰炸,根据当时的初步预估,大约只有四万五千人可以撤离。然而就是在这一盘死局中,盟军起死回生。最终,英军共有将近20万人撤离,法军也有14万,皇家空军共击落262架德军飞机,636搜舰船平安返航。尽管如此,这场撤退本身也毫无光荣可言,它是之前一系列的绥靖、轻敌和怯懦的结果,撤退成功之后,丘吉尔在举国欢腾的气氛中发表讲话称,“我们必须十分小心不要给这次援救行动胜利之名,战争不是依靠撤退取胜的。”事实上,这场“成功”的撤退背后损失同样惨重,盟军中有十万士兵未能撤离,战机损失106架,舰船沉没297艘,大量枪支、弹药、车辆被直接丢弃,而敦刻尔克小城中也有近三分之一的居民死伤。如果从这组数字来分析,只能说,这次撤退是不幸中的万幸,它避免了更为灾难性的损失,如果这四十万人全军覆没,那么二战最后获胜的,很可能是希特勒。作为军事行动的敦刻尔克为日后的反击保存了实力,而作为故事的敦刻尔克则激发了同盟国战斗到底的信念。撤退行动中,共有近800艘私人船只参与,从高级邮轮到单薄的渔船,甚至只能在内河航行的小艇都被动员征召,一些船主甚至亲自驾船前往。这些大大小小、型号、旗帜各异的船只,头顶着两国空军战机的缠斗,驶过英吉利海峡,驶向士兵列队的漫漫海滩。一面是战局的凶险、撤退的仓促狼狈,另一面却是勇敢和团结,这种反差构成了一个好故事的核心。同年6月4日,丘吉尔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讲,“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的登陆地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永不投降。”如果没有敦刻尔克的故事,“永不投降”的宣言可能不会这么有底气,“我们”二字也难以找到明确的所指。作者孙金昱还指出,作为一部讲述“回家”故事的电影,《敦刻尔克》对于“家”(home)的处理方式十分值得玩味。影片并没有呈现具体的家庭和家庭成员间的关系,逃生和营救的故事中几乎没有任何的亲情催化,然而在由海军舰艇和私人船只组成的营救船队出现在撤退指挥官的视野中时,“家”却突兀而又自然地出现了,正如电影海报的宣传语:“当四十万人无法回家,家为他们而来。”在这里,“home”是一个需要被理解为“祖国”,却又不能被直白地翻译成“祖国”的奇妙词汇,这也是中文字幕翻译遭到观众诟病的原因之一。《敦刻尔克》并不是一部把宏大词汇挂在角色嘴边的政治宣传片,它纪录片式的拍摄手法,正是要消解这种高高在上的宏大。这是一部好莱坞拍摄的英国故事,它呈现的是一种“英式”的爱国主义——它要足够英国,才有灵魂,同时还要足够普世,才够动人。《敦刻尔克》代表了一种立足于人与人之间的连结的英式爱国主义。影片以田园牧歌式的英国乡村风光和沿途欢迎撤退士兵的英国民众作为结尾,再次确认了“家”的所指。最后,孙金昱指出,在英国脱欧的语境下,《敦刻尔克》的历史和政治意涵似乎更加丰富了。《敦刻尔克》在脱欧公投一周年之后上映,这时人们发现,敦刻尔克大撤退好像是脱欧的一个镜像:欧洲大陆是危险的绝境,海峡另一边的小岛则美丽安宁,撤出欧洲才有新的希望。事实上,在脱欧进程中,敦刻尔克的历史也隐约可见,保守党议员彭尼·莫当特(Penny Mordaunt)曾撰文称,敦刻尔克精神可以帮助英国在欧盟之外寻求发展,而领导英国在二战初期独自抵抗的丘吉尔也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脱欧阵营的精神领袖。然而,敦刻尔克并非是孤军奋战的历史,在艰难岁月里,英国与它的盟友们都没有彼此抛弃。在敦刻尔克撤退的行动中,丘吉尔下令要求帮助法军士兵撤离,在美苏加入战争之前,英国资助欧洲各国的地下抵抗组织在纳粹占领区进行抵抗,更不用说当时的各个殖民地的付出和牺牲。七十七年后,脱欧后的英国要退向何方,这是再次等待英国人回答的问题。而微信公众号“凤凰网文化”发表的评论则将《敦刻尔克》敦睦怀柔的气质与《战狼2》的“虽远必诛”进行了对比。评论称,如果从“敦刻尔克”这一命题作文中抽取一些关键词——营救、撤退、祖国等等——我们会发现这一些元素同样适用于不久前在国内院线拔得票房头筹的《战狼2》。在类似的主题规约之下,《敦刻尔克》和《战狼2》却传递出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在作者看来,《敦刻尔克》侧重展现的是战争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两代英国人之间的相互依靠和包容。在海滩上绝望地等待撤离的年轻士兵,和开上自家游艇前来救援的船长、海军指挥官以及在目的地分发面包和热茶的盲人爷爷,两代英国人共赴国难的团结与勇气是影片花费大量篇幅去渲染的。而《战狼2》强调的则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强烈认同。英雄的无所不能与祖国的强大紧密联系在一起,确凿无疑的胜利则增添了“祖国”这一概念的神圣光辉。而这两部电影也有意无意地构成了对中英两国现实政治的隐喻,当英国正在烦恼如何体面地从一段焦头烂额的关系(欧盟)里抽身的时候,中国考虑的则是如何将我们的对外联系拓展得更深更远。一面是可以接受和消化的失败,另一面则是必须宣誓和兑现的成功。作家格非:偏安知识一隅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8月31日,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格非作为教师代表在本科生新生开学典礼上发言,他在发言中从文学出发,谈到了不同学科、不同院系之间彼此借鉴、互相融汇的重要性。格非首先指出,文史哲外几个学科自古至今都是不分家的。《论语》、《孟子》、《左传》、《史记》这样的古典文献,不仅中文系的学生要学,历史系、哲学系也要学。外文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自明,一位学者就曾说,外语不好的人,就失去了一个反观本国语言的独特视角;同样,中文不好也会成为学习外语的障碍。而文学与新闻传播的关系,可能并没有那么显而易见。在格非看来,如果没有现代传媒的崛起,现代文学是不可能产生的,也就是说,现代文学的一系列制度、运作方式、传播方式,乃至于文学创作本身,都和现代传媒有密切的关系。从现代文学的发生来看,新闻和文学是联系非常紧密的两个学科。格非指出,人类讲故事的方式,自古至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民间故事的时代,那时,故事在社会上流传,不同的人共同介入到故事的创作和传播当中,故事不会终结,也没有一个固定的作者,它始终是开放的。第二个阶段是小说的时代,作家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闭门造车,正如卢卡奇所说,小说是上帝死去之后出现的史诗。第三个阶段就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时代,叫做“信息叙事时代”,今天最重要的故事讲述者,不是文学作家,而是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我们每天读到大量的对各类事件的描述,都来自于新闻。在新闻诞生的初期,像托尔斯泰和霍桑这样的大作家,都会从报纸中寻找素材,新闻是激发作家想象力的重要介质;然而到了今天,跟着互联网新闻来写作的作家,就遭到了广泛的批评。因为完全依赖新闻写作不仅是懒惰的,而且是极其危险的。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无从证实,媒体的权力被滥用之后,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急剧退化,很大程度上我们是在消费讯息,而无意探究事情的本末。除此之外,过去的新闻和文学都与社会的时尚话语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在今天,二者都处于这套话语的内部,质疑和思考真相,变成了迎合与娱乐消费,这是文学和新闻的从业者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格非还指出,文学和社会学的关系也非常紧密,二十世纪的文学理论,如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中间都蕴含着很多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和基本范畴。大文学家如巴尔扎克、鲁迅,之所以能生动而深入地刻画形形色色的人物,正是因为他们就居住在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五方杂处的环境,他们足不出户,就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人。而在今天,由于社会和知识分工的细化,我们只对自己的工作和专业比较了解,各个阶层的人也不再会混居在一起,想了解一个全景式的社会画面,越来越不可能了。在这样的前提下,文学创作者就需要向社会学学习,学习田野调查和统计的方法。在格非看来,文化研究就是文学和社会学结合得非常成功的典范。另一方面,社会学也在向文学学习,格非提到,一个人读十本关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社会学著作,也不一定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但是如果读一两篇理查德·耶茨或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马上就会对当时人们的生存状况有一个直观的了解。最后,格非总结道,不管人们是否乐于接受,那种偏安于知识一隅而孤芳自赏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如果没有来自学科外部的刺激,所谓内部的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没有外部视角的参照,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自恋,想象力越来越贫瘠。……………………………………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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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最新文章【思想界】脱欧后的英国能续写敦刻尔克以退为进的神话吗?|界面新闻 · 文化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新上映的电影《敦刻尔克》和作家格非在清华大学开学典礼上的演讲。
诺兰的新片《敦刻尔克》在国内院线上映以来,口碑呈现出两极化的态势。一部分观众认为,与诺兰以往作品复杂的时空转换和高超叙事技巧相比,《敦刻尔克》冷峻克制的风格略显平淡,不是人们期待中的战争史诗;而在另一部分观众看来,正是这种镜头和台词的克制,使得这部关于战争的电影,没有沦为英国版的《意志的胜利》。而在英国脱欧的语境下,这个从欧洲大陆的战争泥沼中全身而退的故事似乎有了一丝特殊的政治意味,今天的英国还能够重演敦刻尔克以退为进的历史吗?过去几十年来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潮流,与二战前后确立的民族国家框架在今天的世界里如何共存?这或许是诺兰的电影美学之外,这部电影值得我们关注的现实意义。
上周,2017年度的开学季拉开了序幕,在清华大学2017级本科生新生开学典礼上,作家格非作为教师代表发言,在发言中,格非从文学出发,谈到了不同学科、不同院系之间彼此借鉴、互相融汇的重要性。他指出,自古以来文、史、哲就不分家,他们之间的共生关系是不言自明的。但很多人并不了解,文学与新闻传播和社会学也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信息叙事时代,其中最重要的&讲故事的人&,不是文学作家,而是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同时我们也生活在一个社会分工和阶级区隔越来越细化的时代,作家想要了解人间百态,刻画各色人物,就必须借鉴社会学的调查方法。最后,格非对新生们说,无论人们是否乐于接受,那种偏安于知识一隅而孤芳自赏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如果没有其他学科的参照和刺激,一个学科将会变得越来越自恋和贫瘠。
《敦刻尔克》:诺兰的&英式爱国主义&,配方有何不同?
诺兰的新片《敦刻尔克》在中国并没有获得众口一词的好评,反而由于中国的特殊语境,由于字幕翻译和与国内同类影片的比较等问题,引发了一些争议。微信公众号&微思客WeThinker&的评论就认为,与中国观众习惯的&主旋律&影片不同,《敦刻尔克》展现了爱国主义的另一副面孔。
文章首先介绍了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背景: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后,英国派出远征军进入欧洲大陆帮助法国组织防御,德军出其不意越过马奇诺防线,绕到盟军身后。而在盟军面前只有更多的德军,敦刻尔克成为了唯一的退路。在9天的时间里,困于敦刻尔克海滩上的四十余万盟军,面前是茫茫大海,背后是德军的装甲部队,头顶是德军的战机轰炸,根据当时的初步预估,大约只有四万五千人可以撤离。然而就是在这一盘死局中,盟军起死回生。最终,英军共有将近20万人撤离,法军也有14万,皇家空军共击落262架德军飞机,636搜舰船平安返航。
尽管如此,这场撤退本身也毫无光荣可言,它是之前一系列的绥靖、轻敌和怯懦的结果,撤退成功之后,丘吉尔在举国欢腾的气氛中发表讲话称,&我们必须十分小心不要给这次援救行动胜利之名,战争不是依靠撤退取胜的。&事实上,这场&成功&的撤退背后损失同样惨重,盟军中有十万士兵未能撤离,战机损失106架,舰船沉没297艘,大量枪支、弹药、车辆被直接丢弃,而敦刻尔克小城中也有近三分之一的居民死伤。如果从这组数字来分析,只能说,这次撤退是不幸中的万幸,它避免了更为灾难性的损失,如果这四十万人全军覆没,那么二战最后获胜的,很可能是希特勒。
等待撤离的英军士兵
作为军事行动的敦刻尔克为日后的反击保存了实力,而作为故事的敦刻尔克则激发了同盟国战斗到底的信念。撤退行动中,共有近800艘私人船只参与,从高级邮轮到单薄的渔船,甚至只能在内河航行的小艇都被动员征召,一些船主甚至亲自驾船前往。这些大大小小、型号、旗帜各异的船只,头顶着两国空军战机的缠斗,驶过英吉利海峡,驶向士兵列队的漫漫海滩。一面是战局的凶险、撤退的仓促狼狈,另一面却是勇敢和团结,这种反差构成了一个好故事的核心。同年6月4日,丘吉尔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讲,&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的登陆地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永不投降。&如果没有敦刻尔克的故事,&永不投降&的宣言可能不会这么有底气,&我们&二字也难以找到明确的所指。
作者孙金昱还指出,作为一部讲述&回家&故事的电影,《敦刻尔克》对于&家&(home)的处理方式十分值得玩味。影片并没有呈现具体的家庭和家庭成员间的关系,逃生和营救的故事中几乎没有任何的亲情催化,然而在由海军舰艇和私人船只组成的营救船队出现在撤退指挥官的视野中时,&家&却突兀而又自然地出现了,正如电影海报的宣传语:&当四十万人无法回家,家为他们而来。&在这里,&home&是一个需要被理解为&祖国&,却又不能被直白地翻译成&祖国&的奇妙词汇,这也是中文字幕翻译遭到观众诟病的原因之一。
《敦刻尔克》并不是一部把宏大词汇挂在角色嘴边的政治宣传片,它纪录片式的拍摄手法,正是要消解这种高高在上的宏大。这是一部好莱坞拍摄的英国故事,它呈现的是一种&英式&的爱国主义&&它要足够英国,才有灵魂,同时还要足够普世,才够动人。《敦刻尔克》代表了一种立足于人与人之间的连结的英式爱国主义。影片以田园牧歌式的英国乡村风光和沿途欢迎撤退士兵的英国民众作为结尾,再次确认了&家&的所指。
皇家空军飞行员
最后,孙金昱指出,在英国脱欧的语境下,《敦刻尔克》的历史和政治意涵似乎更加丰富了。《敦刻尔克》在脱欧公投一周年之后上映,这时人们发现,敦刻尔克大撤退好像是脱欧的一个镜像:欧洲大陆是危险的绝境,海峡另一边的小岛则美丽安宁,撤出欧洲才有新的希望。事实上,在脱欧进程中,敦刻尔克的历史也隐约可见,保守党议员彭尼&莫当特(Penny Mordaunt)曾撰文称,敦刻尔克精神可以帮助英国在欧盟之外寻求发展,而领导英国在二战初期独自抵抗的丘吉尔也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脱欧阵营的精神领袖。
然而,敦刻尔克并非是孤军奋战的历史,在艰难岁月里,英国与它的盟友们都没有彼此抛弃。在敦刻尔克撤退的行动中,丘吉尔下令要求帮助法军士兵撤离,在美苏加入战争之前,英国资助欧洲各国的地下抵抗组织在纳粹占领区进行抵抗,更不用说当时的各个殖民地的付出和牺牲。七十七年后,脱欧后的英国要退向何方,这是再次等待英国人回答的问题。
而微信公众号&凤凰网文化&发表的评论则将《敦刻尔克》敦睦怀柔的气质与《战狼2》的&虽远必诛&进行了对比。评论称,如果从&敦刻尔克&这一命题作文中抽取一些关键词&&营救、撤退、祖国等等&&我们会发现这一些元素同样适用于不久前在国内院线拔得票房头筹的《战狼2》。在类似的主题规约之下,《敦刻尔克》和《战狼2》却传递出了不同的意识形态。
在作者看来,《敦刻尔克》侧重展现的是战争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两代英国人之间的相互依靠和包容。在海滩上绝望地等待撤离的年轻士兵,和开上自家游艇前来救援的船长、海军指挥官以及在目的地分发面包和热茶的盲人爷爷,两代英国人共赴国难的团结与勇气是影片花费大量篇幅去渲染的。而《战狼2》强调的则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强烈认同。英雄的无所不能与祖国的强大紧密联系在一起,确凿无疑的胜利则增添了&祖国&这一概念的神圣光辉。而这两部电影也有意无意地构成了对中英两国现实政治的隐喻,当英国正在烦恼如何体面地从一段焦头烂额的关系(欧盟)里抽身的时候,中国考虑的则是如何将我们的对外联系拓展得更深更远。一面是可以接受和消化的失败,另一面则是必须宣誓和兑现的成功。
海军指挥官
作家格非:偏安知识一隅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
8月31日,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格非作为教师代表在本科生新生开学典礼上发言,他在发言中从文学出发,谈到了不同学科、不同院系之间彼此借鉴、互相融汇的重要性。
格非首先指出,文史哲外几个学科自古至今都是不分家的。《论语》、《孟子》、《左传》、《史记》这样的古典文献,不仅中文系的学生要学,历史系、哲学系也要学。外文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自明,一位学者就曾说,外语不好的人,就失去了一个反观本国语言的独特视角;同样,中文不好也会成为学习外语的障碍。
而文学与新闻传播的关系,可能并没有那么显而易见。在格非看来,如果没有现代传媒的崛起,现代文学是不可能产生的,也就是说,现代文学的一系列制度、运作方式、传播方式,乃至于文学创作本身,都和现代传媒有密切的关系。从现代文学的发生来看,新闻和文学是联系非常紧密的两个学科。
格非指出,人类讲故事的方式,自古至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民间故事的时代,那时,故事在社会上流传,不同的人共同介入到故事的创作和传播当中,故事不会终结,也没有一个固定的作者,它始终是开放的。第二个阶段是小说的时代,作家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闭门造车,正如卢卡奇所说,小说是上帝死去之后出现的史诗。第三个阶段就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时代,叫做&信息叙事时代&,今天最重要的故事讲述者,不是文学作家,而是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我们每天读到大量的对各类事件的描述,都来自于新闻。
在新闻诞生的初期,像托尔斯泰和霍桑这样的大作家,都会从报纸中寻找素材,新闻是激发作家想象力的重要介质;然而到了今天,跟着互联网新闻来写作的作家,就遭到了广泛的批评。因为完全依赖新闻写作不仅是懒惰的,而且是极其危险的。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无从证实,媒体的权力被滥用之后,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急剧退化,很大程度上我们是在消费讯息,而无意探究事情的本末。除此之外,过去的新闻和文学都与社会的时尚话语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在今天,二者都处于这套话语的内部,质疑和思考真相,变成了迎合与娱乐消费,这是文学和新闻的从业者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格非还指出,文学和社会学的关系也非常紧密,二十世纪的文学理论,如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中间都蕴含着很多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和基本范畴。大文学家如巴尔扎克、鲁迅,之所以能生动而深入地刻画形形色色的人物,正是因为他们就居住在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五方杂处的环境,他们足不出户,就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人。而在今天,由于社会和知识分工的细化,我们只对自己的工作和专业比较了解,各个阶层的人也不再会混居在一起,想了解一个全景式的社会画面,越来越不可能了。在这样的前提下,文学创作者就需要向社会学学习,学习田野调查和统计的方法。在格非看来,文化研究就是文学和社会学结合得非常成功的典范。
另一方面,社会学也在向文学学习,格非提到,一个人读十本关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社会学著作,也不一定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但是如果读一两篇理查德&耶茨或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马上就会对当时人们的生存状况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最后,格非总结道,不管人们是否乐于接受,那种偏安于知识一隅而孤芳自赏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如果没有来自学科外部的刺激,所谓内部的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没有外部视角的参照,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自恋,想象力越来越贫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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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敦刻尔克》成脱欧派“宣传片”,英媒提醒记住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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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电影《敦刻尔克》成脱欧派“宣传片”,英媒提醒记住历史真相)
“有人将之视为灾难,有人却看见了胜利的曙光……”在英国“脱欧”公投刚刚通过之际,鼓吹“脱欧”一派的英国政坛人士们,常用这句话来描绘脱欧之后英国的前景。然而,恐怕连喜欢这句话的“脱欧”先锋们都没有想到的是,近日上映的英国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历史题材电影《敦刻尔克》中,这一景象得到了完美的映照。英国媒体注意到,这也让《敦刻尔克》成为“脱欧”支持者不断提及的“精神力量”。然而,以首相特雷莎·梅为代表的英国政府,没有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不断声明“脱欧”将让英国抓住与老朋友、新伙伴达成协议的的机遇。电影《敦刻尔克》剧照。敦刻尔克:“脱欧”派钟情的历史隐喻近几日,《敦刻尔克》在英美等国陆续上映。除了通过还原1940年“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场景给人带来的震撼外,英国媒体敏锐地捕捉到,如果为英国脱欧阵营寻找一部激励人心的宣传片、并在英国全国引起反响的话,《敦刻尔克》是不二之选。英国《卫报》专栏作家史蒂夫·罗斯(Steve Rose)撰文称,影片《敦刻尔克》具备映射“脱欧”的一切因素:英国独自对抗全世界,制造业发展登峰造极(编注:英国制造业目前正在显著回暖),举国上下联合起来、只为成功从欧洲抽身……去年6月末,当英国脱欧公投进行并意外通过之际,《敦刻尔克》仍在制作中。如今电影上映,英国同欧盟也经历了两轮正式脱欧谈判。在7月20日刚刚结束的第二轮谈判中,围绕“脱欧”费用、海外公民权利监管、英国-欧盟陆上边界等核心议题,英方代表戴维斯和欧盟代表巴尼耶争执不下,谈判未能弥合分歧,遑论取得实质性进展。其实,敦刻尔克的隐喻早已被脱欧阵营反复提及。今年2月,英国就业和养老金部大臣佩妮·莫当特为《每日电讯报》写了一则评论,题为“敦刻尔克精神将见证我们在脱欧后的强大”。“历史上,英国曾多次不被欧盟待见,”她写道,“1940年,当我们在敦刻尔克陷入无援境地时,便遭受了孤立与嘲弄。但直至今日,英国从未为其所困。我们物产丰富,团结一致,我们的品牌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大撤退”和“脱欧”,都不仅是一次别离然而,英国媒体也提醒说,值得那些对敦刻尔克津津乐道的“脱欧”派政治家们注意的是,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英国从未陷入真正意义上的孤立。例如,当时刚刚走马上任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就始终主张英国与“不可战胜”的法国保持亲密无间的关系。“在过去的40年中,正是因为与欧洲邻国站在一起,我们才得以避免 敦刻尔克大撤退 这一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史蒂夫·罗斯在《卫报》刊登的上述文章称。好在,诺兰的电影避免了高举沙文主义大旗,而是揭示了历史事件本身的复杂性。电影并不忌讳表达部分人物对外国人的憎恨,例如一名英国海军军官振臂喊出一句“只准英国人上船”,使得法国士兵无法得救;但与此同时,也有团结的声音:影片还展现了另一名英军指挥官的选择,他拒绝登船,而是选择目送战友们归国,他的理由是“为了法国,我愿意留下”。而在银幕以外的现实中,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也在数次公开演说中,试图将“脱欧”描述成不仅是一场与欧盟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分离,而是走向与世界经济更深层整合的一个步骤。今年3月,特雷莎·梅发布名为“新英国计划”(Plan for Britain)的视频演说,其中提到,英国将与欧盟建立起“深厚与特别的伙伴关系”,同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打造自己的决策”。在今年4月发布的竞选纲领中,特雷莎·梅也强调,英国脱欧意味着英国能够“自由地与全世界的老朋友和新伙伴之间达成协议”。而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在今年7月初举行的汉堡G20峰会期间,特雷莎·梅再次强调,脱欧将让英国能够“抓住与老朋友和新伙伴达成协议的令人激动的机遇”。这些表态正在渐渐收获回应。在G20峰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向特雷莎承诺,两国间的贸易协定谈判随后将非常迅速地展开。7月24日,美英双方新建立的贸易和投资工作小组将首次碰面,探讨英国脱欧后两国可能签署的自贸协议,为将来的商业往来打下基础。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有名言论及欧洲一体化:“这一过程并不复杂,只要亿万名男男女女下定决心,去践行正确而非谬误,去祝福而非诅咒,并收获应得的果实。”在“脱欧”进程艰难推进的今天,在电影《敦刻尔克》之外,这段关于完全相反的议题的名言,或许依然能启示当今的英国领导人。
(原标题:电影《敦刻尔克》成脱欧派“宣传片”,英媒提醒记住历史真相)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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