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看江西人专题】---数尽江西历史人物 - 江西外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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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看江西人---　詹天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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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詹天佑 ()，出生于一个普通茶商家庭。享年58岁，号眷诚，字达朝，广东南海人，原籍安徽婺源（今属江西），汉族。他是中国首位铁路工程师，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等工程，有“中国铁路之父”之称。 少年时的詹天佑对机器十分感兴趣，常和邻里孩子一起，用泥土仿做各种机器模型。有时，他还偷偷地把家里的自鸣钟拆开，摆弄和捉摸里面的构件，提出一些连大人也无法解答的问题，村里人都很佩服这个孩子。1872年，年仅十二岁的詹天佑到香港报考清政府筹办的“幼童出洋预习班”。考取后，父亲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了押。从此，他辞别父母，怀着学习西方“技艺”的理想，来到美国就读。 在美国，出洋预习班的同学们，亲眼目睹北美西欧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对机器、火车、轮船及电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赞叹不已。有的同学由此对中国的前途而产生悲观情绪，但詹天佑却怀着坚定的信念说：“今后，中国也要有火车、轮船。”他带着为祖国富强而发奋学习的信念，刻苦学习，于1877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海文中学业。同年五月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攻铁路工程。在大学的四年中，詹天佑刻苦学习，以突出成绩在毕业考试中名列第一。1881年，在一百二十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中，获得学位的只有两人，詹天佑便是其中的一个。 回国后，詹天佑怀着满腔的热忱，准备把所学本领贡献给祖国的铁路事业。但是，清政府洋务派官员却过分迷信外国，在修筑铁路时一味依靠洋人，竟不顾詹天佑的专业特长，把他差遣到福建水师学堂学驾驶海船。1882年11月又被派往旗舰“扬武”号担任驾驶官，指挥操练。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第二年，讨伐中国计划蓄谋已久的法国舰队陆续进入闽江，蠢蠢欲动。可是主管福建水师的投降派船政大臣何如璋却不闻不问，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这时，詹天佑便私下对“扬武”号管带（舰长）张成说：“法国兵船来了很多，居心叵测。虽然我们接到命令，不准先行开炮，但我们决不能不预先防备。”由于詹天佑的告诫，“扬武”号十分警惕，作好了战斗准备。当法国舰队发起突然袭击时，詹天佑冒着猛烈的炮火，沉着机智地指挥“扬武”号左来右往；避开敌方炮火，抓住战机用尾炮击中法国指挥舰“伏尔他”号，使法国海军远征司令“孤拔”险些丧命。对这场海战，上海英商创办的《字林西报》在报道中也不得不惊异地赞叹：“西方人士料不到中国人会这样勇敢力战。‘扬武’号兵舰上的五个学生，以詹天佑的表现最为勇敢。他临大敌而毫无惧色，并且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能镇定如常，鼓足勇气，在水中救起多人……” 从战后到1888年，几经周折，终于转入了中国铁路公司，担任工程师，这正是他献身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始。 詹天佑刚上任不久，就遇到了一次考验。当时从天津到山海关的津榆铁路修到滦河，要造一座横跨滦河的铁路桥。滦河河床泥沙很深，又遇到水涨急流。铁桥开始由号称世界第一流的英国工程师担任设计，但失败了；后来请日本工程师衽实行包工，也不顶用，最后让德国工程师出马，不久也败下阵来。詹天佑要求由中国人自己来搞，负责工程的英国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同意詹天佑来试试。
[编辑本段]【个人简介】（简短型）
　　詹天佑 ()，享年58岁，号眷诚，字达朝，广东南海人，原籍安徽婺源（今属江西），汉族。他是中国首位铁路工程师，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等工程，有“中国铁路之父”之称。 十分伟大的～！～！～！～1
[编辑本段]【个人经历】
　　詹天佑，字眷诚。1861年生于广东南海县。日年仅12岁的詹天佑作为中国第一批官办留洋学生留学美国。
　　詹天佑在美国先后就学于威哈吩小学，弩哈吩中学，1881年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并写出题为《码头起重机的研究》的毕业论文，获学士学位，并于同年回国。回国后詹天佑入马尾船政学堂学习，学成后派往福建水师旗舰“扬武”任炮手，参加了马尾海战。战后被调入黄埔水师学堂任教习。
　　1888年，詹天佑由老同学邝孙谋的推荐，到中国铁路公司任工程师。被湮没了七年之久的詹天佑才有机会献身于祖国的铁路事业。此时正值天津-唐山铁路施工，他不愿久居天津，就亲临工地，与工人同甘共苦，结果只用八十天的时间就竣工通车了。但李鸿章却以英人金达之功上奏，并提升金达为总工程师。詹天佑之功就这样被剽窃了。
　　1890年清政府又修关内外铁路（今京沈铁路），以金达为总工程师。1892年工程进行到滦河大桥，许多国家都想兜揽这桩生意，金达当然以英人为先，但英人喀克斯以建不成桥而失败。日本、德国的承包者也都遭失败。由于交工期限将至，金达才不得不求于詹天佑。詹天佑详尽分析了各国失败原因，又对滦河底的地质土壤进行了周密的测量研究之后，决定改变桩址，采用中国传统的方法，以中国的潜水员潜入河底，配以机器操作，胜利完成了打桩任务，建成滦河大桥。这一胜利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1894年英国工程研究会选举詹天佑为该会会员。
　　此后，詹天佑又领导了京津铁路、萍醴铁路（萍乡至醴陵）等铁路的建筑。
　　袁世凯为讨好那拉氏，1902年奏请修建一条专供皇室祭祖之用的新易铁路（高碑店至易县）。坐火车去祭祖，那拉氏自然高兴。为了不误1903年祭祖之用，命袁世凯于六个月内完工。袁世凯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尽管此路价值不大，却是中国人自修铁路之始，因此詹天佑仍是非常重视。詹天佑彻底抛弃了当时外国人必须在路基修成之后风干一年才可铺轨的常规，仅用四个月的时间以极省的费用建成新易铁路。大大鼓舞了中国人自建铁路的信心，为后来京张铁路的修筑打下良好基础。
　　张家口为北京通往内蒙古的要冲，南北旅商来往之孔道，向来为兵家所必争，因此京张铁路就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当清廷要修京张路的消息传出后，在华势力最大的英国志在必得，视长城以北为其势力范围的沙俄誓不相让，双方争持不下，最后达成协议：如果清廷不借外债，不用洋匠，全由中国人自修此路，双方可都不伸手。这样，清政府就打消了求救于洋人的念头而一心自修了。
　　1905年5月，京张铁路总局和工程局成立，以陈昭常为总办，詹天佑为会办兼总工程师，1906年詹天佑又升为总办兼总工程师。詹天佑清楚地知道这一任务的艰巨性，他首先必须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冷嘲热讽：有人说他是“自不量力”，“不过花几 个钱罢了”，甚至说他是“胆大妄为”。他给他的美国老师诺索朴夫人的信中就这样说：“如果京张工程失败的话，不但是我的不幸，中国工程师的不幸，同时带给中国很大损失。在我接受这一任务前后，许多外国人露骨地宣称中国工程师不能担当京张线的石方和山洞的艰巨工程，但是我坚持我工程”。充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心和民族责任心。
　　詹天佑勘测了三条路线，第二条绕道过远为不可取。第三条就是今天的丰沙线。由于清廷拨款有限，时间紧迫，詹天佑决定采用第一条路线，即从丰台北上西直门、沙河、经南口、居庸关、八达岭、怀来、鸡鸣驿、宣化到张家口，全长360华里。全线的难关在关沟，这一带叠峦重嶂，悬殊峭壁，工程之难在当时为全国所没有，世界所罕见；坡度极大，南口和八达岭的高度相差180丈。詹天佑把全线分为三段：丰台到南口为第一段，南口到康庄为第二段，余为第三段。
　　1 905年8月，京张铁路正式开工，紧张的勘探、选线工作开始了。詹天佑亲自带学生和工人着，背着标杆，经纬仪，日夜奔波在崎岖的山岭上。一天傍晚，猛烈的西北风卷着沙石在八达岭一带呼啸怒吼，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测量队急着结束工作，填个测得的数字，就从岩壁上爬下来。詹天佑接过本子，一边翻看填写的数字，一边疑惑地问：“数据准确吗”？“差不多”，测量队员回答说。詹天佑严肃地说：“技术的第一个要求是精密，不能有一点模糊和轻率，‘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能出自工程人员之口。”接着，他背起仪器，冒着风沙，重新吃力地攀到岩壁上，认真地又重新勘测了一遍，修正了一个误差。当他下来时，嘴唇也冻青了。
　　不久，勘探和施工进入最困难的阶段。在八达岭、青龙桥一带，山峦重叠，陡壁悬岩，要开四条隧道，其中最长的达一千多米。詹天佑经过精确测量计算，决定采取分段施工法：从山的南北两端同时对凿，并在山的中段开一口大井，在井中再向南北两端对凿。这样既保证了施工质量，又加快了工程进度。凿洞时，大量的石块全靠人工一锹锹地挖，涌出的泉水要一担担地挑出来，身为总工程师的詹天佑毫无架子，与工人同挖石，同挑水，一身污泥一脸汗。他还鼓舞大家说：“京张铁路是我们用自己的人、自己的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必须成功！”“无论成功或失败，决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而是我们国家的成功和失败！”詹天佑为了缩短工期，想出了“竖井开凿法”，为了火车上山，创造了“人”字形线路，这些方法都在现在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日正式开工，12月12日开始铺轨。就在铺轨的第一天，一列工程车的一个车钩链子折断，造成脱轨事故。这一下成了中国人不能自修铁路的证据，各种诽谤中伤纷至沓来。但詹天佑没有惊慌失措，反倒冷静地想到：此路坡度极大，每节车厢之间的连接性能稍有不固，事故就难避免。为此，他使用了自动挂钩法，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
　　日第一段工程全部通车，第二段工程同时开始。难关就在第二段，首先必须打通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八达岭四条隧道，最长的八达岭隧道1，092公尺。这不仅要有精确的计算和正确的指挥，还要有新式的开山机、通风机和抽水机。前者对詹天佑都不成问题，而后者当时中国全都没有，只在靠工人的双手，其困难程度可以想见。他们硬是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在1908年9月完成了第二段工程。
　　第三段工程的难度仅次于关沟，首先遇到的是怀来大桥，这是京张路上最长的一座桥，它由七根一百英尺长的钢梁架设而成。由于詹天佑正确地指挥，及时建成。日火车通到下花园。下花园到鸡鸣驿矿区岔道一段虽不长，工程极难。右临羊河，左傍石山，山上要开一条六丈深的通道，山下要垫高七华里长的河床。詹天佑即以山上开道之石来垫山下河床。为防山洪冲击路基，又用水泥砖加以保护，胜利完成了第三段工段。 京张铁路建成典礼
　　对于工程上的困难，詹天佑从未放在眼里，对于人为的障碍却使詹天佑忧愤至极。清河有个叫广宅的人，是前任道员，皇室载泽的亲戚，朝野均有势力。铁路恰经其坟地，他即率众闹事，阻止工程，私下又许以重贿，要求改道。邮传部竟不敢过问。这里北面是郑王坟，南面是宦官坟，西面是那拉氏父亲桂公坟，要大改道不知要浪费多少时间和经费。詹天佑以受贿为可耻，绝不改道，竟以去留相力争。最后因五大臣出洋被炸，载泽吓得不敢与闻外事，广宅才因失去靠山而同意经其坟墙以外通过。京张铁路建成典礼此路原订六年完成，詹天佑终于提前两年于日全线通车了，还节余二十八万两银子。京张铁路的胜利完成，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爱国精神的充分体现。
　　京张路完式之后，詹天佑应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总公司的聘请，于1910年任该公司总理，又于1912年5月兼任汉粤川铁路会办。由于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帝国主义的在华角逐，竟使这位爱国的、天才的杰出工程师不能施展才能，焦虑至极。终因劳瘁成疾，于日下午三时半逝世于汉口，享年五十八岁。
　　辛亥革命后，詹天佑为了振兴铁路事业，和同行了起成立中华工程学会，并被推为会长。这期间，他对青年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除了以自己的行为作出榜样外，还勉励青年“精研学术，以资发明”，要求他们“勿屈己徇人，勿沽名而钓誉。以诚接物，毋挟褊私，圭璧束身，以为范例。”
　　一九一九年，第一次欧战结束，詹天佑不顾身患腹疾，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远东铁路国际会议，冒着严寒赴会，与企图霸占我国北满中东铁路的日方代表论战，取得了我国保护中东铁路的权利。回国途中，他抱病再次登上长城，浩叹：“生命有长短，命运有沉升，初建路网的梦想破灭令我抱恨终天，所幸我的生命能化成匍匐在华夏大地上的一根铁轨……”他锲而不舍，在铁路战线上与列强斗争不息的事迹、和他身上所体现出的民族精神与科学精神高度融合的品质，将和后人为他树立的铜像一起，永远给我们无限启示。
　　帝国主义无时不想夺取此路，工程一开始，日本人雨宫敬次郎就上书袁世凯说：中国人无力修成此路，不如聘请日本技师较为稳妥。英国人金达也来替日本说项。詹天佑以此路决不任用任何一个外国人为由断然拒绝。居庸关遂道工程开始后，三五成群的外国人，以打猎为名常来窥探，他们希望工程失败以便乘人之危。詹天佑以出色的成绩为中国人出了这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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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天佑身世】
　　詹天佑是婺源县庐坑村詹氏的第四十代传人。詹氏的第三十七代世组、詹天佑的曾祖父詹万榜，字文贤，生于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詹万榜的父亲詹锦千是个商人，在本乡开了个名为“大昌”的杂货铺。他生有八个子女，詹万榜居三。由于子女多、花费大，杂货铺不敷家用，詹家负债累累，诸兄弟只好分家自谋生路。詹万榜颇有志气，在父母故世之后，决意不受祖遗产业携眷搬到下村高胡山另居，因小时读过几本医书，便挂牌行医。正值乾隆盛世，人民在长期战乱中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农业有所发展，商业也渐为兴旺。婺源茶叶销售日增，而且飘洋过海，成为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中上层人物最受欢迎的饮料之一。那时的婺源绿茶都是就地加工，再运往广州口岸出口。由于收价低廉，出口销价很高，不少茶商发了大财。詹万榜竟也心动，贩了一批茶叶前往广东。
　　谁知经商不利，不仅倒赔了血本，而且连回家的路费也无着落，只好羁旅广州，靠故友乡亲接济以度时日。当时在广东的徽州商人为数众多，亦有婺源人经商发了财的，经他们慷慨解囊，詹万榜遂在广州西关外开了一家名为“万孚”的小茶行。小茶行日渐兴旺，逐渐归还了欠债，而且还用余钱捐了一个太学士的官。
　　此时，詹万榜雄心勃勃，把儿子也带往广东，决心依附广州十三行的势力，打开更大的局面。儿子詹世鸾不负父望，佐父经商，生意更为发达。詹世鸾意识到，经商不能没有官帽，也捐了一个侯选布政司经历的官，列授儒林郎，有了六品顶戴。
　　到了詹天佑父亲詹兴藩时，遇上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侵略者的大炮把长期控制外销贸易的“十三行”轰掉了，在广州的外贸小商人，开始衰落。不久，詹氏的茶行也宣告破产。詹兴藩一家由广州迁往南海，一边读书，一边种田，以维持家计。
　　日，太平军与清政府鏖战的炮火正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余烟未尽，詹天佑在广东南海的一个农民家里呱呱坠地了。
　　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湘系军阀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中国第一个留美的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向他献了一个选派幼童出洋赴美的“条陈”。三年后，这个“条陈”终于得到清政府的批准。留学生共分四批，名额为一百二十人，年龄为十二至十五岁。清政府并指定容闳到香港主持“选送幼童出洋肄业”的招生工作。
　　此时，詹兴藩有个同乡在香港经商，名叫谭伯村。他非常喜欢詹天佑。1871年春天，谭伯村特地从香港赶到南海，劝詹兴藩不要放弃詹天佑留洋的机会，说这是“洋翰林”，一辈子的“铁饭碗”。而詹兴藩迟疑不决，直到谭答应把自己的第四个女儿（詹天佑的夫人谭菊珍）给詹天佑配亲，这事才算定了下来。
　　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年仅十二岁的詹天佑到香港投考幼童出洋预备班。不久，被录取。詹天佑自己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写到：“余十二岁，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五日随香山道台容闳大人由香港搭上海火船，于三月二十八日到上海。奉大宪招入上海出洋局内读唐番书。高州主事陈兰斌老师教唐书，容大人教番书，于七月初八日出洋学习，奉旨钦赐官生，赏赐袍、顶戴，是日随陈兰斌老师拜别上海，下船往花旗国肄业机艺。”
　　詹天佑到美国的第二年，通过一个时期的外语补习，进了西海文小学。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詹天佑又考进了纽海芬的海滨中学。就在这一年，国内的第一条铁路，即吴淞到上海的小铁路，方才通车。而当时所谓读圣贤书的士绅们，看到这庞然大物，全都大惊失色。认为这怪东西破坏了山水，危及自家性命，居然聚众把铁路全部拆毁，将铁轨投入湖中。
　　国内环境是如此昏暗，而詹天佑居然选择了被人咒骂的铁路专业。光绪四年(1878年)，他在老师诺索卜夫人和容闳的支持下，考取了美国耶鲁大学。进了土木工程系，就读铁路工程一科。三年后毕业，数学考试为第一名，得了学士学位。在一百二十名官学生中，他是最优秀的一个，也是以后最忠于所学的一人。
　　光绪七年(1881年)，詹天佑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回到了上海。上岸第一天，就听说曾国藩已死，由淮系军阀李鸿章接任北洋大臣。留学生们便搭乘轮船，从上海转到天津的北洋大臣衙门报到，听候清政府的派用。
　　詹天佑在天津住进了海河边的一家小客栈。房间又热又闷，浑身汗水涔涔，很不舒服，他的心情益加烦躁不安。
　　那些日子，留学生们有门路的都走门路去了。惟有农家子弟出身的詹天佑无门路可走，也不愿走门路。到天津后，有钱的同学纷纷住进了大旅馆，而他却住进了这又破又脏的客栈。
　　虽然，他口袋里还有一封信，一封他最敬爱的老师容闳亲笔书写的八行书，是给当朝某权贵的，但詹天佑羞于拿出来。他是容闳最得意的弟子。在美国留学时，容闳曾鼓励詹天佑，希望他能做中国的伊藤博文。他说，伊藤博文提倡西学，使日本走向富强，中国也要自己的伊藤博文，才能使国家进步。这时詹天佑的心情是很激动的，他立志发奋努力，要用科学救国。
　　尽管詹天佑的学习成绩斐然，但和留学生正监督吴子登的关系越搞越坏。吴子登是著名顽固派，认为中国学生到外国留学是“离经叛道”。
　　几天以后，留学生们终于被戈什哈引进北洋大臣的衙门。正官厅上，坐着的那人就是威名赫赫的李鸿章。李鸿章用眼扫了留学生一眼，看他们一个个袍褂不整、帽斜辫歪的样子，心想：靠这些学生娃娃能富国强兵？李鸿章很想教训一通，但还是忍住了。他想这些人大都与朝中大臣有交往，不少人还送了八行书和见面礼。他对其中一人非常看不顺眼，此人西装革履，连辫子也没有一条。他从花名册中查到这人的名字――詹天佑。猛然想起吴子登信中讲过的几句话：“若再放任这些官学生。。。他日学成回国，不但对国家无好处，反而贻害无穷。”想到这里，李鸿章拍桌骂起来：“离经叛道，无父无君！”
　　詹天佑对李鸿章的粗暴态度非常反感，想反驳几句，但终于忍住没有开口。戈什哈马上大喊：“送客――”这一场戏剧性的接见就算结束了。
　　回到客栈，詹天佑烧毁了容闳给他的八行书。过了几天，北洋衙门发榜，詹天佑的名字赫然榜末，被派往福州船政局谴用，到水师学堂学习驾驶。
　　就这样，詹天佑学非所用，消磨了整整七年的时光。
　　现在,&詹天佑&被作为小学六年级课文收录在义务教育课本里，每一个人看到詹天佑的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经过和詹天佑的爱国精神，无不感动。在课本中，詹天佑被称为“杰出的爱国工程师”。
　　袁世凯为讨好那拉氏，1902年奏请修建一条专供皇室祭祖之用的新易铁路（高碑店至易县）。坐火车去祭祖，那拉氏自然高兴。为了不误1903年祭祖之用，命袁世凯于六个月内完工。袁世凯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尽管此路价值不大，却是中国人自修铁路之始，因此詹天佑仍是非常重视。詹天佑彻底抛弃了当时外国人必须在路基修成之后风干一年才可铺轨的常规，仅用四个月的时间以极省的费用建成新易铁路。大大鼓舞了中国人自建铁路的信心，为后来京张铁路的修筑打下良好基础。
　　张家口为北京通往内蒙古的要冲，南北旅商来往之孔道，向来为兵家所必争，因此京张铁路就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当清廷要修京张路的消息传出后，在华势力最大的英国志在必得，视长城以北为其势力范围的沙俄誓不相让，双方争持不下，最后达成协议：如果清廷不借外债，不用洋匠，全由中国人自修此路，双方可都不伸手。这样，清政府就打消了求救于洋人的念头而一心自修了。
　　1905年5月，京张铁路总局和工程局成立，以陈昭常为总办，詹天佑为会办兼总工程师，1906年詹天佑又升为总办兼总工程师。詹天佑清楚地知道这一任务的艰巨性，他首先必须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冷嘲热讽：有人说他是“自不量力”，“不过花几个钱罢了”，甚至说他是“胆大妄为”。他给他的美国老师诺索朴夫人的信中就这样说：“如果京张工程失败的话，不但是我的不幸，中国工程师的不幸，同时带给中国很大损失。在我接受这一任务前后，许多外国人露骨地宣称中国工程师不能担当京张线的石方和山洞的艰巨工程，但是我坚持我工程”。充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心和民族责任心。
　　詹天佑勘测了三条路线，第二条绕道过远为不可取。第三条就是今天的丰沙线。由于清廷拨款有限，时间紧迫，詹天佑决定采用第一条路线，即从丰台北上西直门、沙河、经南口、居庸关、八达岭、怀来、鸡鸣驿、宣化到张家口，全长360华里。全线的难关在关沟，这一带叠峦重嶂，悬殊峭壁，工程之难在当时为全国所没有，世界所罕见；坡度极大，南口和八达岭的高度相差180丈。詹天佑把全线分为三段：丰台到南口为第一段，南口到康庄为第二段，余为第三段。
　　日正式开工，12月12日开始铺轨。就在铺轨的第一天，一列工程车的一个车钩链子折断，造成脱轨事故。这一下成了中国人不能自修铁路的证据，各种诽谤中伤纷至沓来。但詹天佑没有惊慌失措，反倒冷静地想到：此路坡度极大，每节车厢之间的连接性能稍有不固，事故就难避免。为此，他使用了自动挂钩法，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
　　日第一段工程全部通车，第二段工程同时开始。难关就在第二段，首先必须打通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八达岭四条隧道，最长的八达岭隧道1，092公尺。这不仅要有精确的计算和正确的指挥，还要有新式的开山机、通风机和抽水机。前者对詹天佑都不成问题，而后者当时中国全都没有，只在靠工人的双手，其困难程度可以想见。他们硬是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在1908年9月完成了第二段工程。
　　第三段工程的难度仅次于关沟，首先遇到的是怀来大桥，这是京张路上最长的一座桥，它由七根一百英尺长的钢梁架设而成。由于詹天佑正确地指挥，及时建成。日火车通到下花园。下花园到鸡鸣驿矿区岔道一段虽不长，工程极难。右临羊河，左傍石山，山上要开一条六丈深的通道，山下要垫高七华里长的河床。詹天佑即以山上开道之石来垫山下河床。为防山洪冲击路基，又用水泥砖加以保护，胜利完成了第三段工段。
　　对于工程上的困难，詹天佑从未放在眼里，对于人为的障碍却使詹天佑忧愤至极。清河有个叫广宅的人，是前任道员，皇室载泽的亲戚，朝野均有势力。铁路恰经其坟地，他即率众闹事，阻止工程，私下又许以重贿，要求改道。邮传部竟不敢过问。这里北面是郑王坟，南面是宦官坟，西面是那拉氏父亲桂公坟，要大改道不知要浪费多少时间和经费。詹天佑以受贿为可耻，绝不改道，竟以去留相力争。最后因五大臣出洋被炸，载泽吓得不敢与闻外事，广宅才因失去靠山而同意经其坟墙以外通过。
　　那拉氏为修颐和园每年不惜数千万金，独不愿为修路出钱。京张铁路经费全靠关内外铁路的赢余，而此款却被控制在英国汇丰银行手中，正当进入第二段工程时，汇丰银行故意刁难，拖付款饷，造成误工。詹天佑既不善钻营于权贵，更耻于逢迎于洋人，因而愤懑至极。
　　帝国主义无时不想夺取此路，工程一开始，日本人雨宫敬次郎就上书袁世凯说：中国人无力修成此路，不如聘请日本技师较为稳妥。英国人金达也来替日本说项。詹天佑以此路决不任用任何一个外国人为由断然拒绝。居庸关遂道工程开始后，三五成群的外国人，以打猎为名常来窥探，他们希望工程失败以便乘人之危。詹天佑以出色的成绩为中国人出了这口气。
15:19&&&航空货代小陈
徐稚(公元97—168年)，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今丰城白土乡隐溪村）。东汉隐士。少学今文经学，兼通天文，历算。家贫务农，自食其力。公府征辟，皆不就。时称&南州高士&。陈蕃为豫章太守，不接待宾客，特为他设一榻，去则悬之。后以&悬榻&比喻礼待贤士。王勃《滕王阁序》所云：&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即用此典故。家境贫穷。自幼勤耕，兼事磨镜， 求知好学。熟读《严氏春秋》、《京氏易经》、《欧阳尚书》等经典著作，学问渊博，见识深远，时称为“南州(江南)高士”，向他求学者数以千计。
　　稚清妙高跱，超世绝俗。前后为诸公所辟，虽不就，及其死，万里赴吊。
　　徐稚谢世后，葬于南昌市进贤门外东潭巷铁树坡旧城壕沟边。其墓为江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昌市的孺子路、孺子公园、孺子亭均是以徐稚的字号命名的。他的家乡隐溪村就是因他在此隐居不仕而得名。
15:20&&&航空货代小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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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鹄(?-883)，即来鹏（《全唐诗》作来鹄），唐朝诗人，豫章(今江西南昌市)人。相传来鹏家宅在南昌东湖徐孺子亭边，家贫，工诗，曾自称“乡校小臣”，隐居山泽。师韩柳为文，大中(847-860)咸通(860- 874》间，才名籍甚。举进士，屡试落第。乾符五年(878)前后，福建观察使韦岫召入幕府，爱其才，欲纳为婿，未成。广明元年(880)黄巢起义军攻克长安后，鹏避游荆襄。曾作七律《寒食山馆书情》，以遣羁旅愁怀，当时传为佳作。后南归，中和中客死扬州。与李咸用友善，李有《赠来进士鹏》、《赠来鹏》等诗。鹏诗思清丽，然怀才不遇，辗转飘泊，故其诗多写羁旅之思、落魄之感，间有愤世疾俗之作。有《来子》。《全唐诗》存其诗二十九首。来鹏的作品有诗集一卷，但今已不传。
　　【来鹄（来鹏）诗作】
　　回眸绿水波初起，合掌白莲花未开。
　　月落空山闻数声，此时孤馆酒初醒。
　　投人语若似伊泪，口畔血流应始听。
　　卖花谣
　　紫艳红苞价不同，匝街罗列起香风。
　　无言无语呈颜色，知落谁家池馆中。
　　绿槐阴里一声新，雾薄风轻力未匀。
　　莫道闻时总惆怅，有愁人有不愁人。
　　枝枝倚槛照池冰，粉薄香残恨不胜。
　　占得早芳何所利，与他霜雪助威棱。
　　古剑池
　　秋水莲花三四枝，我来慷慨步迟迟。
　　不决浮云斩邪佞，直成龙去欲何为。
　　洞庭隐
　　高卧洞庭三十春，芰荷香里独垂纶。
　　莫嫌无事闲销日，有事始怜无事人。
　　东风渐急夕阳斜，一树夭桃数日花。
　　为惜红芳今夜里，不知和月落谁家。
　　偶题二首
　　近来灵鹊语何疏，独凭栏干恨有殊。
　　一夜绿荷霜剪破，赚他秋雨不成珠。
　　水边箕踞静书空，欲解愁肠酒不浓。
　　可惜青天好雷雹，只能驱趁懒蛟龙。
　　色白还应及雪衣，嘴红毛绿语仍奇。
　　年年锁在金笼里，何似陇山闲处飞。
　　弄萍隈荇思夷犹，掉尾扬鬐逐慢流。
　　应怕碧岩岩下水，浮藤如线月如钩。
　　事关休戚已成空，万里相思一夜中。
　　愁到晓鸡声绝后，又将憔悴见春风。
　　新安官舍闲坐
　　寂寞空阶草乱生，簟凉风动若为情。
　　不知独坐闲多少，看得蜘蛛结网成。
　　雨恨花愁同此冤，啼时闻处正春繁。
　　千声万血谁哀尔，争得如花笑不言。
　　袅丝翘足傍澄澜，消尽年光伫思间。
　　若使见鱼无羡意，向人姿态更应闲。
　　新历才将半纸开，小庭犹聚爆竿灰。
　　偏憎杨柳难钤辖，又惹东风意绪来。
　　山中避难作
　　山头烽火水边营，鬼哭人悲夜夜声。
　　唯有碧天无一事，日还西下月还明。
　　黯黯严城罢鼓鼙，数声相续出寒栖。
　　不嫌惊破纱窗梦，却怕为妖半夜啼。
　　金钱花
　　也无棱郭也无神，露洗还同铸出新。
　　青帝若教花里用，牡丹应是得钱人。
　　千形万象竟还空，映水藏山片复重。
　　无限旱苗枯欲尽，悠悠闲处作奇峰。
　　题庐山双剑峰
　　倚天双剑古今闲，三尺高于四面山。
　　若使火云烧得动，始应农器满人间。
　　晓夕采桑多苦辛，好花时节不闲身。
　　若教解爱繁华事，冻杀黄金屋里人。
　　鄂渚清明日与乡友登头陀山
　　冷酒一杯相劝频，异乡相遇转相亲。
　　落花风里数声笛，芳草烟中无限人。
　　都大此时深怅望，岂堪高处更逡巡。
　　思量费子真仙子，不作头陀山下尘。
　　鄂渚除夜书怀
　　鹦鹉洲头夜泊船，此时形影共凄然。
　　难归故国干戈后，欲告何人雨雪天。
　　箸拨冷灰书闷字，枕陪寒席带愁眠。
　　自嗟落魄无成事，明日春风又一年。
　　春初一卧到秋深，不见红芳与绿阴。
　　窗下展书难久读，池边扶杖欲闲吟。
　　藕穿平地生荷叶，笋过东家作竹林。
　　在舍浑如远乡客，诗僧酒伴镇相寻。
　　食山馆书情
　　独把一杯山馆中，每经时节恨飘蓬。
　　侵阶草色连朝雨，满地梨花昨夜风。
　　蜀魄啼来春寂寞，楚魂吟后月朦胧。
　　分明记得还家梦，徐孺宅前湖水东。
　　清明日与友人游玉粒塘庄
　　几宿春山逐陆郎，清明时节好烟光。
　　归穿细荇船头滑，醉踏残花屐齿香。
　　风急岭云飘迥野，雨余田水落方塘。
　　不堪吟罢东回首，满耳蛙声正夕阳。
　　宛陵送李明府罢任归江州
　　菊花村晚雁来天，共把离觞向水边。
　　官满便寻垂钓侣，家贫已用卖琴钱。
　　浪生湓浦千层雪，云起炉峰一炷烟。
　　倘见吾乡旧知己，为言憔悴过年年。
　　圣政纪颂
　　三皇不书，五帝不纪。有圣有神，风销日已。何教何师，
　　生来死止。无典无法，顽肩奡比。三皇实作，五帝实治。
　　成天造地，不昏不圯。言得非排，文得圣齿。表表如见者，
　　莫若乎史。是知朴绳休结，正简斯若。君诰臣箴，
　　觚编毫络。前书后经，规善鉴恶。国之大章，如何寝略。
　　呜呼！贞观多吁，永徽多俞。廷日发论，殿日发谟。
　　牙孽不作，鸟鼠不除。论出不盖，谟行不纡。楹然史臣，
　　蛇然史裾。瞠瞠而视，逶逶而窭。翘笔当面，决防纳污。
　　不梏尔智，不息我愚。执言直注，史文直敷。
　　故得粲粲朝典，落落廷謇。圣牍既多，尧风不浅。
　　颂编坦轴，君出臣显。若俨见旒，若俯见冕。无闲殿旷廷，
　　无尸安素宴。三皇不亡，五帝不翦。太宗得之，史焉斯展。
　　暨乎后相图身，天子专问。我独以言，史不得近。
　　丘明见嫌，倚相在摈。秉笔如今，随班不进。班退史归，
　　惘然畴依。奏问莫睹，嘉谟固稀。取彼诰命，禄为国肥。
　　炯哉时皇，言必成章。德宣五帝，道奥三皇。如何翌臣，
　　嚵肉嗜亡皿。觜距磨抉，楅衡拘长。控截僚位，占护阳光。
　　垣私藩已，远史廋唐。俾德音嘉访，默缩暗亡。咽典噤法，
　　盖圣笼昌。曷以致此，史文不张。后必非笑，将来否臧。
　　谓乎殿空扆逸，朝懵廷荒。不知奸蔽，文失汪洋。
　　有贞观业，有永徽纲。亦匿匪见，亦寝匪彰。赖有后臣，
　　斯言不佞。伊尹真心，太甲须圣。事既可书，史何不命。
　　乃具前欺，大陈不敬。曰逐史之喻，请以物并。
　　且十夫树杨，一夫欲竞。栽既未牢，摒岂能盛！帝业似栽，
　　逐史似摒。穆宗怃然，若疚若茜。昔何臣斯，隐我祖正。
　　不传亲问，不写密诤。孰示来朝，以光神政。
　　由是天呼震吸，征奔召急。史题笔来，叱廷而入。
　　端耳抗目，不撝不挹。獬豸侧头，螭虬摆湿。握管绝怡，
　　当殿而立。君也尽问，臣也倒诚。磊磊其事，镗镗其声。
　　大何不显，细何不明。语未绝绪，史已录成。谓之何书，
　　以政纪名。伊纪清芳，可昭典坟。古师官鸟，昔圣官云。
　　方之我后，录里书分。录有君法，书有君文。君法君文，
　　在圣政纪云。殿无闲时，廷无旷日。云诹波访，倦编刓笔。
　　君劬臣劳，上讨下述。惟勤惟明，在圣政纪出。至德何比，
　　至教焉如？孰窥孰测，外夷内储。谓君有道乎，臣有谟欤？
　　有道有谟，在圣政纪书。一体列秩，同力翼戴。祈福去邪，
　　绝防无碍。国章可披，唐文可爱。善咨不偷，嘉论不盖。
　　不偷不盖，在圣政纪载。谅夫！总斯不朽，可悬魏阙。
　　愚得是言，非讪非伐。实谓医臣浑沌，开君日月。
　　妖物雰死，天文光发。惟我之有颂兮，奚斯跃而董狐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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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林士弘(?-622)　隋末南方农民起义领袖，江西鄱阳人。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随同乡操师乞率众起义，任为大将军，攻占豫章郡城(今江西南昌)。操师乞战死，他继领其众，大败隋军于鄱阳湖，杀隋将刘子翊，众至十余万，遂占据虔州(今江西赣州)，起初称“南越王”，后称帝，国号“楚”，定都豫章，年号太平。一度据有北起九江南达番禺(今广州)的广大地区。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战败投降，后又退守安成(今江西安福东南)山洞。不久病死。
　　【生平事迹】
　　林士弘，鄱阳县太阳埠人，出生于西元六世纪中期。他豪迈爽直，好武功，通谋略，对隋王朝的反动统治极端不满。大业十二年(616年)，县人操师乞率先起义反隋，他积极响应，很快成为义军的中坚。这操师乞系鄱阳县新义操家(今属金盘岭乡)人，出身农民，性情豪爽，膂力过人，爱好打抱不平。小时他念过几年书，后来一面跟著父亲种田，一面练习武功。他所在的村位于群山环抱的一处平原上，以往常常受到兵匪侵扰。为此他和村民商量，在村里开辟了练兵场和跑马场，组织青壮年村民进行练兵。同时，在村里筑起寨门，以防来犯之敌。
　　隋仁寿四年(印4年)，杨广杀死他的父亲隋文帝登上帝位，史称炀帝，建元大业。这位历史上著名的荒唐皇帝，登基之后就大兴徭役，发动大量的男丁营建洛阳，遍治官室，开凿运河；又穷兵黩武，一次再次地举行对高丽的远征，搞得民穷财尽，怨声载道。统治者不顾人民的死活，必然激起人民的反抗。大业七年(611年)，山东人王薄首先树起义旗，反对隋朝的压迫。接著，全国各地农民起义迅速展开，此伏彼起。大业十二年夏秋间，操师乞、林士弘亦揭竿而起，向江南人民发出革命的信号。
　　操师乞对隋朝统治者横徵暴敛，骄奢淫逸，早就强烈不满，产生对立情绪。官吏每到新义，他也从不假以辞色。渐渐，他成了官府剿除的对象。大业十一年，杨广结束对外战争后，开始加强对农民军的“围剿”。次年，南海太守刘权路过鄱阳，朝廷下诏令其就地“讨贼”。官逼民反，操师乞决心把握时机，和林士弘即时发动起义。林士弘此时拥有一支农民武装，在鄱阳南部活动。共同的理想，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两支农民武装迅速汇合起来，浩浩荡荡向郡城进军，公开向隋王朝宣战，广大贫苦百姓闻风响应，起义军队伍猛增到一万多人。
　　当时，鄱阳郡城武备不修，有个名叫袁斌的人，以防御兵乱为由，“倡义聚郭内居民相保守”。此人略谙军事，颇精武艺，城防工作实际上由他负责。但他对农民军的实力却完全估计不足，一经交战便支援不住，只好弃城逃走。城内大小官吏见郡城不保，也一个个带著家属、细软，仓皇逃命。起义军初战取得辉煌胜利。操师乞当即下令安抚百姓，开仓放赈，并对部队进行整训。当年十月，操师乞自称元兴王，年号“天成点。”
　　接著，起义军又攻下了浮梁、彭泽等邻县。大业十二年秋，操师乞亲率起义军向江西重镇——豫章郡(今南昌)进发，乘敌不备，一举攻占了豫章。在那里，操师乞任命林士弘为大将军；并确定以豫章为据点，逐渐向江南各地扩展。
　　豫章之失，使隋王朝大为震惊，正在江都游幸的隋炀帝，紧急命令治书侍御史刘子翊率兵往“讨”。刘子翊系彭城人，曾任南朝齐的殿中将军，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奉诏后即带领兵马奔赴豫章。操师乞闻讯，亲率部队迎战于城外。在战斗中他身先土卒，冲锋陷阵，不幸中箭身亡。义军骤失元帅，军心动摇，开始败退。林士弘当机立断，挺身而出，带领部队继续奋勇拒敌。此时隋朝“围剿”农民军的主力已经瓦解，刘军后援无人，军士斗志很低；起义军由於操师乞牺牲，沉浸于悲痛之中，也急待善后，因而战事呈僵持状态。
　　林士弘是操师乞的忠实战友，他受任于危难之中，时刻在想如何完成义军的未竟之业。他看出，隋王朝在江南的武装部队，有战斗力的就数刘子翊这一支，乾净、彻底地削灭刘部，既可以为操师乞报仇，振奋全军士气；又可以为起义的发展廓清道路，扩大战果，因而这一仗必须打好。
　　主意拿定后，林士弘调整部署，集中一部分人正面防御，牵制敌人；另调一部分人组建水军队伍，发挥水上作战优势，同时派人刺探刘部消息，捕捉战机。西元616年11月，林士弘率部与刘子翊军大战于彭蠡湖(即后来的鄱阳湖)。义军同仇敌忾，奋勇争先，加之大多生长在江湖沿岸，得地理之利，熟习水性，因此开战不久，就把刘子翊打得溃不成军，刘本人也被义军击毙，没有死的敌军，纷纷向义军投降。一时军威大振，邻近郡县的农民踊跃加入义军，队伍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
　　西元616年12月壬辰点，林士弘在豫章称帝， 国号“楚”，定年号为“太平”，以当年为“太平”元年。他任命部下王戎为司空，率领部队攻打九江、临川、南康(原虔州)点、宜春等郡，这些地方的豪俊之士都纷纷起来杀掉隋朝的官吏，归附於林士弘，很快统一了现在江西全省之地。接著，又派兵攻打南海各郡(今广东地)，大军所到之处，势女瞰竹，隋朝官吏望风而逃。于是“北至九江、南洎番禺(今广州)，悉有其地”，即都成了林士弘起义军的天下。
　　太平二年冬季，兑州方与县有个叫张善安的，率领所部过江，要求归附於义师。林士弘得悉此人十七岁就有劫掠行为，且系新来，互不了解，便让他驻扎在距豫章不远的南塘下。张善安以为林士弘蔑视他，非常痛恨，急欲报复。南塘下与大江相通，张悄悄地派出舟师掩至豫章城外，向义军发起突然袭击。林士弘虽对张善安存有戒心，但想不到此人竟然如此狠毒，防范不怎麼严。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义军仓卒应战，城被攻破，连外城也被张善安放火烧毁。
　　这一役，起义军损失巨大，豫章短期内难以收复，林士弘南迁至南康。不久，割据江陵的肖铣，趁林、张两人分裂的机会，派部将胡苏儿袭破豫章。又不久，张善安率部驱走肖铣守军，占领了豫章城，二人成为南北分立的局面。此时，林士弘还曾退保余干，在余干筑城三座。为摆脱困境，第二年四月，林士弘派人招抚交趾太守丘和，“和不从”；又派部队进攻始安郡，也没有攻下来。
　　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地主封建阶级势力，隋政权处於风雨飘摇之中。一些贵族、地主、官僚也乘机起兵，割据一方，企图在中原逐鹿中先登。太平二年(617年)，大贵族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太原，占领了隋都长安。到618年初，中国形成了农民军与官僚、军阀交相割据的局面。农民军方面，势力较大的有翟让、窦建德、杜伏威、徐圆朗、孟海公、高开道等集团；官僚军阀方面，实力较强的有李渊、薛举、肖铣、梁师都、宇文化及、王世充等集团。
　　形势是严峻的，多变的。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发展，农民出身的林士弘对此还缺乏经验。他坚持的信念是：隋王朝的统治是黑暗的，自己必须为推翻隋王朝而战，让农民过上好日子。
　　太平三年(618年)四月，汉阳太守冯盎以苍梧、高凉、珠崖、番禺之地归附於林士弘。冯盎是高州良德人，因血腥镇压少数民族对隋廷的反抗，被封为汉阳太守，后又升左武卫大将军。此人立场、观点与起义军格格不入，他归附於林士弘，目的在搞政治投机。秉性淳朴的林士弘看不清他的真面目，答应了他的归附要求。这年五月，隋炀帝被宇文化及缢杀，冯盎奔还岭表，收集土人酋长和散兵游勇共五万馀人，作为自己东山再起的资本。
　　太平五年(620年)，南海郡广州、信安郡新州的起义军头领高法澄、冼宝彻二人点，杀掉隋朝官吏，占据郡府，归附於林士弘。林士弘在困难中看到这支新生力量来投，心中十分高兴。但就在这时，原来打著归附旗号的冯盎，却带著大队人马向高冼军发起突然袭击。义军不虞有变，人数又少，不敌败走。冼宝彻的侄子冼智臣，是义军一员猛将，他不甘心失败，在新州收聚余部，招纳新兵，继续拒战。狡猾的冯盎一面用重兵包围新州，一面进行策反，他在阵上大喊：“我就是冯盎，你们认得我吗?”冯盎从他的祖母冼氏以后，一直在岭南独霸一方，士民为之畏惧，此时听说是冯盎来了，不少义军士兵害怕起来，冯盎趁机发动猛烈攻击，义军溃散，冼宝彻、冼智臣二人被擒遇害。
　　林士弘退守虔州以后，辖地周围出现了群雄并峙的局面：北面有背叛过他的张善安，东面有实力雄厚的杜伏威，西面有虎视眈眈的肖铣，南面也潜伏著动乱的危机。这个时候，如果他主动和杜伏威联合，并寻求改善同张善安的关系，团结一致对付农民军的共同敌人，形势的发展可能好些。但林士弘在张善安背叛后，对联合友军信心不足，没有采取这样的策略，结果坐困江西一隅，处於被动挨打的状态。
　　太平三年(618年)五月，李渊于隋炀帝死后不久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以当年为武德元年。为了统一全国，唐朝对农民起义军和封建割据势力采取了镇压和招抚相结合的策略。太平六年(武德四年)九月，唐廷以李孝恭为荆湘道行军总管，李靖摄行军长史，统大军自夔州东下，进击重建梁国的肖铣。肖铣以长江水方涨，天堑可恃，不作准备。唐军轻易拿下荆门、宜都、江州，一直打到梁都江陵，肖铣只得开门出降。肖铣败后，部队离散，由於林士弘平日爱惜士卒，忠实于农民的利益，这些“散兵多归林士弘，军势复振”。
　　太平七年(武德五年)春，窃踞豫章的张善安接受李渊封爵，被任为洪州总管。七月，杜伏威人长安朝见，被唐王朝软禁。至此，江南地区的农民军或败或降，所余无几，林士弘部处境日益孤立。唐王朝没有让他喘息，进一步实施了分化瓦解策略。早在几个月前，唐朝就通过荆州总管李孝恭进行招抚，林未作理会，现在又来策反，而且规模比以前更大，也更频繁。一些地方守将，经不住威胁利诱，不战投降了唐朝。
　　形势越来越恶化，但林士弘并不灰心。他命令自己的弟弟、任鄱阳王的林药师，率兵二万进攻循州，意图稳定南方，再图进取。但义军到达循州城外，遭到该州总管杨世略点的顽抗，林药师在战斗中牺牲。消息传来，全军震惊，人心浮动。此时，林士弘的得力将佐、豫章守将王戎(原任司空)，亦携部投唐。形势迫使林士弘作出选择：是投降唐朝还是继续战斗?林士弘考虑再三，抱定原宗旨不变，不能辜负农民群众的托付，不能违背操师乞的遗愿，他选定了继续战斗这条道路。
　　是年十月，林士弘率领余部，走保安成山洞(今江西安福东南)，袁州(今宜春地区)人得知林士弘来，群起响应，希望他能重振军威。这时，林士弘曾秘密去过一次豫章，和王戎密商收拾旧部，重行起事大计。原来王戎投唐并非出於真心，而是为了保存实力，伺机再起。不料事机不密，被张善安侦知。张善安豺狼成性，马上发兵攻打豫章，王戎兵败被擒。林士弘回到安成不久，余部又被洪州总管若于则击破，眼看大势已去，林土弘不胜悲愤，一病逝去。部下群龙无首，各自离散。
　　操师乞、林士弘领导的农民起义，在推翻隋王朝的独裁统治，推动历史前进方面，曾经起了重要的作用。封建时代的史书和方志，尽管有的也称起义军为“盗”，但其作者也不得不直书：义军所到之处，“豪杰争杀隋守令，以郡县应之”；当林士弘战败走保安成时，“袁人相聚应之，”说明义军确实深得人心。有的史志还在叙事时，冠以林士弘“太平”年号。对操、林两人的战斗历程，《隋书》、引日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都有记载，《江西通志》、《饶州府志》、《鄱阳县志》则记述得更具体。清乾隆间一位方志界人士说过：(对林士弘)“赵佗、李弁庶乎近之，但享国未久耳。然崛起一方，得保首领，而紫阳纲目无贬辞，视项羽、陈友谅有加焉!”这个评价是比较客观的。需要指出的是，林士弘始终不渝地为农民革命事业而战，最后虽然失败了，但他的精神永存，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点依《，日唐书》。《隋书·炀帝下》《资治通鉴》谓建元“始兴”。
　　点据《隋书》、《通鉴纲目》、《资治通鉴》等；《，日唐书》谓林士弘称帝
　　在大业十三年，即617年。
　　点开皇九年置虔州，大业元年炀帝即位改州为郡，即南康郡。　
　　点冈治《鄱阳县志》谓“鄱阳新兴名贼高新澄、冼宝彻”，地点人名有
　　误。《新唐书》冯盎传谓为“番禺新兴各贼高法澄、冼宝彻”。
　　点依《资治通鉴》。同治《鄱阳县志·事考》谓为王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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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晏几道（年），北宋词人。字叔原，号小山，北宋抚州临川县文港乡（今属南昌进贤）人 。晏殊第七子。历任颍昌府许田镇监、乾宁军通判、开封府判官等。性孤傲，晚年家境中落。词风哀感缠绵、清壮顿挫。有《小山词》。
　　晏几道一生疏狂磊落，纵弛不羁，曾为许田镇监、开封府推官等小吏。他与苏轼、黄庭坚先后同时，文章翰墨，自立规模。以《鹧鸪天》词见称于神宗，词云：“碧藕花开水殿凉，万年枝上转红阳。昂平歌管随天仗，祥瑞封章满御林。金掌露，玉炉香，岁华方黄圣恩长。皇州又奏圜扉静，十样宫眉捧寿觞（ 紫薇郎君按：《宋史仁宗本纪》并无记载狱空事，据《宋会要辑稿》实为神宗朝事，此年小山四十五岁）。词虽是应命之作，内容无甚可取，但作者的艺术才华于此可见。
　　小山身出高门，不慕势利，黄庭坚称他是“人杰”，也说他痴亦绝人：“仕官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作一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已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于此，足见小山之为人。小山孤高自负，傲视权贵，即使是苏轼这种人，也不在眼下。据《砚北杂志》云：“元佑中，叔原以长短句行，苏子瞻因鲁直（即黄庭坚）欲见之，则谢曰：‘今日政事堂中半吾家旧客，亦未暇见也。’”（按：当时苏轼在京，正受帝、后赏识，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其高傲竟至此等程度。他好藏书，能诗，尤以词著称。据《墨庄漫录》云“叔原聚书甚多，每有迁徙，其妻厌之，谓叔原有类乞儿搬惋。叔原戏作诗云：‘生计惟兹惋，搬擎岂惮劳。造虽从假合，成不自埏陶。阮杓非同调，颓瓢庶共操。朝盛负余米，暮贮籍残糟。幸免播同乞，终甘泽畔逃。挑宜筇作杖，捧称葛为袍。倘受桑间饷，何堪井上螬。绰然徙自许，噱尔未应饕。世久称原宪，人方逐子敖。愿君同此器，珍重到霜毛。’”此诗虽是戏作，而愤世疾俗之情，高洁固究之趣，斐然可见。他存诗只数首，为“春风自是人间客，张主（亦作主张。）此依《江西诗征》。）繁华得几时？”（《与郑介夫》）“穷通不属儿曹意，自有真人爱子虚。”（《题司马长卿画像》）都是寓意颇深之作。
　　他的词风农挚深婉，工于言情，与乃父齐名，世称“二晏”。但当时及后世作者都对他评价很高，认为造诣在殊之上。“北宋晏小山工于言情，出元献（晏殊）、文忠（欧阳修）之右……措辞婉妙，一时独步。”（《白雨斋词话》）他的《小山词》存词二百多首，多为小令，其艺术造就也表现在这些小令方面。
　　小山词多怀往事，抒写哀愁，笔调饱含感伤，伤情深沉真挚，情景融合，造语工丽，秀气胜韵，吐属天成，“能动摇人心”。虽反映生活面窄，而艺术境界较高。词风接近李煜。他的《临江仙》、《鹧鸪天》、《阮郎归》等，都是历来传诵的名篇，其中新辞丽句，深为论者所叹赏。如“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临江仙》），《复堂词话》赞它是“千古不能有二”的“名句”；“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鹧鸪天》），《苕溪渔隐丛话》评它为“词情婉丽”；至于“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鹧鸪天》），连认为“作文害道”的理学家程颐听了，都得笑着说：这样的词，只有“鬼”才写得出！（《邵氏闻见后录》）
　　小山词从《珠玉》出，而成就不同，体貌各异。在描写上，比大晏深细，而无大晏的含蓄；在修辞上，有大晏的婉丽，而无大晏的清润；在感情上，比大晏浓挚；在思想上，则不及大晏的深广。
[编辑本段]脾气秉性
　　黄庭坚的《小山词序》也许给我们一个最好的解释：余尝论：叔原固人英也；其痴处亦自绝。人爱叔原者，皆愠而问其旨：“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作一新进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皆负之而不恨，已信之终不疑其欺已，此又一痴也。”乃共以为然。
　　从四痴也就能看到他们孤芳自洁的个性。忠纯真挚的痴情，他仍未失却童心，他难与一般俗人合流，他一生的心血性情都表现在他的词里。今观其“小山词“260多首，虽是走其父花间婉约传统，固守小令的阵地，但也创造出新的艺术世界，有与父不同的地方。
　　周介存谓晏氏父子仍步伍温韦，小晏精力尤胜。但薛砺若则认为他主要步伍冯延巳。他比其父词更觉风流妩媚，更轻柔自然，有的象南唐后主和秦少游，这与他父亲不同。
　　黄庭坚则说：“精壮顿挫，能动摇人心，上者《高唐》、《洛神》之流，下者不减《桃叶》、《团扇》” 实际上晏几道词的重要内容是写男女悲欢离合的恋情。这与其苦恋生世有关。他曾与友人沈廉叔、陈君龙家的莲、鸿、苹、云四歌女之间的悲欢离合。他甚至在词中直接写出这些歌女的名字。
　　这就使得他的词具有一个特点：他的词具有明确的思恋对象，感情真挚。这与五代宋初词人作品中的泛爱、泛恋不同。
　　晏几道的词始终是构建在对过去的温馨回忆和现在的苦闷，这样两个感情世界上的。
　　他把对爱情的生死不渝的追求，作为人生的精神寄托。他写词是“叙其所怀，期以自娱。”他的词的第二个特点是梦境的描写。他因为与恋人不能见面，便常在词中虚构梦境以重温往时爱情的甜蜜。他的作品中有52首59句写到梦。第三语淡情深是其风格。即用平淡的语言，常见的景物来表达不寻常的深情，如【少年游】。
　　第四他的词最善于融化诗句。如他的《浣溪沙》“户外绿杨春系马，床头红烛夜呼卢”用唐韩竑诗句，仅换了一个字“床头”“床前”。但天衣无缝。【鹧鸪天】“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用老杜“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戴叔伦“还作江南客，翻疑梦里逢”。
　　故黄山谷说他的乐府“多寓以诗人句法。”
[编辑本段]作词特点
　　可以说晏几道的词艳而不俗，浅处皆深，将艳词小令，从语言的精度和情感的深度与两个层面上发展到极致。
　　词风逼近乃父，但成就更高。由于社会地位和人生遭遇的不同，词作的思想内容比晏殊词深刻得多。其中有不少同情歌妓舞女命运、歌颂她们美好心灵的篇章。也有关于个人情事的回忆和描写。通过个人遭遇的昨梦前尘，抒写人世的悲欢离合，笔调感伤，凄婉动人。在有些作品中，表现出不合世俗、傲视权贵的态度和性格，为婉约词的代表作家之一。
　　《小山词》是具有鲜明个性的抒情诗。工于言情，但很少尽情直抒，多出之以婉曲之笔，较之晏殊的词沉郁顿挫。在小令的技法上也有所发展，日臻纯熟。《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等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前人对《小山词》的评价甚高。冯煦在《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中说：「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求之两宋，实罕其匹。」
[编辑本段]《小山词》自序
　　《补亡》一编，补乐府之亡也。叔原往者，浮沉酒中，病世之歌词不足以析酲解愠，试续南部诸贤绪馀，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不独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间见闻、所同游者意中事。尝思感物之情，古今不易，窃以谓篇中之意。昔人所不遗，第于今无传尔。故今所制，通以“补亡”名之。
　　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宠家，有莲、鸿、苹、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已而君宠疾废卧家，廉叔下世，昔之狂篇醉句遂与两家歌儿酒使俱流传于人间。自尔邮传滋多，积有串易。七月己巳，为高平公缀缉成编。追惟往昔过从饮酒之人，或垄木已长，或病不偶。考其篇中所记悲欢合离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但能掩卷怃然，感光阴之易迁，叹境缘之无实也。
[编辑本段]主要词作
　　临江仙 (斗草阶前初见) 临江仙 (梦后楼台高锁)
　　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 蝶恋花 (梦入江南烟水路)
　　鹧鸪天 (彩袖殷勤捧玉钟) 鹧鸪天 (小令尊前见玉箫)
　　木兰花 (秋千院落重帘暮) 阮郎归 (天边金掌露成霜)
　　采桑子 （西楼月下当时见）阮郎归 （旧香残粉似当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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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物概述
　　陆九渊 () ，号象山，字子静。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人。与当时著名的理学家朱熹齐名，史称“朱陆”。陆九渊是中国“心学”的创始人。明代王阳明发展其学说，成为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陆王学派”，对近代中国理学产生深远影响。被后人称为“陆子”。
　　陆九渊曾在贵溪龙虎山建茅舍聚徒讲学，因其山形如象，自号象山翁，世称象山先生、陆象山。“居山五年，阅其簿，来见者逾数千人”。乾道八年(1172)登进士第。他承认王安石英才盖世，不合流俗，但认为王安石学术上没有触及根本，不苟同其政治改革。对“靖康之变”胸怀复仇雪耻之大义，故访求智勇之士，共谋恢复失地。任地方官时，政绩颇著，而不忘教育，常授徒讲学。去官归里后，他在学宫内设讲席，贵贱老少都赶来听讲，据《象山年谱》称，“从游之盛﹐未见有此”。著有 《象山全集》。
[编辑本段]二、生平事迹
　　陆九渊三十四岁中进士，先任隆兴建安县主簿，后改建安崇宁县。大约十年后，他被荐为国子正，不久，又迁敕令所删定官。陆九渊少年时曾读三国六朝史，有感于当时“夷狄乱华，后又听长辈讲“靖康之耻”，于是曾剪断指甲，学习弓马，慨然要为大宋朝廷复仇。在任敕令所删定官时，他便“访知勇士，与议恢复大略”，朝廷论对时，“遂陈五论：一论仇耻未复，愿博求天下之俊杰，相与举论道经邦之职；二论愿致尊德乐道之诚；三论知人之难；四论事当驯致而不可骤；五论人主不当亲细事。”（《宋史·陆九渊传》）淳熙十三年（1186），他被差管台州崇道观，因这只是个管理道观的闲职，于是他便归江西故里讲学，汇集了四方学者。直到宋光宗即位时，又被任荆门知军，此间他治绩显著，“厚风俗”，“申严保伍之法，盗贼或发，擒之不逸一人”（《宋史·陆九渊传》）；并因荆门处江、汉之间，为四战之地，而议筑城壁以御边防。但在任仅一年有余，就卒于荆门任上。
　　陆九渊自幼好学，他的好学不在于博览，而表现在善于思考上。三、四岁时，他曾向父亲发问，“天地何所穷际”，父笑而不答，他竟为这个问题费尽思索而至废寝忘食。后来他读书孜孜不倦，又常在书中发现问题。例如读《论语·学而》，就对《有子》三章表示怀疑；读二程书，就发现伊川（程颐）所说的话与孔子、孟子不相类似，甚或有矛盾处。
　　陆九渊十三岁时，有一天对自己少儿时思考的问题忽有所悟。这天，他读古书到宇宙二字，见解者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于是忽然省悟道：原来“无穷”便是如此啊。人与天地万物都在无穷之中。他提笔写下：“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年谱》，《陆九渊集》卷三十六）《陆九渊年谱》中说他“因宇宙字义，笃志圣学”，就是说他从宇宙二字，悟得人生之道。陆九渊立志要做儒家的圣人，而他以为，做圣人的道理不用别寻他索，其实就在自己心中，他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年谱》，《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对宇宙无穷与对圣人之心广大的顿悟使陆九渊进入了一种新的人生境界，正象他后来在《语录》中说的：人须是闲时大纲思量：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身立于其中，须大做一个人。……天之所以命我者，不殊乎天，须是放教规模广大。（《陆九渊集》卷三十五）
　　陆九渊出身于一个九世同居、阖门百口的封建大家庭。他的八世祖陆希声曾为唐昭宗之相，五代末因避战乱迁居金溪，遂“买田治生，赀高闾里”（《陆九渊集》卷二十七《行状》），成为地方上有名的豪门大族。金溪陆族经过几代变迁，到陆九渊出生时，经济已经衰落，只有10亩左右的菜田和一处药铺、一处塾馆。但至此，陆门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仍保有封建宗族大家的风度。
　　陆门治家一靠严格执行宗法伦理，同时，也靠家庭成员发挥各自的积极性、主动性，各尽其能，各供其职。《宋史·陆九韶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可以看作这种情况的生动写照，其曰：其家累世义居，一人最长者为家长，一家之事听命焉。岁迁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畴、租税、出内（纳）、庖爨、宾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训戒之辞为韵语，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谒先祠毕，击鼓诵其辞，使列听之。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度不可容，则言之官府，屏之远方焉。（《宋史》卷四百三十四《陆九韶传》）
　　陆九渊自己也曾说：“吾家合族而食，每轮差子弟掌库三年。某适当其职，所学大进，这方是‘执事敬’。” （《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生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从小耳濡目染，长大成人后亲自管家，这样的生活经历对于陆九渊形成对社会国家的参与意识会有很大影响，也许，这就是陆氏兄弟形成“专务践履”之学的学问起点吧。
　　陆氏有家学渊源，陆九渊的八世祖陆希声“论著甚多”，高祖陆有程“博学，于书无所不观” （《年谱》，《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到陆九渊父亲这一代虽已家业衰落，只靠经营医药和教书授学来维持家计，但仍“以学行为里人所宗，尝采司马氏冠婚丧祭仪行于家”（《宋史·陆九龄传》）。陆门家风整肃，闻名州里，甚至受到孝宗皇帝的称赞。
　　陆九渊的父亲陆贺生有六子，陆九渊排行第六，除他之外，还有四兄陆九韶，五兄陆九龄，都以学闻名于世，号称“三陆子之学”。陆九韶，字子美，因讲学梭山，学者称梭山先生。《宋史·陆九韶传》说他：“其学渊粹，隐居山中，昼之言行，夜必书之。其家累世义居，一人最长者为家长，一家之事听命焉。”他主持陆氏家政，对家规家教执行甚严，治家经济也有良法。他为学主张“切于日用”，“明父子君臣夫妇昆弟朋友之节，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以事父母，以和兄弟，以睦族党，以交朋友。”（《宋元学案·梭山日记》）。并且雅好古学，“读史，知历代兴衰治平措置之方。”（同上）
　　陆氏家风，笃实严谨。他们对当时的士风颇为不满，所以其为学不是以科举中榜为目的，而为履于日用，指导人生。陆氏兄弟没有直接的师承，他们自相师友，相互提携。他们以对社会和家庭的责任感作为根底，在日用人生中相互影响，并注重对心与理关系的体悟。可以看出，陆九渊在这样的学习氛围和家庭背景下生活，其心学思想的产生并非偶然。
　　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50岁的陆九渊被任命为荆湖北路荆门知军。次年九月初三，陆九渊千里迢迢从江西到荆门上任。当时，金兵南侵压境，荆门地处南宋边防前线。陆九渊看见荆门没有城墙，认为这个行政区域位于江汉平原，道路四通八达，南面捍卫江陵，北面支援襄阳，东面守护随州、钟祥，西面扼守宜昌；荆门巩固，四邻才有依靠，不然就会腹背受敌。于是，下决心修筑了城墙。
　　陆九渊大刀阔斧地改革荆门军的税收弊端和不合理的体制以及官场的陈规陋习。外地的商贩纷纷前来荆门做生意，使荆门的税收日增。他推荐或提拔下属，并不看重资历与出身。他认为，古代录用地方官员，由于不受资历和出身的限制，表现好坏便容易区别，后世斤斤计较资历和出身，有无政绩就不容易判明。
　　陆九渊清正廉明，秉公执法。有人告状，他不拘早晚，亲自接见受理。断案多以调解为主。如控诉的内容涉及隐私、违背人伦和有伤风化的，就劝说告状人自动撤回上诉，以便维护社会道德风尚的淳厚。只有罪行严重、情节恶劣和屡劝不改的才依律惩治。所以民事诉讼越来越少，到上任第二年，来打官司的每月不过两三起。
　　陆九渊在象山东坡筑亭，宣讲理学，听众往往多达数百人。荆门原先闭塞的民风和鄙陋习俗显著改变。各级主管部门交相列举陆九渊在荆门的政绩奏报朝廷。益国公、左丞相周必大曾强调，荆门军治理成效突出，可作地方长官“躬行”的榜样。
　　1193年初，陆九渊在荆门病逝，棺殓时，官员百姓痛哭祭奠，满街满巷充塞着吊唁的人群。出殡时，送葬者多达数千人。他殁后，谥为“文安”。
　　为纪念陆九渊，后人将荆门蒙山改称象山，在荆门城西象山东麓当年陆九渊受理民事诉讼和讲学的象山书院遗址兴建陆文安公祠（俗称陆夫子祠和陆公祠）。
　　今南昌城内的象湖，相传为陆九渊当年在南昌开坛讲学之处，“象湖”一名由其号（象山先生）而来。
　　陆九渊一生的辉煌在于创立学派，从事传道授业活动，受到他教育的学生多达数千人。他以“心即理”为核心，创立“心学”，强调“自作主宰”，宣扬精神的能动性作用。他的学说独树一帜，与当时以朱熹为代表的正宗理学相抗衡。1145年4月，他与朱熹在江西上饶的鹅湖寺会晤，研讨治学方式与态度。朱熹持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主张通过博览群书和对外物的观察来启发内心的知识；陆九渊持主观唯心主义观点，认为应“先发明人之本心然后使之博览”，所谓“心即是理”，毋须在读书穷理方面过多地费功夫。双方赋诗论辩。陆指责朱“支离”，朱讥讽陆“禅学”，两派学术见解争持不下。这就是史学家所说的“鹅湖之会”、“鹅湖大辩论”。
　　陆象山的学生，最著名的是杨简、袁燮、舒璘、傅子云等，其中杨简，进一步发挥了其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象山学派流传不广、至明代陈献章、王守仁，始重新得到提倡。
　　陆九渊的思想经后人充实、发挥，成为明清以来的主要哲学思潮，一直影响到近现代中国的思想界。著名学者郭沫若、马一浮都认为深受陆九渊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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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想特色
3.1 基本理念 　　
　　陆九渊与朱熹同时﹐两人都是理学家﹐但朱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而陆属于主观唯心主义。陆学直接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心学”﹐认为“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人皆具有心﹐心皆具是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他认为人们的心和理都是天赋的﹐永恒不变的﹐仁义礼智信等封建道德也是人的天性所固有的﹐不是外铄的。学的目的就在于穷此理﹐尽此心。人难免受物欲的蒙蔽﹐受了蒙蔽﹐心就不灵﹐理就不明﹐必须通过师友讲学﹐切磋琢磨﹐鞭策自己﹐以恢复心的本然。修养功夫在于求诸内﹐存心养心。具体方法是切己体察﹐求其放心﹐明义利之辨。自称这种方法为“简易功夫”﹐是“立乎其大者”﹐是“知本”﹐是“明本心”。至于读书﹐则最重视 《大学》﹑《中庸》﹑《论语》 和《孟子》﹐要求联系日用事物讽咏自得﹐反对习注疏章句之学﹐场屋之文﹐以谋求利禄。他和朱熹常相辩难。他们二人有两次会讲颇具影响﹐第一次是在淳熙二年(1175)“鹅湖之会”(鹅湖书院旧地﹐在今江西铅山县)﹐朱主张先博览而后归之于约﹐以陆的教法太简易﹐陆主张先发明人的本心而后使之博览﹐以朱的教法为支离。第二次是在淳熙八年(1181)﹐朱请陆登白鹿洞书院讲堂﹐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朱则认为切中学者隐微深固之疾﹐当共守勿忘。朱熹晚年曾劝学者兼取两家之长﹐并对陆表示敬意。有人曾劝陆九渊著书﹐他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学为明代王守仁(阳明)所发展﹐世称“陆王学派”﹐著有《象山全集》行世。
[编辑本段]3.2 心学缘起
　　陆象山是宋明两代主观唯心主义“心学”的开山祖。陆九渊之学，学者一般认为是家传。而家学其实只是创造了这一学说形成的氛围和条件。对于陆氏心学，陆九渊曾自称是“因读《孟子》而自得之”（《语录》下），以为孔子之后其学“自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乃得其传者”（卷一《与李省干》）。陆九渊对于伊洛渊源，也不否认自己思想与他们的联系，他曾说：“韩退之言：‘轲死不得其传。’固不敢诬后世无贤者，然直是至伊洛诸公，得千载不传之学。但草创未为光明，到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干当甚事？”（《语录》下）他以为“伊洛”虽得儒家正统，但二程子之学只是理学的草创阶段，有待于“我”来进一步发明。陆九渊的这些说法自然包含着理学的道统观念及自诩为承担道统的意识，却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即陆氏心学与孟子思想及伊洛渊源的关系。陆九渊思想是自得于孟子，但他是受孟子思想的启发，用孟子“先立乎其大”、“心之官则思”，以及“求放心”等命题，来阐发二程理学中“心性”的层面，使理学的本体论更偏于主观，而与道德践履的思想趋于逻辑上的统一的。这也就是他在理学中的理论贡献。
　　除此之外，《宋元学案》中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陆九渊思想是继程门谢良佐之后，经由王苹、张九成、林季仲发展而来。此一说根据大体有三：
　　其一，《宋元学案·象山学案》表在陆九渊名下有王梓材注：“庸斋、梭山、复斋弟。艾轩讲友，上蔡、震泽、横浦、林竹轩续传。”以为陆九渊之学，除得自家传，尚可由林季仲（竹轩）、张九成、王苹、谢良佐溯源至程颢。
　　其二，《宋元学案·震泽学案》全祖望案语说：“洛学之……入吴也以王信伯。信伯极为龟山所许，而晦翁最贬之，其后阳明又最称之。予读信伯集，颇启象山之萌芽。其贬之者以此，其称之者亦以此。象山之学，本无所承，东发以为遥出于上蔡，予以为兼出于信伯。盖程门已有此一种矣。”象山之学黄震以为“遥出于上蔡”，全氏以为“兼出于信伯”，综合两方面，全氏肯定“程门已有此一种”。其实正点出陆九渊心学与程氏学说的内在联系。
　　其三，全氏于《艾轩学案》又曰：“愚读艾轩之书，似兼有得于王信伯……且艾轩宗旨，本于和靖者反少，而本于信伯者反多，实先槐堂之三陆而起。”此条又补充了林光朝（艾轩）与陆九渊的关系。
　　陆九渊之学出于家传是确切的，而与谢、张、林等并无师承关系。就思想上看却不无相通之处。从陆九渊对二程的态度来说，亦确有褒贬之不同。如《语录》中说：“二程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后来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 （《陆九渊集》卷三十四）此段为傅子云所录。又《语录》同卷严松所录曰：“元晦似伊川，钦夫似明道。伊川蔽锢深，明道却通疏。”这都说明陆氏思想与程颢更为接近。宋代理学自二程之后，程颐之学由杨时、罗从彦、李侗而传朱熹；程颢之学则由谢良佐、王苹、张九成、林季仲传至陆九渊，由此分成两大支流。此说法中，朱熹一支尚有师承关系可考，而陆九渊一支学者认为多出于推断或臆测。其实内中亦包含着学术思想发展的某种必然因素。因此全祖望在《象山学案》序录中对于陆九渊学系做了这样的结论：
　　程门自谢上蔡以后，王信伯、林竹轩、张无垢至于林艾轩，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而其宗传亦最广。
　　这个结论当是可信的。
　　【附：宋元学案论陆象山的学术渊源，有如下一些记载：
　　“象山之学，先立乎其大者，本乎盂子。……程门自谢上蔡（良佐）以后，王信伯（苹）、林竹轩（季仲）、张无垢至于林艾轩（光朝），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而其宗传亦最广。”（宋元学案卷五八象山学案全祖望语）
　　“三陆子之学，梭山启之，复斋昌之，象山成之。……复斋却尝从襄陵许（忻）氏入手，喜为讨论之学。宋史但言复斋与象山和而不同，考之包恢之言，则梭山亦然。”（同上卷五七梭山复斋学案全祖望语）
　　“黄东发（震）曰：复斋之学，大抵与象山相上下。象山以自己之精神为主宰，复斋就天赋之形色为躬行，皆以讲不传之学为己任，皆谓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掀动一时，听者多靡。……（复斋）遂与象山号二陆。”
　　“梓材案：黄氏（宗羲）本从梭山为金溪学案之一，复斋为金溪学案之二，谢山则并称之曰梭山复斋学案。”“黄氏本以是卷为金溪学案之三，谢山则称为象山学案。”（宋元学案卷五七、五八）
　　“宗羲案：（象山）先生之学，以‘尊德性’为宗，……同时紫阳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矣。”（同上卷五八象山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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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朱陆之争
　　陆九渊心学是在与朱熹理学的争辩中形成自身特色的。而朱陆之争显示了陆九渊思想与朱熹理学的同异和分歧，也昭示了陆九渊心学立学的理论基点。为了说明问题，这里还要从人们熟知的鹅湖之会谈起。
　　（一）鹅湖之会
　　朱陆之争起于鹅湖之会，因鹅湖之会而使两家分歧公开化。然而鹅湖之会上争论的焦点为所谓“尊德性”还是“道问学”，这看来只是为学方法问题，似乎并未涉及双方分歧的本质内容。所以黄宗羲也曾在《宋元学案·象山学案》中这样评述说：
　　先生之学，以尊德性为宗，谓“先立乎其大，而后天之所以与我者，不为小者所夺。夫苟本体不明，而徒致功于外索，是无源之水也”。同时紫阳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谓“格物穷理，乃吾人入圣之阶梯。夫苟信心自是，而惟从事于覃思，是师心之用也”。两家之意见既不同……于是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矣。……考二先生之生平自治，先生之尊德性，何尝不加功于学古笃行，紫阳之道问学，何尝不致力于反身修德，特以示学者之入门各有先后，曰“此其所以异耳”。……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知者见知，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他指出，所谓“尊德性”与“道问学”，只是理学教人入门方法之不同，二者本不能截然分开。况且朱陆在其中虽各强调一面，却同时兼顾另一面，所以他们这种争议，构不成根本的分歧。朱陆“同植纲常，同扶名教”，都以封建伦理为核心发挥理学精义，即使意见有所不同，也只是“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而已。他们在为学中表现了各人性情和道德实践的差别。
　　既然如此，我们不禁要问，朱陆之争为什么会沿续几百年，成为贯通理学发展的重要线索呢？双方实质性的分歧到底存在于何处？黄氏这里只就朱、陆后学的门户之见来做分析，显然不足以说明问题。他为我们留下了一个疑问。
　　鹅湖之会发生在淳熙二年（1175年）春天。时吕祖谦访朱熹至武夷，二人共同读周、张、二程书，编辑《近思录》。后朱熹送吕祖谦至信州鹅湖寺，吕素知朱、陆二人在理学观点上有分歧，意欲调和统一之，所以约陆九龄、陆九渊来鹅湖一会，共同讨论学术问题。据《东莱年谱》记载：“淳熙二年乙未，四月二十一日如武夷，访朱编修元晦，潘叔昌从，留月余。同观关洛书，辑《近思录》。朱编修送公至信州鹅湖，陆子寿、陆子静、刘子澄及江浙诸友皆来会。”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鹅湖之会”。
　　鹅湖之会上，二陆主张先发明本心，然后加以博览，认为本心之性千古不变，明心功夫终究久大；朱熹则主张通过问学致知的方法，先博览而后归之约。双方各持己见，陆九龄、陆九渊并赋诗明志，讥讽朱熹格物渐修功夫为“支离”，总不免要泛观。这引起朱熹的不满。双方辩论三天，观点始终未得到统一。与会的还有临川太守赵景明，及所邀刘子澄、赵景昭（《陆九渊年谱》），另据《宋元学案》，陆氏弟子朱亨道及其兄朱济道也参加了此会。
　　关于鹅湖之会的详情，《语录》中有一段陆九渊的回忆，其中说：吕伯恭为鹅湖之集，先兄复斋谓某曰：“伯恭约元晦为此集，正为学术异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鹅湖之同。”先兄遂与某议论致辩，又令某自说，至晚罢。先兄云：“子静之说是。”次早，某请先兄说，先兄云：“某无说，夜来思之，子静之说极是。方得一诗云：‘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蓁塞，着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某云：“诗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先兄云：“说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某云：“不妨一面起行，某沿途却和此诗。”
　　及至鹅湖，伯恭首问先兄别后新功。先兄举诗，才四句，元晦顾伯恭曰：“子寿早已上子静船了也。”举诗罢，遂致辩于先兄。某云：“途中某和得家兄此诗云：‘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举诗至此，元晦失色。至“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元晦大不怿，于是各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数十折议论来，莫不悉破其说。继日凡致辩，其说随屈。伯恭甚有虚心相听之意，竟为元晦所尼。（《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
　　回忆中详述了鹅湖之会前二陆相互切磋，意见基本达成一致，以及赋诗明志的经过，略述了会上以陆九渊、陆九龄为一方，朱熹、吕祖谦为另一方讨论三天的过程。陆九渊认为，会上，吕祖谦对他与九龄的意见有虚心听取之意，但其观点竟限于朱熹的影响而不能拓展。
　　又据《陆九渊年谱》，朱亨道书曰：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先生更欲与元晦辩，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复斋止之。（《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
　　二陆主张“易简工夫”，是以确认先天心性为前提的。其所谓“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和“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的诗句，都是表明先确立“心”本体，以心为一切道德价值根源的观点，主张由“明心”而扩展到读书问学的。二陆把“心”当作人生代代相传、永不磨灭的道德本体，认为千古圣人只是以心相传，不用传之文字，所以陆九渊更欲与朱熹相辩，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这说明他认为朱熹的“支离”，不仅在于方法的不简易，而且在于没有找到道德价值的真正渊源——人心本体。
　　鹅湖之会后三年，朱熹才和陆诗说：“德业流风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携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陆九渊年谱》）诗中的“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一句，不仅婉转地批评陆学“脱略文字，直趋本根”（《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七《答吕子约》十五）的为学方法，也点出了陆氏心学的本体乃“不依文字而立者”[1]。这恰可以看作朱熹对鹅湖之会上二陆所主张的心本体思想，及陆九渊“尧舜之前何书可读”这一问题的回应。说明鹅湖之会及会后，朱陆双方都已开始意识到，在工夫问题背后，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关于本体的分歧。
　　（二）“义利之辞”
　　鹅湖之会以后，朱陆又一次重要的会晤是南康之会。
　　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知南康军，二月，陆九渊访朱熹于南康，朱熹请陆九渊登白鹿洞书院讲习。陆九渊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听者都十分感动，至有泣下者，朱熹也当即离座向众人说：“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并再三表示“熹在此不曾说到这里，负愧何言。”（《陆九渊年谱》）又请陆九渊书写讲义，将讲义刻于石以作纪念。
　　南康之会，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所讲的核心问题是“义利之辨”，而这正是陆九渊为学的一大宗旨。如《陆九渊集·语录上》曾载这样一段话：傅子渊自此归其家，陈正己问之曰：“陆先生教人何先？”对曰：“辨志。”正己复问曰：“何辨？”对曰：“义利之辨。”若子渊之对，可谓切要。
　　傅子渊之对所以重要，就在于他道出了陆九渊为学的要义，这要义，陆九渊在南康之会时于白鹿洞书院借《论语》一章做了淋漓透彻的发挥。他讲道：此章以义利判君子小人……窃谓学者于此，当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志乎利，则所习者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故学者之志不可不辨也。（《陆九渊集》卷二十三《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
　　他认为，儒家以义利判君子小人，其核心问题是辨志。人的认识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的习染，而习染的结果却决定于你的志向如何。志于“利”者，必被“利”所趋，志于“义”者，则以“义”为行为的准则。所以为学之要在于立志。他联系到当时科举取士选拔人才的制度谈到：科举取士久矣，名儒钜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场屋之得失，顾其技与有司好恶如何耳，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没于此而不能自拔，则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乡，则有与圣贤背而驰者矣。推而上之，则又惟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是计，岂能悉心力于国事民隐，以无负于任使之者哉？从事其间，更历之多，讲习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顾恐不在于义耳。（《陆九渊集》卷二十三《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
　　多少年来，科举制沿袭下来，使为学问者都不能免此。然而科举取士的标准，是看其做文章的技艺如何，及是否投有司之所好。这样，它引导人们习尚的只是对技艺的追求和唯利是图的风气。像这样，怎么能不使人“喻于利”，又怎么能不与圣贤的教导背道而驰呢？
　　他指出，为克服这些蔽害，必须提出“立志”。立志，就是不以科场得失为目标，而以“义利之辨”来决定做人的标准；这就是去名利之念，不徇流俗，以圣贤为志，以治平自任。他以为，以这种态度来问学，才得“正学”。否则，“更历之多”、“讲习之熟”，也只能适得其反。故他说：“为辞章从事场屋，今所未免。苟志于道，是安能害之哉？”（《陆九渊集》卷十九《宜章县学记》）“士而有识，是可以察其故，得其情，而知所去就矣。退不溺其俗而有以自立，进不负所学而有以自达，使千载之弊一旦而反诸其正……。”（《贵溪重修县学记》）只要为“士”者以义利之辨来决定“去就”，就可使科举的“千载之弊”而得“反诸其正”。
　　陆九渊又以“义利之辨”来讲儒释区别，以说明自己为学的理论根据。他认为，儒释的区别不在于本体的虚无与实有，而在于用这种本体来证明经世或出世的思想。儒家讲人生，讲人道、人事，都是为了“经世”，佛教讲生死、讲轮回，只是为了逃避人生的苦难和烦恼。所以儒家的道德修养即使达到“无声、无臭、无方、无体”的境地，也绝不会与佛教的虚无本体相混同。他说：儒者以人生天地之间，灵于万物，贵于万物，与天地并而为三极。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尽人道，不足与天地并。人有五官，官有其事，于是有是非得失，于是有教有学。其教之所从立者如此，故曰义、曰公。
　　释氏以人生天地间，有生死，有轮回，有烦恼，以为甚苦，而求所以免之。其有得道明悟者，则知本无生死，本无轮回，本无烦恼。故其言曰：“生死事大。”……其教之所从立者如此，故曰利、曰私。……儒者虽至于无声、无臭、无方、无体，皆主于经世；释氏虽尽未来际普度之，皆主于出世。（《陆九渊集》卷二《与王顺伯》。）
　　陆九渊讲“义利之辨”，是要人在做人的根本目标上进行一次价值的转换，确立以封建道德为核心内容的人生价值观；并用此价值观去指导读书求知和道德践履。他以为，在这一“本心”的发用下，无论是读书，还是考科举，都是为了义，为了公，而不是为了利，为了私。这样，他便从确立封建道德的价值观方面，找到了维系道问学与尊德性两种方法的共同理论支柱。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所以得到朱熹赞赏，也正因为这一点。
　　然而，陆九渊“义利之辨”的讲习，只是在朱陆的不同为学方法上找到了一个统一点，使双方对立的情绪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和。在本体问题上，他们的分歧仍没有得到解决。所以《陆九渊年谱》上有这样的记载：“淳熙八年辛丑……访朱元晦于南康。时元晦为南康守，与先生泛舟乐，曰：‘自有宇宙以来，已有此溪山，还有此佳客否？’”（《陆九渊集》卷三十六）
　　朱熹这一提问，使人很容易联想到后来《传习录》（下）文中，王守仁的友人对王守仁所曾有过的关于“山中花树”的提问。事实上，朱熹在这里正是以一种可以令人接受的方式，向陆九渊提出陆氏心学所面临的理论难题，这就是：既然人生于天地间，灵于万物，那么人与天地万物之间，到底谁先谁后，有没有个前因后果呢？这个问题，恰为后来朱陆的“无极、太极”之争留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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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极、太极”之争
　　“无极、太极”之争是朱陆关于本体的争论，这是朱陆继鹅湖之会的方法之争以后，又经很长一段时间酝酿所发生的争论，是双方对于争论实质有了进一步认识的表现。
　　“无极”、“太极”问题，本由陆九渊之兄九韶提出。九韶以为，《太极图说》言“无极”，与《通书》不相类，“盖《通书·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未尝于其上加无极字。《动静章》言五行、阴阳、太极，亦无无极之文。”（《陆九渊集》卷二《与朱元晦》一）故他怀疑《太极图说》非周敦颐所为，或是其学未成时所作，“作《通书》时，不言无极，盖已知其说之非矣。”（《与朱元晦》一）他就这一问题向朱熹提问，朱熹作答，双方经两次书信往复，由九韶提出不愿再辩，于是终止。然而这个问题被陆九渊接过，淳熙十四年（1187年）他主动提出再辩，争辩继而转到了陆九渊与朱熹之间。
　　陆九韶提出“无极”与“太极”，本是就周敦颐《太极图说》质疑，并无借此立说之意。而朱熹在答书中借《太极图说》发挥自己关于“天理”的观点，谓“太极无形而有理”，并把这当作周敦颐本人的思想加以阐释，由此而批评陆九韶“未及尽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轻于立论，徒为多说”（《宋元学案》卷五十七《梭山学案附录》）。这又引起陆九渊的不满，他重新提出这一问题，其实是借此机会阐发关于心与理、天与人关系的观点，给朱熹一个小小的回应。陆九渊在给朱熹的第一封信中，叙述了九韶与朱熹辩论的缘由后，即开宗明义指出：“夫太极者，实有是理，圣人从而发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论，使后人簸弄于颊舌纸笔之间也。”（《与朱元晦》一）他以为，对于“理”，关键不在于发议论、弄纸笔，如何用言辞去表达它，而在于认识它的实在性，并有真实切己的体验。陆九渊这一论点，抓住了朱陆双方分歧的实质，因而朱熹在回信中也不得不先附和他这一观点，说：“若于此有以灼然实见太极之真体，则知不言者不为少，而言之者不为多矣。”
　　（《宋元学案》卷五十八《象山学案·辩太极图说书》）朱熹认为，现在的问题是，理既未明，则人对于理各有所见，不能取得一致意见，这便会使双方各根据己意取舍对方言语，曲解对方意思。朱陆在辩论开始即暴露的这些观点表明，朱熹强调对“理”的认识与讲明，陆九渊强调对“理”的真实性体验，尽管他们对“理”的问题各有不同的立场，却共同意识到，双方的分歧已不在为学方法，而集中于对“理”（本体）的认识与理解。
　　再看“无极、太极”之辩中朱陆双方所暴露的观点分歧：
　　1、关于无极与太极。双方对“太极”的训解不同，其实表现了对“理”的观点，即界定角度不同。
　　朱熹训“极”为“至极”，曰：“太极者何？即两仪四象八卦之理，具于三者之先而蕴于三者之内者也。圣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极，无名可名，故特谓之太极。”（《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陆子静之五》）太极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