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切斯瓦夫·米沃什文选
切斯瓦夫·米沃什文选
反对不能理解的诗歌
[波兰]切斯拉夫·米沃什；程一身译　　
　　经过长期致力于沉思与写作的生活之后，我一直在想，对我来说，什么是我思考的核心。我信奉罗马天主教，十五岁时，我在生物课上第一次听到所谓的科学世界观，这使我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确实，如今我们听说已经划分成了两个领域，宗教的真理与科学的真理毫无共同之处。然而，在我们这个科技文明的时代里，宗教的想象力遭到了冷酷地侵蚀。那些参加宗教仪式的人，无论信仰什么宗教，也无论是否承认，他们都很难维持自己的信仰了。而那些接受洗礼的人相信的东西已与他们的祖先迥异。对于一篇思考诗歌的文章来说，这是个相当奇特的引言。有人可能会问：限制一个神学家或哲学家精神的问题对当今的诗歌有何意义。对此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将尝试解释原因。
　　文学和艺术是从基督教中分离出来的。这是个渐进的过程，最早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对古代诗人和哲学家的发现，由此促使他们保护理性的法则。由于十九世纪科学世界观的出现，戏剧性地加速了这个进程。同时，或者更精确地说，由于同样的原因，诗歌进入了这样的问题领域：生活的意义没有答案，精神与意义的匮乏扭打。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当代诗人是萨缪尔·贝克特。
　　这并不意味着在我们世纪里没有受益于宗教的诗歌杰作，勒内·玛利亚·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就是一个范例。然而，宗教灵感未必意味着基督教的灵感；例外的是长诗，譬如，作为一名基督教会成员写出的作品——保罗·克罗岱尔的《颂诗》，或者如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很明显，他们不得不克服重大的阻力，并和公众的理智习惯和一切被误以为是诗歌中的现代派的东西做斗争。
　　但什么是这种现代性？如今，后现代主义站在反对现代主义的立场上；不过，从目标上来看，这似乎是对明显连续性的一个否定。我们需要返回家庭尊敬传统信仰的时代，而诗人感到从家庭中获得了解放，并将自己归于这样的人：不讨好资产阶级的女人，腓力斯人等。尽管他这样做的意图只不过是出于普通的人性，而与理智问题无关。这种状况持续至今。
　　仍然有许多家庭的价值观植根于宗教，有些国家的教堂里依然人满为患。同时，信仰文学和艺术的人选择了某种边缘的位置，也许是某种截然不同的宗教秩序，它遵循基本原则自身的积累。这些原则未必会被自觉地接受，因为它们正是内在于现代文学和艺术的形式。许多诗人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对法国象征主义的深入发展做出了何等程度的贡献，而象征主义早在十九世纪就已经为反叛而孤立的诗人确定了行为模式。
　　什么原则？首先，贺拉斯对王权的厌恶被更新了：“我憎恨令人咒骂的（这也是一个可能的翻译）王权。”诗歌和每件艺术作品，以及出自人类心灵和妙手的每件创造性作品，获得了较高的位置，被视为骶骨，而不是渎神。因此它们的创造者被认为很高贵，相当于神父。对于各种各样的形式实验，或者换句话说，“不能理解的”诗歌实验，这就是基础。我们可以说它被人理解得越少，就越好。因为它把诗人和莫名其妙的读者隔离开来。
　　其次，我们通常承认我们一无所知，但是据说人是仿照上帝的模样和形象创造出来的，他堕落了，在历史上的某个时刻，他化身为上帝之子才得到救赎。地球上生命的进化并不允许我们在人与其它哺乳动物之间划出一条界线。历史并非上帝旨意的逐步实现，善恶并不拥有纯粹哲学的基础。人类只有在艺术中才能提升自己。
　　眼下，在这个世纪末，为了与早期那些称赞艺术应用的理性划清界线，考察真正的艺术崇拜是充分的。考虑一下充斥在杂志、书籍、个人房间和旅馆的墙壁上艺术复制品的数量，考虑一下从唱片，无线电广播，电视音乐会听到的巴洛克音乐。最后，我们时代最大的圣殿是那些被数百万人参观的著名艺术博物馆——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
　　回顾本世纪的事件，我们也会碰到承认与不承认的窘境。艺术家在相反的道路上写作与绘画，然后他们都被接受，成为被遵循的对象。神秘诗人的名字进入学校读物的经典，画家在穷困中死去，他们的作品却以百万美元成交。
　　1925年，奥特加·伊·加塞特（OrtegaYGasset）[奥特加·伊·加塞特（），西班牙大思想家。创建《太阳报》和《西方评论》，著有《大众的反叛》等。]将大众从关注现实与情节的趣味中退却的现象称为“艺术的非人性化”。我们必须承认艺术家不仅确实轻蔑地转过脸去，而且痴迷并陷入语言的泥淖，而这种试图凭借半吊子艺术沽名钓誉的观念（pourepaterlebourgeois）无疑包含着承认的希望。如今全部的大众文化，包括电影，在建立之初都是关注现实和情节的，它们利用的先锋观念一度似乎是疯狂的。
　　这就促使我们进入艺术的社会学，和现代诗歌服从的特殊法则相比，艺术只具有边缘的意义。尽管最早的那批习艺者死后才被承认，例如，将斯特凡·马拉美的名声等同于凡高仍然是可疑的。诗人尤其长期孤立于他的时代，这似乎成了各种诗歌流派与倾向的一贯特色，这些流派此起彼伏，已经足足持续了一百多年；大学研讨班讨论的那些名字只有微弱的影响。如果有人想对诗人的地位确定某种反复的模式，当然其中会有许多例外。有人可能不得不把它比成象棋比赛。象棋锦标赛对那些不玩象棋的人几乎毫无意义，就像诗人宗派内部的运动对以面包为生的普通人毫无意义一样。
　　现代诗歌在各种语言中的比较史尚待书写。大体上，可以看出创造性活力从一个国家神秘地游走到另一个国家，就像在绘画方面处于前沿的首先是意大利，然后是荷兰，然后是西班牙，然后是法国。在诗歌方面，法国人由于象征主义者而独占先机，随后在一战左右形成了能量的爆发，然后是衰退，持续至今。1914年前的俄国知识分子因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敢与活跃而知名，但很快就被革命毁掉了。早在一战前，由于瓦尔特·惠特曼，所有欧洲诗人都受了美国的影响。在舍弃格律和音韵以促成自由诗方面，惠特曼几乎引发了一次革命。大约1912年，英国，尤其是美国诗歌胜利进军的步伐开始了，埃兹拉·庞德扮演的角色解释了他对许多人来说为什么几乎成了神话中的人物。注意：当他宣布自己作为一个诗歌理论家而写作时，从他的法国前辈中发现启示是不难的。
　　诗歌从很多国家得到共同孕育，并不意味着某些主题和形式一定会被重复，因为各种语言的语法不同，特定的文学具有不同的过去和传统，并产生不同的结果。因此，尽管如今美国在天才诗人的数量方面具有支配地位，并敏捷地吞下一切新奇而不同的事物，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说西班牙语国家的诗歌已经使他们的存在知名于世，除了西班牙之外，欧洲国家中的希腊和波兰也是这样。
　　诗人的孤绝只是一个模型，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判断他偏离这种模型有多远。许多诗人反对被锁入象牙塔，而这通常会促使他们参与到革命中来，并经常被理解为多少有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尽管这样做最积极的动机是一种后基督教的寻求拯救，不过，这次设定在时间里，即在未来完美体系的天堂里。服务于社会和独立运动的诗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用人性更新了契约，这在浪漫主义时代就已得出结论。然而，当时就出现了矛盾，因为正如奥特加·伊·加塞特已经指出的——“非人性化的”诗歌过于造作，对广大群众没有吸引力。政治运动的领袖对此几乎难以容忍，诗人与革命的这种浪漫并不缺乏悲喜剧。
　　我必须承认，身着现代诗人的外衣，我并不感到舒适，而且我怀疑各种伪装下的“纯诗”（它在一系列不同的名号下被推出），因为我发现颂词中的偶像崇拜被用于这种诗歌。然而，年轻时，我确实分享了社交之便，而且我知道这种逃离塔楼的方式并无助益。
　　似乎我们是“现代性”这个名目承载的复杂观念陷入崩溃的目击者，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这个词是适用的。诗歌反正已经变得更谦卑了，也许是因为对艺术作品的永恒性和持久忍耐力的信心已经削弱了，当然，这是鄙视诗歌常规训练的基础。换句话说，不再只是关注它自身，诗歌开始转向外部。在美国，这样的诗歌吸引我：如果它观察到当前人的状况，在这个科技文明的阶段，缺乏建立价值的基础，在情网与家庭中寻求温暖和善良，以及对瞬间与死亡的恐惧。我还从中发现孤绝的传统有所提升，并导致形式趋向于复杂，它源于对封闭环境加以善意判断的的恐惧。在词典里甚至这样表述：许多词语普通人都不熟悉，以至于那些把自己视为精英分子的读者也得暗中查阅百科全书；而且，现在的知识分子大量引用时髦的理论和幻想。也许正是大众文化的粗俗性继续支配少数人求助于常规符号的体系；过去，波希米亚人常常求助于资产阶级和腓力斯人，但是，在这场以不太完善的方式进行选择的争吵中，站在“伟大的人类家庭”这一边是不难的。
　　古代中国和日本的许多诗歌被译成了英语，这使我思考良多。它们被那些不喜欢现代诗的人热切地阅读着，并指责它不可理解，难以繁殖，倾向于纯粹的形式训练。很明显，在我们的世纪之末，远东诗人的这些诗歌更接近读者的需要。我问自己，情况为什么是这样，它们的特色是什么？是的，它们的背景是不同于我们文明的文明，那是一种以强烈的无神论宗教，如道教和佛教为标志的，它以不同的方式理解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谁知道，也许这是佛教徒的主题证实的，科学的世界观与佛教并不发生争吵，而用《圣经》中的个人上帝与它调和是困难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西方思想的基础总是对立的：主体对客体，“我”对立于外在世界，该世界不得不被认识和把握。而这正是西方叙事诗的内容。长期以来，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保持平衡。该平衡一被打破，这个主观的“我”就会出现。绘画越来越多地涉及主体，正是对此的一个极好说明。
　　在古代中国和日本，主体和客体不是对立的分类，而是被理解为同一体。这可能是他们对环绕我们的世界，花朵，树木，风景，能够极度恭敬地描述的根源，因为我们能看到的事物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我们的一部分，但务必成为它们并保持它们的“本质”，用一个禅宗的词语来说。在这种诗歌里，宏观世界被每个具体的细节反映出来，就像一滴露珠中的太阳。
　　东亚诗歌的范例启发我到别处寻找，寻找那些和我已经从中发现的作品相似的品格。就像参观远方国家的艺术画廊之后，我们返回本民族的博物馆，用新的眼光感觉它们。因此，欧洲和美国的诗歌向我显示了一种特殊的倾向，我以前对它并未充分注意。我开始从各种语言中选择我感到有趣的诗歌，因为它们尊重客体，而不是主体。因此我就想编一部满足我需要的诗集，并以此削弱那种广泛持有的观点，即诗歌必然是费解的，难以进入的。
　　一开始，我想从各个时代收集作品，但最后我限制在距我们时代较近的时期，并按年代编排。这可能令人吃惊，但极有意味的是，诗律证明这是决定性的。我已经看到传统的押韵诗注意它的声音结构，却有损其意象（或多或少，这是肯定的）。只有摆脱固定的韵律才有可能专注于意象。坦率地说，谈到东亚诗歌的选择时，我是有些不真诚的：原诗遵循严格的规则，被许可的音节有明确的数目，如此等等，但我们只能接受那些相近的版本，因为它们的韵律结构不能被发现，因此我们根据意象的表现评价它们。这些诗已经成为“自由诗”的经典，我深受它们影响，在这本选集中不能忽略。
　　因此，受益于我对几种语言的阅读，我一直在编纂一个极无定见的现代诗选，旨在反对现代诗的主要倾向：反对风雅式隐喻的泛滥以及从口语意义获得解放的语言织体。我追求线条的纯净，朴素，简洁。例如，就像瓦尔特·惠特曼这首短诗所写的：
　　一条平坦的大路上跑着一个训练有素的跑步者，
　　他双腿瘦小但肌腱发达，
　　他几乎没穿衣服，他跑动时身体向前倾斜，
　　拳头轻握，双臂半举。
　　（“跑步者”）
　　西方诗歌最近在主观性这条路上陷得太深了，以至于不再承认物体的本性。甚至似乎倡议所有的存在都是感觉，客观世界根本不存在。不论在哪种情况下，一个人都可以说点什么，因为没有任何约束。但是禅宗诗人建议我们从松树了解松树，从竹子了解竹子，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
　　根据这种建议，存在着转向物体的诗歌，即使未必同意作者的看法。有时，同一个诗人会写出时而赞同，时而否定的诗。所有的现代诗都被内在的矛盾和诱惑撕裂了。
　　在一首不太出名的未完成的诗歌里，瓦尔特·惠特曼写道：
　　我是现实的诗人
　　我说大地不是一个回声
　　人不是一个幽灵……
　　（“我是诗人”）
　　通过对现象永不穷尽的丰富性保持不断的惊奇，惠特曼始终忠诚于这个声明。与此相似的是劳伦斯，特别是他的后期诗歌，对被观察到的细节赋予几乎是圣礼的意义。对奥登而言，其外观稍有不同，但他使自己做到了完全清澈：
　　诗歌可以做许多事情，欢乐，悲哀，焦虑，娱乐，教育——它可以表达情绪的每一种可能的阴影，描述每一种可想象的事件，但是所有诗歌必须做的只有一件事；它必须尽其所能为存在和发生而赞美。
　　罗宾逊·杰弗斯（RobinsonJeffers）在他的一首诗中为世界的“野天鹅”——这很难借助一个词语加以表达——躲避他这个热情的猎人而哀悼。而布莱斯·桑德拉尔（BlaiseCendrars）——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及稍后法国诗歌辉煌时期的一位诗人——游览了许多大洲，无比狂热地收集地球的图象，并将其中的一册叫作“柯达”。
　　法国诗歌短暂辉煌的时期，与绘画方面的立体主义几乎是同时的，现代性意味着迫切渴望从物体中得到最新发现的元素。后来由此形成的情况是对一棵桃树，或一只画眉鸟，或一个蜗牛进行相当科学的考察，也就是说，当某些物体出现在我们视野里，我们要对相应的表面产生的感觉进行科学考察。通常这些都是令人目眩的智力建构，而我从中所得甚微。在这些作品中，事物的“本质”被纯粹智力解构成的部件取代了。例如，这适用于弗朗西斯·篷热（FrancisPonge），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华莱士·斯蒂文斯。
　　我编的这本诗集无意于建立一个文学等级体系，也不想对名字进行非常伟大或不太重要的划分。它不同于那种努力求得公正的类似工作，至少依据它们的编者。当我遇到符合我标准的诗时，我并不停下来去考虑它的作者是否出名。因此，我选入了一些实际上无人听说过的诗人。反过来，我会审查那些非常著名的诗人的作品，并充满钦佩，但它们大多不适合这个选本。
　　也许我选择的标准不够清晰，然而我就像一个不能解释自己需要的哑巴，在继续工作中用手指指着它：“就这首。”
　　我返回我的主要观点。当奥登说诗歌“必须尽其所能为存在和发生而赞美”时，他表达的是一种神学信念。在西方思想中，对生活的肯定有一个漫长而卓越的历史。在上帝和纯粹的存在之间划等号的托马斯·阿奎纳属于这里。就像用存在的不足持续鉴定恶一样，恶由此充当了虚无的力量。同样在这个历史上，对自然感到惊奇的诗歌被想象成出自创造者之手的作品，激励了无数画家，并为学者增加强大动力的作品，至少在科学胜利上升期的第一个阶段是这样。“对存在的惊奇的超自然的感觉”首先意味着凝视一棵树或一块岩石或一个人，我们突然理解了它是什么，即使它可能并非如此。
　　在最近几十年的诗歌中，尤其是法国的诗歌，描写能力已经消失了，这是意味深长的。把一个桌子叫作桌子太简单了。但是毕竟，再次把诗歌比成绘画，塞尚（Cezanne）不断重新配置他的画架，画同一棵松树，试图用眼睛和心灵把它吞下，看透它的线条和颜色，其多样性让他感到是不可穷尽的。
　　描写需要认真观察，如此认真以至于日常习惯的面纱消隐了，我们未曾注意到的东西——因为它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太平常了——此时却被揭示为奇迹。我不隐瞒事实，我从诗歌中看到了现实被揭露的真相，希腊人所谓的“显露”（epifaneia）。这个词过去首先意味着显现，上帝在凡人中露面，还让我们以平常而熟悉的形式认出上帝，例如，以人的形式。因此主显节打断了时间的日常流动，进入一个享有特权的时刻，这时我们可以直觉地抓住一个隐藏在事物或人中的更深刻，更本质的现实。一首诗的顿悟讲述一个瞬间事件，而这会强化它的形式。
　　多神崇拜的古代每走一步都会看到神灵的显现，因为溪流和树木呈现了居住在它们之中的女神，仙女以及森林女神的形状。从凡人中识别威严的神是困难的，因为他们具有人的相貌，人的习惯，以及说话的天赋，而且常常环饶世界行走——因此他们频繁光顾家庭，主人常常会认出他们。甚至在《创世纪》里，讲到神以三个漫游者的形象光顾亚伯拉罕。后来，神灵显现在典型福音活动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位置，以至于最古老的基督教假期被赐予这个名字。（“三王节”这个名字压缩了原来的内容，它把基督的诞生和在迦南的高利里的第一次显灵融为一体。）劳伦斯，一位对事物丰富的物质性异常敏感的诗人，其敏感可以波及我们的感觉，在他的诗歌“马克西穆斯”中，古代的想象力展现得如此完好，以至于我们几乎可以感到共鸣的颤栗，就像赫尔默斯神向我们显身了一样。很可能，劳伦斯想到了四世纪的哲学家马克西穆斯（Miximus），他是凯撒皇帝的老师，后来被叫做叛教者：
　　上帝比太阳和月亮还老
　　眼睛不能注视他
　　没有声音可以描述他。
　　而一个裸体男子，一个陌生人，倚着门框
　　胳膊上搭着披风，等着被允许进门。
　　于是，我向他喊道：进来吧，如果你愿意！——
　　他慢慢进入，在壁炉边坐下。
　　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他看看我，没有回答，一股可爱的气息
　　却渗透我全身，我笑着对自己说：他是上帝！
　　于是，他说：赫尔墨斯！
　　上帝比太阳和月亮还老
　　眼睛不能注视他
　　声音也不能描述他：
　　这就是上帝赫尔墨斯，坐在我的壁炉边。
　　（“马克西穆斯”）
　　很显然，从人神交往的意义上来说，对事物真谛的这类顿悟并不能穷尽词语的所有意义。它还可以表示感觉对现实的开放。在这方面，眼睛似乎是享有特权的器官，但对事物真谛的顿悟也可以因听或触而发生。试图精确地界定它取决于什么是不值得的；那会太限制我们。总体来说，当被感觉的物体处于注意力的中心时，我们就要处理对事物真谛的顿悟，这样的描写比性格心理学，线性图等等具有更大的意义。例如，亚当·密茨凯维奇的《塔杜斯先生》（PanTadeusz）独立于它的情节和它描写的风俗，可以视为一系列看得见的细节的心灵启示。
　　在日本俳句中，对事物真谛的顿悟出现时就象一道微光，来自瞬间不期然的一瞥，正如在闪电或火箭的强光下，熟悉的风景对我们突然显得不同了。如诗人伊萨（Issa，）这首诗：
　　从高大的树枝
　　河流漂浮而下
　　昆虫在歌唱。
　　与此相关的是诗人米隆·比亚罗谢夫斯基（MironBialoszewski，）简短的诗歌观念，也许他是波兰诗人中最“东方式”的。对他来说，这可能与他的生活方式有关，这使那些认识他的人难免深思：他对自身的疏离，悠闲的态度，一个几乎完美的佛教徒。
　　也许，没有人能比巴西诗人卡洛斯·德拉蒙德·德·安德拉德（CarlosDrummonddeAndrade）给诗歌提供的主题更简朴、更明显了。当一个事物真正被看到，而且看到时感受强烈，它将永远属于我们，并使我们震惊，即使毫无令人惊奇之处，它也会出现：
　　路中间有一块石头
　　一块石头躺在路中间
　　有一块石头
　　路中间有一块石头。
　　在我视网膜疲惫的一生中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场景。
　　我永远不会忘记路中间
　　有一块石头
　　一块石头躺在路中间
　　路中间有一块石头
　　（“路中间”）
　　顺便说一句，这首诗可以让我们明白被观察到事物能被词语捕获的部分是多么少，很简单，因为语言受控于观念。“石头”并非精确的这一个而不是别的，也没有确切的形状和颜色——大体上只不过是一块石头而已。为了像它应该被描绘成的样子描绘它，一个人将不得不进行激烈的斗争。相似地，读到“路”，我们就想知道什么样的路——一条踩出来的小路，一条脏土路或柏油路？德拉蒙德·德·安德拉德的诗很好地描绘了遭遇石头的那个瞬间，但它并不令人满意，说实话，就像任何将感觉知识转化为词语的企图一样，结果多少是令人不满意的。
　　用这种方式选择的诗歌可能会使人认为它和神秘的沉思有关，不过其中被尊重的主题是世界本身。由于世界通常被理解成上帝的躯体，也许我会被称为一个泛神论者。如果对物质世界的虔诚态度不得不和斯多葛式的认可世界是包罗万象的唯一存在——就像卢克莱修那样——携手同行的话，那将是真理。然而，我认为人类命运的悲剧不允许对宇宙辉煌自足的结构进行如此平静的认可，并淡漠于苦难。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我来说赞成佛教徒的解决办法是困难的。唉，我们的基本体验是二元性的：心灵和肉体，自由与必需，罪恶与善良，当然还有世俗与上帝。同样，我们都反对痛苦和死亡。在我选择的诗歌里，我寻找的并非对恐惧的逃避，而是恐惧与崇敬可以同时存在于我们心中的证据。
　　我编选这本诗集的目的超越了文学的领域。普通人所感与所思甚多，但他们不能研究哲学，无论如何这通常不会给他们提供更多东西。事实上，严肃的问题通过创造性作品来到我们身边，从表面来看，它似乎只有艺术性，就像它们的目标一样，即使它们装满了每个人向他提出的问题。也许，正是在这儿，在环绕诗歌的墙壁这个地方选择一道门，把它打开，让它把诗歌带给所有人。如果我保护诗歌以免使它陷入收缩和干燥的尝试被认为是许多可以完成的尝试之一的话，那我就满足了。
戴奥特，行吟诗人
[波兰]切斯拉夫·米沃什；唐晓渡译　　
　　在中欧和东欧，“诗人”一词的涵义较之西方有着些微的区别。在这里，一个诗人不只是把语词排成美丽的序列。传统要求他是一个“吟唱者”，他的诗应能让众人口口相传，他应在诗中对全体公民就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发言。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对诗人的职责有不同的理解。假如戴奥特生在国王和贵族们在桌旁为诗人提供一个席位，以交换一首颂歌或一则笑话的时代，他大概会是最快乐的。甚至从前年代的着装也较之我们时代的商业套服更适合装点他的门面；仅仅是一头长发和手中的一把诗琴，就可以创作出一幅足以体现其性格特征的画。
　　戴奥特有着吉普赛人的黝黑皮肤，满脸雀斑，个子不高，大笑时厚实的嘴歪向一边，一副滑稽的怪相。他是个大背头，头发往后梳。他的头相对于他短小的身材大得不成比例，以致他看上去有点像宫廷画中的小矮人或小丑。他的领带结打得又大又松垮，由此透露出他对奇装异服的嗜好。那些第二流的艺术家常常借助这类花里胡哨的怪癖确认自己的身分。但他的“附庸风雅”却是他特立独行的一部分。他以每一个手势、语调的每一次抑扬顿挫把玩世界；他用不同的重音来区别他自身和周围环境的节奏。他的节奏富于暗示意味。他在人头济济的大厅里朗诵他豪华的诗篇。他是个出色的演员；他支配观众，知道如何调动他们的听觉并步步引向高潮，从不让赖以为托的张力跌落。他慢慢地强化他的诗的压力，在词句之间顿住，想着他正在发言，正在歌唱。在这样的时刻，他就是一道活生生的格律化符咒；他因此而改变，变得高大。
　　没有人知道他的出身。他不断改动他的传记以适应当下的需要。他的父亲一会儿是一位教堂司事，一会儿又成了一个餐厅老板。他的家族有时是捷克人，有时又和俄国人有联系。对他来说，不存在幻觉和真实之间的界限。
　　他如何能懂得多门外语是另一件神秘之事。很难想象他会坐下来读一本词典或语法书，然而他却大量征引拉丁语、英语、法语和德语诗。他曾念过一小段时间的大学，并因写了一篇关于17世纪某位英国诗人的论文而一举成名，而这位诗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他先杜撰了一大堆这位诗人的传记材料，接下来又就其作品产生的环境作了细节性的分析。一个假充内行者、骗子——而这正是他想时时充当并永远充当的角色。当迂腐的教授被那些卓显博学的论据搞得不知所措时，他却在自我陶醉，乐不可支。
　　戴奥特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酗酒者，通常以持续数天为一个周期。酒精会把他带入一种以行为来标志的幻觉状态，而其他醉鬼很少发生这种情况。他曾在一家旅行社对着一杯啤酒发号施令。他曾租了一匹马，途经一个主要路口时命令它停住，先向吃惊的围观者发表了一通讲演，然后脱掉外衣，无动于衷地在那儿拉了一泡屎。他还曾向他的朋友们抱怨说，他在找他们家的时候大费周折，因为，如他所说，他一直归属的“他的人民”满世界地给他瞎指路，他们化了装以致他无法认出他们。如此的放肆言行表明，这位醉鬼陷入了霍夫曼（Ｈoffmann）或爱伦?坡（AdgarAllanPoe）的世界。他变成了一个传奇人物，其最后的避难所是文学咖啡座里的胡说八道。
　　戴奥特的诗是传奇的一个附加出处。它和２０世纪上半叶欧洲写下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他没有受到过任何文学流派的影响。他沉浸在古意大利－拉丁文明的余晖里，我们的国家至今还打着这种文明的深深印记。他从过去的诗歌中借来若干次要因素，然后混合成一种令人联想到他醉后想入非非的风格。他的诗是一个万花筒，由圆脸盘的巴洛克天使、被某种透窗而入的未知力量（它们被保留在最后时刻耳朵上妻子般的一咬中）攫走生命的魔术师、猎鹰训练术和占星学家预言的世界末日构成；其间点缀着正在演奏巴赫和莫扎特的留声机唱片、沃土下梦想被酿成伏特加的土豆、状若穿蓝色紧身衬裤的少妇的行星，和郊外的民间舞蹈。他的诗富于魔力和喜剧性，毫无感觉却充斥着感觉。众所周知，这种由毫无关联的因素拼凑而成的大杂烩在一点上迥异于现代诗的颓废类型：尽管它诉诸独特的意象集群，却并不晦涩难懂。读者受惑于它音乐的催眠术，吞下在其他诗人那里令他烦恼的抽象部分，会因作者突兀的编排而发笑，简言之，毫不怀疑地步入一个由特殊规则所支配的领域，这些规则与日常生活的规则全然不同。
　　他发表了许多署以一系列笔名的幽默诗。他在发现主题方面的创造力似乎无穷无尽。除了一些其他的作品，他还写过一个组诗，题为《坟墓办公室主任的短歌》。他喜欢在每一本书中插入一个有关他作品的虚构的目录；我记得有这样一个标题，叫“介绍吃人肉的习性——大学讲座速记：乔伊勒斯药品商店出版，已绝版”。由于他很受读者欢迎，所以他从不缺少来自出版商和电台的赞助。他的笔——这是赞助他的唯一意义——总能为他挣来好日子；但是他永远缺钱花，因为到手的钱马上就被他喝得精光。
　　当他清醒时，没有谁会想到他是个写“搞笑诗”的作者。其时他沉默寡言，情绪低落，躲躲闪闪；但只要一看到钱，他就变得活跃起来。他在讨价还价时决不宽容。一旦他开出价格，再怎么争辩也别指望他作出让步。更要命的是，他还要求当即付现，使他的编辑陷入糟糕的两难境地：他们很想要他的诗，但预付款却要承担风险，因为他或许会像从前一样，马上拿去开喝，而记掉他所作出的承诺。某些编辑发现了一种解决之道：先付给他钱，然后就寸步不离地盯着他，直到拿到他的手稿。这样的交易往往在咖啡馆里进行。钞票就放在桌上，放在双方的合约之间。在软化对手的努力归于徒劳之后，戴奥特会拿出笔来就写（或出色或低劣，取决于当时的情绪），然后取了钱扬长而去，又去买醉。
　　有时他会因酗酒而在疗养院呆着，但“治疗”的结果并不美妙。他一再用酒瓶战胜医疗专家的故事广为流传。其中一次绝对称得上是凯旋。那次双方——病人和大夫——都醉得不分彼此，居然还骑上自行车比赛穿过走廊。
　　是骗子、酒鬼，然而又是个出色的、有魔力的——尽管失之浮泛——诗人。他在经济危机的那几年开始他的写作生涯。失业、普遍的绝望、纳粹主义在邻国德意志的兴起，所有这些都参与了他作品特质的形成。他被正确地称为“废话大王”。然而，那些尚未被他浅薄的插科打诨蒙蔽的读者还是从他的作品中看出了一种文明终结的不祥幻像，看出了“铁腕时代”的临近，大灾难的临近。他就像置身在一切均告丧失的年代——欧洲此前曾陷入过的那些黑暗和野蛮的年代——那样说话。旧时代的恐惧和美在他的作品中又一次复活，然而其中已不复存在希望。他所使用的概念和意象具有梦的一致性；它们以疾驰火车的速度互相追逐。他诗中经常出现的圣母（Madonna）形象并非是那个虔诚的圣母，而仅仅是一种风格化的装饰。在他情节剧（GrandGuignol）式的诗中，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满怀血腥的行动热情在彼此残杀，他却在嘲弄地大叫：“噢现实！噢我亲爱的妈妈！对于您杀死一只苍蝇是同一种愚行！”而当他说：“攥紧我的‘沃特曼’(1)／我将消失在／永恒怀疑的深渊”时，他准确地界定了他自己。
　　他曾写过一首题为《世界末日》的诗，其中学者和政治家、革命者，情人和醉鬼，金丝雀和猫，一切的一切，都在一场宇宙灾变中灰飞烟灭——归于作者愿望的满足和《旧约》中“一切皆是过眼云烟”主题的实现。而所有这些都出自一枝游戏之笔。另一首题为《民间集市》的诗堪称一场语言的骑术表演：年轻的男女们正成双成对地坐在草地上玩翘翘板游戏，草坪上乱扔着空瓶子；突然天空中云团翻滚，大雨倾盆而至。漆黑的天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戴欧特写作的秘密——在机关枪疯狂的扫射声中化作了一支维吉尔（Virgil）所说的“悲惨的牧歌”。
　　他写得最不寻常的诗是《所罗门的球》。所罗门王为什么要给一个球？他为什么会生活在20世纪？或许这根本不是所罗门王，而仅仅是所罗门？为什么失业者会在歌厅里卖蝴蝶？谁总在唱关于古利斯坦（Gulistan），一座玫瑰花园的波斯歌？那一大群警察来自哪里？又是谁突然开始狂热地跳舞？执著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除非能在一首诗中运用自如，否则并不存在什么梦的特殊逻辑。T.S.艾略特曾用“妇女们出出进进，谈论着米开朗基罗”来形容那些废话连篇的人；戴奥特则在《所罗门的球》中把会话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进入了谵妄和“永恒怀疑”的领域。
　　戴奥特诗中所反映的世界是一个暴虐的世界；然而他的诗——这里有更多怪人所特有的内在矛盾——却是对悲惨和绝望的解脱。当它们对生活强有力地说“是”的时候，其实正好相反。与他赞美世界的每一个词相伴随的，是快乐和强迫、言语和战争的一种荒谬的纠结。他爱他的幻觉效应。他爱他的语言骑术表演，爱星期天在维斯图拉（Vistula）的旅游船上挤作一团跳舞的吉普赛人，爱他在信中赞颂的妻子、躺在栏杆上睡觉的猫和鲜花盛开的苹果树。他爱出于自身缘由的热情和喜庆。他所触摸的一切都化作了运动、色彩和音乐的幻景。题材对他来说仅仅是一种借口。他如同一条蚕那样，围绕他所遇到的任何东西吐丝做茧。他可以就任何题材创作歌谣和赞美诗。
　　戴奥特从不显示任何政治倾向。他总是一视同仁地嘲弄所有争权夺利的人群而超乎其上。这就是为什么他1937年转向极端民族主义令一些人感到惊诧的原因。一个重要的右派周刊的编辑曾长时间地试图抓牢他，最后他通过重金购买，使戴奥特成为该刊的特约撰稿人而获得了成功。这份辟专栏发表他诗歌的杂志持激烈的反闪米特人（AantiSemitic）立场。它巨大的发行量使得种族主义信念在我国，尤其是在青年人中间广为流布。自由公民很难相信戴奥特在这一阶段玩的新把戏：他赞美列队行进的“长枪党员”，预言一个“长刀之夜”，一个为犹太人、自由主义者和左派准备的“圣.巴托罗缪之夜”（St.Bartholomew`sEve）(2)。这一事实又一次表明，确实存在这样的艺术家和诗人：他的署名即提供了其全部的风格特征(3)。
　　他为什么要写这些诗？他本是最不在乎种族问题的人，有着许多犹太人朋友。就在他发表种族宣言的当天，他还去找过这些朋友（当然，是找他们喝酒），跪着声明他是爱他们的并乞求他们的原谅。致使他和右派分子沆瀣一气的原因必不在于他的政治趣味。作为滑稽丑角和行吟诗人，戴奥特决不缺少他的专业原则。他关心的是用诗歌来做交易，而不是他到底写了些什么东西。怎么写和为谁写——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他藐视旨在迎合一小批行家的文学小圈子。他嘲笑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才读得懂其作品的诗人。他从不作那种无助于发现读者的孤独的反思。如同从前的那些行吟诗人一样，他渴望的是一把诗琴和一大堆赞美者。就通过写作反抗知识分子在20世纪陷入的隔绝状态而言，或许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例子了。
　　戴奥特对犹太人的敌意并没有种族根源。他对犹太作家的了解非常有限，通常只是因其作品的“价值”和“优雅”而受到特别称誉的那些人。其原因在于他抵制并努力逃避“文学咖啡座”。此外，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他是一个生性热情的人。大群列队行进的人，大群挥舞着的棍棒；这是健康，是力量，是纯朴，是盛大的公众节日。我的读者走向哪里，我就跟向哪里；我的读者想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这就是他在每一首诗中所坚持的。当民族主义“运动”开始吸引大批群众时，他就大步向前以与群众保持一致。他要用心灵为千千万万读过他作品的年轻人作证。他的骄傲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些作品深奥、脱离群众的“先锋”诗人往往为自己的诗歌技艺骄傲，然而即便是在他们的领地上，戴奥特也击败了他们。在艺术传媒领域内，他们同样做不到像他那样处置有方。归根结底，我们必须考虑到，为了生活他需要一位庇护人，这位庇护人将强迫他写作，与他的酗酒作斗争，一句话，对他既控制又关心。
　　战争爆发了。戴奥特作为个人被动员到前线。他所在的单位位于东部波苏边境。当苏联红军部署与德国军队会战时，他被俄国人俘虏。然而他却和其他一些被解除了武装的波兰军人一起，被移交给了德国人。接下来，他在一个德国战俘营中渡过了五年时光。作为一名囚犯，他服过各种杂七杂八的劳役，主要是干农活儿。他被认为是一个不合格的体力劳动者。甚至很难想象，一个毫无准备的人要去对付这样一种生活，其中最重要和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是怎填饱肚子。然而，这位衣衫褴褛、挥动铁锹就像当众朗诵豪斯（Horace）集中营一样困难的奇人，这位宫廷小矮人，还是幸存了下来。毫无疑问，他有关德国的流畅知识于此帮了他不少忙。
　　与此同时，恐怖笼罩着华沙。那些此前的一个短时期内把德国视为榜样的人，现在成了遭捕食的猎物。那位曾是戴奥特庇护人的右派编辑变成了最积极的地下工作者之一。他整个是一幅狂迷者的肖像。我还记得在一家咖啡馆（那里是他的地下小组活动和发行地下出版物的基地）里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情景。他那张瘦削的犹太人的脸（如同我国的许多反闪米特分子一样，他也有一半犹太人血统）由于暴怒而遭到了损害，眼神中充满了灼人的狂热，紧闭的嘴唇渴望着立即行动。此后不久，盖世太保跟踪而至，逮捕了咖啡馆里所有的人，包括他和他最亲密的合作者。这位编辑被长时间地关押在华沙的一座监狱里，直到一队戒备森严的卫兵把他带上生命最后的旅程。他被枪杀在华沙附近的一座森林里：沙地、松树、行刑的口令。他死得从容而平静。真正令他害怕的、最糟糕的事不是死亡，而是把他归入波兰为数三百万的犹太人之列。由于他有一半犹太血统，所以很可能拿他凑数。在那种情况下，他会一直呆在根据1940年占领当局的法令在华沙建立的犹太人区内。不必说，从那里他会像其他人一样，被送进毒气室。
　　民族主义“运动”，分列式行进，激昂的人群！1939年决定性的失败令所有的人灰心丧气，只留下有关人类愚行的些许记忆。纳粹趁机把反闪米特人的计划付诸实施。然而不但不再有犹太人联合抵制的事迹，也不再有犹太商人的烦恼，甚至不再有像戴奥特那样的文学较量。我曾是华沙犹太人区惨案的目击者，但要我写出这一惨案迄今都很难。犹太区熊熊燃烧的情景透过我成年岁月的平静陈述，过牢地把我的全部生活焊接成一个整体。但我可以描述一个小事件。常常，当我坐在巴黎一家咖啡馆的露台上，或是步行穿过这座大都市时，会陷入某种摆脱不了的思绪。我看着身旁过往的淑女们，看着她们华美的秀发，她们骄傲地扬起的下巴，她们线条柔和，召唤着愉悦和欲望的细长咽喉——每当这时，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同样年轻的犹太姑娘。她大概二十岁左右，身材丰满，光彩照人，成天兴高采烈。当时她正举着双手，胸膛前挺，沿着街道奔跑。她尖锐地叫喊着“不！不！不！”死亡的必然性超出了她的理解力——一种来自外部的必然性和她毫无准备的身体没有任何关系。在她的叫喊声中，党卫军的冲锋枪子弹把她击倒在地。
　　对身体来说，子弹锲入皮肉的一刻是令人惊愕的一刻。在血淋淋的碎片当街跌落，并被党卫军的皮靴踢在一旁之前，生命和死亡刹那间混而不分。在那一时期正值生命的巅峰状态而惨遭杀害的千百万人中，这个姑娘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然而，每当我沉醉于人类生活中那些生动之美时，总是情不自禁地想到她并沉思其所以。这种情形也许和原始部落中有选择的性狂欢属于同一范畴。在这样的时刻，这一种或那一种欲望的性质全都一样，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融合于一种强烈的共通感受，而这种感受使每一个人从属于整体。一夫一妻制不能提供任何途径以渲泄这样的迫切冲动。换句话说，这是人类之爱的深厚基础，一种不可能真实设想的虚拟之爱。看着一群正在欢笑的女孩，你想不到那个犹太姑娘也是她们中的一员，是她们同一和永远的在场。关于在德国的那些日子，戴奥特后来写了许多诗，其中最好的之一涉及一个被捕后又被驱逐到第三帝国的威尼斯女孩的死亡。这是一首色情的诗。在诗中，那个威尼斯女孩不是作为一个个人，而是作为一种青春的美，作为胸脯、臂膀、双手和双股的迷人魅力出现，而所有这些都被死亡所吞噬。
　　1945年，戴奥特和他的难友们迎来了英国的解放部队。由于身边相伴的都是些曾流亡伦敦的波兰军人，他又开始了过去的生活循环：饮酒和歌唱。耗干了这些人的钱和酒之后，他动身去了法国。如同1939年一样，那又是一个普遍怀疑的时期。欧洲的一切都在路上：数百万苦役犯、囚犯和奴隶正在返回他们的家园，另有数百万人则正在逃离本土或被驱逐出境。戴奥特每到一处，都会碰到为数众多的波兰人。他写与读者情绪完全一致的爱国诗和反俄诗，从每一家流亡者机构那里榨钱。他战前的那些拥戴者们欣喜于他的幸存，为他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
　　然而，慢慢地，他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的生活失去了光彩。出版作品的可能性微微其微；几乎所有国家的出版机构都已解体；钱更是少得可怜。他感到他正在变成一个普普通通、落魄潦倒的离乡背井者。他的滑稽，他的个人风度，他的诗意，都已成为过去，不再有人关注。郁闷、辛酸的移民，一处真空，一种灾难的体验。能够把他带回温暖和友情的人民大众在哪里？在他的本土！其中包括他的妻子，她靠在华沙不同的餐馆里打工渡过了德国占领时期。从波兰来的出版商使他相信，一切都在趋于宽松。华沙政府的特使向他保证，他将受到热情的接纳，他战前的右派过失将得到宽恕。
　　戴奥特回波兰时难免一路丑闻不断。从下船的那一刻起，他就进入了一种酒精中毒和爱国热忱相交织的欣快症状态。他从每一个火车站给他的妻子发电报。当他最后由一位他从布鲁塞尔带来的女朋友陪伴在克拉科夫（华沙陷落后他的妻子去了那里）露面时，他的妻子立刻采取了严厉的约束举措，撵走了那个女孩。他的妻子出身于一个格鲁吉亚的逃亡家庭。她又小又瘦，黑头发，有着东方人的相貌：一只微隆的漂亮鼻子，一双火辣辣的黑眼睛。她喜欢在曼妙的手腕上套一副银手镯。总而言之，她看上去像是一个高加索女子。尽管她驯顺而富于女人味，却有着一副经商的好脑子和把丈夫抓在手心里的天才。
　　戴奥特的归国为那些文学的指导者和宣传机构提供了便利。他是一位大众诗人，而他作为一位知名的右派分子只会增加他的身价。对新政权来说，他较之许多过分热心的左派分子，是一笔重大得多的财富。
　　他总是需要一个庇护人；现在他找到了一位真正慷慨的，那就是国家。他变成了一支名符其实的金笔：它写下的每一个字——他在一长卷纸上用大大的、装饰性的字体写作——都给他挣来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稿费。此外，他对语词的热情——没有这种热情他就不能活——现在也被安置在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上。种族主义已成为历史：既不再有“长枪党徒”，也不再有兴奋的人群；有的是国家的重建，是通过获得西部原属德国的版图达成的民族和解的光荣。现在不管写的是什么，他的诗中总是阳光灿烂。这很好。他的诗中充满了乐观主义的主题，充满了重建国家的画面和快乐未来的远景。这就更好。由于能够毫不费力地找到渲泄的渠道，他的写作开始走向泛滥。从他的工作间里源源不断地涌出颂歌、讽刺诗、幽默小品和对话的洪流。一家杂志为他辟了个叫“绿鹅”的专栏，供他每周发表他所谓的“戏剧片断”。那都是些短短的小场面，他称之为“世界上最小的戏剧”。我迄未在其他语种中读到过如此纯属荒谬的作品。“绿鹅”的主人公是人民、动物和客体。那些参加他每周一次的“卡巴莱”(4)表演的读者对自己喜欢这类怪癖多少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会照准每一期的标题猛扑过去。
　　他的行为成了多次论争的主题。有两种人对他感到愤慨：那些一心想被认作是“可靠”的人和采取马克思主义严肃立场的人。他们问道：怎么能允许这个小丑像在巴黎的存在主义咖啡馆里一样胡作非为呢？他不过是一个发了疯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为什么要在指导性杂志的头版发表他的诗？为什么准许他从事专业创作？每个人都对他从事过反犹活动记忆犹新，那时他曾用“长刀之夜”威胁过他的同事！而现在，没有谁比他活得更逍遥自在。这难道不令人感到羞辱吗？
　　那些经验老到的党员则努力平息清教徒们的狂暴，对他们的天真报以宽容的微笑：眼下还需要戴奥特。他还有用。他有许多追随者；他所写的东西有助于创造一种爱国主义的气氛。这是一种政治炫耀：甚至右派分子和天主教徒们都在和政府同心协力。广大读者对严肃、明智的文学尚未做好准备。此刻，戴奥特的滑稽戏是最合乎其口味的了。所有这些都是一场暂时的游戏；然后——砍他的头！
　　当波兰为条约所迫，对俄国从克制的尊崇最终走向彻头彻尾的偶像崇拜时，戴奥特没有让任何人胜过自己。他写苏军战士的英雄主义，写每一个波兰人都应对俄国怀有感激之情，写列宁，写共青团的小伙子们。他在每个方面都走在了共产主义阵营的前列。作为一名著名诗人，他接到了一份苏联护照，去莫斯科呆了些日子，然后以散文诗的形式发回了一份热情洋溢的报告，其中宣称，莫斯科的宏伟壮丽只有一点美中不足：它太像泰奥密那（Taormina）(5)；正如那里的人们吃许多橙子一样，他不喜欢吃橙子。
　　他的这份报告逼得清教徒们要发疯。他们知道莫斯科是一座令人沮丧，更令人敬畏的城市。戴奥特的欢天喜地全都带着嘲弄的笔触。它们似乎在说：“你们不是想我唱赞美诗吗？很好，我会一直唱到胀破你们的耳朵。”尽管如此，仍然不容易揣摸他的真实意图。你根本说不清他究竟是在撒谎还是在讲实话。正常的标准对他不适合。他在不同的尺度上晃动。他如同一个魔术师，永远能从帽子里拎出适当数量的兔子，而所有的兔子都有你需要的颜色。他将一切都转化成轻快的滑稽歌剧。由于他不断使用夸张作为其艺术手段，他的对手提不出任何不利于他的证据。他既不嘲弄也不言及真实；他表演花招，实行为艺术而艺术。
　　他从不“严肃”。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在举行了那次作家代表大会——会上宣布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唯一被允许的创作方法——之后，严肃的党人们开始对他采取行动，确信这次他们将洗雪前耻。他们分析了他的诗，然后证明说，世界之于他除了是一个供其耍弄的玩具外什么都不是。早于论战，他曾写了《有关一只被运货列车辗死的蝴蝶的挽歌》一诗。这首挽歌尽管标题够长，诗本身却只有四行；其结尾部分说，这只没有头脑的蝴蝶完全命该如此。现在他发现，他自己也处在了那列货车的车轮下。严厉而精确的时代正在开始。在这以前，只要是主人所要求的服务，他可以写无论什么题材的诗：从圣母到列宁和莫斯科；而且他的诗从不缺少自发性，它们总是枝繁叶茂。当然我们必须加上一条：在这些诗中，圣母也好，列宁也好，莫斯科也好，都变成了某些非现实的东西，某种云中戏剧。然而现在，“与创作过程中的自发性作斗争”已经成了一句口号。这意味着：仅仅去写那些被规定的题材是不够的，还得按照被规定的风格去写。
　　戴奥特一心想要为他的东家服务。为了像一个诗人那样生存，他需要一位亲切、有趣的领主，这位领主相信，不论是他的政府，还是天地间的万事万物，都不值得过分严肃地对待；诗歌——半是严肃，半是嘲讽的诗歌——比这些重要得多。但是这样的领主早就不存在了。那位奴役他的东家之所以在一段时间内容忍他，不是因为他的诗歌可爱，而是因为诗歌仅仅意味着走向一种终结。当他的诗歌不再服务于那种期待中的终结时，他的主人就生气地皱紧了眉头。出版社接到指示说，除非他在诗歌中表示改过自新，否则决不许发表他的作品。那些清教徒们愉快地搓着手：他们终于拧住了他的脖子。他们知道，无论戴奥特作出什么样的尝试，他都无法改邪归正。去除了形式上的丰富繁茂，他的诗就和那些俯拾皆是的二流韵文不再有任何区别。
　　由此他步入了充满阴影的生活。然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应该存在丝毫的浪费现象。那些扮演完角色的人完全可以按照他们的能力找到工作。戴奥特的生存是有保障的：一家国营出版社委托他做一个项目：翻译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
　　失去天恩后差不多两年，他又获得了另一个机会：那份指导性的文学周刊奉命公开讨论他过去的所有罪行。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审判，在这类审判中，事先就已准备好了有利于起诉方的裁决。戴奥特将又一次获宠，但也将仅仅是暂时的“又一次”。
　　唐晓渡注：(1)沃特曼（Waterman），其时一种自来水笔的品牌——译注。(2)法国胡格诺战争期间天主教徒对胡格诺教徒所发动的大屠杀事件。时在日凌晨，那一天是圣?巴托罗缪节。(3)指戴欧特不断变换其笔名，同时也可能影射“戴欧特”（delta）本身。因delta的意思之一是指数学中变数的增加——译注。(4)卡巴莱（Cabaret），有歌舞表演的餐馆。(5)意大利南方的一座旅游小城市。
　　胡桑按：本文选自《非非》第八卷，2000年8月，又刊于《诗探索》，2002年第二期。本文为《被禁锢的心灵》之一章。戴奥特（Delta），即波兰诗人康斯坦第?高什斯基（KonstantyIldefonsGa?czyński，）。生于华沙。童年移居莫斯科。后回波兰大学学习英语，学位论文做的是一位并不存在十九世纪英语诗人莫里斯?戈登?契慈（MorrisGordonCheats）。1923年成为诗歌组织Kwadryga（不详，待查）一员。1930年，与娜塔莉?艾娃洛芙（NataliaAvalov）结为伉俪。二战期间，沦为战俘。1946年回波兰。战后的许多诗支持共产党政权，其中包括一首针对米沃什的带辱骂性质的讽刺诗。《绿鹅剧院》（GreenGooseTheatre，TeatrzykZielonaG??）他最著名的诗作之一。
伽玛，历史的奴隶
[波兰]切斯拉夫·米沃什；叶远厚译　　
　　提起伽玛，不由得就会想起我曾在那里上过中学和大学的一座城市的画面。欧洲有一些地方总是让历史、地理老师感到特别烦心，如的里雅斯特、萨尔盆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等。威尔纳（Vilna）小城就是这样一块伤疤，在上半世纪它曾属于不同的国家，驻扎过不同的军队，每改变一次归属，油漆工都要把街名和功能标志刷上新的官方语言，城里的居民又得使用新的护照，遵从新的法律和禁令。威尔纳的统治者依次为俄国人、德国人、立陶宛人、波兰人，而后又为立陶宛人、德国人、俄国人。现在它是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而“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个空洞的名号，那是为了掩盖俄国人正在有效地实现沙皇领土扩张计划这一确凿的事实。
　　我上中学、大学时，威尔纳城归属波兰。它掩藏在林木葱郁的山谷中，远处是众多的森林、湖泊、溪流。透过树梢，它会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出现在旅行者眼前，耸向天空的教堂塔尖相互呼应，那是由意大利建筑师按照巴洛克风格建造的，金黄的塔尖与四周的松树白中带黑的色调形成鲜明对比，如画一样的美丽。传说有一位立陶宛君主野外打猎，在火边睡着了，作了一个预言之梦，在梦的魔力影响下，这位君主在他睡着的地方建了一座城，这就是威尔纳城的由来。经过若干世纪，威尔纳仍然是一座森林之城。作为欧洲常遭抛弃的一个省，它的居民说波兰语、立陶宛语、白俄罗斯语，或是三种语言混杂着说，保留着其它地方早已遗忘的风俗习惯。当然我说的是过去的事，因为我童年生活过的这座城如今就像庞贝城一样被埋葬了，以前的多数居民不是被纳粹屠杀，就是被俄国人驱逐到西伯利亚，或是再安置到已经赶走了德国人的西部地区。如今是一些出生在数千英里之外的人们行走在它的街道上，那些立陶宛君主和波兰国王建造的教堂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
　　然而，我上学那会儿，谁也想不到会发生大屠杀和大放逐。那时，威尔纳城的生活按照某种如诗一般的韵律展开，其主题总是慢于政府的更迭、王国边界的改变。大学、主教的宫殿和大教堂是城里备受尊崇的建筑。星期天成群结队的人们挤满了狭窄的街道，旧城门的礼拜堂里收藏有一副童贞女的画像，这幅画因有某种神奇的力量而非常有名。威尔纳的建筑混合了意大利和近东的风格。星期五晚上，在犹太人居住的狭长街道上，透过窗户你可以看到他们一家一家地围坐在烛光中，希伯来先知们的教诲在古老的聚会仪式上再度回响，因为这里是欧洲犹太文学与学问的最重要的中心之一。天主教假日期间，盛大的集市吸引了来自临近村庄的农民，他们会在地摊上展示自己的木器和草药。可是这样的集市若没有obwarzanki（一种又硬又圆的，用细线系成串的小饼）卖的话就会大为减色；而无论这些小饼出自何方，都被挂在这座小城的名下，这里的人们认定，完全是由于城里的面包房和从前的一所训熊学校，才使这种小饼远近闻名。冬天的时候，大起大伏的街道就成了少男少女们的滑冰场，他们红红绿绿的紧身上衣辉映着白雪，宛如寒冷的阳光中的玫瑰。
　　我们大学的建筑墙壁厚实，教室都是低矮的拱顶。浓荫蔽日的校园恍若迷宫，初来乍到者很容易迷路。从前，这里是耶稣会士教化贵族的地方，现在成了教授们教诲年轻的农家（多为小地主、佃农）子弟或犹太商人子弟的学校。我就是在那里与伽玛相识的。伽玛是个长相不雅、满脸通红的男孩，说话粗鲁，性情暴躁。如果说威尔纳自身就是外省，那么对那些离开了乡村老家到此读书求学的人们来说，就更是双重的边缘。泥泞的乡村道路——尤其春秋两季——使交通状况令人不堪；农民的马往往被机动车吓得惊恐不已；在许多村庄，人们家里仍用火把照明。除了尽人皆知的农活以外，家庭手工制作和伐木是仅有的赚钱机会。伽玛来自乡下，他的父亲是个退休的波兰军官，有一个农场。他们家住在那个地方有好几代了，家族的姓可以在当地下层贵族名册里找到。伽玛的母亲是俄国人，因此他在双语的环境中长大。他继承了母亲的信仰，是个东正教徒，而不像他的多数伙伴们一样信奉天主教。
　　我们的首次交流并没预示我们后来的密切关系。确实，对文学的共同兴趣使我们聚在一起，但他的举止、尖嗓音及其表达的看法却让我感受到了冒犯，他真不知道用正常的语调说话。伽玛总带着一条重重的藤鞭，那是参与反犹暴行的年轻人都喜欢的武器。暴烈的反犹主张其实是他的政治纲领。我很鄙视这些民族主义者，认为他们是危险的智障者，为了达到不思考的目的而大叫大嚷，使不同民族的人们相互仇视。有些谈话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果亲历过当时的场面，有时就会想到，那决不仅仅是说说而已。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谈论种族主义，眼前的伽玛站在街道的圆石路面上，随身携带的藤鞭倚在街头，大谈血统和土地，大谈应当如何把权力授予优等族群，而不应授予什么全体公民——无论他们是操的哪个种族或民族的语言，以及优等族群应当采取怎样的措施以防止自身的血统遭到玷污。大概他的民族主义狂热是为了弥补他自己的缺陷；他的混血儿出身、半俄罗斯血统以及东正教信仰，必定会使他在与土生土长的同学相处时感到大为不快。他的语气咄咄逼人，充满了高人一等的味道。我由于坚持反对种族主义，因而对他深恶痛绝。他认为我是那种长于思考短于行动的人。至于他，则是一心要有所行动。那是1931年，我们都很年轻、贫穷，对于今后我们将要身陷其中的种种非常事件毫无觉察。
　　1949年我拜访伽玛时，他是红色波兰驻西欧一个大国的大使，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他的官邸由一扇锻铁大门守护。按门铃几分钟以后，大门的窥视孔里露出一只眼睛，铁门在嘎嘎声中打开，可以看见宽敞的院子里停着几部锃亮的汽车，大门左边站着一位佩戴手枪应付意外的卫兵。站在院子中央，整栋建筑的外观尽收眼底。这一定是18世纪某位贵族为他的夫人建造的。楼内保持着从前的风格特点；宽敞的房间，墙上装的是金黄色的壁板，房间里的家具、地毯及帷盖等等也是18世纪的古董。伽玛在一个金壁辉煌、以大理石装饰的房间接待了我，他显得诚挚大方，岁月的磨砺让从前粗鲁的他变得彬彬有礼。在这座宫殿里有他的起居室、会客厅、办公室。许多西方杰出的艺术家和科学家经常造访他。一位著名的英国学者称赞他富有魅力，头脑开明，摆脱了盲信。这一看法被不少精英知识分子所接受，其中包括天主教徒、自由主义者、甚至保守主义者。那些出名的西方共产主义文人则双重地赞美伽玛，不仅因为他是他们所崇拜的东方的使者，而且因为他在对文学问题做出马克思主义的评估方面极其敏锐。显然，他们并不知道伽玛的过去，也不知道一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要在欧洲绝大多数被遗弃的角落之一威尔纳出人头地、然后成为这栋18世纪大宅的主人，这中间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伽玛在西欧的某国首都感觉良好。他喜欢逛夜景，到那些有名的餐馆进餐，只要他一进餐馆，服务员便会很礼貌地领他到最好的餐桌用饭。看到他眯着一双细眼，从浸在冰水桶里的香槟后面冷淡地打量着人们，很容易将他误认为一位英国乡绅，一直在盘算着有关财产的什么事。他高高的个子，背有点驼，有一张某类男人特有的红润的长脸，这类男人经常带着猎枪猎狗消磨时光。他看上去非常符合他的真实身份：一个下层波兰贵族成员，热衷于打猎、喝酒，履行政治职责时能用拉丁语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或以高亢的反调与对手争吵，必要时则会站在掀翻的桌椅中间进行决战。他那种坦率的姿态是一个意识到自身特权的人的坦率。对于下属，他会待以仁慈的轻蔑，作为工作的一部分，他们常陪伴他从事夜间探险；在办公室里，他有时会因为过于兴奋而拉扯使馆秘书们的鼻子，或在他们背上重重地击一巴掌。不过，他也会动辄大发雷霆，这时，他红润的脸膛涨得发紫，蓝眼睛变得血红，他的声音会重现过去的那种尖利狂暴。毫不奇怪，西方的外交官、学者、艺术家一点也不认为他具有心理学意义上复杂的双重人格。甚至他的不得体在他们看来也是出自他的宽宏、开放的天性，这种天性有时会因过分真诚而构成冒犯，但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与阴谋诡计无缘。他在谈及被其它共产党人认为是敏感的话题时毫不窘迫，从而赢得了他的听众的信任。在拜访过伽玛大使以后，他们认为他决非共产主义者，即使是，其视野也是那么开阔、文明！然而，他们认为是他本性的，在他却是一种十足的计谋，他有意识地利用他的乡绅外表，以深思熟虑的技巧来表演他的纯朴和善良。只有那些知根知底的人才能透过其表面伪装洞察他的冷酷算计。他心里揣着一把无形的匕首，随时都能用来发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奸诈一击。不过，这把形影不离的匕首同时也令他自己心寒。他不是一个快乐的人。
　　他那极为迷人的微笑打动了那些被怀疑不想回到铁幕统治下的外交官，使他们相信了他的仁慈厚道。他会猛烈批评华沙那群傻瓜不明白如何处理西方事务，然后，他会提议乘飞机一同返回华沙，用几天的时间去向那帮白痴说明如何解决由于大量电报往来而造成的某个问题。这时，失足者就会寻思：伽玛的善意是明摆着的；每次回华沙的旅行都是忠于政府的证明，这样做就能延长在国外的任职期；而且，在他们自己看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危险。在欢快的气氛中，该外交官与伽玛开着小小的玩笑登上了飞机。一到华沙机场，他就知道落入了圈套。完成了任务的伽玛会乘头一个航班飞离华沙。监视下属的思想并非他最不重要的职责，事实上，那是一种荣誉，一种得到信任的标志。每当需要心理学家的才具、正式指派他充当政治警察时，伽玛的匕首总是最能干的。
　　还是让我们回到从前吧。伽玛那时还没尝过香槟的滋味。信守古代的传统，我们拥挤在里面吃饭的大学自助食堂也像大学的很多学院一样给取了一个拉丁名字，叫“门撒”（mensa），饭菜比较便宜，但味道却很差。我们写讽刺诗时，最流行的话题是坚硬的肉丸和如水的清汤。抽着劣质的烟卷，烟雾弥漫中，我们常坐在一起讨论诗歌及其荣耀，这些东西除了我们之外没人感兴趣。虽然我们一群人初学写作，但却想在未来引人注目，想在我国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我们渴求名扬四海，梦想重整世界，而大多数同学关心的则是自己的学习，或如何在将来得到一个好工作。然而，常见的情况却是，我们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了解决我们内部平衡的失调上。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在青少年时期受过深深的伤害，各自的情况不尽相同，但基本处境是一样的。有些事情使我们在那个年纪就不再可能与其它同龄人和谐相处，有些事情则使我们感到了“差异”，因此而驱使我们寻求某种补偿。滋养了过度野心的主观动机不易追寻，不过我相信伽玛对他的家庭非常敏感。另一个因素也可能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伽玛读中学时，有一次打猎，意外地杀死了他的一位朋友，此事引起的罪感可能促使他形成了未来的一系列决定。
　　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平衡被打乱了。我们全都反抗我们的生存环境。我们当中没有无产阶级。我们全都来自知识阶层的家庭，在欧洲的这个角落，它与破落贵族或者下层中产阶级是同义语。伽玛的父亲是退休军官，这我已说过；格奥尔格，诗人，一位外省律师的儿子；西奥多，诗人（后来成为党的宣传工作者，被波兰地下组织所杀），顶着一个贵族称号，尽管他母亲是个银行雇员；亨利克，演说家、作家、政治家（后被德国人杀死），铁路工程师之子，其父因拥有波兰最著名的姓氏之一而自豪；斯特凡，诗人，后为杰出的经济学家，出自有着一半德国血统却又不怎么成功的商人家庭；我家属于立陶宛贵族，但我父亲从乡下移居城市，成为一名工程师。人们反抗环境，通常是因为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感到羞愧。我们的社会地位全都模糊不清。我们面对的都是20世纪的问题，而我们家庭的传统却要把我们束缚在那些我们认为荒谬而反动的观念与习俗上。我们全都悬在空中，谁也无法例外。国家从未经历真正的工业革命；中产阶级羸弱不堪；至于工人，在有些人看来是拼命干活或拼命喝酒、一脸龌龊相的动物，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一个神话、一个崇拜的对象。我们所处的社会阶层被叫做“知识阶层”，是与“人民”相对立的，工人和农民属于后者。我们当然属于“知识阶层”，但我们却反对这个阶层，因为它更喜欢回到过去，而不是面向未来。比较而言，在某些方面我们类似于美国南方第一代贫穷家庭的孩子。我们漂泊无依，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有人称我们是力图让知识分子反对“知识阶层”的“知识分子俱乐部”。
　　这是一些经历着严重经济危机的年头，到处都是失业者。大学的年轻人无钱度日，毕业后找工作没有希望，于是就有了激进的倾向。这种激进主义表现为两种形式。有些人，像伽玛这样的，一进学校就成了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在一个含糊其辞的说法——“民族革命”——中看到了解决一切难题的答案。实际上，这是冲着犹太同学而来的，后者作为未来的律师、医生，将会成为前者求职的对头。另有些人则反对这种民族主义者，他们形成了“左派”，其纲领因派别而异，多在社会主义和变相的“新政”主张之间摇摆。在“兄弟互助会”——即学生自己管理宿舍、食堂等的自治机构——进行年度选举时，两个阵营总是争得一塌糊涂，有时甚至还大打出手。
　　共产党和政府都在争夺“左派”——如果我可以用这个术语指称一个由不同群体组成的大杂烩的话。毕苏斯基温和的准独裁统治并没有明确的纲领，为了吸收新生代领导人而怯生生地向年轻人讨好。看到大学里的激进主义不断高涨，政府以许诺改革来争取左派。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团体成了政府企图巩固它在大学生中的地位的依靠力量。我们的朋友斯特凡和亨利克被认为是国内最有希望的“官办”青年政治家。但这些企图都以失败而告终。“最有希望的青年政治家”和政府决裂，进一步向左转。某些事件则产生了使政府越来越右的作用。民族主义虽然还不是彻头彻尾的地方版极权主义，但已经开始赢得从未有过的重大胜利。政府不再支持杂凑起来的“官办左派”，转而与民族主义者调情。
　　这些便足以构成一幅如今已被熔岩覆盖的威尔纳城的战前政治画面。我的叙述包含了许多岁月。那些年间，每当春天我们要为考试而用功时，树上就会变得一片碧绿。自那以后，不管哪儿的绿色都不能像威尔纳的一样给我快乐。河面上一只只载着游人的小船沿岸而行，长长的圆木从森林顺流而下奔向锯木厂，年轻的情侣手挽着手，漫步在校园的连环拱廊下。拂晓前起床，到码头上找一只皮划艇，在冉冉升起的太阳照耀下划桨击水，迅疾的河水在沙质的峭壁和松林之间奔流——那真是妙不可言！我们常到附近湖中的岛上游玩，湖中央的小岛群象一大束花一样插在湖面；岛上的草地富于弹性，还没有遭人践踏；夜莺在柳树间鸣叫。我们成群地跳进水中游泳，打乱了映现在平滑水面上的云影和树影；或者我们躺在水面仰望蓝天，嘴里哼着欢快的歌曲。我们经历了恋爱中的背叛、考试不及格的悲伤、相互间的阴谋诡计和妒忌。我们的文章和诗歌被印了出来。食堂里坚硬的肉丸子被抛在了脑后，话题有了变化。我们既争论诗歌的隐喻意义，也讨论格奥尔格?索列尔的理论，后来则讨论马克思和列宁。
　　伽玛很快就与民族主义者分道扬镳了，但他也极少同情“官办左派”或天主教左翼。他的诗作发表在我们团体所编的刊物上，和西奥多、格奥尔格以及我本人不同，他的诗作既没受到批评也没得到赞誉，批评家们以沉默表示了接受。他掌握了现代诗的技巧，但他所写的东西是没有生命意义的。我认为他所妒忌的那些人的写作是愚笨的，但他们的风格是个人化的，他们有节奏的咒语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他们的愤怒和讥讽打动了读者，吸引了读者的注意。伽玛的诗作则是用精心选择而又言之无物的隐喻排列起来的。
　　我们的团体越来越激进。“官办左派”失势以后，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左派？我国的社会民主同样有着欧洲大陆所有社会民主党的毛病——由于虚弱而易于妥协。俄国开始频繁出现在我们的讨论话题中。威尔纳离苏联边境不到100英里，但由于边界紧闭，我们对苏联的了解却像对远隔万里的巴西一样。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同于东方的世界的边缘上，从这里看过去，东方就像另一个星球。我们仅仅从书本上了解东方世界。当我们用它来比较我们自己眼前的境况时，东方似乎就是进步的世界。通过理性的审视，我们确信，未来属于东方。我们的国家处于瘫痪状态。大众对政治事务没有发言权。社会的过滤造成农民和工人的子弟不能进入中学、大学学习，因为费用太高，即使费用低，他们也无能为力。极端的沙文主义精神消解了无比复杂的少数民族问题（我国有高比例的少数民族）。由小资产阶级和身无分文的知识分子支持的民族主义运动，驱使政府变本加厉地推行歧视政策。波兰最为关注的是邻邦德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因为同一个德国已经发出了战争威胁要消灭波兰。这样一来，我们希望在俄国人那里能够找到办法以消除困扰波兰的所有难题，把苏联看作唯一能够从苦难中拯救波兰的国家，也就毫不奇怪了，而我们从收音机里播放的希特勒演讲中已经毫不费力地知道了我们将要面临什么样的苦难。
　　不过，波兰并不容易成为共产主义国家，因为共产主义意味着要彻底修改民族的概念。几个世纪以来，波兰和俄国一直处于无休止的战争状态。波兰国王们率领的大军一度曾兵临“东方罗马”的大门，但最后，天平还是倾向了莫斯科，整个19世纪，波兰的大部都在沙皇的统治之下。接受了共产主义的人会一致认为，以往两个民族的冲突仅仅是它们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忘记过去是必要的。这些人也承认，如果共产主义取得了胜利，那么，度过了凡尔赛和约产生的短暂独立期之后的波兰，将会再度成为俄国的一个省。波兰东部及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城市将被直接合并到苏联，因为莫斯科认为它们属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共和国的一部分。至于其余部分，显然会成为苏联的又一个加盟共和国。波兰的共产党人从不打算掩饰这就是该党的纲领。
　　放弃对祖国的忠诚，根除在中学及大学的谆谆教诲中培养起来的爱国之情，这是前进道路上所付出的代价，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并愿意付出这种代价。我们的团体解散了。伽玛成为斯大林主义者。我想他会觉得写那种毫无感情的诗歌殊为不易。他不为文学而创作，每当完成了纸上的写作，他总会感到内心的空虚。他体验不到创作者的狂欢，或者创作过程本身的欣喜。从民族主义到斯大林主义的过渡期间，对伽玛来说是个被抛弃的时期，一个无意义的考验和觉醒的时期。
　　共产党在我们国家是非法的，共产党员可受到法律的惩罚，法律可以把共产党员以罪犯的名义驱逐出波兰。共产党的领导认识到在那时不可能从非法活动中有所收获，只好通过党的同情者来影响和支配公众舆论，又不直接牵涉到党的利益。在波兰出现了一批遵循共产党路线的刊物，其水准仅适于一般不明事理的读者。伽玛所在的小组开始编辑这样的刊物，与党的信使的接触是秘密的，经常在附近的树林里会面。这时，我们当初那个团体的大多数成员已完成学业。这是西班牙内战和共产主义“保卫文化”阵线时期，共产党尽力用流行的口号联合所有的自由主义力量。
　　伽玛撰写文章，在集会上演讲，参加五一节游行。他开始行动了。当局封了期刊，逮捕了编辑，将他们送上法庭，伽玛和其它人一道站在被告席上。法庭审判引起了轰动，弄得当局很没面子，因为伽玛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反而迅速扩大了共产主义的影响。许多自由主义者被当局对待这些大学毕业生的严厉做法激怒，更何况这些大学生是法学或哲学博士。城里最好的律师为他们辩护，被告常常雄辩滔滔，表现得比检察官更有良好的思想修养，在法律知识方面也并不比检察官逊色。他们仅仅受到了温和的判罚，伽玛由于缺少证据被无罪释放。
　　二战爆发前的几年期间，伽玛以文学研究为生，他写过一本有关短篇小说结构的书，这书一点也没有欺骗他的政治信念，但是要在他已出版的两卷诗集中发现任何特别革命的观念也同样是困难的。他结了婚，夫人为他生了一个女儿，生活上天天为钱发愁，因为他是知名的共产主义者，没有希望在政府谋到一个职位，只有依靠写文章赚点钱，而且也并不是天天有文章可发。他常在左派刊物发表温和的文学评论。伽玛在等待时机。
　　这一时刻很快到来了。希特勒进攻波兰，推进的速度极快，苏联红军赶来与之会师，占领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中划归苏联的领土，这些也是共产党公开宣布应并入苏联的地区。对波兰两面夹击的战争像在蚂蚁山上放了一把大火，成千上万饥饿与恐惧交加的人们挤满道路：军队溃败，士兵争相逃命，警察脱掉制服也跑开了，妇女们在人群里拼命找她们的丈夫，想参战的男人们却找不到军队。成群的人们从东部逃向德国占领的西部地区，同样，也有另一批人们从德占区逃向苏联控制的东部地区。也许只有在20世纪才可能出现这种标志着国家末日的大混乱。
　　伽玛响应了战时动员，但他只在军队呆了很短的时间，因为军队很快就战败了。苏联慷慨大度地把威尔纳送给立陶宛，立陶宛享受这友谊只一年，强大的邻居就把它也给吞并了。渴望行动的伽玛迁到了利沃夫，这是苏联占领区最大的城市。伽玛在此与亲斯大林的作家相聚并较快组织起来，新政府给了他们一栋房子。他们开始了新式的写作——主要是翻译俄国文学，兼着干些并非太不讲究的宣传工作。
　　伽玛在新的环境里很快获得了信任，与那些从苏联派来监督“文化清洗”工作的文学界专家打得火热，伽玛的很多伙伴虽然是理论上的共产主义者，但内心也被国际冲突搅得六神不安，祖国的不幸使他们处于神经崩溃的状态，征服者的残暴及其对波兰人的仇恨也使他们惊恐不已。如今，他们第一次接触到了这个以往只是在虚夸的传闻中所了解的不祥的新世界。但伽玛并没有表现出有什么疑问；他早就打定了主意。我总觉着伽玛的嗓音、他那令人不快的干笑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它们很容易使人认为伽玛的情感生活总是相当原始的。他当然理解愤怒、仇恨、恐惧和热爱，但他对情感的反应是异化了的，这是他天资中的弱点。
　　伽玛坚守教条，谴责用纯粹的理智写作。他会在集会上把他必须说出的一切大喊大叫出来，或者把它们印成传单。他的前进步伐决不会受到复杂情感的干扰；他能够用非常简单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意思。他的成功（不是一个作家而是一个文学政治家，这是斯大林主义体制下最重要的文学成就类型）也与他流利的俄语有关，不管怎么说他是半个俄罗斯人，他比其它人更容易理解新统治者。他被看作“最可靠的人”之一。
　　但这个新占领区的大多数人就不行了，他们害怕得发抖，第一次拘留便让他们知道了大难已经临头；他们有充分的根据担心即将在大规模放逐中身陷绝境。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员会在黎明时就挨家挨户地敲门，给那些被遣送的人家一点时间收拾最基本的日用品，劝他们穿得暖和一些。牛车带走了囚犯、男人、妇女和儿童。先是几万人、最后是几十万人潮水般地被赶到东方。经过几周或几个月的长途跋涉，最后到达了目的地：极地的强迫劳改营或西伯利亚的集体农场。在这些被赶走的人中有伽玛的父母和几个十来岁的妹妹。据说伽玛的父亲诅咒了他这个没人性的儿子，因为他为给乡亲们带来苦难的苏联人歌功颂德。伽玛的父亲死于遣送途中，而这样的旅程出去上千英里才不过是走了一半的路，母亲和妹妹则像奴隶一样活了下来，此时的伽玛却在到处发表煽动性的演说，告诉人们生活劳动在一个将美梦变成现实的、无与伦比的新制度下是多么快乐。谁能猜得到他那时的感受是什么？即使他试图保护自己的家庭，那也不可能拯救他们；此外，尽管他被列入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良民册中，也仍然心惊肉跳。
　　俄国人不信任其它民族的共产党人，从1917年到1937年的事实表明了这一点。大多数波兰共产党人的遭遇就是最好的例子。许多活跃的波兰共产党人担心受迫害而逃到苏联，最后在苏联却被莫名其妙地判刑和清洗，如三个著名的波兰共产党诗人万杜尔斯基、斯坦德和布鲁诺?雅西恩斯基。他们的名字至今也无人提及，他们的著作从未再版。雅西恩斯基的小说《我出生在巴黎》曾在法国《人类》杂志连载，他和今天的共产党诗人纳兹姆?希克麦特及帕布罗?列鲁达有着同样的国际声望。雅西恩斯基死于北极圈附近的劳动营。
　　逮捕浪潮也没有放过那些“可靠的”个人的小团体。波兰共产党人总被怀疑有民族主义倾向，只要发现他们为自己民族的处境而苦恼，这就足以成为对他们进行镇压的理由。有一天，内务人民委员部突然开始清洗伽玛所属的圈子中人，著名诗人W.B.就是被捕者之一。假如法国的共产党当局逮捕了阿拉贡，或者美国共产党要将霍华德?法斯特关进监狱，其对公众的影响可想而知，著名诗人W.B.的被捕差不多就产生了这样的影响。他是一个被所有左派崇拜的革命诗人，几乎人人都尊敬他，甚至政敌也是如此——尽管他的诗作被阻止发表。因此，他在波兰享有了特殊的地位。他是从德国占领的华沙逃入苏联避难去的。
　　伽玛的同道被捕后，他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在这之前他还从没有这么胆战心惊过。他认为这只是个开头，到下一轮时，所有的作家都将遭到监禁，即使今天仍然自由的作家也不例外。他开始狂躁起来，跑到他的党员同事们中间，向他们提出一项刻不容缓的预防措施：发表一份公开声明，谴责那些被捕的人是法西斯主义者，其中就有诗人W.B.。他争辩说，如有大批人签署这样一份声明，就能构成一种正统的证据。但是，他的同事都不太愿意发表这样的公开声明以指责他们的朋友是法西斯分子。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太走极端。他们都是老练的共产党人，纷纷对他说明这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只能证明会有害于那些签名的人，因为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怯懦的表现。此外，也很难预见未来的事态会如何发展，还是谨慎为妙。于是，没有发表这个公开声明。
　　这是伽玛政治生涯的开端，其时他还没有掌握复杂的政治谋略，他的反应还没有章法。他还要学习如何才能真正地行如狡兔。
　　希特勒对苏联开战了，不几天就打到了利沃夫。伽玛不能留在那里，因为他作为共产党作家、演说家已经太有名了。政府官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被击溃的军队在一片大恐慌中四散奔逃，迦玛总算搭上了一列东去的火车。他把妻子和女儿留在了那个城市。事实上，这对夫妻的婚姻生活很不如意。他的妻子厌恶这个新秩序，而每个看到它的真相的人几乎都会这样。他不赞同丈夫的新事业。他们分手了，而且无可挽回。
　　伽玛在俄国找到了自己。他有了接受多年训练的机会。当年被牛车拉到俄国的波兰人已分散到各地。包括被扣留的波兰军队官兵在内，这时在俄罗斯的波兰人大约有150万。莫斯科是把他们作为敌对因素看待的。即使在军事上受到挫折的时候，克里姆林宫也从未放弃对于未来将要出现的新波兰的长远规划。在克里姆林宫看来，波兰是个极端重要的国家，因为它是通向欧洲的跳板。由于新波兰的“干部”不能从那些被放逐者中间吸收，那么党就不得不使用“可靠的”共产党员知识分子小集团。在俄国，伽玛遇到了曾在一起受审的大学同学；正是他的这些同学，加上其它一些人，成立了一个美其名曰“爱国者联盟”的团体。该团体成了今天统治着波兰的这个政府的核心。
　　甚至在战前，爱国者联盟的成员就一致同意以历史“必然性”的名义放弃国家的独立。他们在俄罗斯就已经为此而付出了代价：他们几乎没有表现出与广大波兰流放者及奴隶劳工的休戚与共。他们认为，这些被放逐的人们除了前地主、工厂主和政府官员就是贱民——农民、伐木工、小警察、犹太小商贩等等，纯粹是些人渣子。这些人的思想已打上了波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烙印，他们把战前的波兰看作是失去的天堂。除了任这些人关在强迫劳动营或遥远的集体农场之外，还能为他们做什么？爱国者联盟的成员可能会把他们当作人来同情，但不会容许这种同情影响自己的政治决定。总之，伤寒、饥饿与坏血病正在毁灭这些人的肌体，几年之内大概就会不复存在、因而也就不再是个问题了。
　　伽玛理解那些人为什么会把战前的波兰看作失去的天堂。他的父母和妹妹也在他们中间。他们的处境虽然与数以百万计的苏联公民没有实质性区别，但他们的命运尤其严酷，因为他们无法习惯于饥饿和严寒。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与莫斯科签订了要在苏联境内组建波兰军队并赦免波兰政治犯的协议之后，大批波兰人冲出北方的奴隶劳工营潮水般地涌向南方，俄国南方城市的大街上到处可见衣衫褴褛的乞丐群。就是这些在长途跋涉中耗尽了气力、半死不活的人们，根据流亡伦敦的政府的命令组建了波兰军队。伽玛和苏联统治者一样认为这是阶级敌人的军队；就像和英美结盟一样，这也仅仅是个临时同盟。
　　波兰统帅部正在寻找它的军官。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导致了成千上万的波兰军官被扣押。可现在却找不到他们。伽玛知道，伦敦波兰流亡政府的搜寻工作不会有什么成效。这是明摆着的事情。一般来说，文明国家不会屠杀被俘军人，尤其是并未与之交战的国家的被俘军人。然而，历史的“必然性”有时就需要这么干。波兰军官是波兰旧制度的“干部”。他们绝大多数是预备役军官；平时他们都是些教师、律师、医生、政府官员，简单说，是知识阶层，他们与旧时代的联系阻碍着被强加给波兰的革命道路。考虑到德国人也在对那个国家干着同样杰出的工作，即消灭它的知识阶层，那么，还能剩下一支上万人的干部队伍就是非常可观的数量了，有人想方设法要除掉他们也就不无道理了。每当听到伦敦流亡政府寻找某些被俘军官的努力宣告失败时，伽玛和爱国者联盟的成员都会交换一下讥讽的目光。
　　被俘军官中有一位是我和伽玛上过学的那所大学的青年教授。这位教授是个自由主义者，在伽玛和他的同志们被捕受审时曾对他们表示了同情。然而，他是若干经济学著作的作者，这些书在苏联丝毫也不受欢迎。莫斯科某处的危险人物档案里就有他的名字。内务人民委员部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劳动营里到处找他。幸好及时发现了他：要求立即将他转移到莫斯科监狱的电报送达火车站时，那里正准备把被俘军人赶下火车押到附近森林里执行枪决。教授逃过了此劫，然后离开了俄罗斯。
　　许多直接观察到苏联生活的波兰人都发生了内心的变化。经历过监禁或劳动营折磨的前波兰共产党人都参加了流亡政府的军队。诗人W.B.也被赦免。当波兰军队从俄罗斯撤到近东（后在意大利参战）时，他兴高采烈地离开了这个30年后他仍未看到希望的国家。战争结束后，他不能再忍受流放的生活。他回到了被伽玛他们所统治的波兰。他宽恕了他们。今天每一个学校的孩子都在背诵他由衷地《献给斯大林》的诗。
　　尽管也有踌躇或绝望的时候，伽玛和爱国者联盟的同志们都坚持住了。他们充满希望地投下了大赌注。他们的成功取决于俄国人的支持。新的波兰军队开始在苏联组建。它作为亲苏的波兰新政府的主要基础和苏联红军一起进入波兰。伽玛也是这支军队的组织者之一。由于没有波兰军官，高级军官多由俄国人充任。不过谁也不会抱怨缺少士兵。只有少部分流放者成功地到达伊朗加入了伦敦的军队。那些只有逃出苏联边界才能得到获救机会的人们，则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爱国者联盟的政治监视下被征入新军队。
　　1944年的夏天到了。苏联红军和新的波兰军队踏上了波兰土地。在忍辱负重、寄人篱下和政治技巧的锤炼中熬过了多少年啊！押下的赌注终于要有回报了！伽玛兴奋地出现在一座座被炮火蹂躏过的小城面前和一片片狭窄的土地上，它们会使看够了俄罗斯集体农庄那单调乏味的一马平川的眼睛为之一振。吉普车载着伽玛从烧成废铁的德军坦克旁边掠过，奔向近在咫尺的权力，去实际体现迄今为止还只是根据列宁和斯大林语录进行理论探讨的东西。这就是对于那些知道如何正确思考的人的回报，他们懂得历史的“必然性”，决不会沉溺在愚蠢的多愁善感之中！只有他们而不是流落伦敦的那群傻瓜，才能把波兰从德国人手中解救出来。当然，国家需要动一个大手术；伽玛体会到了一位出色的外科医生进入手术室时的兴奋感。
　　这时的伽玛是佩有少校军衔的政治官员，从俄罗斯带回来一位新妇。他的夫人是个波兰女兵，由于穿着制服和笨重的俄式皮靴，看不出她的实际年龄。其实她非常年轻，但在俄罗斯也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她还只有十来岁时，她和她的弟弟、妹妹及母亲就被拘捕，从欧洲的腹地一下子被遣送到光秃秃的西伯利亚大平原。那里的夏天和热带地区一样炎热，冬天的寒风能把泪珠瞬间吹成冰球。一条面包就足以成为一份小小的财产，难以承受的劳动摧垮了营养不良的躯体。警察的监视和无垠的平原夺去了他们逃跑的希望。作为出生在中产阶级家庭的一个年轻女孩，当然不习惯于艰苦的体力劳动，但是她得养活全家。经过了一段拖拉机驾驶的课程训练后，她成功地驾驶笨重巨大的俄国拖拉机行驶在哈萨克斯坦平原上。有了这样的经历，她对斯大林主义制度就没有多少共鸣了。事实上，她和几乎所有的新波兰军队士兵一样痛恨斯大林主义制度。但不管怎么说，她总算回到了波兰，她也想玩一把伽玛正在玩的那个大赌局。
　　苏联红军抵达了维斯杜拉河。新政府——即人们所熟知的“解放委员会”——开始在卢布尔市运转。爱国者联盟面临着巨大的任务和困难。几乎用不着西方盟国制造什么麻烦。障碍就在国内，那就是人民的敌对态度。往日的冲突再次迸发。现在由俄国人控制的一些地区，过去曾活动着大量隶属伦敦流亡政府的游击队，名叫“国家军”，是他们抵抗了德国占领军。现在他们被解除了武装，有的被编入新的波兰军队，有的则遭到逮捕并被放逐到俄国。伽玛曾富于幽默感地说起过威尔纳所发生的事情。反抗德国人的起义爆发了，“国家军”的先遣队随同苏联红军一起入城。然后苏军指挥官举办了一个盛大宴会，邀请“国家军”的军官赴宴。一如伽玛所说，这是一顿按照古老的斯拉夫方式举办的豪华美餐，其间，在友好的拥抱、干杯与歌声中——简直就像传奇故事——受邀请的人们被悄悄地毒倒。在宴会过程中，“国家军”的军官们遭到了逮捕。
　　伽玛在卢布尔看到了许多事情，但与在华沙发生的同样的事情相比，其规模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红军抵达维斯杜拉河畔时，与华沙已是隔岸相望。解放委员会的电台呼吁首都居民反抗德国人。一俟起义爆发，电台又接到新的指示开始破口辱骂起义领导人，说他们正在按照苏联敌人的指示而行动，要夺取政权。由于空间距离的问题，举办斯拉夫传统盛宴的方式显然不合适；华沙是反抗德国人的中心，但同样也是反抗俄国人的中心；它必须被摧毁。红军军官用望远镜仔细观察着对岸的巷战，硝烟越来越浓，模糊了他们的视线。一天又一天、一周接一周地过去了，战斗还在进行着，直到最后只见到一堵火墙。伽玛和他的朋友们倾听了从对岸泅水过来的起义者们语无伦次地叙述着那个地狱里所发生的一切。的确，不得不向历史“必然性”支付的代价是令人毛骨耸然的。一个人不得不在成千上万人的死亡关头袖手旁观，在妇女和儿童化为飞烟时经受着良心的拷问。谁是罪人？伦敦的流亡政府？因为他们想把起义用作一张夺取权力的王牌。克里姆林宫？因为它拒绝援助这个陷入灾难的城市，认为民族独立是个资产阶级概念。或者谁也不是？
　　穿着厚厚的羊毛制服的共产党知识分子们俯在桌子上，倾听着一个年轻姑娘的叙说。她是好不容易游过河岸的人之一，正发着高烧，眼神迷乱。她说：“我们的队伍打散了，被逼到河边。只有不多的人成功地加入了其它队伍，留在岸边的都受了伤。天一亮党卫队就可能进攻，这意味着我们都要被枪杀。我怎么办？和受伤的同志们留在一起？但我没有办法帮助他们。我决定游过来。游过来的可能性相当小，因为河上有探照灯照着。到处都有德国人的火力网，在河中心的浅滩上我看到很多企图游过来的人的尸体，河水把他们冲到了沙滩上。我非常虚弱，因为很难找到吃的东西，我又生病。水流很急。德国人向我射击，我尽可能地在水面下游。”
　　经过两个月的战斗，德军控制了一片废墟的华沙城。但是，在拿出时间俯瞰华沙的不幸之前，共产党知识分子还有太多的工作要做。首先，他们必须把印刷机开动起来，因为共产党清楚地认识到，控制人们的头脑是控制整个国家的关键，话语就是制度的基石。伽玛成为卢布尔市新闻机构的领导人之一。
　　经过这么些年，伽玛成了一个比战前更出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