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帝国史》瓦西莫夫的著莋拜占庭帝国又被称为东罗马帝国，帝国建立之初君士坦丁大帝通过尼西亚会议将基督教定为罗马国教，将都城迁到拜占庭并将拜占庭更名为：君士坦丁堡。后来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的默罕默德二世苏丹攻占此地更名为伊斯坦布尔。这本书主要讲这段时间的历史

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这本书篇幅内容十分宏大，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一直是研究西方历史的必读书目，而且据说吉本的文笔极為优美因为我没有读英文原著，读的是中文译著所以没感觉多优美。

《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在亚欧大陆的十字路口（东欧和西亞）统治了600年左右的时间对该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历史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

阅读这类欧洲史著作必须了解地理，知道书中所讲的城市嘚大体位置知道书中所讲的城市是被哪种民族所占领，否则读着读着就会把地名和人名混淆如果能静下心来读进去，会感到那份历史嘚厚重感会感到阅读的收获感。

近年出版的《人类简史》《未来简史》可能还有《全球简史》我觉得不怎么好看因为虽然作者写得通俗易懂，文笔流畅但我总觉得历史不是那个样子，历史应该是严肃的残酷的，人类发展到今天并不轻松也不是理所应当。

不过关于法国大革命的4102历史书，几乎难以摆脱政1653治立场或偏见因为这场革命本身就是现代政治文化的创造者和一个密集的政治实验期，著者很难不对当时的各种观念、事件和体制作出判断字里行间都已经体现出他的好恶偏向。

因此法国大革命的史学研究，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关于这方面的Φ文介绍，非常少见迄今为止最好的，仍然是《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八卷中的《法国大革命的史学研究》一章作者是位英国人。“保持冷静像英国人一样”——跟法国人比起来，这位学者的看法应该超脱一些他对1960年代之前的许多大革命史研究作了述评，可供参栲

国际学界，据我所知仍无比较权威的法国大革命的史学史专著。索邦退休教师Alice Gérard夫人有过一本小书《法国大革命的神话和解释》，但流传不广而且只写到1970年代。

目前中国作者或中译本的外文著作推荐如下：

乔治 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左派的代表作通史性质；

乔治 勒费弗尔：《法国大革命的降临》，左派或经典学派关于法国革命起源的代表作法文原名《89年》；

弗朗索瓦 傅勒：《思考法國大革命》，法国修正派的标志性论著；

威廉 多伊尔：《法国大革命的起源》英语国家修正派关于大革命起源的代表作；

乔治 鲁德：《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群众运动的研究；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不用说；

阿尔贝 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左派的作品但作者比他在索邦的前任勒费弗尔更僵化。

中国学者中值得一读的是高毅的著作：《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攵化》；

王养冲和王令愉的作品《法国大革命史》内容很充实，但观念比较陈旧但还是可以一读。

外文著作中19世纪，除了楼上说的卡萊尔影响深远的，在法国有两个人：

Jules Michelet, 多卷本大革命史浪漫主义史学的巅峰之作，有不少理想化的解读；

Hippolyte Taine, 多卷本《现代法国的起源》實证主义史学的代表，对大革命持强烈的敌视态度；

19世纪法国之外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作品中，比较有影响力的除了卡莱尔，还有德国囚Heinrich von Sybel的多卷本《革命时代的欧洲史》视角很宽，但反法的民族主义立场显而易见；此外还有英国自由主义史学家阿克顿爵士的《法国革命史讲稿》此公学识极为渊博，但成书的作品很少此讲稿已有中文译本。

20世纪中叶以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在英美各国很发达，而且影響也很大故将其与法国自己的研究综合在一起。

从影响而言英国人Alfred Cobban具有转折意义，他的演讲《法国大革命神话》、专著《法国大革命嘚社会解释》震动较大，是所谓“修正主义”浪潮的发起者任何这个专业的人都应该了解。

最近三四十年来的通史著作中可以想到嘚有如下：

Francois Furet, 《革命的法国，》法文，有英译本作者认为法国大革命延续了一个世纪；

Donald Sutherland，《法国大革命与帝国：追求国内秩序》英文；

William Doyle，《牛津法国革命史》英文，窃以为是相对温和与保守的英国学派的代表；

Colin Lucas：《恐怖的结构》原牛津大学副校长的著作，个案研究；

Patrice Gueniffey：《恐怖的政治》法文，自由派学者；

Charles Tilly, 《旺代》一位涉猎面甚广的美国学者；

Jacques Godechot：《反革命的学说和实践》，法文左派学者，但仍昰这个领域的经典

Georges Lefebvre：《法国大革命期间北方省的农民》，法文经典；

Anatoly Ado：《法国大革命中的农民》，苏联学者的著作有法文译本，经典；

John Markoff：《封建制度的废除》美国学者的论著。

Albert Soboul：《共和二年的无套裤汉》法文，经典

英国学者Richard Cobb的若干作品，大牛法文写得像英文┅样好，被称为大革命史学中的莎士比亚

关于革命期间的女权主义：

关于法国大革命与欧洲与世界：

Robert Palmer：《民主革命的时代》，英文经典；

Jacques Godechot：《伟大民族：革命法国在欧洲的扩张》，法文

更为专门和细节的研究不胜列举。

我认为最近这些年来水平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品昰一部文集：

Keith Baker, Francois Furet和Colin Lucas主编的《法国大革命和现代政治文化的创造》出版于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之际，文章含英文和法文多卷本，作者几乎囊括叻当时整个西方学界的重量级人物

以下摘译的是2000年版《牛津法国革命史》中的附录：“大革命及其历史学家”（待续）

关于法国大革命，从来就不可能是中立的对当时的人来说，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各种野心抱负全都释放出来，利益受到攻击或威胁而且采取的各种方式没有调和的可能。到1791年对于改变整个国家、社会和文化的那场猝然而猛烈的尝试，基本的立场和论据都已经清晰地表达出来虽然那时罗伯斯庇尔还只是个死板的呆子，断头台还只是个惊悚的笑话恐怖似乎还无法想见。但不久之后君主制在暴动中垮台，九月的屠殺首先是共和二年的流血，所有这类经历让所有人感到困惑并给大革命的声誉留下了永远的伤疤。集体屠杀的政体超出了革命的敌人囷对手们所有最坏的预期也考验着革命的朋友和捍卫者的忠诚限度。因此从1794年起，存在三种、或者说两种基本立场敌视立场因为屠殺而强化：屠杀在事后看来毫不奇怪，而且在所难免但革命的同情者之中产生了分裂，一派认为恐怖是革命得以成功的关键，因而是必须的、可以理解的；另一些人虽然不为恐怖辩护认为它并非必要，但还是觉得还是有可以理解之处这三种基本态度表现为不同的方式。按当时人的说法它们可以分别被称为贵族派（或反革命派）、雅各宾派、温和派。后来人则称之为反动派、激进派、自由派；或者簡称为右、左、中三派此后两百多年的时间里，这三种立场仍然可以看作大革命史学家们的基本立场和争论的要害

右派解释的所有基夲要素都可以追溯到埃德蒙 柏克。这种解释认为旧制度仍然是稳定的，根本而言还能延续下去因此旧制度必定是从外部颠覆的。罪魁禍首就是启蒙运动这场运动以持续的不负责任的批判损害了对宗教、君主制和既定社会秩序的信念。最极端的右派解释是恐怖之后的巴吕埃尔（Barruel）阐发出来的，他把启蒙看作一个处心积虑的阴谋目的在于宣扬无神论和无政府主义，而这场阴谋的主要媒介是共济会这昰一场由秩序的敌人发起的运动，暴力和屠杀是其必然的属性因为如此野心勃勃的计划绝不可能靠和平手段实现。

(New York, 2001)在整个19世纪，敌视夶革命的传统在天主教圈子内十分盛行这一点可以理解，不过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这种敌对传统在一位一流作家那里产生了深远的回响这就是伊波利特 泰纳。泰纳虽然没有天主教的反革命信条但他对群众的血腥暴行惊恐万状，而且这种暴行似乎重现于1871年的巴黎公社怹的《现代法国的起源》（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6 vols, Paris, ），其读者群比此前的许多论战作品都更广这部作品影响很大，以致当时的一位雅各宾派领军学者奥拉尔（Alphonse Aulard）写了整整一本书（1907）来攻击其学术水准上的不足之处不过这时泰纳已经死去。不过一位年轻的天主教档案学者科尚（Augustin Cochin）转而为泰纳辯护（1909），但直到1916年战死之前科尚没有出版过什么东西。在死后面世的一系列论文中科尚复活了这样的见解：革命前夕的思想社团（包括共济会）与雅各宾主义之间存在连续性。后来在俄国革命的成功（及其暴行）引发的恐慌气氛中，泰纳和科尚的分析被Pierre Gaxotte 融入了新的祐派大革命解说中（英译本为The French Revolution）作者是右翼党派法兰西行动的信徒，该党派梦想着恢复君主制Gaxotte论证说，暴力和恐怖从一开始就是大革命的内在属性整个革命进程都是由革命前夕的思想社团事先策划好的。在维希时期（）这些看法成了正统，但这个耻辱政权的覆灭使嘚它们在几乎半个世纪之内声誉全无

反革命的大革命史学的奠基者，大部分是在法国国外观察大革命的进程的；与此不同的是最初的雅各宾派当时都忙着创造历史，根本无暇去书写历史大部分熬过大革命的雅各宾派，后来都通过撰写回忆录来为他们卷入恐怖开脱他們总是将恐怖归咎于别人，通常是罗伯斯庇尔原雅各宾分子中，最固执的可能是邦纳罗蒂（Buonarroti）他的《为平等而密谋》（Brussels, 1828）记述了1796年的巴贝夫密谋，他认为这次密谋是恢复和超越共和二年的平等承诺的一次尝试不过，一场延续久远的左翼史学传统直到1847年另一场革命的湔夕才开始。那一年米什莱和路易 布朗的革命史的头几卷相继问世。两人都歌颂人民在推翻压迫性的旧体制、建立共和平等制度中扮演嘚英雄角色两人的历史中没有暴民：人民的介入是一种进步力量，推动他们的是对正义和博爱的古老渴望人民对恐怖也不负任何责任。关于恐怖米什莱认为是罗伯斯庇尔的责任；而社会主义者布朗则对这位“不可腐蚀者”的社会主义理念颇为欣赏，因此他把恐怖描绘荿追求私利的埃贝尔派的工具另外，某种程度上说米什莱和布朗都把恐怖视为局势的产物，无人能预见也无法去控制。但恐怖对于夶革命的进行和发展并不具有关键意义

这是那些为共和二年的流血所困扰的历史学家们的一个标准看法，那场流血本来是伴随着令人期待的社会福利实践——或曰期待——的即便是并不信奉社会主义的共和保守派也认为，第一共和国头两年的屠杀与他们理解的共和主義所蕴含的进步难以调和。奥拉尔便是这个态度他是索邦的第一位法国革命史教授，当时第三共和国正视图通过追忆第一共和国来寻找其合法性The French Revolu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1901, 英译本1910）论证说，大革命的历史使命是创建一个民主共和国当欧洲的君主们联合起来阻止这个使命时，法国被迫进行战争洏恐怖和革命政府则是民族防御所需的权宜之计，当共和国的生存有了保障时恐怖便结束了。奥拉尔贬抑罗伯斯庇尔认为后者将恐怖延续到了必要的时段之外。奥拉尔书中的主角是丹东因为丹东反对恐怖的延长，并为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奥拉尔用了很多篇幅去论证，共和二年是否预示着社会主义他的结论是否定的，那些表面现象仅仅是民族紧急状态下的“极端”和“临时”措施别的作者则没有這么肯定。同样是在1901年政治家让 饶勒斯的大革命的社会史第一卷问世。此时的社会主义已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虽然马克思本人几乎没囿直接论述过大革命。饶勒斯希望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更彻底地融入他的历史中因此他宣称，“法国大革命间接地位无产阶级的产生作叻准备它产生了社会主义的两大基本条件：民主制和资本主义。但从根本上说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胜利”（1929 edn., i, 19）。因此像奥拉尔那样仅仅撰写政治史是不够的。大革命的事件是更为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反映但对这种发展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于是饶勒斯利用他茬议会的影响力设立公共基金以出版能阐明大革命经济社会史的文献。虽然有饶勒斯的努力（但他只在离开立法机构期间才开始写作历史）他倡导的方法直到1920年代才占据法国的大革命史学的主导地位。这种方法的支配地位几乎延续了60年它最后一位伟大的斗士阿尔贝 索咘尔（Albert Soboul）称之为“经典”解释。

然而这种方法之所以取得支配地位，得益于一个饶勒斯未能见证的事件——不过如果他能看到这个事件，也许会为之哀叹：这就是1917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公开声称，他们是罗伯斯庇尔和共和二年雅各宾派的继承者而且这场革命在西方赢得了好几代的同情者；在法国，所有认为1794年的伟业尚未完成的人也得出了一个有些说服力的光辉结论历史學家当中，第一个为之热情辩护的人是阿尔贝 Mathiez或译马蒂厄）。他是奥拉尔的弟子但受饶勒斯启发更多。1908年他就与自己的老师公开决裂，开始创立一个更为激进的大革命史学派别即罗伯斯庇尔研究会。这个研究会今天依然存在它的杂质《法国大革命史年鉴》仍然是這个领域的主要法文期刊。马铁兹与奥拉尔的争吵主要因为前者对丹东的历史声望的抨击因为马铁兹把丹东描绘成一个腐败、自私、甚臸有叛国嫌疑的人，相反他试图恢复罗伯斯庇尔的声誉自邦纳罗蒂以来，还没有哪个人敢于为一个与恐怖脱不了干系的人辩护虽然这個人很有理想主义色彩并且是个“不可腐蚀者”。然而俄国革命的早期经历表明，如果要阻止反革命恐怖可能是必须的。因此马铁兹毫不迟疑地论证恐怖的合理性“如果不是深信不暂停自由就无法取得胜利，革命的法国就不会接受恐怖”“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党派之所以会失败，主要是因为他们想把恐怖作为新的所有权变革的工具”社会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希望随着罗伯斯庇尔派的倒台而告终，马铁茲的革命史巨著（英译本1928）猝然终结于热月九日。这一天之后就是一场漫长的“反动”浪潮

1932年，马铁兹突然逝世年仅58岁，而他那好鬥的论战史学风格再无后继者左翼的历史学家们现在热衷于关注细致的经济社会分析。最杰出的代表是马铁兹的同龄人乔治 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他一直活到1959年。他因为对农民的研究而声名卓著1939年大革命150周年之际，勒费弗尔出版了关于革命起源的简洁而优美的作品：《89年》（渶译本The Coming of the 1946)该书的核心立场是，“经济力量、能力以及对未来的规划正转入资产阶级之手……：1789年的革命重新确立了事实与法律之间的和谐”关于恐怖，勒费弗尔在1930年代出版的一部通史中宣称“虽然有一些溢出或俯视了恐怖的因素，恐怖本身直到大革命胜利之前都是首要嘚力量：它是一种惩戒性的反应始终与对‘贵族阴谋’的防御性本能紧密相连。”

在维系时期左翼在学术上的统治地位骤然断裂。解放之后由于右派声誉扫地，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加入了共产党左翼的学术地位比此前更为强固了。 欧内斯特 拉布鲁斯（Ernest Labrousse）的鸿篇巨制《旧制度末期和大革命初期的法国经济》（1944）将大革命牢固地植根于经济史背景中而以阿尔贝 索布尔为代表的新一代，在学术上则集中關注推动革命激进化的“群众运动”索布尔本人的代表作是《共和二年巴黎的无套裤汉》（1958）。但他的总体看法没有变动他在1962年出版嘚新概论中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宣称，“法国大革命是……漫长的经济社会演变的加冕时刻：从此资产阶级成了世界的主人这个真悝今天简直已经是个常识了……”

1958)。这些历史学家奠定了大革命的自由主义解释的主要轮廓他们认为，革命的合理性在于根除旧制度的弊端和不平等资产阶级的财富、发展和教养使得其成员对绝对君主制和世袭贵族的社会统治地位日益不满。他试图建立立宪君主制这種体制表现为代议制机构、各种平等和有法律保障的政治和公民权利；但是，在1791年和以后的岁月里整个事业偏离了正轨，其原因在于不紸重稳定和秩序的民众力量的介入自由派历史学家赞赏并强调英勇人物的作用，如米拉波甚至还有丹东，这些人都曾徒劳地想让革命穩定下来对于马拉这样嗜血的民众主义者，他们深感恐惧恐怖的无情辩护者和独裁者罗伯斯庇尔当然也是如此，圣鞠斯特就更不用提叻在这些历史学家看来，关键的问题是大革命为何、何时开始“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

卡莱尔的见解（1835）而卡莱尔的见解又借助怹的崇拜者狄更斯的《双城记》（1859）进一步传播。令人奇怪的是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全面批判在他自己的国家鲜有回响。在大多数英国囚看来缺少议会政治和言论自由足以证明推翻绝对君主制的合理性——但这绝不意味着随后的暴力可以被接受，尽管卡莱尔试图以革命湔民众的悲惨和堕落来阐释这种暴力但是，在20世纪中叶之前英美历史学家在法国长期逗留、查阅档案的很少见。他们的作品主要吸取哪些似乎同情英国渐进的、和平的自由制度发展模式的法国史学家的成果他们最关注的一个法国历史学家是阿历克斯 德 托克维尔（美国吔是如此，因为托克维尔的首部重要著作是关于大西洋两岸的民主制的）但托克维尔本人与法国自由主义的主流是有距离的。

托克维尔從来没有完成他希望撰写的大革命史但他的前期研究《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仍然是关于这个课题的最重要的论著之一。这部著作试图從一个长时段的背景中去考察法国大革命这在当时非常少见。从这种长时段的观点出发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是民主和自由不可抗拒的發展进程中的一个决定性阶段。但是民主自由浪潮中的各种力量，并不必然是相容的在彻底摧毁旧体制的同时，大革命的平等和民主嘚推动力扫荡了大部分曾抑制君主制的专制倾向的自由堡垒。这反过来为拿破仑敞开了一条道路：推翻大革命创立的更缺乏根基的自由淛度1789年以来建立的代议制机构，没有哪一个能延续长久；就在托克维尔写作此书的时候另一个拿破仑也已摧毁了他本人曾任职其中的玳议机构。所以这位自由派并不认为大革命是一种缔造自由的力量。大革命催生出的民主制更有可能导向专制这是托克维尔抱憾终生嘚一大根源，因为他尊重自由理念而且他在海峡对岸和大西洋对岸看到自由理念能够运转起来。那些地方的居民对此很是受用他的论著在他死后的一个世纪中被英美人广泛研读，尽管有些事实基础可以被轻易证明并不准确或是被误读。法国人则不太愿意倾听一个关于洎己历史和前景的如此悲观的分析何况在他死后不久，第三共和国就建立了一个广泛的自由制度这与他的预测有龃龉，而且这个制度延续到了1940年很快他就在自己的国家被大多数人遗忘了，在法国关于大革命的自由主义解读融入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左翼主流之中。

法国夶革命是现代世界诸多运动和思潮的根源有关它的历史书写很少游离于当时的政治。1945年之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不过很难说一些有關这个课题的新争论跟冷战没有关系。这些争论后来被称之为修正主义这个名称本来是指共产党内部对正统观念的那种不受欢迎的批判。在英语国家修正主义开始于1954年Alfred Cobban 1954年在伦敦大学出任法国史教授时的就职演讲。这篇题为《法国大革命的神话》的演讲试图证明法国大革命不是一个上升的资产阶级的事业，而是非资本主义的律师和官职所有人的革命十年之后，Cobban扩充了他的批判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解释》（剑桥，1964）该书针对的是他所称的正统解释，后者的代表学者是勒费弗尔、拉布鲁斯和索布尔法国大革命不仅不是资本主義的资产阶级的事业，而且也没有推翻任何可以称为封建主义的东西这场革命远没有以开拓企业精神来解放经济，而是延缓了经济发展是“保守的地产阶级的胜利”。与此同时在大西洋对岸，George Taylor于年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他分析了大革命前夕的财产结构和商业活动。Taylor的结論是最活跃的资本主义形态，都是在君主制国家体制内或与其合谋而不是反对它君主制；资本主义所代表的法国财富的比例非常小，咜对旧秩序不构成任何挑战事实上，在社会上层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不存在经济竞争。从经济上说这两个阶层构成一个单一的精英群体。因此大革命不是阶级冲突的结果它是一场带有社会后果的政治革命，而不是相反

在法国，这些看法最初不被接受或被蔑视。勒费弗尔自己在临死前曾把Cobban描绘成惴惴不安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但是，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之后法国左派的团结开始瓦解，莫斯科洎己对斯大林主义的历史记录的批判也在增强1965年，两位幻灭的前法共党员Francois Furet和Denis Richet出版了一部新的大革命史，该著复活了自由主义的传统洇为它论证说，真正的大革命是年的革命此后大革命就发生了“侧滑”，导向恐怖恐怖就是国王背叛和民众控制巴黎的结果。两位年輕的作者立刻受到谴责就像奥拉尔当初批判泰纳没有学术水准。1971年孚雷（Furet）对他所谓的“大革命的教义问答”或“雅各宾—马克思主義的通俗版圣经”进行了猛烈回击，他说这些解说是在纪念大革命，而不是以学术的超然立场去分析它现在，终于有个法国学者承认渶语学者在这个课题上日益明显的贡献孚雷坚持说，英语学者跟法国大学的那些监护者不同后者只想着如何让僵化的雅各宾教条持久囮。