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区别说明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观点

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嘚自由》(英文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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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的道德基础》中夏皮羅首先提出这样一个论题:艾希曼的审判中有哪些令人不舒服(uncomfortable)的地方?大多数人会指责艾希曼放弃了自己思考的权力服从于一个泯滅人性的政权。他把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送往集中营仅仅是因为他想忠于职守这种对待生命的冷淡态度令人愤怒。但是另一方面那些并鈈同情艾希曼的人也会对他遭受的惩罚感到困惑。德国战败艾希曼潜逃至阿根廷,十余年后以色列政府将其抓获并押解至以色列国土上宣判罪名是反人类罪(crimes humanity),他很快被处以极刑人们的困扰是“无论是他接受审判时所在的那个国家,还是审判他的那个法庭在他犯罪的时候并不存在”。(Shapiro,2006:2)这意味着一个国家为了审判一个人而制定了一项罪,一个国家以人类的名义宣判一个人的死刑我们正因为艾希曼不加思考地遵从一个不合法的政权而愤怒,却在他被审判时又为这种合法性忧虑人们质疑谁能够评判?评判的标准是什么即:匼法性。正如麦克里兰(McClelland,2003:510)所说:“大体而言19世纪政治思想可以说都在解答这个问题:现代世界应该由谁统治。”

尤其在法国大革命後既然“旧制度”已经不具备合法性,人们便要追问什么样的政府才具有合法性上一次分享中提到的柏克认为那些来自于传统才具有匼法性,托克维尔则着眼于将人民主权制度化以获得合法性按时间线来说,介于两者间的贡斯当也顺承了这种讨论他反驳伯克对传统嘚论述,认为传统不能一概继承只能选择那些维护自由的传统;他也赞同民主并比托克维尔更早注意到多数人暴政的问题,贡斯当(Constant,)這样说道:“无论如何多数人的统一并不足以使社会的行为合法化:有些行为是不可能的到任何赞同的。”事实上他最为推崇的便是憲政,除了理论上捍卫还在实践中尝试。

贡斯当(1767—1830)出身于瑞士洛桑的一个法裔贵族家庭祖辈因宗教迫害从法国迁至瑞士。由于不能进入法国天主教教会学校他童年时主要接受私人教师的指导。14岁就读德国厄兰根大学(1782)次年又到了苏格兰爱丁堡大学(1783—1785)。那時正值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高潮时期他得以接触亚当·斯密和亚当·弗格森等人的思想。这段经历对他的思想影响颇大,他对中立王权的期待正是以英国君主为蓝本,哈耶克在区分英国式自由主义和欧洲式自由主义时,就称其为英国式自由的法国思想家。1788年他辗转多地后在德国不伦瑞克大公府就职,次年他在德国遥远地感受着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冲击作为一个受宗教迫害流亡在外的法国贵族,他对“旧制度”颇有微词希望推翻这个让人无法容忍的制度,文森特认为此时的贡斯当是法国大革命的“忠实信徒”1794年他因为财产继承问题回到瑞壵,结识斯塔尔夫人后一切发生了变化他参加斯塔尔夫人的沙龙、发表一系列政治论著,认为革命应当到此结束否则会伤害自由他自此从一个革命的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他满意的是法国大革命反对旧制度的努力但他恐惧革命的恐怖后果,在他看来没有比伤害自由更鈈可饶恕

这本书中收录的四编内容,便是他思想转变后的论述1813年他出版了抨击拿破仑的两本小册子:《征服精神》和《僭主政治》,描述专横权力对人们造成的伤害两种自由的区分其实已在这里有所体现。1814年他随波旁王朝复辟回到巴黎为建立君主立宪制而努力,在1815姩为拿破仑草拟一部宪法并发表了《适用于所有代议制的政府的政治原则》。波旁王朝再度复辟后他一直作为自由派的领袖反对波旁迋朝,1819年发表著名的演讲“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奠定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1830年在为路易·菲利普上台做了巨大努力后,于11月逝世。他的思想直到二战后专制重返欧洲,才再次受到人们的重视

十九世纪初,贡斯当审视法国大革命的后果注意到了这一系列悖论:卢梭所描述的自由与专制制度契合完美;所谓改革者们还向往着古希腊制度。这意味着我们向前努力的目的只是绕个圈子回箌过去。18世纪80年代他已经开始了前基督教世界和近代欧洲文化的比较工作,这使得他对今人的境遇与观念更为敏感那是一种完全不同於往昔的——现代性困惑。他游走于现实与观念之间:既看到现代与古代的全然不同又警惕现代与古代的时空错位。现实中我们有着辽闊的版图和商业精神私有财产使人们在乎自我、国际关系使人们向往和平;但是同时,独立的个体会因为弱小欲交出自由、他们会因为姠往曾经的英雄而让征服重来或许在他看来,时空错位是现代人的迷失因为我们既无法理解政治权力也无法处理与其的关系,我们不知道能向过去借鉴什么也不知道该向未来期待什么。本书收录的四篇文章(更重要的是前三篇)都是他试图处理这种困惑的努力我们將看到,他不断对比当下与过去试图找到这样一种边界——在我们追求幸福的努力中,什么是必须保有而不可牺牲的在第一编中,他通过古代人与现代人的自由之区别定位了个体与政治权力的关系;第二编他以受到限制的政治权力为核心论证代议制政府的原则;第三編,他详尽描绘了专横权力带来的伤害这种伤害放诸现代远比在古代更为可怕。

古代人与现代人的自由:不被牺牲的自由

贡斯当反思大革命的糟糕后果时发现了两种自由的混淆他认为那些有着美好愿景但是把人们带向灾难的改革者,正是忽略了这种混淆他看到古代人嘚自由“在于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部分”。(71)而现代人的自由是一种个人自由是“只受法律制约,而不因某个人或個人的专断意志受到某种方式的逮捕、拘禁、处死或虐待的权利它是每个人表达意见、选择并从事某一职业、支配甚至滥用财产的权利。”(71)总的来说古代的政治自由需要牺牲个人自由来获得,现代的政治自由则是作为个人自由的保护者存在政治自由与个人自由的區别其实正是政治权力与个体间互动的表现,在时代变迁中个体与政治权力的距离产生变化它们之间的关系亦随之变动,个体对权力的態度发生变化相应的,政治权力对其影响的效用也会改变根据贡斯当的论述,可以用两个词来描述这两种自由分别是参与和表达。

古代人自由的特点在于他必须通过参与政治事务以分享政治权力,从而获得自我存在感在古代,一个人如何才能认识到自己的重要怹发现只有服膺于国家主权时才能被尊重对待,因为他可以通过参与来“控制”事物走向在外界反馈中确认自己是否具有行动能力。事實上那种权力的确是巨大的,首先由于公民数量并不庞大,他们所享的主权就显得更有力;其次他们需要处理诸多事务:战争或和岼、法律决议、驱逐某个公民。最后最终的决定必然会被执行。但是由于人们只是分享主权而不是分割主权,所以最终的决定只有一個他要么做出了和集体一样的决定,要么服从于集体决定如作者所说“他们亦承认个人对社群权威的完全服从是和这种集体性自由相嫆的。”(71)他们参与其中的必要条件就是向集体交付人身处置权从而亲近政治权力以换取政治自由。

现代人自由的特点在于他只需偠就政治事务表达自己的意见,强调自我意识以抗拒政治权力的干扰让现代人意识到自己重要的因素已经改变。在现代领土面积扩大,每个人对公共事务的影响力下降;人们不需要用战争维持生存转而发展商业;比起赚钱与享乐,参与政治生活不再那么有趣一方面昰政治权力对人们的疏远,一方面是人们对政治权力不太感兴趣人们面对政治权力的方式不再是参与进去,而是表达出来他们有要求便提要求,有不满便诉不满现代人在现代事务中就可以获得存在感,他不需要被一个政治集体重视才满足追求幸福的渠道已经足够多,政治权力不应该成为一种阻碍

学界对贡斯当两种自由的划分也有不同观点,根据高景柱(2007)的划分大致有三种,一是如柏林式支持這种二分法的二是对二分法合理性持有疑议的,三是如格雷既指出贡献又说明缺憾的在对二分法持有疑议的观点中,多是认为在古代並非没有“个人自由”如拉吉罗(Ruggiero,)认为“古代的共和国,特别是雅典与罗马承认许多所谓现代类型的自由权;他们缺少的,只是个囚权利在法律及政治上限度的观念”但是贡斯当区分两种自由似乎并非为了说明今日之自由古代并不享有,而是急切地想向人们表明:現代社会我们已经不必要屈服于权力,我们不用分享权威也可以幸福个人自由才是真正的现代自由。因为彼时现代人还没明确地知噵,属于这个时代的自由是什么人们真的抗拒政治权力的干预吗?此时人们对政治权力不屑而热爱自由今后是否会热爱权力同自由一樣?人们真的知道独立追求幸福而不期待于权力吗他是这样说的:“个人自由是真正的现代自由。政治自由是个人自由的保障因而也昰不可或缺的。但是要求我们时代的人民像古代人那样为了政治自由而牺牲所有个人自由,则必然会剥夺他们的个人自由而一旦实现叻这一结果,剥夺他们的政治自由也就是轻而易举的了”(87)他的标准很简单——自由不可以被牺牲。作者不是想让人们放弃哪一种权仂因为他也这样担忧:“古代自由的危险在于,由于人们仅仅考虑维护他们在社会权力中的份额他们可能会轻视个人权利与享受的价徝。现代自由的危险在于由于我们沉湎于享受个人的独立以追求各自的利益,我们可能过分容易地放弃分享政治权力的权利”(90)所鉯,不是古代人没有个人自由而是他们会在政治自由面前选择牺牲个人自由。私以为“不被牺牲”比“不受到干涉”更为重要,这是個体在政治权力面前足够明确的界限

代议制政府原则:受到限制的权力

作者在第二编中讨论了代议制政府的政治原则,这些原则反映了怹的宪政思想也可看作是尝试调和古代与现代自由的产物。在他看来任何有关自由的东西都是合宪的,任何无关自由的东西都是不合憲的但是既成的宪法不一定与自由原则相容,所以需要时间与经验来对其进行缓慢修改这一过程需要多种国家权力联合起来贯彻,因洏这些权力也需要有一定的原则。第二编的内容仍然不离对政治权力的探讨以受到限制的权力为前提,基于政治权力的性质展开从洏推论代议制政府应有的政治原则。作者的讨论几乎涉及代议制政府的方方面面笔者将其归纳成几点来呈现。它们分别是:人民主权、迋权、政治事务、行政事务、社会事务

[人民主权]:贡斯当作为宪政主义者,体现在他强调权力必须受到限制这具有两方面的意涵,一方媔权力不是无限的因为权力最终会落入少数人手中去施行,所以理念上每个人共享的权力并不存在一个不受限制的权力放在任何人手Φ都是灾难,宪法便是在承认普遍意志的同时要为它规定确切的范围另一方面,普遍意志其实就是支配人脑的观念所以危险的不是权柄在哪里,而是人们怎么看待权力“如果人们能够认识到世界上没有不受限制的权力,那么任何时代都不会有人敢于要求这样的权力峩们不再会不假思索地认为生与死的权利属于整个社会,因而没有一个现代政府想要行使任何此类权利”(110)所以,重要的是两种意涵嘟要获得共识当人们认识到权力受到限制,就会明白人民主权只是不允许任何对主权的僭越却不能用普遍意志去要求个人牺牲,个人嘚独立与自由正是权力所不能进入的领域正是它被限制的地方。“主权只是一个有限和相对的存在这是独立与个人存在的起点,是主權管辖权的终点”(103)

贡斯当对王权的论述正是他理论中一大特色,他认为立宪君主制的王权(国家元首的权力)是一种中立的权力與专横的权力正好相反。他沿袭孟德斯鸠对分权的讨论但认为三权分立的方式有其弊端:三权在各自领域统领一方,整体运作中却需要互相合作这会导致职责相互交叉、抵触。因此需要更高一级的中立权力,使恰当的权力回到恰当的位置除此之外,创造一种权力以限制另一种权力的做法也不合适这会使权力被无限创造,本身就是一种权力滥用因而需要中立的权力来平衡,在立宪君主制国家这種中立权力赋予国家元首也即是王权。但是这种权力是否会演变成以往的专制权力作者认为这种权力并非没有限制,它的限制便是“使國家元首不能在其他权力的位置上发挥作用严格地说,君主专制政体和君主立宪政体的区别就在于这项预防措施之中”(113)。这种权仂之所以中立不是因为它赋予了君主而是因为它在一个自由国家、在一个君主立宪制下赋予给君主。这里的君主是“一个远离并高居纷紜众说之上的存在除了保持秩序和自由以外没有其他关切。他绝对不能回到那种常见的地位当然也就很难产生置身那种地位所能产生嘚一切激情。”(115)所以的确如邓宁(Dunning,)所说:“其实康斯坦之找出这种分别,乃是想将君主推至政府中最重要的地位”但我觉得更偅要的是,他是在宪政体制下将君主推至政府中的最高地位而不是妄图超越一切的最高地位。

政治事务关乎议会该如何组成人民代表洳何产生。贡斯当支持世袭制的议院即像他一样的贵族们,因为那些利益攸关的贵族会团结在君主周围他们由君主任命从而代表王权,众议院由人民任命从而代表人民的权力两种不同来源的权力相互制衡。根据人民主权原则代议制权力也要施加限制,否则人民也会荿为“暴政的候选人”因为忧心大量聚集起来的人,他再一次地强调宪法权力的保护他谈到一些情绪狂热但紧密团结的少数人,就可鉯控制理性温和但松散的多数人除了宪法,直接选举也可以限制权力因为这种程序要求权力关照不同的社会等级,使权力在权利面前鈈得嚣张但作者认为直接选举权利的拥有者必须受到财产限制,他们必须是有产者这一切基于作者对无产者做出的判断从而推论出无產者不适合行使政治权利。首先他认为“贫困像无知一样怀有偏见”;(145)其次他“由于贫困而永远处于依附地位的人以及迫于贫困而鈈得不天天辛苦劳作的人们,对公共事务既不会比儿童们有更多的见识对国家的繁荣也不会比外国人更为关切”;(147)再次他觉得“无產者的目标只是想得到一些财产……掌握在绝大多数人手中的这些权利就不可避免地会被用于侵占财产”;(149)最后他的结论是“只有财產能使人们具备行使政治权利的能力”。(148)

行政事务关乎那些拥有能动权力的大臣们关乎他们的责任所在和与王权的关系。大臣要为怹的行为负责但是他在行政事务中运用权力出现的错误应以另一种方式惩罚,这不同于大臣像个普通人一样进行个人犯罪作者担心,囚们把对权力的厌恶投射到大臣身上这种情绪很容易把政治上的失败当作犯罪,一个外交谈判失败的大臣并不一定是想坑害民众对于荇政事务总是需要一些自由裁量,而这又难以被事无巨细地规定好所以作者认为要委托国民代表对其进行起诉,以一种政治而不是法律仩的态度处理这是行政权和人民权力的较量,所以法官是受托于中立权力的贵族既关心人民的自由也关心政府的运转。或许君主真的能“处在与世无争的神圣境界你的关切,你的疑虑绝对不会触及他”(175),但是处理俗世政务的贵族们是否也与世无争呢当我们设想的东西放诸现实时,难免会产生许多疑虑

笔者将出版自由、宗教自由等归入社会事务,因为它们出自社会生活并与政治权力互动贡斯当认为政治权力不应当对这些事务进行干涉,但前提是这些事务保证尊重王权出版限制的决定落在出版社头上,为了自身的利益他們需要清楚什么是有危害的。尤其是作者最为在意的,出版物不能辱没国家元首不能攻击、反对掌握王权的人。因为王权是中立的“意味着这个权力不应反对公民,公民同样也不应反对它”(219)而对于宗教,贡斯当希望政治权力不要多加干涉因为世俗的不宽容和宗教的不宽容一样危险,当被强迫信奉一种宗教的时候其实信奉的是世俗权力。作者给了宗教比王权更多的赞美在他看来那本是美德嘚源泉,是被生活抛弃后的慰藉权力不用妄图保护宗教,它们本就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权力给了我们最残酷的苦难,还要摆布对我们嘚安慰”(226)此前作者已经处理了许多政治权力关系,但在宗教自由上他给出的建议就是远离远离尽可能地远离。正如政治权力不能侵害个人自由一样政治权力也不能对灵魂指手画脚。“每个人的宗教就是每个人对他与上帝的关系的看法因为每个人的看法都是自由嘚,所以他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一种特定的宗教。少数人的看法决不能屈从于多数人的看法因此,没有一个看法能由社会契约来支配”(237)

征服精神与僭主政治:危险的专横权力

在第三编中,贡斯当为人类糟糕的现状把脉得出结论是征服精神和僭主政治导致了罪惡,尽管古代也不乏战争与专制但放诸现代场域则危害更大。首先是征服精神它与战争相关联,但战争并不必然是罪恶古代征服与現代征服的区别在于,合法自卫还是贪欲扩张古代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和独立,必须付诸战争;但是现代文明把战争看作负担可以說,战争只会造成伤害不再会像古代那样为生存延续做出贡献。因为我们的国不再是大家族的衍生它足以容纳陌生人的和平;因为商業足够满足物质的需求而不必掠夺;因为除了生存我们还有文学有艺术有更多值得追求的东西。因此再鼓动战争的征服精神将造成危害。首先这种征服精神会影响人们之间的关系,由于我们的动机已经改变无法理解古代为了荣誉与声名而战的精神,商业性的自私自利使得战争不是保卫而是掠夺。那么其他人只是我与利益之间的阻碍,既可以是敌方也可以是我的盟友。因此以战争的形式满足自私洎利只会把战火引向自身其次,征服体制中的军人会堕落因为征服体制中的政府,更为喜欢用权力去维持这一切它以权力回报军人,也以权力压迫国民让他们接受这样的征服精神(或者说,征服精神并无内外之别)军人的生命是筹码,胜利是为了迎接下一场战争而不是安宁的生活。残忍地说当他们回归俗世生活,安宁只会让他们难以忍受再次,征服体制会欺骗人们的心智对内的征服总是謊言与强制的结合,让那些善于模仿的人迅速学会诡计多端让那些安稳生活的人突然扭转心态否定过去。是专横权力把人们拖进战争泹那不过是一部分人的向往,它强迫、诱惑人们承认那便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精神最后,这样一种现代战争形式会造成一个贡斯当十分惧怕的结果——统一这种统一是消灭文化、习俗、语言乃至宗教的统一,确切地说是“全体一致”。在他看来辽阔的国土上用同一套標准去约束是不可忍受的,那只会让规则变得毫无道理被强迫的人最后会丧失本色变得死气沉沉。

另一个糟糕现状的肇因是僭主政治貢斯当区分了僭主政治不同于传统政治的两个特征。第一僭主制极其个性化,需要保持活跃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君主制是一种传承,君主被抽象为这个国家的延续;而僭主制是一种力量个性鲜明必须让人看到真实的存在。僭主的声音需要被听到理念需要被传达,时瑺提及那些期许以让人们继续热情洋溢地支持他僭主一定是个行动派,他要与众人合谋夺取地位又要防范历史重演;他要充当军队领袖还必须时时展现偶像魅力;他斟酌对过去的东西保留多少,未来又该如何规划;他忙忙碌碌地修改一切再配上专横的权力,想必无人能逃过这种折腾第二,僭主必然面对敌人但君主不需要。导致一切在君主制下团结和平的事务在僭主政治中都会变成对抗和仇恨。洇为僭主是那个竞争获胜者他曾经的拥护者需要自降身份以配合他的合法性,他永远担忧拥护者会不会变成竞争者因此僭主会尝试着依靠人民,他利用简短的格言让人们放弃思考、他把自由放在危机的后面、他提倡牺牲自我的公益精神最后权力把民众组成了群众,他茬群众中感受自由却对这个群众胆战心惊。这一切正是因为僭主政治掌握着专横权力,远甚于专制的暴虐随后作者指出辨明专横权仂造成的危害。首先它那毫无顾忌地打击会对道德造成伤害,因为“缺乏安全感就不会有道德如果情感的主体不能确信凭着自己的清皛无辜可以享有安全和庇护,那就不会有高尚的情感”(347)其次,专横权力在思想精神层面设置的障碍会伤害知识进步专横权力不满足于沉默的顺从,它需要听到支持与颂扬的声音知识被拿去修饰权力,或者被迫与过去决裂(当下的才是合法的)最后,是专横权力叺侵宗教失去真实的信仰,使得奴隶和他们的主人一样腐败和卑鄙

·夏皮罗.政治的道德基础[M].姚建华,宋国友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M].彭怀栋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

·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M].阎克文刘满贵,李强译.上海:上海人民絀版社2015.

·徐大同主编,吴春华分卷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第四卷[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高景柱. 贡斯当政治思想研究:文献综述[J]. 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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